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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帝国主义’”谬论成因、实质及对策

时间:2019-11-26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作者:张继龙 本文字数:13917字

  摘    要: 西方“中国‘新帝国主义’”谬论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等方面曲解中国与世界的交往,阻碍世界发展和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究其成因,它是西方社会对中国历史的错误认知、冷战以来竞争博弈思维惯性、自由主义向保护主义的时代转换以及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矛盾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究其实质,此谬论在理念与实际关系上陷入明显的“错位”漩涡,它误解资本与权力的辩证关系,颠倒“新帝国主义”的主体和客体,误判全球文明交往现状和趋势,进而严重偏离当今世界发展趋势,暴露出西方发达国家为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和既定私人利益而遏制中国发展的丑恶面孔,折射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私狭隘性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解决方法的封闭僵化趋势。中国既要端起历史望远镜,保持战略定力,正确认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当下成就和未来发展,又要脚踏实地开创中国改革开放新业绩,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中外交往,以实际行动驳斥西方论调的荒谬。

  关键词: 新帝国主义; 对外开放; 话语建构; 全球治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

  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规则体系和世界发展进程的变革,使那些曾经依靠暴力强权维护世界秩序的西方发达国家逐渐转向诉诸隐蔽间接的形式控制世界,“新帝国主义”理念和政策便是西方发达国家操控、剥削和压迫弱势国家的常用工具。“新帝国主义”作为“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和“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两种要素矛盾的融合1,其实践核心在于“剥夺性积累”。在这种积累机制下,西方发达国家主要依靠隐蔽的暴力手段来维系特定的非生产性积累。大量公共资产被私有化,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剥夺特殊群体共有财产权的惯用方式;金融危机和债务陷阱时有发生,成为国家管控全球性危机的途径;文化形态、历史、智力变成知识商品,成为发达国家资本运营和对付大众的工具;大量自然资源的商品化,使全球生态环境资源成为商品交换和谋取私利的工具2,这些形式构成西方发达国家构建剥夺性积累机制和维系新帝国主义统治的基本形式。然而,21世纪以来,西方个别发达国家和舆论界将新帝国主义的实践框架套用在评价中国发展问题上,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中国在全球推行“新帝国主义”的结果。尤其是2018年2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拉美地区时在公众场合大肆渲染这种论调,引起许多学者的批判与反思。有学者认为将中国曲解为“新帝国主义列强”是美国“以世界宪兵自居,痴迷于自己的霸权主义和排他性”造成的3,是“西方国家不遗余力诽谤和妖魔化中国”的宣传手段4;有学者认为将中国界定为“新帝国主义”只是根据“这个那个案例”,“从来就没有系统分析中国与世界发展的整体图像”5;还有学者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防御性大国,而不是新帝国主义国家”6。这些为客观思考西方“中国‘新帝国主义’”谬论的本质和意图提供了重要参考,但系统性和针对性分析仍显不足。我们认为,受历史、思维、现实和制度等因素的影响,西方“中国‘新帝国主义’”谬论已经从单一维度扩大到多维层面,在理念和实践关系上呈现明显的错位,暴露出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该谬论正在破坏西方认知中国的真实性,中国必须在不断加深自我认知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批驳该论调之荒谬,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西方认识中国的态度,推进中国与世界的深度融合。

  一、西方“中国‘新帝国主义’”谬论的基本表现

  西方“中国‘新帝国主义’”谬论是“中国威胁论”的变种。近年来,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推行系列排他性新政7的助推下,这种谬论逐渐从民间学术讨论走向官方政策实施,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方面,暴露出西方个别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深度偏见。

  第一,“中国经济侵略”谬论。

  这种观点将中国对外经济交往新举措曲解为经济侵略行动,涵盖“经济扩张论”“空间压缩论”和“经济操纵论”等。一是经济扩张论,它将中国崛起曲解为破坏国际规则的“经济扩张”行为,认为中国正在打造以贸易和债务为引领的21世纪特色帝国。8二是空间压缩论,它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挤压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空间,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削弱了其他国家劳动者的议价能力。9有西方政客宣称,与中国的贸易,虽然会给拉美带来利益,但这种不公平的贸易“已经危害到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导致了失业以及工人工资的降低”10,使拉美形成对中国的长期依赖。三是经济操控论,西方部分舆论诬陷中国政府是知识产权“侵犯者”,指责中国经济成就得益于对美国技术的“窃取”或者源自美国的“慷慨解囊”,花样翻新地炒作“中国债务陷阱论”,炮制“中国汇率操控论”,企图从多维度抹黑中国对外经济政策。
 

“中国‘新帝国主义’”谬论成因、实质及对策
 

  第二,“中国政治模式输出”谬论。

  这种观点不仅将中国对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活动曲解为中国强行输出政治模式,而且将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努力歪曲为中国谋求全球领导权的帝国主义强权行为,尤其热衷于用二元对立思维理解世界政治差异,武断主观地认为除非走资本主义民主发展道路,否则都是“歪门邪道”。例如,近年来,西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论认为中国发挥国有企业主导力量推进中国快速发展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表现,“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醒目出场,部分而言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所带来的意外结果”11,它们希望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按照美国政策制定者的预期,逐步自由化并融入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12,以为如此便能实现“天下太平”,甚至还把是否实行西方民主政治作为评价国际关系的尺度,为世界各国国际交往划分界限。近年来,尽管西方一些曾经相信民主政治“终结”的学者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提出一些质疑西式民主的论调,但其“实质依旧是坚守自由民主制,试图通过强化国家构建修补与升级自由民主制,为自由民主制进行再次辩护”13。这在福山等30位学者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暴露无遗。14

  第三,“中国文化渗透”谬论。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扩大孔子学院数量和规模的行动是中国向世界灌输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帝国主义政策,还子虚乌有地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世界影响力曲解为搞“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结果。有政界人士公开指责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的国际宣传行动使“美国的公众舆论和公共政策偏离特朗普总统提出的‘美国优先’领导力”15。还有研究报告将中国在美国的文化交往界定为一种“隐秘的、胁迫性的或腐化的”行为,认为这“正破坏民主程序,而众多美国人仍浑然不觉”16。甚至有西方国家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取缔、停办当地多所孔子学院,拘押、解雇和驱赶当地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试图阻断中外正常文化交流。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渗透”谬论正在成为西方个别国家官方政策和民间学界妖魔化中国的理论工具,干扰着中外正常互动。

  第四,“中国环境威胁”谬论。

  这种观点将中国在亚非拉等地区的投资活动曲解为掠夺当地资源和破坏当地环境的“环境威胁”行动。有西方政客在演讲中将中国在非洲的系列活动定性为“掠夺性行为”17,有人宣称发达国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中国却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呼吁向中国等国家征收“碳关税”18,还有人借助生态问题诋毁、指责、干涉中国民主政治制度,认为中国对外投资所依赖的国有企业力量客观上是政府操控的工具。这些谬论实际上正在将曾经用来形容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概念转嫁到中国身上,企图有针对性地限制中国的发展步伐。

  以上谬论与西方对中国言论自由现状的曲解、西方对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干涉、西方对中国网络安全治理能力的诬陷和西方对中国科技发展目的的歪曲等相互影响,正在推动西方话语霸权建构从局部到整体、从一维向多维转化,逐渐成为西方逆全球化思潮的典型代表。这种谬论的盛行不仅破坏全球经济复苏和繁荣、损害民众福祉并导致全球责任真空,而且弱化甚至消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影响世界各国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客观评价。对此,我们不可置若罔闻,应当深入思考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反思和应对。

  二、西方“中国‘新帝国主义’”谬论的成因

  西方“中国‘新帝国主义’”谬论的生成有深刻的历史、思维、现实和制度根源,是西方对中国历史扭曲认知、零和竞争博弈思维惯性、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时代转换以及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在矛盾等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一)西方对中国历史的扭曲认知

  历史上,西方社会长期认为“中国”这个词充满帝国主义色彩。1644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了民族国家体系,此后西方地缘政治话语逐渐超越东方文明话语,成为主导世界体系的话语。在此背景下,西方不少学者将“中国”等同于“中央王国”的民族主义帝国叙事话语。这种观念在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的《中央的王国》中较早被提出,在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迁》中得到强化,在冷战期间两种制度的博弈中得到深化,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进入中国学术界、大学课堂和对外交往话语体系中,被称为中国“中心论”19。这种观点对西方国家的中国观也产生深刻影响。20世纪后半叶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认识经历了“接触+遏制”“融合+牵制”“竞争+规制”20的历史演进,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精英版中国观”与“大众版中国观”21的断裂。其中,“精英版中国观”因受西方扭曲中国观的影响,总是对中国的发展持有怀疑、担忧、恐惧甚至对抗的态度。当前西方个别发达国家和媒体错误地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对外交往战略理解为“中国‘新帝国主义列强’”行动,便是这种民族主义帝国叙事认知的现实体现。这种观点若被用于解释中国全部历史过程,不仅难以客观揭示近现代以来中国的世界角色变化,而且还可能曲解中国的全球发展新举措。

  (二)零和竞争博弈思维惯性

  “中国‘新帝国主义’”谬论是西方舆论界长期受零和竞争博弈思维束缚的具体表现。首先,“非此即彼”是西方舆论界看待国际关系的惯常做法。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凭借暴力掠夺从其他落后国家获取原始积累,实现自身发展,这使西方舆论界习惯地认为大国崛起过程也必然伴随着战争和冲突。尽管20世纪中叶以来,受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约束,西方发达国家对他国的掠夺逐渐变得隐蔽,但这仍未彻底改变西方以竞争博弈思维审视外界的习惯。21世纪以来,“一些西方国家把他们演绎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鼓吹为‘普世价值’,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推销,对那些不认命、不顺从他们的国家,更是挥舞价值观念的大棒进行打压”22。近年来兴起的“中国‘新帝国主义’”论便是西方舆论界迎合个别发达国家“普世价值”宣传策略和对中国采取强制性打压的新表现。其次,殖民主义在西方国家历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影响着西方国家看待非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影响着西方对中国发展成就的评价。美国长期“以世界宪兵自居,痴迷于自己的霸权主义和排他性”23,但21世纪以来,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它们在审视快速发展强大的中国时,习惯诉诸殖民主义和霸权话语。2018年5月中美贸易谈判期间,媒体曝光的《平衡贸易关系》仍能看到美国对中国的霸权立场。再次,“中国‘新帝国主义’”谬论是西方个别国家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忧虑和偏见,是一种“气急败环的无奈之举”24。长期以来,西方个别发达国家或媒体固守冷战零和竞争博弈思维,看不到、不理解甚至不愿意承认中国基于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理念而形成的正确义利观和共同发展理念,看不到、不理解甚至不愿意承认全球性威胁能够通过平等合作得到有效解决。由此,它们便在“中国威胁”旧话题基础上炮制出种种新谬论,干扰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识。

  (三)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时代转换

  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转换往往对西方舆论界认识中国产生深刻影响,也是研究“中国‘新帝国主义’”谬论生成的主要方面。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时,西方许多学者批评中国国家监管过于严格,呼吁中国实现全面自由和开放,为外资在中国的畅通打开方便之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国际竞争优势逐渐下降,西方舆论界又开始宣扬贸易保护政策,指责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过于激进,对西方国家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当前,全球化正处于转型时期,自由主义的传统优势受到挑战,新一轮保护主义发展势头迅猛。为应对全球经济趋缓和发展不平衡问题,西方个别发达国家通过退出多项国际组织和协议,与韩国、日本等国建立排斥中国的双边协议,推动贸易政策向保护主义方向转变。这种转变被西方某些国家领导人美名为“源于尊重的精神”和“基于合作而非主宰关系”25的重大战略行动。在此理念指引下,“美国优先”等保守主义政策有所抬头。它披着“尊重”和“合作”的虚假外衣,实则以牺牲世界共同发展为代价,维护金融资本家集团垄断利润和美国国内经济发展。中国推进的新型全球化政策着力推进世界各国的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而西方却认为这对其既定垄断利润格局构成威胁,便动员媒体鼓吹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是“新帝国主义”政策,抹黑中国国际形象。

  (四)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的自私性和逐利性决定了全球生产链和价值链的构建需要建立在不对称的交换关系基础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要想维护较高的剩余价值和垄断利润,就必须创造一个不平衡不充分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如此,发达国家和地区才能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获取源源不断的廉价生产要素。历史上,发展程度较为落后的中国曾一度成为西方资本流入的优选地,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原料供应地、转口贸易和产品加工中转地。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低端生产要素条件优势逐步向高新技术优势转化,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不断缩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优越性日益彰显。正如詹德拉·穆扎法尔(Chandra Muzaffar)在马来西亚《星报》刊文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和平崛起挑战了西方在世界上的主导权,西方国家才不遗余力诽谤和妖魔化中国。”26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感受到其构建的全球生产链和价值链日益受到冲击,捏造出西方“中国‘新帝国主义’”谬论,将全球生产和分工矛盾推卸给中国,意在从体制机制层面丑化中国,客观上反映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三、西方“中国‘新帝国主义’”谬论的实质

  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化转型时代,“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27。西方“中国‘新帝国主义’”谬论的各种表现折射出西方舆论界的世界格局观正陷入“脑袋”滞后于“身体”的认知错位旋涡:它误解资本与权力的辩证关系,颠倒“新帝国主义”的实施主体和客体关系,误判全球文明交往现状和趋势,进而严重偏离当今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折射出背后两大经济体和两种制度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领域难以调和的客观矛盾,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其长期苦心经营的私人集团利益而污化中国的借口。

  (一)它是对资本与权力辩证关系的误解

  资本和权力的辩证关系是认识新帝国主义的基础性前提。要注意避免陷入纯粹的政治或者经济分析模式,防止将二者关系误解为“功能性的或片面性的关系”,明确二者之间“经常是相互矛盾的关系(也就是辩证的关系)”,28也就是说,既不能犯过度推崇权力因素对社会发展影响的“权力决定论”,也不能犯盲目夸大资本因素对社会发展影响的“资本决定论”,偏向任何一方,都难以客观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西方“中国政治模式输出”论单纯从制度层面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掩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世界意义,歪曲中国参与和推进全球化的目的,导致全球发展困境的急剧加大和全球责任真空的出现。实际上,全球化困境历来与全球化进程如影随形,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基本由西方发达国家开启和推动,全球性困境的出现同样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过度掠夺外界资源造成的。当今全球发展困境,既根源于西方个别国家的“一国优先”政策,也根源于“世界范围的生产性投资不足”,是“新自由主义信条主导经济决策、导致经济金融投机化的结果”,而中国的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金融投机化对世界发展的破坏作用”29。因此,盲目以“权力决定论”评价中国,错误理解了当前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目的。另外,“空间压缩”“国家资本主义” “文化侵略”“生态转移”等论调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纳入到纯粹资本逻辑决定论范式下理解,这既忽视了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与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事实,又忽视了资本与权力的辩证关系,是对中国世界角色的扭曲认识。实际上,中国在开展对外交往和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实践中,始终主张辩证认识国际局势的大变革和大调整,既要借助资本的优势服务于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又要充分发挥国家权力对资本无止境逐利的引导和管控,促进全球均衡发展。

  (二)它是对新帝国主义的主体和客体的颠倒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因其具有强大的综合实力,能对世界历史走向起到决定性作用,往往被划为新帝国主义理念和政策的实施主体,而那些遭受强权国家压迫和剥削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则被列为新帝国主义理念和政策作用的对象。而当下西方舆论界炮制出的中国“经济侵略”论、政治输出论、文化渗透论、生态环境威胁论,普遍颠倒了“新帝国主义”的实施主体和客体关系,将被压迫被剥削的对象故意扭曲为施压者和强权者,目的在于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阻碍中国的发展。例如,“中国政治模式输出”论试图按照西方思维塑造中国民主制度建设,忽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并不赞同西方发达国家依靠野蛮霸权方式对外输出民主制度的方式,而是正在超越西方“主客二分”和“非此即彼”的旧模式,本着相互尊重和对话协商的理念与世界各国交流治国理政经验,探索主客对等和良性互动的全球政治交往模式。“中国环境威胁”谬论是西方生态帝国主义理念在中国的误用。生态帝国主义原用于表达西方发达国家侵占和掠夺全球生态环境和资源,解决资源稀缺和赢得丰厚剩余价值。但是随着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等人提出向第三世界转移污染30的“生态环境转移论”以来,生态帝国主义内涵正在从“超强军事与经济实力的国际环境治理秩序与交往”向“政策议题设定、理论话语阐释、经济技术路径供给”演变。31由此,生态帝国主义表现出与传统帝国主义殖民战争和暴力统治相比更加综合、隐蔽和欺骗性的特征。当前西方舆论将过去西方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巧妙地转嫁给中国,将中国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行动纳入“资本逻辑决定论”框架内,目的在于为资本主义经济扩张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做辩护,进而维系其生态霸权统治。

  (三)它是对全球文明交往趋势的误判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推销商品、吸引受众和刺激消费,制造全球消费主义风气32,逐渐形成美国媒介特色的跨国公司文化,这成为美国实施文化帝国主义的主导力量,文化帝国主义政策的传播流向基本上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流向不发达地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展中国家崛起,文化交往出现反向流动趋势。《战狼》《流浪地球》《哪吒》等中国电影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反映出亚洲国家不少优秀电影、音乐作品开始流向西方,正在被西方社会所接受。而西方一些学者却仍以固有价值观念审视这种文化流动趋势,藐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步,固执己见地认为“不发达国家要想解决本民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困境,须以西方文化价值理念作为发展蓝本”33,这种忽视中国等亚洲国家本土文化魅力和影响力的观点反映出西方对中国的全球文化政策的认识逐渐走向虚无主义,即西方舆论固守“普世文明”的优越性,鼓吹种族主义,否定文明多元多样,拒斥文明交往的平等性和开放性,在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上表现出诬陷、抵触、排斥和否定的态度。因此,西方“中国‘新帝国主义’”谬论是“站在西方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立场,竭力矮化乃至丑化中国形象,其本质目的在于维护自身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话语霸权”34,它是文明冲突和文明对抗论调的现实反映,是西方长期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重要一环,注定难以适应当前全球文化共存共融趋势。

  (四)它是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偏离

  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身居历史发展大潮的人们,只有顺应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尊重客观规律,才能形成正确的历史认知,科学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当今世界发展进入特殊时期:资本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但社会主义优势逐渐显现;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但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逆全球化有所抬头,但全球化仍不可阻挡;保护主义势力有所上升,但自由贸易仍是人心所向;单边主义花样翻新,但多边主义仍是众望所归。西方“中国‘新帝国主义’”论对世界发展和中国角色的认知严重背离了上述发展趋势。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发展突飞猛进,尤其是中国与第三世界的贸易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对全球经贸格局和秩序重构产生系统性影响,这促使全球经济发展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和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而“中国‘新帝国主义’”论将中国的发展道路曲解为“国家资本主义”,不仅在理论上忽视了“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特定内涵(列宁等人用它描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混淆了市场经济的一般与市场经济的特殊,企图以政府作用和国有企业的存在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35,而且忽视了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绩是中国人民依靠团结互助和辛勤劳作所铸就的事实,没有客观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没有认识到中国对外交往理念和政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情怀。它固执己见地坚守对抗竞争思维,实际是在呼应国际经济格局中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转换局势的客观现实,是为了满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实行全球阶级统治的客观需要,根本目的在于扰乱中国和世界的正常发展。

  四、如何应对西方“中国‘新帝国主义’”谬论

  面对西方 “中国‘新帝国主义’”谬论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干扰,中国应以实际行动揭露其虚假性。中国既要在客观认识自身历史的基础上看待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又要脚踏实地地开创改革开放新境界,积极推动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全球秩序公正有序、全球文明共存共融和全球生态和谐美丽,推动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以合作共赢引领全球经济均衡发展

  “中国‘经济侵略’”论曲解了中国推动全球发展的目的。对此,中国需继续以合作共赢理念为引领,推动全球经济均衡发展。第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尤其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力所能及的帮助。在对外投资和贷款时,中国应充分尊重“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民主决策意愿,加强对沿线国家债务贷款实际情况的调研和管控,全面评估沿线各地实际偿债能力,制定出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贷款方案,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当地陷入“债务陷阱”。第二,积极为全球各国发展搭建平台。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是中国的独唱,而是各国的大合唱”36,它的常态化举办既是中国全面扩大开放的新举措,也是中国引导国际资本服务于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探索。第三,深入推进经济全球化。中国既要深化扩大开放,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政府治理和法治建设,为中外企业的合作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又要直面全球经济发展的现实困境,坚持“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37,坚持创新驱动、协同联动、公平包容,着力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38,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让经济全球化成果更多惠及世界人民。“一带一路”倡议奉行开放主义,“致力于推进世界和平与合作而不是助长强权竞争”39。截至2019年7月底,已有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194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40。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参与伙伴不断扩充,合作机制逐步完善,合作成果越来越丰富。未来,中国应继续与各国共同精心“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让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更好造福各国人民”41。

  (二)以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全球秩序公正有序建设

  “中国政治模式输出”论歪曲了中国的全球民主政治治理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生成在中国有其深层的实践基础。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经历了从“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到“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到“团结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再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以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转变。这表明,中国越来越意识到,西方发达国家依靠霸权强行对外输出民主制度的做法偏离了时代发展轨道,世界呼唤新型全球政治交往理念和模式的产生。中国需着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克服那种单一国家或利益集团操控国际交往模式的局限性,打破西方“民主和专制”的二元对立思维,为人类探索更加公平公正的治理模式开辟新空间。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倡导“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42,是中国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新理念。面对西方舆论界对中国全球角色的误判,中国需继续在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引领下,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治理机制:继续推进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举办,加强各国政党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积极参与G20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向更加公正方向发展;推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地区性乃至全球性文明对话平台的建设,促进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推动各国本土发展战略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效衔接,建设清洁美丽的全球生态环境。此外,中国必须直面世界贫富差距拉大、资源分配不公和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使各国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指引下共谋发展。

  (三)以互学互鉴促进全球文明共存共融

  “中国文化渗透”谬论没有认识到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辩证关系,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文化外交进程中存在文化自信不足和国际话语权较弱等问题。中国必须将增强文化自信和推进人类文明的互学互鉴结合起来,才能为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从而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打下坚实基础。首先,中国应特别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全球文明交往的智慧和力量。经过长期凝练,中国将“和合”文化融入文明交往理念,逐步形成了中华文明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文明交往理念的变革。其次,中国应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43的融合中提升文化自信,既要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又需融入人类自由解放和发展情怀,同时还要维护人类文明平等交往的公正性。再次,努力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中国需保持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开放姿态和兼容并包的文明交往情怀,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44,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最后,继续以和谐共生理念引领文化“走出去”,继续实施包括建设孔子学院、举办“中国年”等项目在内的一系列文化“走出去”战略,在互学互鉴中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四)以绿色发展引领全球生态环境保护

  “中国环境威胁”论是对中国的全球生态治理理念的误解。 “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从来都是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和人与自然相处的客观规律的,只有顺应自然,尊重并保护环境,才能创造美好未来。中国应坚决反对资本利益导向的生态文明观,致力于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各国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绿色发展理念追求的不是经济社会单向度的发展,而是人、自然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首先,中国倡导“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中外合作,与国际社会一道构建绿色金融、绿色投资和绿色贸易体系,以实际行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次,中国需继续推动世界各国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共同治理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海洋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以实际行动反对生态霸权主义。再次,中国将继续反对生态机制控制论调,力促各国同舟共济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引导各国辩证处理好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加快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45,“让子孙后代既能享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又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46。最后,中国须继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统筹兼顾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应对全球生态问题上的历史责任、发展阶段和应对能力的差异性,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规则和全球生态治理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受历史、思维、现实和制度等因素的影响,西方“中国‘新帝国主义’”谬论可能长期存在并成为阻碍中国对外开放不容忽视的因素。对此,中国首先要保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正确把握自身历史发展脉络和精髓,构建中国特色对外交往话语体系,以“传播理念”为根本,按照“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我为主、融通中外”47的要求,着力讲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其次,中国须坚定“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牢守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清醒冷静地辨识和应对西方错误论调的迷惑,心无旁骛地做好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兼济天下地推动世界高质量发展。再次,中国须彰显“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格局,穿透西方话语迷障,客观审视自身发展实际,避免“过度自夸”或“过度贬低自我”引起的外界误解,还要“跳出盲目狭隘的本土主义发展旧框框禁锢,秉持人类命运与共的全球主义发展观”48,推动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是未来中国有力驳斥和应对西方种种谬论的前提和底气。

  注释

  1参见[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2《蒂勒森竟称中国帝国主义》,载于2018年2月3日《环球时报》。
  3Chandra Muzaffar,“Debunking the View of China as New Imperial Power”,see from https://www.thestar.com.my/opinion/letters/2018/10/24/debunking-the-view-of-china-as-new-imperial-power.
  4卢荻《“新帝国主义中国”论,请慢用》,载于2018年3月2日《明报》。
  5《外媒:中国不是个新帝国主义国家》,参见参考消息网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g/2015/1019/969731.shtml
  6“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e from http:// nssarchive.us/ 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017/.
  7“China’s Empire of Money Is Reshaping Lives across New Silk Road”,see from https://www.sfgate.com/news/article/China-s-empire-of-money-is-reshaping-lives-across-13131636.php.
  8卢荻《中国“走出去”,挤压了世界发展?》,参见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ludi/2016_12_22_385467_s.shtml
  9“Latin America Should Not Rely on China:U.S.Secretary of State Tillerson”,see from https:// www.yahoo.com/ news/tillerson- warns- latin- america- against- reliance- china- 200040953.html.
  10[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11Kurt M.Campbell and Ely Ratner,The China Reckoning: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in Foreign Affairs,Vol.97,No.2,2018,pp.60-70.
  12参见孙宇伟《论福山“美国政治衰败论”的实质》,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1期。
  13“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see from https://www.hoover.org/research/chinas-influence-american-interests-promoting-constructive-vigilance.
  14《副总统迈克·彭斯就本届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发表讲话》,参见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官网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remarks-by-vice-president-pence-on-th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2-zh/
  15“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see from https://www.hoover.org/research/chinas-influence-american-interests-promoting-constructive-vigilance.
  16John R.Bolton,“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Ambassador John R.Bolton o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New Africa Strategy”,see from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
  17柴麒敏等《未雨绸缪应对美国“碳关税”动议》,载于《了望新闻周刊》2018年第14期。
  18[美]谭中《简明中国文明史:超越民族国发展旋律的特殊道路》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19袁鹏《四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美国与世界新秩序》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135页。
  20吴旭《西方为什么误读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2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45页。
  22《蒂勒森竟称中国帝国主义》,载于2018年2月3日《环球时报》。
  23李庆四《“新帝国主义列强论”暴露美国霸权焦虑》,载于2018年2月7日《北京日报》。
  24《副总统迈克·彭斯就本届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发表讲话》,参见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官网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remarks-by-vice-president-pence-on-th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2-zh/
  25Chandra Muzaffar,“Debunking the View of China as New Imperial Power”,see from https://www.thestar.com.my/opinion/letters/2018/10/24/debunking-the-view-of-china-as-new-imperial-power.
  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73页。
  27[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28卢荻《“新帝国主义中国”论,请慢用》,载于2018年3月2日《明报》。
  29John Belamy Foster,“‘Let Them Eat Pollution’:Capitalism and The World Environment”,in Monthly Review,Vol.44,No.8,1993,p.10.
  30郇庆治《“碳政治”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批判及其超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31[美]赫伯特·席勒《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32张继龙《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文化自信构建的辩证考察》,载于《湖湘论坛》2017年第5期。
  33刘旺旺《全球文化交融背景下提升文化自信的意蕴、挑战及对策——学习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1期。
  34秋石《认清“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真相》,载于《求是》2018年第17期。
  35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于2018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36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于2018年5月5日《人民日报》。
  37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载于2019年3月27日《人民日报》。
  38Martin Albrow,China’s Role in a Shared Human Future:Towards Theory for Global Leadership,Beijing:New World Press & London:Global China Press,2018,p.4.
  39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参见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
  40习近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载于201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41习近平《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
  42朱宗友《中国文化自信解读》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6—37页。
  43[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4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9页。
  45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载于《求是》2019年第3期。
  4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5页。
  4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5页。
  48张继龙《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现实价值——兼论唯物史观对学界关于发展战略认知偏向的矫正》,载于《学术探索》2018年第3期。

    张继龙.西方“中国‘新帝国主义’”谬论辨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05):2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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