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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变革与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关系

时间:2014-08-20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本文字数:11664字
论文摘要

  一、问题的提出

  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是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战略性问题。党的十八大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置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纲领的高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首先要从理论上解决以下基本问题: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何具有“特色”?其形成发展遵循着一种什么样的理论脉络和实践逻辑?如何认识中国政治发展动力的特殊性问题?我们认为回答这些问题必须紧紧围绕中国特殊的政治关系模式和制度结构体系。中国特色的政党-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和制度体系构成了政治发展“中国道路”路径依赖的原初条件,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适应性调整以及自身的发展转型始终是与中国政治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其中,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变革及其执政理念的更新往往成为中国政治社会变化的开端。因此,我们把中国共产党指导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及其执政理念的变化作为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关键性自变量。本文从理论、现实和发展三个坐标维度系统考察了执政党意识形态适应性变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关系。首先,在理论坐标上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变革与中国政治发展关系的观点,探讨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其次,在现实坐标上论述了执政党意识形态变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历史轨迹。最后,在发展坐标上讨论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变革的未来挑战及应对策略,并从执政党意识形态创新的角度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作了基本评估。

  二、理论坐标: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变革与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关联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意识形态以其简单而明确的符号元素,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良善生活的未来愿景,并把人们追求幸福的信心和行动连接起来,激励着人们去实现那些乌托邦式的目标。诚如萨金特(L.T.Sargent)所言:“意识形态为其信仰者提供了这个世界‘实然’与‘应然’的图景,并借此把这个极其复杂的世界组织成极为简单且可理解的事物。”

  西方发展政治学的研究表明,意识形态在后发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承担着特殊的功能,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它既包含了对现实生活的看法,也蕴含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它不仅为人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也为人们指明了实现目标所需要的行动步骤。由于意识形态以群众为对象,“因此通常是以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简单词语来陈述。基于同一理由,意识形态在语气上通常是鼓动性的,鼓舞人们尽最大的努力来达成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目标。”

  (一)合法性重构与适应性转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变革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海外视角。
  
  新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一些学者认为应该改变 20 世纪 80、90 年代忽视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的状况,要重新评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如布鲁斯·迪克森(Bruce Dickson)、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柏斯德(Br.dsgaard)与郑永年、凯瑞·布朗(Krrry Brown)等,他们分别从执政基础、合法性转变、意识形态变革、组织建设以及未来发展等方面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方位的评估和研究。其中一部分海外学者探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变革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关联,认为从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为时过早,意识形态在中国政治体制中依旧占据重要地位,“因为不仅从党的威权主义执政的具体历史和本质来看是如此,而且从整个社会和制度变迁的过程来看也是如此。”

  海外学者主要从合法性理论和政党适应性角度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变革与中国政治发展:一是从合法性理论视角探讨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挑战以及意识形态重构对中共稳固执政地位的作用。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基础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用经济激励取代道德激励,意识形态逐渐世俗化和去魅化,第二次是中共十四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基础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强调以人为本与和谐。这两个阶段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意味着它对社会利益调整和民众诉求的灵活反应,也反映出意识形态在转型期中国社会高度分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有海克·霍尔比格(Heike Holbig)、布鲁斯·迪克森。二是从政党适应性角度来讨论中共意识形态的重构与中国政治发展问题。如德国学者 F.哈尔迪希(Falk Hartig)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革命型阶级政党向治理型全民政党转变,其所持的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中共“选择了一条意识形态由列宁主义逐步转向民族主义的现代化之路,大力提倡社会主义、党的领导、现代化和国家利益的相统一”,并强调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变既是客观现实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共应变与创新能力的体现。

  美国学者沈大伟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调适与收缩的过程中探讨了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共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功能发生了根本变化,彻底改变了意识形态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意识形态成为一种事后为政策决策论证和辩护的工具。他考察了宣传部门在中国“调适与收缩”过程中的作用,并探讨了本土意识形态运动,即“三个代表”思想、“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以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需要指出的是,海外学者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内容、功能作用和传播意识形态的宣传系统这三个维度上。

  在意识形态内容方面,从注重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包容性到强调胡锦涛“以人为本”、“社会和谐”、“科学发展”的新变化,强调中共意识形态的融会性。在意识形态功能上,认为意识形态的转变既有继承性又有创新性,这种变化为中共的执政提供了合理性,同时也看到意识形态对政策的理性化论证。在意识形态的传播系统上,认为中共宣传系统的适应性变化是中共调适能力的重要要素,现代化的中共宣传系统作为一种信息控制和传播的制度机制对于意识形态的功能拓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三种解释框架: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变革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国内视角。

  国内学术界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发展的探讨则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宏观层面论述政治发展与意识形态的逻辑关联,认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意识形态是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内容,而政治发展又是特定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政治发展和意识形态之间相互依赖,共同促进政治体系的变革与完善。

  二是构建中观解释框架,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这一解释框架主要是强调了政党与意识形态在现实政治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精神的力量必然要依附于政党这一客观载体才能发挥作用,同时意识形态反过来又影响政党的兴衰成败,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从这一解释框架出发,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强意识形态政党,为了保持合法性和发展活力,不断地进行意识形态再功能化,保持了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和开放性,这不仅体现出执政党自身的创新力与修复力,同时也为中国政治发展注入动力,开拓了发展空间。

  三是从微观层面探讨意识形态的具体变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如萧功秦结合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方法,从转型政治学的角度历史地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创新的两个主要阶段、特点及其政治学意义,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发展过程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理论试错和创新过程,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具体机制是“在革命意识形态概念库中,寻找能包容发展性、开放性同时又能满足意识形态对执政党的合法性保护功能的、最有助于表达改革开放理念的符号元素。”刘剑君则强调意识形态是能够成为为政治发展提供准则与蓝图的政治文化力量,其演变过程能够折射政治发展的轨迹,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中国意识形态的合理化完善及其对改革开放的推动。

  总的来说,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思想观念体系”,一方面为社会政治制度提供正当性证明,提高社会公众的政治认同,促进政治体系稳定;另一方面,它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社会政治结构,显示其巨大的改造功能,“一定社会的精神生产、意识形态对其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积极功能的发挥,以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推动着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

  如果要发挥意识形态的正能量作用来促进政治发展,就必须不断进行意识形态变革与创新,正如诺斯所言:“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

  三、现实坐标: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意识形态变革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从“革命斗争型”到“改革建设型”: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改革式重构。

  政党与革命的相结合成功地改变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这种革命不同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王朝更替,它实质上是一种制度的根本变革,辛亥革命改变封建专制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基石,在某种意义上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成功融入到中国社会基质并唤起中国人政治热情的客观结果。然而革命后中国的政治发展并不是以政治制度化为发展目标,相反,直至改革开放前,革命精神作为一种历史惯性一直影响着中国政治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革命斗争型”意识形态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话语性路径依赖。

  政治观念史的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尽管改革和发展在某个历史阶段被提及的次数略高于革命,但是革命精神始终主导着共和国现代化的建设,“革命”成为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阶段的表征。以表一为例,新中国以后“革命”、“斗争”、“改革”、“建设”等关键词出现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党章中的频次有着明显变化。从这些变化中可以看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革命斗争”成为指导国家建设的主导意识形态。对此,刘建军等人认为,党的八大到十一大,在党章和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中“革命”、“斗争”、“阶级”等词汇出现的频率要高于“改革”、“发展”、“建设”,并且“革命”等词汇在使用上往往注重“用于描述实际的阶级斗争或号召人们进行阶级斗争”。相反,党的十二大以来,尽管“革命”、“斗争”、“阶级”也出现在党的政治文件中,但是无论从使用频次还是使用涵义上都出现了明显变化,“革命”等词汇“一般是在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和把改革比喻成一场革命性变革时才使用”。

  与之相近,有学者统计分析了《人民日报》(1949-1979 年)出现的“革命”和“改革”的词频变化。从他们的研究结论来看,革命和改革在 1949 年-1979 年这段历史时期基本呈现同步变化趋势,二者关系较为复杂,尽管1949 年-1961 年间“改革”的词频高于“革命”,但是随着左倾主义泛滥,“改革”一次出现的频率迅速下降。“1967 年,‘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革命’出现的频率也达到了空前的 229%。”从上述研究来看,“革命斗争型”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巨大的政治推动力改造着新中国的政治社会面貌,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整体性的社会改造运动证明了革命精神不仅是推动政府系统高效运转的精神动力,而且也是实现政治整合的思想工具”。

  “革命斗争型”意识形态不仅唤起了人民的政治热情,更是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政治系统。然而,随着“革命斗争型”意识形态的泛滥,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政治发展陷入了一个复杂和矛盾的历史时期。“革命精神”所造成的道德困境和历史困境也严重干扰着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党意识形态进行了重构,成功地实现由“革命斗争型”意识形态向“改革建设型”意识形态的转变。“改革建设型”意识形态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一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二是从增强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和合理性出发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三是从提高意识形态的包容力和灵活性出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改革建设型”意识形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意义和作用体现在:

  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实事求是”原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开辟创造了空间。真理标准大讨论彻底结束了“革命斗争型”意识形态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其政治意义在于它赋予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逻辑合法性。从学理层面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过程,既不能教条主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典论述,也不能照搬照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只能是依靠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和探索实践,用实践标准来衡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指明了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问题。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十五大进一步重申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性质和方向性问题。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一方面从社会性质上明确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另一方面从发展程度上指出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政治发展需要经历若干个具体的发展阶段,其内容是对具体制度进行完善,这是一个动态过程。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阐释框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撑。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科学话语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动力源泉。“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既要解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问题,更要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实现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以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既阐释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又为中国政治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其次“,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科学话语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文化支撑。“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要以先进文化来解放思想,在时代浪潮中引领社会观念的变革,为政治变革扫清观念障碍;强调了先进文化对公民的道德素养、科学文化水平以及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的提升作用,这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最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科学话语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本质目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本质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要求执政党增强其开放性和包容性,拓宽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渠道,协调好人民整体利益和具体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实现人民当家的真实性,增强人民作主的能动性。

  (二)从“改革建设型”到“和谐发展型”: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发展式转换。

  “改革建设型”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世俗化特征,彰显着执政党对意识形态的创新力和开放包容性,并为政治制度创新提供了动力。如果说“改革建设型”意识形态取代“革命斗争型”意识形态是执政党对其意识形态的一种逻辑重构的话,那么十六大之后“改革建设型”意识形态演变成“和谐发展型”

  意识形态则是执政党对其意识形态的一种命题转换。这是因为,改革建设取代革命斗争是要从根本上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逻辑合法性,而改革建设演变成和谐发展则是要凸显出执政党意识形态调整的连续性和平衡性,目的在于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重新阐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

  十六大以来,执政党意识形态之所以要进行发展式转换,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意识形态并不是僵化不变的思想价值和观念体系,而是应注重增强意识形态对转型期社会矛盾问题的解释力。一方面从改革式重构到发展式转换,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变革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把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中心工作。“改革建设型”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就是要从理论层面丰富党的先进性的内涵,为改革提供合法性依据。正如国外研究人员所指出的:“对党的先锋队的新的阐释反映出当今时代的内涵,即生产力、科学进步和人类文明进步发展迅猛的特点,这种观点反映出旨在‘振兴中华’的改革精神”。

  十六大以来,中国发展呈现出新特征和新要求,发展的不均衡性以及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等问题要求执政党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正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命题。对此,郑永年指出,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调整旨在“避免党和中国现实的发展变得不相关,而要使得党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得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从改革式重构到发展式转换,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变革凸显出中国共产党执政形态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发展基调。如果说执政党对意识形态的改革式重构透露出中国共产党从一个运用革命方法治理国家的政党成功转型成一个运用改革建设的方法治理国家的现代政党的话,那么其对意识形态的发展式转换则透露出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形态的完整认识。执政党用“改革建设型”意识形态指导国家建设其目的在于通过推动经济发展来提升执政党的统治合法性。然而,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也日益多元化,如何调适执政党意识形态以容纳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观念,以适应和引导社会现实,并明确党领导国家建设的蓝图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成为新时期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课题。“和谐发展型”意识形态的提出是为了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增强执政党的政治认同,其中“以人为本”为深化改革发展奠定了总基调。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以人为本”的发展基调表明了执政党对多元利益诉求的容纳,对塑造公民主体意识的政治关切,以及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努力追求。

  “和谐发展型”意识形态具有两个基本属性:一是科学性,即“和谐发展型”意识形态所强调的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是一个均衡性发展的战略思路,其根本目的是实现“以人为本”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二是实践性,即科学发展观解决的是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它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总结和逻辑归纳,它要求实现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以质量型发展来回击中国数量型发展模式所受到的批评。这两个基本属性决定了“和谐发展型”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规范性证明既是执政党“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创新体现,也反映了执政党在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所扮演的主体角色。德国学者海克·霍尔比格曾评述到:

  “在胡锦涛时代,意识形态创新和现代的核心内容不仅是对精英主义的‘三个代表’概念进行平民主义的再阐释,而且是对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阐述。在实践的层面,这些概念意味着重新重视社会公平和正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反映出传统的共同利益倾向和党的领导人对‘群众’的关切。在理论的层面上,新的概念已经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把党的领导地位合法化。”

  从政治发展角度来看,“和谐发展型”意识形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

  一是“和谐发展型”意识形态所强调的“以人为本”原则为坚持和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奠定了价值基础。“以人为本”是“和谐发展型”意识形态的核心立场,为实现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提供了价值原则。在“以人为本”理念下,政治发展在目的上始终是关注一定政治社会关系下具体的人,始终是“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民主程序和民主形式是否发达,而在于是否能够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和资本主义政治发展观的根本区别。在具体实践中“,民主政治”和“民生政治”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以人为本”精神原则的重要体现。

  二是“和谐发展型”意识形态所强调的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为坚持和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提出了基本要求。这一要求从外部规定性来看,就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相统一相适应。从内部规定性来看,就是要全面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这体现在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通过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系统功能的优化,建设“和谐参与型”政治文化,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等方面;要协调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这体现在政治参与扩大和政治结构稳定的有机协调,执政党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的有机协调,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的有机协调,基本政治制度完善和政治体制改革步调的有机协调;要可持续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这体现在正确处理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心理变化和可持续性政治发展的关系,并加强制度化建设,提高可持续性政治发展的危机治理能力。

  三是“和谐发展型”意识形态所强调的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为坚持和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提供了具体途径。统筹兼顾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就是要统筹兼顾各种政治关系,即在政治发展过程是通过制度化建设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满足不同政治主体的利益诉求,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关系的和谐稳定;就是要统筹兼顾地发展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在发展国家民主层面要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现社会主义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在发展社会民主层面要规范群众自治,在政府引导下发展社会组织,扩大基层民主,增强社会自治能力,实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四、发展坐标:执政党意识形态创新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

  (一)挑战回应:政治发展视野下的执政党意识形态创新。

  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实践来看,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变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变革创新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提供动力开拓空间;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创新变革提供新的政治环境和条件。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新时期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新任务新挑战需要党不断调整执政思路,更新执政理念,创新执政意识形态,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新的理论指导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当前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挑战有:

  从内部来看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及执政党自身建设对中国政治发展带来的发展性挑战,这主要表现在:(1)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体制转轨相对滞后、利益结构发生扭曲、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群体性事件不断蔓延等深层次问题盘根错节、相互交织,经济、社会、行政等各个领域改革攻坚的难度不断提升,缺乏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宏观设计和顶层设计;(2) 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十分突出,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与中国的政治发展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如何以社会公平正义为导向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并以政治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问题;(3)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党内制度建设、执政理念、党内民主的各环节等方面与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要求还存在一定的不相适应。

  从外部来看主要是全球化和政治经济内卷化对中国政治发展带来的结构性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实际上是深深地内嵌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发展和演变中的,二者之间的碰撞、交织、互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发展过程。一方面,经济全球化降低了国家发展的自主性,同时通过经济卷入西方国家增强了对中国民主输出的动力。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西方国家加紧对中国进行西式民主价值的渗透,其实质是全球化政治经济不平衡条件下对中国的新一轮“政治殖民化”。全球化和经济卷入给中国应对西方的民主输出带来压力和挑战。另一方面,某些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由于政治发展滞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出现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和政治衰败的局面,从而长期徘徊于发达国家门槛之外的尴尬境地,如何避免发展中国家的困境是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又一挑战。

  从应对中国政治发展遇到的挑战来看,要创新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需要注重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增强意识形态的实践性。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增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就是要能够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所追求的战略目标,分析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对合理政治秩序追寻的过程,呈现中国共产党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作的努力和探索,为执政党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具体的行动方向。

  二是增强意识形态的认同性。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目标还必须依赖一系列政治动员过程,才能转变成全民的政治行动。增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认同性就是要使抽象的、原则性的政治发展战略目标转变为公众的政治行动,增强政治发展战略目标的感召力和说服力,使执政党和政府主导的政治发展战略目标内化为全社会的共识。

  三是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增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就是要在比较分析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政治发展经验和规律的基础上,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总结中国政治发展的国情特点、历史阶段、经验路径和现实约束,阐明中国本土化的政治发展的理论内涵、价值维度和评价指标,彰显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理论特色”,从而有效应对西方式民主话语体系的挑战。

  (二)前景展望:“中国梦”是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意识形态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梦”作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开辟了更加光明的前景。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中国梦”政治内涵的本质是在党的领导下,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保障人民当家的合法权利,实现人民作主的政治地位。“中国梦”是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意识形态创新,其政治内涵的理论意蕴廓清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有属性和理论特质,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具体的实践方向。

  首先,“中国梦”的实践性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开拓空间。习近平在阐述“中国梦”的内涵时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中国梦的过程需要真抓实干。“中国梦”彰显着百年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是“中国梦”实践特质的根本体现。拓展和走好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梦”的实践要求。党的十八大从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七个方面勾勒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这些目标,构筑了现阶段“中国梦”视野下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图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梦”的实践特质也为中国政治发展不断开拓空间。

  其次,“中国梦”的认同性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汇聚力量。历史地看,“中国梦”饱含着中国人民不懈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奋斗历程;现实地看,“中国梦”意蕴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人民幸福和共同富裕的发展愿景。从客观上说,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中国梦”提出的实践前提,同时也是其关注的要点。从主观上讲,人自身的超越本性和自我意识的发展是“中国梦”提出的思想条件。“中国梦”的价值维度体现在两个层面上,在集体层面上是追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在个人层面上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国梦”所具有的价值认同、目标认同,使其已经成为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旗帜和指导思想。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梦”的认同性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凝聚了发展力量。

  最后,“中国梦”的包容性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提供支撑。“中国梦”凸显的是民族梦与世界梦的统一,是“民族史”与“世界史”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客观结果,它体现了文明的包容性与多样性。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梦”的政治发展意义在于它阐释了中国政治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合理性,打破了西方“普世价值”的霸权,彰显了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道路自信”;丰富了中国民主法治的理论内涵,打破了西方话语体系的垄断,彰显了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理论自信”;积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制度优势,打破了西方制度规范的延伸,彰显了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制度自信”。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中国梦”的包容性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有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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