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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政治参与的心理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时间:2018-08-14 来源:新闻大学 作者:韩晓宁,王军 本文字数:13329字

  摘要:本研究基于一项在线调查数据 (N=914) , 描绘了当代中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及其政治心理状况, 并探寻政治心理因素作用于网络政治参与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 当前中国公民的整体网络政治参与行为频率偏低, 主要集中于“时政信息接触”领域, 而较少涉及“政治事件讨论”“社交政治参与”和“深度政治参与”。在政治心理因素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过程中, 政治认知、外部效能感和政治动机是发挥正面显著影响的因素, 而政治认同、社会满意度、政治信任度和内部效能感则不产生显著性影响。

  关键词:网络政治参与,政治心理,影响因素

   Abstract:Based on an online survey of China citizens (N=914) , this study describes contemporary Chinese citizens’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explores the mechanism about political psychology’s influences.Results show that China citizens’interne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at low frequency level, among which citizens have a higher performance in“political information contact”and have a lower performance in"soci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event discussion"and"dept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Factors such as Political cognition, political efficacy and political motivation have main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Meanwhile,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social satisfaction, political trust and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do not have significantimpact.

  Keyword:political psychology,interne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influence factors
 


 

    一、引言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 不仅改变着人们日常的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 而且对其政治生活也带来冲击, 对其政治参与活动造成深远影响。一方面, 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工具, 为公民日常收集和处理时政信息提供了便利途径, 增加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互联网本身作为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渠道, 其具有的参与主体平等性、参与过程互动性、参与身份隐秘性、参与范围开放性等特征, 使得网络政治参与在公民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日渐突显。

  与此同时, 政治心理作为人们对政治生活领域所持有的认知、情感、态度等心理倾向, 是公民现实政治参与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也是研究政治参与的一条重要路径。本文关注新信息技术如何影响政治参与的问题领域, 结合政治心理学, 通过对中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 探究影响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具体因素, 并侧重研究政治认同、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等政治心理因素在网络政治参与中所发挥的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网络政治参与

  关于什么是政治参与, 目前国内外学者存在诸多争议, 本研究姑且采用学者杨光斌 (2011:314) 的定义, 将其界定为“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网络政治参与, 则可理解为公民通过互联网渠道参与政治的行为, 区别于线下的传统的政治参与行为。在设定具体政治参与行为的考察范围时, 本文还有如下考虑:第一, 政治参与的主体仅限于普通公民, 政府官员、政治候选人等参与的政治行为因多属于职业活动范畴而不应被考虑。第二, 政治参与是一种实际行为活动, 不包括政治态度、情感、认知等主观成分, 后者将作为影响政治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第三, 参与行为不仅包括合法行为, 也应包括社会生活中现实存在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参与行为, 以便研究者能够对政治参与形成整体全面的把握。

  (二) 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

  关于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相对偏少, 多是借鉴传统政治参与的相关研究成果。一般认为, 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 虽然从表面上是由个人需求引起的, 但其背后的社会逻辑却复杂得多;面对政治参与的需求, 一方面公民是积极并且具有选择权的, 另一方面又受到参与渠道等社会因素的影响, 在这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变得错综复杂。

  在早期的公民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研究中, 学者多从公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如性别、年龄、职业、收入、群体归属感等) 、政治心理 (政治认知、政治态度) 这两个维度考察。譬如, Nie等人 (1969) 采用路径分析方法考察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墨西哥五个国家社会结构与政治参与之间关系时发现, 公民的基本属性 (社会经济地位、组织卷入度等) 不同, 导致公民拥有不同的政治心理因素 (如政治认知、政治关注、政治效能感等) , 进而导致公民个体政治参与行为的差异。

  伴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影响力的扩大, 关于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的研究逐渐增多, 究其研究思路, 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将互联网作为技术工具, 研究互联网对公民政治参与特别是现实政治参与行为的改变;另一条则是将互联网作为当代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 研究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行为表现及其影响因素。其中前者的研究较多, 而后者的实证研究数量则有限。

  在第一条研究思路中, 早期的研究多侧重于考察互联网使用工具性变量 (如互联网的使用时间、网络信息接触、互联网使用的不同功能项目等) 对现实政治参与的影响。譬如, Shan等人 (2002) 以及Ellen和Sare (2008) 的研究均属于这一领域。但随着研究的不断进行,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互联网使用工具性变量对公民现实政治参与的影响十分有限 (Bimber, 1998;Ellen&Sare, 2008) , 对此, Bimber (2001) 将其解释为政治心理因素可能发挥了更大影响。他认为公民在接触互联网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政治认识, 并存在一定的政治偏好, 而这恰好是决定公民是否参与政治行为的重要因素, 进而提出了政治心理学模型。

  而在第二条研究思路中, 学者们多考察互联网使用工具性变量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 (Krueger, 2002;Zuniga et.al., 2015) , 但鲜有研究专门探讨政治心理因素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基于此, 本研究将以网络政治参与为研究对象, 将人口统计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 研究互联网使用工具性变量和政治心理变量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 其中政治心理变量是本研究的关注重点。

  (三) 研究假设

  政治心理是指社会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政治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行为的政治体系和政治现象等各方面政治生活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映, 表现为人们对政治生活某一特定方面的认知、情感、态度、情绪、兴趣、愿望和信念等等 (王浦劬, 1995:308) 。关于政治心理的要素构成, 本研究主要参考周述杰和肖雯对政治心理的划分, 将政治心理分为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动机三个层面 (周述杰、肖雯, 2007) 。

  1. 政治认知与网络政治参与

  关于政治认知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 目前学界主要观点是认为政治认知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个必要条件, 并且公民的政治知识水平越高, 参与政治行为的积极性越高。譬如, Flanigan和Zingale (2009) 的研究发现, 对政治信息了解程度高的公民, 往往要比不知情的公民更愿意参与政治行为。但也有部分研究发现, 对政治了解程度高的公民, 也往往容易对政治产生困惑, 这可能会导致公民远离政治参与;对此, Goodin和Dryzek (1980) 根据相对剥夺模型 (Relative deprivation model) 进行了解释, 认为政治知识水平较高的公民一方面容易对政治产生较高的期待, 另一方面又容易质疑政府能力, 其结果导致公民降低了对政治制度及信仰的信心, 从而减少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据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公民的政治认知水平越高, 参与网络政治行为的频率也越积极。

  2. 政治态度与网络政治参与

  在政治态度层面, 学界多从宏观层面的“政治认同度”和“政治信任度”、当前社会现状的“社会满意度”以及对自我政治能力评估的“政治效能感”进行考量。

  政治认同度, 是指公民对于政治生活中国家体制、基本原则、主流价值观的认可程度。国外诸多研究表明, 政治认同度是影响一个政治组织或团体凝聚力的重要力量, 当公民对该政治组织或团体的认同度越高, 越倾向于采取与组织或团体相一致的行为, 即政治认同度对政治参与行为能够产生积极的作用 (Huddy, 2003;Fowler&Kam, 2007) 。这一结论在国内的研究中出现了不同的结果, 王雁等人 (2013) 针对浙江省高校学生进行了网络政治参与现状研究, 发现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度与网络政治参与频率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另有学者发现, 当前我国公民普遍存在一种较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并对我国现存政治体制也拥有较高的认同度, 但这种认同并没有导致相应政治行为的增加, 即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关系 (沈素珍、笪文秀, 2014) 。

  政治信任度, 主要考察公民对政治机构或政治人物的信任程度。当公民对政治机构或政治人物表现较信任时, 他们往往会采取较积极的政治行为来响应政府的相关决策活动 (Kaase, 1999) ;当公民对政治机构或政治人物表现不信任时, 他们往往会减少投票等政治行为的发生, 以否认政府的合法性 (Fennema&Tillie, 1999) 。但国内学者王丽萍和方然 (2010) 通过对全国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调查发现, 我国公民对政府机构存在较高的信任度, 但其整体政治参与水平较低, 两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相关性, 原因主要系中国公民对较高层次的政府机构的信任度要明显高于与之经常接触的地方政府机构。

  社会满意度方面, 国外诸多研究表明, 公民的社会满意度越高, 越会增强公民相应的责任感, 从而导致政治参与行为频率的增加 (Bahry&Silver, 1990;Flavin&Keane, 2012) ;但也有少量研究证明, 公民社会满意度与政治参与行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相关性 (Nakhaie, 2006) 。

  政治效能感, 包括“内部效能感”和“外部效能感”两个维度 (Niemi, Craig&Mattei, 1991) 。其中内部效能感是指公民对自身政治参与能力的评估, 是面向自我的能力评估;而外部效能感则是指公民对政府机构或政府人物可能采取对民众的态度的评估, 是面向外部政府机构回应度的评估。关于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而言, 多数学者肯定了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譬如, Gennaro和Dutton (2006) 发现, 当公民认为自己能够理解政治并有效参与政治行为时, 他参与政治行为的可能性越大。Bennett和Resnick (1990) 通过对美国1988年全国大选的调查也发现, 无论是公民的内部效能感还是外部效能感, 均与政治参与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性。而在国内, 这一结论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验证 (韩晓宁、吴梦娜, 2013) , 但万斌与章秀英 (2010) 通过浙江省金华市的公民政治参与行为进行调查却发现, 公民的内部效能感与政治参与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而外部效能感与政治参与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根据以上文献,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1:公民的政治认同度越高, 网络政治参与也越积极;H2-2:公民的政治信任度与网络政治参与之间不存在相关性;H2-3:公民的社会满意度越高, 网络政治参与也越积极;H2-4:公民的内部政治效能感越高, 网络政治参与也越积极;H2-5:公民的外部政治效能感, 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并不会产生影响。

  3. 政治动机与网络政治参与

  政治动机方面, 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研究, 均肯定了公民政治参与行为存在着多种动机, 并且不同的动机会对政治参与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Xenos和Moy (2007) 通过对美国2004年选举调查发现, 互联网使用的工具性变量虽然会影响公民信息的获取和利用, 但其对政治参与行为并不会产生影响;在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中, 个人的政治兴趣才是最重要的。另有学者则强调利益因素的重要性, 当参与主体与特定政策议题之间的利益关系比较密切时, 公民会更倾向于参与政治行为 (Shah, Mc Leod&Yoon, 2001) 。

  国内学者在政治参与行为中, 多肯定了利益因素的重要性。譬如, 国内学者高潮 (2010) 通过对武汉高校大学生调查时发现, 当公民与特定政策议题之间的利益关系比较密切时, 公民政治参与的诉求会比较高, 从而可能会选择一些深度参与形式, 如信访、投诉等, 来达到左右政治决策的目的。而齐杏发 (2011) 在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研究中却发现, 利益因素虽然会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 但其影响程度远不如政治兴趣因素。据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公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 存在着多种动机, 并且不同动机对参与行为具有不同影响。

  三、研究设计与调查过程

  (一) 变量的设计

  1. 网络政治参与

  关于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结构和测量, 黄桥法 (2012) 按照发布载体的不同, 将其划分为电子投票、网络时政论坛、电子邮件、网络政治博客和微博等四种类型。齐杏发 (2011) 通过“新闻跟帖”“参政议政”“谈论时事政治”“是否会转发时政信息”等四项考察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王明生 (2012) 通过“关注网络时政新闻”“参与网络热点时政事件的讨论”“通过网络发表政策建议或进行网上信访”“翻墙获取时政信息”这四个指标来反映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水平。基于此, 本研究针对目前我国存在的常见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形式, 通过询问被调查者日常生活中“关注网络时政新闻”“使用代理服务器获取时政信息”等行为发生的频率进行测量, 选项1代表从不、5代表经常。

  对数据结果进行因子分析, 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共提取4个公共因子, 可分别命名为“时政信息接触” (α=0.815) 、“社交政治参与” (α=0.918) 、“政治事件讨论” (α=0.890) 和“深度政治参与” (α=0.918) 。其中“时政信息接触”主要包括“关注网络时政新闻”、“搜索国家领导人的相关信息”和“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主张”等3个题项;“社交政治参与”包括“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上, 转发时政信息”“网络聊天中与同学朋友讨论时事政治方面的内容”等5个题项;“政治事件讨论”包括“以点击支持或反对形式参与时政事件的讨论”“以跟帖形式参与网络时政事件或问题的讨论”等5个题项;“深度政治参与”包括“在网络上发表关于政治的深度建议文章”“在网上为政治候选人拉票”“通过电子邮件或私信形式给政治人物或民意代表等提建议”等7个题项。

  2. 政治心理

  关于政治认知的测量, 西方学者多从对政治官员或候选人的认知、对政府的认知、对政治事件的认知等三个角度进行考察 (Atkin&Heald, 1976) 。台湾学者萧杨基则通过考察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基本认识”“公民权利的基本理解”“公民责任的基本理解”“公民条件的基本理解”这四项来衡量公众的政治认知水平 (转引自李春梅、刘桂花, 2013) 。基于此, 本研究主要通过询问被调查者对公共事务的认识、对公民权利与义务的了解、对政治事件的认知等三个层面, 设置了“知道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的姓名”“了解2014年云南昆明火车砍人事件”等8个题项, 选项1表示非常不清楚、5表示非常清楚。

  在政治态度方面, 其中政治认同度, 主要参考David (1957) 、王雁等人 (2013) 的研究, 从国家认同、体制认同、价值观认同、政策认同四个层面设置了诸如“中国应该在亚洲和世界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党和政府的政策符合当下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等11个题项。社会满意度, 参考王丽萍和方然 (2010) 的研究, 并结合近年来政府工作报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布局”中频繁提及的社会话题, 通过询问被调查者对“稳定物价”“完善税收政策”等的满意度进行获得。政治信任度, 参考王丽萍和方然 (2010) 、王思琦 (2013) 等的研究, 通过询问被调查者对“国家领导人”“中央政府”“法院或检察院”等7个机构的信任度进行衡量。政治效能感, 根据Yamada等人 (2003) 的研究, 从内部效能感和外部效能感两个层面设置了“有时政治问题太复杂, 不是像我这样的人可以理解的”“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会比较重视普通民众的看法意见”等6个题项;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 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提取2个公共因子, 结果与前人基本一致, 可分别命名为“内部效能感” (α=0.838) 和“外部效能感” (α=0.812) 。

  关于政治动机的测量, 主要参考高潮 (2010) 、王雁等人 (2013) 的研究, 设置了诸如“想了解国家政策或最新时事动态”“事关个人利益”等11个题项。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4个公共因子, 可分别命名为“政治关心” (α=0.842) 、“利益因素” (α=0.905) 、“社会交往” (α=0.796) 和“娱乐因素” (α=0.702) 。

  3. 控制变量

  既有研究表明,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 还受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变量, 以及互联网的使用时间、互联网使用的不同功能项目、在线社会资本等工具性变量的影响 (Nie, Powell&Prewitt, 1969;Xenos&Moy, 2007) 。基于此, 本研究在人口统计学方面, 设置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政治面貌和目前工作或学习地方等七个控制变量;在互联网使用工具性变量方面, 设置了互联网的使用时间、互联网使用的不同功能项目、网络信息接触成本、在线社会资本等4个控制变量。

  (二) 数据来源

  考虑到本次调研的对象为网络政治参与行为, 问卷通过网络渠道进行发布, 以排除非网民。在调查的初期阶段, 本研究先采取了滚雪球抽样, 对部分网民进行了深度访谈, 结合其网络政治参与特点对问卷进行了修正。正式问卷于2015年3月9日在“问卷网”上开始发布, 并通过分享链接到微信朋友圈、微信群、QQ空间、新浪微博、相关政治论坛贴吧等渠道, 截至2016年4月24日, 共回收问卷955份, 剔除无效问卷之后剩余有效问卷914份, 有效率为89.26%。问卷被视为无效的情况主要有两类:一是答题时间过短, 答题时间在3分钟内的31份问卷被视为无效;二是问卷中存在数据缺失或异常的10份问卷被视为无效, 例如年龄数据有缺失或填写年龄超过100岁等。

  (三) 样本基本数据

  本次调查的样本群体, 男性468人, 占比51.2%;女性446人, 占比48.8%。年龄分布方面, 20岁以下、21~30岁、31~40岁、41~50岁、51~60岁和61岁以上的, 分别占比10.6%、56.2%、18.5%、7.7%、5.0%和2.0%。文化程度方面, 高中及本专科占比最多, 分别为27.1%和48.1%。职业分布方面, 学生、机构办事人员、生产操作人员所占比重较多, 分别占比为26.4%、16.0%和12.8%。个人收入方面, 月均收入2000元以下、3001~5000元和5001~8000元的占比较多, 分别为27.5%、27.9%和21.0%。政治面貌方面, 中共党员、民主党派、团员、群众分别占比27.0%、1.0%、33.7%和38.3%。目前工作或学习地域方面, 主要分布在直辖市或省会城市以及地市级城市, 分别占比43.1%和30.2%, 县城、乡镇、农村分别占比为15.2%、6.8%和4.7%。整体看来, 样本群体对于网民群体有较高的代表性。

  四、研究发现与数据分析

  (一) 网络政治参与的行为表现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公民整体网络政治参与的行为频率得分偏低, 平均值仅有2.16。具体考察不同网络政治参与类型中, 公民的时政信息接触行为频率最高 (3.35) , 说明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最频繁的网络政治行为即是接受时政信息;其次为社交政治参与 (2.30) 和政治事件讨论行为 (2.19) ;而深度政治参与行为则非常少 (1.52) , 其原因可能系社会参与成本较高所致。

  (二) 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的因变量网络政治参与属于连续变量, 在数据预处理中通过观察散点图可以发现各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 因此拟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式进一步研究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关系。为了检验主要研究假设, 本研究将网络政治参与、时政信息接触、社交政治参与、政治事件讨论和深度政治参与作为因变量, 将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动机等作为自变量, 并将人口统计学变量和互联网使用工具性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研究自变量对网络政治参与产生的影响。

  其中, 除了年龄、信息接触成本、在线社会资本、政治认知度、政治认同度等为数值变量, 个人月收入、上网时长、教育程度为定序变量, 而性别、职业、政治面貌等则是定类变量, 因而需要对其进行设置哑变量, 其中性别以“男性”为基准、职业以“国家机关等负责人”为基准、政治面貌以“中共党员”为基准、目前学习或工作地域以“直辖市或省会城市”为基准。

  在具体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过程中, 本研究还对问卷调查数据是否符合线性回归假设作了进一步检测。首先, 通过对自变量之间进行多重共线性检测发现, 自变量间的容忍度变化范围为0.306到0.777之间, 绝大部分容忍度都高于0.50;同时, 对应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 分布范围在1.713-3.263之间, 说明本研究所测量的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较弱。其次, 对样本中自变量、因变量以及残差的异常值进行排除, 采用平均值加减3倍标准差的标准进行检测发现, 本样本中不存在异常值情况。最后, 对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结果中的残差进行分析发现, 残差序列基本服从均值为0的正态分布, 并且属于等方差的序列;此外, 残差间的杜宾-瓦特森 (DurbinWaston) 检验结果显示, DW值为1.836, 接近于2, 说明残差序列之间相关性较弱, 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中不存在遗漏一些重要的解释变量。基于以上分析, 此样本可以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来很好地阐释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表1: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1]     下载原表表1: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1]

  注:**代表p<0.01, 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不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不超过1%;*代表p<0.05, 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不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不超过5%。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 可得出本研究关于网络政治参与的回归方程:

  网络政治参与=0.33+0.10*教育程度-0.19*玩游戏+0.16*政治认知度+0.05*外部效能感+0.14*政治关心动机+0.25*社会交往动机+0.20*娱乐因素动机由此可见, 政治认知度、社会满意度、外部效能感、政治关心动机、社会交往动机、娱乐因素动机等对网络政治参与均产生积极影响, 而政治认同度、政治信任度、内部效能感则不会对网络政治参与产生影响。由此得出前文的研究假设H1、H2-5、H3成立, 而研究假设H2-1、H2-2、H2-3、H2-4不成立。

  就不同类型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而言, 回归结果显示, 在时政信息接触过程中, 政治认知度、政治认同度、内部效能感、外部效能感、政治关心动机和社会交往动机等对其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在社交政治参与行为中, 仅有政治认知度、社会交往动机和娱乐因素动机等对其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在政治事件讨论行为中, 政治认知度、社会满意度、外部效能感、政治关心动机、社会交往动机和娱乐因素动机等对其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在深度政治参与行为中, 政治认知度、社会满意度、外部效能感、政治关心动机、社会交往动机、利益因素动机和娱乐因素动机等对其具有显著提升作用, 而政治认同度则对其具有显著负面影响, 表现为公民对我国政治制度的认同度越高, 其发生深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可能性越小。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公民的各种类型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 发现政治心理因素是影响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主要因素, 其中政治认知、外部效能感和政治动机等变量是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 而政治认同、社会满意度、政治信任度和内部效能感等则不产生显著性影响。政治认知确实促进了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外部效能感比内部效能感更能对促进中国的网络政治参与发挥作用;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主要动机是基于政治关心、社交动机和娱乐动机, 而较少基于利益动机。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 政治认知度层面。本研究发现, 在网络政治参与的整体行为中, 公民的政治认知度对其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具有较强的积极影响;同样地, 具体到不同类型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中, 政治认知度对时政信息接触、社交政治参与、政治事件讨论和深度政治参与四种类型行为均会产生正面积极影响, 这一点与Nie等人 (1996) 针对现实政治参与行为得出的结论“公民政治知识水平越高, 参与政治行为的积极性越高”是一致的, 说明公民的政治认知度越高, 不仅有助于促进公民的现实政治参与行为, 而且对其网络政治参与也有促进作用。

  第二, 政治效能感层面。研究通过对政治效能感的六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 进一步验证了Niemi等人 (1991) 将政治效能感分为内部效能感和外部效能感两个层面的科学性, 并且通过回归分析发现, 在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中, 两者所产生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其中外部效能感能够促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 而内部效能感则不会产生明显影响;这一点与Bennett和Resnick (1990) 针对现实政治参与行为得出的结论“内部效能感能够促进公民政治行为的发生, 而外部效能感则不产生影响”是不一致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 其原因可能系:在现实政治参与行为中, 公民看重的主要是自身对政治机构或政治人物的影响力;而在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中, 公民更看重的是政府机构对民众的回应度。

  具体到不同类型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 公民的内部效能感对时政信息接触行为具有积极影响, 对社交政治参与、政治事件讨论、深度政治参与行为则不会产生明显影响。外部效能感对时政信息接触、政治事件讨论和深度政治参与行为具有积极影响, 而对社交政治参与行为则不会产生明显影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其原因可能为公民的内部效能感较强时, 更倾向于将互联网作为一项技术工具, 通过互联网降低自己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 (R=0.13, Sig=0.007) , 从而提高现实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而公民的外部效能感较强时, 更倾向于将互联网作为一项参与渠道, 通过互联网发表声音, 从而让政府机构了解民众的声音。

  第三, 政治动机层面。研究通过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可能存在的11种动机进行因子分析, 将其提取为“政治关心”“利益因素”“社会交往”和“娱乐因素”四种动机, 进而通过回归分析发现, 影响整体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动机主要有政治关心动机、社会交往动机、娱乐因素动机, 而利益因素动机影响有限, 这一点与Shah等人 (2001) 针对现实政治参与得出的“利益因素动机是影响公民参与政治行为的重要因素”结论相违背。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 其原因可能为当前我国公民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存在一定的不信任, 仍然将传统政治参与行为作为其维权的主要渠道。

  具体到不同类型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 政治关心动机对时政信息接触、政治事件讨论和深度政治参与行为具有积极影响;社会交往动机对时政信息接触、社交政治参与、政治事件讨论和深度政治参与行为均具有积极影响;利益因素动机仅对深度政治参与行为产生显著性影响;娱乐因素动机对社交政治参与、政治事件讨论和深度政治参与行为具有积极影响。

  此外, 研究还发现, 政治心理因素中的政治认同度、社会满意度、政治信任度等因素对公民整体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幅度并不大。具体到不同类型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 公民政治认同度的提升, 会增加对时政信息接触行为的频率, 但会减少深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公民社会满意度的提升, 会增加政治事件讨论和深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频率, 但对其他类型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则不产生显著性影响;政治信任度对四种类型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均不产生显著性影响。

  本研究的局限主要有三点。首先, 本研究的样本是通过滚雪球抽样, 并非随机抽样, 导致样本的代表性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次, 本研究虽然发现了政治认知、政治效能感、政治动机等政治心理因素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重要作用, 但仍停留在政治心理对网络政治参与直接效应的考察上, 并未对政治心理的中介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最后, 在变量间的因果关系问题上, 本研究主要基于前人的研究框架, 将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作为因变量, 政治参与心理作为自变量;但在实际生活中, 行为与心理之间究竟谁是因、谁是果的问题, 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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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1]由于正文篇幅有限, 未能在此呈现回归模型的完整结果, 仅呈现政治心理因素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读者需要, 可与文章作者联系索取。

    韩晓宁,王军.网络政治参与的心理因素及其影响机制探究[J].新闻大学,2018(02):113-121+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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