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堂首页 | 文献求助 | 加入收藏论文范文 | 论文题目 | 参考文献 | 开题报告 | 论文格式 | 摘要提纲 | 论文致谢 | 论文查重 | 论文答辩 | 论文发表 | 期刊杂志 | 论文写作 | 论文PPT
学术堂专业论文学习平台您当前的位置:学术堂 > 政治论文 > 国际政治论文

新加坡政治建设的动力因素研究

时间:2018-04-12 来源:理论与改革 所属分类: 国际政治论文 本文字数:10704字

  摘要:新加坡政治发展在实践中形成了持续性、渐进性、多元性、自主性和务实性的基本特征。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是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外部动力因素。在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内部动力因素中, 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经济动力因素, “新加坡式民主”框架的确立与发展是政治动力因素, 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内在要求是文化动力因素, 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民众民主参与意识的提高是社会动力因素, 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等领导人对新加坡政治发展的推动则是个人动力因素。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各个动力因素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了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只有对各个动力因素进行有效整合和协调, 才能推动新加坡政治发展动力机制的良性运行, 进而促进“新加坡式民主”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

  关键词:新加坡; 人民行动党; 政治发展; 基本特征; 动力机制;

  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 主要指的是政治体系演进过程中外部和内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对政治发展产生的推动作用。在新加坡政治发展的过程中, 外部和内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个人等各种动力因素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了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当前, 国内外学术界对新加坡政治发展动力机制的探讨尚不多见。因此, 认真提炼总结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 在此基础上对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各个动力因素及动力机制的良性运行进行分析,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同时也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

  一、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

  政治发展指的是政治体系的结构、体制、功能和运行方式的现代化、民主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演进过程。在“新加坡式民主”与新加坡政治发展道路的演进中, 新加坡的政治发展逐渐形成了持续性、渐进性、多元性、自主性以及务实性等基本特征。

  (一) 持续性

  政治发展的持续性是备受政治学界关注的焦点。民主的基础框架确立后, 如何有效应对内部危机和外部干扰, 在政治发展进程中不断修补和完善自身民主制度, 进而巩固和发展民主是转型国家必须面对的政治议题。从1965年独立至今, 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的带领下已经持续走过了50余年的政治发展历程。李光耀从1959年至1990年担任了长达31年的新加坡总理, 其后又担任了21年的内阁资政, 直至2011年大选结束宣布彻底引退后, 新加坡才正式进入“后李光耀时代”。李光耀倾注了一生的心血打造了成功的新加坡, 建构了“新加坡式民主”的制度框架和政治价值观, 为新加坡政治发展道路的持续性奠定了制度和理念基础。正如李光耀晚年所说:“我把我的生命, 如此多的时间, 用来建设这个国家。除此之外, 我不需要再做任何事。到了最后, 我得到了什么?一个成功的新加坡。我又付出了什么?我的一生。”[1]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在1990年至2004年间担任了14年总理, 2004年起, 李显龙接替吴作栋成为新加坡第三任总理, 吴作栋随后在内阁担任国务资政, 2011年起担任荣誉国务资政至今。最高领导层的平稳交接是保证政治体系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虽然新加坡国内外对其现有政治体制存有争议, 但人民行动党及其领导人长期执政的政治优势加上领导层代际之间有效的更新和过渡机制, 能够让事关国计民生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具体举措一以贯之地向前持续推进, 让领导人在政治实践中积累的执政理念和执政经验得以代际相承并在时代发展中实现创新。这在客观上维护了新加坡的政治稳定, 推动了“新加坡式民主”的持续发展。

  (二) 渐进性

  发展意味着事物的不断更新、进步、充实和完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 政治发展更是如此, 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政治任务、政治目标和政治特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遵循着渐进性的发展路径。李光耀认为“发达国家的民主历史显示民主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无论是在英国或是美国都是如此, 直到它们取得高度经济增长, 人民受教育之后才全面的享有普选权”[2]571。因此李光耀在其任内重点发展了以经济民主为重点的实质性民主, 并着力推动“好政府”的建设, 他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先有经济发展, 民主才可能随之而来, 除了几个例外, 民主并没有给新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好政府。民主没有导致经济发展, 是因为政府并没有建立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和秩序。各国的所有人民都需要有好的政府”[2]565。与此同时, 李光耀建构了新加坡政治发展道路的基础框架, 为“新加坡式民主”的发展奠定了制度性基础。吴作栋执政时期则在李光耀执政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发展程序民主和协商民主, 在新加坡原有政治体制的基础上注入了更多的民主元素, 先后创设了官委议员制度和民选总统制度。李显龙在其主政期间进一步推动了新加坡参与式民主的发展, 主动回应了民众对于政治民主化的诉求, 放宽了以往对于公民言论、媒体和网络的诸多限制, 通过民情联系组和全国对话会的运行和开展畅通了民主的政治参与渠道, 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在渐进性的政治发展过程中, “新加坡式民主”走向了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精英政治与大众民主的有机统一。

  (三) 多元性

  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多元种族和移民社会, 多元种族的社会现实必然衍生出多元的宗教、语言和文化。以宗教为例, 新加坡99%的马来人信奉伊斯兰教, 57%的印度人信仰印度教, 华人中有38.2%信仰道教, 34.3%信仰佛教, 其余则不信教或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3]。多元的种族、文化、语言和宗教让新加坡的社会生态环境极其复杂和脆弱, 给新加坡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因此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致力于构建一条包容多元种族的政治发展道路。基于多元种族和谐稳定的考量, 新加坡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先后建构了简单多数选举制度和集选区制度。面对新加坡反对党和广大民众对政治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呼吁, 李光耀指出:“发表这些意见的人似乎没有看到比例代表制所带来的危险和陷阱,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与多元文化的国家, 新加坡不适合实行比例代表制。”他认为比例代表制的实行会造成具有种族、语言和宗教色彩的政党出现, 这样一来, 选举期间所进行的竞选活动, 就会以极端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为号召[4]。集选区制度由李光耀在1988年首创, 至今已实行28年。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标榜该制度设计旨在保护少数族裔利益, 确保有一个多元种族的国会, 少数民族在国会中有适当的代表, 以维护新加坡的政治和社会稳定[5]。2016年1月27日, 李显龙在新加坡第13届国会辩论中宣布的政改方案提出要在现行民选总统的机制中加入“确保少数种族也有定期中选机会”的原则。对于多元种族和谐的维护还体现在新加坡政治生活中的细节之处, 种族议题在政治选举中被视为禁忌, 而在大选中得以灵活运用英语、华语、马来语等多种语言则是议员候选人争取选民选票的“必备法宝”。与此同时, 新加坡还从1989年起实行组屋种族比例政策, 以确保组屋区有不同族群共住。新加坡政治发展道路建构中的多元性考量推动了多元民主的发展, 促进了新加坡政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四) 自主性

  国家自主性是政治发展的关键变量, 指的是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探索政治发展道路, 对本国政治发展的路径和进程的完全控制性和主导性以及对于政治发展所需资源的完全支配权。20世纪70年代以来, 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兴起加速了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进程。从20世纪末开始的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即颜色革命更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造成了强烈冲击。独立以来, 以李光耀为代表的人民行动党人在充分吸收西方民主制度和文化精髓的同时, 独立自主地走出了一条“新加坡式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虽然“新加坡式民主”备受西方政界和学界的诟病, 给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 但新加坡始终没有因为外部的干扰而改变自身的政治发展轨迹。与此同时, 一党长期执政的政治优势让人民行动党主导了新加坡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人民行动党在选择回应政治民主化挑战的路径时呈现出明显的自觉性与主动性特征, 即人民行动党自觉地、主动地主导了政治发展进程。人民行动党主动地迎接政治民主化的挑战让新加坡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具有自主性和可控性———其路径选择、进度和深度都在人民行动党的控制之下, 这就使新加坡自内而外、自上而下的政治转型的成功具备了重要前提[6]。

  (五) 务实性

  匮乏的自然资源、多元的种族关系、恶劣的地缘环境以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 让新加坡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一切从实际国情出发并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 走出一条务实、理性的政治发展道路。无论是政治价值观的塑造, 抑或是政治体制的建构, 人民行动党都以务实和理性为依归。新加坡政治发展道路的开拓者李光耀2007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经说过, “我们没有意识形态”, “它有效吗?如果它有效, 那我们试试。如果效果不错, 那我们就继续。如果没效果, 那就扔掉它, 试下别的东西”。他还指出, “我从来不被理论束缚, 理论应该从实践中演变, 必须经得起考验, 对于任何理论或建议, 我只问同一件事, 就是行不行得通”[7]41。人民行动党务实理性与未雨绸缪的政治传统, 推动了人民行动党的自我更新, 为其长期执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也衍生出了独具特色的“检讨文化”。从1985年开始, 人民行动党每隔五年或十年都会开展对经济发展现状的检讨, 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更新经济政策, “大选检讨”、“民选总统制度检讨”等更是在有关新加坡的政治报道中屡见不鲜, “检讨文化”成为了新加坡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不仅如此, 50余年的政治发展历程, 让新加坡反对党和广大民众也形成了务实的政治品格。近年来, 以工人党为代表的新加坡反对党开始逐步摒弃与政府极端对抗的方式, 也不再幻想短期内取代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 而是希望通过渐进式的发展在新加坡政治发展中发挥出自身的独特作用。虽然很多民众都希望在国会中存在反对党的力量从而对人民行动党起到监督和制衡作用, 但在涉及国家前途命运和自身切身利益的重大抉择关口, 绝大多数民众仍旧会选择支持人民行动党。2015年大选结束后, 李显龙就明确表示“大选的成绩显示你们拒绝分裂的政治, 支持以理性的方式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8]。

  二、新加坡政治发展动力因素分析

  政治发展是由各个维度的动力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最终形成正向合力作用的结果。新加坡政治发展过程中存在外部和内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个人等动力因素, 他们从不同的维度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提供着动力支撑, 对“新加坡式民主”的良性运行发挥着有力的推动作用。

  (一) 外部动力因素: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冲击, 对于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来说既是压力, 又是动力。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推动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和冲击。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民主化浪潮让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威权政体相继垮台, 随后涌入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国家和地区。亨廷顿认为“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就意味着和平地带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9], 西方自由主义民主道路是解决世界和平的“根本良药”。独立以来, 新加坡主动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并从中获益良多, 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更是让新加坡与美国、日本以及欧盟各国等世界发达国家紧密相连。据统计, 在新加坡的经济增长中, 59%都是来自资本投资。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过程中, 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受到了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强烈冲击, 让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承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虽然新加坡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借鉴吸收了西方民主的先进成果, 但在建国初期人民行动党为了政治权威、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 在政治实践中构建了一套颇具东方“家长”文化色彩的威权政治体制, 这也为国内外人士所诟病。近年来, 随着自媒体的迅猛发展和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 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理念开始渗入越来越多新加坡民众的精神土壤, 衍生出民众对于政治民主化的多元诉求, 集中体现在对于改革政治体制、保障公民政治权利与自由的呼吁, 成为新加坡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

  (二) 经济动力因素: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政治发展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经济发展对于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具有直接的推动力。独立以来, 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的带领下从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迈向了“第一世界”国家的行列。从1965年起, 新加坡GDP年增长8.1%, 2000年起人均GDP更是超过了美国。2015年11月, 英国伦敦智库机构列格坦研究所公布了2015年“繁荣指数”报告。该报告指出新加坡在经济方面已超越瑞士, 在全球142个国家中高居榜首, 显示新加坡在经济上“已经达到它前所未有的成功水平”, 成为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 同时也是世界第一经济体。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呈正相关的关系, 经济的发展必然推动政治发展。一方面, 新加坡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政治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生态环境;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往往在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基础上维系和推动经济发展, 它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对政治体系分权和政治民主化的挑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实体是私人或企业, 它们被集体而不是政府所有。这些实体的主要目标是以工资、利润、利息和租金的形式获得经济收益, 个人利益是他们唯一的行动指南。因此, 利益分化、表达与重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同时也是民主产生和发展的先决条件。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快速发展, 社会阶层的分化必然带来社会主体利益诉求的多元化, 各个利益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在此过程中得以强化, 为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民众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 造就了一个庞大的追求教育、自治权、个人自由、私有财产权, 崇尚法治和参与政府事务的中产阶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中产阶级是民主观点和制度的天然盟友[10]。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政治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催生出了社会主体多元化的政治发展诉求, 让经济发展成为了新加坡政治发展的直接推动力量。

  (三) 政治动力因素:“新加坡式民主”框架的确立与发展

  政治发展意味着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 因此从根本上说, 政治体系主要是以政治体制的建构和运行作为内在的驱动力来实现政治发展。“新加坡式民主”基础框架的确立和发展对于新加坡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迈克尔·罗斯金将代议制民主的要素概括为:政府的大众责任、政治竞争、权力轮替、民众代表、多数决定、持异议和不服从的权利、政治平等、大众咨询、新闻自由等方面[11]。以此为参考标准审视, 新加坡已经建构了“新加坡式民主”的基础框架。经过50余年的政治发展历程, 新加坡在宪政体制的高度上构建了议会共和制民主政体的基本架构, 为“新加坡式民主”奠定了法理基础。在政党政治维度, 人民行动党在多党制的框架内主动引入了民主和竞争的因素, 不断消除自身的政治垄断性基础, 逐渐实现了执政党与反对党的良性互动, 建构了独具特色的政党政治模式和竞争性政治选举机制。与此同时, 全民选举权、公民社会、法治以及公民权利等作为民主的要件在新加坡政治生活中已经十分完备, 与宪政体制、政党政治以及选举机制一道构筑了“新加坡式民主”的基础框架。完善的政治制度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 国家对政治体制基础框架的确立、发展与创新有利于实现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合理科学配置。“新加坡式民主”基础框架的确立为新加坡政治发展提供了坚定的制度基础, 并将对新加坡政治民主化进程持续发挥其主要的推动作用, 从根本上保证了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

  (四) 文化动力因素: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内在要求

  如果说经济因素建构了新加坡政治发展的物质基础, 那么文化因素则建构了新加坡政治发展的精神要件, 成为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动力源泉。新加坡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 多元文化得以在此交流和融通。在维护多元种族和谐稳定的基础上, 人民行动党历代领导人在西方议会共和制的制度框架下,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为实践土壤, 对其进行现代性和适应性改造, 主动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 建构了一条东西方制度与文化交融的“新加坡式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新加坡式民主”既有西方人民当家做主、君权民授的理念, 同时又有浓厚的东方“为民做主”的传统。既借鉴了西方国家政党竞争、公民直接选举等民主元素, 又继承和弘扬了东方国家以社会为先、个人服从集体、重视社会稳定的儒家传统价值观, 并将两者有机融合和会通[12]。新加坡成功地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结合, 形成了全社会成员认同的政治价值观。正如李光耀所说:“东方和西方的精华, 必须有利地融汇在新加坡人身上。儒家的伦理观念、马来人的传统、兴都人的精神气质, 必须同西方追根究底的科学调查方法、客观寻求真理的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2]395新加坡在一个具有内在凝聚力的社会中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 形成了既包容东西方文化精华, 又超越于二者的政治文化文明。在政治发展过程中, 既吸收了权威、民本、秩序、种族和谐、民族团结与统一等东方文化的精华, 又吸收了西方民主、理性、法治、分权、监督等西方文化的精华;既表达了东方文化对秩序的追求, 又回应了西方文化中对于民主的诉求, 实现了民主与民本、权威与法治、竞争与秩序、公正与平等、集权与分权的融合和统一[5], 培育出了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文明。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典范, 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内在要求成为助推新加坡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

  (五) 社会动力因素: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民众民主参与意识的提高

  公民社会是政治民主化中的必备元素, 为政治发展提供了从下而上的助推力。新加坡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公民社会形成的标志是中产阶级的壮大、非政府组织的大量出现以及民众民主参与意识的提高。李光耀将公民社会视为“民主政体成功的先决条件”。早在1989年, 吴作栋就认为新加坡正在变成一个“中产阶级社会”, “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正在享受着中产阶级的生活。也许有人会对‘中产阶级’一词感到不安, 因为, 如果有中产阶级, 也就意味着有上层和下层阶级。而我们要的是一个平等社会, 但没有一个社会是不必经过竞争与人民之间的相互合作而取得进展的, 没有公平的竞争, 我们就不会有进步。”[13]公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加强对国家权力运行的监督, 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 促进多元社会的发展, 为新加坡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奠定深厚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 公民社会培育了新加坡民众民主、自由和平等的观念, 强化了民众的公民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为了加强公民社会建设, 改变“强政府、弱社会”的社会格局, 新加坡政府建构了包括民众联络所/民众俱乐部、联络所管理委员会/俱乐部管理委员会以及公民咨询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在内的基层组织系统, 但大量的中产阶级仍希望通过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和利益集团来施加政治影响力进而影响政府决策。与此同时, 民众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 让人民行动党必须开拓更多的政治参与渠道以回应民众的吁求。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民众民主参与意识的提高推动了新加坡的民主化进程, 让新加坡政治发展的方向更加民主、更加自由。

  (六) 个人动力因素:三代领导人对新加坡政治发展的推动

  政治领导人的民主意识对于国家的政治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亨廷顿曾指出:“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 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现实。对未来的民主国家来说, 未来的政治精英必然至少相信民主对他们社会和对他们自己来说是一种最不坏的政体, 他们必须表明他信任民主程序和恪守那些超越对权力或其他实质目标的追求的规则。”[14]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等新加坡领导人在政治实践中形成了有关“新加坡式民主”的政治价值观, 推动了“新加坡式民主”的发展。作为“新加坡式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缔造者和开拓者, 李光耀认为西方政界和学界“抨击我们不遵守他们认为民主制度应有的规则:美国自由主义的民主。所以我回应了, 民主制度有很多架构。我们已经建立起适合我们的民主制度”[7]54。吴作栋则指出新加坡是“托管式民主”:“政府像人民的信托人, 一旦在选举中受委托以负责看管人民的长期福利时, 它就以独立的判断来决定人民的长远利益, 并以此作为它政治行为的根据。实际上, 新加坡政府的政策从来就不是由民意调查或人民投票来决定的, 因此,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有时难免会收到‘良药苦口’的反应。但是, 正因为新加坡采取了这种‘托管式民主’模式, 它才能成功地推行一些虽不讨好但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政策。”[15]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则在精英民主、“托管式”民主的基础上, 不断为新加坡的政治发展道路注入协商民主和参与式民主的元素, 促进了新加坡多元民主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繁荣。执政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政治发展起着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新加坡三代领导人的持续执政以及他们理性、务实的民主意识推动了“新加坡式民主”的巩固和发展。

  三、新加坡政治发展动力机制良性运行分析

  构成新加坡政治发展动力机制的各个因素是多元的, 涵盖了外部与内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等多个维度。在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各个动力因素中, 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是外部动力因素,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个人因素则是内部动力因素。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是内外部动力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 内部动力因素是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力量源泉, 是新加坡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外部动力因素往往通过内部因素发生作用, 为新加坡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作为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有力代言人, 李光耀深知,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经济发展, 政治发展便无从谈起。新加坡建国初期,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和脆弱多变的国内环境, 李光耀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视为第一要务, 以国家资本主义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为依托, 全力推动了新加坡的经济腾飞。经济动力因素成为了新加坡政治发展初期的主要动力因素, 其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其他非经济动力因素。在“新加坡式民主”与新加坡政治发展道路的演进中, 经济动力因素为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提供了根本性和持续性的动力支撑, 并直接推动了新加坡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公民社会的兴起, 成为了社会动力因素的源动力, 为“新加坡式民主”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与此同时, 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政治发展的进程中主导着新加坡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人民行动党历代领导人凭借其政治自觉性与主动性直接推动了“新加坡式民主”框架的确立与发展。“新加坡式民主”基础框架的确立与发展为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从根本上保证了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沿着良性的轨道演进。新加坡政治发展中始终存在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建构出了一套独具新加坡特色的政治价值观, 为“新加坡式民主”的发展奠定了精神和文化基础, 成为助推新加坡政治发展的精神动力支撑。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壮大是政治发展中的必备要素, 培育了新加坡民众的民主参与意识, 为“新加坡式民主”的建构与运行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推动力。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冲击, 给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既带来了压力, 又提供了动力。因此, 新加坡政治发展外部和内部各个动力因素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了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 共同推动了“新加坡式民主”的良性发展。

  在新加坡政治发展动力机制运行的过程中, 只有全面认识新加坡政治发展动力机制的各个构成因素, 有效协调外部和内部动力因素以及内部各个动力因素之间的关系, 才能确保新加坡政治发展动力机制的良性运行, 进而优化和完善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实践路径。在新加坡政治发展过程中, 机遇与挑战并存, 压力与动力并存。由于性质不同, 政治发展的各个动力因素之间往往无法统一运行节奏, 经济动力因素往往较政治因素率先发挥作用, 经济动力因素、政治动力因素与社会动力因素之间客观存在的此消彼长的张力更是加大了各个动力因素同步发挥作用力的难度。因此, 只有对各个动力因素进行整合和协调, 挖掘和发挥正向动力, 规避和化解负向动力, 最大程度地实现各个动力因素的“正向规模效应”, 才能推动新加坡政治发展动力机制的良性运行, 进而促进“新加坡式民主”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与此同时, 政治发展是一个动态性的发展过程, 新加坡政治发展动力机制的运行也会随着“新加坡式民主”的发展而发展, 因此必须用发展的眼光观照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进入21世纪以来, 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呈现出了新的特征, 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和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生态环境的演变更是让“新加坡式民主”的发展面临多重挑战。政治生态环境的日益民主让反对党的政治实力逐渐壮大, 推动了竞争性政党政治格局的形成, 为新加坡政治发展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新加坡经济的持续发展推动了社会利益阶层的多元化、公民社会的兴起以及民众民主参与意识的提高, 随之而来的是变革政治体制和保证公民政治权利与自由的更多呼吁。民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 让人民行动党政府政治效能的保持与提升面临困境。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和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冲击了东西方文化融合下的“新加坡式民主”话语体系。新加坡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导致构成新加坡政治发展动力机制的各个因素发生相应变化, 各个动力因素在政治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将发生变化。作为新加坡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 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政治发展动力机制运行的过程中, 必须克服阻力, 发掘动力, 优化结构, 拓展功能, 以新加坡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为基础, 积极配置各种动力资源, 推动新加坡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有效引领公民社会的发展并积极回应民众对于政治民主化的合理诉求, 努力建构东西方文化融合下的“新加坡式民主”话语体系, 从而推动“新加坡式民主”的良性运行。

  新加坡政治发展在实践中形成了持续性、渐进性、多元性、自主性和务实性的基本特征。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外部和内部的各个动力因素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了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进入21世纪以来, 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的各个要素以及各个要素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都发生了相应变化, 新加坡的政治发展面临着多重维度的挑战。当前, 只有用发展的眼光审视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 对各个动力因素进行有效整合和协调, 挖掘和发挥正向动力, 规避和化解负向动力, 才能推动新加坡政治发展动力机制的良性运行, 进而促进“新加坡式民主”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吕元礼.文明对话与文化比较[J].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5, (5) :5.
  [2]新加坡联合早报.李光耀40年政论选[M].北京:现代出版社, 1994.
  [3]洪鎌德.新加坡学[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4:57.
  [4]林金圣.新加坡特色的选举制度:人民行动党每选必胜的奥秘[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5:230.
  [5]孙景峰, 刘佳宝.新加坡政治选举视域下的东西方文化融合[J].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5, (5) :6-13.
  [6]孙景峰.世界民主浪潮下的新加坡威权体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7, (4) :140-146.
  [7]韩福光, 等.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M].Singore:Straits Times Press Pte l.td, 2011.
  [8]李显龙总理告选民书:给你留了位子 (I’ve saved a seat for you) [N].联合早报, 2015-09-13.
  [9]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8:29.

    论文来源参考:孙景峰,刘佳宝.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探析[J].理论与改革,2018(02):122-130.
    相近论文:
    • 上海网络警察报警平台
    • 公共信息安全网络监察
    • 经营性网站备案信息
    • 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 中国文明网传播文明
    • 学术堂_诚信网站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