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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梦”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分析

时间:2018-04-12 来源:学术堂 所属分类: 时事政治论文 本文字数:11073字

       摘要:实现“中国梦”的当代背景:政治方面, 国内政治清明, 民主政治制度日趋完善, 反腐倡廉持之以恒, 国外政治形势则是西方民主引起民众普遍反感和学术界的深刻反思;经济方面,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效显着, GDP稳步增长, 民生持续改善, 正在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文化思想方面, 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引领了世界文化和思想的现代化, 在后现代多元碰撞的全球化声浪中, 正在发挥主导作用。

  关键词:“中国梦”; 政治背景; 经济背景; 文化和思想背景;

  “中国梦”的实现有着特定的当代背景, 有着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和复杂难测的市场经济状况, 有着多元共生的文化现象和交融碰撞的思想潮流。“中国梦”的提出有其必然性, 是人类文明演化和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 是多种因素和各方面条件日臻成熟、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实现“中国梦”的当代政治背景

  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是指用最大多数人认为正确的方法治理社会、分配权益、规范言行、解决冲突, 其政治的核心“主要是权力的分享”[1]。民主政治的最高目标是实现权力的均衡分布和人人共享, 是共产主义社会中充分发展的每个个体通过参政议政介入社会治理, 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当下中国正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一) 国内政治形势

  “中国梦”是在中共十八大胜利闭幕之后的第21天[2]由习近平同志提出的。

  十八大以来, “中国梦”经主流媒体传播已洒向百姓心田, 逐渐内化为各阶层的日常生活目标。全体中国人的政治理想———民主政治的实现是“中国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健全和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3]。只有人人参政议政的权利得到保障和落实, 民享民治的社会才会到来, 各级代表在政治生活中为百姓发声, 表达其喜怒哀乐, 助其施展聪明才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赋予人民决策权, 调动人民参政热情, 保障人权, 提高社会事务管理水平, 推动社会良性发展。

  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各族人民推进“四个全面”建设, 尤其是“全面从严治党”, 开展“拍蝇打虎猎狐”行动。提出反腐倡廉“始终在路上”, 各级干部必须管好自己和身边人, 以“壮士断腕的勇气”革除贪腐之心, 以党性、道德和法纪约束自己的言行, 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反腐工作要讲策略、重实效, 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为国家和人民竖起铜墙铁壁, 让那些目无法纪、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中饱私囊的贪腐之徒无处藏身。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强调了家风清廉的重要性, 他说“将教天下, 必定其家, 必正其身”, 还说“莫用三爷, 废职亡家”, 警告官员别任人唯亲, 别搞裙带关系, 以防止家族腐败和包庇虚掩。“三爷”未必没才华, 未必道德低下, 但外界的阿谀逢迎、投鼠忌器会滋生他们内心的优越感, 会削弱他们的自律意识, 甚至会使他们狐假虎威、蔑视法纪。所以干部任免要唯德是举、唯才是举。当然, 对确实有真才实学、品德高尚、奉公守法的亲属, 也不必刻意打压, 所谓举贤不避亲, 让他们竭尽所能、造福社会, 让他们行走于道德和法规的框架内, 对家庭安定、社会和谐、国家进步、人类文明也是善事。习总书记还要求干部“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 言行要留好样于儿孙”, 为官者心术要正, 言行要善, 无愧环宇, 垂范儿孙, 清廉家风代代传, 贪腐之气才可遏;还说“以势交者, 势倾则绝;以利交者, 利穷则散”, 指出国家交往和人际交流的正确方法:“惟以心相交, 方成其久远”只有心通意合, 交情才会加深, 友谊才会长久。“心交如美玉, 经火终不热。面交如浮云, 顷刻即变灭。” (宋·释智圆) 人际交往中不以利诱人, 不以势压人, 不以权谋人, 不以色惑人, 不以情煽人;而是以理服人, 以心达人, 以情感人, 以智启人, 以德治人, 以才悦人, 真正做到君子之交, 摒弃财权、财色和权色交换, 这样才能根除社会腐败现象, 给百姓一个朗朗乾坤, 给“中国梦”一个纯净空间和良好氛围。

  (二) 国外政治形势

  当下西方“沉闷而重复无味的民主建制”引发民众强烈抗议, 他们以游行示威、罢工、集会结社等方式表达不满, 公众矛头直指政府, 要求还政于民或修改政纲。英国脱欧事件反映了“西方民主建制的病态”, 民众对“两党轮替执政、经济时好时坏、移民不断涌入”[5]的状况已经厌倦, 所以反对旧建制的Johnson大受欢迎, 就像Trump因反叛而受到美国人的追捧。事实证明:英美等国民众参政热情正在下降, 他们认为投票无济于事, “政府的变化不重要”, “实权在政府之外”……因此, 民众投票率下降, 这不是“非理性”, 也“不是懒惰和不负责任的产物”, 这种冷漠正是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讽刺。实行200多年的西方民主已病入膏肓, 成为愚弄民众的把戏, 引发学术界反思。衡量民主制度“不仅仅是看自由选举”[6], 还要看它能否提出合情合理的社会需求;选民在重大问题上往往没有决定权, 西方民主政体为选民提供的参政空间很小, 他们虽然可以定期投票, 可以在全民公决时表达意见, 可以集体游说议员, 但决定社会未来的实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7]。作为西方民主制度核心要素的议会制度具有明显的虚假性, 议会设置之初的理想信念已过时, 重大决定由强大集团闭门造车, 所以议会成了“互不妥协的社会多元主义的展示厅”[8], 为利益集团肆意掠夺公共资源辩护甚至摇旗呐喊。在两党轮替执政的国家, 不可能有一个政府按照“最大多数”原则被选举产生, 为数不少的反对者和弃权者不得不接受他们并不喜欢的政府的统治, 这“已经远离了民主政治的原初观念”[9]。苏东巨变一时被誉为“民主的胜利”, 甚至被某些人视为治愈一切社会弊病的良方, 但它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结果”:人们对现存民主政体的不满日益增长, 越发感觉到民主大厦的内部存在问题;人们理解民主的方式和坚信民主必胜的话语腐蚀了现代民主政体的理性基础;全球经济危机和威权资本主义的叠加对人们的长期设想提出了挑战;“西方民主最擅长促进经济增长这一主张被中国的成功所动摇”[10]。人类社会不会终结于西方民主, 相反, 西方必须与东方共存, 必须尊重“他者”;社会主义民主是西方“民主”的逻辑发展, 西方民主虽然暗含“人民主权”因子[11], 但它毕竟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诉求, 并非普世价值, 最终必然被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民主所取代。

  根据位置博弈, 西方民权政治导致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政策并无多大差别。比如美国, 民主党与共和党为了获得总统大选的胜利, 必须尽量争取最多选民, 两党必然据此目的制定政策。如果把选民政治主张看成位置博弈中均衡分布的人群, 把两党当作两个店铺, 博弈结果是两党政策趋于折中且近似, 就像一条路上的两家餐馆都设在此路中点附近并达到纳什均衡。故西方政党换届选举真是换汤不换药[12]。相比之下, 中国民主集中制的优越性越发彰显, 民主意识贯穿选举与协商各环节, 真正体现人民的利益。

  针对国内外政治形势, 中国发挥优势扞卫自身并参与全球治理:挫败台独、藏独、疆独和港独闹剧, 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统一, 树立了良好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在国际上向来奉行“不结盟”、“不称霸”的政策, 1992年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中国在区域合作与发展中也不甘落后, 比如通过上合组织扩大中国在中亚、西亚的影响, 就世界和地区经济形势的广泛议题、发展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经贸和人文合作的现实问题与其他成员国交换意见, 并达成共识, 签署多项重要文件。此外, 独联体、英联邦、里约集团、阿拉伯议会联盟、中非国家联盟、东非共同体、美洲国家组织、欧洲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在地区争端和国际事务的解决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与它们保持良好沟通, 并敦促各方平等相待, 理性解决矛盾, 求同存异, 推动世界和平。

  二、实现“中国梦”的当代经济背景

  一体化的全球经济遭受金融危机重挫, 中国也受到资本流动格局变化的影响。1998年广东国际信托公司因无力偿还1.2亿美元的外国贷款而破产, 成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导火索;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广东出口下滑, 朱镕基意识到“道德风险对于金融系统威胁极大”[5]38, 中国开始进行金融改革。人行2011年数据显示: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拥有58%的家庭储蓄和50%的企业储蓄;股份制银行拥有29%的企业储蓄和9%的家庭储蓄;农村商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拥有16%的家庭储蓄……金融改革巩固了中国地方融资平台, 随后建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 四大国有银行逐步商业化。现代化的银行体系激活了资本市场, 为各类企业提供了更多融资渠道和方式, 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另外, 人行的管理功能凸显, 成立了外汇管理局, 与财政部下属的汇金公司一起承担外汇交易和投资管理, 此外还有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一行三会和投资公司构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的金融监管及资本运作体系, 它使中国金融体系独立于世界格局, 以防范全球性金融危机。

  在金融改革进程中, 财政部曾注资进行银行重组:2007年农行按工行模式重组, 汇金公司动用外汇储备向农行提供资金190亿美元, 同年国投成立, 标志财政部恢复对银行的监管, 工行、农行与财政部成立共同管理账户, 提供不良贷款销售服务, 财政部通过发行特别欠条置换不良贷款, 向银行注资缓解银行不良贷款的压力, 这借鉴了美国财政部在储蓄和贷款危机时出资重组信托公司的方法。如果由政府税收担责, 将银行债务纳入国家预算, 须经全国人大核准, “而这些没有兑现的欠条是资产负债表外的东西, 只需作为银行资产重组的一部分通过国务院的审核就可以了”, 银行解决这些欠条的还款问题“将来源于不良贷款回收、银行股息、银行相关税收和出售银行股份所得收入”[5]68。2010年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的成立为银行处于共同管理账户中的不良贷款释放了积极信号, 财政部发行债券弥补欠条, 银行股份分红成了可靠的还款来源。这种尝试为银行处理呆账、坏账提供了可行的途径。

  中国在改革中夯实金融基础, 逐步提高抗风险的能力, 建立起强大的金融体系, 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也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对股票市场的探索也令世人瞩目。随着以江苏仪征化纤为代表的9家公司在海外上市, 中国企业的融资能力明显增强。但国内股民对股票的狂热引发了大规模的经济泡沫, 政府对股市的规范和管控使其避免出现类似人类“经济史最着名的三大泡沫”[13]72引发的恶果。周小川发现了股票交易的管理漏洞, “从证监会的角度看, 债券和股票之间是零和游戏, 监管者从固定收益产品或者固定收益市场上才更加可能有所收获”[5]133。《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后,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协会成立。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北京提出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方案, 地方政府获得最佳融资环境。尽管有不少负面效应, 但中国股票市场的建立还是达到了最初设想的目的:打破了经济发展的瓶颈, 改变了国企低效运转和缺乏竞争力的状况。国企股份制改革始终没有背离以下原则:避免私有化、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有制经济的基础地位。从深圳五家国企公开发行股票, 党组织发动党员认购, 到深圳发展银行扭转乾坤, 宣布分红, 股票拍卖价格达到每股120元, 引发股票热潮, 政府出面冷却, 再到后来股市全面崩溃, 最后开设正规的股票交易所。整个过程都体现了政策的作用, 因此, 投资者称中国的股市为政策市, 市场因政策预期而改变, 而不是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状况。上交所和深交所是改革的风向标, 股市的高交易量体现了资金的过度流动, 而不是人们对企业前景的判断, 因此, 股市不乏投机者, 国家作为长线投资者就是为了确保国企的性质不改变, 政府为主要国企提供服务就是为了保障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被投机者吞噬。根据边际效应, 消费者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消费品, 该消费品的单位效应越低, 对行业发展而言, “刺激消费, 拉动内需”不可能长期奏效, 尽管由需求决定的生产减少了投资的盲目性, 但某类产品的生产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需求始终是个变量, 有时候看上去社会总需求增长了, 行业间却是此消彼长, 进而带来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总需求带动生产, 解决就业, 但对行业而言却不尽然。在消费渐趋理性的情况下, 根据需求合理配置生产要素,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行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促进生产方式的转变, 解决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等问题, 促进经济良性发展。

  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场的建立健全丰富了企业融资渠道, 加快了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的步伐, 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 为中国经济的腾飞积蓄了力量, 也为“中国梦”的实现做了充分的准备。

  近年来,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 GDP稳步上升, 人民生活状况改善, 社会福利体系不断完善, 城乡居民收入增加, 民生得以改善, 多种所有制经济兼容发展, 国企改制和转型取得初步成效, 私企活跃, 为启动下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积蓄了力量。世界银行把人均收入水平划分为四个阶段, 中国目前正处于第三个阶段———上中等收入阶段, “如果经济增长能保持在6.5%, 第三个历史性跨越将发生在十四五规划末, 大约在2023年, 人均GDP将达到13500美元左右, 就是说, 中国将用13年的时间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阶段, 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14], 如表1:

  表1 中国收入水平    下载原表

  表1 中国收入水平

  中国大约用了15年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红利和市场冲动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 代替了以往看得见的政策指标, 使中国成功跨越了贫困陷阱, 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随着生产要素投入的不断加大, 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土地、劳力、技术等要素的依赖越发严重, 这些要素制约了中国经济在此阶段的持续增长, 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暴露弊端。一些发展中国家长期徘徊在“下中等收入”水平, 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下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过渡的“模糊区域”, 经济增长从高速变为中速。中国面对这样的新常态必须把提高生产效率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以发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 中国跻身高收入行列, 与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一样, 技术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当下中国正处于上中等收入阶段, “未来十年是中国发展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进入发达经济门槛的关键期”[15]。有识之士提出“从供给侧进行改革”, 完善供给体系, 提升供给质量, 使供给结构能适应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 这样就可以让中国在新常态下于十四五末期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进入高收入阶段, 才能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 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 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才能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之际取得关键胜利。李克强总理认为用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运输三个数据编制的增长指数是靠得住的, 可用来衡量经济运行情况。他曾主张“发展依靠内需”, 抑制房价, 带动房地产市场, 强调“城镇化有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和实现农业现代化。他破解了不少“世界性难题”, 为中国安然度过全球性金融危机掌舵。他牵头实施中国史上最大惠民工程———保障性安居工程,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敢于通过改革改变原来的利益分配格局, 通过去产能使供给结构趋于合理。调结构、减产能、促消费等配套动作不断改变中国的经济格局, 提高中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民间投资的活跃和银行信贷体系的完善推动着小微企业的发展;多种所有制并存刺激着企业运行的活力;利益让渡与社会合作改变着两极分化的状况, 贫富差距的缩小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希望;农村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正在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生活需求;互联网+经济的兴盛正在让更多人体会电子商务的便捷与实惠。中国人的小康梦、富裕梦正在变成现实。

  2012年前后重大事件频发, 国际政治局势风云变化, 中东、北非等局部地区动荡不安。中国全方位开展多边合作, 建立贸易伙伴关系, 尤其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紧锣密鼓。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近年来, 中美贸易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出人意料的逆转,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2012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7.2%, 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货物出口国,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比上一年增长6.4%, 从中国的进口额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8.7%, 远远高于欧盟27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货物进口国和贸易逆差来源地,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3150.5亿美元, 比上一年增长6.7%, 中美双边贸易额为5362.3亿美元, 增长6.5%, 中国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世界主要经济体与中国的交流日趋频繁, 经贸合作更加紧密。金砖国家、20国集团 (G20) 、亚太经合组织、欧盟、北约、东盟、欧亚经济联盟……纷纷与中国建立或远或近的关系, 它们无法忽视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无法忽视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和消费能力, 都想把中国作为经贸合作的首选, 中国也不愿意放弃实现国家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时机, 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展全方位的深度合作。欧亚经济联盟的总体目标是建立统一市场, 在2025年前实现产品、服务、资本和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这个国际性经济组织尽管成立不久, 但中国看好其区位优势在一带一路中的独特作用, 热烈拥抱该联盟。随后德国也表示愿意与欧亚经济联盟合作, 对欧洲其他国家起到带动作用。七十七国集团在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剥削和掠夺的斗争中发挥很大作用, 截至2016年2月, 该集团有成员国132个。尽管中国不是成员国, 但一贯重视与其合作, 支持其正义主张和合理要求, 多次以观察员身份出席部长级会议, 以维护公平的世界经济秩序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改革不合理的金融和贸易体制, 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

  这样的经济背景为“中国梦”的实现作了很好的铺垫。

  三、实现“中国梦”的当代文化思想背景

  习近平的政治大格局和李克强的经济大动作把中国推入发展的快车道。“中国梦”的实现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受到前所未有的瞩目, 这为中国文化在全球多元文化碰撞中占据主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 中国领导人的足迹遍布全球, 以中国文化为载体的中国声音、中国形象延伸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为中国企业搭建起全球化的发展平台。奥运会、G20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让世界聚焦中国, 让各国人民亲身感受中国文化。

  持续的对外开放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汇入多声部合唱创造了条件, 使中华文化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 也使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进入中国成为可能,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盛况空前。全球化与多元化实质就是开放搞活与兼收并蓄。全球化趋势必然促进多元文化共生, 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国际舞台上, 各民族文化都以其鲜明的特色赢得交流融合的一席之地。越是全球化, 就越是多元化, 同时也越是个性化。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特色, 也就失去了与其他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资本。“经济全球化、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国内市民社会的兴起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的产生与发展是行为体日益多元化的主要原因。行为体的日益多元化, 在理论上对传统的‘国家中心论’提出挑战”, 与此同时, “在实践上也产生巨大影响, 包括对传统的国家主权提出挑战、对全球治理有利有弊、对国际体系的变革产生影响。”[16]多元文化激荡中有的文化元素被撞为齑粉、灰飞烟灭, 有的则一分为二, 甚至裂变为更多的元素, 有的则与其他元素融合更新, 碰撞的过程可能是毁灭的过程, 也可能是衍生的过程。事实证明, 中华文化在多元碰撞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式微, 反而日渐壮大, 中国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也随着文化的远播声誉鹊起。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具有优秀的文化基因”, 中华文化具有无以伦比的生命力, 是“世界古代文化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美国内战后修铁路, 大量华工涌入, 1882年美国颁布《排华法》, 停止华人移民10年, 1889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排华合宪, 理由是“华人不可能被同化”, 与当地居民“格格不入, 单独群居, 固守其生活习惯”, 若不加限制, 将威胁美国文明。号称文化大熔炉的美国也难以融化中华文化。在历次文化交融中,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华文化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和包举宇内的气魄把中国人聚居地变成中华文化的传播地, 把中国变成“人类各种文化和文明传统的博物馆、集散地”[17]。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激励人心的社会主义文化、吐故纳新的开放文化……汇聚成当今令世界叹为观止的中华大文化。

  “中国梦”已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旗帜”[18], 中国精神正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正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旋律, 引领各族文化的繁荣和进步。季羡林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 而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 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取代不是消灭, 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把人类文化推向更高的阶段。

  美国全球化是20世纪的一个主要事件。威尔逊将世界和平与建立美国式的民主相联系, 罗斯福将战后四个大国安排与四大自由相联系, 克林顿将国际秩序与民主人权相联系, 布什、奥巴马、特朗普等将人类进步与所谓的美国式普世价值相联系, 这些都成为美国思想文化旗帜。威尔逊的国际主义并不全是理想主义, 它扎根于各国共同利益和超国界的共同志向, 其中包括一些基本的文化动力。它将文化放置到国际关系的中心地位, 20世纪的美国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强国, 更重要的是它将文化引入世界事务。

  中国在21世纪开启了东方文化新时代, 这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这是中华文化引领其他民族文化的时代。21世纪是中国世纪, 崛起的中国关注人类共同体的命运, 担当起大国责任, 以社会主义的大价值观占领世界文化思想高地, 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建设和谐世界的旗帜, 把建设“没有霸权的民主世界”作为中国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以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文化宗教的平等为非霸权化的目标, 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中华文化全球化就是要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国际情操和胸怀, 表达世界的共同利益和期盼。中华文化立足中国, 面向世界, 中国精神包含几千年文化孕育的传统精神、几十年战争练就的革命精神和近四十年改革开放形成的包容精神, 中国精神能凝聚本国力量, 也能激励他国进步。

  和平与发展是这一时代的主题, 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是人类利益的集中体现, 是反霸权的重要武器, 是世界各族人民和谐并存、共同繁荣及世界多样化的前提,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关切的问题。“和而不同”世界观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核心理念。2000多年前, 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观点, 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帮助人们处理国家关系、化解制度分歧、解决文明冲突, 还帮人们缓和发展与环保之间的矛盾。“和平、合作、发展、进步、公正”的文化价值观是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精髓, 是中国先进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 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折射出这一文化价值观。“亲仁善邻, 国之宝也”, 多元共存与平等相待是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体现, “中国应进一步提炼和提升中华文化中和平、和谐与合作的优秀价值观, 用现代手段和方式包装与传播, 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19]。这样的文化思想背景才能促进“中国梦”的实现。

  四、结语

  当代中国共产党励精图治、反腐倡廉、锐意改革, 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良好的内部环境;资产阶级政党腐败没落、议会制度虚伪脆弱、西方民主激起公愤……这些都衬托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 “中国梦”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外部支持。中国金融体系逐步建立健全, 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 渐渐适应经济全球化, 股票市场监管得以强化, 股票交易逐渐规范, 国企改革稳步推进, “中等收入陷阱”正在淡出中国人的视野, 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 不断发力助推“中国梦”的实现。“中国梦”正推动全面的“国家现代化”[20], 中华文化因基因优秀引领了世界文化的现代化。中国文化软实力持续提高, 产业化趋势明显, 正在成为支柱产业, 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中国文化立法顶层设计受到关注, 新闻报道、手机短信、网络视听等领域的立法盲点[21]已引起重视;中华文化在后现代文化大潮中居于主导地位, 在文化融合中散发独特魅力, 在古今穿越中为人类创造共同的梦境, “中国梦”因这样的文化思想背景而成为世界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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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1) 出自中共十九大报告。
  (2) (2) 出自宋·赵湘《本文》。
  (3) (3) 清代谚语。“三爷”是指少爷 (儿子) 、姑爷 (女婿) 、舅爷 (妻兄弟) 。
  (4) (4) 隋朝王通《中说·礼乐篇》
  (5) (5) 习近平在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时说:坚决反对任何人、任何组织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瓜分中国的任何一寸领土。
  (6) (6) “不结盟”由印度总理尼赫鲁于1954年提出。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 29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表示不愿卷入美苏冷战, 不与超级大国结盟, 并提出反殖民、争独立、发展经济等主张。1961年召开不结盟运动第一届首脑会议。如今, 该组织有120个成员国, 17个观察员国, 10个观察员组织。2012年8月, 第16届不结盟运动峰会高官会议尽管受到欧美国家的阻扰, 但仍在伊朗德黑兰召开。
  (7) (7) 上海合作组织是哈萨克斯坦、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于2001年6月15日在上海成立的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2012年6月6—7日, 上合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该组织接收阿富汗为观察员国、土耳其为对话伙伴国。
  (8) (8) 中国金融系统由财政部下辖的几个小银行扩展为一个庞大的家族:国有银行、邮政储蓄、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
  (9) (9)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0) (10) 这三大泡沫是1634-1637年荷兰的郁金香狂热、1719-1720年美国的密西西比骗局、1720年英国的南海泡沫。
  (11) (11) 参见中共十九大报告。
  (12) (12) 这三个指数被称为“李克强指数”。
  (13) (13) 2014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在哈首都签订协议, 成立欧亚经济联盟。2015年1月1号启动, 亚美尼亚加入, 后来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也加入。
  (14) (14) 该集团主要由第三世界国家组成, 1990年形成“77国集团+中国”合作模式。中国从1994年起向该组织捐款, 2014年起每年捐款5万美元。2005年6月“77国集团+中国”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2014年6月15日, 习近平主席特使陈竺在77国集团成立50周年纪念峰会上表示, 中国将继续加强与该集团各成员国的全方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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