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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中日关系发展的模式研究

时间:2014-06-10 来源:未知 本文字数:5964字
作者:傻傻地鱼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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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双边关系每十年划分为一个阶段,分别为友好与合作的第一个十年、摩擦与合作的第二个十年、对立与合作的第三个十年、对抗与合作的第四个十年等。具体地说,在经贸领域一直呈现合作态势,但在政治、安全、历史、领土等领域却从友好发展为摩擦、对立乃至对抗局面。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中日关系不容乐观,很有可能是冲突与合作的一个时期,因而未来十年中国发展机遇期的新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日本的挑战。实际上,中日关系之所以发展成为今天这种状态,有两个主要的历史背景和一个国际因素。

  其中一个历史背景是中日国力的逆转,而且差距逐渐拉大。1990年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日本的12%,2010年超过日本。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56.8845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12年增长7.7%,大约为日本的2倍。按照当时汇率,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换算成日元约为980万亿,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则为480万亿—490万亿日元。另外,日元持续贬值,与人民币汇率跌幅约为25%,在汇率换算时增大了两者之间的差距。从政府财政规模上看,1997年度中国政府预算与东京都预算大致相当,约为8000亿元人民币。到2007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为5万亿元人民币,大致相当于日本政府的年度预算,但其预算1/3是国债。2010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为10万亿元人民币,大致相当于日本政府两年的预算,且此时其国债比例上升到50%。军事上,随着国力的提高,中国的国防费用也在迅速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不足200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1320亿。而日本20多年来国防费用基本保持在500亿美元左右。外交上,随着中国对外投资和贸易急速增加基础上海外利益的扩大,需要增加保护其利益的相关军事实力和运用途径。因而,中国外交政策很自然地从“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特别是对钓鱼岛海域巡航的常态化,以及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对日本形成了较大的压力。

  上述变化影响到中日两国的相互认知,“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持续升温。例如,2013年8月12日,《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共同进行的第九次“中日关系舆论调查”在北京发布。结果显示:尽管两国公众始终看重中日关系,但对现状的认可度急剧下降;中日双方相互好感度降至9年来最低值;两国关系前景不容乐观,领土争端仍是最大阻碍;两国公众对经济合作的认识呈现分歧;文化元素受关注度下降,有关争议话题备受关注;双方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现实意义的认识有所不同;民间对话和交流对改善中日关系依然重要;媒体仍是中日双方了解彼此的首要渠道等。另外,据日本共同社同年11月23日的报道,日本内阁府关于日本外交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80.7%的受访者表示对中国没有亲近感,这一数字较2012年上升了0.1个百分点,创下自1978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新高。

  另外一个主要历史背景是中日两国均在进行艰难的改革或者处在历史性转折时期。就日本而言,尽管有近代以来“第三次改革”“第三次开国”之说,但如果说明治维新、占领时期是制度性、技术性的变革,这一次则是文化性、国民性的变革,即作为较为适应追赶型现代化的集团主义式社会组织结构在全球化浪潮面前显得进退维谷。具体地说,日本发展模式是国家集中各种资源并将其加以分配,既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形成了日本经济社会的标识,即终身雇佣制、全民医疗服务、公司福利和员工对公司保持忠诚等,但这种发展模式无法适应全球化、信息化、经济成熟等环境变化,泡沫经济的形成及其崩溃并造成“失去的10年”乃至“失去的20年”说明了这一点。

  尽管日本经济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糟糕,1991—2009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0.8%,用“停滞”一词描述其状况可能比较恰当,但社会问题突出,即经济长期低迷导致相对实力下降,以及不容乐观的未来态势让日本人失去自信,社会严重缺乏应有的张力,积极向上精神荡然无存,整个国家也处在方向迷失之中。

  1986年通过的《劳动者派遣法》在当时普遍被看作是一项临时性措施,因为该法允许高技术工人作为派遣劳动者(非正式员工)。此后小渊惠三执政时将其扩展到专业要求较高的行业,2004年小泉首相进一步将这一制度推广到制造业和建筑业。2006年共有662万人成为派遣劳动者,在全部就业者中的比例从1995年的21%上升到33%。这种派遣劳动者工作不稳定,享受不到医疗保障或企业福利,工资只有正式工人的一半,成为“劳动贫困”一族,即无论如何努力工作也改变不了生活的窘境。由此而来,两极分化现象逐渐凸显,据统计两三百万的家庭没有或即将失去财富与储蓄,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没有储蓄,超过100万的家庭依靠福利救济维持生存。这种改革尽管有利于提高大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但以集团主义为突出特征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传统社会组织原理及其体系遭到破坏,“一亿中流”开始向“下流”转化。

  在上述背景下,安倍首相试图通过改变国家发展方向的方式焕发日本社会的活力,同时恢复日本的大国地位。也就是说,作为出身山口县的政治家,重现主要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当地政治家带领明治时代的日本走向世界强国是安倍首相的最大梦想;作为世袭国会议员,其外祖父岸信介的理想保守主义是安倍首相第二次施政的基本方针。具体地说,安倍最大的目标是推动日本“摆脱战后体制”,具体包括修改和平宪法、实现集体自卫权、创建国防军、增强军事实力等,彻底抛弃“重经济、轻军备、在美国保护下发展”的“吉田路线”,成为名副其实的“普通国家”乃至军事大国化。

  然而,修改宪法、实现集体自卫权、军事大国化尚缺乏民意基础。日本共同社2013年4月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46.3%的人反对修改宪法第九十六条,42.7%的人赞成。《朝日新闻》民调也显示,关于修改宪法第九条,52%的人主张“不改为好”,39%的人主张修改。共同社2014年1月进行的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53.8%的受访者反对修改宪法解释以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超过了赞成者(37.1%);共同社2月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66.8%的受访者反对放宽原则上禁止武器和相关技术出口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大幅超过赞成者的25.7%。

  值得注意的是,安倍首相在很大程度上有意识地利用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甚至不断出现刺激中国的言行,以引起强烈的反弹,从而在改变国家发展方向上取得更多国民的共鸣。正如安倍首相顾问、“安倍经济学”设计师之一本田悦朗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让我们感到严重威胁”,因而日本必须发展经济,以建设更加强大的军力对抗中国。安倍首相说得更直接、更清楚,就是日本已做好了在亚洲制衡中国的准备。上台伊始,安倍首相便明确表示将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基础上,“结合边境岛屿的实际情况振兴当地经济、加强管理,并强化警备”,即配合美国重返亚太地区的同时抗衡邻国。在有关领土问题上态度强硬,表示钓鱼岛问题“没有任何交涉的余地”。在视察驻扎在日本南部的自卫队时表示存在争议的岛屿面临日益加大的威胁,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这些岛屿。对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一事表示“中国企图用强力来改变现状的做法十分遗憾,我绝不会妥协”。

  在历史问题上,早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安倍就表示将全面重新考虑“反省历史的三大谈话”,即1982年“宫泽谈话”提出教科书内容不刺激邻国、1993年“河野谈话”就强征日军慰安妇道歉、1995年“村山谈话”则是对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道歉;认为“侵略的定义在学术界乃至国际上都没有定论,这属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看待这个问题的是哪一方”。管在靖国神社春季例行大祭、无条件投降纪念日、秋季例行大祭时期,安倍首相没有参拜,但他均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敬献祭品,并公开为参拜神社的内阁成员辩护,甚至声称“我方阁僚不会向任何威胁屈服”,最终还是在其执政一周年之际在一片反对声音中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

  在安全问题上,安倍首相在东京举行的日本与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借钓鱼岛、东海防空识别区、南海问题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同时在内阁会议上通过日本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以及防卫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他所提出的“积极的和平主义”基本理念,表示出对中国及朝鲜的“强烈担忧”,确定修改原则上禁止武器出口的“武器出口三原则”的基本方针。正如《朝日新闻》社论所指出的那样:《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计划强调的是强化军事手段而不是外交协调,“积极和平主义”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宪法的解释进行修改以求达到行使集体自卫权、以打破“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为突破口摆脱迄今为止法律和道德上对军事扩展的束缚,因此,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路线和基本理念面临着严重挑战。安倍首相甚至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抨击中国,呼吁“亚洲的增长红利决不能浪费在军事扩张上”,鼓吹“军事预算必须完全透明”。在接受国际媒体采访中将眼下的日中紧张比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关系,声称密切的经济关系并不能阻止战争爆发。

  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包括安倍内阁在内的日本政权很有可能采取对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的政策与措施。例如,目前担任外务省副大臣的岸信夫是安倍的亲弟弟,同时担任促进日台经济文化交流年轻议员会的会长,2013年4月率团访问台湾。2014年2月,岸信夫公开声称制订日本版的《台湾关系法》,从法律上确保日台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成为日本政坛“台湾帮”的代表人物。2013年10月19日,岸信夫参拜靖国神社,被媒体视为代表其兄参拜。在安倍首相本人2013年12月26日亲自参拜靖国神社后,岸信夫又在2014年1月13日火速启程去美国,帮助哥哥“灭火”。因此,有评论认为安倍晋三和初露锋芒的岸信夫将成为日本平成年代的岸信介和佐藤荣作。

  实际上,安倍首相渲染“中国威胁论”显示了另外一种意图,即振兴军需产业,为日本经济恢复与增长寻找新的支撑点。2014年2月,最具政治影响力的经济界利益团体“经团联”下属“防卫生产委员会”综合分会长代理岩崎启一郎在自民党的“国防部会”相关会议上提出武器出口三原则的“改善方案”。该方案认为防卫装备不应仅限于与他国共同开发,而应允许广泛出口国产装备,并要求在政府内部设置专门负责武器出口的部门以加强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与东盟诸国在冲绳县宜野湾市内召开防卫副部长级会议,向与会各方介绍高性能的红外线传感器、处理爆炸物品的无人机器人等应对恐怖主义及灾害的防卫装备。

  尽管如此,安倍政权实现其目标尚有诸多制约因素。虽然以实施灵活的财政政策、大胆的金融政策及促进民间投资的成长战略等为主要内容的“安倍经济学”在2013年取得一定成效,日本股市增长70%左右,日元汇率下跌20%左右,通货紧缩问题有所缓解,实际经济增长约为1.8%;日本总务省1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平均失业率为4%,比上一年下降0.3个百分点,失业率连续3年下降;2013年全年平均有效求人倍率(用人需求和求职人数之比)为0.93倍,连续4年出现改善态势;核心消费物价指数为100.1,比前一年微涨0.4%,是2008年以来日本物价首次出现上涨,但“安倍经济学”也逐渐显示出其局限性。从长期来看,其政策首先将导致财政状况恶化。日本财务省2014年2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国债等日本政府债务规模达到1017.94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国民人均负债8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7.5万元)。受大型财政支出增加与税收减少影响,预计到2014年3月底国家债务将达1038.7万亿日元,到2015年3月底可能高达1143万亿日元。

  另一方面,日元贬值政策也是一把双刃剑,尽管为出口产业带来利益,但增加了进口产业的负担。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财务省2014年2月10日公布了2013年日本国际收支速报值,日本2013年全年经常项目盈余为3.3061万亿日元,与2012年相比减少31.5%,为1985年有可比较数据以来最低,同时也刷新了日本经常项目盈余连续两年的最低纪录,仅为鼎盛时期2007年的约。而其背景,则是日本的贸易赤字持续扩大,达到史上最高的10.6399万亿。

  正因如此,尽管超量化宽松和大量公共投资在短期内取得一定成效,实现了股票价格上涨、消费扩大,以及因日元汇率下跌带来的出口增加,但通胀目标远没有达到预期,处于正增长水平的经济增长率也出现递减趋势。另外,消费税率在2014年4月从5%上升到8%,将进一步打击国内市场。多位民间经济学家预测2014年日本经济增幅平均值为0.8%,“安倍经济学”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将“完全走进死胡同”,2015年日本可能重新出现经济零增长。

  另一方面,老龄化少子化的人口结构也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与增长。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少子化现象最严峻的国家之一,2013年日本65岁以上老龄人口的比例达24%,同一年日本总人口减少了24.4万,连续七年呈自然减少态势,而且这一态势今后仍将持续。据有关权威机构推测,到2050年,日本总人口从1.27亿减少到9700万,到2100年进一步减少到5000万。20—65岁的劳动人口将从现在的7200万减少到4600万和2300万。老龄化少子化现象不仅影响生产,更影响到消费和投资。因为社会老龄化将使需求降低,进而使市场萎缩,降低企业的投资欲望。企业越减少投资,失业率便越高,人们的消费欲望会更低。与此同时,越是老龄者储蓄率就越低,随着社会的老龄化,日本的总储蓄率在1980年以后就开始呈下降趋势,这将直接影响到社会投资。2013年,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其新书《李光耀观天下》中将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最大原因归结为“人口骤减”,并称对不愿接纳移民的日本未来“感到极为悲观”。

  与此同时,安倍政权的新民族主义政策恶化了与邻国的关系,严重影响到双边及多边经济合作与贸易关系,对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增长也形成障碍性因素。作为近些年来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贸易额连续两年下降。据中国海关统计,2013年中日贸易额3125.5亿美元,同比下降5.1%。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下降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虽主要是经济因素,但两国关系也对此造成重要影响。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发布的中日贸易统计报告也显示,2013年中日贸易总额为3119.9518亿美元,与前一年相比减少6.5%,连续2年出现下滑。除此之外,2013年全年日本对华贸易赤字达522.2863亿美元,同比增加17.8%,刷新此前对华贸易赤字纪录。

  另外还有美国方面的制约因素,这也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国际因素。国际冷战体制结束以后,驻冲绳美军司令曾提出“瓶塞论”,也就是驻日美军不仅具有稳定东亚局势的作用,也起到抑制日本军事力量增长的作用。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迅速增长,出现了强化《日美安保新宣言》、《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周边事态法》等针对中国的相关军事同盟的趋势。客观地讲,战后美国不仅在军事、安全、外交等领域,即使在内政方面也对日本具有较强的影响力。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逐渐放松对日本在军事安全方面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日本修改宪法、发展军事实力、拥有集体自卫权,以保持东亚地区的均衡状态。但美国也不会让日本走得太远而失去控制,同时又对日本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上的过度行为加以些许制约。因此,美国不仅对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罕见地表示“失望”,而且严厉指责发出否认南京大屠杀等言论的日本广播公司高官指控美国“臆造”日本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罪行的行径十分荒谬,希望日本能够避免发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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