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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所反映的民神关系

时间:2016-11-23 来源:未知 作者:陈赛楠 本文字数:4221字
  4.3 祭祀所反映的民神关系
  
  春秋时期民神关系出现了新变化,更看重民的作用,出现了“民为神主”的重民思想。其具体含义为民是祭祀神灵的东道主,国君要先把民治理好,神灵才会保佑和赐福。春秋时期反对祭祀中使用人牲。一些国家执政的卿大夫在祭祀问题上表现出较为理性的态度,体现出一种隐晦的无神论思想。
  
  4.3.1 “民为神主”观念的提出
  
  《左传》中两次提到“民,神之主也”.一次是桓公六年,随国大夫季梁说: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一次是僖公十九年,宋国大夫子鱼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民为神主”,有学者单纯理解为民是神的主人[1].这是不符合春秋时期的社会观念的。饶宗颐先生说:“祀神之先务,主要是在于民力充足,并不是说民可以为神的主宰,和民的地位可以代替了神的。”
  
  刘家和先生进一步指出,“民,神之主也”,说的是民是祭祀神灵的东道主,把人作为牺牲来祭神,就直接地伤害到了神的祭祀者,所以神是不会享用祭品,也不会赐福的[3].刘先生的观点是非常有见地的。正因为如此,剥削于民而谄媚于神的国君,也就是不忠于神,祝史在神面前说得再好也没用。
  
  4.3.2 重神的前提在于重民
  
  《左传》中关于民神关系表述的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重神的旗号来重民。卿大夫们在劝谏国君重视民力体恤民力的时候,无不以重视神灵为号召。当无知的国君们以为给神灵奉献上丰厚的祭品,神灵就会保佑他们时,卿大夫就告诉他们,光靠丰厚的祭品没有用,关键在于民众的生活状况如何,如果民众生活困苦,祭品再丰厚也没用,甚至会适得其反,因为神灵会认为祭祀者是在欺骗他们;相反,如果民众生活好了,不论祭品的丰厚与否都无妨,即使是粗茶淡饭,神灵都会欣然享受,并降福于祭祀者。
  
  《左传》桓公六年载,随国与楚国作战,“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
  
  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季梁认为,祭祀用的牺牲肥硕,要以百姓财力富足为基础,向神灵进献的黍稷丰厚,要以百姓的收成好为前提,其实质就是劝谏随侯要休战养民,实实在在加强国力[1].
  
  史嚚以“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劝谏虢公体恤民力,否则国家将亡。《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嚚享焉。神赐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国语·周语》载,内史过曰:“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
  
  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矫诬,百姓携贰。明神不蠲而民有远志,民神怨痛,无所依怀,故神亦往焉,观其苛慝而降之祸。‘”仅从“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来判断,史嚚似乎是说神的力量不如民,但他话锋一转,接着说“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就是说神降福还是降祸的标准是始终不变的,即所谓的“聪明正直而壹者”;“依人而行”,就是根据民间的善恶来决定,国君贤明,百姓和乐,神就赐福;国君昏庸残暴,百姓困苦,神就降祸。
  
  宫之奇谏虞公,提出的“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实际上也是打着重神的旗号劝国君重视民力。《左传》僖公五年载:“(虞)公曰:’吾享祀丰絜,神必据我。‘(宫之奇)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虞公认为自己对鬼神享祀丰絜。鬼神一定会保佑他。宫之奇却告诉他,鬼神只保佑有德行的人,而有德行的统治者,就是对百姓实行德政的人,谁对百姓好,鬼神就保佑谁。
  
  城濮之战前,子玉梦见河神向他索要美玉,子玉不给,子玉遭到楚国卿大夫的批评,结果楚军战败。晋国赵婴梦到天使向自己索要祭品,说祭祀我我就赐福给你,他连忙祭祀,结果第二天却被放逐。《左传》成公五年:“婴梦天使谓己:’祭余,余福女。‘使问诸士贞伯。贞伯曰:’不识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祸淫。淫而无罚,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同样都是神灵向当事者索要祭品,结果不论是拒绝者还是顺从者都遭到恶报,原因就在于两者都是出于一己之私,不是出于爱国恤民之心。
  
  晏子谏齐侯时也说,如果不体恤百姓,单以丰厚的祭品求神灵保佑是没用的,“鬼神不飨其国以祸之”.《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侯生病久而不愈,“梁丘据与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诸侯不知,其谓我不敬,君盍诛于祝固、史嚣以辞宾?‘公说,告晏子。”晏子认为鬼神保佑与否,关键在于国君自己能否以德治民,如果只会与民争利,残酷剥削百姓,祝史祭祀时在神灵面前再说好话也没用[1].
  
  4.3.3 反对用人做祭品
  
  春秋时期,重视民力思想的又一表现就是反对祭祀时用人做祭品。《左传》中记载人祭有三次,这三次祭祀无一例外地遭到谴责。一是僖公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
  
  二是昭公十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献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齐,闻之,曰:’周公其不飨鲁祭乎!周公飨义,鲁无义。《诗》曰:”德音孔昭,视民不佻。“佻之谓甚矣,而壹用之,将谁福哉?‘”三是昭公十一年:“冬十一月,楚子灭蔡,用隐大子于冈山。申无宇曰:’不祥。五牲不相为用,况用诸侯乎!
  
  王必悔之!‘”杨伯峻先生注:“用,杀之以祭。”[1]
  
  祭品作为祭祀的中间环节,是人神交流关系的重要媒介。“祭祀者总试图通过祭品取悦于神灵,从而获得神灵的福佑,祭品的使用往往蕴含着祭祀主体的祭祀理念和宗教思想”[2].被祭祀的神灵是否享受祭品乃至赐予福佑,也正是以这些祭品所体现的祭祀理念是否合乎要求为前提,也就是说神灵会审视摆在面前的祭品的来路。如果这些祭品是统治者通过辛勤治民得来的,是百姓安居乐业之后提供上来的,那么不论祭品是丰厚还是浅薄,神灵都会欣然接纳,会赐予福佑。
  
  反之,如果这些祭品是通过不顾百姓死活搜刮而来的,那么祭品再丰厚再奢华,神灵也不会接纳。阎步克先生谈到《左传》祭祀中“信”的问题时指出,春秋时期人对神的信已被轻视[3].不少诸侯国的国君不恤民力,疯狂搜刮民众,弄得民不聊生,却在祭祀神灵的时候,以丰盛的祭品谄媚神灵,虚夸自己的政绩和德行,妄图获得神灵的福佑。正因为如此,《左传》中提到祭祀时,一再强调“信”,内心诚敬信实是对祭祀者的必然要求。饶宗颐先生指出,非德之人,则民不和而神不享,“这种以民为重点的尊德思想,显然是对人主的一种警戒”.晁福林先生也说:“鬼神对于人的事奉,固然要看人所进献的祭品丰盛与否,但更看重人的虔诚之心,可以说鬼神具有重德不重物的品格。”
  
  常金仓先生也指出,春秋时在神灵的个性上融入了道德色彩,它常在行善有德的一方,助佐成功[6].春秋时期祭祀观念中的重德重信思想对于统治者而言归根到底就是重民思想。
  
  4.3.4 无神论思想的隐晦表现
  
  《左传》中对于有关鬼神的认识,确实反映出无神论思想的存在,但是这种思想从没有直接表达,而是以一种隐晦的方式传递出来的。对神灵作用有怀疑或者说怀疑神灵存在的卿大夫们,迫于传统舆论对于神灵的崇拜,谁也不敢直接表达对神灵的丝毫不敬,他们采取的表达方式就是更强调民众的作用,劝谏国君要更重视民力,告诉国君,神也是这么认为的,打着神的旗号劝谏国君,更容易达到效果。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第二年,这四个国家果然发生了火灾。
  
  裨灶说:“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国人请求子产按照裨灶说的做,子产还是不同意,并且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结果后来郑国也确实没发生火灾。
  
  《左传》昭公十九年载:“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禜焉。
  
  子产弗许,曰:’我斗,龙不我觌也;龙斗,我独何觌焉?禳之,则彼其室也。
  
  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乃止也。”杨伯峻先生注:“觌,见也。”
  
  郑国发生水灾,而龙斗于时门之外的洧渊,国人大概是怀疑水灾与龙斗有关,所以请求祭祀龙。但子产认为两者之间并无关联,而且龙本来就生活在洧渊,举行禳祭也把它们赶不走,所以拒绝祭祀。
  
  这说明子产实际上并不相信鬼神的力量。但是,春秋时期对鬼神的信仰在社会上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因此对于持无神论观点的人有着很大的压力[2].他们有时候能顶住压力,不做无谓的祭祀。但有时候有迫于压力,通过祭祀以稳定民心。
  
  正因为如此,虽然子产在鲁昭公十六年冬、十七年五月连续两次拒绝了裨灶及国人以瓘斝玉瓒禳除火灾的要求,但随后在昭公十七年七月,“为火灾故,大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恐怕还是迫于舆论压力而作出的让步。
  
  齐国出现彗星,晏子阻止齐侯进行禳除之祭。《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晏子认为彗星是除秽的征兆,国君如果德行没有污秽,就没有必要举行祭祀,如果真是自己德行有污秽,光靠祭祀也没有实际作用,真正应该做的是身体力行改正自己的不当行为,加强德行修养。这件事与襄公十四年所载卫献公向祖宗汇报自己无罪的事很相似。卫献公祭告祖宗,说自己无罪,被迫逃亡,遭到定姜的痛斥。定姜列举了卫献公的几大罪状,并说,如果没有神灵,你祭告什么也没有用,如果有神灵存在,你这就是欺骗。说来说去还是要靠人本身身体力行,求神没用。晏子与定姜实际上也不太相信鬼神的存在,但他们同样不敢明说,而是委婉地指出,如有鬼神确实存在,那么谎言欺骗只能激怒它们,适得其反,如果没有鬼神,那么祭祀同样是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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