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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关羽形象演变的轨迹探析

时间:2018-09-27 来源:五台山研究 作者:张丹 本文字数:11899字

  摘    要: 在中国古代众多历史人物形象的演变中, 关羽形象的演变极具代表性。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 逐渐生成复杂的宗教信仰。一方面, 关羽形象的演变推动了关公信仰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 关羽形象独特的演变轨迹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通过对关羽形象历史纵深式的梳理, 结合关羽形象的文学性转化, 逐渐呈现出关公信仰发生、发展及成熟的过程。关公信仰的迅速发展绝不仅仅是宗教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 而是社会各阶层对关羽形象的塑造逐渐符号化、象征化, 最终使其固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代表, 同时也体现出关羽形象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 关羽; 关公信仰; 关羽形象; 演变;
 

古代关羽形象演变的轨迹探析
 

  作为三国时期真实的历史人物, 关羽的故事在中国大地已流传了近2000年。关羽形象经过历史长河的荡涤逐渐褪去了历史的表征, 在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浸染中注入宗教的血统, 从而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从历史纵深的角度来梳理关羽形象演变的轨迹, 我们会发现, 关羽形象的宗教生成和文学生成是相伴相生、相互影响的, 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历史上真实的关羽

  史书中对关羽最早的记载是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关羽字云长, 本字长生, 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1]卷三十六,939其身世介绍不仅非常简略, 而且主要集中在某些特殊事件, 如关羽身在曹营、威震华夏及死亡等。其中, 对关羽随刘备征战的相关记载较多, 尤其突出刘、关、张3人的手足之情。陈寿对关羽的评价为:“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 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1]卷三十六,944“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 为世虎臣。”[1]卷三十六,951并没有刻意突出关羽的形象地位, 而是将其与张飞放在一起相提并论, 更谈不上信仰崇拜。然而, 也有人认为《关羽传》在《三国志》的五虎大将合传中能够列为首传, 足以表明关羽忠勇仁义的虎臣形象和重要地位。无论关羽形象在史书中是否突出, 都不影响我们对其忠义勇猛形象的认知, 因为这是历史还原给我们的一个真实、客观的记录。

  刘宋时期的裴松之从《蜀记》《典略》《江表传》《傅子》《吴历》《魏书》等史籍中广泛搜集材料, 为《三国志》作注。内容多为关羽的言行及相关史实, 补充了一些当时流传的野史传说, 将有时间性的事件按顺序插入史传中, 没有时间性的事件放在传尾。[2]与陈寿的本传相比, 裴注所呈现出的关羽形象更具有鲜活性和多面性。例如《蜀记》中加入曹操、刘备围吕布之事:“关羽启公, 布使秦宜禄行求救, 乞娶其妻, 公许之。临破, 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 先遣迎看, 因自留之, 羽心不自安。”[1]卷三十六,939体现出一种民间叙事风格。自裴注后直到宋朝前, 都没有在史着中发现专门的关羽传。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史传着作, 则更多从侧面反映关羽形象传播的情况。例如《晋书·刘遐》:“每击贼, 率壮士陷坚摧锋, 冀方比之张飞、关羽。”[3]卷八十一,2130《魏书·杨大眼》:“当世推其骁果, 皆以为关张弗之过也。”[4]卷七十三,1635《魏书·崔延伯》:“崔公, 古之关张也。”[4]卷七十三,1638《宋书·檀道济传》有载:“时以比张飞、关羽。”[5]卷四十三,1344可见, 此时的关羽已成为勇猛善战的代名词。除此之外, 关羽的“义”在当时也得到明显地推崇。例如《晋书·慕容德》有载:“昔关羽见重曹公, 犹不忘先主之恩。思虽刑余贱隶, 荷国宠灵, 犬马有心, 而况人乎!乞还就上, 以明微节。”[3]卷一百二十七,3164唐朝正史中很少有对关羽的记载, 更没有将其作为褒颂的对象加以宣扬, 这可能与唐朝统治集团受三国时期分裂局面的影响以及以曹魏为正统思想相关。朱敬则的《魏武帝论》对蜀汉集团争霸的评论相对客观, 但提到关羽时也只是评价了他和张飞的勇猛。

  这一时期关羽的宗教形象已初步形成。“南朝陈光大年间 (567-568) 就有对于玉泉关帝庙的记载。隋文帝开皇十二年 (592) , 关公成为佛教伽蓝神。”[6]318唐朝时期, 关羽配享于蜀先主祠和武成王庙。“孔明、孝直股肱, 皆列于东厢, 关羽、张飞爪牙, 悉标于西庑, 威生户牖, 武耀庭除。”[7]11247“诏史馆考定可配享者, 列古今名将凡六十四人图形焉:……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8]卷十五,377可见, 此时的关羽作为64个从祀名将之一, 其祭祀地位并不高, 祭祀等级也有限, 更多是地方民间祭祀, 尚未上升到真正的国家官方祭祀。同时, 人们对关羽的颂扬也多集中于其“勇武”的特点, 系统的关公文化尚未形成。

  宋代有两部史着中出现了关羽传记, 分别是郑樵的《通志·关羽传》和萧常的《续后汉书·关羽传》。[2]40这两篇《关羽传》与陈寿正史的记录非常接近, 同时也穿插了裴注对关羽形象的记载, 但选取的都是反映关羽正面形象的事件。例如, 郑樵引用裴注《江表传》中记载的关羽爱好《左氏春秋》一事, 以及《傅子》中关羽辞曹一事, 突出了关羽深明春秋大义的形象;萧常则插入裴注《蜀记》中许田射猎一段, 说明关羽早就对曹操加以戒心, 侧面表现出关羽有谋略的一面。可见, 关羽的形象在这两个传记中都得到了有意地提升。到了元代, 郝经的《续后汉书·关羽传》仍以《三国志》本传为基础, 插入一些裴注, 并在后半段对关羽的事迹进行了加工。例如, 在吴蜀荆州之争中加入关羽逐吴三郡长吏一事, 揭示出关羽和吴的矛盾源头;在关羽死后又插入其出征时梦猪啮足之事, 爱好《春秋左氏传》之事:“景耀元年追谧忠义, 羽仪状雄伟, 岳岳尚义, 俨若神人。好《春秋左氏传》, 讽诵略皆上口, 然刚而自矜, 终以取祸云。”[9]卷十六,166总之, 宋元史着中对关羽的描述基本没有超出《三国志》关羽本传的范围, 但不同史学家呈现出的历史风格不同, 由此折射出的关羽形象也有所差异。虽然有些记录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仍有待考证, 但从另一面也反映出历代史学家们对关羽形象接受和塑造的多向性。

  如果说历史上的关羽多是以“重义”的形象出现, 那么从宋代开始, 我们可以发现关羽“忠”的形象愈加凸显, 这无疑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背景密切相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宋王朝统治者高度加强中央集权, 推行朱熹理学, 将儒家伦理纲常充分理论化, 使之能够深入人心。因此, 关羽作为“忠”的典型形象, 自然成为统治者的最佳人选。宋徽宗于崇宁元年 (1102) 加封关羽为“忠惠公”, 大观二年 (1108) 加封其为“武安王”。由此关羽的形象由“侯”到“公”, 再度跨越到“王”。宣和五年 (1123) , 宋徽宗又加封其为“义勇武安王”, 从此关羽开始有了“关王”的称号, 但此时的关羽还只能从祀于武成王庙。到了少数民族统治的元朝, 文化氛围相对宽松, 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这为关公信仰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元文宗于天历元年 (1328) 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宋元时期人们对关羽的崇拜除了表现在统治者对关羽的加封上, 还体现在民间的庙会活动中。据熊梦祥的《析津志辑佚》记载:“五月天都庆端午, 南北城人于是日赛关王会, 有案, 极侈丽。貂鼠局曾以白银鼠染作五色毛, 缝砌成关王画一轴, 盘一金龙, 若鼓乐、行院, 相角华丽, 一出于散乐所制, 宜其精也。”[10]57此外, 这一时期的宋元文学与关公信仰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明代李贽的《藏书·武臣传·贤将》中也有一篇《关羽传》, 与郝经《续后汉书》中的《关羽传》相比, 《藏书》的《关羽传》多了对关羽不屑黄忠之事的记载。刘备取汉中后欲将黄忠提拔为后将军, 与前将军关羽同伍, 关羽闻讯大怒:“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益州前部司马费诗以理相劝:“夫立王业者, 所用非一。昔萧、曹与高祖少小亲旧, 而陈韩亡命后至, 论其班列, 韩最居上, 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也。今王以一时之功, 隆崇于汉室, 然意之轻重, 当与君侯齐乎!且王与君侯, 譬犹一体, 同休等戚, 祸福共之, 愚为君侯, 不宜以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 衔命之人, 君侯不受拜, 如是便还, 但相为惜此举动, 恐有后悔尔!羽大感悟, 即受拜。”[11]938关羽对黄忠的不屑表现出其桀骜不驯的一面, 也从侧面反映出关羽极力保持一名武将风范的高姿态。在听了费诗的劝说后, 关羽深感大悟, 转变了态度, 又体现出其深明大义的一面。除了对关羽事迹的记录, 明代史书中更多是对人们修建关羽庙和祭拜关羽事件的记载。例如陈建的《皇明通纪法传全录》 (明崇祯九年刻本) :“甲戌洪武二十七年正月, 敕建汉寿亭侯关羽庙于鸡鸣山之阳, 与历代帝王及功臣城隍庙并列, 通称十庙云。”[12]卷十171明代万历四十二年 (1614) , 明神宗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2]此时的关羽高居帝位, 不再位列臣工, 官方对关羽的封赠进入“帝”、“君”时期, 关羽的宗教地位有了很大地提升。

  明代史书中还有对关羽史实记录的考证和评论。例如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记载:“吴志鲁肃传, 先主使关羽争三郡, 肃住益阳, 与羽相拒。肃邀羽相见, 各驻兵马百步上, 但诸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数羽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 卿家军败远来, 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 既无奉还之意, 但求三郡, 又不从命。’语未究竟, 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 何常之有!’肃厉声呵之, 辞色甚切。羽操刀起, 谓曰:‘皆国家事, 是人何知!’目使之去。案今元人所撰单刀会杂剧本此, 盖肃传本实录, 而司马氏通鉴, 据吴书修辑, 以肃欲与羽会语, 诸将疑有变, 肃不从而往, 而所记羽语殊俚陋, 不类云长, 盖吴书乃自尊其国, 非实录也。”[13]卷四十一,566

  清代史书多是对前人所记关羽之事的考证, 对关公崇拜、关公祭祀活动的记载相对较少, 但此时官方对关公的崇拜有增无减。雍正四年 (1726) 朝廷重新颁布关公祭祀规格:“五月十三日祭祀用牛羊猪各一头、果五盘、帛一匹, 春秋两季的祀礼与祭祀孔子采用同一规格———牛羊猪各一头, 豆类十种, 帛一匹。”[14]124除了官方关公祭祀, 这一时期的民间关公祭祀活动也极具规模。“每岁四月八日, 传帝于是日受封, 远近男女, 皆刲击羊豕, 伐鼓啸旗, 徘优巫觋, 舞燕娱悦。秦、晋、燕、齐、汴、卫之人肩摩榖击, 相与试枪棒、校拳勇, 倾动半天下。”[15]39

  从以上的史传着述中我们可以看出, 关羽作为历史人物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的形象特点。史学家们本着依照历史真实的原则进行记录, 但受时代语境、意识形态、人文因素等方面的影响, 关羽勇猛、忠义的英雄形象逐渐突出、立体化, 从历史现实中的武将发展成具有广泛民间信仰的王, 最终演变成社会各阶层推崇的神圣形象。

  二、戏曲作品中的关羽

  宋元时期的统治者将关羽单独封王, 此时的关羽作为宗教崇拜的对象已逐渐定型。明清时期, 关羽形象上升到神、帝君的位置, 特别是统治阶层对关羽的推崇达到了顶点。除了统治阶层的推行, 关羽形象的传播还有一条重要且广泛的路径, 即民间俗文学及戏曲对关羽形象的艺术塑造, 为推动关羽形象的演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 宋元说唱文学中的关羽形象

  宋元俗文学为关羽故事的广泛流传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关羽形象在市民阶层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其中, 《三国志平话》和成化刊本词话《花关索传》可作为三国故事早期说唱的口述记录。《三国志平话》是民间讲史艺人汲取历代史书, 对三国史事进行通俗性的加工和创造的说话底本, 属于讲唱文学。其中的故事基本按照历史事实的发展顺序进行编排, 关羽故事的轮廓也大致明晰, 主要有“桃园结义”“关公袭车”“关公刺颜良”“曹公赐云长袍”“云长千里独行”“关公斩蔡阳”“古城聚义”“关公单刀会”“关公斩庞德”“关公水淹七军”等[2]40故事片段, 且大部分史事被不同程度地加工改造。例如, 单刀会的故事据史书记载, 本应是鲁肃深入蜀军驻地诘难关羽, 但在平话中关羽被塑造成一举挫败鲁肃阴谋的孤胆英雄, 表现出他的刚勇之气。这一情节在同时代的戏曲作品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中也有所表现。另外, “桃园结义”、“古城聚义”等故事片段更多表现出民间的江湖义气。可见, 义勇是《三国志平话》塑造的关羽形象的主要特征。对关羽“身长九尺二寸, 喜看《春秋左传》。观乱臣贼子传, 便生怒恶”[16]6, “自小读书, 看《春秋左氏传》, 曾应贤良举”[16]21的描述, 则体现出关羽儒雅知礼的一面。

  《花关索传》是明成化十四年 (1478) 北京永顺堂刊印的说唱词话, 由于其刻印风格与《全相平话五种》一样, 故有学者认为其初刻年代可以上推至元代。[2]42《花关索传》虽以三国时代为背景, 但主要描写的是关羽之子花关索的传奇经历。史书中没有对花关索的记载, 因此, 花关索可能是民间流传的英雄, 带有一定的神话传说性质。在《花关索传》中, 关羽的身份是神魔之父, 自然也带有些许的神奇色彩。从他的装扮中便可看出:“【唱】……且说关公怎打扮, 连环恺甲战袍红。头下乌囊撒五路, 金兽宝刀青迹踏, 绣鞍马跨赤须龙。似此将军凡世少, 只疑神下九天宫。征袍战骥荆无色, 刀和朱缨一样红。匹马单刀, 连喝三声, 只见一声响亮, 到了萧墙。”[17]51词话中还描写了关羽对刘备率兵收取西川被围困后写信求救的一系列反应。“关公接了书来看, 微微冷笑两三声。当初不用耶 (爷) 儿将, 今朝却佐 (做) 受围人。听了张飞夸好汉, 何须我佐 (做) 介 (解) 围人。传语哥哥休要怪, 镇守荆州不出门。 (说) 关公道:‘姜维去对 (时) , 不用耶 (爷) 儿门 (们) ;今朝却来取, 我也不去。”[17]42但看到吕凯的挑衅时, 关羽又立刻转变态度, 决定“救哥哥皇叔, 不负桃原 (园) 结义之心”[17]42。此处塑造的关羽形象与人们一直推崇的关羽形象有所反差, 突显了关羽的傲气好胜的凡心。

  关羽在这些口头文学中虽不是作为最活跃出色的人物出现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 关羽的性格特征得到了一定地丰富, 并被赋予了强烈的道德评判色彩。还需注意的是《三国志平话》和《花关索传》是将历史故事融进民间说唱艺术的叙事中, 而这种说唱艺术的流传是民间长期发展的结果。因此, 关羽形象可谓是很多民间艺人甚至是很多民众共同创作的结果, 更是说唱者和听众相互作用的产物。

  (二) 元杂剧中的关羽形象

  除了说唱文学, 元代讲述关羽故事的还有元杂剧中的三国戏。其中具有完整意义上的关羽戏可统计出13部:有通过对历史上关羽故事的重构展现元代生活的作品, 如无名氏的《关云长单刀劈四寇》《 (汉) 寿亭侯怒斩关平》;有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的作品, 带有浓厚的神话传说色彩, 如无名氏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关大王大破蚩尤》, 戴善甫的《关大王三捉红衣怪》 (己佚) ;还有在宋元说唱平话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的作品, 如郑德辉的《虎牢关三战吕布》, 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关张双赴西蜀梦》, 无名氏的《关云长千里独行》。这些作品都是结合时代人文因素对历史人物进行了再创造, 人物形象也必然增添了许多新的内涵。

  一是继承正史对关羽战将形象的记载, 只是不同的作品侧重点不同, 有的是借他人之口直接颂扬, 有的是追溯其以往功绩叙写描绘, 但都塑造了一个所向披靡、武艺高强的战将形象。另外, 这里的关羽还具有“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的情怀, 满怀建功报国的理想。例如《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第二折:“秉性忠直志节刚, 身材凛凛气昂昂。一心义勇扶社稷, 永祚家邦万载昌。”[18]二十一册,166有的作品还展现出关羽足智多谋、喜读《春秋》的儒将风采。例如《张翼德三出小沛》第一折:“智勇全才掌计筹, 能驱戈甲统貔貅。武习孙吴知战策, 文通左传玩春秋。”[18]二十一册,199而且关羽能够“在城上略展机谋, 护定城池”, [18]二十一册,209表现出其有谋略的一面。

  二是关羽这一民族英雄形象在元杂剧作家笔下已经定型, 这一点从元杂剧名篇关汉卿的《关大王单刀会》中就可以看出, 关羽的英雄形象在这部作品中尤为突出, 显然是新时代对历史故事的新阐释。第一折关羽一出场便带有强烈的历史兴亡感:“俺本是汉国臣僚, 汉皇软弱;兴心闹, 惹起那五处兵刀, 并董卓, 诛袁绍。”[19]50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对汉民族的无限感怀。同时, 关羽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也逐渐突显出来。“大丈夫敢勇当先, 一人拼命, 万夫难当。”[19]68“我是三国英雄汉云长, 端的是豪气有三千丈。”[19]69单刀会上, 关羽直言:“你这东吴国的孙权, 和俺刘家却是甚枝叶?”[19]75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关羽并没有这样旗帜鲜明, 此处的关羽自然附着了作者的思想情感, 即在元蒙少数民族的统治下, 对汉室江山的无限怀念。这是作者对历史人物新的诠释, 关羽也因此成为一名带有民族气节的英雄。

  另外, 元杂剧还将关羽塑造成为一个不顾私情、执法如山的清官形象。在《 (汉) 寿亭侯怒斩关平》中, 当关羽得知自己的儿子关平犯法后, 毅然决定严惩关平。从关府家奴的口中, 我们可以看出关羽态度的坚决, 不带任何私情。关羽维护正义的清官形象已成为人们对其人格的新诠释, 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市民阶层要求人人平等的愿望, 表达了当时的民众心理和时代诉求。

  元杂剧中还有一些描写关羽鬼魂和神灵的剧作。可见, 关羽戏的广泛流传与民间宗教活动以及民众宗教信仰不无密切关系。元明之际, 关羽形象开始偏向神职化。在《洞玄升仙》和《锁白猿》两部作品中, 关羽由人间征战的将军变成“四大天将”之一, 保护天界太平, 内容上均描述的是道家故事, 宣扬了道家思想, 拓展了关羽形象的新内涵。

  总之, 宋元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对关羽信仰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文艺作品的添饰增润和加工改造, 关羽神像的一面逐渐定型, 祭日也明确提出。关羽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提高, 且增添了他的“儒将”风采。在某种意义上, 宋元时期关羽文学作品的传播塑造了关羽的宗教形象, 成为关公信仰的宣传途径, 且受众面更加广泛。

  (三) 明代戏曲中的关羽形象

  从入明到《三国志演义》问世之前, 由于俗文学创作发展的停滞, 我们很少见到描写关羽形象的作品。朱有炖的《义勇辞金》是明初关戏的代表作, 描写了关羽挂印封金、辞曹归刘的故事, 塑造了其英勇忠义的形象,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态度。

  万历年间刊刻的无名氏传奇《古城记》是关羽戏的另一个代表作, 虽然写的也是关羽辞曹归刘的故事, 但在取材上更宽泛, 叙述时间的跨度也更大。与《义勇辞金》相比, 《古城记》更突出关羽重兄弟情谊的一面, 并将关羽的“义”彰显得细致入微。

  明中后期, “孤本戏曲选集中所选的三国戏, 大量选入了以关羽为主角的单折戏, 而且它们大多是从元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义勇辞金》和《古城记》以及其它三国戏中节选而来的”[20]9, 继承了以往关戏的精华并加以创新。明选本保留了后世关羽戏中没有的情节, 如散本戏《群音类选·桃园记·关斩貂蝉》中对关羽形象的刻画非常深入。从开始关羽面对貂蝉表现出的柔情, 到最后听到貂蝉贬低吕布奉承自己的勃然大怒, “教你目下堪将命染泉”[21]529, 关羽惩恶扬善的战将精神被渲染到极致。这种情节的安排不但美化了关羽形象, 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明代民间思想的价值取向。除此之外, 《玉谷新簧·三国记·周瑜计设河梁会》和《乐府红珊·桃园记·刘玄德赴河梁会》则将关羽塑造成一个才高胆大、心思缜密、随机应变的马头军形象。虽然这些独创的关戏鲜被后世继承, 但它们凝聚着作者的精妙构思, 传达了一定的思想诉求, 有着强烈的时代意义。明选本戏中也有描述关羽显圣的情节, 间接反映出当时民间关公崇拜的情况, 如《词林一枝·昙花记·关羽显圣》等等, 对后世戏曲的创作也产生一定影响。

  (四) 清代宫廷戏中的关羽形象

  到了清代, 由于统治者对关羽的青睐以及民间关羽信仰的充分发展, 关羽戏无论在宫廷还是在民间都非常盛行。民间流行的演戏酬神的民俗现象, 以及地方花部乱弹戏的繁荣, 也是促进关羽戏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时期的关羽形象在以往作品的基础上逐渐向忠、义、勇的完满精神人格靠拢。

  昭梿的《啸亭续录·卷一》有载:“乾隆初, 纯皇帝以海内升平, 命张文敏制诸院本进呈, 以备乐部演习……其后又命庄恪亲王谱蜀、汉《三国志》典故, 谓之《鼎峙春秋》。”[22]239《鼎峙春秋》是乾隆年间“宫廷四部大戏”之一, 它的出现把关羽戏的发展推向了顶峰。剧本共十本二百四十出, 其中与关羽相关的剧目为五十五出, 占了全戏的近四分之一, 可见关羽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鼎峙春秋》对关羽形象的塑造有着明显的创造痕迹, 特别是关羽形象的人神特征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完满的融合。

  明清时期, 官方对关公信仰的大力推崇, 使得关公信仰几乎遍布所有行政建制的地方, 而且民间对关公的崇拜也尤为突出。这些不仅反映在明清的文学作品中, 也体现在明清关庙修建的情况中。明代祭祀关公的现象已非常普遍, 人们修建的关庙也遍布南北。“苏皖浙闽两广、云贵川陕两湖、河南河北两京的府州县, 半数以上都建有关庙”[23]36。到了清代, 关公祭祀的制度逐渐得到完善和扩大。雍正时期, 除京师以外的其它地区建关庙都会得到国家资助。同时, 明清时期的关公信仰甚至已传播至海外, 关公信仰的普遍性已超出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三、小说作品中的关羽

  明嘉靖元年 (1522) 刊刻的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 在中国俗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意义。《三国志通俗演义》的题署为“晋平阳侯陈寿史传, 后学罗本贯中编次”, 这种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以历史为依据, 并搜集长期流传有关三国的传说, 再加上宋元以来三国戏曲和平话的影响, 经过作者的加工润饰而成。这部经世代累积的作品包含了整理加工民间口头创作, 直接依据史书进行改编, 以及摘录和复述史书三种成分。[24]28关羽形象在这三种成分的统一中逐渐完成了文学上的定型, 成为一个既带有民间传奇色彩, 同时又具有儒雅气度, 最终被神化的艺术形象。

  文学创造追求真善美的统一, 关羽形象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里正反映出文学创造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首先, “真”作为文学审美价值的基础是衡量文学创作成就的首要标准, 但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科学的真实不同, 它是以假定的情境去表现生活的内蕴, 体现着创作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表现和感悟。罗贯中建构的《三国演义》首先是建立在历史史料的基础上的。在《三国志》中, 勇猛、忠义是关羽性格的主要方面, 但同时他也有傲慢自大、刚愎自用的缺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关羽的形象已经不完全停留在三国时期, 而是与时代环境、社会环境紧密相连, 逐渐形成被大众所接受的艺术形象。因此罗贯中吸收世代不同艺术形式作品中的关羽形象, 进而塑造出一个血肉丰满、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 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同时又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例如, 史书上对关羽辞曹归刘这一义举的记录并不复杂, 但在罗贯中笔下这段经历却变得极为生动曲折。为突出关羽的“义绝”, 罗贯中自然要给关羽加上更多的“光环”。作者将处于困境中的关羽塑造成一个深明大义的英雄, 同时又不失其艺术真实。另外, 在历史史实的基础上作者又增加很多细节描写以突显关羽重义的形象, 如曹操赠袍、赠马的细节。身在曹营的富贵之中, 心在未卜的汉兄之上, 美女金帛、高官礼遇不足以动其心、移其志。当得知刘备下落之后, 关羽便毅然挂印封金, 过五关斩六将, 夺路而去, 完全履行自己降曹时的诺言。作者之所以在关羽的性格里生发出这样的内容, 显然是为深化其重义性格的典型意味。

  其次, 文学创作除了要以艺术真实来反映现实生活, 还要以伦理的态度去观察和评判生活。作家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认知和感悟去创作的艺术形象, 往往会引发人们产生不同的情感, 从而影响读者的认知和感悟, 体现一定的价值取向。《三国演义》正是通过艺术的呈现方式将关羽形象导向有伦理价值的一面, 可以说既符合时代精神的追求, 也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罗贯中身处于元末明初的大动荡时期, 作为民间的知识分子, 他同底层民众一样体验着动乱年代带来的悲苦, 对清明的政治有着强烈的渴望。再加之受儒学正统价值观念的影响, 罗贯中自然能够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和丰富的技巧塑造出鲜明动人的艺术形象。清人毛宗岗的《读三国志法》认为:“以古今人才之聚未有盛于三国者也。”[25]255《三国演义》中突出的、有特长的人物共91人,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三奇”, 或称“三绝”, 即诸葛亮、关羽、曹操。毛宗岗这样评价关羽的形象:“历稽载籍, 名将如云, 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青史对青灯, 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 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 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 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 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 酬恩之谊重。作事如青天白日, 待人如霁月光风。心则赵拚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过之, 意则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严正过之。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25]255此评价很好地诠释了罗贯中笔下关羽形象的复杂性, 即千里走单骑表现出关羽对旧主的忠义, 华容道释操表现出关羽知恩报恩的仁义, 秉烛达旦表现出关羽对旧主夫人的礼义。可见, 关羽的一生都在践行着“桃园结义”时与刘备、张飞共同许下的誓词, 善始善终, 成为古往今来兄弟情义的典范。关羽的“义绝”也涉及到社会伦理道德的方方面面, 反映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要求, 这也正是关羽能够被社会各阶层崇拜的原因所在。另外, 作品还通过许多生动的情节来表现关羽的勇武, 如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斩蔡阳、单刀会、水淹七军、刮骨疗毒等等。总之, 罗贯中将儒家正统文化道德理想的“忠”和民间市井文化审美理想的“义”与“勇”集关羽于一身, 使其成为一个神。这也是关羽能够成为大众崇拜神灵的主要原因。因此, 明清时期人们对关羽的崇拜之所以能够达至巅峰, 与《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和关羽形象的成功塑造不无密切的关系。

  再次, 文学创造对艺术之真和艺术之善的追求需要按照美的规律进行。从美学角度来看, 罗贯中刻画的关羽形象最突出的就是他的中和美和悲剧美。“中和之美”的说法早在春秋末年晏婴等人处就初具雏形, 到孔子基本成熟, 后经荀子提出理论概念, 其特征是:和渗中肌, 中入和髓。其中, “中”是中和的内在精神, 而“和”在“中和之美”中则占主导地位, 强调人与自然和社会、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的协调统一。罗贯中在塑造关羽形象时, 可谓牢牢把握了中和美的原则, 显示出一种和谐之气, 突显了其理想化的男性之美。从外表来看, “身高九尺, 髯长二尺, 面如重枣, 唇若涂脂, 丹凤眼, 卧蚕眉, 相貌堂堂, 威风凛凛。”伟岸中不失雅致, 英武中富含神韵。由此看来, 关羽的外貌呈现出刚柔并济的特质, 这是其中和美的外在体现。除了外貌, 关羽的性情也有中和的一面。桃园三杰中, 刘备宽厚仁爱, 但有些迂腐, 甚而奸诈;张飞勇猛但粗率鲁莽;而关羽相对而言则“执两用中”, 可谓是性情平和的代表。除了中和美, 罗贯中笔下的关羽还带有悲剧美。鲁迅曾说, 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关羽的悲剧美正体现在他的人物性格方面。首先, 关羽作为一名武艺超群、一心报效国家的人, 因杀了仗势欺人的豪权, 不得不出逃他乡。随后, 关羽遇到了刘备、张飞, 3人虽情同手足, 但刘备的势力有限, 关羽自然在朝廷中不得重用。温酒斩华雄的情节, 表面上突显出关羽的勇猛, 深层上却暗含着关羽内在性格的压抑性, 想通过此事证明自己来摆脱受制于人的困境。“屯土山关公约三事”的情节历来被人们称颂, 彰显出关羽的“忠义”之气。然而, 在“忠义”的背后, 更多的是关羽作为一世豪杰的无奈。为了保护刘备的妻小, 关羽不敢擅自浴血奋战, 只能放弃英雄的美名, 委曲求全, 以“约三事”为条件暂时归曹。但这其中的无奈并不被人理解, 当关羽终于见到张飞之时, 却被张飞拒之门外, 关羽不得已用斩蔡阳的举动来证明自己。由此可见, 关羽很多英雄壮举的背后都暗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 特别是其内在性格的压抑性, 使得关羽这一形象更具艺术魅力。

  如果说小说《三国志演义》成书前关羽形象还不够统一的话, 那么《三国志演义》出现以后可谓是集大成地塑造了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艺术形象。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巧妙融合, 虚实相生, 人神统一, 关羽形象也由此被符号化、象征化, 从而加深了人们的审美感受和信仰认同。

  纵观关羽形象的整个演变过程, 从历史还原给我们一个勇猛之武将, 发展到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忠勇之儒将, 再到宗教信仰中的神像, 关羽的形象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渐固化成一种文化符号, 甚至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其中有统治者的推动, 因为宣扬关羽的忠义能够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也有普通民众的信仰, 因为祭祀关公能够从精神上满足大众的多样需求。可见, 关羽形象的演变是社会各阶层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 关羽的忠、义、勇的精神形象也代表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 这种意义的生成虽然是在其形象演变过程中逐渐完成的, 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结果, 代表着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接受。总之, 关羽的形象在演变过程中能够逐渐被不同的社会阶层所接受, 被不同的艺术形式所诠释, 最终成为具有一定活力的文化载体, 这确实是其他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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