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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药材的栽培技术发展及原因

时间:2020-03-12 来源:农业考古 作者:梁松涛,苏红 本文字数:9935字

  摘    要: 宋代的药材种植已与日常食物生产相分离,出现了专业化种植模式,种植的药材种类逐渐增多,形成了若干地道药材的种植中心。宋人发现土质、播种时机、肥料的使用都会对药材的药性产生影响;宋代将间作法、肉引法运用于药材栽培,提高了药材的产量与品质;经过嫁接的药材会使药性下降,有的甚至不堪入药,这些技术体现了宋人在药材种植时“以药性为核心”的思想。宋代种植技术,对元、明、清乃至今天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中国药材栽培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 宋代; 药材; 种植技术;

  Abstract: Separated from daily food production, the cultivation of medicinal herbs in the Song Dynasty had a specialized planting pattern. As the variety of medicinal herbs grew gradually, a number of planting centers of authentic herbs were formed. People of the Song Dynasty found that soil quality, seeding time and fertilizer use had an impact on the medicinal nature of medicinal herbs; they applied interplant method and meat introduction method into the cultivation of medicinal herbs, which improved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medicinal herbs; they also found that the medicinal nature of medicinal herbs would decline after grafting, some of which would even not be used as medicines. All these techniques embody the idea of “taking medicinal properties as the core” behind planting medicinal materials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planting techniques of the Song Dynasty had a direct impact on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even today,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cultivation.

  Keyword: the Song Dynasty; medicinal herbs; cultivation techniques;

  我国药材种植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药材的种植,出土的甲骨文文献证明我国的中药(薏苡)至少有6000~10000年的种植历史[1](P95)。张骞出使西域后,带回了大量外来药材,如红花、大蒜等,这些药材逐渐在中原种植。魏晋南北朝时期,药材的种植更加广泛,出现了专门种植药材的“药圃”“药园”。《齐民要术》一书记载了20余种药材的栽培方法,如地黄、栀子、茱萸等。但这一时期药用植物的种植多以观赏、食用、染色为目的。自隋代开始,药材种植逐渐进入专业领域,出现了专业种植药材的书籍,如《种植药法》《种神草》等,可惜这些图书早已亡佚。唐代,随着山居农书的兴起,人们开始注重对药材种植经验的总结,这一时期是我国药材专业种植的初始阶段。到宋代,药材的种植出现大规模增长,形成了相对集中的药材种植区域,药材种植的专业化逐渐形成,药材种植技术获得空前的发展。吴存浩《中国农业史》中指出:“药材栽培历代不断,但真正药材栽培专业和中心的出现恐怕要在宋代。”[2](P845)

  目前学界对宋代药材的研究多从经济学或医学的角度来探讨,从农学角度来探讨药材种植的成果较少,仅有的一些成果只是学者们在论述其他问题时略有涉及。如:唐廷猷在《中国药业史》中简单提到南宋种植茯苓的方法[3](P240)。漆侠在《宋代经济史》中提到附子种植时对土壤的要求[4](P163)。韩迎迎在《宋代药材产地、市场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对药材的栽培技术略有涉及[5](P23-25)。许文刚在《宋诗与宋代药材研究》中概括了宋代药材种植的时令、方法、过程及种药群体,但对其栽培技术则未涉及[6](P19-25)。

  学界围绕宋代药材进行的相关研究主要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针对药材作为商品的经济功能展开探讨;二是从药材的医学属性进行探讨。而从农业角度,在种植技术层面对药材种植进行研究则非常欠缺。因此,本文将从农业种植技术的角度来探讨宋代药材的栽培技术。

  一、宋代药材种植的发展概况

  隋唐时期,种植药材的多为隐居的山居人士,他们出于养生的目的,需要大量服用某些药物[7](P414),其中一些草木类药材多依靠采集,但随着对药材需求的不断增加,药材的来源便由野外采集过渡到人工种植。到了宋代,由于药材的需求增加,情况发生了转变,人工种植成为药材的主要来源,药材种植规模与专业程度都远远超过唐代,药材种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宋代药材的栽培技术发展及原因
 

  (一)出现了以种药为生的药户

  众所周知,宋代农业的专业化程度逐渐提高,像茶、花草、水果、蔬菜、药材等都已经开始进行专业化种植,其中专门从事药材种植的农户被称为“药户”。傅肱在《蟹谱》中提到“(蟹户)若今台之药户、畦户,睦之漆户比也。”[8](下篇,P14)此处“药户”当指两浙路台州的药材专业种植户。可见,至少在北宋时期,在农业生产领域,药材的栽培已经出现专业化生产。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记载了当时夔州路梁山军高都山百姓种姜的情况,“地黄壤而腴,民种姜以为业”[9](P426),姜既可食用,也多作药用,社会需求量大,以种姜为业,目的显然不是自用,而是拿到市场交易,由此“衣食取给焉”。可见,宋代已经出现规模化、专业化的药材种植。专业种植户的出现,表明药材种植已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性农业或农业分支。

  (二)药材种植种类增多,对药材的甄别逐渐精细化

  药材种植种类在宋代大大增加。有学者做过统计,唐《新修本草》中记载人工种植的药材近40种,到了宋代,《本草图经》(除去与其他文献重复)所记载的人工种植药材已达138种,除去粮、果、蔬之类,仍有79种[3](P239),药材种植的种类比唐代增加了将近一倍。除了药材种类增加外,宋人对药材的甄别更加精细。宋代对同一种草木的不同品种哪些是药材,哪些不是药材有了准确的区分。例如商陆这味药材,采自野生者很少,“多生于人家园圃中”[10](P303)。《本草图经》记载,商陆“有赤白二种:花赤者根赤,花白者根白。赤者不入药”,取其根白者入药。有些药材,需要人工种植,其品质才有保证。如杏核,“杏子入药,今以东来者为胜,仍用家园种者。山杏不堪入药”[10](P550)。

  宋代在药材种植中逐渐认识到同一种药材的不同品种、不同的生长时间在入药时会有不同的功效。如:薤,“人家种者,有赤、白二种:赤者疗疮生肌;白者冷补。皆春分莳之”[10](P577)。又如附子,《本草图经》采用《广雅》之说,记载了附子的五个品种,这五个品种是依据生长年份来区分、定名,“一岁为荝子,二岁为乌喙,三岁为附子,四岁为乌头,五岁为天雄”[10](P257),认为其中“八角者为上”[10](P257)。由于宋代栽培技术的进步,获得附子的五个品种已经不需年年递增,“一年种之,便有此五物”[10](P257)。

  北宋杨天惠所着《彰明附子记》则与《本草图经》意见不同,其根据附子生长的情况将其分为七品,“其种之化者为乌头,附乌头而旁生者为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为鬲子,又附而长者为天雄,又附而尖者为天佳,又附而上出者为侧子,又附而散生者为漏篮:皆脉络连贯,如子附母。而附子以贵,故独专附名,自余不得与焉”[11](P32),认为“八角者为上”的药品论断是错误的。杨天惠以附子的大小重量以及丰满与否作为药品优劣的判断标准,“小者固难用,要之半两以上皆良,不必及两乃可”[11](P33)。尽管两者的分类标准不同,但都可说明一个问题,即宋人对药材品种、药性已有相当认识,在区分药材与非药材、药材药性的差异方面已十分精细。

  (三)药材种植面积扩大,形成了若干道地药材种植中心

  漆侠在《宋代经济史》中提到,药材自北宋开始了大面积的种植[4](P162)。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记载了喻化成隐居岁寒山,在山上种药,面积很大,彭乘以诗赠之曰:“不见陵阳喻化成,令人西望愈伤神。近闻养素多栽药,耕破青山十里春。”[9](P4040)以种植附子为例,杨天惠记载四川绵州是当时着名的附子种植中心,彰明县共20个乡,其中赤水、廉水、会昌、昌明四乡种植附子,该四乡共有田520顷,而附子种植面积占总面积的20%,即104顷,年产附子达16万斤以上,其所产出的附子大多销往陕辅闽浙等处,“陕辅之贾才市其下者,闽浙之贾才市其中者。其上品则皆士大夫求之”[11](P33)。因为四川产出的附子质量上等,使得彰明县附子成为当时的道地药材。除四川外,宋代着名的道地药材还有上党人参、齐州半夏、华州细辛等,这些道地药材应该也同四川附子一样,形成了大规模的种植中心,在这种种植基础之上,宋代出现了特色种植药材的地域化趋势,形成了若干种道地药材的种植中心。

  (四)对药材种植技术的经验总结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宋代,由于印刷技术的成熟与普及,书籍大量印刷,药材种植技术广泛传播,使得宋代有更多的群体关注药材的种植技术。隋唐时期记载药材种植技术的书籍不外乎农书与医书两种。到了宋代,士大夫注重养生,大多亲自种植药材,并将种植经验写进文集,如沈括《梦溪忘怀录》中抄录了枸杞、百合、合欢、黄精、牛蒡、五加、甘菊、苜蓿、莲子、藕、青襄、地黄等12种药材的种植方法,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了种植大茯苓的方法,张世南《游宦纪闻》记载了丁香的种植方法。除此之外,两宋时期开始大量编纂农书,以南宋为最,例如《陈旉农书》《分门琐碎录》《种艺必用》等,其中《陈旉农书》以南方水稻生产为主,兼及蔬菜、药材种植,是宋代最杰出的私撰农书代表。而《分门琐碎录》与《种艺必用》及其补遗则记载了许多药材的种植方法,最能体现当时药材的种植技术水平。以竹为例,唐代《四时纂要》中只见一条种竹法,北宋沈括的《梦溪忘怀录》中增为两条,南宋的农书《分门琐碎录》则增至十六条,而《种艺必用补遗》除了方法增多外,尚比较了前代各种种法的优劣,指出“《梦溪忘怀录》之法尤妙”[12](P222)。同一种药材的多种种植方法反映了宋人在药材种植技术方面的探索,这种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代药材种植技术的发展。

  综上所述,无论是药材种植的专业化程度、种植种类与规模,或是对种植技术的经验总结,宋代都比前代前进了一大步。宋代是中国历史上药材专业种植发展繁荣的时期,正是在这种初步繁荣的背景之下,宋代药材的种植技术获得了空前发展,取得了许多前代所不及的成就。

  二、宋代药材的种植技术

  药材的种植技术是长期实践中的经验积累。隋唐时期有关药材的种植始见于农书,宋代药材种植技术进一步发展,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药材种植时注重对土质的选择

  药材的种植要挑选适宜的土质。药材对土壤要求比一般农作物更精细,因为药材入药的部位不同,有的以枝叶入药,有的是根茎入药,有的为花果入药。不同种类药材对土质的要求不尽相同。如唐代所编纂的《四时纂要》中提到,种薤“宜白软良地”[13](P54),紫草“宜良软黄白地,青沙尤善”[13](P80)。宋代,人们不仅关注种植土壤对药材品质的影响,更发现不同药材对土壤肥力的要求不同。大部分药材需要营养充足的肥地,如种地黄,“大宜肥壤虚地,则根大而多汁”[10](P80),百合,“择肥地熟锄加粪”[14](P190);但也有不喜肥的,如菉豆。菉豆即绿豆,中药常作偏方以治丹肿、消渴,《种艺必用》中对种绿豆的土壤要求是“宜瘦不宜肥”[12](P205)。此外,种植用地也不仅限于土质,更有沙质、石质者,如种萝卜“宜沙糯地”[12](P209),菖蒲“多植于干燥沙石土中,腊月移之尤易活”[10](P3),种石榴,“先铺一重石子,次铺沙泥,又铺石子,安根,方着根在其上”[14](P146)。宋人关于不同药材对土壤肥力厚薄、土质软硬、栽培条件等技术方面的要求,已有了较为成熟的认识。

  (二)播种前采用浸种、磨皮、泥封等法对药材种子进行处理

  在药材种植之前,对种子进行适当的处理可提高发芽率,还可使幼苗生长健壮。宋人对药材种子的促芽方式常见的有浸种法、磨皮法、泥封法等。浸种法是用浸泡的方式来处理种子,既可促芽,又可杀死虫卵和种子携带的细菌。如宋人在种菠薐时,“先以水窖其子,俟芽,和以砻糠,穴土种之”[12](P208)。种萝卜时,“以鳗鲡鱼头骨煮汁渍种,尤善”[12](P209)。宋人还用泥封法促芽,在种枸杞时,“垄之中缚草稕,如臂长,与畦等,即以泥涂草稕上。以枸杞子布于泥上,即以细土盖,令遍,又以烂牛粪一重,又以土一重,令畦平。待苗出,水浇之”[12](P209)。南宋成书的《种艺必用》中提到种莲子时,“取坚黑子,瓦上磨尖,直令皮薄。取墐土作熟泥封,三指大长使带头兼重令磨须尖泥。欲种时,掷至池中,重头向下,自能周正。薄皮上易生,数日即出。不磨不出”[12](P218)。这种磨皮法主要针对外皮坚硬、不易萌芽的药材种子,借摩擦种子外皮使其易于萌出。

  (三)掌握了各类药材的不同播种时间

  宋人对各类药材的习性非常了解,往往根据各类药材生长时间,选择合适的播种季节。大部分药材在春天播种,如菊、藕、紫菀、扁蓄等,但也有秋冬间播种才繁盛的,如罂子粟,“九月布子,涉冬至春始生,苗极繁盛矣。不尔种之多不出,出亦不茂”[10](P609-610)。续随子,“秋种冬长,春秀夏实”[10](P317)。红花与附子都在冬至前后播种,《分门琐碎录》记载:“凡种花药,须冬至后立春前。”由此指出了药材大体的播种时间。而《种艺必用》中则列出了适宜在冬天播种的药材:“正月种豍豆、葱、芋、蒜、瓜、瓠、葵、蓼、苜蓿、蔷薇之类。”[12](P207)

  在注重播种时间的同时,宋人也非常注重对药材种子的保存,一般多采用干燥的方法保存种子。宋人对药材种子进行干燥的方法有晒干法、阴干法等。如槐子,“收擘取子,数曝干”[14](P83)。茄子,“水淘子,取沉者曝干裹置”[14](P177)。茱萸,“重阳日收子,阴干为妙”[14](P190)。种子的干燥不仅可以减少种子内的含水量,防止种子虫蛀和霉变,在下种后还能更多地吸取土壤中的水分,从而刺激种子的活力,以利于植株的后期生长。

  (四)扩大肥源,选择与药材生长相适应的肥料

  宋代对药材进行合理的施肥达到了极为讲究的程度[2](P808)。在药材生长阶段,所施用肥料种类大为增加,除原有的粪肥、绿肥、灰肥等基本肥料外,宋代已扩展至人畜禽粪、饼肥、泥肥、土肥、熏肥、矿物肥、火肥、渣肥和杂肥等十余种。其用肥特色在于广辟肥源,用肥得宜。陈旉在《农书·粪田之宜篇第七》中指出,“皆相视其土之性类,以所宜粪而粪之”[15](P6)。药户在栽培中会根据药材的特性来选择合适的肥料。如种莲时,“用腊糟少许裹藕种,来年发花盛”[14](P109)。“用燖猪汤浇茉莉、素馨,花则肥”[14](P125)。“葡萄当用米泔水和黑豆皮”[14](125)。“又以濯洗布衣灰汁浇瑞香,能去蚯蚓且肥花。盖瑞香根甜,得灰水则蚯蚓不食,而衣服垢腻又自肥也”[14](P125)。

  绿肥和粪肥是最常用的肥料,几乎所有的药材都可用到。宋人已经发现药材对粪的种类有所趋避,比如鸡粪,“壅茉莉则盛,壅百合则甚孳生”[14](P125)。木樨适合用猪粪,种莲适宜用羊粪,麦门冬用犬粪,“生必丛茂”[14](P189)。正是有这些趋避,《分门琐碎录》中言:“花木有不宜粪秽者甚多,尤宜审问用之,非其宜则其木立槁。”[14](P125)

  值得一提的是,宋人开创性地使用泥肥。泥肥含有众多微生物,可以改良土壤结构,具有保肥性能,对农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由于南方塘池众多,故泥肥在南方大量使用。南宋王珝在《吴门田家十咏》中生动地提到了泥肥的使用规模,“竹罾两两夹河泥,近郊沟渠此最肥”。《分门琐碎录》中提到药材种植时“日中不必浸,亦不必添肥土间,用沟泥水浇之不妨”[14](P147)。在种大梅树时“去其枝梢,大其根盘,沃以沟泥,无不活者”[14](P147)。宋代泥肥的使用,扩大了肥源,对药材种植、生长具有重要作用。

  (五)使用间作、肉引等栽培技术,提高药材的产量及品质

  宋代在大规模种植药材的实践中,积极探索新的种植技术,将各种种植技术用于药材的生产之中,提高药材产量及品质。首先,间作法的利用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加了药材产量。间作是把几种作物同时播种,利用不同植物间的互利因素来促进生长,从而提高植物产量的种植方法。间作法在《齐民要术》中已有了明确记载,到了宋代,间作法趋于丰富化。陈旉《农书》中记载了桑苎的间作:“令畦垄差阔,其下遍栽苎,因粪苎即桑亦获肥益矣,是两得之也。桑根植深,苎根植浅,并不相妨,而利倍差。”[15](P21)桑与苎间作可以使两者均受益处,从而达到“用力少而见功多”的效果。宋人在不同药材之间也使用间作法来提高产量。如种莲时,“以麦门冬子夹种,茂盛”[12](P218)。蔬菜与花药之间也可用间作法:“菜园中间种牡丹、芍药,最茂。”[14](P110)间作法用于草本药物的种植体现了宋代药材种植对农作物种植经验的充分借鉴和发展,反映出当时的种植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其次,发明“肉引法”种植茯苓。南宋时期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了一种用“肉引法”来栽培大茯苓的方法。“茯苓生于大松之根,尚矣。近世村民乃择其小者,以大松根破而系于其中,而紧束之,使脂液渗入于内,然后择地之沃者,坎而瘗之。三年乃取,则成大苓矣。洞霄山最宜茯苓,往往民多盗种,密志之而去,数年后乃取焉。”[16](P159)这种种植大茯苓的方法,一直到近代都在使用。

  (六)认识到药材经过嫁接后药性有所减弱,甚至不堪使用

  宋代园艺技术发达,嫁接技术广泛运用于果木、花卉生产领域。经过嫁接后的花卉观赏性强,果实更加甜美。《分门琐碎录》中记载了用芍药嫁接牡丹的方法:“牡丹于芍药根上接,易发。无过一二年,牡丹自生本根,则旋割去芍药根,成真牡丹矣。”[14](P121)对此,《本草图经》中明确指出:“圃人欲其花之诡异,皆秋冬移接,培以壤土,至春盛开,其状百变。故其根性殊失本真,药中不可用此品,绝无力也。”[10](195)又如桃子,其果肉肥美,汁多味甜,多作水果食用,其仁则入药。宋代时,桃树李树可以互相嫁接,“桃树,李接枝则红而甘;李接桃枝,生子则为桃李”[14](P154)。《本草图经》中同样指出:“桃核人……大都佳果多是圃人以他木接根上栽之,遂至肥美,殊失本性。此等药中不可用之。”[10](P551)在药材种植中,宋人发现嫁接后的药材,其药性往往会下降,不适合入药,甚至不堪入药。

  在宋代,随着农业技术水平的发展与提高,温室种植技术、扦插技术、压条技术等已经成熟,因药材生产对药性要求的特殊性,这些技术是否适用于药材种植,还需要有相关史料来佐证。

  综上所述,宋代药材的种植不同于其他农作物,其核心是以注重药性为主,关注药效,所以在药材种植技术中,对种植土质、播种时机以及肥料的选择,都要依据药性的不同得其所宜。宋人在药材种植中广开肥源,采用间作、肉引法等技术提高药材品质,这些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宋代药材种植技术发展的原因

  宋代药材种植种类多、规模大,技术先进,究其原因是宋代药材市场需求使然。宋代经济繁荣、社会养生风气盛行及各地官方药局的成立,使社会对药材的需求量增大,只靠野外采集和个人开辟药圃的方式已不能满足这种需求,故出现了药材的专业化种植。另外,由于宋代刻书业的发达,本草学、园艺学着作大量刊行,有力促进了宋代药材种植技术的发展。

  (一)民间药市的繁荣使药材种植向专业化发展,有利于提高种植技术

  宋代商业发达,城市繁荣,药肆林立,开封、杭州以及苏州、成都等城市,药业尤其繁盛。《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北宋时期的开封,仅规模较大的生、熟药铺就有23家[17](P12-23)。四川的梓州药市、成都药市、益州药市等,均以买卖药材为主,贸易相当繁盛。以成都为例,其药市主要有三个:观街药市、大慈寺药市、玉局观药市。药市开放时间各不相同,其中观街药市有二月八日、三月九日两天,大慈寺药市为五月五日,玉局观药市为九月九日重阳节。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重阳节玉局观药市,庄绰在《鸡肋编》中记载:“至重九药市,于谯门外至玉局化五门,设肆以货百药,犀麝之类皆堆积。府尹、监司,皆步行以阅。又于五门之下设大尊,容数十斛,置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饮。如是者五日。”[18](P21)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成都药市以玉局化为最盛,用九月九日。”[19](P80)因为药材种类丰富、品种齐全,出售大量名贵药材,成都药市吸引全国药商无数,所获利益也相当可观。

  药市繁荣,药材的市场需求量大,对药材品质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这样就促使农户或药户在药材种植时专注于提高自己所种药材的质量,种植技术不断提高。

  (二)官药局对药材的需求大、品质要求高,从而促进了种植技术的进步

  北宋朝廷在医疗政策上较前代不同,国家非常重视医疗事业,多次组织修订医书,编纂了两部大型医书──《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同时,大量且持续地整理本草学着作,并于熙宁九年(1076)建立“太医局熟药所”,公开向民众出售成药,如遇灾荒或疾疫流行,还会按照朝廷指示,免费提供成药。大观三年(1109)以后,各路陆续设置熟药所,“分之内外,凡七十局”[16](P225)。官药局所用生药一般有三个来源:贡纳、采购和海外输入[20],其中土贡数量巨大。张瑞贤在《宋代药材产地概貌》一文中列举了元丰年间23路土贡药物种类和数量,如甘草从唐时的21080克上升到宋时的166400克,黄连从唐时的680克上升到32000克[21](P135-138),其数量几乎超过唐代数十倍。土贡药品几乎绝大部分被送到官药局制药。随着官药局在全国的普遍设立,所需药材数量应更多,由此可见官药局制作成药对土贡药材的大量需求。

  宋代药材的采购数目也相当可观。宋朝廷设有专门机构及官吏负责集中收购药材事务。如宗泽在政和初,“知莱州掖县,时户部下提举司科买牛黄,供在京惠民和剂局合药用,督责急如星火,州县百姓竟屠牛以取黄”[17](P282)。莱州牛黄在当时品质最佳,因此是牛黄收购中心。这则史料虽反应了官府因为急需收购牛黄而滋扰百姓,但却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和剂局所需药材需要大量从民间采购的事实。官府在采购时,非常注重药材的品质,药材品质越好的地方,收购数量就越大,这必然会使药户在种植时特别关注药材的品质,在种植技术上会有创新,以便获得质量上乘的药材,从而促进了药材种植技术的提高。

  (三)养生风气盛行,社会需要高品质药材,从而对药材种植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

  宋朝经济发达,医学理论水平提高,社会大众对养生普遍关注。与唐人注重服食金丹不同,宋人认识到服食金丹无益于养生,转而将目光放在草木上。张世南《游宦纪闻》中载薏苡仁“令人能食,久服轻身益气”,“士大夫以此相馈遗,杂之饮食间也”[22](P43)。除了直接服药,宋人常常将草本植物与饮食结合起来,食疗养生。如百合,“捣、筛和面,作汤饼,最益血气”[23](P23);麦门冬,“采根去心,捣汁和蜜,以银器重汤煮,熬如饴为度。贮之磁器内。温酒化,温服,滋益多矣”[23](P75);山药,“如常面食之,加酥蜜,为淳面尤精。益气力,长肌肉,久服轻身,耳目聪明,不饥延年”[24](P120)。

  宋代养生风气盛行,对补益类药材的需求量增大。在日常的食疗中,对药材品质要求高,多使用道地药材,这种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对药材种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药农在种植过程中更加关注药材的质量,想方设法地提高种植技术,以便产出高品质的药材。

  四、结语

  宋代科技较前代有了很大发展,农业种植技术日趋成熟。由于宋代经济发达,药材市场繁荣,社会需求量大,对药材品质要求高,从而对药材栽培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直接促进了宋代栽培技术的发展。宋代出现了药材的专业化栽培,药材栽培已与日常食物生产相脱离。在栽培过程中,宋人发现土质、播种时机、肥料的使用都会对药材的药性产生影响。间作法运用于药材栽培,提高了药材产量。南宋时所发明的“肉引法”用于茯苓的种植,使产出的茯苓更为优质。宋人也发现,经过嫁接的药材药性下降,有的甚至不堪入药。这些都体现了宋人在药材种植上“以药性为核心”的思想。宋代在药材种植方面的技术多被元、明、清历代所吸取,对中国的药材种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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