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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优秀思想在我国大国外交中的实践探析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作者:张方慧
发布于:2021-04-02 共9912字

  摘要: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根基,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宝贵精神来源。孔子思想博大精深,涵盖领域众多,其提倡的“仁者爱人”“先义后利”“克己复礼”“和而不同”等思想理念不仅是一种价值追求,而且蕴含着丰富的外交智慧。当前,中国外交所倡导的“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等理念都可以在孔子思想中找到源头,将孔子思想中的优秀成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可以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打下坚实的文化根基,更好地推动中国外交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关键词:外交思想;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儒家文化; 孔子思想; 仁义礼和;

  Confucian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the Diplomacy of Great Power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Confucius

  当前中国外交进入了蓬勃发展、奋发有为的新时代。新时代有别于以往任何的发展阶段,它意味着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就要求中国外交必须有新的、更大的作为。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1]而外交理念的创新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可谓为此提供了方向指引。

  秦亚青认为,“孔子改善”和“孟子最优”是儒家的两个重要思想,充分挖掘其思想精髓,有助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2]加拿大学者贝淡宁(Daniel A.Bell)也指出:“从规范的角度来看,儒家的外交政策既现实又人道,可以改善自由主义者的某些缺点。”[3](P.59)由此可见,深入研究孔子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而言意义重大。

  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4]也是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准确理解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视角。孔子思想涵盖领域众多,但“仁、义、礼、和”思想是其理论精髓,构筑了儒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框架。其中,“仁”是孔子思想的本体,“义”是孔子所坚持的道德准则,“礼”是孔子秉持的规范与法度,“和”是孔子追求的最高目标。孔子思想不仅蕴含着为人处世的哲理,而且包含着无尽的外交智慧。可以说,孔子思想中的优秀成分已成为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发展、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因此,本文在梳理孔子“仁、义、礼、和”思想的基础上,探讨孔子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所产生的影响。

  一、“仁者爱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精神内核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儒家的终极目的在于构建一个以“仁”为中心的天人和谐社会。[5]据杨伯峻先生考证,“仁”在《论语》一书中共出现109次,[6](P.320)足见孔子对“仁”的重视和推崇。“仁”之所以是孔子思想的精髓,是因为“仁”对于孔子而言既是其思想的本体,也是其个人价值的最高追求。[7]

  何为“仁”?“‘仁’的本质即‘爱人’,一个真正懂得爱别人的人才能履行好社会责任。”[8]孔子所追求的“爱人”并非仅仅是爱某个人或者是爱宗族血亲,而是对天下大众的大爱,即“泛爱众”(《论语·学而》)。由此可见,孔子所讲的“爱人”更多的是怀着一种包容、宽恕之心去对待别人,体现了一种良好的个人品格。因此,从本质来说,“仁”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准则,也是建立国家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基础。

  对于如何成“仁”的问题,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恭、敬、忠是成“仁”的三个必要条件,君子要随时随地坚持“仁”、传播“仁”,即使遇到“夷狄”,也要以“仁”的思想教化对方,使之产生共识,这反映了孔子行“仁”于天下的思想。孔子还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如果能做到这些,就会“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孔子所探讨的“仁”大多是针对个人,体现了一个人的修为,但推人及邦,推邦及国,“仁”的思想依然适用。孔子“仁”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外交,成为新中国对外交往的基础。

  回顾中国外交的风雨历程,从和平共处到和平发展,再到和平崛起,中国的外交战略虽有变化,但“仁”的理念始终贯穿其中。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深刻体现了孔子“仁”的思想。中国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始终秉持并发扬儒家文化中的“爱人”思想,对亚非拉地区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民抱以一种“恒爱之心”,当这些地区的人民生活遭遇困难之际,中国对其提供了大量无偿援助,这与孔子所说的“泛爱众”如出一辙,是对孔子“仁爱”思想的生动诠释。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继续秉持“仁”的理念,致力于做到“恭、宽、信、敏、惠”。第一,孔子所讲的“恭”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谦恭,二是不卑不亢。在对外交往中,中国始终以谦恭的姿态,尊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其生存发展的权利始终以心怀之,从未将自己意志强加给他国,始终以“恭”来要求自己。同时,面对其他国家在涉及中国重大核心利益方面的挑衅行为,中国不卑不亢,坚持原则,有力反制,绝不委曲求全。

  第二,孔子所说的“宽”即宽厚、仁义,在对外交往中更多的表现为讲信修睦、亲邻柔远。新形势下,中国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以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致力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深刻诠释了“宽”的时代内涵。

  第三,孔子对“信”十分重视,“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信”乃立人立国之根本。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坚持“言必信、行必果”的原则,慎重许诺,有诺必践,不断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第四,孔子主张“敏则有功”,只有敏锐把握时代脉搏、科学研判世界大势,并积极作为,才能实现快速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9](P.58)。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准确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敏锐地抓住时代机遇,适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国外交的主旋律向“奋发有为”转变。

  第五,孔子注重施惠于人。历史上,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一样曾遭受殖民主义的奴役和掠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迫切愿望感同身受。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为发展中国家发声,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方面给予了发展中国家大量的援助。根据《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2010至2012年,中国共向121个国家提供了893.4亿元的援助,其中无偿援助占援助总额的36.2%。[10]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欢迎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同世界分享中国发展红利,努力实现普惠于天下。

  由此可见,孔子“仁者爱人”、行“仁”于天下的思想已成为中国外交的精神内核,形成了中国外交独有的精神气质,这就注定了中国的崛起必然是和平崛起,而不是重蹈帝国主义“国强必霸”的覆辙。

  二、“先义后利”: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义利观

  所谓“义”,指的是“天下合宜之理”,也就是顺应天下之道。“义”在儒家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儒家思想以“仁”为重,但对“义”也多有提及。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孔子认为,君子要干大事,没有什么固定的规矩,但必须要符合“义”。孔子所说的“义”即公正合宜的道德、道理和行为,是人人应当遵守的规范。孔子对义利如何取舍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形成了独特的“义利观”。

  首先,孔子重视“义”。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主张以义制利,先义后利,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既要符合道义,也要兼顾他人利益。“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反之,如果仅仅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即“放于利而行”,则会“多怨”(《论语·里仁》),甚至会给自己带来祸端。在孔子看来,无论大小利益,只能是取之有道,取之有义,不义之利切不可取。当义和利发生冲突时,要毫不犹豫地扞卫义,甚至要“舍生取义”。“这种弘义融利的义利观赋予利以义的重任,使得求利的过程符合于义,体现了一种有责任和担当的取舍之道。”[11]

  其次,孔子重“义”但不轻“利”。孔子不轻易言“利”,据杨伯峻先生考证,“利”在《论语》中一共只出现10次,作为“利益”之义的则仅有6次。[6](P.347)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孔子不重视“利”甚至排斥“利”。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可以看出,孔子认为追求物质利益和美好生活是人的天性,他也丝毫不避讳自己对于利益的追求。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求之。”(《论语·述而》)但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由此可见,孔子并非一味地只重“义”而不重“利”,只要取利有“道”,他对于人们正常的物质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支持的,这也与他“养民也惠”(《论语·公冶长》)的主张相一致。

  最后,孔子对“利”还有更高的目标和追求,即“民之利”,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孔子深知利益对于治国安民的重要性,“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12](P.16)在孔子看来,为百姓谋福利才应该是君主追求的目标,这也与其“仁”的思想相契合。换言之,统治者应有仁爱之心,要予民以利。因此,孔子讲求的利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利益,即全民之利。

  总之,孔子所秉持的是一种辩证的、全面的、高尚的义利观,不可无利但也不可唯利是图,所有利益的获得都应该建立在一定的道义基础之上,当“义”和“利”发生冲突时要先义后利,舍生取义。

  对于当代中国外交而言,孔子的“义利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指导意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是自私、理性的行为体,不断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国际社会又处于无政府状态,即没有一个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这就导致了国与国之间必然会爆发利益冲突,甚至会引起战争。诚然,一国的外交活动必然服务于本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其他国家的合理诉求,努力实现双赢,这样国家间合作的基础才能牢固,双方关系才能行稳致远。换言之,只有秉持正确的“义利观”,以“先义后利”、“义利兼顾”为原则,在国际交往中讲求公平正义,在注重道义的基础上追求利益,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以义为先,切实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把中国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13](P.270)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始终坚定不移地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即使在建国初的困难时期,中国依然坚持“以义为先”的原则,在与广大亚非拉国家开展合作时,主动让利于人,并且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更加注重发挥正确义利观在对外交往中的指导作用。“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成立正是这种外交理念的生动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秉持“亲、诚、惠、容”、“合作共赢”的理念,在对外合作与援助中更加重视“授人以渔”。中国除了继续保持对外援助资金的平稳增长外,还通过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等一系列国际高级别论坛和会议积极推进对外援助与经济合作相结合。在双边合作中,中国坚持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施惠于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孔子的“义利观”,成为当今国际交往中秉持正确义利观的典范。

  三、“克己复礼”: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行为准则

  “礼”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杨伯峻先生考证,“礼”在《论语》中一共出现75次。[6](P.333)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论语·颜渊》)、“为国以礼”(《论语·先进》)。“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14](P.698)孔子所讲的“礼”指的是国家制度、社会规范,表现为法律、道德、信念和生活习惯等。[15]日本学者石川英昭从“礼”和“法”对比的角度来理解“礼”,认为“礼”是存在于各诸侯国中具有浓厚国家构成法、行政法、刑法以及国际法色彩的规范,但是,它又不同于“法”的强制刑罚,具有比“法”更强的适用性和更广的社会伦理维度。[16]

  礼以夏周两代为基础,发展到孔子时期已十分完备,孔子对周礼可谓推崇备至。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然而,孔子所处的社会,是动荡的社会;所处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周天子权威一落千丈,各诸侯国各自为政,原有的社会秩序规范遭到严重破坏。孔子感怀:“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因此,重塑礼制、规范社会秩序就显得尤为重要。

  孔子推崇周礼但不迷信周礼。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深知时代不同,“礼”有“损益”。因此,孔子在继承周礼的基础上,思考了“仁”“义”“礼”三者的关系,形成了独特的“礼”思想。

  在孔子看来,“礼”以“仁”本,“义”在“礼”先。其一,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基础,“克己复礼为仁”,如果没有“仁”,则“礼”将会失去价值,即“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其二,在礼和义的关系上,孔子坚持“义”在“礼”先。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礼记》更是明确指出“礼之所尊,尊其义也”[17](P.317)。由此可见,“孔子之‘礼’,并不是一般的礼仪,而是合乎仁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体系”[18]。

  “礼”在教化人民、治国安邦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礼”的首要作用就在于教化国民,使人们形成一种自我规范、自我约束,当这种规范和约束上升到全社会层面时就会成为国家的规章制度。此时,“礼”的第二个作用就显现出来了———“为国以礼”,即统治者可以通过礼制来治国安邦。在孔子看来,“若用刑罚治理国家,则会迫使民众想方设法躲避刑罚,从而丧失道德伦理;但是如果运用礼治,则会使民众懂得羞耻感,并能自我改正”[5]。

  孔子的“礼”思想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原则,即“克己复礼”,换言之,通过控制自己来使言行举止合乎于“礼”。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孔子认为,各诸侯国无视礼法、因利而战,致使百姓生灵涂炭。因此,他主张各国应该通过克制私欲的方式来使言行符合“礼”的规范,从而减少战争、造福百姓。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孔子欲通过对“礼”的提倡来促使外邦的真心归化,实现“近者说(悦),远者来”(《论语·子路》),最终达到一种和谐共生的状态。由此可见,孔子追求的“礼”是一种约束之礼、秩序之礼,即希望通过“礼法”建立起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内则可以安邦,外则可以安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之“礼”可以说是国际法的滥觞,其思想不仅对中国外交有着重要的启示,而且对当今的国际交往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一个国家内部建立起法治相对容易,这是因为国内社会存在着一个最高权威,下一级的矛盾可以在上一级处得到解决。但是,如果将国内社会的“礼法”推及至国际层面就相对比较困难。这是因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既无世界政府又无国际“警察”。但是,无政府性并不意味着无序,国际社会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无政府的有序社会,这就需要“礼”的约束和规范,即通过建立起普遍适用的国际制度来规范国家的行为。当前,国际社会有普遍实行的国际法,任何国家都应该在国际法的规范中行事,违反国际法的国家必然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甚至是严厉制裁。中国不仅在国内致力于构建法治社会,而且在国际交往中始终严格遵守国际法,并不断推动国际法的完善,积极践行孔子“克己复礼”“为国以礼”的理念。

  坚持并维护国际法治是新中国外交的一贯立场,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所作为的必然要求和行为准则。中国是国际法的积极践行者、受益者,也是其重要的维护者、建设者。新中国成立不久即签署了包括《日内瓦公约》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多边公约,在国际法的实施及完善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唯一发展中国家,中国坚定扞卫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主持正义,在维护多边主义、确保国际法得到切实遵守以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外,中国还积极为构建国际法治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贡献智慧。由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历经60多年的考验,不仅被写入了宪法以及中国与160多个国家的建交公报、双边条约,而且被联合国大会有关宣言所接受,被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文件所采纳,[19]成为中国对国际法的一大贡献。

  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形形色色的“新干涉主义”依然存在,一些国家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肆意妄为,采取“合则用之、不合则弃”的双重标准,直接挑战国际法权威甚至不惜牺牲小国的利益。从本质上来说,这是国家的“私欲”所致,因此在国际关系中积极倡导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就显得十分有必要。值得指出的是,孔子的一些主张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比如,“联合国组织跨文化对话中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重要的人类价值对待”[2]并将其镌刻于联合国总部大楼,成为普遍承认的理念共识和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继续坚定不移地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同时,更要积极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人类共识的价值理念,为国际法治建设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倘若世界各国真能践行起孔子主张的“克己复礼”“为国以礼”的理念,在对外交往中克制不合理的欲求,严格按照国际法行事,那么国际社会的许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国际社会也必然会变成一个有序的和谐社会。

  四、“和而不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追求目标

  “‘和’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也是《论语》的主线。”[3](P.56)孔子主张“和为贵”(《论语·学而》)、“协和万邦”[20](P.4)、“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如果说“仁、义、礼”的思想是孔子思想精髓的话,那么“和”的思想就是其思想精髓的总和,“仁爱”“道义”“礼制”无不体现着一种和谐的特征。因为崇尚仁爱,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善良的根基;因为崇尚道义,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相通的桥梁;因为崇尚礼制,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规范的约束。这些内容又都将人际关系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推向了一个和谐的层面,换言之,“‘和’能够成为一剂良药,从而用来解决对自然的探索、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个人的焦虑、宽容的缺乏和不同文化之间和平共处等诸多问题”[21](P.27)。

  “和”即合宜、和谐,孔子讲求“和为贵”,认为“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境内和谐,就无所谓人少;社会安定,国家就不会被倾覆。基于这一认知,孔子主张“协和万邦”。他认为各邦国之间应该和睦共处,友好往来。孔子在处理邦国关系上提倡“和”的精神,这与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是一致的。

  需要指出的是,孔子并不主张一味求“和”,他认为“和”的最终目的不是化异为同,而是实现“和而不同”。换言之,孔子的“和”是一种能够融合万物、协和并生的“和”,体现着一种“和合”的思想。天下万物有其独特的特质和禀性,阴阳相生,五行相克,世界本不相同。但是,不同并不必然导致对立,天下仍可以是“和而不同”的并生。在孔子看来,万事万物,可以通过取长补短达到一种平衡,同时又和衷共济克服一些困难。所以,天下大同并非不可以实现。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深受孔子“和”的思想的影响。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成立以来逐步形成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为促进成员国发展,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上指出:“儒家倡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主张‘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这种‘和合’理念同‘上海精神’有很多相通之处。”[22]由此可见,“和”的思想已内化为中国外交的精神气质,并外化于中国外交的具体实践,成为中国外交所秉持的价值理念和追求目标。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事业的征程中,“和而不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一,“和而不同”使中国能够正确看待任何外来文明,坚持求同存异,落实合作共赢。习近平同志指出:“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4]正因为如此,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始终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坚持知同明异、求同存异,致力于实现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和谐共处。

  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语境中,往往充斥着不同文明间必然爆发冲突的论调,而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则能有效地化解这一“困境”。世界是多元的,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社会基础以及历史文化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不同并不意味着无法交往,国家之间依然可以在不同的文化中通过一定的方式让相异的文化达成一种和谐,而这种方式就是“求同存异”。在尊重各国之间“不同”的基础上要不断寻找、塑造和扩展双方的共同理念和共同利益,最终实现聚同化异,和谐共处,合作共赢。换言之,只有知同明异、求同存异,才能聚同化异、实现共赢。

  其二,“和而不同”有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本质上来说,这是在充分吸收“和”的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又加入新的时代内涵而形成的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国与国之间更是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关系。与此同时,国际局势激烈调整,因宗教、文化而引起的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世界正处于大变革之中。因此,积极倡导“和而不同”的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这项宏大的工程涉及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和人民,就更需要用“和而不同”的智慧不断寻求各国之间的利益交汇点,加强共同利益,扩大“和”的基础。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社会衰亡、新兴封建制度逐渐兴起的交替时期。目睹社会之大变局以及种种乱象,孔子积极出世,热心于救世,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不断奔波,碍于时代的局限,孔子思想并未能真正付之于行,但他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则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宝库。孔子主张以仁为本、以义为先、以礼治国、以和兴邦。其“仁、义、礼、和”思想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构成了孔子思想的基本内核,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乃至世界各国交往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说,孔子思想中的优秀成分是具有人类共识的宝贵思想财富,在人类社会高度相互依存的当下,更要充分挖掘其思想精髓并在全球语境下创新传播方式,以此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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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原文出处:张方慧.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儒家文化内涵——以孔子思想为中心的考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12):194-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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