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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人阅读历史研究绪论

时间:2016-12-01 来源:未知 作者:陈赛楠 本文字数:5567字
  绪 论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阅读作为人类社会之中一项十分普及的活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阅读活动是人类精神文明之源,它与社会物质文明一起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改变着整个世界。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和知识的不断积累,阅读的内容、方法与手段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类能够通过各种手段进行阅读,也能够读到各种不同类型的书籍,这些都大大促进了阅读史的发展。
  
  所谓阅读史就是指阅读活动发展演变的历史。阅读史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首先是文字的产生与发展为阅读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和可能;其次是阅读工具的发展为阅读提供了媒介和载体;最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阅读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自然也是不可忽视的。
  
  基于阅读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作用,对于阅读史的研究自然也有着重大意义,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对阅读史的研究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阅读对于社会生活与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第二,由于阅读史是动态的历史,人们的阅读活动都受到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通过阅读史的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一定时期内社会各领域的相关发展动态与趋势。第三,阅读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的覆盖面很广,包括社会史、文化史、学术史、艺术史、文献学等一系列学科都与之联系密切,对于阅读史的研究能够反映社会文化、思想的发展状况,引导和推进社会阅读活动的进一步发展。第四,民族的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建设离不开阅读,阅读史研究对于发展全民阅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如前文所述,阅读史是动态的历史,它反映着一定历史时期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状态。作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实现了长治久安的王朝,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一向是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不足,汉代的文化传播受到了极大的局限。不论是文字还是书写的工具都还处在比较原始的状态下。所以至今为止,学术界对于汉代思想文化的研究还停留学术史的单一层面上,对于社会基层民众的文化生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而汉代阅读史的史学价值仍然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挖掘。本文拟从史书记载、碑刻、墓葬、简牍以及相关内容的汉代画像等资料入手,研究汉代人阅读活动的特点、方式及其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进而对汉代人的阅读史作一个全面的阐释。
  
  二、研究综述
  
  基于阅读史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自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学术界也越来越关注其研究的发展动态,中外学者们在阅读史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以及研究方法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
  
  对于阅读史的研究,西方学者是较早的发起者。他们站在宏观的理论视角对于阅读史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西方学术界兴起了一股接受美学的思潮,从思潮中诞生了一项重要的书籍史研究理论--以读者为中心的读者反应理论(reader-response theory)。该项理论的主要发起者包括韦恩·布斯(Wayne Booth)、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沃尔夫冈·伊赛尔(Wolfgan Iser)以及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等一批文学评论家。
  
  他们认为读者自身对于文本的理解和诠释与社会化的公众理解系统相互影响。读者对于阅读的选择与理解是各不相同的,他们会按照自己的阅读习惯及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在各自的理解范畴之内对于文本的特征与意义进行深层次的加工和阐释,从而对阅读产生相应的反应。在读者反应理论的影响下,西方学者对阅读史的研究范围进行了划分。罗伯特·丹敦在《迈向阅读史的第一步》①一书中,将阅读史的范围划分为内部阅读史和外部阅读史。前者指的是阅读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比如:谁阅读、在何时何地阅读、阅读什么等问题。后者则是指读者内心世界对于阅读的思考,比如:为何阅读以及如何阅读。同时,西方的阅读史研究还关注一些与阅读相关的转折性变化。首先是由朗读到默读的变化。
  
  相对于朗读,默读更注重对隐私的保护,同时还加强了文本与读者内心世界之间的深层联系与互动。其次是从精读到泛读的变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供阅读的对象急剧增加,人们对于阅读的选择也更趋多元化,泛读比精读更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最后是阅读文本的发展变化。阅读文本经历了册页抄本、机器印刷文本和网络文本三个变化阶段。阅读文本的多样化与现代化促使阅读内容、方式和手段的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关于如何研究阅读史,西方学术界有两种颇具代表性的方法。第一种就是以计量学派为代表的宏观研究派,其研究手段主要是针对大规模的书目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他们通过对各种被保存或珍藏的书目进行登记和统计,利用大量的数据分析来对 16 世纪至今的人类阅读习惯的变革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研究。另外一种是微观研究派,他们的研究方法则是对书店、私人图书馆的购书或借阅记录进行调查,意图对社会民众的阅读风格与阅读倾向进行研究。不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西方学界的阅读史研究都是植根于理性的客观数据的统计与分析之上,而这些数据的获得大多是源于社会基层的阅读活动,的确反映出了西方阅读史的发展变化。
  
  除此之外,西方阅读史的研究中有几位学者及其着述也是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首先是古里耶默·加瓦罗(Gulgielmo Cavallo)和罗杰·沙迪尔(RogerChartier)主编的《西方阅读史》①,该书考察了书籍与阅读对人类社会的政治、文化以及民众意识等发挥的重要作用。作者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引发了书籍形态的改变,并进而影响到阅读形式的演进和普通大众阅读的发展。其次是新西兰学者史蒂文·罗杰·费希尔(Steven Roger Fisher)的《阅读的历史》②。作者在书中尝试对东西方阅读史进行比较性研究,内容涵盖了包括中国、印度、韩国与日本等亚洲国家的阅读史。不过由于作者本人对于东方文化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整本书从写作思路上仍然是以介绍西方的阅读史为主。不过,费希尔的这一尝试依然很具有启发性。阅读史是一门覆盖面极广、时间跨度极长的综合性学科,尤其是现在的网络时代,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阅读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书籍,这样的比较性研究肯定具有极大的研究意义。此外,还有一本书是我们谈及阅读史研究不得不提到的,它就是加拿大作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的《阅读史》③。这本书和上述的两本截然不同,严格来说,它不能算是一本学术着作,所以该书在台湾第一次出版时书名被翻译为《阅读地图:一部人类阅读的历史》。曼古埃尔在书中用生动的笔法为读者做了一次关于西方阅读文化以及西方阅读史发展变化的介绍,从而使阅读史这一名词正式进入大众的视野。该书将阅读的概念定义得十分宽泛,包括人类对于自然或社会现象的解读也被放入阅读的范畴之内,这使得阅读史的研究彻底摆脱了外在形式的束缚,真正上升到精神文化的层面。
  
  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辉煌历史的文明大国,中国的文化历来备受学术界关注。虽然我国的阅读历史源远流长,但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并没有被我们重视和挖掘。所以,借鉴西方阅读史研究的宏观理论指导,以此来考察中国的阅读发展史,构建中国阅读史的研究内容是当今中国学术界工作的重点之一。同时通过对中国阅读史的系统梳理和研究,使我们对于本国的传统文化有更为清晰与深刻的认识也是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作为一个文化大国,我国历朝历代的学人对于阅读与学习的探讨从未停止。
  
  关于学习方面比较着名的篇章有:《荀子·劝学篇》、《吕氏春秋·劝学》、《颜氏家训·勉学》以及张之洞的《劝学篇》等。而关于书籍推荐和读书方法指导的着述则更是不胜枚举,比如:张之洞《书目答问》、龙启瑞《经籍举要》、宋人的《朱子读书法》、吴应箕《读书止观录》、陈继儒《读书十六观》等。以上这些都是古人对于读书的认识与感受,从他们的着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古代阅读活动的宝贵信息。
  
  近代以来来我国的学者对于阅读史领域的研究也已经做出了一些积极的尝试。1935 年,史学家钱穆写成《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①,对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学术风气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939 年,张明仁编成《古今名人读书法》②,对历朝历代关于读书方法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和汇编,对于阅读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的阅读史研究成果则主要有以下几本着述:首先是由曾祥芹等人编着的《古代阅读论》③,书中记载了自先秦到明清历代学人对于阅读的各种论述,是一部非常有用的资料。然后是由北京大学的王余光教授主编或译注的《中国历史文献学》④、《读书四观》⑤、《中国读书大辞典》⑥、《中国阅读文化史论》⑦和《中国阅读通史》等一系列跟阅读史研究有关的着作。尤其是后两部书的出现使得我国在阅读史领域的研究跨出了一大步。前者分为“阅读文化研究”、“阅读史研究”、“书的选择与阅读”、“网络阅读研究”四个部分,收录了 30 篇论文,将阅读与文化、学术等诸多学科融合在一起,对中西方阅读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后者的编订在 2004 年由王教授提出,计划编写七卷,涵盖了从先秦到当代社会长达数千年的阅读史的发展变迁。它把社会环境与阅读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主线,分析了包括政治意识、经济条件、思想文化、群体认识、宗教信仰、文本变迁、学术体系、知识结构、阅读传统以及个人经历等一系列能够对阅读发展起到重大作用的相关因素。据悉该套丛书已经完稿,正在交付出版社进行出版工作,这套书的最终问世必将对阅读史研究提供宏观的理论指导和微观的分析视角,所以值得我们持续对其保持关注。
  
  学术界关于中国阅读史的研究除了上述几本综论性质的着作外,还有一些文章是不能被我们忽视的。比如:王余光《中国阅读史研究纲要》①、《关于阅读史研究的几个问题》②、《试论阅读史研究》③,王余光、许欢《西方阅读史研究述评与中国阅读史研究的新进展》④,王余光、熊静《纸简替代与阅读转型》⑤,鲍胜华《从“神性”到“人性”--明清两代以前的中华阅读史研究纲要》⑥、赵爽《阅读史研究综述》⑦、王龙《阅读史研究探论》⑧、许欢《中国古代传统阅读模式研究》⑨,周英《中国古代女性阅读史分期述略》⑩,顾丽华《汉代女性阅读活动述评》11等等。这些文章的作者们分别站在各自不同的视角对阅读史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和细致的分析,为中国的阅读史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阅读史的研究离不开两大要素:书籍与读者。汉代社会流传的书籍主要以简帛为书写载体,到东汉后期才出现极少数的纸质书籍。学术界对于简帛书籍的研究论着主要包括:李学勤先生所着《简帛佚籍与学术史》12、李零先生所着《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①、张显成先生所着《简帛文献学通论>>②、骈宇骞、段书安二位先生合着《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③以及耿相新先生所着《中国简帛书籍史》④等等。前三位的研究主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出土的简帛材料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对其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肯定。后两本书则按照不同时期为我们梳理了简帛书籍的起源、发展、兴盛之过程,并对简帛书籍的形制、书写、标题、文字、内容、类别分别加以详细的介绍,使我们对于简帛书籍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关于汉代读者的研究则可以分为上层社会与基层平民两类。学术界对前一类人的思想、文化、教育之研究已经有很多,在此不再一一详述。针对基层平民的相关研究则相对不足,这主要是因为史籍记载以及出土材料的匮乏。虽然材料较少,但还是有部分研究者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宝贵的意见,王子今先生在《两汉童蒙教育》⑤、《东汉的学习型社会》⑥、《汉代社会识字率推测》⑦等几篇文章中对汉代民众的教育水平、识字能力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他认为东汉社会的学习风气很盛,上至皇室宗亲,下至平民百姓都对读书学习十分热衷。蒲慕州先生在《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⑧一书中将汉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与民间的信仰、习俗和风气相结合,认为它们之间是紧密关联的,后三者对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另外,山东大学的郭海燕在她的博士论文《汉代平民教育研究》⑨中以时代的背景、教育的发展为依托,对汉代基层民众的受教育程度、教育内容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作出了详细的论述,对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参考的依据。
  
  与此同时,现在经考古出土的汉代墓葬、简牍以及碑刻材料也十分丰富,通过考察汉墓的陪葬品、简牍碑刻的文字记载,我们能够掌握到一些正史中没有的关于汉代基层民众的阅读情况。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的《中国考古学·秦汉卷》①、深圳博物馆编《中国汉代画像石画像砖文献目录》②、吴曾德《汉代画像石》③、王建中《汉代画像石通论》④、朱锡禄《武氏祠与汉画像石》
⑤、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⑥、贺西林《古墓丹青-汉代墓室壁画的发现与研究》⑦、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⑧、《中国碑刻全集》编委会编《中国碑刻全集(第二卷):汉三国晋十六国》⑨、高文《汉碑集释》⑩、陈梦家《汉简缀述》11、大庭修《汉简研究》12、银雀山汉墓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13、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14、李振宏《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15、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16等一系列对汉代出土的实物资料的论着,通过对这些相关材料的整理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阅读情况,这就使整个汉代阅读史得以立体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三、创新之处
  
  近几十年来,阅读史研究越来越受到我们的重视。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外学术界在阅读史研究的许多层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是对于中国古代阅读史的研究,尤其是断代阅读史的研究仍然稍显不足。本文选择汉代阅读史研究作为题目,正是要将两千多年前汉代社会的阅读情况进行系统的介绍与诠释。同时,阅读史作为一个比较新兴的交叉学科,它的覆盖面相当广,在对汉代阅读活动进行考查的时候,我们还能从中了解到包括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等一系列的汉代的历史。所以本选题的创新之处就由考察对象的新颖和研究视角的多样化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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