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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成就与展望

时间:2019-01-18 来源:电子政务 作者:翟云 本文字数:12519字

  摘    要: 全面梳理和深刻剖析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子政务发展的理论演化与实践探索基本脉络, 对于研究新时代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思路和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的视角归纳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历程, 概括了电子政务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等四个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并构建了新时代开创电子政务创新发展的新路径。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电子政务事业的发展历程描摹了我国政府施政理念的理论脉络, 拓展了政府组织运作模式形态、体制机制创新、观念价值转换, 折射出推动我国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电子政务; 政府职能转变; 放管服改革; 互联网+政务服务;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伴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 世界各国均加快了信息化建设步伐。在现实的挑战和政府流程再造等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下, 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了行政改革和政府信息化建设计划, 对网络技术的运用从提高行政效率转向打造整体政府, 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出了电子政务概念。电子政务逐渐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国家电子政务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 电子政务在改善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强化综合监管、完善宏观调控、推动生态保护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成为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立足新时代,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 关注国外电子政务最新进展的同时, 究竟应如何客观评价我国电子政务取得的重大成就和现存问题, 未来中国电子政务发展应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围绕上述问题, 本文将提出一些分析思路和对策。

  一、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子政务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40年来, 国家相关部门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 在电子政务建设和管理方面总体规划、科学统筹, 对电子政务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一系列制度化安排, 电子政务建设在发展环境、基础网络设施、网站建设、应用系统、数据治理、标准规范等诸多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我国电子政务建设在不同发展阶段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子政务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一) 电子政务萌芽孕育阶段 (1978—1992)

  我国电子政务萌芽最早应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六五计划”已经明确提出要在政府管理中使用计算机, 当时的国家计委、财政部等中央政府部门开始建立数据中心并开始进行电子数据处理。为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国务院于1986年批准建设国家经济信息系统[1]。到“七五”时期, 我国建设了包括国家经济信息系统等十余个信息系统, 43个部委建立了信息中心, 中央政府安装的大中型计算机已经达到1300多台、微机超过3万台, 建设数据库约170个。此阶段“电子政务”的概念还没有正式提出来, 政府信息化多以“办公自动化”“部门信息化”为表现形式, 主要特点就是办公自动化的普及应用, 基本的办公自动化系统日趋成熟, 微型计算机应用逐渐普及, 综合采用图形、文字、图像、声音的通信网络得到广泛应用。

  (二) 电子政务开始起步阶段 (1993—2001)

  在全球快速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潮流中, 1993年12月, 中国政府正式启动了国民经济信息化的起步工程——“三金工程”, 即金桥工程、金关工程和金卡工程。其中, 金桥工程建设政府专用基础通信网, 实现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互联互通, 进而直接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和决策服务。“三金工程”的启动, 也标志着我国政府信息化在基础设施、业务系统、信息网络建设方面开始发力。1994年, 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到1999年, 我国网络已呈现出中国科技网、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中国金桥网以及中国联通公用计算机互联网“五网奔腾”的局面。如果说第一阶段是以办公自动化和管理信息系统为主要特征, 那么, 第二阶段前半段主要是以信息基础设施、通信网络建设以及网络互联为基本特征, 这也为从1999年起在全国普遍实行“政府上网”工程做了充分准备[2]。到2001年, 全国政府网站建设范围已经延伸到乡镇级政府, 并开始向社会发布政府部门信息, 有的还尝试提供在线服务[3], 数字北京、数字福州等具有典型创新的电子政务发展模式开始涌现, 极大推动了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专网、业务系统建设开始铺开。至此, 中国政府电子政务大幕正式拉开。总体来看, 电子政务在本阶段的主要特征主要包含如下四个方面:网络主导的技术特征;信息发布和利用的信息特征;规模大, 范围广;注重安全。[4]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成就与展望

  (三) 电子政务全面建设阶段 (2002—2011)

  经过前两阶段的发展, 中国电子政务在开始提速的同时, 也面临着顶层设计缺失、统筹协调不力、制度和标准规范亟待建立完善等突出问题, 亟需国家有关部门重点围绕框架设计、机构安排、工程项目管理、网络设施建设、信息资源管理、政府网站发展、信息安全保障等进行统一部署, 出台相关政策文件, 明确电子政务发展方向、基本原则、重点任务、推进思路和保障机制等。[5]

  从中国电子政务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 本阶段有四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第一, 2002年国家成立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负责制定电子政务总体规划, 协调、指导和推进电子政务建设, 并负责建立科学的审议和评估机制, 标志着中国政府开始注重电子政务顶层设计。第二, 《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 (中办发[2002]17号) 出台。2002年8月, 中办国办联合下发17号文, 这是首次以中办、国办名义印发的电子政务全局性指导文件, 第一次系统提出了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指导意见、建设目标和原则、主要任务, 并规划了“两网四库十二金”作为后续一段时间重点建设的信息化工程。17号文立足高远, 从战略高度谋划了电子政务发展方向, 为此后很长时间电子政务发展举旗定向, 成为我国电子政务发展中里程碑式的文件。第三, 2006年1月1日, 我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正式开通。第四, 2006年中办国办联合下发《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 进一步谋划了此后15年我国电子政务未来发展的整体方向、基本路径、基本框架、重点领域。

  期间, 中办、国办及原国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等电子政务主管部门围绕统筹协调、网络建设、信息共享、业务应用、安全保密、标准规范、法律法规和绩效考核等领域, 相继出台了多项电子政务文件。从实践看, 这些文件承接性较强, 对上述电子政务普遍关注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制度性安排, 不断优化了电子政务的发展环境, 为电子政务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参见表1) 。

  (四) 电子政务创新发展阶段 (2012—)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政府积极顺应世界潮流, 高度重视信息化和电子政务发展, 在组织领导、国家战略、顶层设计等方面均为电子政务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电子政务全面支撑政务部门履行职责, 满足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市场监管、宏观调控和生态保护各项任务目标的需要, 促进行政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作用更加凸显。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 电子政务主动适应深入融合这些技术, 已经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重要条件, 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发展信息化和电子政务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多次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对新时代我国电子政务改革发展的本质进行深刻论述, 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深刻指出, 没有信息化, 就没有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加快推进电子政务, 构建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 打破信息壁垒, 提升服务效率, 让百姓少跑腿、信息多跑路, 更好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当下, 现代信息技术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打通数据壁垒、深化在线服务深度和覆盖度、开展网上咨询和网上监督、推动政府数据公开, 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创新服务模式, 提供个性化智能政务服务, 线上线下高度融合的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不断涌现。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风起云涌为电子政务模式创新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期。

  表1 国家电子政务指导性文件
表1 国家电子政务指导性文件

  纵观电子政务在本阶段的发展历程, 主要体现出了四个基本特点:一是电子政务与国家战略高度融合。二是大数据治理提上日程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人口库、法人库、宏观经济库、空间地理库等基础信息库初步建成并发挥成效。三是电子政务呈现出一体化发展趋势。以广东数字政府为代表的建设模式和运作机制, 有效推动了横向贯通、纵向协同、运行高效的整体政府建设。四是电子政务插上了“互联网+”翅膀。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兴起, 电子政务由最初的“业务上网”到“服务上网”, 掀起了中国电子政务发展的新高潮, 也映射出政府施政理念的全面转型升级。

  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子政务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40年来, 我国电子政务虽历经波折, 但依然取得了显着成就, 顶层设计逐步完善, 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网络基础设施不断健全, 在线服务能力稳步提高, 应用发展成效逐渐显现, 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 电子政务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作用更加凸显。

  (一) 电子政务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的治理理论源于其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 其所倡导的“治理” (governance) 概念原为控制、引导和操纵之意[6], 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就是善治 (good governance) [7]。在“国家治理”逐渐成为一种执政理念、公民精神 (civility) 的价值被重塑的历史进程中[8], 电子政务日渐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从国内来看,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时代视野, 紧密结合中国国情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宏伟命题。2014年2月27日,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正式成立, 充分体现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着力保障网络安全、推动信息化科学发展的决心[9]。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大力发展电子政务已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重要条件, 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电子政务发展也同样有了更强的组织保障[10]。2016年12月, 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提出支持善治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形成普惠便捷的信息惠民体系等重点工作, 电子政务被列入12项优先行动。

  党的十九大对数字中国、网络强国、智慧社会建设作出重大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多次阐述数字经济、互联网、信息化、智能化等相关内容。2017年12月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指出, 要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智慧城市等为抓手, 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 打通信息壁垒, 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 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 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快推进电子政务, 构建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 更好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

  综上可见, 深刻领会和认真贯彻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 不仅对于全面推动我国信息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为立足新时代推动电子政务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和更高的目标, 也使电子政务赋予了新的更高的历史使命, 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发挥重大作用。

  (二) 电子政务成为建立现代政府的重要抓手

  在信息化和网络化催生出的全新治理时代, 现代政府逐渐发展出了整体治理、透明治理和智慧治理等模式, 使现代公共管理在新公共管理改革之后掀起了第二次改革浪潮。[11]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 要转变政府职能, 深化简政放权, 创新监管方式, 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 要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 使更多事项在网上办理, 必须到现场办的也要力争“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以及“加快政府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打通信息孤岛”等具体要求。上述诸多建立现代政府的历史使命, 既是对中国电子政务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也是近些年来中国电子政务发展的一贯遵循。

  ⒈电子政务加快推动了整体政府建设

  客观来看, 英国的“协同治理”[12]、澳大利亚的“整体治理”[13]、加拿大的“横向治理”[14,15]和美国的“协作治理”[16]等实践模式, 给中国如何利用电子政务打造整体政府提供了诸多借鉴。

  近些年来, 中国政府致力于充分应用互联网和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 建立起跨部门、跨组织、跨机构的治理结构, 政府行政业务流程持续优化, 以信息流带动业务流, 通过“联合”和“协同”方式, 将电子政务在整体政府重塑过程中的催化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实现协同各方“共赢”。

  从实践层面看, 依托电子政务已成为推动构建数字政府的根本路径[17]。广东省以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为导向, 在全国率先打造“数字政府”, 重点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 破除“信息孤岛”, 打造统一安全的政务云平台、数据资源整合和大数据平台、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 建成省级统筹、整体联动、部门协同、一网通办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18]。浙江省把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构建推动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再创营商环境新优势、引领数字时代政府改革与治理能力建设的着力点和突破口[19]。青岛市针对网络联通难、系统贯通难、数据汇通难等各地数字政府建设普遍面临的关键基础性障碍, 以数据整合共享开放为核心, 统筹电子政务、大数据、公共信用、政务公开、政府网站和信息资源“六位一体”发展。

  ⒉电子政务加快推动了法治政府建设

  尽管学术界对法治政府的涵义尚存争论, 但不管对法治政府如何定义, 其核心均指向政府必须依法行政, 即行权施政过程中要坚持法治原则, 确保政府权力的来源、行使及对其监督均纳入法治轨道[20]。从2002年8月中办国办联合下发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 (中办发[2002]17号) 开始, 中国政府在电子政务相关的多个中央文件、国家信息化规划、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及以电子政务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早在1987年, 党的十三大报告强调:“要提高领导机关的开放程度, 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 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充分反映了对人民群众“知情权”的尊重, 确认了人民群众对国家重大问题的“有权参与”, 也奠定了实行政务公开制度的思想和政策基础[21]。2005年, 中办、国办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提出“积极探索和推进政务公开的立法工作, 抓紧制定《条例》”。2008年5月,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 标志着我国向建成阳光政府、开放政府、法治政府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各级政务部门通过深化电子政务应用, 既贯彻了打造法治政府的要求, 同时又为助推法治政府保驾护航。浙江、江苏、贵州等地针对政务服务运行的事前、事中、事后各个环节, 从事项信息完整性、事项办理时效性、流程合法性和内容规范性等方面厘清监督规则, 制定对应监督机制, 对各部门政务服务运行进行实时监控、提前预警、统计分析。在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中, 编制权力运行流程图, 固化权力运行和业务操作程序, 明确权力运行的方法步骤、时限要求与具体边界, 实时对时效异常、流程异常、内容异常、裁量 (收费) 异常、廉政风险点异常实施警告和亮红灯, 使隐性权力公开化、显性权力规范化, 限制自由裁量权。沈阳96家行政审批中介机构进入网上“超市”, 申请人可在网上自行选择中介服务, 服务从选取、竞价到成交、评价等环节全程线上运行[22]。

  电子政务针对“不作为、乱作为”的权力“任性”, 循因施策, 打造网上电子监察、权力运行平台, 亮出权力清单、责任清单, 通过信息化网络技术把政府权力运行进一步关在制度笼子里, 较好解决了“该干什么”“如何干”“干不好怎么办”三大问题。

  (三) 电子政务成为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重要利器

  传统政府是管制型政府, 现代政府是服务型政府[23]。作为建立现代政府的重要抓手, 电子政务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加快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

  ⒈消除信息鸿沟, 促进社会信息平等

  据统计, 截至2015年5月, 政务外网的省级、地市级、县级、乡镇街道覆盖率分别已达到100%、94.3%、83.5%和33.6%, 中央层面已有115家中央政务部门及相关单位接入到政务外网。[24]截至2016年底, 全国有9个省初步建成省级电子政务云平台, 在建的超过17个 (预计到2019年建成) , 部分地方初步建成本地区的人口、地理信息等基础数据库和政务信息资源库, 通过信息交换平台, 实现跨部门间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与开放[25]。截至2018年6月, 我国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8.3%, 我国网民规模为8.02亿, 互联网普及率达57.7%[26]。《中国宽带发展白皮书》显示, 网络提速降费实施三年来, 移动流量平均资费较2014年底下降了91%, 固定宽带平均资费较2014年底降幅超过90%。

  ⒉开放政府数据, 发挥数据红利

  大数据是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与经济社会发展融合的产物, 与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相结合, 正在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深刻影响[27]。通过全部公开、部分公开等不同方式开放政府数据, 积极引导社会开展行业数据创新应用, 充分挖掘数据潜在价值, 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数据红利, 真正实现数据资源价值最大化[28]。

  在中国电子政务发展历程中, 国家层面非常重视政府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 (中办发[2004]34号文) 就已经明确了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原则和总体任务, 并鼓励加强信息资源的公益性开发利用和服务。近年来, 各地区各部门大数据管理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14年2月, 广东省大数据管理局成立, 拉开了成立大数据局的帷幕, 至2017年6月, 全国已经成立12家大数据管理机构。与此同时, 数据开放平台进展迅速, 到2016年底, 全国已经建成13个地方政府的数据开放平台[29]。中国政府数据开放的时代浪潮已经来临。

  ⒊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 助力“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

  电子政务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 助力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网上政务服务快速发展, 大大加快了我国政府职能转变进程, 驱动着“放管服”改革向纵深推进, 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信息技术的催化下, “放”出了含金量、“管”得更智慧、“服”高了获得感。

  “互联网+政务服务”就是以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提升服务为核心, 以政府权力清单为基础, 以信息化技术为支撑, 群众和企业在申请网上申报、网上办理、办事查询、服务送达等政务服务时既可到网上服务大厅办理, 还可以借助淘宝、支付宝和微信办理, 开启了从“群众跑腿”到互联网“数据跑腿”的服务管理新模式[30]。“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一枚印章管审批”“不见面审批”等实践探索和创新, 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 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 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便企利民, 真正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据统计, 目前全国30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除西藏外)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建成省级政务服务平台[31]。“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顽疾”开刀, 极大缩短了企业申请开办时间, 压缩了投资项目审批时限, 方便了群众办事, 为企业松了绑, 为群众解了绊, 为市场腾了位, 有效规避了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 避免了“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 让百姓的改革获得感落到实处成为常态。

  (四) 电子政务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⒈为政府部门履职施政提供了根本保障

  核心业务信息化覆盖率快速提升, 中央政府各部委办公自动化率从2001年的9.8%提高到100%, 极大提升了行政效率。自2002年以来, 国家围绕重点行业应用投资建设了“金审”“金盾”“金农”等40多项重大电子政务工程项目, “金保”、信用中国、国家法人库等多项国字号工程也在加快建设。中央和省级政府网站普及率已达到100%, 地市级超过99%, 区县级超过85%。截至2017年4月, 全国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共设立政务大厅3058个, 覆盖率94.3%。除绝大部分省级地方政府建成政务服务平台, 30多个国务院部门建设开通了部门政务服务平台。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全国政务服务体系初步形成, 保障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能力不断提升。

  ⒉推动了信息技术产业加速发展

  近年来, 我国一直倡导电子政务核心软硬件国产化, 不断创新改革科技研发投入产出机制和科研成果转化机制, 实施网络信息领域核心技术设备攻坚战略, 推动高性能计算、移动通信、数据库、操作系统、核心芯片、中间件等研发和应用取得重大突破。国产CPU申威、飞腾、龙芯等在技术上达到了安全可控要求, 人大金仓、南大通用、达梦数据库以及东方通中间件等一大批国产化产品已经开始在一些部门部署应用, 建立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电子政务系统的任务全面铺开。电子政务自身的建设客观上也为信息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并成为助推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动力。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 政府采购规模2012年11882亿元, 信息技术服务等项目的采购占比约为8%。政府采购占中国整个软件市场的份额也从2005年的14%左右上升到了目前接近四分之一。

  ⒊经济效益开始充分显现

  中国电子政务在降低行政管理成本、节约政府资金投入、提升行政服务效能的同时, 也显现出极强的经济效益。2006-2010年, 我国电子政务外网建设和运维总投入1.95亿元, 按照已利用外网开展业务的中央部门数量测算, 通过共享外网资源, 节约网络建设投资7.5亿元, 通信线路租费1.4亿元, 四年来为国家节约投资超过10亿元[5]。金税一期工程共投入22亿元, 运行的第一年就多收入税款达250亿元[32]。电子政务集约化建设模式在各地掀起高潮。2014年, “浙江政务服务网”依托阿里云构建了省市县三级适用的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同一年, “云上贵州”云平台落地贵州省。2015年, 山东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 采取“服务商建设运营、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 依托浪潮云构建适应“省市平台、多级应用”的电子政务公共服务云平台, 基础设施利用率已经由原来的5%-10%提升到30%, 而5年之内则将提高到85%以上, 同时机房用地面积以及后期的运维成本大幅减少。目前, 年度财政支出已降低20%, 降低60%的目标也指日可待。

  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开创电子政务创新发展新局面

  当前, 全球信息化发展迅猛,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风起云涌, 新一轮技术革命风暴已经诞生, 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社会公众对电子政务寄予了更多更高的期冀。

  (一) 强化顶层设计, 从碎片化向一体化发展转变

  中国电子政务未来发展必须强化统筹协调, 摒弃传统的碎片化发展模式, 加快向一体化发展模式转变, 要更加注重业务办理高效协同、数据资源流转通畅、网上服务一网供给、决策支撑精准高效。

  一是优化组织架构, 提升统筹协调能力。目前, 电子政务“九龙治水”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需着眼于从顶层破解长期以来束缚电子政务发展的根本性、制度性问题。二是重塑电子政务运行机制, 构造多部门共享协同新格局。从国内外发展现状看, 大数据、大平台、大系统已经成为当下推动电子政务创新发展的主要思路, 急需对标定位, 通过强化技术集成、业务创新、数据融合, 实现跨层级、跨领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三是创新电子政务建设模式, 加快构建数字政府新格局。四是以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为契机, 加快推动电子政务转型升级。

  (二) 强化数据治理, 从数据共享向业务协同转变

  据统计, 政府掌握着社会上80%的信息资源。当下, 业内对大数据的作用、地位、意义等认识不断深化和拓展, 在全球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 数据作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的重要地位已得到社会普遍认可。到目前为止, 各地区各部门主要致力于政府大数据的共享 (有条件和无条件) 以及对社会开放数据, 而忽视了业务协同的重要性。从某种程度上审视, 政府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是电子政务健康发展的“任督二脉”[33]。

  要加快推动国家大数据体系建设, 加快由数据共享向业务协同转变。大数据已被公认为是社会第四生产要素, 在深刻改变着社会发展格局, 是驱动社会变革和创新的新动力。如何充分把政府大数据这块“蛋糕”做大做强,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加工利用, 从而对业务模式、流程重塑乃至衍生出新的业务形态, 进而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调整优化和政府机构重组, 是当下有关部门亟需思考的重大课题。

  (三) 强化人文关怀, 从业务上网向服务上网转变

  电子政务从诞生之日起, 经历了“提高办公效率→深化业务应用→强化社会管理”为主线的发展历程。不可否认, 电子政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推动和便利了政府管理工作。如果说电子政务过去的历史使命是侧重管理, 那么, 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今天, 电子政务同样面临着由管理向服务转型的客观需求, 即从业务上网向服务上网转变。

  一是要加快由内部管理向注重提供公共服务转变。二是加快由线下向线下线上相融合转变。三是加快提高网上服务的水平和能力, 使更多事项在网上办理, 必须到现场办的也要力争“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四是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体系, “一网通办”能力要显着增强, 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应尽快建成。

  (四) 强化创新发展, 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引领转变

  新时代提出新使命,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展望未来, 中国电子政务发展面临着重大战略机遇, 同时被赋予了新的更高的使命, 有望成为推进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的重要抓手, 同时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布阵筑基。

  一是要主动与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军民融合等国家战略对接, 使电子政务始终走在国家战略最前沿。二是要主动适应和服务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任务要求, 按照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的实践要求, 强化组织创新、模式创新、技术创新、应用创新, 用理念创新引领未来发展新模式, 努力推动中国电子政务高质量发展。

  四、结论及进一步思考

  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电子政务经历了从业务上网到服务上网的发展过程, 但这绝非仅仅局限在电子政务改革与发展本身, 相反, 电子政务发展的40年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映射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在此意义上, 我们必须清楚, 电子政务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更应侧重于政务, 即要更关注重构现代政府的价值准则和责权边界。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视角全面回顾中国电子政务发展的历程和历史成就, 剖析中国电子政务未来发展新路径, 并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对其加以保障, 有助于依托电子政务解决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多羁绊。同时, 电子政务发展模式变革的时间空间特征决定了其演绎拓展是一种必然, 既表明了电子政务体制机制创新的活力, 也表明难免存在一些迂回亦或改革往复的不确定性。即使如此, 电子政务推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发展逻辑和现实价值不能忽视。当然, 纵然我们不能以形式化的描述来刻画电子政务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关联, 但希冀借此研究能够抛砖引玉, 基本把握40年来电子政务发展的主要脉络, 进而探寻电子政务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行动动因和运作机制。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国电子政务事业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始终保持变革创新的昂扬斗志, 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持续注入强大动力。中国电子政务将继续为全球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彰显中国特色, 在世界电子政务发展史上书写更加辉煌灿烂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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