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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贵族群体社会关系研究绪论

时间:2016-11-23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本文字数:7171字

  绪 论

  东汉时期是豪族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豪族经历了西汉时期的官僚化过程而迈向世代官宦的世族化阶段,并逐步向魏晋士族形态发展、演变。豪族由汉初的社会势力发展到魏晋的门阀士族,这一过程中,权力的占有和世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权力的获得,笔者窃以为除既往先贤普遍认可的通经入仕,文化--权力的互生模式外,社会--权力的循环互生亦是助力豪族加速向权力靠拢,并促进其自身形态发展演变的重要一端。

  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它是把社会的各种群体和各种分子连接在一起的一张"网".这张网有经有纬,有疏有密,有络有结,把纷繁复杂的社会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与拓展,必然为个人和群体带来集合优势、资源共享、福利均沾等利益。在汉代单纯的农业社会只有集权力、文化、财富于一身,影响及于一方的豪族才可能拥有复杂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自始至终都是依赖于豪族所掌握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反过来,豪族自身形态亦受到其社会关系的影响,并随之演化。

  东汉时期,豪族阶层作为王权的统治基础,在王权的保护下由官僚化走向世族化、士族化。豪族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活动场域和影响范围日益扩展,相应地,其社会关系网络也日益扩张,豪族的宗族、乡里、婚姻、朋党、师生、僚属等主要社会关系呈现出渐趋复杂化、交织重叠的发展趋势。可以说这一时期,是豪族社会关系发展最显着、最具典型性的阶段,对当时的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东汉时期豪族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梳理和进一步考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汉代豪族阶层的内部结合方式及其形态的发展演变,进而更深层次认识汉代地方社会控制、探求朋党政治、外戚专权和士族门阀等现象的产生根源,最终能够更为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东汉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轨迹。东汉豪族成为研究豪族社会关系的典型案例。

  (一)学术回顾。

  学术界对于东汉时期豪族阶层的相关研究可谓成果颇丰,但从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对豪族阶层进行考察、探究的论着却并不多见。目前,学界针对东汉豪族社会关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研究:

  1、注重从整体社会关系视角考察东汉豪族杨联陞先生于 1936 年发表的《东汉的豪族》

  一文,对东汉时期豪族在经济、政治两大方面之发展做了精辟论述,可谓汉代豪族研究的奠基性着作。豪族社会关系方面,杨氏对东汉时期豪族的婚姻、朋党、门生故吏等社会关系概貌都有精要阐述,并间以对以上豪族社会关系产生的政治、经济背景的分析。

  崔向东先生在《汉代豪族研究》一书中专章探讨了"豪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强调豪族之社会、经济结构在王权支配下发生的变化。氏着透过豪族田庄详尽剖析了豪族之社会--经济结构,其对豪族群体的内部关系与豪族家庭、宗族之内部结构的相关论述,对豪族之社会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在前着基础上,氏着《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进一步探讨了汉代豪族地域特性和成长途径,崔氏对豪族之同学、同岁关系、师长门生故吏关系、交游、朋党关系及婚姻关系等主要社会关系进行了精要的分析,并提出各地"豪族社会发展程度主要表现为豪族社会关系的形成"的观点,指出"豪族社会关系越复杂,说明豪族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其观点和研究思路从社会学的角度丰富了两汉豪族研究,亦为汉代豪族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对本文具有提纲挈领的指导性意义。

  地域性豪族社会关系研究方面,台湾学者刘增贵先生的《汉代益州士族》一文对汉代益州豪族的形成、发展、仕宦地位、地域性及其与中原地区和割据政权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地探讨。刘氏指出益州士族地方色彩浓厚,以婚姻、学友、交游、举荐等方式自相凝结,形成相对独立的密切交游圈,同时,亦与中原士族关系密切。其成果对地域豪族社会与地方豪族社会关系研究具有启发性意义。日本学者宇都宫清吉的《刘秀与南阳》一文深入探讨了南阳豪族社会与经济发展问题,剖析了南阳豪族社会中以刘氏侯家为中心,通过数重豪族内婚制与郡县诸豪族结成的多重社会关系。并指出"以豪族内婚制社会为基础,进而由社交、师弟、游侠出入、经济的、政治的立场等构成的南阳豪族社会,其实是一种由名门豪族、学者、游侠、商人、下级官吏、下户层、奴隶、自由农民层等所构成的结合体。"
  
  2、东汉豪族之宗族与拟制宗族关系相关研究。

  杨联陞先生在《东汉的豪族》一文中以中心大家族结合政治、经济关系依附者所组成的集团单位对"豪族"进行定义,注意到了汉代豪族并非单纯的同姓同宗血缘集团,而是结合了其他异姓个人和家庭所组成的庞大集团。同时,明确指出豪族在两汉发展至定型与宗族扩展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崔向东先生在其着作《汉代豪族研究》中同时强调了豪族家族、宗族的社会性和豪族的宗族性特征,认为豪族是以一个核心家庭为内核,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组成的一个有许多家庭的十分严密的完整的"社会组织".豪族以宗族势力为依托,血缘宗族力量是其社会势力的强大支点。杜正胜先生在《传统家族试论》一文中注意到了豪族大姓之所以能成为地方社会有势力的群体,血缘关系作为纽带是它的起点。杜氏指出西汉时期儒学化的豪族进一步"士族化",形成东汉的大族。东汉大族进而为魏晋南北朝的世家,一直延续到唐代中叶。终东汉之世,大族着姓的社会力量有增无已,这个阶级构成东汉政治的支柱,一旦有乱,他们或聚结自保,或集体流亡,虽然包含邻里乡党和部曲附从,但核心成员却是宗族。无疑宗族是两汉地方豪族大姓的出现和发展的核心。

  张鹤泉先生的《东汉宗族组织试探》一文认为,东汉时期,豪族的宗族组织进一步发展,并通过拟制血缘将宾客、徒附和流民等纳入到宗族秩序中,使宗族组织进一步扩大,同时,宗族的社会功能增加,已逐步发展成为重要的社会组织。马新博士的《论两汉乡村社会中的宗族》一文论述了两汉宗族面貌之演变及对乡里社会的影响,认为宗族聚居使两汉乡里政治具备了浓重的宗法色彩,强宗大姓成为乡里政治的支配力量。以大土地封建庄园为坚实经济基础的豪族,至东汉时期,更密切地与田庄结合在一起,宗族武装亦成为公开、稳定的存在。集经济实力、武装力量和政治势力于一身的强宗大姓一方面与政府合作,另一方面又成为与中央集权抗衡的地方势力。

  尹建东博士的《论汉代关东豪族宗族组织的构成特点》一文分别从宗族聚居形态、首领的产生与权威、成员的共同活动和组织内部互助、自保功能等四个方面对关东豪族的宗法性血缘结构进行了考察。认为豪族宗族以核心家族为中心,以同族相联结,通过内部定期的祭祖与聚会活动,增进成员间的相互联系和认同意识,以加强宗族组织的凝聚力;而经济互助与武装自保两大社会功能,对豪族宗族的生存、发展和势力扩张具有重大作用。黎明钊先生在《汉代东海郡的豪族大姓:以〈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及〈赠钱名籍〉为中心》一文中以豪族大姓在地方的发展为讨论中心,兼述豪族大姓进入汉帝国之地方行政架构,论述了地方豪族大姓利用郡县掾吏的关系网络来开展和扩张自身利益,从而扩展其家族的影响力。

  一些学者注意到豪族大姓与依附小农之间,往往笼罩着一层宗族关系的色彩。例如,张传玺先生在其《两汉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一文中指出,西汉末年至东汉整个时期,随着土地兼并和租佃关系进一步发展,人身隶属关系也日益形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制度。所谓世族、门阀、门生、故吏、部曲、家兵等等,以及他们之间的主从或隶属关系,是"地主封建等级身份制"的早期形态,而地主与佃农或依附农民之间,掩饰着一层浓厚的宗族关系,宗族,九族,同宗,宗人等就成了地主与农民的集体名称。张氏认为这种宗族关系是地主土地所有制下"族权"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有一定的血缘或宗亲关系,但实质只是一个掩饰剥削的幌子,所谓的门生、故吏、部曲、家兵,实际上并无严格的血亲关系,只是拟血缘关系而已。

  田余庆先生的《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历程》一文认为武帝以后至东汉之末,是人身依附关系的显着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形成的新豪强地主,宗族强大、武断乡曲,他们以土地假民耕种,使之成为自己的依附农民。由于部曲、佃客与其主人间多数还有宗族纽带相连,所以人身依附的程度虽不紧密但却相当稳固,东汉时期的依附关系正是依托宗族而迅速发展的。氏着指出东汉所见的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发展序列中的中期形态,东汉着名的宗族,特点就是"世"和"大",即世代承籍和聚族而居,他们在地方有势力,不论居官与否都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另外,田氏还注意到东汉宗族一般处在皇权控制之下,如果皇权稳固,他们就是皇权的支撑者;如果皇权式微,他们便力图匡复;如果皇权已经瓦解,他们则会成为新皇权的角逐者;他们会尽可能团结强大宗族,争取支持,甚至转化为强大宗族的政治代表。

  3、东汉时期豪族婚姻关系相关研究。

  婚姻关系是社会各阶层、群体间建立相互联系的媒介。台湾学者刘增贵先生的《汉代婚姻制度》是较早对汉代豪族婚姻关系进行系统性梳理的着作。刘氏认为,西汉中叶以降,豪家之势大盛而渐尚门第,东汉更为明显,婚媾上强调家风、门风,重于官爵。

  他指出地方同郡豪族间的婚姻是一种血缘、地缘的结合,并以《华阳国志》对两汉蜀地豪族之婚姻关系进行统计分析,说明豪族婚媾大抵以社会地位相当为准则,若任高官,则不限同郡县,有超越地域之色彩。在东汉大士族之间的婚姻方面,他指出主要为外戚家相互通婚和清流士族通婚两种。显然,地方豪族相互间婚媾是一种关系网络的构组行为,对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十分有帮助。但刘氏也强调德行是东汉门第的主要特质,尤其社会对家族的评价愈来愈重要,这是政治党派与婚姻关系圈以外另一划分士族门第高下的标准。

  金发根先生在《东汉党锢人物的分析》一文中,亦曾注意到豪族之世代为婚,是构成党人的因素之一。金氏不仅分析了清流士人间的朋党师生僚属关系,还以李膺与钟、皓、袁绍等汉末大豪族互婚关系为例,指出豪族间世代通婚的状况。

  陈大志先生对东汉豪族婚姻与门阀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东汉豪族婚姻是东汉社会政治关系演变的一个方面。陈氏介绍了东汉豪族婚姻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变化,具体论述了东汉豪族婚姻在门阀制度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并阐述了东汉豪族婚姻关系中"门当户对"的等级性原则对门阀制度形成的影响。

  地域豪族婚姻关系方面,刘增贵先生《汉代益州士族》,张健《汉魏时期的吴地豪族与地域文化》分别对汉代益州士族和汉魏时期的吴地豪族婚姻关系进行了分析梳理,其研究成果对本文具有启发性。

  4、东汉时期之豪族朋党关系相关研究。

  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先生的《中国中世贵族政治的成立》一文透过魏晋贵族的成立过程考察中国中世贵族的成立,认为魏晋贵族源于汉末清流势力,汉末清流势力的结构对魏晋贵族的性质有着重要影响。氏着对魏晋贵族的系谱、汉末清浊二流的对立及清流势力的结构进行了细致地考察分析,指出清流势力不仅通过舆论对浊流进行抨击,以京师太学生与各个郡国的诸生为中心,形成了波及全国的舆论。同时,清流势力的士大夫之间还通过建立师友关系、门生故吏关系等来相互团结,以期更有力地与浊流势力进行对抗。

  刘增贵先生的《汉魏士人同乡关系考论》一文认为对于一般士大夫,与其密切相关的,还是行政系统中的乡里州郡。同乡士大夫在地域上同属于一个区域外,还在政治、社会上保持着复杂的关系,不只是单纯的同乡。这类关系尤其以共仕地方政府所形成的同僚关系,以及乡举里选的人物评论圈较为重要。汉代的选举孝廉以郡为单位,茂才以州为单位,使同乡士大夫间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乡里之誉的形成,固在于个人经业德行的表现,也有赖友朋的揄扬,逐渐形成了人物评论圈与交友圈。"乡里州郡密切的交友圈便与地方豪族朋党关系紧密相连。同乡的士大夫在出仕后,通过对乡里州郡的相互引荐,遇到危急的彼此帮助、救援,形成了中央政治上的朋党关系。

  邢义田先生在《东汉孝廉的身分背景》1一文,对汉末"同岁"关系进行详细地考辨、分析,并透过东汉孝廉"同岁"相结现象分析了东汉官僚政治的发展程度和特点。阎氏认为东汉的"同岁"与后世"同年"关系相类:同年察举的孝廉们结为"同岁",编制同岁名录,并承担起相互关照的义务,为"同岁"服丧、立碑及顾恤其家族等。这一现象,"它首先说明,官僚政治是当时最强大发达的社会实体,它超越了'乡里'而为士人跨州跨郡的交结提供了条件和场所;同时'同岁'关系的非理性、私人性方面,也显示其时官僚政治仍较粗糙原始,这与'故吏'、'门生'等关系的社会影响,构成了平行的观照。"

  5、东汉豪族之师生、僚属关系相关研究。

  东汉豪族为保护自己阶层的利益而积极扩充自身政治及社会网络,上面提及的门生、故吏关系,就是其中之一。杨联陞先生在《东汉的豪族》一文中即十分关注门生故吏和选举请托的问题,认为豪族交结官府,运动选举来争取政治地位,不仅使自己日益显贵,还使依附者也都富贵起来。结果从东汉初就闹选举不实,从地方到中央豪族请托屡见不鲜,而地方豪族与外戚宦官结合,使选举的情形更坏。杨氏指出汉朝选士、辟除及任子三种官僚选任方法都造成政治上的依附,即"门生故吏"的盛行,故吏与府主之间存有君臣之谊,长久保持着隶属关系,甚至在长官逝后故吏仍为其立碑、服丧,甚至未就任也愿称故吏,为举主服丧。这种关系的发展亦成为豪族势力扩张的关键。

  金发根先生的《东汉党锢人物的分析》一文分析了东汉党锢之祸中士大夫的社会身份,认为其明显是门生故吏中的中坚分子。金氏认为东汉党锢人物的出身,以来自选举的占多数。党人与门生故吏方面,他据《后汉书·党锢列传》指出当时的门生是有一种录牒的,门生与宗师的关系较诸故吏与府主似乎要严格些。在东汉,每当府主宗师死后,他的门生和故吏就为他服丧和立碑,现存汉碑之中,门生故吏的名字通常是书在一起的。

  张鹤泉先生的《东汉故吏问题试探》对东汉时期出现的故吏进行了概念界定,并指出故吏虽然形式上同举主,府主脱离关系,但在实际上仍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具有不可分割的牢固性,并且表现出故吏对于举主、府主的卑微化倾向。因此,这种关系是以君臣之义为基本特征的主从关系。随着故吏对举主、府主的依附性日益加深,直接影响到当时社会的选举,并且促使了以府主、举主为中心的大小不同的政治集团的出现。特别是东汉后期,故吏成为各分裂集团发展势力的重要依靠。因此在皇权衰微的社会条件下,故吏与举主、府主的主从关系也成为促成分裂的重要因素。

  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先生在着作《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之第五章《门生故吏关系》一文中对门生故吏这一社会政治势力由东汉至魏晋南朝这一历史时期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其与业师举主间的关系进行了认真考订,指出了门生故吏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

  受作者学力所限,以上对于东汉时期豪族社会关系的学术回顾可能不尽全面。

  从已有研究来看,东汉豪族社会关系研究中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挖掘。笔者窃以为对于东汉时期豪族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还有进行总体性考察的必要和深入挖掘的空间。从研究内容上看,既往学者大多针对豪族社会关系的某一方面展开研究论述,对豪族阶层社会关系网络的整体梳理和综合考察则相对疏缺;从研究视角来看,已有成果多注重从经济关系的视角考察豪族的群体结合,而相对忽视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对豪族的社会结合进行解读;在时间断限上,相关研究或对两汉做总体性探讨,或较多将目光集中于西汉时期,东汉豪族社会相关研究相对薄弱。因此,本文以为对东汉时期豪族社会关系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梳理仍是必要的。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试从社会关系的角度重新审视豪族,分析豪族社会共同体之内部结合方式及其对于东汉国家与社会的影响。理解和视角的变化必然带来一种新的认识,也必定带来评价的改变,这是符合历史学研究的本质。同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改变无疑丰富了史料,'横看成岭侧成峰',原来习以为常的史料便有了新的解释意义。

  从社会关系网络之形成与变迁的角度去考察社会阶层形态、性质的演变,社会势力的盛衰,国家制度、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及社会形态的演变和社会问题的产生根源等问题,亦有助于对国家与社会及二者的互动关系形成更深入的认识,产生一些新的启迪。

  选题定位方面,本文在确定研究时间断限时,上溯西汉,下延魏晋,将东汉时期作为一个相对时间段进行研究,是出于以下考虑。

  1、东汉时期也是豪族形态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大约西汉中期以后,汉代豪族开始形成、成长,至东汉进入加速发展、成熟期,不仅总体上完成了官僚化,且逐渐走向世代官宦的世族化阶段,最终向魏晋士族演化。此过程中,若不考虑豪族社会关系的影响,就无法深刻理解豪族群体的社会结合与豪族势力的发展演变。

  2、从汉初到魏晋,社会势力--豪族--士族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发展链条。东汉时期处于这一过程中间段,其时段与豪族整体成熟阶段大致相符,此时的豪族社会关系最具有典型性,对于国家、社会以及豪族自身发展的影响最显着。可以说,豪族的成长亦伴随着其社会关系网的组建,豪族势力的强弱与社会关系兴衰息息相关,可以说豪族强,关系盛,豪族弱,关系衰。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借鉴了社会学的社会关系分析等理论方法,对豪族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厘清,将历史事件、人物、群体置于社会关系网中观察考量,以期在新的视角下重新理解和认识豪族在东汉的成长、成熟,分析其社会基础。在分析论述史实和论证观点时,采用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二重证据法,以期更为真实地反映豪族社会关系概貌。另外,借鉴、引证先贤研究观点时,不拘于大陆学者的研究体系,亦注重参考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不限于近现代史学工作者观点的引证,更注意东汉当世人物及明清史家的观点,以期以历史的眼光看待豪族社会关系及其发展,尽量避免完全以今人社会视角观古造成的误读。在史料分析和具体论述中,一定程度上借鉴统计学中图表分析等相关方法,对史料进行量化,用统计图表、数据的形式论证观点,并试以图示的形式表现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期能够更加直观地呈现出豪族社会关系相关史料及本文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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