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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译角度探析21世纪比较文学的走向

时间:2015-03-25 来源:未知 作者:学术堂 本文字数:8554字
论文摘要

  21 世纪的比较文学会走向何处? 这不仅是比较文学研究者相当关心的问题,也是许多国别文学研究者不能不在意的问题。国内学者在议论这个话题时,更多地是从世界文学对比较文学的挑战这个角度着眼,较少关注翻译以及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竞争与合作。本文试图从对翻译的不同理解入手,分析这些学科的影响此消彼长之中的一些原因,并指出这些学科的未来就在于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补充。

  从上世纪末开始,美国的比较文学就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简单地说,这场危机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一个原因就是文化研究的巨大冲击以及后来理论的退潮。作为一种高级且精英的文学研究和一个有着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的学科,传统的比较文学学者一般只关注欧美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已经经典化了的作品,欧美之外的作品只是作为欧美文学的影响和补充而存在的。而文化研究首先打破了( 上层) 精英文学和( 下层) 大众文学之间界限,接着打破了文学与其他文化媒介之间的界限,其结果就是文学这个概念松动了,文学研究的边界急剧扩大。在这种变化中,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所必需的独特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变得不再那么独特了。从 20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理论的兴起是比较文学存在的重要原因。这里的理论指的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等,这些思潮首先是来自于欧陆学界,主要与本雅明、巴尔特、拉康、福柯、德里达、克里斯蒂娃和保罗·德·曼等学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由于语言的优势,比较文学学者能更早地接触和了解欧洲的理论发展,及时地将其介绍到美国学界。所以在一段时间里,比较文学是理论的温床,是推进文学研究发展的主要策源地。而到了 90 年代,一方面是越来越多来自单一国别文学系所的学者转向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是理论的热度开始降温,比较文学就慢慢地失去了它特有的研究对象和活力。

  比较文学面临危机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冷战后美国区域研究的范式受到了广泛的质疑,比较文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和( 后) 殖民主义色彩集中地突显出来。所谓区域研究是指冷战之后,美国为了国家战略利益的需要,将世界( 尤其是其对手)划为不同的区域来做整体的研究。这些研究受到了私人基金会、联邦政府和科研机构大量的资金支持,其目的是要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对手,其研究成果作为美国政府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策略的依据。在提出“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时,歌德是希望有一个超越了民族和语言界限的、为人类所共享的文学,但是,欧美比较文学的发展始终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一直有着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正如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所指出的: “比较文学的学术工作伴有一种观念,认为欧洲和美国共同构成了世界的中心,不仅由于它们的统治地位,而且由于它们的文学是最值得研究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区域研究的殖民倾向和比较文学研究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一起受到了国际学界的强烈批判,比较文学陷入了一场深刻的道德危机之中。作为比较文学的最有力的挑战者,世界文学和翻译研究在近二三十年来的蓬勃发展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从很大程度上说,世界文学和翻译研究的巨大挑战来自于它们对翻译的意义和作用的不同理解。比较文学从定义上说就与翻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比较文学的基本要求就是要研究两种以上语言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但是从一开始,翻译( 文学和研究) 在比较文学的领域中就处在边缘的地位,因为能够阅读外域国族文学的原文是比较文学研究与单一国别文学研究的基本区别,国别文学研究是一个国家、民族或区域的本土文学研究者使用本土语言对本土文学进行研究。一般认为,建立在翻译作品上的文学研究通常不被认为是地道的比较文学的研究。就像精通近 10 种语言的比较文学大师韦勒克在《文学理论》这部教材中所言: “如果仅仅用某一种语言来探讨文学问题,仅仅把这种讨论局限在用那种语言写成的作品和资料中,就会引起荒唐的后果。”②这种对语言的严格要求使得很多学者认为比较文学是一门更为高级且精英的学问,在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中,通过翻译研究文学是不能被接受的,只有在国别文学系所( 如英美高校的英文系、中国高校的中文系) 研究翻译文学才是可以原谅的,而比较文学系则要求文学研究者除了母语之外熟通一门或两门以上的外语及相关古典语言。法国比较文学学者保罗·梵·第根是较早讨论翻译与比较文学关系的学者,但是,在 1931 年出版的《比较文学论》这部教材中,他也只是在“媒介”的章节下简略地讨论了研究翻译文本的问题。

  比较文学对翻译的歧视直到 20 世纪末也没有完全消除。1993 年,以伯恩海默为首的专家组为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提交了题为《世纪之交的比较文学》的报告。尽管这份报告提出要消除对翻译的敌视,然而它也坚持精通外语对学科的必要性: “懂外语仍然是我们学科的一个根本的存在理由。比较学者总是那些对外语特别感兴趣的人,他们通常具备掌握外语的技能并有本事时刻享受使用外语的乐趣。这些素质应该继续在我们的学生中培养,而且,应当鼓励他们开拓语言视域……有些系现在仍然要求三门外语和一门古典语言。许多系要求三种文学知识。”③而在此前的列文提交的报告和格林提交的报告中,对翻译的使用都被视为对比较文学的威胁。1965 年,列文提交的报告就批评比较文学的教师越来越多地使用翻译,提出“应当区别对待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和仅阅读翻译文本的学生”①。1975 年,格林提交的报告更是把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的关系看作是最令人不安的趋势,并指出“许多今日在比较文学名下教授的课程其实名不副实”②,因此强调真正的比较文学学者应该使用原文。

  世界文学首先挑战的就是比较文学的精英化、贵族化以及它对翻译文学的歧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世界文学成为美国比较文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其中,大卫·达姆罗什2003 年出版的《什么是世界文学》可以说是开风气的一部英文着作,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在达姆罗什看来,世界文学“包括了所有在其起源地文化之外流通的文学作品,要么是以翻译的形式,要么是以原语言的形式”③。在世界文学的提倡者看来,阅读和使用翻译文学有着必然性和合法性,因为一个学者不可能懂得所有的语言,尤其是当文学研究的对象从欧洲扩展到亚洲、非洲等的作家、作品时。从1960 年代以来,在美国各种民权运动以及文化多元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女性的、少数族裔的、非西方的文学不断地经典化,进入到美国文学研究的主流。传统比较文学学科所要求的语言不足以应付这些作品,翻译便成了不可替代的选择。所以对达姆罗什来说,世界文学关注的不是读什么,而是怎么读的问题。尽管这种立场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但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反对者认为使用翻译会降低学术的品质,而且世界文学那种对各国文学简介式的方法完全是业余水平的,不是真正的学术。另外,世界文学的经典化方式也让人诟病。多元文化主义必然要求世界去文学学者发现和推出各个文化传统的代表,这种经典化过程往往是以不同文化传统的非历史化为代价的。这其实就违背了文化交流的初衷。

  这种争论至今也没有停止。美国比较文学学会 2011 年年会的主题就是“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在这次年会上,达姆罗什与斯皮瓦克就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做了一场对话。这场对话的信息量很大,很好地反映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的同与不同。在发言中,达姆罗什首先检讨了比较文学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思想。有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其实是所谓的北约文学。而达姆罗什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并没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北约国家的文学,比较文学学者都是带着德国和法国的口音。二战时期,一大批欧洲比较文学学者来到美国,推动了比较文学在美国的迅猛发展,不少东岸的精英( 私立) 大学成为比较文学的重镇,保持着传统的精英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在这样的背景下,达姆罗什从阶级和地域的角度描述了世界文学在美国的发展。1959年在中部的威斯康星大学举办了一次有关世界文学教学的大会。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大多来自中西部和南部的公立大学。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分歧在会议发言中一览无余。一方面,世界文学的教学在这些中西部和南部的公立大学十分兴盛,很多学校修课的学生从以前的 10 几人猛增到几百人。从外部因素说,这既是因为很多公立大学开始接受黑人入学,也是因为不少非文学专业的学生被要求选修世界文学课程。从教学上说,世界文学课程不仅使用翻译文本来教授古典文学以及其他国别文学,而且这种课程一般在短短的 1、2 个学期里就将( 西方) 文学传统简介一遍。另一方面,身在东西两岸精英大学里的比较文学学者非常鄙视这种做法,认为这降低了学术质量,玷污了比较文学的名声。也正是这次大会的严重分歧才促使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开始发布学科状况报告。

  通过评述斯皮瓦克的名着《一个学科的死亡》,达姆罗什觉得,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一样,正面临着三种威胁: 即( 世界) 文学研究很容易蜕变成文化的根除、语文学的破产和与全球资本主义中最恶劣倾向同流。为了应对这些威胁,达姆罗什从三个层面上提出了自己的应对之道,显示出他对世界文学未来的信心。在语文学层面上,人们需要更多的语言和语言学习,但也需要有侧重和区别。比较文学学者要求在几种语言上有着近乎母语的能力,这样才能显示他们有国别文学学者的能力和知识,更有国别文学学者所没有的理论水平。达姆罗什当然鼓励学习和获得更多的语言,但是觉得比较( 世界) 文学学者不必非要在语言和知识上达到国别文学学者的水准。在方法论层面上,研究合作和教学合作都要增强。在这个问题上,达姆罗什主要关注的是教学合作。以前,比较文学学者在教学中都认为,老师懂的语言比教室里的所有学生懂的加起来都要多。如果说这在以前是个事实的话,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课堂上总有学生来自老师不了解的文化背景。因此,如果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在教学和学习中加强合作,那在一个教室里面大家就能面对着整个世界。达姆罗什还以自己的教学经验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他的世界文学简介课上,他不要求学生写论文,而是把学生分为 2 -3 人的小组,让他们每周在维基百科上给阅读材料写一个条目。小组中的一人懂得阅读材料中提到的语言或者有这方面的文化背景,另一个人则只是对材料本身感兴趣。达姆罗什发现,这样的合作在教学上很有成效。最后,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多元主义还是必须的。在美国学界,意识形态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但在市场面前,达姆罗什提议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应该团结起来。另外,美国例外论在不少美国学者身上都有体现,就是认为美国是个特殊的多元文化社会。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了一种新的种族主义,比较文学也深陷在这种国族主义的藩篱中。世界文学就是要挑战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美国例外论,通过激励语言学习以真正了解世界,来打破美国学者的民族自我满足感。最后,达姆罗什提出,对世界文学的批评其实也是对比较文学的批评,“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将我们不同的方法锻造成一种积极的关系,在其中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中重新设计比较文学,用它来推广对语言和文学的研究,并在每一个可能阶段阻击全球化资本市场的种种无常变化”①。

  翻译研究更早构成对比较文学的挑战。1993年,英国着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巴斯奈特在她的新书《比较文学导论》中提出: 比较文学已经死了。更具争议的是,她认为: “从此以后,我们应该把翻译研究当作一门主要的学科,而比较文学只是其中一个有价值的附属领域。”②从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出现开始,比较文学危机论就不绝于耳。在这个意义上说,巴斯奈特的比较文学死亡论也许并不那么出乎学界的意料。但是,她将比较文学的未来放置在翻译研究这一新兴学科的肩上,这确实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使人们不得不去认真地思考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

  正是因为翻译( 文学与研究) 一直在比较文学学科领域认同的边缘,所以巴斯奈特对这二者关系的颠覆性再定位就极具争议性。而巴斯奈特之所以敢于提出这种石破天惊的论断,重要的原因就是翻译研究的蓬勃发展带来了人们对翻译和交流新理解。翻译不再被看成传播固定意义的媒介,而是一种受文化、政治、社会与制度等各种因素影响的重写。德里达更是认为,翻译是人类的法律、职责,是对上帝无法解除的债务。翻译就是人类交流活动中面对种种不可能性的必然,也就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在这种理解下,翻译在文学和文化中的影响与作用无处不在,因此翻译研究的领域就变得无限广阔了,结果是,比较文学研究就必须要把翻译( 文学与研究) 置于中心的地位,这门同样强调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年轻学科因而获有了挑战比较文学的信心。

  但是,随后的历史证明翻译研究对比较文学的挑战并不是致命的。2006 年,在一篇题为《21世纪比较文学反思》的文章中,巴斯奈特承认她在 1993 年提出的论点是故作惊人之举,目的是为了提高翻译研究的地位,而现在,她意识到当初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翻译研究在过去 30 年的发展并没有大的进步,比较还是翻译研究学术的中心”③。所以,她悲观地认为,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该当作是学科,而只是研究文学的方法和阅读的方式。在她看来,由于一些学者,如斯皮瓦克、艾米丽·爱普特( Emily Apter) 等的努力,比较文学现在开始重新塑造自己,已经在走出 20世纪 90 年代的那种危机。虽然翻译研究在学术上进展很慢,但不少学者也在从比较文学( 尤其是世界文学) 中汲取理论资料,这可以使翻译研究能够保持持久的活力。这样看来,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的未来就在于两者的相互依存与互动发展。

  在预测翻译研究的未来走向时,斯奈尔 - 霍恩比在《翻译研究的诸种转向》一书中再次讨论了歌德致托马斯·卡莱尔的一封信。在这封写于1827 年 7 月 20 日的信中,歌德高度评价了翻译( 者) 在人类文明中的作用以及德国对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斯奈尔 - 霍恩比看来,歌德的这个评价是正确的,只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变化了,所以翻译面临着新的问题。

  在歌德的时代,德国正在走向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在整个欧洲,民族国家的理念也非常盛行。歌德因而强调既要尊重各个民族国家和人民的独特性,又推崇超越民族国家的、属于全人类的文明价值,所以翻译的沟通价值就得到了他的高度评价。

  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出现了一种歌德所期待的国际通行语言———英语( 尽管歌德希望的是德语) 。随着英语帝国的形成,英语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唯一语言,国际翻译会议和翻译期刊都使用英语,其结果就是研究方法和角度极度欧美化,非英语的研究因为翻译的问题而不能走向国际学界,因此英语和非英语的权力差别扩大化了。即使是欧洲内部的国际化组织( 比如欧盟) ,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也被标准化和综合化。斯奈尔 - 霍恩比希望翻译研究今后要做区分化的工作,要更注重差异性和多样性。

  除了英语帝国的问题,翻译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元语言( metalanguage) 。在斯奈尔 - 霍恩比看来,翻译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很多基本的概念没有被精确定义,所以造成了很多混乱,影响了翻译研究成果的传播和接受。因此,她提议“翻译研究史”应该成为翻译研究者的必修课,以便使研究者了解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以增强他们对自己所面临的任务的理解。斯奈尔- 霍恩比对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的预测实在而具体,带有较强的语言学色彩。这可能和她对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的理解有关。

  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爱普特并不认同这种语言学转向,她认为这样的语言生态学倾向可能会“将有地方色彩的语言因素异国化,如粗喉音、语义转借和个人化表达,从而加强了语言的文化本质主义,将方言的自然流动和变异置于语法规则的标准语言模式之下”①。她希望在保持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方向的情况下,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语言政治的美学和理论问题上,而“翻译区”( translation zone) 的概念是她思考翻译研究未来的理论框架。9. 11 事件之后,美国进行了一场反恐战争。爱普特发现,在这场战争中翻译的错误导致了生命与财产的损失,甚至导致了战争的爆发。所以战争不仅是政治的继续,而且是翻译失败的继续。所以翻译是政治行为,在反恐战争、政治斗争与种族冲突中都发生着巨大的作用。所以翻译区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政治概念和心理概念。从这三个层面入手,她希望注重思考 21 世纪的重要语言现象,如语言的夹心化( creolization) 、诗人和小说家的语言多元化、边缘人群的新语言等等,并且主张将它们与全球化、战争、反恐、互联网与虚拟技术等联系起来; 在这个意义层面上,翻译成了“人文学科商讨过去和未来传播手段的代名词”②,因此爱普特所预测的新的比较文学,其实就是翻译研究的新方向与新发展。

  在《美洲的翻译和身份认同: 翻译理论的新方向》这部着作中,美国学者根茨勒认为爱普特的“翻译区”的概念代表了翻译研究的新方向,因为它将翻译的地理、社会和心理因素完整地表达了出来。但是,根茨勒本人的研究所关注的是身份认同的问题,因为,他认为翻译研究的下一个转向将是社会 - 心理转向。通过研究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加拿大女性主义剧作家的翻译、巴西的食人主 义 翻 译 观 以 及 加 勒 比 地 区 的 文 化 适 应( acculturation) 和文化转化理论,根茨勒发现翻译是观察美洲人民身份认同的绝佳场所,因为翻译以各种形式扎根到每一位美洲人的心理之中; 所以翻译不是美洲人民建构身份的环境和条件,而是他们身份的组成部分。根茨勒借用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吉恩·拉普朗虚( Jean Laplanche) 的理论,将翻译与无意识、压抑等概念联系起来考察,试图挖掘出美洲人民被压抑的、创伤性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并将翻译作为通过重新记忆以获得身份认同的手段。因此,对于根茨勒而言: “翻译与其说是对书写文本的翻译,不如说是一种记忆和再历史化的形式,它超越了任何一种单一语言的限制。

  阅读这些历史标记就像是在破解一个密码,精神分析的手段( 释梦、口误、笑话、愤怒的爆发以及矛盾) 或许被证明是有帮助的。”①翻译研究的未来也就在于翻译为研究社会心理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各种可能性。翻译不再是被动的、消极的、创伤性的活动,而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解放性的力量,帮助人们积极地理解过去,勇敢地面向未来。

  巴斯奈特曾经提到,身份问题是翻译理论家们开始不断讨论的问题,但是很多这样的讨论都是在非文学的领域进行的。在《世界标靶的时代》这部着作中,美国着名的华裔理论家周蕾( Rey Chow) 在文学领域思考了身份政治与比较文学的关系。区域研究是“二战”后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的研究模式,周蕾通过分析区域研究、后结构主义和比较文学的运作方式,发现这三者都受到自我指涉性的制约,共同构成了美国的知识生产体系。因而从一开始,比较和文学就不是中性的词,而是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比较文学的范式其实就是“欧洲及其他者”。在西方学者看来,比较就是欧美和东方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欧美一直处于主导的、中心的地位,而东方则需要以这个中心确定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就好比 novel( 小说) 这个术语就专指英国的( 有时也包括法国的) 小说,而其他地方的小说一定要在前面加上一个修饰语,如日本小说、中国小说及阿根廷小说。在周蕾列举的对传统比较工作的反抗方式中,有一种可以看作是翻译研究的发展方向:

  那就是东方单一语言、单一文化和单一民族的文学研究应该被看作是比较文学的工作,因为它们往往带有跨语言、跨民族与跨文化的历史痕迹,这些痕迹是它们在与西方痛苦的交流和斗争中遗留下来的; 所以语言不能被看作区分比较文学工作的唯一标准,是否是比较的标准应该是看它有没有“批判不同语言间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的”②。这个创见促使人们重新思考雅各布森定义的“语内翻译”,也让人们对德里达在“他者的单语主义”中体现的身份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帮助文学研究者从翻译研究的角度对待单一的国别文学研究。

  在上面提到的研究中,学者们有的讨论的是比较文学的未来,有的关注的是翻译研究的未来,有的展望的是世界文学的未来。但从学科上来说,他们要么是在比较文学系获所得的学位,要么是在比较文学系所任教。所以比较文学是这三门学科的制度基础。而无论是比较文学还是世界文学还是翻译研究,都是在边界、在之间做工作,都是要通过跨越语言、文化、疆域、肤色、种族、信仰等各种界限,达到增进交流、增进理解的目的。这样的越界工作,不能不以翻译为基础,所以这三门学科未来发展的学术基础是翻译研究。在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公正往往被一个地球村的美好图景所掩盖。达姆罗什式的世界文学试图抵抗全球化市场对文化和人性的根除,就可能成为这三门学科未来的道德基础。总之,对美国学者而言,这三门学科的未来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要相互补充,共同发展。

  对中国学者而言,其实还有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那就是这三门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系。中国的比较文学专业要么设置在中文系,要么设置在外文系,有的学校甚至在这两个系都设置有比较文学专业。经过学科调整,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在 1997 年取代了外国文学,成为中国语言文学里的一个学科。随着翻译研究的兴盛,很多大学都设置了翻译研究专业,但几乎全部都设在外语系里。同时,国内在中文系里还设有文艺学专业,这在欧美国家的大学里是没有的,因为大部分做理论的学者是在比较文学系所里。这样的一种体制造成三门学科的研究者分布在不同的院系和专业之中,使得研究合作和教学合作都有难度。所以这三门学科在中国的未来不在于创立一个所谓的中国学派,而在于在体制上整合分散的研究力量,以便有力地回答全球化时代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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