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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与政治学、国内政治的关系探究

时间:2018-04-18 来源:国际展望 作者:桑玉成 本文字数:10897字
  摘要:在现代学科体系中, 国际政治研究逐渐从政治学研究的范畴中分离, 呈现出独立发展的态势与趋势, 以至于国际政治研究与政治学研究成为两个独立的学科体系与研究范畴。考察国际政治的研究缘起与价值取向, 可以认为, 国际政治的研究与政治学的研究在学科范式、价值取向、关系模式等方面是相互通约的, 并不存在截然不同的分野。甚而至于, 国际政治研究需要以政治学的知识基础与价值基础为依托。因此, 有必要明确政治学研究与国际政治研究的关系。遵从政治学研究构筑人类优良政治生活的蓝图并付诸实践, 探寻科学有效的方法, 提高在非暴力状态下解决人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 设计优良的组织和制度, 使千差万别的人类能够各安本分、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共存共荣的价值取向。统筹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 从国家利益的视角把握国内、国际政治互动中的关系格局,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把握国内、国际政治互动中的利益交织, 从研究范式的转换把握国内、国际政治互动中的路径变迁。这无论对于政治学的研究还是国际政治的研究, 都是值得重视的。
  
  关键词:国际政治研究; 政治学研究; 制度; 国内政治;
  
  一般说来, 有国家的存在就有国际政治问题。然而, 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国际政治应该还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诉诸源流, 人们通常认为, 法国人让·布丹 (Jean Bodin) 在16世纪提出了国家主权理论, 而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确立, 才标志着近现代国际关系的产生。也就是说, 国际政治的研究应当可以追溯到近代民族国家的源起。在原本的意义上, 国际政治属于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只是由于当代学科发展的需要, 国际政治才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尽管如此, 国际政治研究还是应该从政治学的一些基础理论出发, 这样才能使学科发展具有坚实的知识基础和价值基础。从这一视角出发, 我们认为, 国际政治研究与政治学研究的渊源, 从政治学的主题看国际政治研究的价值取向, 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 这三个基础性问题值得关注。
  
  一、国际政治研究与政治学研究的渊源
  
  从一般的属种关系而论, 政治学的概念比国际政治大, 政治学包含国际政治。按照教育部的学科划分来看, 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单独设立的二级学科, 在将政治学研究与国际政治研究相并列时, 这里的政治学研究相当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政治学理论的领域。这一方面意味着政治学理论是政治学其他二级学科发展的基础, “政治学理论发展与积淀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余专业的发展, 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 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等二级学科是单列的,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国际政治研究的多样化、多层次性, 以及国际政治本身的纷繁复杂。
  
  然而, 专业以及系科的划分、归属等问题严格说来还不是一个规范意义上的学术问题。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 学科的分野也越来越清晰, 学科门类、专业方向等也越来越趋向于精细化。另外, 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人们对“政治”这个概念往往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因而使其接受度、认同度都存在一些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 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 国际政治以及国际关系逐渐分离出来“自立门户”, 形成独立的二级学科。国际政治与政治学的分野不仅体现在专业属性上, 甚至在一些高校的院系归属上, 这两个专业也不再隶属于同一个学院, 这使得国际政治与政治学的关系渐行渐远。但是, 需要指出的是, 从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的发展渊源来看, 这样的学科分野是不那么恰当的。
  
  第一, 严格说来,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以及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的研究早已有之。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起就应该被视为进入了政治的时代, 因而也产生了政治现象和有关政治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 国家的概念还是后来的产物。然而, 只有当国家的概念产生特别是国家形态表现为民族国家之时, 才有了国际政治研究。传统国家有边陲无边界的现象并不能给国际政治学的发展提供土壤, 只有边界界定清晰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 才为国际政治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众所周知, 古希腊就有政治学, 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着作始终被认为是政治学的经典杰作。而在那时, 思想家们讨论的政治问题主要是人类优良政治生活的一般形态及其建构。在国家特别是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后, 国家就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种组织形式, 因而国家问题是政治学所要研究并致力于解决的主要问题。也就是说, 政治学关注的是人类的政治现象, 而国与国的关系仅仅是众多政治现象中的一种, 且仅仅是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之后的国与国关系, 并非帝国或王国之间的关系。
  
  第二,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 “国际”的“际”向来是一个模糊的问题。现代社会是一个政治化程度很高的社会, 但是现代社会实际上也并没有很长的历史, 人类社会在过去很长时期内缺乏这样的政治化特征。也就是说, 在人类社会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 很少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以及国际的概念, 即使是在一国之内, 其国民也往往缺乏国家的意识, 国际的意识就更无从谈起了。这一情况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国际政治研究为什么要追溯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的历史, 因为从那时起才出现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实体, 并产生了国家主权的概念。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 民族国家的概念走进了政治与历史的视野, 公民取代臣民成为身份的象征, 主权意识萌发, 国家意识崛起, 因而出现了“我国”与“他国”之分, 也就自然产生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 即国际问题。
  
  第三, 在当代早期的政治学研究中, 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往往被认为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领域。20世纪中叶, 在国际政治学会第一届大会上, 学者们就政治学的研究领域达成了一般共识, 认为政治学研究包括四个基本方面。一是政治哲学、政治思想, 二是政治制度、政府, 三是政党与公众舆论, 四是外交、国际政治。由此可见, 国际政治在早期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领域。也就是说, 国际政治自产生之初就是政治学的研究范畴, 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并不存在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的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 包括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等二级学科的发展都要依赖于政治学一级学科基础的政治学理论的发展, 由此, 就在学科发展上将国际政治研究与政治学研究联系了起来, 两者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
  
  之所以要讨论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问题, 不仅只是出于其学科分野或学科归属的考虑, 而是由于该问题涉及学术研究的基本价值和取向问题。近些年来, 可以发现, 在国际政治学与政治学分野之后, 无论是组织和人员的结构还是研究领域, 都存在一种相互分离甚至断裂的倾向。这种现象无论是对于政治学的研究还是国际政治的研究, 实际上都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认识。一方面, 国际政治研究与政治学研究难以形成对话、通约的氛围。随着学科的分野与专业的精细化, 国际政治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已渐行渐远, 学科的专业化程度加深导致学科之间的对话困难。当然, 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正是一个学科发展成熟的标志, 也是一个学科之所以成为独立学科的理由。尽管如此, 这并不意味着学科之间的一些基本价值就可以割裂, 或者不可通约。尤其是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国际政治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应该有很多一致和吻合的基本价值和学术旨趣。另一方面, 注重国际政治研究与政治学研究的交叉融合, 避免因相对孤立的视角忽略一些基础性问题。譬如, 在政治学研究中, 如果不关注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 不考虑国际政治对国内政治的影响, 那么将使政治学的研究缺乏国际视野;同样,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 如果忽略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价值, 不从价值的、文化的、历史的背景出发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现象, 也难以对国际问题提出深刻的见解。
  
  二、从政治学的主题看国际政治研究的价值取向
  
  政治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学问, 是政治学研究最为基础性的问题。一些政治学教材中有所谓“帝王之学”“统治术”等说法, 也有所谓“政治现象说”的说法。可以发现, 不同的理解或者倾向必然会有完全不同的学术意趣, 也会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现代政治科学基本上摈弃了“帝王之学”的倾向, 注重从科学主义的角度, 对人类的政治现象进行研究, 也为人类良善政治生活的构建提供价值和知识基础。因而, 政治学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价值问题, 也就是说, 与其他所有学科一样, 政治学有其特有的价值关怀。譬如, 经济学致力于推动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之相对, 政治学则有责任推动人类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 推动人类良善政治生活的构建。在这一基本价值取向上, 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 都应该是一致的。
  
  关于政治学研究主题以及价值的讨论, 思想界早已有之。古希腊大思想家柏拉图致力于构想“理想国”, 从政治、经济、伦理、教育等多角度设计理想国的治国方案。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的宗旨是追求最高的“善业”, 从个人至善达致国家至善。诸如此类的思想和主张, 无不从积极的角度为人类良善政治生活提供了目标和方向。
  
  从宏观的角度而言, 政治学研究要解决三大基本问题。
  
  第一, 构筑人类优良政治生活的蓝图并付诸实践。现代社会是一个政治社会, 任何人和国家都必须过政治生活, 政治生活有其普遍性, 因而需要每个人参与其中并为之奋斗。在现代社会, 人们不仅无法离开政治生活, 而且也追求政治生活, 更向往和追求优良的政治生活。正如对一个城市的规划, 我们要从城市的生态、交通、管理等方方面面来考虑, 形成一个总体的城市规划方案, 政治学说也需要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优良政治生活作出规划和设计。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主要区别就在于, 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马克思曾经说过, 如果将人类与蜜蜂相比, 尽管蜜蜂能够将蜂窝建造得非常精致, 但这类行为纯属本能。但是对人类而言, 即使是很蹩脚的泥瓦匠, 在他用蜂蜡建造蜂房之前, 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建构一个政治社会显然比建造任何建筑物都要复杂得多。但是毫无疑问, 对于建构和设计政治社会以及政治生活的人来说, 确立一种优良的政治社会和政治生活蓝图则是最为重要且基础的工作。任何一个政治学者甚或政治家都必须思考这样的问题, 即我们所为之努力追求的政治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活?或者说, 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才是优良的政治生活、如何追求这样的政治生活?这样的问题存在于所有能够左右以及作用于一定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头脑当中, 并且应该成为所有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行动指南。
  
  第二, 探寻科学有效的方法, 提高在非暴力状态下解决人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当代政治哲学家乔治·萨拜因 (George Sabine) 认为, 所谓政治学说, 就是关于有效解决人类集体生活之矛盾和冲突的思想和主张。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 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甚至冲突。托马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从人的本性出发, 揭示了人类集体生活中的矛盾和纷争的必然性, 甚至认为在没有公共权力的情况下, 人与人之间就像狼与狼一样, 纷争不止, 战争不断。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的自然和社会差异, 导致他们之间存在利益差异, 而这些差异造成人类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加之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交错作用和影响, 使这种矛盾和冲突更为复杂。因此, 国家、政府、法律甚至国际规则显得十分必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谈到, 国家作为社会的公共权力, 其产生及其存在的根据, 就是以其公共权力的特性, 来维系社会的秩序, 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因此, 国家的特征就是强制性, 国家通过强制或暴力手段, 来维系社会的正常秩序, 抑制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而暴力以及战争也是国际政治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人类不仅具有主观能动性, 而且人类的智慧似乎也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我们可以看到, 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在很多领域给人类带来了很多变革, 但是与此同时, 人类智慧的局限性正体现在人类在解决自身的问题上有时还显得捉襟见肘。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 人类现在已经做到了毛泽东所说的“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的境界, 可以发展人工智能, 如此等等, 但是人类自身的很多问题尚未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乃至于战争等, 还没有办法彻底有效抑制。从政治学说的角度来看, 暴力是国家的本质特征, 但是暴力是国家及其政权的最后手段, 而不是也不能是经常性的手段。人类政治生活的秩序大多建立在非暴力状态之下, 或者说, 只有非暴力, 才能建立持久且稳定的人类政治生活的秩序。那么如何通过非暴力手段有效解决人类可能发生的矛盾和冲突, 就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而这个重大问题, 毫无疑问, 也应该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重大问题。
  
  第三, 设计优良的组织和制度, 使千差万别的人类能够各安本分、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共存共荣。人类始终存在着差别, 存在着不平等, 存在着利益的分化, 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纷争和冲突。由于利益、种族、民族、宗教、国家等因素导致的矛盾和冲突始终存在。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对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曾有过辩证性的论述, 他认为, 人类文明的进程同时也就是人类不平等的进程。因此,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 利益也日益分化, 利益的急剧分化又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冲突。所以人类社会就需要良好的组织和制度, 来使所有人都相安无事、各得其所、官民和谐、贫富共处。政治学作为一门治国安邦的学问, 其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人。而人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复杂性都是一种基本的客观存在。人类的复杂性是一个普遍性的命题。正如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所分析的那样, 当人类社会产生了产品剩余, 进而有了私有财产以及私有观念, 那么人类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于是, 国家就作为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 并通过其暴力性质的力量, 将矛盾与冲突保持在一个秩序的范围之内。从这个意义上看, 人类的矛盾和冲突似乎与现代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并没有直接关系。而自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产生之后, 国家主权的概念日益强化, 人类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又增添了国家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受到利益、民族、宗教、国家等种种因素的影响, 使人类的矛盾和冲突的发生概率日益上升。因此, 从政治学的另一个角度 (消极意义) 上讲, 政治学要为解决人类集体生活的困境、难题、矛盾、冲突等提出思想和主张。正是因为人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复杂性, 所以政治学研究需要找到一种科学合理的组织和制度, 使人类能够各得其所、各安本分、相得益彰、共存共荣。就此而言, 这些问题在国际政治领域更为重要。
  
  可以看出, 从这样的主题或者价值来看, 国际政治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当然是一致的。“政治学是一门集‘价值、知识、智慧、技艺’于一体的学问。其意义是表明价值、知识、智慧、技艺等既是政治科学的主题, 同时也是人类优良政治生活的要义。”即使是在国际政治与政治学学科分野的今天, 国际政治的研究也应当致力于上述三大问题的解决。这不仅是从政治学分化而来的国际政治秉承政治学研究初衷、承继政治学研究价值的学科传承, 而且也是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变局中寻找最为恰当最为合适的国际问题解决方法的应有之义。
  
  三、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
  
  在一般意义上, 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内政治是主权范围之内的政治格局与政治发展问题, 国际政治则是指国与国之间的政治, 之后又发展为多种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那么, 从政治学的视角把握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要回到政治学所关心的利益问题、价值问题以及研究范式问题。
  
  第一, 从国家利益的视角把握国内、国际政治互动中的关系格局。这是基于两个因素的假设, 一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相互影响与互相关联, 二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是主权国家。国际与国内政治关系存在着多种模式, 但就最为基本的关系模式而言, 如同我们用政治生态学的观点去考察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时所注意到的那样, 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是相互关联与互相影响的。一般而言, 国内政治是基础, 国际政治是延伸。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 也是一个常识性问题, 但更是一个基础性问题。在国际舞台上, 基本的或者主要的行为主体是主权国家, 而主权国家受制于其本国的政治传统和政治结构。因此, 毫无疑问, 国际政治由国内政治塑造并根源于国内政治, 国内政治是国际政治的基础。正因为各国国内政治的差异和多样性, 决定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一般而言, 一国国内政治影响国际政治的因素是多样化的, 途径和方式也是多样化的。作为国际行为主体, 一国在国际舞台上之所以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行为, 或者干脆不参与国际事务, 都可以从其国内政治中得到解释。能够决定一国之国际行为的主要因素, 一是国家利益, 二是统治秩序, 三是领袖的个体特质。当然, 统治秩序也可以视为国家利益的一种, 只是因其特殊的意义, 故单独列出。国家利益是一个非常广泛、复杂的概念, 并随着时间条件的改变而不断调整其内涵。更为重要的是, 国家利益的概念还可以应统治者的需要而作出不同的解释, 再加上国家领袖个体特质的因素, 这就使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更具复杂性。然而, 尽管不存在任何合法的权威, 但国际社会的行为者都承认已有规则, 尊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机制, 受到相关义务的约束, 遵守合作惯例, 并以可预见的方式采取行动。只是这种可预见的行动方式是以国家利益为依托。所以, 毫无疑问, 国际政治研究与政治学研究相同, 除了承担着一般人类关怀的使命之外, 也具有鲜明的国家利益取向。也就是说, 迄今为止, 学术研究也具有“主权性”, 不仅学术研究的成果属于国家, 而且学术研究的立场也要有国家利益的考量。
  
  第二,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把握国内、国际政治互动中的利益交织。在国际交往中, 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往往相互交织、互相影响。而且在很多情况下, 国家利益和国家立场与国家对国际社会的责任和使命也有可能发生冲突。譬如, 传统的主权观念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也不是完全行得通。国际组织产生后, 加入国际组织的国家需要让渡部分主权;国际交往的增多, 也必然对国家的主权行为产生种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 是国际法服从国内法还是国内法服从国际法, 往往也难以分得十分清楚。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也要转变观念, 过去往往认为遵循国际规则意味着有条件让渡国家主权, 进而影响国家利益, 但是在现代国际社会, 遵循国际规则、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也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和维护。“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 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 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 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在国家利益和国际规则、世界话语和本国话语之间, 有着交互的作用和影响。尤其是当我们强调本国话语、本国文化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 一定要清楚, 这里的本国话语以及本国文化绝不能理解成排他的、孤立的。因此, 目前中国强调承担国际责任, 争夺国际话语权, 这并不意味着要另说一套, 独辟蹊径, 而是要科学合理地处理好国内与国际、国家与世界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 如何秉承人类关怀的终极意义, 超越国家来研究国际问题、全球问题、全人类的问题, 为全人类的福祉贡献知识和智慧, 也应当是政治学研究与国际政治研究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事实上, 这就是一种人类关注的全球政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 要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不是一国之事, 而是需要全世界的参与。在新的时代,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 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 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 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 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中国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 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 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 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同时, 中国还会将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作为实现国内稳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需要指出的是, 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是一个国家致力于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负责任的大国作用的体现, 但这同样也是在充分考虑国家利益等国内因素的基础上的积极行为。譬如, 在开展对外援助和承担国际责任的考量中, 仍然要以中国的发展阶段作为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背景, 绝对不能超越自身的发展阶段作出与本国实际地位不相称的承诺, 这也正反映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
  
  第三, 从研究范式的转换把握国内、国际政治互动中的路径变迁。思考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不能不涉及研究范式的转换。研究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存在两种基本路径, 一是从国内政治研究国际政治, 这种研究路径有着浓厚的国家中心主义色彩, 以主权国家行为体作为主要关注点的国际政治理论出现了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范式争论, 在此之下, 还存在着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等多种流派分支。二是从国际政治研究国内政治, 这种研究范式往往忽略国家作为国际政治主要行为体的基本事实。因而, 从国际政治的视角研究国内政治存在着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事实上, 随着多个行为主体进入国际政治研究的视野, 目前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研究越来越重视多种行为主体, 比如国际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等) 、国内组织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跨国公司等) 、次国家主体 (省、州、邦等) 等。另外, 随着行为主体的增加, 国际政治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前述两条路径, 国际政治研究的范围与视野更加开阔, 扩展到国家之外的多个行为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现代国际政治研究的学科视野更加宽广, 出现了全球学、国际组织学等更加细的分支。因而, 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关系呈现出多层次的特征, 国与国的关系 (如中美关系) 、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关系 (如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 、次国家主体与他国的关系 (如加利福尼亚州与中国的关系) 、次国家主体与他国次国家主体的关系 (如中美省、州长论坛) 、智库关系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欧洲科学基金会) 等等, 都是国际政治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多层次关系模式的出现表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变得复杂多样, 需要国际政治研究跳出原有的视域, 将视角引向更加开阔的多主体、多层次的行为体的行为与互动过程。
  
  从理论上来说, 方法论更多是关于研究路径的思考, 具体到国际政治理论则存在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争论, 甚至存在国际政治与世界政治的争论。国际政治仍然将单个的国家或组织视为主要行为体, 世界政治则是基于一种全球国家或全球政府的视角, 根据这一视角, “目前世界仍然只是一个‘非世界' (non-world) , 它只是一个地理存在, 而不是一个政治存在”.尽管目前世界是否是一个“非世界”的存在值得商榷, 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整个世界是一个整体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由此, 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人口爆炸、资源短缺、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的凸显更加需要全球治理。在这一背景下, 世界政治或许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无论如何, 将研究视角从单纯的国际政治引向全球主义、世界政治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是, 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否意味着崛起中的中国在新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有更多的作为, 以此带动理论创新呢?古老的中国为整个世界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文明交往范式、天下主义的国家交往模式, 但也存在着所谓的朝贡体系等。古代中国关于国际问题的思考对现代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绝不是现代国际关系的雏形。现代中国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有的国际政治格局, 但中国在实践上的进步是否意味着理论上的创新是值得商榷的。我们丝毫不否认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对建构属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的努力, 然而, 理论上的创新绝不是“另起炉灶”, 而必然是在现有理论基础上的创新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
  
  四、结论
  
  国际政治研究始于主权学说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界定的现代国际关系, 在此之后的发展则得益于全球化的兴起和二战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使其逐渐呈现出独立发展的态势与趋势。这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范畴与学科发展, 但是, 国际政治独立发展的态势与趋势又使其与政治学的发展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分离甚至分裂的倾向, 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在国际政治与政治学二元对立的格局中寻求学科发展的各自领域。这样的取向对于推进学科以及学术研究的专业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本文所提出的问题是, 在这样的一种学科分立背景下, 尤其需要注意相关学科的共同渊源以及共同的知识基础和价值基础。无论是在学术研究方面, 还是在决策咨询方面, 秉承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 无论是对政治学的研究, 还是对国际政治的研究, 都是需要重视的问题。
  
  注释
  
  (1) (1) 本文所谈的国际政治可以作广义的理解, 从学科上来说, 包括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等相关研究领域。
  (2) (2) 桑玉成、周光俊:《从政治学博士论文看我国政治学研究之取向》, 《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4期, 第4页。
  (1) (1)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 胡宗泽、赵力涛译, 三联书店1998年版, 第4页。
  (1) (1) 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 郭斌和、张竹明译, 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 (2)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3) (3) 参见桑玉成:《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与战略》, 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 第13-15页。
  (1)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五卷) ,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208页。
  (2) (2) [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城邦与世界社会》, [美]托马斯·索尔森修订, 邓正来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第16页。
  (1) (1) 参见[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 黎思复、黎廷弼译, 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70页
  (3) (3) [法]让-雅克·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 李平沤译, 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1)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70页。
  (2) (2) 桑玉成:《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与战略》, 第16页
  (1) (1) 桑玉成:《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生态问题》, 《学术月刊》2012年第8期, 第9-10页。
  (2) (2) [美]布鲁斯·麦斯基塔:《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 王义桅译,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 第64页。
  (1) (1) 参见[瑞士]彼埃尔·德·塞纳克伦斯:《治理与国际调节机制的危机》, 冯炳昆译,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文版) , 1999年第1期。
  (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284页。
  (1) (1) 参见[美]梅尔·格托夫:《人类关注的全球政治》, 贾宗谊译, 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1) (1)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江苏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第21页。
    桑玉成.关于国际政治研究中三个基础性问题的思考[J].国际展望,2018,10(01):1-1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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