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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罗《逃离》和契诃夫《新娘》对女性生成困境的思考

时间:2015-06-09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本文字数:3496字

  门罗的《 逃离》和契诃夫的《 新娘》是两部关于女性生存境遇的短篇小说。《 逃离》讲述了主人公卡拉因不堪忍受丈夫粗暴的对待而逃离,但最终又苦涩地回到原点的故事。《 新娘》则是关于一位即将出嫁的贵族小姐娜佳,在他人的鼓励和内心的召唤下逃离了平庸生活的故事。 这两部小说的中心轴都是“ 逃离”,不同的是卡拉被生活弹回来了,而娜佳却与过去彻底割裂。 在对女性生存困境的考量中,门罗有一种悲剧意识,女性无法掌握和拯救自己,在生活复杂的缠绕中,她看到了作为一个弱势群体的无奈和意欲挣脱但又力不从心的痛苦。而契诃夫则极具批判性,大肆挞伐游手好闲无所追求的平庸生活,急声唤醒女性的自我意识对生活进行革命。 虽则如此,但在二者的小说中,仍能感受到他们性别差异中的共同情感指向---对女性生存的终极关怀,尽管这种同一性中又分驰着两种态度,但最终会在拥抱人性的冷暖中汇合。

  一、生存困境:理性启蒙与现实秩序的冲突
  
  “ 逃离”一直都是作为文学母题被作家们进行异质书写,各种形式的“ 逃离”总是在面临生存困境的威胁下谋划行动的。 当现有的生活秩序在价值欲望的审判下变得扭曲时,逃离就成了人们对现实刺痛的适当回应。

  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面临着对现实生活的困惑, 这种困惑源于身处边缘控制而又无法准确地把脉自己的生活。《 逃离》的女主人公卡拉,在丈夫的多次伤害下最终爆发,逃离了她曾经迷恋的丈夫,和被现实笞挞地面目全非的生活。 在卡拉的婚姻里,丈夫主宰着她的一切,这很符合男权社会里女性作为他者而存在的模式。 卡拉的自我意识长期处于被压抑被控制的状态,当她每一次发出自我的声音时,都会被男权更大的声音覆盖。 因此,卡拉一直是作为被规训的对象而存在,丈夫每一次的权力运作都是对卡拉恶狠狠的踩踏,所以逃离也就势在必行。 而在《 新娘》中,虽然没有明显的男权操控痕迹,但是社会环境、风俗观念、价值取向无一不渗透着男权思想。主人公娜佳此生的目的就是出嫁,这种观念在 19 世纪的俄国社会比比皆是,娜佳的母亲、祖母等都是那个时代女性生活状态的投射,她们围绕着嫁人、生养孩子来度过一生。 男性的私有财产,社会的助产者……这一系列标签式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对自身价值认知的匮乏。 男权把女性囚禁在婚姻家庭中,让她们误以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从而在日积月累的损耗中磨灭她们的女性意识和行动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卡拉和娜佳都感受到了现有秩序的不合理性,因此觉醒的种子在心中悄然扎根。 卡拉的觉醒,一方面是对委顿的生活的反抗,另一方面是理性意识的萌发,两者经纬交织成卡拉的挣扎过程。 作为女性,她被剥夺了拥有自我意识的权利,对现有生活秩序感到愤懑后,卡拉的哭诉是觉醒的象征,在本能冲动的驱使和邻居的帮助下她选择逃离,但逃离了现有的婚姻生活后,她又陷入了前途未卜的恐慌和无根的漂泊感中。 想要逃离生活的深渊,却发现上岸后又有新的黑暗需要克服,这种悲哀也是众多底层而渺小的女性都面临的困境。

  契诃夫《 新娘》中的娜佳虽然衣食无匮,但仍然摆脱不了这种命运。高高在上的娜佳每天无所事事,只醉心于无聊的贵族社交活动,生来就置身其中的娜佳并未意识到其中的罪恶,只是隐约有些质疑的念头。 直到好友萨沙对她耳提面命地进行了劝说,她才郑重地对现有生活进行了思考。 萨沙唤醒了她的觉醒意识,让她对自己的不安得到了确认和引导,因此一种想要和平庸生活决裂的想法应运而生。 最终娜佳践行了她对自身的追求,完成了重建自己人格的转变。 虽然她对未来也有担虑,但是面对废墟一样的过去她选择了义无反顾地奔赴神秘莫测的将来。

  在理性意识的觉醒和现实秩序的冲撞中,卡拉一路跌跌撞撞充满挫败感,理性意识的缺席让她没能逃出生活的怪圈。 相比娜佳要幸运很多,她能够在认识到现实后迅速地做出反应,听从内心的召唤,因而在突破传统的创造活动中获得了新生。两人的逃离都是对这种生存困境的本能抗争,但一个用理性启蒙撬开了现实生活秩序的罅隙,一个仍在裂缝中艰难地前进。

  二、同途殊归:悲剧意识与批判意识的碰撞
  
  两位女性都想试图颠覆二元对立的主客体模式,摆脱男权的控制,渴望消解主体性,消解作为他者的存在,试图发现生命的可能性和自由。无论是门罗还是契诃夫,他们都注意到了社会生活的监禁模式,卡拉生活在丈夫的监视下,他无视卡拉的人格,戳伤她的心灵,并且限制她的交往自由; 而娜佳则被家庭的体制观念规训,将她拴在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庸碌的家庭生活中,扼杀了对自身人格的构建。 这种无所不在的控制就是女性生存困境的无奈和痛苦。

  但是在这种近似于恶的痛苦中, 娜佳通过逃离成功地解放了自己,同传统彻底决裂。而卡拉因自身的局限性半途而废,逃离没能让她获得救赎,反而囚禁了自己的真实欲望,限制了生命的可能性。 同样的行动,不一样的结果,不仅体现了阶层的差异性,也外化了两位作家异质的人生观。

  很显然,门罗的《 逃离》中带有命定的宿命感和深沉的悲剧意识。 她关注女性的生活细节, 更洞烛细节背后的复杂情绪和生活体验。 卡拉是一个胆汁质型的人, 她未曾理性地思忖过人生, 一切行为都是冲动使然。 第一次逃离父母是因为厌倦和性迷恋, 意欲追求更真实的生活。 但婚后才意识到更真实的生活只不过是年轻时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 沉重繁琐的婚姻生活逐步还原了丈夫自私冷漠的本质, 不堪重负的她选择了第二次逃离, 但最终还是在强硬的现实面前折戟。

  她难以面对逃离衍生而来的恐惧, 生活的磨难早已透支了她的精气和意志, 弱化了她的自主行动能力。 她的生存状态只是一种对绝望的耐受, 她的反抗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无目的性,因此注定失败。 物质基础惨淡、精神意志松懈、对自我没有认识规划,每一次的离开与其说是逃离不如说是逃避生活中难以调和的矛盾,何况她还行动延宕。 所以最后回到当初离开的地方,再一次成为规训的对象也是必然。 生活的可抗力和不可抗力在卡拉的逃离中拉扯着她, 她没能对生活的质疑进行转化和创造, 因而无法重建自身也无法真正实现逃离,只能靠压抑和断绝诱惑来寻求现世安稳。

  但娜佳的逃离充满了彻底性, 她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充满了惊声尖叫。在萨沙的导引下,她意识到了错误的生活已经形成了一种秩序, 以至于人们不能发现这种错误。但生活就意味着善于犯错误以便进步。在外出求学的过程中,她嗅到了身后世界的靡腐之气,看到故乡游手好闲的亲人毫无罪恶感地继续过着令人嗤鄙的生活时,她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也确凿了逃离的意义。

  而这时曾经鼓励她的萨沙则在病中失去了以往的前瞻性,消退了对生活积极追求的矍铄精神,朽败之气同样也在羸弱的萨沙身上泛起,最后撒手人寰。萨沙的死亡给了娜佳更多的力量而非感伤, 这种力量源于对平庸生活的恶心,对自身人格构建的希望,对生存意义的终极追求。逃离唤醒了她的女性主体意识,让她拥有了生命的尊严。 娜佳的逃离充满了批判意识,她批判自己,批判既定的一切, 对自身也有着清楚的认识, 信念笃定。而卡拉的逃离则布满了悲哀,她想要挣脱生活的软禁,但又因没有目标而无处可逃。卡拉的生存困境是自己的冲动造成的,而娜佳的生存困境是环境形成的,两人都本能性地选择逃离,但同途殊归,彰显了两位作家对女性生存的关怀和取向。

  三、终极关怀:拯救自身
  
  生活中最大的“ 恶”就是痛苦,源于求不得。无论是卡拉还是娜佳,她们都否定了现有的生活秩序,想要追寻心之所向的新生活。 但是卡拉的信念没有娜佳那么强烈,虽然她意识到了自己身处的威胁,但她没有进行关于“ 自身文化”的思考,缺少明确的指向,所以行动充满了障碍和延宕, 乃至后来处境越发艰难。 而娜佳的生存态度很坚决, 她在厌恶平庸的生活后选择了另一种有意义可循的生活, 这从侧面来说是基于她对自身的相应认识, 与卡拉的不知所措截然不同。 同样是具有救赎的想法, 娜佳在思想上的考量比卡拉要清醒得多,因而娜佳思考的对象最终能够得到澄清和确认,而卡拉只能继续浑噩地生活下去。 这也就是作为像卡拉一样的女性悲哀的地方,她们对生活意义的迷茫、对自身的认识缺席酿就了这种悲剧形态。

  契诃夫和门罗对女性的生存困境的斟酌、 拿捏和思考都非常精准深刻, 他们将人生中的二元对立困境呈现在人物眼前, 虽然一个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宿命悲剧意识,一个充满着强力反抗的批判情绪,但是都践行着生存美学的基本原则, 践行着对女性生命权力的扞卫和规复。

  参考文献:

  [1] [俄]契诃夫。变色龙---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集[M].冯加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9.
  [2] [加拿大]爱丽丝·门罗。逃离[M].李文俊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3] 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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