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堂首页 | 文献求助论文范文 | 论文题目 | 参考文献 | 开题报告 | 论文格式 | 摘要提纲 | 论文致谢 | 论文查重 | 论文答辩 | 论文发表 | 期刊杂志 | 论文写作 | 论文PPT
学术堂专业论文学习平台您当前的位置:学术堂 > 历史论文 > 中国古代史论文

探讨白英治水和其形象的演变过程

时间:2014-12-30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本文字数:7506字
论文摘要

  大运河是众多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突出事件的直接发生地,与郭守敬、潘季驯等中国古代杰出科学家、水利专家的思想和理念密切联系,与沿线众多民间信仰有直接联系,也是大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艺术史具有突出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的对象和沿线船工号子、民歌等民间艺术形式的土壤。

  随着中国大运河成功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和南水北调工程的进行,运河沿岸重要的文化遗产、重要河段和枢纽工程重新修复和保护起来,运河重新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于此相比,历史上一些治理运河的重要人物却缺少相应的关注和研究。关于明代汶上老人白英的研究,多是简单的普及性介绍,有些难免以讹传讹。

  所以本文通过梳理史书中有关白英的记载,探讨白英治水和其形象的演变过程,以期对白英形象有个全面的研究。

  一、乡土精英——白英老人的本源形象
  
  白英(1363—1419),字节之,祖籍山西洪洞县,明初迁于汶上县颜珠村,后葬于彩山之阳,其后裔现定居在汶上县南旺镇白庄村、南旺西村等地。

  史料记载“白英,老人也”①,明朝采用里老制作为农村基层组织,洪武十四年春,“命天下郡县编赋役黄册,其法以一百一十户为里,一里之中,推丁粮多者十人为之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十人,管摄一里之事”②。其中,里老由乡民推举村落中年高德重的人,然后由州县任命,负责管理和督促乡村事务。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壬子,朱元璋“罢天下府州县耆宿,初,令天下郡县,选民间年高有德行者,里置一人”①。里老最主要的职责是理断民讼、教化百姓,“州郡小民多因小忿,輙兴狱讼,越诉于京,及逮问,多不实”,于是“严越诉之禁,命有司择民间耆民、公正可任事者,俾听其乡诉讼,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里胥决之,民间高年老人理其乡之词讼,事涉重者始白于官,且给教民榜,使守而行之”②。除了理断民讼的老人,明朝统治者还根据地理和交通需要设立专职“老人”以方便社会管理。

  比如在集市镇店设集老人、店老人,在水次设仓老人、掌守老人;在河道、桥闸设水利老人、浮桥老人等,这些老人虽不是正式官僚,但他们作为乡土社会中的精英,保证了政令在乡村的贯彻执行,完备了传统社会的管理。

  有一种观点认为“白英是运河上的一位‘老人'(10 余名运河民夫的领班,不是指上年纪的人),治水、行船经验相当丰富,十分熟悉山东境内大运河及其附近地势、水情”③。白英十分熟悉山东境内大运河附近的地势和水情,明朝时因协助尚书宋礼治理会通河而流芳百世。“永乐中,尚书宋礼寻胜国会通故道,英献计,导百余泉入汶……”④,《汶上县志》中的一个“寻”字,可以透露出宋礼和白英相遇的偶然。嘉靖庚子(1540 年)夏四月张文凤在其所作《明工部尚书宋礼石刻像赞》中也提到:“海险陆费,耗财国舟,岁亿万计,天子是忧,乃命我公,修元运运,济兖青东,登莱率故,虚心访计,白英出奇”⑤。《明工部尚书宋礼石刻像赞》是张文凤歌颂宋礼而作,抒发了作者对宋礼的崇敬之情,其中的“虚心访计,白英出奇”和上文的“寻”透露的信息差不多。乾隆年间山河总督李青山拜谒南旺白英祠,受白英第十三代嫡孙白作檠邀请撰写了《永济神白英墓碑文》,其中记载 “永乐九年,工部尚书宋礼疏通会通河,河虽有成,而河中干涸,未清于漕,宋公忧之,殚思极虑”,后来宋礼“诚格于神,感白鹦入梦之奇,遂布衣微服,旁求延揽,行至汶邑城东北彩山之阳,见群鹦正集于上,一人独坐其下,视其形貌与梦相肖,值此问答,互相聊咏,白公感其延揽之诚,遂与之相形度势”⑥。以至于今天在汶上、梁山、东平等地还流传着“宋礼访白英”的史话。《永济神白英墓碑文》记载宋礼是“虚心访计,白英出奇”、“微服私访,旁求延揽”,然后白英“感其延揽之诚,遂与之相形度势”,颇似汉末刘备“三顾茅庐”诚访诸葛亮出山的故事。试想如果白英是运河上的领班“老人”,应时刻在运河上工作,参与宋礼疏通会通河的事务,则不必宋礼访寻,即使献计献策治水也是分内之事,无延揽之意。同时,《永济神白英墓碑文》又记公“曾设教于城北昙彩山地方多年之久”,担负地方教化职责。查《乾隆御批纲鉴·明成祖皇帝》中提到汶上老人白英,并对“老人”作以下注解:“乡官名,洪武中命有司择民高年而公正可任者,听其乡词讼,谓之老人”⑦,可知《乾隆御批纲鉴》中是把白英老人当做管理其乡诉讼的“老人”的。

  通过以上叙述可知,“白英作为运河上的一位’老人‘”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当然,本文的重点不是讨论白英担任何种“老人”,所以说不管白英是管理河道的专职“老人”,还是负责乡村教化、诉讼的“乡老”,都不影响其在我国运河史上的地位。

  二、济运保漕——白英形象转化的原因
  
  元朝定都燕京后,物质上“仰给东南”,为了方便运送物质,于是开凿了济州河,这样元代先用漕运将入京的物质经大清河运至利津,然后海运至京,但后来大清河入海口淤积严重,不便通航。于是,改由东阿陆运至临清入御河,但是此段陆路中间经过茌平一带,地势低平,每逢下雨道路泥泞不堪,车马阻滞,运输艰难,加之“苦转运之不便”,于是,“乃用韩仲晖言:引汶绝济,自安民山开河至临清,直接卫河”,后因会通河地势较高,又建闸坝以补充水源“引汶入泗也,建金口坝,开金口闸,引泗为府河,至济宁又筑堽城坝,开堽城闸,引汶由洸河至济宁,又以济宁之地北高南下,恐水之易南而难北也,于是建天井闸,以遏其南,建开河闸以放其北”①。但是“南自沽头以达河、淮,殊为便利,而北由安居至南旺,南旺地高于天井,故当时虽多设闸坝,常患漏竭”②,所以会通河运输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加之后来政府疏于河道管理,黄河溃决侵犯会通河道,加重了会通河的淤塞,“故终元世海运为多”③。

  明朝初年,政府向辽东、北平输饷,也专用海运。洪武二十四年四月,“河水暴溢,决原武黑洋山,……由旧曹州、郓城两河口,漫东平之安山,元会通河亦淤”④。永乐时,明朝迁都北京,京师的物质需求激增,漕运变得尤为重要,此时漕运兼用运河和海运,但“海运经历险阻,每岁船辄损败,有漂没者,有司修补,迫于期限,多科敛为民病,而船亦不坚。计海船一艘,用百人而运千石,其费可办河船容二百石者二十,船用十人,可运四千石,以此而论,利病较然”。而当时“河运则由江、淮达阳武,发山西、河南丁夫,陆挽百七十里,入卫河,历八递运所,民苦其劳”。所以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书:“旧会通河四百五十余里,淤者乃三之一,浚之便。”于是,朱棣“命礼及刑部侍郎金纯、都督周长往治之”⑤。

  宋礼疏浚会通河,白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宋礼认为要保持会通河水源充足,必须依赖汶水。于是,宋礼采用汶上老人白英的计策:“在坎河西面,筑戴村坝,阻挡汶水入海之路,使汶水全部西南流,由黑马沟至汶上之南旺口,白英根据南旺地势高的特点,决其水,南北皆注,所谓水脊也,在南旺设分水口,分而为二,北流抵临清者什之六,南流达济宁者什之四”⑥。元朝时,为了达到汶水北出阳谷以通卫水,南出济宁以通泗水,将其分水之处设在会源闸,即今天济宁的天井闸,当时自沽头到河、淮,非常的便利,但是由安居到南旺,南旺地势较高,天井闸就发挥不了作用,造成“即水盈满亦仅可胜小舟而已”⑦。白英在南旺设置分水口,改变了元朝在天井闸设分水口的弊端。会通河“北起临清,南至沛县,中间南旺一带地势高耸,水源尤为匮乏,白英因相地置闸,以时蓄泄,自分水北至临清,地降九十尺,置闸十有七,而达于卫;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置闸二十有一而达于淮”⑧。康熙在谈论南旺分水龙王庙闸时评价为“尤关紧要”,白英将分水口选在南旺可谓“相杜之妙”。因为“山东登莱诸山之脉,自关东来,结为泰山,是北干分支之一,在黄河之东;而黄河之西,山脉自终南太一,南届淮汝,为中干分支之一,而黄河行乎两支之中,故昔时河自天津入海,以后渐徙而南,至淮安入海,而登州以上,马谷山以下,从无黄河之迹者,山脉限之也,分水口之水脊,又为泰山分支之分脊处”。而“白英积数十年精思,增修水闸,以时启闭,漕运遂通,此等胆识,后人实所不及,亦不能得水平如此之准也。今此二闸、最宜斟酌启闭。若浅于南,则当闭北闸,使分北之水,亦归于南。浅于北,则当闭南闸,使分南之水,亦归于北,湖泉并注,南北合流,虽有旱暵,亦无虑矣”。

  ⑨但是会通河夏、秋季水大则涨,冬、春季河道则容易干涸,于是政府沿运河设立昭阳、南旺、马踏、蜀山、安山诸湖,名曰水柜。当漕河水涨时,则将漕河中多余的水存储在水柜中,当运河水浅的时候,则把湖水灌入运河,保证河运畅通,所以“旱涝恃以无恐”。同时,疏导七十二泉引入运河,增加水量,以至于今天民间仍流传着“白英点泉”的故事。又因汶水源远水弱,不能接运,引泗水入济宁,一出天井闸,一出鲁桥,以接南运。经过宋礼和白英的努力,会通河漕运畅通,保证了京师的物质需要,运河沿岸城镇商贸振兴,河道里帆樯林立。永乐十三年,明政府罢海运,漕运专用运河。到永乐十七年,白英负责的运河工程基本告竣。

  于是,白英跟随尚书回京复命,“行至德州,因劳苦憔瘦之躯,呕血而殁”①。

  白英死后,根据其遗愿葬于彩山之南,据民间传说此地距离白英设计的水利工程半径均在八十公里,从墓址可以“视汶水,看戴坝,听泉涌,望三湖”。

  三、从人到神:白英形象转化的表现
  
  (一)“从祀”到“专祠”

  白英“济运保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得到了世人的高度赞赏:“国家二百年来,引东南之粟以实京师,皆英之力也”②。《( 礼记 · 祭法》规定:“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③,在这个标准下,有功于民的人物得以经由制度化方式纳入国家祭祀体系。弘治十七年(1504 年),时任工部左侍郎李燧提请表彰宋礼、白英之功,“祭法曰有功于民则祀之,燧因陈礼之功可祀也”。在“功莫大于治河,政莫重于漕运”思想的指导下,其后工部尚书张昇等又具题表彰宋礼、白英。明正徳六年(1511 年)四月初五日,工部尚书费宏又具题表彰,初七日皇帝下诏“宋礼等既有功运道,准立祠致祭”④。于是工部郎中杨淳“在分水龙王庙西祀尚书宋礼,建宋尚书祠,以侍郎金纯、都督周长配享,济宁州同潘叔正,汶上老人白英侑食,春秋祭”,宋公祠和白英祠正徳七年春落成,十一年冬,宋公祠和白英祠“庙宇廊庑垣墙具备⑤”。不过,此时白英是从祀宋礼的,“礼殁,李燧追讼其功立祠,赠礼太子太保,一子入监,白英先以平顶巾执工簿,立于傍,亦赐冠带坐,世令一人充冠带老人管河夫坎河之滩,赐祭田四十顷,春秋二祭”⑥。

  白英由历史人物进入祠庙,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特定象征意味和复杂内涵的文化符号。一方面地方社会将白英视为当地楷模,成为当地精英的“代表”;另一方面政府也作为一种笼络和鼓励民间力量的存在,成为推动白英祀祠修建的主要力量。万历元年,政府复建白英祠于戴村坝,“戴村设专祠焉”,但当时主管修建的李国祥为了“惩戴村之失而厘正之者也”,将本来应该是“三楹左右翼各一”的白老人庙,修建为“独两配异室耳,中为龙神,为汶蓆二河神,南厢旁为土神,东厢其一则故白老人英也,西厢皆肖其像”⑦。万历二十五年(1597),时任都水司主事胡瓒拜谒白老人庙,当时庙“乃愀然一室,几不蔽风雨”,胡瓒于董其事者周士孜也。

  胡瓒在重修白公祠时,以“泉不在深,有龙则灵,是龙托于水者也,能潜能飞有形矣,安得为人,英故人也,安得先乎神礼,每祀必祭土地,谓其为庙佑之主也,神矣安得共人而齿为昭穆也,同堂者非以异室而正其非者,非之非者也。夫以人配神,唯郊祀有之,论其功也,英于漕渠忱有功矣,于汶之性得无少,怫然且绝地脉哉,或曰英不当祀欤,曰又非也,礼有其举之莫可废也,故庙之”为由,又根据“即毁者弗敢议新也,庙之既新者,吾弗敢议毁也”①的原则,将白公祠与塑像,在戴村庙后并为一祠,令其子孙奉其衣冠而岁时有事焉。通过胡瓒在戴村修建白老人庙坚持的原则和其对白老人庙的看法,可见,统治者对于民间祀祠的修建,一方面是出于表彰有功之人,笼络民心;另一方面是对民间祠庙的规范,保证祠庙的规制、方位、祭祀礼仪符合国家仪礼,从而保证其对民间祀祠的控制。万历年间,白英祠由从祀宋礼到专祀,并且其子孙享受世袭八品官的恩荣,可见政府对其重视程度。

  清朝定都北京后,为实现南粮北运,继续使用京杭大运河进行漕粮运输,大运河成为清朝名副其实的“生命线,”清代在“漕运体制、运河水源、线路、治河工程不惜耗费巨资全力经营,使大运河和漕运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②。然会通河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遇干旱天气,沿途灌溉,水源往往不足,水源问题也因此成为影响会通河漕运的最主要的因素。康熙曾指出:“山东运河全赖众泉灌注微山诸湖,以济漕运,今山东多开稻田,截湖水上流之泉,以资灌溉,上流既截,湖中自然水浅,安能济运水在地中,如人身之有血气,血气有余,方可用渗泄之药,若气血不足,正需滋养,安可再加渗泄乎,地方官未知水之源流,一任民间截水灌田,以为爱恤百姓不知漕运,实因此而误也,若不许民间偷截泉水,则湖水易足,湖水既足,自能济运矣,今不讲究本原,但见湖水日少,河身日浅,徒事开浚,假使河身日深,泉水不继,虽费百万帑金,终归无用③。因此,康熙对白英筑戴村坝,遏汶水出南旺,治河保漕给予高度评价”此等胆识,后人实所不及,亦不能得水平如此之准也“。

  白英祠建成后,明清两代从皇帝到官员多慕名而来拜谒,多题词赋诗,颂扬其功德。乾隆皇帝六次南巡,每次在分水龙王庙都亲笔题词,歌颂白英,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第三次南巡题:流酾运河各北南,千秋通运借神权。分水固在谋成巧,地脊仍因势自然。但使万民资利赖,允宜一已致诚虔。近年流弱刚浮漕,补救绸缪意更悬。乾隆四十九年(1784)第五次南巡又题:地脊原来南北分,老人能识果超群。

  水增斯借疏宣伙,河复何须议论纷。天下本无事如此,明神赖有佑诚云。御舟由是顺流下,登岸应抒瞻拜勤。

  官员也多为白英歌功颂德,如:河道总督张鹏翮所作”千里迢迢过鲁东,生平仰止慕高风,迷泉踏破开渠导,一派两歧上下通,”“谁识庐中一老翁,尚书有梦访飞熊,若愚大智劳心力,胼胝经营着茂功”二绝句。

  雍正三年,河道总督白钟山题请奉敕重修南旺祠宇,并且为白英祠题赐匾额策赞河渠,并书写对联:“引汶泗以浮漕三老实襄治术,通兖徐而济运玉蟾本属神仙”④,更是将白英比喻成神仙。

  (二)白公祠到永济神庙
  
  白英祠庙的建立为其神化奠定了基础,官方祭祀为民间祠祀提供了前提,随着祠祀的深入,便出现了为其奏请加封的情况。雍正四年,河臣奏言:“明工部尚书宋礼开会通河,用汶上老人白英策,分水济运,事载史册,旧有庙祀,请加封号”,“乃封宋礼为宁漕公,白英为永济之神,于汶上县祠庙祭之”⑤。“凡祀御灾扞患诸神之礼,因所扞御之地,建立专祠,特加封号,饬所在有司,岁以春秋诹吉致祭,宁漕公宋礼、永济之神白英于山东汶上县,均帛一羊一豕一尊一爵三仪与祭”⑥。“宁漕公宋礼、永济之神白英于汶上致祭之礼,每岁春秋所在守土官具祝文(随时撰拟),香帛羊一豕一尊一爵三,陈设祠内如式,质明守土正官一人朝服诣祠行礼,仪节与直省祭关帝庙同”⑦。雍正皇帝除了给白英加封号为永济神,还对其子孙进行恩典,“默认”其子孙承袭八品顶带奉祀香火,可以说是清代定鼎以来“未经奉有谕旨,而父子相承,仍循前明旧例”①,以此可见清朝统治者的崇德报功之心。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前期,明朝工部尚书宋礼的子孙皆沦为庶人,宋礼也仅仅庙食南旺,而之前的从祀者白英不仅在南旺分水口、戴村坝有祠,在其家庙中也有供奉。白英在清朝的认可程度大大超过了宋礼。到了乾隆三十年官方正式认可了白英子孙世袭八品官“确查永济神白英嫡派子孙,另行取结,咨部承袭,以崇祀典,奏入得旨允行”②。当然,白英子孙在清代世袭官位,起初还是遭到一些质疑的,论者以“江西张道陵后人,以斗米遗孽,依托鬼神,更历年运,谬踞巍秩”③p357,后来经过调查“核之典礼,则白氏子孙之受赏,不为忝窃也”④。白英被赐以封号,也就纳入了官府每年按时节祭祀的名册——祀典,成了官府的合作者,至此白英形象在以后的存在,并不是其本人的现实存在,而是存在于一种由于社会的接受而建立起来的文化世界里,其中,白英形象的存在形态是和济运保漕联系在一起的,并因治河有功而被神化,成为人们借以思考、讲述的一个符号或者说一个文化单位。

  成书于清光绪七年(1881 年)的《敕封大王将军纪略》是河官们总结流传在民间的有关治水的大王、将军的书籍,其中记载了白英被封为“永济灵感显应昭罕昭宣白大王”⑤,可见光绪时在河官和群众中广泛流传着白大王。就这样明朝汶上老人白英经过明清两代的修祠祭祀,加封号、封神和民间的神奇传说,完成了由人到神的蜕变。

  顾颉刚先生在“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指出:“历史记载是一层一层累积起来的,后人不断添加新的材料,使它越来越丰富;而随着时间不断向后发展,历史记载却不断地向前延伸,也就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⑥。随着历史的发展,史书中相关的记载也越来越丰富,民间有关白英的传说也越来越多。其中《明实录》中关于白英的记载为零,而《清实录》中则有 17 次⑦,查《四库全书》”白英“在《明史》出现 4 次,而在清代史料《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圣祖圣训》、《大清一统志》、《江西通志》、《山东通志》、《河防一览》、《北河纪》、《两河清汇》、《居济一得》、《治河奏续书》、《行水金鉴》、《钦定大清会典》、《皇朝文献通考》、《皇朝通典》、《钦定大清通礼》、《钦定南巡盛典》、《评鉴阐要》等中共出现 68 次左右,而白英也由原来的老人变为永济神,又转化成为白大王。关于白英的传说也原来越多,比如:白鹦在传统社会是被当作祥瑞进贡朝廷的,因为白英与“白鹦”语音谐音,所以在之后的岁月中将白英比作“白鹦”。乾隆年间李青山写的《永济神白英墓碑》中载宋礼寻访白英时,宋公”感白鹦入梦之奇,遂布衣微服,旁求延揽,行至汶邑城东北彩山之阳,见群鹦正集于上,一人独坐其下,视其形貌与梦相肖”。还有在山东运河沿岸至今仍被人们广为传颂的“白英点泉”的故事,之前,运河上运皇粮的船,因缺水被困,皇上命老百姓引水接济运河,但官员和老百姓都找不到水,求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时,白英挺身而出,带领运皇粮的官员和士兵去找泉眼,走到一个地方,他指地为泉,一跺脚,水就出来了,不久运河里很快涨满了水,皇船顺利通过,老百姓的困苦也跟着解除了。

  民间流传的这些传说与官方自上而下的修庙、封赐相得益彰,使白英的形象和身份越来越高大,受到世人的膜拜和崇敬,不仅是白姓家族的先祖,更是保证漕运顺达、保佑风调雨顺的神灵。

  白英经过明清两代政府的封赐,白英形象从人渐渐升华成神,在山东运河区域传播,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使这个区域的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更加丰富。白英形象的变迁既是政府社会管理的需要,也是对民间精英人物的肯定,同时说明了运河的重要性。对下层百姓来讲,白英既是成功的榜样,更是镶嵌在周边社会中的一种民间信仰对象,被人们祭拜祈福。现阶段,大运河成功申遗为其开发和发展带来了一个新的契机,南旺分水龙王庙白英祠经维修也成为运河文化的重要景点。

    相近分类:
    • 成都网络警察报警平台
    • 公共信息安全网络监察
    • 经营性网站备案信息
    • 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 中国文明网传播文明
    • 学术堂_诚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