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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京虐童案谈儿童虐待强制报告制度的构建

时间:2016-06-02 来源:未知 作者:学术堂 本文字数:8417字
摘要

  一、引 言

  2015年4月3日,一名网友将一名9岁男童受伤的照片公之于众。照片的内容触目惊心,男童背部、手臂、腿上布满伤痕,像被鞭子抽过,脚也高高肿起。该网友还配文字说明,男童于6岁被收养,父母为南京人。随后警方查明,男童因未完成养母布置的作业,遭到养母用抓痒挠、跳绳抽打及脚踩,致双手、双脚、背部大面积红肿。法医初步鉴定为轻伤。

  事件曝光后,很快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诸多网友、专家和媒体纷纷表达自己的观点。大家对养母的行为表示愤慨,一致谴责养母的暴行,有人建议严惩养母,剥夺其监护权并希望我国刑法增设虐童罪 ;有人认为需要对我国当前的收养制度进行反思,主张对收养人引入心理评估机制及事后回访制度 ;有学者提出我国应建立儿童虐待的预防机制和强制报告制度,确立处理虐童事件的流程和机制,健全未成年人社会救助体系 ;也有人呼吁公众树立“儿童虐待非家事”的理念,要敢于向虐童事件说“不”,还有人建议我国应出台虐童家庭“黑名单”制度。

  二、儿童虐待强制报告制度概述与我国的立法现状

  儿童虐待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儿童虐待现象都普遍存在,被认为是一个实质性的和严重的全球性问题[1].一项对河北的1762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76.2%的人在儿童时期遭受过虐待,儿童期躯体虐待、精神虐待和性虐待的发生率分别为59.4%、61.5%和10.2%[2].全国妇联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调查也显示,我国74%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有遭受家庭虐待的经历[3].

  儿童虐待强制报告是指对正在或已经发生的儿童虐待和疑似儿童虐待行为,特定主体有义务按要求向相关机构报告,如果没有履行此义务,则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世界上儿童保护比较发达的国家大多确立了儿童虐待强制报告制度。例如,1974年美国通过《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案》,在世界上首先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目前美国有47个州实施这项制度,而且随着实践发展,强制报告制度的内容得到不断充实和逐步完善 ;又如,2000年日本颁布《儿童虐待防止法》,规定儿童虐待的知情人负有向警方或福利机构报告的义务。

  我国尚无专门规制儿童虐待的立法,有关儿童虐待防治的法律规定散见于《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及《儿童权利公约》等,但其中只有《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报告制度。《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条第2款规定:

  “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不过,该规定不仅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而且属于授权性规范而非强制性规范。

  2014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等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一》),其中第6条规定 :学校、医院、村(居)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侵害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举报。其他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个人发现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侵害的,也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举报。这是我国第一次规定儿童虐待强制报告制度,意义重大但有许多不足:一是规定仍然过于原则性,缺少有关报告时限、报告内容与方式、知情不报的法律责任等的规定,而对于其他单位和人员的规定既不明确,也难以实施 ;二是不能适用于未成年人在家庭外如在学校或社会上遭受虐待的情形。

  201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等还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二》),其中规定被害人及其亲属、朋友、邻居、同事以及村(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妇联、共青团、残联、医院、学校、幼儿园等单位或组织,发现家庭暴力后有权利也有义务及时向公安机关、检察院或法院报案、控告或举报,同时规定公安和司法机关应保护报告人的安全。该规定较《意见一》进一步明确了报告主体的范围,但将朋友、邻居、同事等作为强制报告的主体有待商榷 ;同时,该规定在其他方面与《意见一》存在相同的缺陷。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于2014年11月开始对《反家庭暴力法》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第13条规定了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及任何组织和公民报案的权利,第14条规定了部分机构的强制报告义务,并在第39条规定,如果这些机构知情不报并造成严重后果,“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虽然这些规定亮相后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同样不够具体、明确,在实践中难以操作。

  三、建立强制报告制度是我国防治儿童虐待的当务之急

  儿童虐待在我国已得到政府、社会与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儿童虐待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我国儿童虐待的定义尚不明确、主管机构亦未确定、儿童保护的工作程序和相关服务及研究都缺乏的当前,面对饱受伤害的未成年人,最重要的是整个社会需要学会如何有效地干预儿童虐待[4],而更紧要的是首先应当尽快建立儿童虐待的发现机制-强制报告制度。我国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对防治儿童虐待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制报告是儿童虐待干预工作的第一步,是必要且非常重要的一步。它可以发现和揭露儿童虐待现象,使之进入政府和司法机关的视野,进而使受虐儿童得到保护。其他干预机制和保护措施固然重要,但只有在儿童虐待现象被发现之后,才可能开始启动并发挥作用。由于强制报告制度的缺失,受传统文化和观念的制约,我国现实中大量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儿童虐待面临发现难的问题,由此无法得到应有的干预,同时也就难于阻止虐待的再次发生。有研究表明,在2008-2013年媒体报道的697例未成年人遭受家暴案件中,医务人员、教师、民警等为未成年人提供服务的专业工作者报案率仅为10.61%[5],而这697例被披露的案件只是全部虐童案件的冰山一角。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强制报告制度的建立是整个干预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也正因为如此,在对南京虐童案的讨论中,有人认为防治儿童虐待的当务之急在于尽快建立起未成年人受到侵害的发现机制[6].

  第二,强制报告制度可以使有关机构及时发现儿童虐待行为,从而尽早介入干预,防止事件恶化。早发现、早干预是儿童虐待防治的核心,是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要求。一方面,更早的介入和干预可以减少虐待对儿童的伤害,另一方面,事件在变得严重之前处理起来会更加容易,及时介入也有助于收集、固定证据。如果没有强制报告制度,儿童虐待往往只有在发生严重后果时才会被发现和关注,这也正是我国目前儿童虐待事件在被媒体披露或得到干预时受虐儿童的遭遇经常惨不忍睹的重要原因。在南京虐童案中,男童并不是第一次遭养母殴打,此前老师和学校就曾发现虐待行为但没有报警,校方干预迟缓导致男童在伤痕累累时事件才得以曝光。没有人举报、不能及时发现是防治虐童的最大问题之一。在南京的另一起虐童案-2013年“饿死女童案”中,街坊邻居、社区干部早已知晓女童的母亲不尽抚养义务,但没人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最终悲剧发生后政府才开始干预介入,而在此时能做的只有去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虐童事件的处理离不开责任追究和法律手段,但那些都是“事后”的措施。例如,设立虐童罪确实有助于儿童利益的保护,但“司法介入很多时候已经晚了”[7],而且作为最后的手段和最严厉的强制方法,刑罚只有在虐童行为构成犯罪时才能适用,而对没有达到犯罪标准的行为无能为力。

  第三,提高全社会的儿童保护意识,完善儿童保护立法是儿童虐待防治的治本之策,但远水救不了近火。(1)儿童虐待现象在中西方历史上都长期存在,具有历史、文化、理论、政治等多方面的内在逻辑与根源。社会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儿童观,对儿童、家庭和国家关系的认识,以及国家的政治理念、法律制度和政府的关注点,都会影响人们对儿童虐待的认识和社会建构。而这些因素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仅从对“儿童虐待”的社会建构来看,虐童现象在西方从引起关注到被认为是一个应当受到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而在我国“儿童虐待”至今未被建构为社会问题。而从“儿童观”的发展来看,从18世纪人们在启蒙运动中“发现”“儿童”,到20世纪初西方各国纷纷通过立法保护儿童,再到20世纪下半叶联合国通过《儿童权利宣言》和《儿童权利公约》,历时将近200年 ;而我国1991年虽然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但公约体现的新儿童观并未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可[8],因此,在南京虐童案中,此前校方虽然发现男童遭受过两次殴打,但认为这只是家庭教育观念的不同而没有过多干涉。(2)加强儿童保护离不开法律保障,防治儿童虐待需要完善立法和健全法制,如制定专门的《儿童虐待防治法》,建立和完善儿童虐待调查和处理制度、国家监护制度、儿童收养和寄养制度,在刑法中规定虐童罪等[9];同时在实践中明确或设立主管机构,建设工作网络和预防体系,培育专业队伍,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发展能够提供相关服务的儿童保护组织等。而众所周知,法制的完善并非一日之功,需要一个过程 ;工作体系的建设是一个需要多部门和多专业合作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在虐童行为频发的当前,基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在抓紧建设防治体系的过程中,应当看到建立儿童虐待强制报告制度具有特别的紧迫性,因为强制报告是儿童虐待干预介入的“第一步”,是虐童行为得到及时发现、受虐儿童尽早得到保护的必要条件与关键途径。

  第四,建立预防机制只能减少而无法完全消除儿童虐待,当虐童行为发生后,及时发现进而有效干预尤为重要。建立预防工作网络、宣传科学的教养方式、提高儿童保护意识等对于儿童虐待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受儿童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儿童虐待目前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无法彻底切除的“毒瘤”,即使在儿童保护发达国家,虐童事件依然屡见不鲜。例如,根据美国政府儿童局2011年发布的《儿童虐待》年度调查报告,2010年美国共有1537名儿童因受到虐待或忽视而死亡,也就是说,在美国每天有4个孩子因虐待而死。因此,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尽早发现和干预介入虐童事件、尽量减少对儿童的伤害是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必然要求和现实选择。就南京虐童案而言,在收养前实施全面评估、收养后进行跟踪的确可以避免男童遭受虐待,但没有数据表明在我国收养儿童的家庭发生虐童事件的比例高于其他家庭。

  第五,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可以促进儿童虐待防治体系的完善。一方面,强制报告制度是儿童虐待干预机制的组成部分,完善儿童虐待防治体系首先应当建立强制报告制度 ;另一方面,作为儿童虐待干预介入的第一步,强制报告的推行将带动干预介入机制后续环节以至整个儿童虐待防治体系的完善。强制报告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必然要求明确报告受理机构和事件处理的主管机构,落实相关主体的责任,并且要求建立和完善集中通报体系、调查评估和处理程序、配套的安置措施和社会保障机制等。同时,法律具有宣传教育作用,法律的实施会对一般人的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强制报告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有助于提高公众对虐童问题的认识,强化公众的儿童保护意识和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儿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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