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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朝关系回暖及其对东北亚的影响

时间:2016-06-02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本文字数:9626字

  2014 年伊始,日朝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动向,尤其是在日本视为 “最优先”的 “绑架日本人问题”上取得了较大进展①.这对于一直处在非正常化状态的日朝两国而言,无疑是注入了一支强心剂。日朝双方一直在寻求使双边关系实现正常化的有效途径。不过,纵观冷战结束后的日朝关系史,双方始终在朝核问题、“绑架日本人问题”等诸多结构性症结难点上存在严重的分歧。此番日朝关系的诸多新动向,更多的是双方处在与东北亚国家外交关系 “寒冷”时期的 “抱团取暖”的应急性策略而已。因此,这种功利性极强的、刻意而为之的双边关系接近,缺乏足够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一、冷战后日朝关系的基本走势
  
  苏联解体后,冷战时期的苏朝同盟关系以及苏、中、朝的所谓 “北方三角”关系随之不复存在。这使朝鲜不得不改变冷战时期所一贯奉行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日本经过战后重建,到20 世纪 70 年代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由此,日本开始不断寻求实现 “政治大国”夙愿的突破机会,这在冷战结束后表现得更加的明显。应当说,冷战结束后日朝关系的起起伏伏,正是这一时期日朝两国因应东北亚局势变化而做出的政策抉择。

  ( 一) 试探接触时期 ( 1991-1994)
  
  1. 朝鲜的外交政策及其地缘环境变化
  
  这一时期的朝鲜仍然奉行强硬外交的基本政策,其认为 “社会主义在部分国家受挫,资本主义复辟,这从历史发展的基本潮流来看,不过是部分的、暂时的现象……今后不管出现多么复杂的形势,不管遇到任何考验,我们人民都将毫不犹豫,决不后退一步,坚决贯彻体现了主体思想的我们党的总路线,出色地完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1].朝鲜为了继续建设 “朝鲜式社会主义”,进一步寻求自身国家安全,在加强朝鲜国内经济建设的同时,也不断寻求与美国的对话机会,谋求美朝关系的实质性和解。

  从中朝关系来看,中朝之间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不过,中国出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的现实考虑,在 1992 年与韩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这引起朝鲜方面的不满,以至于朝鲜单独寻求与美国建立了 “新保障和平机制”.

  虽然中朝关系未因中韩建交而剧烈波动,但是中朝关系在这一时期一直处在较为冷滞的状态。

  从俄朝关系来看,俄罗斯认为俄朝两国相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基础已经随着冷战终结而消失,俄朝关系不再重要,其应当转而加强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发展。因此,继承苏联衣钵的俄罗斯在叶利钦总统的领导下,其在外交政策上一度奉行 “亲西方”的外交政策。这在朝鲜半岛表现为尽快抛弃朝鲜,奉行 “对韩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此同时,俄罗斯取消了苏联时期对朝鲜的各项经济援助。1992年至 1994 年,俄朝关系一直处在不断恶化的状态。

  从美朝关系来看,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一直奉行“接触”与 “遏制”并行的对朝政策。一方面,美国企图接触朝鲜并对其实行 “和平演变”,企图一举将朝鲜纳入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另一方面,出于对亚太盟国---韩国与日本的国家利益考虑,美国在核武器、导弹、经济援助等多个方面,继续对朝鲜实行了严厉的制裁措施。“虽然朝鲜一直寻求同美国进行直接对话并从实质上推动改善朝美关系,其要求美国明确宣布不对朝鲜使用核武器并撤走驻韩美军和在韩国的核武器”[2]104,但是美朝关系在这一时期没有太大的起色而一直处在不温不火的状态。

  从朝韩关系来看,虽然北南双方一直在进行高级别会谈,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韩国领导人的更迭,使韩国在对朝政策上出现了不一致性。尤其是 1994 年金日成逝世后,韩国总统金泳三没有进行吊唁,也不允许韩国国民进行吊唁,这引起朝鲜方面的极大不满。1994 年 8 月 18 日的《劳动新闻》指出,“( 朝鲜) 不再承认金泳三是同民族和人类,谁也不会与他打交道”.由此,朝鲜开始采取极力排挤韩国的外交政策。

  可以看出,冷战结束后初期金日成领导下的朝鲜在东北亚地区愈加的孤立,传统的中朝关系、俄朝关系不同程度趋于冷淡,美朝关系、韩朝关系则因美韩两国与朝鲜的深度不信任状况而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处于越来越孤立境地的朝鲜,亟需寻找新的伙伴以度过外交的艰难时期。

  2. 日本的外交政策及其地缘环境变化
  
  日本在这一时期继续推行 “日美基轴”的外交政策,其在外交事务上与美国是亦步亦趋。与此同时,日本开始逐步推行有限度的自主外交政策,积极参与东北亚地区事务,并借以实现 “政治大国”的夙愿。

  冷战结束后的初期具有一定的过渡性质。这一时期的日本虽然继续追随美国对朝鲜实施各项制裁措施,但是其在总体上与周边国家保持着友好关系。“在中日关系上,日本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表示理解和支持,在解除对华制裁方面积极充当中国与欧美之间的桥梁。”[3]149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日本表现得非常积极。一方面,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出现了地缘权力真空,日本企图通过介入朝鲜半岛问题来提升其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朝鲜拥有尚未开发的丰富资源和巨大市场,如果日本企业进入朝鲜国内,将会有利于日本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日本亟需利用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处于地缘权力真空的 “有利”时机,进一步增强日本的政治影响力。

  3. 这一时期日朝关系的基本走势
  
  如前所述,冷战结束后金日成治下的朝鲜,面临着与中、美、俄、韩的双边关系趋于冷滞或恶化的困境局面。若想发展朝鲜经济,追求自身安全,朝鲜必须与有意改善日朝关系的日本方面进行接触,从而摆脱其在东北亚地区的日趋孤立地位,还可以利用日本打开与美国对话的大门。而日本方面则出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考虑,认为有必要改善同朝鲜关系。于是,日朝双方继续推进从 1990 年开始的关系正常化谈判,从 1991 年到 1992 年一共进行了八次建交谈判。不过,由于日朝双方在管辖权、经济赔偿、核检查、李恩惠事件等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而不了了之,这些问题也成为日朝关系正常化道路上最为棘手的症结所在并一直影响至今。

  应当说,这一时期日朝两国的接触大多是出于相互试探的目的。由于双方受冷战思维的长期影响,因而始终无法迅速建立对对方国家与制度的充分信任关系。在关系正常化谈判中,朝鲜提出“先建交,后谈判”的基本主张,而日本则始终保持强硬的姿态。虽然日朝双方清楚关系接触是互惠性的,但是日朝之间的互不信任是由来已久,加之日本为了不过多刺激美国等原因,致使这一时期的双边谈判始终是僵持不下。于是,日朝双方在接触过程中,一直保持着最大限度的政策谨慎,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是合理的。

  ( 二) 刻意接近时期 ( 1994-2011)
  
  1. 朝鲜的外交政策及其地缘环境变化
  
  1994 年 7 月 8 日,金日成逝世,朝鲜逐渐进入金正日时期。这一时期的朝鲜外交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继承金日成时期的总体外交政策,大力推行 “先军政治”路线,在与美、日、韩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处理上,保持极大的不合作与警惕的姿态。第二阶段始于 1999 年,朝鲜由于自然灾害、能源短缺、粮食危机等问题,导致国内处于极端困难时期。为此,朝鲜一方面继续推行“先军政治”方针,另一方面逐渐开始调整对外政策,推行 “实用主义全方位外交战略”,以寻求国外援助。不过,朝核问题的反反复复,成为朝鲜与其他国家间难以逾越的一道鸿沟。

  1994 年至 1999 年的朝鲜基本上奉行金日成时期的外交政策,其试探性地与周边国家包括日本进行接触,但是收效甚微。从 1999 年开始,朝鲜推行 “实用主义全方位外交战略”后,其外交局面发生了积极变化。“1999 年 9 月初,时任朝鲜外相白南舜出席了联合国大会,在会议上阐明了朝鲜愿意改善与美、日、韩三国关系的基本立场,并先后会见了亚、非、欧等国家的外交部长,由此拉开了朝鲜全方位外交的序幕。”

  [3]1552000 年,朝鲜与意大利、澳大利亚、菲律宾、英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2001 年,朝鲜与荷兰、加拿大、德国、巴西、新西兰、科威特等欧、亚、拉美的 23 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其中包括 9 个欧盟国家①.不过,2002 年朝核问题再次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更严厉制裁卷土而来,刚有起色的朝鲜外交受到了严重影响。2003 年 8 月 27 日举行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虽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是与会各方认识到该问题并非是不能和平解决的。2004 年以后,朝鲜继续推行 “实用主义全方位外交战略”,其积极改善同韩国、日本、中国、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以便寻求更多的外部援助。

  2. 日本的外交政策及其地缘环境变化
  
  这一时期日本的外交政策没有太大的变化,其继续在奉行 “美日基轴外交”的同时,推行有限度的自主外交政策。由于中国、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日本倍感巨大压力。由此,中日、日韩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上不断出现分歧与摩擦。

  从中日关系来看,1994 年以后中日之间的政治摩擦日益增多。在历史问题上,日本一味地否定“南京大屠杀”事实,其拒不承认 “慰安妇”问题,篡改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这些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在中国台湾问题上,日本企图变相承认台湾的 “独立”地位,企图阻挠台海两岸统一。同时,将对华援助的 ODA 政策与中国核试验相挂钩,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在有领土争议的岛屿问题上,中日双方存在较大的分歧。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虽有一定的波折,但是基本上处在“政冷经热”的局面。不过,2001 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后,中日关系下降到冰点,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着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

  从日韩关系来看,两国在冷战结束后致力于不断加强交流,尤其是在韩国李明博政府时期,日韩双方重启了 “穿梭外交”以加强交流。但是,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等行为,引起了韩国方面的极度不满。同时,日韩双方在独岛( 日称竹岛) 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分歧,使得日韩双方虽然同属于美、日、韩三角同盟阵营,但是日韩关系依然是风波不断。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 2001 年参拜靖国神社后,引起了中韩等国家的强烈不满,使得日本在东北亚地区日益处于孤立化的地位。日本要想摆脱这种不利地位,一方面必须绑紧美日同盟; 另一方面必须寻求新的 “地区伙伴”,以平衡中韩两国对日本的外交压力。因此,奉行 “实用主义全方位外交战略”的朝鲜,便成为日本方面极力拉拢的主要对象之一。

  3. 这一时期日朝关系的基本走势
  
  日本基于寻求摆脱孤立地位,更好地平衡中韩两国的战略目的,倾向于进一步改善同朝鲜关系。

  而朝鲜则基于摆脱核危机之后的国际经济制裁,尽快度过国内困难时期,更多地寻求国际援助的战略考虑,也倾向于改善与美、日、韩的关系,且态度较之金日成时期更加的灵活和积极。“2002 年 9 月17 日,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朝鲜,并与朝鲜签署了 《平壤宣言》,双方同意在 2002 年 10月就建立邦交正常化进行外交谈判,日本就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向朝鲜人民表示深刻反省和真诚道歉。另外,日本将向朝鲜提供一定数量的经济援助,其具体细节在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商定。朝鲜承诺采取适当措施,避免再次发生威胁到日本国民生命和安全的事件,同时表示将冻结导弹试验的期限延长至 2003 年以后。日朝两国确认,遵守所有与朝鲜半岛核问题有关的国际协议,全面解决核问题。”[4]

  小泉首相为期一天的 “破冰之旅”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朝鲜不仅承认了 “绑架日本人问题”,并允许被绑架的 5 名日本人回国探亲。同时,在历史认识、导弹和核武器等问题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虽然期间因被绑架的在朝日本人未按照规定返回朝鲜国内,日朝之间发生了一些波折,但是小泉首相在 2004 年 5 月 22 日对朝鲜进行了第二次访问,从而使 ”绑架日本人问题“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159据日本 《朝日新闻》的报道称,朝鲜将允许 8 名在朝日本人返回日本,同时承诺对 “绑架受害人”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日本则承诺: 在一两个月内,通过国际机构向朝鲜提供25 万吨的食品和价值 1 000 万美元的药品等人道主义援助,同时不启动对朝鲜的 《制裁法》。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两次访问平壤,使得日朝关系变得非常微妙。一方面,缘于朝鲜对日本政策的极大调整; 另一方面,缘于日本更加主动地接近朝鲜。虽然日朝双方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两国在 “绑架问题” “历史问题”和 “核问题”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分歧。加之朝鲜在 2006 年 10月 9 日和 2009 年 5 月 25 日分别进行了两次地下核试验,致使东北亚局势一度陷入剑拔弩张的危险境地。日本跟随美国进一步加大了对朝鲜的制裁力度,日朝关系正常化进程被迫中止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恶化状态。这说明,日朝关系的真正改善,始终难以绕开朝核问题。在朝鲜看来,彻底解决朝核问题,离不开与美国方面的直接对话,而与日本相接触则是为了借此寻求与美国的某种对话机会。因此,这一时期日朝关系的改善是各取所需之举,朝鲜得到了日本的一定援助,而日本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借助朝鲜以平衡中韩的战略意图,也逐渐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二、日朝关系的新动向与周边主要国家的反应
  
  2014 年 3 月 30 日,日朝双方在中国北京举行了政府间的局长级会谈,日方提出朝鲜对被绑架日本人的生死状况进行全面调查。会谈后,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伊元纯一给予了高度评价。同年 5 月 26 日,日朝双方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第二次局长级会议,双方就全面调查被绑架日本人问题达成了协议。朝鲜承诺成立 “特别调查委员会”对该事件进行调查,而日本则将部分解除对朝鲜的单边经济制裁。同年 9 月下旬,朝鲜邀请日本代表团访问平壤。众所周知,“绑架日本人问题”是日朝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巨大障碍之一,如今在该问题上双方达成了重要共识,无疑是迈出了日朝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

  不过,周边主要国家对 2014 年伊始以来日朝关系的戏剧性接触的态度不尽相同。中国对此次日朝关系改善持一种乐观态度。2014 年 7 月 3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 希望日朝通过对话改善关系,这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①.实际上,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希望朝鲜能够改善同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并最终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虽然中朝关系一度遇冷,但是经过历史考验的中朝关系的政治社会基础是牢不可破的,中国希望朝鲜能够更加开放和实现稳定发展。

  美国对此次日朝关系改善持一种谨慎态度,其希望日本在对朝政策上能够更加的透明。在日本政府对外宣布解除对朝鲜部分单边经济制裁的决定后,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接受采访时警告称,“希望日本对进一步解除制裁慎之又慎”[5].毕竟,日本的这一 “越顶”外交之举,极有可能影响到美国精心构筑的对朝制裁包围圈的战略设想,甚至会影响到美日韩三边同盟关系。

  韩国对此次日朝关系改善的反应最为强烈。韩国认为,朝鲜推动改善日朝关系,意在缓解国际制裁的压力,而日本单方面解除对朝鲜的部分制裁,可能会影响到美日韩三边同盟关系。另外,日朝两国的过度接近,将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韩国对朝鲜半岛的整体战略,从而进一步加剧朝鲜半岛形势的不确定性。

  三、日朝两国再次接近的主要原因
  
  在金日成、金正日两代领导人的治下,朝鲜逐渐拥有了核武器。由此,核武器成为朝鲜唯一能够与美国进行平等对话的资本。金正日逝世后,金正恩基本上继承了既有的政策路线,在国内大力发展经济,不断巩固新领导人的执政地位。在外交上,继续寻求与美国直接对话。由于韩国李明博政府禁止韩国民众吊唁金正日,而被排除在关系改善之外。金正恩执政初期,朝鲜在日朝关系正常化以及日朝经济合作等方面的态度和政策比较积极,这为接下来的日朝关系进一步改善做了很好的铺垫。

  从朝鲜的角度来看,首先,发射卫星与朝核问题把朝鲜推向了外交孤立的境地。金正恩初步巩固了执政地位后,在 2012 年 4 月 13 日发射了 “光明星 3 号”卫星,这引起世界舆论的一片哗然。对此,中国深表遗憾,韩国表示强烈谴责,日本宣称无法容忍,而美国则不置评论。2013 年 1 月 22日,联合国安理会以 15 票赞成的最终表决结果,一致通过了关于朝鲜发射卫星问题的第 2087 号决议[6],从而加大了对朝鲜的制裁力度。为表示对联合国安理会加大制裁的抗议,朝鲜随后宣布将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同年 2 月 12 日,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中国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美国回应称 “朝鲜的挑衅没有必要”[7],日本敦促朝鲜不要继续采取核试验等挑衅行为,俄罗斯则对朝鲜拒绝重启六方会谈表示遗憾。经过卫星发射和核试验之后,金正恩执政下的朝鲜面临着日趋严重的外交危机。第二,国内政局的持续变动,加剧了周边国家对朝鲜政策走向的担忧程度。虽然通过对实权机构人事结构及关系的一系列调整,金正恩基本上实现了大权独揽,但是也造成了一些周边国家对朝鲜内政外交政策是否会根本改变的极大担忧,朝鲜摆脱孤立地位尚需较长时日。第三,朝鲜非常渴望摆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性。“据大韩贸易振兴公社( KOTRA) 发表的报告称: 朝鲜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逐年大幅度增加,从 1999 年的不足 25% 的贸易依存度,快速上升到 2010 年的 83%.”[8]

  朝鲜认为,过度依赖于中国,可能会使自己成为中国的“附属国”.第四,朝鲜方面一再反复的外交政策,使得周边国家越来越丧失了对朝鲜的投资信心。韩国朴槿惠总统上台后,力图改变李明博政府时期的强硬政策,采取了相对和缓的对朝政策,继续鼓励韩国企业到朝鲜开城工业区进行投资设厂,借以改善韩朝关系。由于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更加严厉制裁,朝鲜宣布暂时关闭开城工业园区,致使超过 120 家的该园区韩企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对此,韩国总统朴槿惠表示遗憾。

  这使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丧失了在朝鲜投资的信心,也使朝鲜越来越失去了外来资金的支持,从而造成朝鲜国内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的困境。毫无疑问,摆脱经济发展困境,改变外交孤立地位,朝鲜需要同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化的外交关系,不断摆脱对中韩两国的过度依赖的同时,寻求获得其他国家的更多援助。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中日关系、韩日关系、俄日关系的冷淡,使日本在东北亚地区逐渐被孤立。

  中日关系因 2012 年日本对钓鱼岛进行 “国有化”而不断恶化。2013 年 12 月 26 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顾中方的一再反对而参拜了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因此降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韩日关系的症结主要是历史问题、慰安妇问题和独岛问题。

  由于历史上日本给韩国带来的惨痛记忆,使得韩日两国虽然是美国盟友,但是相互之间缺乏足够的战略互信。尤其是日本拒绝向韩国慰安妇道歉,日本首相不断参拜靖国神社等原因,导致了韩日关系的持续恶化。而中韩关系的日益密切,使两国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上形成了共同对日的局面,这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孤立地位。俄日关系因日本在克里米亚问题上追随美国参与制裁俄罗斯而致恶化。可以看出,虽然日本极力绑紧美日同盟体系,但是纵观整个东北亚地区,日本与中、俄、韩三个主要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其在东北亚地区处于孤立地位。为了平衡中韩的巨大压力,改变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的孤立地位,应急性地加强同朝鲜关系,对日本度过与东北国家外交关系 “寒冷”时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出于改善国内经济困境,摆脱对中韩的过分依赖,更多地获得国际援助,朝鲜愿意像上世纪 90 年代一样与日本建立密切联系。而日本则希望平衡中韩两国带来的外交压力,摆脱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的孤立状态,其非常愿意改善同朝鲜关系。于是,从 2014 年伊始,朝鲜不断在 “绑架日本人问题”上表示出了诚意,比如正式成立了 “特别调查委员会”并对被绑架日本人进行全面调查,而日本方面则立即部分解除了对朝鲜的单边经济制裁。这期间,日朝双方高层进行了接触,日朝关系呈现日渐接近的新趋向。

  四、日朝关系新动向对东北亚局势的影响
  
  行为,引起了周边国家尤其是韩国、美国的高度警惕。究其实质,日朝两国接触更多的是在双方或一方处于外交孤立的状态下,为了尽快摆脱外交孤立境地,寻求外部支持而做出的外交努力。由于日本奉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而朝鲜方面只是把改善对日关系作为改善美朝关系并最终实现美朝直接对话的手段而已,这决定了日朝双方难以在更为敏感的朝核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毕竟,朝核问题事关美、中、俄、韩在东北亚地区的共同利益,日本不能够通过单方面与朝鲜进行直接对话来加以解决,而只能够在日本占有话语权的 “绑架日本人问题”上与朝鲜方面进行沟通。

  虽然此次日朝关系改善只是这一时期双方外交处于困境之势的应急性需求而已,但是朝鲜确实得到了日本解除部分单边经济制裁的承诺,而日本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韩两国带来的外交压力,其暂时避免了在东北亚地区陷入更加孤立化地位的窘境。正如冷战结束后的日朝关系发展一样,虽然双方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存在很多的结构性矛盾,但是当双方处在被孤立的地位之时,加强彼此的合作以度过与东北亚国家外交关系 “寒冷”时期对两国来说是非常及时必要的政策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日朝关系的新动向,并不意味着双方关系就此能够顺势实现正常化。2014年 11 月 18 日,联合国以 111 票赞成、19 票反对、55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由欧盟等国家共同提交的 “朝鲜人权决议案”[9].这引起了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朝鲜国防委员会在随后发表的措辞强硬的声明中指出,朝鲜全面否定和反对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利用联合国舞台炮制的 “人权决议”,他们将因此承担超乎想象的灾难性后果。而韩国、日本等不加顾虑的言行,将使其随时可能化为一片焦土[10].

  因此说,虽然日朝关系在 2014 年伊始以来不断展现了一系列的新动向,但是双方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决定了日朝关系改善只是暂时性的而不是根本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日朝关系的新变化与新动向的地区影响力不仅限于双边层面,其巨大的牵扯效用与潜在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实际上,日朝关系再度接近的地区环境和政治气候不算是宽松有利。针对朝鲜的国际制裁措施未有减缓松动的有利迹象,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持续举行且强度加大,朝鲜式的反制性的导弹试射活动接连发生甚至是再次以进行核试验相威胁,这些表明朝鲜半岛依然处在敏感微妙的严峻态势。首先,日朝关系的再度接近,可能使东北亚地区一时性地呈现出中韩与日朝的关系格局态势,这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中朝与日韩的关系格局认识,进一步加深了日韩之间互不信任的同时,也使美国方面精心构建的美、日、韩三边同盟关系深受冲击。因此,这引起了美国对日本的一再“越顶”外交之举的强烈不满。其次,日朝关系的再度接近,使朝鲜半岛问题掺入了更多的日本因素,致使韩国在应对朝鲜诸多强硬举措的同时,不得不过多地考虑日本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韩国对朝鲜的整体战略,进而使朝鲜半岛问题更加的微妙。再次,日朝关系的再度接近,可能诱导东北亚地区开始形成一种新的 “均势”格局。2014年中韩关系处于建交以来的最好时期,而中日关系、中朝关系、韩朝关系则陷入相对冷滞的状态。

  原本的中朝、日韩的 “均势”格局已经打破,反而是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韩占据优势的局面,而朝鲜、日本则处于相对的劣势地位。在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劣势一方很可能会铤而走险,这就给中日钓鱼岛争端、朝韩边界安全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而日朝关系的一定改善能够 “平衡”中韩在现时地缘政治中的相对优势,从而形成一种新的 “均势”局面,这其实是日朝两国所极力追求的战略目标之一。

  日朝关系新动向的出现是双方出于改善外交孤立地位而做出的应急性的外交选择,两国在接触过程中尽量避免了比较敏感的朝核问题,而选择了双方均能够接受的 “绑架日本人问题”作为关系改善的突破口。不过,从朝鲜对联合国通过关于朝鲜人权决议案的强烈反应以及 APEC 峰会后俄朝关系的迅速接近中看出,日朝关系的新动向只是暂时性的,其关系正常化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牵涉到中、美、韩等国家在东北亚地区的实际利益,而这些显然是无法通过日朝之间的双边协商和谈判加以解决的。因此,此次日朝关系的新动向,并不意味着双方能够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更多的是度过与东北亚国家外交关系 “寒冷”时期的 “抱团取暖”的应急性选择而已,但是这一关系改善的巨大的牵扯效用与潜在的地区影响力值得关注。

  参考文献:

  [1] 金日成。 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和我们党的总路线 [N]. 劳动新闻,1992 -02 -04 ( 01) .
  [2] 金祥波。 朝鲜对外战略史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04.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 21 世纪初期日本的东亚政策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1.
  [4] 赵传君。 东北亚三大关系研究: 经贸·政治·安全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77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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