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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各方势力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态度研究

时间:2018-11-05 来源:外交评论 作者:刘中民,赵跃晨 本文字数:23541字

  摘    要: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 伴随阿拉伯国家陷入群体性动荡, 伊斯兰主义力量开始借势而起。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不仅成为影响阿拉伯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 而且成为中东地区各方力量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具。基于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不同考虑, 沙特阿拉伯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穆斯林兄弟会持反对立场, 并支持埃及塞西政权镇压和打击穆斯林兄弟会, 而土耳其和卡塔尔则支持穆斯林兄弟会, 并因此与埃及塞西政权和沙特龃龉不断。这种复杂的矛盾斗争构成了2017年6月以来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进而对中东地区格局的重组产生了深刻影响, 同时也体现了伊斯兰因素对中东国际关系的复杂影响。中东地区力量围绕穆兄会的博弈是现代伊斯兰主义力量与传统保守伊斯兰力量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 也是海合会内部矛盾和分裂加剧的表现, 同时也与以沙特和伊朗为核心的两大阵营的对抗密切相关。从本质上来说, 围绕穆兄会的博弈表明, 伊斯兰主义在中东国际关系中具有强大的扩张与渗透能力, 使宗教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突出作用成为中东地区体系的典型特质, 并显着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

  关键词: 中东变局; 穆斯林兄弟会; 沙特阿拉伯; 土耳其; 卡塔尔; 伊斯兰主义;
 

中东各方势力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态度研究
 

  2017年6月, 沙特阿拉伯 (下文简称“沙特”) 与卡塔尔的断交危机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耐人寻味的是, 沙特提出的复交条件之一即卡塔尔必须中止对穆斯林兄弟会等“恐怖组织” (1) 的支持, 这一条件令外界不解。但是, 如果以此为线索进行深入的挖掘与分析, 其表象是双方围绕支持和反对穆斯林兄弟会 (下文简称“穆兄会”) 的矛盾, 背后则是中东各方之间围绕伊斯兰主义力量的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的复杂矛盾, 同时也是中东地区格局复杂变动的深刻体现。因此, 剖析中东各方围绕穆兄会的博弈也就成为认识中东国际关系的一个独特视角。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 最初并不为人们所关注的伊斯兰因素不断凸显, 伊斯兰主义政党在转型阿拉伯国家所呈现出的强劲态势尤为引人注目。客观而言, 伊斯兰主义力量并非中东变局的领导者, 中东变局在性质上也并非伊斯兰主义运动。中东变局是一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地区性政治与社会运动, 是继20世纪50—60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70—80年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三次地区性政治与社会运动, 增强民主、改善民生是其主要政治诉求, 民众和政治反对派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抗议浪潮是其典型表现形式, 但在不同国家, 其具体性质和表现形式又有所不同。 (2)

  但是, 中东变局无疑为伊斯兰主义力量借势而起提供了历史机遇, 伊斯兰主义政党上台执政或参政议政曾一度成为转型阿拉伯国家独特的政治风景线。由于伊斯兰主义政党并非“阿拉伯之春”的领导者和发起者, 以及伊斯兰主义政党具有仓促而起的特点, 伊斯兰主义的崛起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是, 伊斯兰主义力量无疑构成了影响转型阿拉伯国家政治生态及其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 而围绕如何对待伊斯兰主义力量的政治博弈则对中东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东变局中, 埃及穆兄会领导的自由与正义党 (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 、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党 (Ennahda Movement) 、摩洛哥的公正与发展党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 以及约旦、叙利亚等国的穆兄会力量在中东形成了一个潜在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力量集团。但是, 伊斯兰主义政党在初露锋芒后便严重受挫。以埃及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为例, 其在执政一年后便遭到军方废黜, 并被埃及政府宣布为恐怖主义组织, 成为伊斯兰主义力量遭遇的最严重挫折。穆兄会在埃及政坛的沉浮不仅改变了埃及国内的政治生态, 中东地区力量围绕支持和反对穆兄会的政治博弈, 也使中东国际关系波诡云谲、涟漪不断, 尤其是对埃及、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大国间的关系, 以及2017年6月以来的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产生了直接影响, 而其背后则是地区力量围绕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复杂博弈。

  埃及是当代伊斯兰主义的发祥地, 在阿拉伯世界具有重要的风向标意义。自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 穆兄会在埃及的发展经历了从大起到大落的过程。大体而言, 从2011年2月到2012年6月, 穆兄会在选举政治中迅速崛起并掌握权力。从2012年6月到2013年8月, 世俗派与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对立加剧, 最终导致军方废黜穆尔西政权, 并将穆兄会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进行打压。在穆兄会沉浮的过程中, 不仅埃及国内的宗教和世俗两大力量对其态度呈现两极分化, 中东地区力量出于各自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考虑同样对其持有不同的立场和政策, 凸显了中东地区力量围绕穆兄会展开的复杂博弈及其对中东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因此, 本文就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等地区力量围绕穆兄会沉浮展开的复杂博弈及其影响进行分析, 力图从一个侧面探析中东变局后地区国际关系分化、重组的深层动因, 并以穆兄会为视角揭示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中东地区体系的特质。

  一、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国际化:穆兄会影响国际关系的根基

  伊斯兰主义 (学界也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 是指主张按照伊斯兰原初教旨变革现实社会的一种宗教政治思潮及随之而来的反对世俗化和西方化、全面推行伊斯兰化的运动。其基本宗旨是反对西方化和世俗化, 主张返回伊斯兰教的原初教旨、变革现存的世界秩序、推翻现存的世俗政权, 建立由宗教领袖或教法学者统治的、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和秩序。在政治上主张建立体现“真主意志”的伊斯兰国家。在经济上主张实行社会公正、平等和正义, 反对西方的经济制度。在法律上主张以伊斯兰教法替代受西方影响而制定的世俗法律体系。在文化上反对西方化、世俗化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念。 (1) 1928年成立于埃及的穆兄会被视为当代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典型代表。

  20世纪初, 面对埃及的内忧外患, 为实现伊斯兰复兴, 哈桑·班纳在埃及伊斯梅利亚市创建了穆兄会。穆兄会在90年的发展历程中几经沉浮, 成为当代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逊尼派伊斯兰组织。从其历史纵向演变来看, 穆兄会经历了从群众性宗教组织向具有完整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的宗教政治组织的演变历程。

  (1) 宣教组织阶段 (1928—1939) 。穆兄会主要以扞卫伊斯兰教的纯洁为旗帜, 通过寻求埃及王室的庇护, 以教育和宣教的温和方式来扩大群众基础, 并拒绝卷入任何政治斗争, 试图通过净化信仰实现建立以《古兰经》和圣训 (穆罕默德言行的记录) 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的目标。 (1)

  (2) 政治化阶段 (1939—1954) 。穆兄会以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为旗帜参与埃及的民族独立斗争, 并在实现民族独立方面与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拥有共同的目标。但1945年议会选举失败和1948年、1954年遭遇两次镇压, 使得该组织通过议会选举道路和平夺权的希望破灭, 伊斯兰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的矛盾最终使穆兄会与纳赛尔主义分道扬镳, 并促使穆兄会开始与埃及政权进行政治抗争, 其政治组织的架构日趋成熟。

  (3) 衰退与分化阶段 (1954—1981) 。面对强大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 穆兄会陷入衰退与分裂, 其中以哈桑·胡代比为代表的一方主张摒弃暴力, 以宣教为重, 而以赛义德·库特布为代表的另一方则倾向于用武力手段推翻世俗政权。 (2) 以此为标志, 穆兄会开始出现温和化与极端化的两极分化。穆兄会第二代思想家库特布在继承班纳伊斯兰复兴思想的基础上, 对传统“圣战”观念进行了泛化, 号召所有穆斯林参加推翻“不义政权”的圣战。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 从穆兄会分化产生的“赎罪与迁徙组织”、“伊斯兰圣战组织”、“穆罕默德青年”等极端组织纷纷走上暴力恐怖道路, 并制造了暗杀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等一系列恐怖暴力事件。 (3) 此后, 在埃及穆巴拉克政府的严厉打击下, 穆兄会的极端派别多远逃国外, 其领导则成为“基地”组织等极端恐怖组织的核心成员。同一时期, 以胡代比为代表的思想家则吸取了与世俗政权为敌的教训, 主张通过和平宣教的方式来促使埃及社会重返正统伊斯兰, 竭力避免卷入暴力活动。

  (4) 合法参政阶段 (1981—2013) 。在穆巴拉克时期, 穆兄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穆兄会打着“伊斯兰是解决方案”的旗号, 采取灵活、务实的斗争策略, 将其战略重心调整为参与议会政治、发展伊斯兰经济和向公民社会组织渗透等方面。 (1) 穆兄会于1984年5月开始参与议会选举, 并于1994年正式确立组建政党和参与议会政治的战略。 (2) 在经历严重挫折和内部分化后, 穆兄会的思想和斗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改革与调整的发展趋势。在政治目标上, 它已逐渐淡化重建“乌玛” (穆斯林共同体) 的长远目标和否认民族国家合法性的立场, 主要关注点转向民主、民生等问题。在政治参与方式上, 它更注重民主选举的和平渐进道路, 并逐步放弃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激进道路。 (3) 在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 埃及于2011年3月28日出台新选举法, 穆兄会组建了自由与正义党, 并在随后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取得了胜利, 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尔西于2012年6月成功当选总统。 (4) 然而好景不长, 穆尔西的总统职位于2013年8月被埃及军方废黜, 穆兄会再次遭遇灭顶之灾。

  从横向发展来看, 穆兄会经历了从埃及向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乃至全球进行组织拓展的历程。穆兄会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 既源于其重建超种族、超地域、超国家共同体———“乌玛”的普世主义目标, 同时也与其在埃及遭受镇压后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策略有关。

  穆兄会成立伊始, 哈桑·班纳就把发展目标定位于整个伊斯兰世界, 强调对外输出穆兄会的理论, 谋求组织形式的国际化。 (5) 在理论上, 班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 主张实现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的伊斯兰统一。他曾经指出, “伊斯兰是信仰和崇拜, 是祖国和民族。所有的穆斯林是一个民族, 伊斯兰祖国是一个国家。” (1) 他还声称, “穆斯林兄弟会不局限于在一个伊斯兰国家宣传号召”, “任何一寸土地上只要有一位兄弟信仰《古兰经》, 这块土地就是伊斯兰的公共土地, 那么伊斯兰教就要要求所有穆斯林去保护它并使它充满幸福。” (2) 在组织建设方面, 哈桑·班纳十分重视在阿拉伯世界建立分支机构, 尤其是在1936—1939年巴勒斯坦大起义时期, 穆兄会首先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分支机构, 进而渗透到约旦、叙利亚等其他阿拉伯国家。 (3) 此外, 哈桑·班纳还将伊斯兰教最权威的学术机构艾资哈尔大学作为联络伊斯兰世界的主要阵地, 伊斯兰国家在埃及留学的不少青年归国后便成为各国穆兄会分支机构的领导和骨干。例如, 来自叙利亚的穆斯塔法·西巴仪和穆罕默德·哈米德从埃及学习归国后, 于1945年建立了叙利亚穆兄会。 (4)

  此外, 纳赛尔政权对穆兄会的严厉镇压, 迫使穆兄会成员流亡他国避难, 在客观上促进了穆兄会的国际化。面对纳赛尔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挑战, 大量埃及穆兄会活动家流亡黎巴嫩、科威特、沙特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君主制国家为了抵御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冲击, 长期为穆兄会成员提供支持和庇护。 (5) 后来随着穆兄会地区影响的不断增强和形势变化, 沙特转向限制穆兄会, 见后文详述。除此以外, 来自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叙利亚等国的穆兄会领导人也在欧洲寻求庇护, 并将穆兄会的思想传播至欧洲、北美等地。 (6)

  通过以上途径, 穆兄会在中东乃至全球获得了新的生存空间, 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地区性和全球性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组织, 在70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或附属团体。 (1) 总之, 穆兄会致力于重建穆斯林共同体的普世主义是其吸引伊斯兰国家穆斯林, 进而实现国际化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 而遍布全球尤其是中东国家的分支机构构成了其国际化的组织网络, 这也是它拥有地区和国际影响, 并在“阿拉伯之春”浪潮中影响中东地区国际关系重组的根源所在。

  二、伊斯兰发展模式之争:沙特对穆兄会的打击及影响

  埃及和沙特一直存在争夺阿拉伯世界主导权的矛盾, 但在穆巴拉克政权倒台之前, 埃及与沙特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主要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矛盾。埃及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中心, 而沙特是泛伊斯兰主义的中心。在20世纪50—60年代, 埃及通过推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 对外输出纳赛尔式的阿拉伯革命, 推进阿拉伯统一事业, 对沙特领导的海湾君主制政教合一国家产生了强烈冲击。而沙特则通过推行泛伊斯兰主义, 成立伊斯兰会议组织 (2011年更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 与埃及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抗衡。 (2)

  在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 穆兄会领导的自由与正义党很快通过选举在埃及掌权。从理论上讲, 相对过去掌握埃及政治主导权的世俗民族主义力量, 穆兄会代表的温和伊斯兰力量本应与沙特代表的保守伊斯兰力量找到更多的利益契合点。但事实恰恰相反, 穆兄会所代表的温和伊斯兰力量与沙特所代表的瓦哈比派保守伊斯兰力量却存在严重分歧。在沙特看来, 埃及穆兄会的崛起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地缘政治上均对沙特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发展模式的角度看, 避免现代伊斯兰主义力量成为中东地区的主导力量并危及沙特的君主制政权, 是沙特支持埃及军方废黜穆尔西政权并打压穆兄会的重要考虑。

  基于对抗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考虑, 自20世纪下半叶起, 沙特曾长期为在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遭受镇压的穆兄会成员提供庇护, 并雇佣他们到本国的教育系统和宗教机构中工作。 (1) 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穆兄会力量在中东地区不断扩大, 并试图通过自身的温和化与和平参政议政染指国家政权, 沙特开始对境内的穆兄会活动进行限制。

  随着中东变局发生后穆兄会力量在埃及政坛的不断壮大, 沙特意识到穆兄会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对海湾君主制国家构成了严峻挑战。 (2) 在沙特看来, 一旦埃及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获得成功, 就会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穆兄会等现代伊斯兰主义力量产生示范效应。在中东变局中出现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 都在探索如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推动伊斯兰民主的建设。相对于其他国家, 埃及的规模、地位和传统, 决定了其伊斯兰民主尝试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和更为重要的影响, 而沙特则是维持现状的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力量集团的核心, 也是瓦哈比派力量集团的核心。 (3) 从长远来看, 如果穆兄会力量探索的伊斯兰民主获得成功并在转型阿拉伯国家推广, 无疑会对以世袭制、家族制、政教合一为特征的海湾君主制国家构成挑战。2012年7月11日, 穆尔西访问沙特, 其目的就是要打消海湾国家的疑虑, 通过建立信任争取政治与经济支持。据沙特《利雅得报》报道, 在启程访问沙特前夕, 穆尔西曾公开表示不会输出革命, 这也从侧面验证了穆兄会与沙特的潜在紧张关系。 (1)

  从现实的角度看, 避免穆兄会主导下的埃及与伊朗走近并对沙特形成战略钳制, 也是沙特反对穆兄会掌权的重要考虑。

  穆巴拉克主政时期的埃及尽管与沙特存在意识形态和争夺地区主导权的矛盾, 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相对纳赛尔时期已经严重衰落, 放弃输出革命和阿拉伯统一的埃及对沙特的挑战大打折扣, 沙特与埃及的矛盾大为缓和。但是, 穆尔西执掌埃及政权后, 其在地区外交中表现出的不确定性, 致使两国关系再度紧张。穆尔西首次出访便选择沙特, 足见以穆兄会为代表的温和伊斯兰力量试图安抚沙特。但就沙特而言, 穆尔西的首访并不足以消除其对穆兄会的不信任感。因为在访问沙特一个月之后, 穆尔西便出访沙特的宿敌伊朗, 并出席伊朗主办的不结盟运动峰会, 他也成为自安瓦尔·萨达特以来首位访问伊朗的埃及领导人。2013年2月, 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访问埃及并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峰会, 双方在断交30年后实现互访, 标志着埃及与伊朗关系的解冻与改善。 (2) 在沙特看来, 在沙特和伊朗之间, 穆尔西政府更倾向于与伊朗建立“建设性关系”。 (3)

  穆兄会主导下的埃及对伊朗的暧昧态度, 对沙特可谓极具挑战性。如果在世俗的军政权和穆兄会之间做出选择的话, 沙特显然倾向于地区影响较小的军方力量, 而不是拥有巨大地区影响但外交取向不明确的穆兄会。对此, 有学者分析指出, “穆尔西对利雅得温和而又谨慎的态度表明, 穆兄会拒绝 (沙特阿拉伯) 瓦哈比派, 并且致力于推进以其他伊斯兰思想学派为基础的更温和的伊斯兰教。其结果是, 在军方通过政变颠覆穆尔西政权的过程中, 沙特在反对穆尔西政权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穆尔西对沙特采取独立的政策, 而对伊朗和土耳其采取实用主义政策, 这都使沙特感到紧张。” (1) 由此可见, 埃及与伊朗结束长期对抗并寻求增进双方关系的做法, 是促使沙特选择支持埃及军方废黜穆尔西政权的原因之一。在埃及军方废黜穆尔西政权后, 沙特采取了支持埃及军方打击穆兄会的政策, 其具体手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 通过为埃及军政府提供巨额资金支持, 稳固埃及塞西政权, 压缩穆兄会在埃及的生存空间。

  根据国际发展中心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enter) 的数据, 2012年埃及共爆发了2532起劳工抗议事件, 而穆尔西执政后的2013年前三个月就爆发了2782起。 (2) 因此, 埃及军方在推翻穆尔西政权并组建临时政府后, 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如何有效应对国内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如果军政府不能出台重振国内经济的有效举措, 将会为穆兄会及其支持者的持续抗议提供社会条件。 (3) 为了防止穆兄会在埃及再次反弹, 沙特和阿联酋分别向埃及提供了50亿美元和3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以协助军政府巩固政权并持续向穆兄会施压。2015年3月, 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埃及经济发展会议上, 沙特等四个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承诺向埃及提供总额为12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沙特、阿联酋和科威特分别承担40亿美元, 剩余5亿美元由阿曼提供。 (4)

  其次, 配合埃及军方, 在沙特国内和地区范围内为埃及镇压穆兄会提供支持。

  2013年7月, 在埃及军队推翻穆尔西政权后, 时任沙特国王阿卜杜拉致信埃及军方, 称赞埃及军方在关键时刻拯救了国家。在沙特的带动下, 阿联酋、科威特、巴林、阿曼都表示支持埃及临时政府。 (5) 埃及军方废黜穆尔西政权后, 沙特国内的一些宗教人士公开谴责此次事件为“政变”, 并且暗指沙特政府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他们甚至提出要对穆尔西的支持者提供外部援助。 (1) 为了压制国内的异议, 沙特政府于2014年2月4日颁布了最为严厉的皇家法令, 目标直指沙特国内的穆兄会支持者与同情者。该法令指出:“以任何方式对境内、域内或国际层面的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表示道义上同情, 或提供经济支持, 或宣传、煽动暴力活动的知识分子或宗教群体, 将受到三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监禁惩罚。” (2) 其中的“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显然主要是指被埃及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的穆兄会。同年3月7日, 沙特把穆兄会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禁止该组织在沙特境内活动。 (3)

  沙特通过金元外交支持埃及军政府, 并在沙特国内和地区范围内配合埃及打击穆兄会及其支持者的做法, 尽管有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考虑, 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对沙特的外交环境和埃及政局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沙特支持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政权的过程中, 不仅埃及民众对沙特干预埃及内政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而且也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埃及的反弹创造了条件。 (4) 据统计, 随着穆尔西被罢黜, 埃及国内的恐怖袭击事件达到了顶峰, 并且主要集中于与沙特接壤的西奈半岛, 这些武装分子将袭击的对象直指军方领导的临时政府及其支持者。 (5) 与此同时, 沙特与卡塔尔在穆兄会问题上的分歧也为2017年爆发的断交危机埋下了伏笔。

  三、引领转型阿拉伯国家的发展方向:土耳其对穆兄会的支持及影响

  沙特对埃及军方废黜穆尔西政权和清洗穆兄会予以积极支持, 而土耳其则积极支持穆兄会, 并对埃及军方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土耳其选择支持穆兄会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与穆兄会建立的自由与正义党同属温和的伊斯兰政党, 二者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土耳其力图通过支持转型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政党, 扩大正义与发展党新版“土耳其模式”的地区影响, 增强土耳其的国际地位。

  自1946年土耳其启动多党制进程以来, 各政党便纷纷利用伊斯兰教进行政治动员, 先后出现了正义党、民族行动党、民族秩序党、繁荣党、正义与发展党等具有传承关系的伊斯兰色彩浓厚的政党, 其中繁荣党曾在1996—1997年与其他政党短暂联合执政, 而正义与发展党自2002年以来一直是土耳其的执政党。但是, 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崛起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 正义与发展党之前的伊斯兰政党曾先后在1960年、1971年、1980年的三次军事政变和1998年的“软政变”中被取缔。 (1) 1998年土耳其宪法法院宣布取缔繁荣党, 繁荣党随后改称美德党。2001年6月, 美德党再次被取缔, 该党中的传统派组成幸福党, 而改革派则成立了正义与发展党。 (2)

  在成立不到一年后, 正义与发展党便取得了2002年土耳其议会选举的胜利并单独组阁执政, 此后又先后取得2007年、2011年、2015年土耳其议会选举的胜利, 创造了当代土耳其历史上的政治神话。有评论指出, 正义与发展党连续执政及其执政期间土耳其经济的迅速发展, 创造了新版的“土耳其模式”,  (1) 其内容包括:在维持国家政权世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强调传统伊斯兰价值观, 注重以道德理念、准则作为社会的规范, 提倡在尊重自由的前提下推进世俗主义和民主化, 把宗教自由作为民主化的重要内容。主张通过改革扩大公民权利, 改善人权, 发展公民社会。这种新变化具体表现在:第一, 从激进世俗主义走向消极世俗主义, 即在坚持国家世俗性质的同时充分保证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第二, 发展民主政治, 限制军人的权力, 逐步改变“军人监国、文官执政”的治理格局;第三, 奉行自由主义的政策, 扩大社会基础;第四, 在东西方关系上, 实现从追随西方到“向东看”的平衡外交, 突出自主性。 (2) 由此可见, 土耳其的民主转型经历了从威权体制到多党民主与军人干政相互交替, 再到正义与发展党实行温和伊斯兰民主的曲折过程。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期间, 土耳其经济取得飞速发展, 被外界称为新版的“土耳其模式”。 (3)

  中东变局爆发以来, 在阿拉伯国家转型过程中, 伊斯兰政党通过议会选举, 纷纷成为转型阿拉伯国家的执政党。在此背景下, 正义与发展党创造的新版“土耳其模式”对于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政党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 如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领袖拉希德·加努希强调, 土耳其的民主实践是突尼斯的榜样, “土耳其模式”是展现伊斯兰教与民主相容的典范。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主席阿卜杜拉·本·基兰也表示, 希望“世俗伊斯兰”的土耳其模式能在摩洛哥取得成功。 (4) 在2011年的阿拉伯民意调查报告中, 44%的埃及人认为其政治制度应效法土耳其。 (5) 因此, 穆兄会下属的伊斯兰政党———自由与正义党在埃及的崛起, 无疑被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视为推广新版“土耳其模式”的重要历史机遇。

  总之, 土耳其政府之所以支持穆兄会、反对埃及军方, 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正义与发展党与穆兄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上具有相似性, 土耳其试图通过穆兄会把埃及打造成推广新版“土耳其模式”的样板。此外,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本身也是在与土耳其军方的多次博弈中艰难生存和发展起来的, 其前身也曾多次被军方取缔, 经历过与穆兄会相似的历史境遇, 这也是它反对埃及军人干政的深刻动因。

  联系到沙特对穆兄会的反对和打压, 土耳其对穆兄会的支持也暗含了与沙特争夺在伊斯兰世界影响力的考虑, 甚至还关系双方对逊尼派内部领导权的争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 同为逊尼派国家的土耳其和沙特在抵制作为什叶派力量中心的伊朗方面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因为土耳其和沙特都把什叶派伊斯兰教视为异端邪说, 都倾向于把代表什叶派伊斯兰主义的伊朗视为地缘政治威胁。尽管双方都对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进行抵制和防范, 但沙特和土耳其之间也存在尖锐矛盾, 双方都试图在逊尼派伊斯兰世界推广自己的发展模式。 (1)

  事实上, 随着土耳其外交向中东回归, 土耳其高调介入巴勒斯坦问题, 尤其是土耳其对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 (“伊斯兰抵抗运动”, 其前身就是穆兄会在巴勒斯坦的分支机构) 的支持已经令沙特深感不安。在叙利亚问题上, 尽管土耳其和沙特在支持反对派推翻巴沙尔政权方面目标一致, 但在反对派的选择以及未来叙利亚发展走向问题上, 双方又存在严重的分歧。而围绕埃及穆兄会的截然对立, 则更为鲜明地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伊斯兰发展模式的矛盾。有分析认为, 沙特之所以对穆尔西政权态度消极, 原因之一就在于穆尔西政权试图接近土耳其, “力图建立土耳其和埃及穆兄会之间的联盟”。 (2) 在埃及穆尔西政权被军方废黜后, 穆兄会积极向土耳其寻求意识形态和物质支持, 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积极展开对穆兄会的声援, 并对埃及军方进行强烈谴责, 与沙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由此可见, “沙特领导的海湾君主制国家构成了中东地区内反对穆兄会主要的力量, 而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成为穆兄会最坚定的支持者, 而背后则是逊尼派内部传统与温和伊斯兰力量围绕意识形态、发展模式与地区主导权的争夺。” (1)

  当然,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权对穆兄会及穆尔西政权的支持, 也有其现实利益的考虑。执政初期的正义与发展党将加入欧盟视为外交战略的核心, 并长期奉行“脱亚入欧”的外交战略。但在2007年再获选举胜利并连续执政后, 正义与发展党开始调整外交政策, 逐渐将外交重心转向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其动因之一就在于拓展新的经济联系。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席卷欧洲市场, 土耳其主要欧洲贸易伙伴的经济发展均陷入停滞, 为此土耳其不得不寻找新的市场。 (2) 在此过程中, 中东地区成为土耳其拓展贸易市场的首选。据统计, 2007年至2010年间, 土耳其对欧盟27国的出口总额占比从59%下降至48%, 而对西亚和北非地区的出口总额占比从16.7%上升至25.1%。 (3)

  土耳其加强开拓中东市场也有深层次的战略考虑。有分析认为, 秉持宗教保守思想的正义与发展党将外交重心转向西亚北非地区, 其动机是试图通过共同的穆斯林身份认同和经济援助塑造地区合作伙伴。 (4) 据统计, 2007年土耳其向阿拉伯世界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仅为0.7亿美元, 但至2012年已增长至16.6亿美元。 (5) 因此, 随着具有相似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的自由与正义党于2012年在埃及掌权, 土耳其试图将自由与正义党的穆尔西政权塑造成为它在中东地区的“关键盟友”, 进而扩大自身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影响。

  在埃及穆兄会沉浮的过程中, 土耳其通过政治声援、经济援助和外交手段等多种方式为其提供支持。在埃及陷入动荡之初, 土耳其就通过政治声援为穆兄会力量在埃及上台执政创造有利环境。2011年初, 埃及爆发民众抗议浪潮后,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是第一个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外国领导人。在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 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和总理埃尔多安先后访问埃及, 支持埃及建立一个开放的政府, 积极为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通过民选上台执政制造声势。 (1) 随着自由与正义党在人民议会选举和协商会议选举中均获得优势地位,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公开表示支持自由与正义党参加总统选举。在选举期间,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专门选派竞选专家及选举顾问前往埃及协助穆尔西竞选, 助力穆尔西成功当选埃及总统。 (2) 2012年9月30日, 穆尔西应邀出席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代表大会, 并对土耳其政府的支持表示感谢。

  随着穆尔西上台执政, 土耳其将穆兄会治下的埃及视为其在中东地区的“关键盟友”, 并通过建立全方位的合作关系增强双方的政治互信。在穆尔西当选总统后, 土耳其立即向埃及提供了约合20亿美元的经济贷款, 并签署了28项合作协议, 其中包括为埃及警务人员和政党人员提供专业培训。 (3) 在贸易合作方面, 2012年土耳其与埃及之间的贸易总额相较2011年增长了3倍, 达到50亿美元。 (4) 在发展援助方面, 2012年土耳其对埃及的发展援助超过5亿美元, 而2011年仅为351万美元。 (5) 此外, 土耳其与埃及还建立了高级别战略合作委员会, 并在东地中海的土耳其领海进行军事演习。这一系列合作反映了土耳其对穆兄会政权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全方位支持, 足见土耳其向埃及推广“土耳其模式”的抱负。

  2013年7月, 穆尔西政权被埃及军方废黜, 无疑扼杀了土耳其致力于和埃及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一切努力, 也是土耳其地区外交实践以及向转型阿拉伯国家推广“土耳其模式”遭遇的严重失败。即使如此, 土耳其仍通过多种外交途径向埃及军政府施压, 以此声援穆兄会。土耳其政府直言不讳地批评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政权是“不可被接受的政变”, 埃尔多安更是公开呼吁释放穆尔西。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埃及应该阅读土耳其的近代历史, 土耳其的每一次军事政变都导致发展停滞”, “毫无疑问, 军事政变无益于国家发展和进步, 而只会使政变者自食恶果。” (1) 同时, 埃尔多安还积极呼吁西方国家对埃及军事政变以及军政府镇压穆尔西支持者的暴力行为作出反应, 并强烈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立即就此事召开会议。 (2) 此外, 土耳其政府还强烈支持穆兄会成员进行静坐抗议, 以此向军政府施压, 并要求埃及军方还政民选总统穆尔西。 (3)

  穆尔西政权的黯然倒台标志着土耳其在埃及推广新版“土耳其模式”的失败, 土耳其过于强调伊斯兰主义政党的身份认同, 忽视了埃及国情与土耳其本质的区别。 (4) 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成长于现代世俗国家, 得益于伊斯兰传统与民主制度相对成功的融合, 同时也有推动土耳其经济发展的显着政绩以及由此获得的民意基础的支撑。埃及穆兄会是长期遭受打压的伊斯兰主义政治反对派组织, 缺乏治理国家的成熟理念和方案, 也未能妥善处理好与埃及世俗力量尤其是埃及军方的关系。土耳其一意孤行地支持穆兄会不仅使得土耳其支援穆尔西政权的大量投资石沉大海, 其在埃及推广新版“土耳其模式”的实践也胎死腹中。此外, 土耳其与卡塔尔都对穆兄会持支持立场, 这也是其在卡塔尔断交危机中支持卡塔尔的原因之一, 并对土耳其与沙特对地区事务主导权的争夺产生了直接影响。

  四、争夺宗教话语权:卡塔尔对穆兄会的支持及影响

  中东变局爆发以来, 以穆兄会为代表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力量的崛起对海湾君主制国家构成了严峻挑战。沙特和阿联酋等海湾君主制国家均支持埃及军方打击穆兄会, 但同为君主制国家的卡塔尔并未选择跟随沙特镇压和打击穆兄会, 相反却大力支持穆兄会。这种复杂态势既反映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围绕阿拉伯国家转型的深刻矛盾, 也揭示了沙特与卡塔尔围绕伊斯兰发展模式的意识形态矛盾, 同时也构成了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的原因之一。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 通过追求宗教话语权摆脱沙特的控制, 是促使卡塔尔选择支持穆兄会的重要动因, 卡塔尔力图通过支持代表现代伊斯兰主义且具有巨大地区影响力的穆兄会获取宗教话语权。但卡塔尔的这种做法恰与沙特形成鲜明对照, 围绕穆兄会的对立也直接构成了双方矛盾不断加剧并走向断交的重要根源。

  沙特和埃及作为逊尼派阿拉伯国家阵营的两大力量, 长期主导逊尼派的宗教话语权。卡塔尔作为沙特的追随者, 独立之后在阿拉伯世界长期缺乏宗教话语权和地区影响力。 (1) 20世纪90年代, 卡塔尔政府为了巩固政权合法性, 逐渐开始重视对宗教话语权的争夺, 进而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地区范围内的伊斯兰主义力量。穆兄会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组织, 自然成为卡塔尔在阿拉伯世界塑造宗教影响力的倚重对象之一。卡塔尔通过为穆兄会成员提供庇护和宣传平台, 逐渐成为穆兄会和其他伊斯兰主义组织资金流动和物资中转的枢纽。 (1) 在此过程中, 卡塔尔与穆兄会之间形成了某种互利互惠关系, 二者相互借力提升地区影响力。但是, 考虑到自身的君主制体制和对沙特的忌惮, 卡塔尔在内政外交中并未公开采纳穆兄会的意识形态,  (2) 而是通过向其提供谨慎的支持来扩大地区影响力。二者在长期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这种互惠互利、但互不干涉的关系为卡塔尔在中东变局中与穆兄会走近创造了条件。

  中东变局为卡塔尔争夺逊尼派的地区主导权提供了历史契机。一方面, 原先的两大逊尼派强国埃及和沙特均显露颓势。埃及因内部社会经济矛盾激化而自顾不暇, 沙特也因反政府势力的崛起而如坐针毡。 (3) 另一方面, 中东逊尼派内部矛盾激化。随着穆兄会执掌埃及政权, 以穆兄会为代表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力量与以沙特为代表的传统伊斯兰力量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4) 因此, 中东变局导致的地区权力结构调整和逊尼派内部矛盾激化, 为卡塔尔争夺宗教话语权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卡塔尔看来, 伊斯兰主义力量在中东变局中的影响不断上升, 温和的伊斯兰党派必将成为中东地区的支配性力量,  (5) 因此, 支持穆兄会这样一个具有民众基础和区域网络的组织, 有助于卡塔尔将自身塑造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代言人, 进而重塑宗派地缘政治秩序。 (6) 正如穆罕默德·努鲁扎曼所言, 卡塔尔的最终目标是促进逊尼派伊斯兰势力的发展壮大, 建立一个由卡塔尔主导的逊尼派伊斯兰集团。 (7)

  从现实利益方面看, 通过支持穆兄会影响伊斯兰主义的地区网络, 并且充当西方与伊斯兰主义力量之间的中间人, 是卡塔尔实施“小国大外交”的重要抓手。

  自独立以来, 国小力薄的卡塔尔通过跟随沙特在强邻环伺的地缘环境中维护家族统治和确保国家生存。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于1995年通过宫廷政变执掌政权后, 把“自由、民主、发展、和平与稳定”确立为治国目标, 即通过塑造民主、自由的独立形象与西方建立和发展紧密的外交关系, 以此摆脱沙特的影响和谋求地区主导权。 (1) 在中东变局发生之前, 除谨慎支持穆兄会等伊斯兰主义力量外, 卡塔尔通过介入巴以冲突、黎巴嫩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阿富汗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 在冲突各方之间扮演斡旋者和调停者的角色, 同时通过半岛电视台、体育外交、展会外交等方式, 实施“小国大外交”, 使其地区影响和国际地位迅速上升。 (2) 在此背景下, 中东变局的发生自然被卡塔尔视为进一步扩大地区影响力的机遇。

  中东变局初期, 卡塔尔对阿拉伯国家的民众抗议浪潮采取了双重标准, 一方面, 作为美国的盟友, 卡塔尔与西方一道支持西亚北非国家的“民主转型”, 另一方面则支持海湾国家对巴林的什叶派抗议进行镇压。 (3) 但在支持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方面, 卡塔尔有更深的战略考虑。卡塔尔力图通过支持民主转型巩固与西方盟友的战略关系以维护自身安全,  (4) 同时把穆兄会视为扩大自身地区影响力的关键, 并力图充当西方与伊斯兰主义力量之间的中间人。因为当时美国奥巴马政府正致力于改善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与穆兄会等伊斯兰主义力量进行“接触”也是其重要考虑之一, 而卡塔尔则可以扮演美国和伊斯兰主义力量进行“接触”的中间人角色。有分析指出, 美国的考虑是在不与中东温和伊斯兰主义力量直接接触的情况下, 通过卡塔尔构建的“代理人网络”实现与伊斯兰主义力量的合作。 (5) 因此, 选择与埃及穆兄会建立密切联系, 充当伊斯兰主义力量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中间人”和“对话者”, 以此巩固与西方盟友的关系, 是卡塔尔的重要现实考虑。

  基于上述原因, 在中东变局中, 卡塔尔广泛支持在阿拉伯国家日益崛起的伊斯兰主义力量, 并为其提供资金、外交、舆论等各方面的支持。随着穆尔西代表穆兄会在埃及上台执政, 卡塔尔不仅为其提供资金援助等物质支持, 而且为穆兄会的对外宣传提供舆论阵地。

  第一, 大力向穆尔西政权提供经济支持。在穆尔西于2012年6月当选埃及总统后, 卡塔尔便把穆尔西主政的埃及视为其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 并积极参与埃及的经济改革。 (1) 卡塔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穆尔西政府改善国内经济, 包括为埃及的金融机构进行融资、承诺向埃及提供80多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2) 与埃及签署天然气供应协议、缓解埃及电力短缺等。 (3) 2012年9月,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哈马德·本·贾西姆访问埃及时, 承诺未来五年向埃及投资180亿美元, 其中80亿美元投资塞得港 (Port Said) 的综合发电站、天然气和钢铁项目, 100亿美元用于地中海沿岸综合码头、房地产和旅游项目的建设。 (4)

  第二, 通过半岛电视台声援穆兄会。半岛电视台自1996年成立后便成为卡塔尔塑造国际形象、扩大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要手段。长期以来, 半岛电视台一直为穆兄会思想家谢赫·优素福·格尔达威提供思想传播平台。 (5) 穆尔西上台后, 半岛电视台更是慷慨地为穆兄会摇旗呐喊, 并开设名为“直播埃及” (“Al Jazeera Live:Egypt”) 的专栏节目, 对埃及进行全天候报道。 (6) 在穆尔西政权被埃及军方推翻后, 半岛电视台仍然积极以舆论声援穆尔西和穆兄会及其支持者。格尔达威通过半岛电视台发表声明称, “军事政变”不仅违反了埃及宪法, 而且违背了伊斯兰教法, 此外, 他还发布“法特瓦” (宗教法令) , 要求恢复穆尔西的总统职务。 (1) 在此背景下, 卡塔尔与埃及塞西政府的关系陷入紧张状态。

  卡塔尔与穆兄会持续走近引起了沙特等其他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强烈不满。2014年3月5日, 沙特、巴林和阿联酋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撤回三国驻卡塔尔大使。经科威特与阿曼调解, 在获得卡塔尔中止支持穆兄会的承诺后, 沙特、阿联酋和巴林于2014年11月恢复了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 (2) 但是, 卡塔尔仍然与中东域内外的数对保持对立关系的双方 (美国与伊朗、以色列与哈马斯、海湾君主国与穆兄会) 继续保持紧密联系, 最终导致卡塔尔与沙特的矛盾再度激化并酿成断交危机。2017年6月5日, 沙特、巴林、阿联酋和埃及宣布与卡塔尔断交, 随后也门、利比亚、马尔代夫、毛里求斯也宣布断绝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6月22日, 沙特等国提出与卡塔尔恢复外交关系的13项条件, 其中停止资助穆兄会是复交的重要条件之一。 (3)

  沙特与卡塔尔围绕穆兄会的矛盾构成了双方断交的重要原因, 同时也反映了中东地区格局的深层次矛盾, 并加剧了中东地区力量结构的变动和重组。

  首先, 卡塔尔与沙特矛盾的激化导致逊尼派内部尤其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发生裂变。由于对穆兄会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存在认知错位, 持续数十年的沙特—卡塔尔联盟关系陷入严重危机, 而沙特和阿联酋则成为“反穆兄会轴心”的中坚力量。有分析指出, “沙特—阿联酋轴心”与卡塔尔反目, 充分证明了逊尼派阵营内部的矛盾并不亚于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冲突。 (4) 卡塔尔与沙特矛盾斗争的公开化, 不仅导致两国关系岌岌可危, 而且使得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发生严重分化, 即沙特、阿联酋和巴林是坚决反对卡塔尔的国家, 而科威特和阿曼态度暧昧, 进而使海湾合作委员会面临“空心化”和分裂的严重危机, 也进一步加剧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分裂。

  其次, 卡塔尔与土耳其、伊朗走近为中东地区力量分化重组增添了诸多变数。面对沙特等国的封锁, 土耳其和伊朗对卡塔尔的支持是沙特等国难以使卡塔尔臣服的重要后盾。土耳其多次公开表示不赞成对卡塔尔实施制裁, 并为卡塔尔提供重要的生活物资, 以缓解封锁对卡塔尔造成的冲击。更重要的是, 在卡塔尔遭到封锁后, 土耳其国民大会立即批准了土耳其在卡塔尔建设军事基地的协议, 并在数周后向卡塔尔派遣驻军, 双方还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 (1) 伊朗也宣布允许卡塔尔国家航空公司使用其领空, 以确保卡塔尔生活必需品供应正常。2017年8月, 卡塔尔正式恢复与伊朗的全面外交关系 (2016年1月, 受沙特与伊朗断交的影响, 卡塔尔也曾被迫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 这表明沙特的压力不仅未能使卡塔尔屈服, 反而起到了促使卡塔尔与伊朗进一步走近的相反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 土耳其与伊朗介入卡塔尔危机将进一步破坏海湾国家间的互信, 尤其是土耳其对卡塔尔的支持更为微妙, 其中既暗含了土耳其与沙特对逊尼派内部领导权和地区主导权的争夺, 同时也与土耳其、卡塔尔共同支持穆兄会等伊斯兰主义力量的逻辑相契合。

  五、余论:穆兄会、伊斯兰主义与中东国际关系

  综合前文所述, 沙特与土耳其、卡塔尔围绕埃及穆兄会存在尖锐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矛盾, 它们围绕穆兄会的复杂博弈也聚焦了传统伊斯兰与现代伊斯兰矛盾、海合会内部矛盾、地区大国矛盾, 并与逊尼派与什叶派矛盾、逊尼派内部矛盾相交织, 进而深刻影响了中东地区格局的调整重组, 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形势的动荡。

  第一, 围绕穆兄会的博弈是现代伊斯兰主义力量与传统保守伊斯兰力量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中东变局后, 作为逊尼派的两大主要力量, 土耳其和沙特围绕伊斯兰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的分歧是双方对穆兄会采取截然对立立场的根源所在。一方面, 面对伊斯兰主义政党崛起对海湾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君主政体安全和海合会集体安全造成的冲击, 沙特与阿联酋试图与摩洛哥和约旦等阿拉伯君主国结成联盟, 组成“反穆兄会轴心”, 以巩固传统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则与穆兄会惺惺相惜, 试图通过支持穆兄会来推广“新土耳其模式”。而本属海合会成员和沙特盟友的卡塔尔, 也试图通过支持穆兄会谋求宗教话语权和地区影响力, 并与土耳其成为支持穆兄会的合作伙伴, 形成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所谓的“穆兄会新月地带”。 (1) 卡塔尔对穆兄会的支持, 又构成了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从长远来看, 现代政治伊斯兰与传统保守伊斯兰之间关于发展道路和地区主导权的争夺, 仍将是影响中东国家内部发展和对外政策的主线, 其潜在的竞争者即沙特和土耳其两大地区力量。

  第二, 围绕穆兄会的博弈是导致海合会内部矛盾和分裂加剧的根源之一。沙特和卡塔尔同为海湾君主制国家和海合会成员, 但双方在如何对待穆兄会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矛盾。沙特、阿联酋、巴林强烈反对穆兄会, 并积极致力于在阿拉伯半岛内建立“无穆兄会的安全环境”,  (2) 而卡塔尔为了争夺宗教话语权和扩张地区影响力, 长期支持穆兄会, 双方围绕穆兄会的矛盾构成了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海合会的另外两个成员阿曼和科威特的态度相对超然, 但两国政府也在采取措施控制其国内的穆兄会力量。在此过程中, 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内部政治斗争公开化, 导致海合会的政治和安全联盟逐渐褪色。伊斯兰主义的崛起及其向海湾地区的蔓延, 动摇了海湾国家间合作的根基, 既反映了海合会一体化的脆弱性, 也彰显了地区性的伊斯兰主义力量所蕴含的巨大政治能量和微妙政治影响。

  第三, 围绕穆兄会的博弈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伊朗与沙特对抗格局的影响, 同时也加剧了以沙特和伊朗为核心的两大阵营的对抗。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 沙特与伊朗基于民族矛盾、教派矛盾和争夺地缘政治主导权的矛盾长期对峙。2011年中东变局发生以来, 沙特与伊朗围绕巴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卡塔尔、黎巴嫩等国家展开持续不断的代理人竞争,  (1) 而穆兄会也成为影响双方对抗的潜在因素。其基本逻辑是穆兄会在埃及掌权后出现与伊朗走近的迹象, 而卡塔尔作为沙特的盟友却支持穆兄会, 同时不断与伊朗走近, 因此各方围绕穆兄会的争夺又与沙特和伊朗的结构性对抗复杂交织在一起, 尤其是卡塔尔断交危机加剧了沙特和伊朗的对抗, 深刻体现了中东地区格局的复杂性和热点问题的联动。

  中东变局并非一场伊斯兰革命, 但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的崛起却给整个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其根源在于中东地区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异常复杂, 民族国家仅仅是居于次国家 (如国内的族裔、教派、家族等宗派力量) 和超国家 (如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组织) 行为体之间的政治组织。 (2) 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伊斯兰主义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普遍存在, 其意识形态和斗争方式具有突出的跨国性和外溢性特征, 使伊斯兰主义在中东国际关系中具有强大的扩张与渗透能力, 并时常撬动中东国际关系的重组, 使宗教变量在国际关系中的突出作用成为中东地区体系的典型特质, 并显着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

  在中东特殊的政治文化中, 伊斯兰主义作为重要的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之一, 具有恢复伊斯兰秩序、消除西方影响、实现伊斯兰复兴的思想诉求, 而且主流的温和派别采取了体制内的政治参与战略, 尝试实现伊斯兰与民主的融合, 其典型标志即是一度通过民主选举执掌埃及政权的穆兄会。穆兄会作为一个几乎在所有中东伊斯兰国家设有分支机构的宗教政治组织, 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的跨国性、地区性特质, 使得伊斯兰主义势力的崛起能够在伊斯兰国家引起广泛的连锁反应和溢出效应, 并引发不同国家基于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考量的不同反应, 沙特与土耳其、卡塔尔对穆兄会不同立场的根源也在于此。

  近年来, 以伊斯兰主义为代表的次国家行为体异常活跃, 对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形成了持续而强有力的挑战, 深刻地影响着中东各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但是民族国家体系仍然是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基本结构, 伊斯兰主义并不具备取代和颠覆现有国家政权和中东地区民族国家体系的能力。第一, 伊斯兰主义难以形成挑战现有地区秩序的合力。伊斯兰主义构成了许多伊斯兰国家中的反对派, 但它们在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和斗争方式等方面并非整齐划一, 从穆兄会衍生出的各类形形色色的伊斯兰组织, 其中既有从事合法政治斗争的温和伊斯兰组织, 也不乏走上恐怖暴力活动道路的伊斯兰极端组织, 它们难以建立强大的政治联盟挑战现有地区体系。第二, 伊斯兰主义的国际化尽管有利于其跨国渗透, 但反过来也容易招致其他国家的干涉和打压。中东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政权尽管存在诸多问题, 但它们不仅能够控制国内的伊斯兰主义反对派, 而且能够联手对其他国家的伊斯兰主义组织进行干涉和打压, 如沙特、阿联酋等国家联手支持埃及塞西政权扼杀穆兄会。因此, 伊斯兰主义的发展与演变尚难以改变伊斯兰世界业已形成的民族国家体系。但是, 正如前文所述, 伊斯兰主义的跨国性和国际性存在的确构成了影响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 并与民族矛盾、教派矛盾、发展模式之争、现实利益争端交织在一起, 使中东始终存在伊斯兰主义与地区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巨大张力, 这既是中东地区体系的特质, 也是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之一。

  注释:

  1 埃及和沙特等国家已把穆兄会定性为“恐怖组织”, 但中东各国和国际社会对于穆兄会是否为恐怖组织仍存在巨大争议。
  2 参见刘中民:《关于中东变局的若干基本问题》,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2年第2期, 第5页。
  3 参见金宜久:《论当代伊斯兰主义》, 《西亚非洲》, 1995年第4期, 第32页;宗和初:《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基本看法》, 《西亚非洲资料》, 1993年第1期, 第7页;赵国忠、刘靖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其在中东的政治前途》, 《西亚非洲》, 1992年第2期, 第23页。
  4 Mohammed Zahi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Egypt's Succession Crisis:The Politics of Liberalisation and Reform in the Middle East,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2010, p.74.
  5 Barry Rubin, The Muslin Brotherhood: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cies of a Global Islamist Movement,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42.
  6 刘中民:《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传统理念、当代体现及现实困境》,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4年第5期, 第26页。
  7 丁隆:《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2年第1期, 第39页。
  8 Carrie Rosefsky Wickham, The Muslim Brotherhood:Evolution of an Islamist Move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47.
  9 详细论述参见王凤:《中东变局与伊斯兰主义力量的发展趋势》, 载刘中民、朱威烈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 (2012年卷) 》, 时事出版社, 2013年, 第92-109页。
  10 在2011年11月28日、12月14日和2012年1月3日, 埃及举行了三轮人民议会选举。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及其盟友获得45%的席位, 萨拉菲派 (尊古派) 的光明党及其盟友获得25%的席位, 自由派华夫脱党获得7.5%的席位, 名列第三。在2012年1-3月举行的协商会议选举中, 在180个选举产生的席位中, 自由与正义党获得58%的席位, 光明党获得25%的席位。在随后进行的总统选举中, 自由与正义党的穆尔西和独立人士沙菲克在2012年5月23-24日的第一轮选举中分别获得24.78%和23.66%的选票, 分列第一和第二位, 进入第二轮选举。在6月16-17日的第二轮选举中, 穆尔西得到51.73%的选票, 沙菲克得到48.27%的选票, 穆尔西成功当选总统。参见吴冰冰:《转型与动荡:中东地区形势的总体评估》, 载刘中民、朱威烈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 (2013年卷) 》, 时事出版社, 2014年, 第30-31页。
  11 涂龙德、周华:《伊斯兰激进组织》, 时事出版社, 2010年, 第119页。
  12 转引自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 第209页。
  13 王锁劳:《埃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向世俗民族国家观念的挑战》, 载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编:《亚非研究》 (第七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第262-263页。
  14 涂龙德、周华:《伊斯兰激进组织》, 第11页。
  15 Rapha3l Lefèvre, Ashes of Hama: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Syr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3.
  16 Guido Steinberg, “The Gulf States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POMEPS (The Project on Middle East Political Science) Studies 25:Visions of Gulf Security, March 25, 2014, https://pomeps.org/wpcontent/uploads/2014/03/Visions_of_Gulf_Security.pdf, p.20.
  17 Beverley Milton-Edwards, The Muslim Brotherhood:The Arab Spring and Its Future Face, Routledge, 2016, p.167.
  18 Rachel Ehrenfel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Evolution:An Overview”,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33, No.2, 2011, p.76.
  19 刘中民、薄国旗:《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 《宁夏社会科学》, 2006年第2期, 第77页。
  20 Guido Steinberg, “The Gulf States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p.20.
  21 Toby Matthiesen,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Saudi Foreign Policy:Islamists and the State in the Wake of the Arab Uprisings,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5, p.4.
  22 参见吴冰冰:《中东变局与阿拉伯世界的分化重组》, 载刘中民、朱威烈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 (2012年卷) 》, 第197-198页。
  23 参见陈天社:《埃及的政治与社会转型》, 载刘中民、朱威烈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 (2013年卷) 》, 第127页。
  24 刘中民:《伊朗观点:不是“春天”是“觉醒”》, 《世界知识》, 2013年第6期, 第43页。
  25 Stéphane Lacroix, “Saudi Arabia's Muslim Brotherhood Predicament”,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20,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4/03/20/saudi-arabias-muslimbrotherhood-predicament/?noredirect=on&utm_term=.f7 a7806 e663 c.
  26 Evangelos Venetis, The Struggle Between Turkey and Saudi Arabia for the Leadership of Sunni Islam, Hellenic Foundation for European and Foreign Policy, 2014, p.7.
  27 Amr Adly, The Economics of Egypt's Rising Authoritarian Order, 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 2014, p.4.
  28 Ibid., p.8.
  29 Jasim Al, i“Gulf States Again Prove to Be Egypt's Bulwark”, Gulf News, March 21, 2015, http://gulfnews.com/business/economy/gulf-states-again-prove-to-be-egypt-s-bulwark-1.1475506.
  30 参见陈天社:《埃及的政治与社会转型》, 第132页。
  31 Frederic Wehrey, “Saudi Arabia's Anxious Autocrat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6, No.2, 2015, p.76.
  32 Ashraf El-Sheri, f“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Islam in Egypt”,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October 21, 2014,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4/10/21/muslimbrotherhood-and-future-of-political-islam-in-egypt-pub-56980.
  33 Guido Steinberg, “The Gulf States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p.16.
  34 Lina Khatib, Qatar and the Recalibration of Power in the Gulf, 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 2014, pp.13-14.
  35 Emily Dyer and Oren Kessler, Terror in the Sinai, The Henry Jackson Society, 2014, pp.27-29.
  36 参见刘中民:《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土耳其的社会历史发展》, 《宁夏社会科学》, 2000年第3期, 第84-86页。
  37 王林聪:《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下的土耳其“民主模式”》, 《西亚非洲》, 2009年第6期, 第22页。
  38 Sinanlgen, From Inspiration to Aspiration:Turkey in the New Middle East,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1, p.5.
  39 王林聪:《“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西亚非洲》, 2012年第2期, 第90-93页。
  40 Sinanlgen, From Inspiration to Aspiration:Turkey in the New Middle East, p.5.
  41 王林聪:《“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第85-86页。
  42 F.Stephen Larrabee and Alireza Nader, Turkish-Iranian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Middle East, RANDCorporation, 2013, p.7.
  43 Evangelos Venetis, The Struggle Between Turkey and Saudi Arabia for the Leadership of Sunni Islam, pp.4-5.
  44 Evangelos Venetis, The Struggle Between Turkey and Saudi Arabia for the Leadership of Sunni Islam, p.11.
  45 包澄章、刘中民:《对中东变局以来中东教派主义的多维透视》, 《西亚非洲》, 2015年第5期, 第43页。
  46 Ziyani?, “Turkey and the Arab Revolutions:Boundaries of Regional Power Influence in a Turbulent Middle East”,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19, No.2, 2014, p.206.
  47 World Bank, Trading up to High Income:Turkey Country Economic Memorandum, 2014, p.9.
  48 Ziyani?, “Turkey and the Arab Revolutions:Boundaries of Regional Power Influence in a Turbulent Middle East”, p.207.
  49 Meliha Benli Altuni?ik, “Turkey as an‘Emerging Donor’and the Arab Uprisings”,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19, No.3, 2014, p.338.
  50 Senem Aydin Düzgi, t“The Seesaw Friendship Between Turkey's AKP and Egypt's Muslim Brotherhood”,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uly 24, 2014,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4/07/24/seesaw-friendship-between-turkey-s-akp-and-egypt-s-muslim-brotherhood-pub-56243.
  51 Ibid.
  52 Meliha Benli Altuni?ik, “Turkey as an‘Emerging Donor’and the Arab Uprisings”, pp.341-342.
  53 Mehmet Yegin, “Turkey's Reaction to the Coup in Egyp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US and Israel”,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18, No.4, 2016, p.411.
  54 Turkish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gency, Turkish Development Assistance 2012, Turkish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gency, 2012, p.93.
  55 Mehmet Yegin, “Turkey's Reaction to the Coup in Egyp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US and Israel”, p.412.
  56 Jonathon Burch, “Turkish PM Calls for U.N.Security Council to Convene on Egypt”, Reuters, August15, 2013,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8/15/us-egypt-protests-turkeyid USBRE97 E0 C520130815.
  57 Ahmet T.Kuru, “Turkey's Failed Policy Toward the Arab Spring:Three Levels of Analysis”,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26, No.3, 2015, p.106.
  58 刘中民、李志强:《中东变局与伊斯兰政党的新发展》,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3年第6期, 第104页。
  59 David Roberts, “Qatar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Pragmatism or Preference?”Middle East Policy, Vol.21, No.3, 2014, p.89.
  60 Guido Steinberg, “The Gulf States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p.21.
  61 Steven Wright and Birol Baskan, “Seeds of Change:Comparing State-Religion Relations in Qatar and Saudi Arabia”,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33, No.2, 2011, pp.107-109.
  62 吴彦、陈世乔:《哈马德时代卡塔尔外交政策的演进---以卡塔尔应对利比亚内战的政策为视角》, 《国际论坛》, 2015年第5期, 第3页。
  63 包澄章、刘中民:《对中东变局以来中东教派主义的多维透视》, 第33页。
  64 Lina Khatib, Qatar and the Recalibration of Power in the Gulf, p.4.
  65 zgür Pala and Bülent Aras, “Practical Geopolitical Reasoning in the Turkish and Qatari Foreign Policy on the Arab Spring”,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17, No.3, 2015, p.290.
  66 胡雨:《阿拉伯剧变后的卡塔尔外交政策》,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5年第5期, 第118页。
  67 刘中民、张卫婷:《卡塔尔:小国玩转大世界》, 《世界知识》, 2012年第9期, 第43页。
  68 参见刘中民:《中东政治专题研究》, 时事出版社, 2013年, 第508页。
  69 Mustafa Yetim, “State-Led Change in Qatar in the Wake of Arab Spring:Monarchical Country, Democratic Stance?”Contemporary Review of the Middle East, Vol.1, No.4, 2014, p.395.
  70 Sebastian Sons and Inken Wiese, The Engagement of Arab Gulf States in Egypt and Tunisia since 2011:Rationale and Impact, DGAP, 2015, p.17.
  71 Gil Feiler and Hayim Zeev, Qatar:The Limits of Nouveau Riche Diplomacy, The Begin-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17, p.38.
  72 Sebastian Sons and Inken Wiese, The Engagement of Arab Gulf States in Egypt and Tunisia Since2011:Rationale and Impact, p.38.
  73 穆尔西下台后, 由于埃及与卡塔尔将援助资金转换为三年期债券的谈判破裂, 埃及将其中的20亿美元归还卡塔尔。参见吴冰冰:《转型与动荡:中东地区形势的总体评估》, 第34页。
  74 Sebastian Sons and Inken Wiese, The Engagement of Arab Gulf States in Egypt and Tunisia Since2011:Rationale and Impact, p.41.
  75 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 Qatar and the Arab Spring:Policy Drivers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4, p.15.
  76 Guido Steinberg, “The Gulf States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p.21.
  77 David B.Roberts, “Qatar and the UAE:Exploring Divergent Responses to the Arab Spring”,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71, No.4, 2017, p.546.
  78 James M.Dorsey, Wahhabism vs.Wahhabism:Qatar Challenges Saudi Arabia, The S.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3, p.18.
  79 参见余泳:《沙特及海合会与中东热点问题》, 载刘中民、朱威烈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 (2014年卷) 》, 时事出版社, 2015年, 第271页。
  80 沙特提出的复交条件主要包括:卡塔尔停止归化并遣返遭其归化的海湾四国公民;停止资助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在内的恐怖组织, 提交以前的资助清单, 并将在其境内避难的被通缉分子遣返给沙特、阿联酋、巴林、埃及四国;与伊朗断交, 全面接受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在制裁框架内与伊朗进行经济交往;彻底关闭半岛电视台, 关闭土耳其在卡塔尔的军事基地, 结束与北约国家的军事合作等。
  81 Marc Lynch, “Three Big Lessons of the Qatar Crisis”, POMEPS (The Project on Middle East Political Science) Briefings 31:The Qatar Crisis, 2017, https://pomeps.org/wp-content/uploads/2017/10/POMEPS_GCC_Qatar-Crisis.pdf, p.13.
  82 Nuri Ye?ilyur, t“Whither Inter-Sunni Rel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Turkey and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29, No.1, 2018, p.33.
  83 zgür Pala and Bülent Aras, “Practical Geopolitical Reasoning in the Turkish and Qatari Foreign Policy on the Arab Spring”, p.287.
  84 Matthew Hedges and Giorgio Cafiero, “The GCC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Middle East Policy, Vol.24, No.1, 2017, p.129.
  85 详见刘中民:《中东地区格局的冷战化趋势及其影响》, 《当代世界》, 2018年第2期, 第15-16页。
  86 刘中民:《中东伊斯兰地区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缘何紧张?---次国家行为体视角的分析》, 《国际观察》, 2009年第5期, 第60页。

    [1]刘中民,赵跃晨.“博弈”穆兄会与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走势[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35(05):7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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