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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自由主义的形成及其社会政治理论

时间:2014-08-20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本文字数:9203字
论文摘要

  一、问题的提出

  F.A.哈耶克(以下简称哈氏)是一位极富争议的保守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追捧他的人视其为最富原创性的自由主义宗师,谤议他的人指责其思想过于保守狭隘。他的自由主义理论一度无人问津,但也曾盛极一时,深受西方右翼人士的青睐。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在评论哈耶克和其他三位右翼思想家时略带戏谑地说:“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四重唱歌手,对于自己的信念确实有一定的政治勇气。但他们主要还是伴着社会秩序的声调高低而起伏。所以尽管他们好像经常处在边缘位置,甚至在他们的同仁看来有点行为怪异,但他们的声音在王公大臣那里是听得到的……哈耶克在英国下议院的大堂里赚得了撒切尔夫人的致敬……”可见,哈耶克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争议人物。究其原因,哈耶克是一个坚定的“二元主义者”,他的思想体系中有一种二分法的倾向,如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建构理性与演化理性、自发秩序与组织秩序、宪政自由与民主自由、社会正义与否定性正义等等。哈氏的“二元主义”是具有对立倾向的二元主义,他坚持认同他认为正确的一元,对“错误”的一元则予以批驳和拒斥。本文首先对哈氏二元主义观的历史背景和学术渊源予以澄清,进而通过二元主义视角剖析他的社会政治理论,最后评价他的二元主义观带来的问题及启示。

  二、哈耶克二元主义观形成的历史背景

  哈氏二元主义视野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自由主义从诞生之日起便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世界,它的核心教条是一以贯之的:个人主义、市场主义以及宪政主义等。这些核心教条确立了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准则,如社会规则应当是在个人活动中自发生成的,而非外力强加、人为建立的;经济活动应当由市场调节,而非国家干预;权力结构应当是分权制衡的,而非集权垄断的。尽管自由主义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理论体系,但这些基本教条和准则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然而,随着工业经济的飞跃式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日趋复杂,仅靠个人和市场的力量越来越无法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块顽疾,并在大萧条期间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守夜人”国家已经难以为继。因此,以格林、霍布豪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在19世纪初开始兴起。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内核是宣扬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从而发展人的积极自由。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世界的盛行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达至顶峰。

  在政治实践上,欧美国家纷纷卷入了新自由主义的风潮之中。美国罗斯福政府在二战期间就高擎国家干预的大旗,以应对战争对社会的无情吞噬,美国政府的力量在这一时期大大增强。欧洲在战后也加强了国家干预,建立起福利国家模式,并经历了一段他们为之自豪的黄金岁月。

  尽管新自由主义成功化解了社会危机,但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教条虽得以保留却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自由主义分裂为新旧两个世界。自发进化的秩序观受到了挑战,国家开始成为制定社会规则的主角,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日渐式微。个人主义仍然是自由主义的内核,但个人不再是自发秩序和消极自由的坚定扞卫者,个人开始依附于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进而通过各种政治渠道分得一杯羹。国家地位的提升必然导致国家权力的无限膨胀和日益集中,不论是所谓的“议会国家”,还是所谓的“行政国家”,都表明宪政传统的根基开始腐蚀。

  新自由主义的弊病逐渐暴露了出来。战后,美国政府的力量进一步增强,约翰逊总统推出“伟大社会”运动,企图通过国家这一“有形之手”来改造整个社会,消灭贫困,但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在度过其黄金岁月之后,欧洲各国政府面对庞大的福利计划越来越难以承担,开始显得力不从心,福利国家模式在70年代以破产而告终。

  哈耶克亲眼目睹了自由主义范式的激烈转变,他的学术倾向也一再右转。很显然,自由主义世界内部的分裂是哈氏形成“二元主义”视野的重要原因,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的失败更直接影响了哈氏的思维模式。倘若人们仍然徜徉于古朴传统的自由主义世界,很难想象哈氏会像下文所述的那样用苛刻的眼光丈量一切。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福利国家的破产,以哈耶克为首的新右派提出以恢复古典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简称为新自由主义。词缀的变化揭示了自由主义内部的二元之 间 存 在 着 巨 大 的张力。

  哈氏的“二元主义”视野还不仅仅来源于自由主义世界内部的张力,也来自自由世界和极权世界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自由世界和极权世界是具有本质区分的二元,极权主义粗暴地践踏甚至颠覆了自由主义的核心教条,个人、市场和宪政在极权国家荡然无存。二战期间的纳粹国家、战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家都被哈氏视为极权国家的典型。可以说,从写下《通往奴役之路》开始,极权主义国家就成为哈氏毕生批判的对象。

  作为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却目睹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式微,更令他沮丧的是,新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带来了短暂的繁荣之后,却将社会拖入泥潭,并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极大混乱。因此,在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正本清源成为哈耶克倡导其理论学说的重要前提。

  三、哈耶克二元主义观的学术背景

  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这两大思想渊源实现了哈氏理论在“经济研究方面的‘市场经济预设’与政治研究方面的‘自由的实现’接榫”。哈耶克是一个自由放任主义者,坚决扞卫自由市场秩序,认为人们的行为在自由市场这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秩序的调节之下,能够获取利益的最大化。

  这种“市场经济的预设”的理论内核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哈氏的“个人主义”受益于奥地利学派中的经济学,该学派的边际效用理论持一种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

  所谓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就是将个人主义放在方法论的语境之中,如上文中所说,哈氏并未将个人上升到本体主义的高度,而是将个人置于社会秩序之中,受到社会秩序的制约,同时又主张从个人而非集体的视角对社会秩序进行考察。“哈耶克所主张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在‘整体主义’与‘唯个人主义’这两极之中所作的任何一极选择,而是试图通过同时否定这两种方法而开出一种能够使社会现象得到真正理解的方法论。”

  第一,批判“伪个人主义”。哈氏将自己的个人主义称为“真个人主义”,而将笛卡尔传统的个人主义称作“伪个人主义”。这两种个人主义所依凭的原则迥然相异:“伪个人主义”是一种“唯个人主义”,认为个人具有本体论意义,个人是高于社会的。“真个人主义”则旨在阐明一种自生自发产物之形成的现象。“伪个人主义”认为社会过程受个人的理性控制的时候,社会才能有效地服务于个人,而“真个人主义”则认为如果让人享有自由,那么他们取得的成就往往大于个人理性所能设计或预见到的成就。

  第二,对“方法论的集体主义”的批判。哈耶克并没有因为批判伪个人主义就转而采用“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他认为“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的谬误有过之而无不及。集体主义的本质在于“一方面否定任何并非直接出于理性设计甚或理性不及的各种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则试图仅根据唯理主义的理性观并且以极端的方式从政治上、经济上和道德上重构社会秩序”。哈氏驳斥了集体主义的虚无性,他认为诸如社会或阶级这样的集合体并不存在,有些事情比如生产或消费这样的行为,只有个人才会如此行事,集体是不能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的。“伪个人主义”归根结底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集体主义,因为它割裂了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并进而持唯理主义的思维方式,由此在实践中必然导向集体主义。由此,我们发现“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个人行动是客观存在的,而集体不是客观存在的,它有赖于个人的心智构建。因此要通过个人的行动而非集体的理性使社会得以演化,而非构建。

  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另一个直接的思想渊源是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哈耶克接续了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一是自由观念,二是‘宪政概念’”,哈氏将自由主义划分为英国自由主义传统与欧陆自由主义传统。前者发轫于17、18世纪英国辉格党的政治信条:通过法治政府保护大不列颠人民的个人自由。后者发源于欧洲大陆,主张人们根据理性原则对社会加以重构。哈氏之所以钟情于英国自由主义传统,是由于这一传统是真正崇尚个人自由的:“就更为古老的英国传统而言,在法律的保护下免受一切专横强制这个意义上的个人自由,是主要价值,而在大陆传统那儿,由每个群体自己决定自己政府的形式,占据着最高的位置。这导致欧洲大陆的运动很早就同民主运动结合在一起,甚至两者成了一回事。但这种自由民主所关心的问题,和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传统关心的问题,是有所不同的。”

  英国自由传统与法国自由传统的根本分野在于前者保护的是个人自由,后者则对所谓的民主自由青睐有加,个人自由必然导向自由市场和法治宪政,民主自由则倾向计划主义和多数至上。

  以上从学术背景揭示了哈耶克二元主义观的思想渊源,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对峙、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和欧陆自由主义传统之间的龃龉造成了诸多价值观念内部的二元对立。作为一个正统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这种对立加深了哈氏对于诸如集体主义、建构理性、国家干预这样一些观念的排斥和反感。这种二元主义观深深地植入到了哈氏的社会政治理论之中。

  四、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

  《立法、法律与自由》是哈耶克社会政治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的导论部分写道,对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社会的维续,乃取决于三个根本洞见:“第一个洞见认为自发秩序与组织秩序完全不同;而且,它们各自的独特性与支配它们的两种全然不同的规则或法律紧密相关。第二个洞见主张,当下通常所说的社会的或分配的正义,只是在上述两种秩序的后一种即组织秩序中才具有意义……第三个洞见宣称,那种占支配地位的自由民主制度模式,因其间的同一个代议机构既制定正当行为规则又指导或管理政府,而必定导使自由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逐渐转变成一种服务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联盟的全权性体制。”

  哈耶克的社会政治理论主要就是由法律理论、社会理论和自由理论三部分构建而成的。

  下文将从哈耶克的社会政治理论出发,围绕哈耶克对自由的法律与立法的法律、分配正义和个人正义、宪政自由与民主自由等概念的二元划分来进一步探讨他的自由主义理论。

  (一)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法律与立法
  哈耶克法律理论最深刻的洞见就是将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律更细致地划分为“法律”与“立法”两种类型,“法律”所对应的是“内部规则”,立法所对应的是“外部规则”。

  为什么自由是一项重要的价值?哈氏认为自由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能确保人们在无知之域中自由地探索,进而保证个人所能获得知识的最大化运用。

  自由的价值并不在于使人发展出更正确的预见能力,而是使个人行动与特定的环境和形势相适应,从而达至其个人目的,促进社会的进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自由本身只是自生自发社会秩序有助益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足条件,要使自由成为充足条件,就有必要引入另一个概念:即“确获保障的领域”,或曰“私域”。他认为“个人是否自由,并不取决于他可选择的范围大小,而取决于他能否期望按其现有的意图形成自己的行动途径,或者取决于他人是否有权力操纵各种条件以使他按照他人的意志而非他本人的意志行事”。至于如何保证个人拥有“确获保障的私域”便是哈氏法律理论所要加以解决的。

  哈耶克对社会秩序规则进行了二元划分,即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所谓内部规则,乃是指社会在长期的文化进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规则,亦即哈氏所谓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外部规则则是指那种只适用于特定之人或服务于统治者目的的规则,是经由人刻意设计出来的,亦即“立法”。外部规则是在客观情势中适用于无数未来事件和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的正当的行为规则,外部规则虽然也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但它作为组织或外部秩序的工具,总是在不知不觉中从一般意义的规则转变为特定的命令。

  从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的特征可以看出,哈氏将内部规则即法律看作是维护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自由必定是“法律之下的自由”。当然哈氏并没有武断地否定立法,他认为,内部规则中包括“阐明的规则”与“未阐明的规则”,或“条文化的规则”与“未条文化的规则”。所谓“未阐明的规则”是指“一种描述性质的规则,亦即并未用评议或文字予以表达的惯常行为的模式”,而“阐明的规则”是指“形式化了的规范性质的规则,它们不仅描述行为,而且还经由确立适当标准的方式支配行为”。阐明的规则或条文化的规则事实上就是哈耶克所说的立法,但这种立法是依附于未阐明规则的,是未阐明规则的一种文字表述。

  (二)自由主义的否定性正义观与社会分配正义观

  一如上文所述,哈耶克推崇的是关乎个人行为正当性的否定性的内部规则,即法律。但二战后的西方国家越来越受唯理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影响,议会与政府成为法律的主要来源。议会和政府创立的法律既不具有普遍适用性,而且往往带着特定的目的。“社会公正”一词几乎总是带着道德标的,甚至“社会公正一词今天被普遍用作所谓分配公正的同义词”。哈耶克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秩序都是去道德化的,因此,他认为社会分配正义与个人自由是不相容的。哈氏猛烈地批判了苏联中央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称“一个受指导的经济必须或多或少地遵循独裁性的路线”,对于西方福利国家他同样颇有微辞。在哈氏看来,社会公正要么在自由市场秩序中毫无意义,要么必将摧毁自由。

  在评价哈氏的正义观时,应避免陷入一个误区,即认为他是否定正义的。事实上,哈氏只是否定社会正义的概念,并没有否弃正义本身。哈氏对于正义的使用是有语域限制的,他将正义一词限定在自由市场秩序的范围之内,因为“一种由正当行为规则所支配的自由市场秩序要比任何一种由命令支配的组织型社会都更可欲”。哈氏认为,正义是人之行为的一种属性,“惟有人之行为才能被称之为是正义的或不正义的……一个纯粹的事实,或者一种任何都无力改变的事态,有可能是好的或坏的,但却不是正义或不正义的”。换言之,正义只关乎人们做了什么,做的事情是否正义,而不关乎人们做某件事所带来的后果。哈耶克的正义观属于程序主义的分析进路,将正义归诸人之行动,而社会公正依凭的是道德及结果,因此这两者是互不相容的。

  批判社会正义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有可能成为某些人强制个人自由、破坏自由市场秩序和自由价值的手段。社会正义的基本诉求源于19世纪人们开始普遍关注由交换正义带来的自由市场秩序在机会和财富分配方面产生的不平等现象,社会正义的倡导者们具有一致的理念:一是信奉唯理主义建构论的正义观念,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理性制定社会法则来掌控分配的过程;二是要求有某个代表社会的特定个人或组织强行设定某种为社会所认可的分配模式,通过权力重构社会结构。哈耶克质疑,人们将某种分配模式强加给自由市场秩序的同时是否还能维护自由市场秩序?自由市场秩序受制于正当行为规则,组织遵循的是命令和强制,社会公正正是通过各种命令和强制破坏了正当行为规则,进而威胁到了自由。

  首先,社会正义混淆了个人责任,一方面免除了个人对周遭之物和亲近之人的责任,另一方面又将一些模糊不清的社会责任强加给个人。其次,社会公正运用强制力量按照某种报酬模式分配财富将导致恶劣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贫困问题虽然暂时得到了缓解,但从长远来看则抑制了社会活力,减缓了物质进步,并造成了人们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损害了个人自由。最后,社会公正催生了各种利益集团,它暗示人们可以以正义的名义要求其同意某个利益集团的特殊要求。

  通过对社会正义观的批判,哈耶克表明了维护自由市场秩序及私有财产制的立场。自由主义正义观的核心的特征是它所具有的否定性。否定性的正义观是与正当行为规则勾连在一起的,“正当行为规则从本质上讲是否定性的,亦即具有禁令的性质,换言之,不正义乃是真正的首要概念,因而正当行为规则的目的也就在于防阻不正义的行动”。

  对正义观的二元划分为哈氏批判计划经济和福利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他看来,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是一个不存在分配者的地方,在不存在分配者的地方,也不能有分配公正。当国家出现了刻意进行所谓公正分配的机构时,人们将面临丧失自由的危险境地。

  (三)宪政自由与民主自由

  要搞清楚哈氏对自由类型的二元划分,首先必须厘清他对于自由的定义。哈耶克继承了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观,认为自由是“个人独立于他人专断意志之外的自由”。在《什么是自由主义》一文中,哈氏将自由界定得更加细致:“它首先意味着自由的个人不服从任意的强制。但是就生活在受着保护免于强制的社会里的人而言,也需要对所有人施以某种限制使他们不能去强制别人。”

  哈氏认为,要保障自发秩序和个人自由,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宪政,所谓宪政就是要建立一个实行分权的、立宪的、保障人权的、有限的政府体制,为此人们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要确立一系列重要的宪政原则,政府只有在遵守这些宪政原则的前提之下才能对个人施以强制,由此看来,宪政实际上就是法治,法治是宪政的实施方式。哈氏所言之自由,乃是法治之下的自由。

  所谓法治,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它自己的个人事务”。法治意味着政府机构的一切权力受到限制,约束政府权力的是事前规定并宣布的针对所有人的法律,而不是政府任意制定的、对个人区别对待的法律。法治是区分一个国家是自由还是非自由的标准,制定了齐备的法律体系不等于法治,一个非自由的政权可能颁布了数量繁多的法律,但却不是实行法治的社会。

  但是,在现代社会,宪政与法治的内涵遭到侵蚀。随着议会民主制度的确立和普选制的完善,民主日益成为一项与自由平行的重要价值,二者之间内在的张力是与生俱来的,但人们开始将民主与自由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认为实现了民主也就实现了自由。民主的幻想“使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只要我们用民选的立法机关来‘控制政府’,那么约束政府的各种传统手段也就可以弃之不用了”,很显然,这里的传统手段就是指宪政与法治,在现代民主制度的刺激下,人们相信能够通过多数意见的力量约束政府,进而实现个人自由。

  哈氏并非简单地从“多数的暴政”这一视角批判议会民主,因为在代议制民主国家,多数压根就没有直接统治的权力。事实上,比“多数的暴政”更可怕的是民主的过分发展与议会权力的滥用结合在一起,使民主政府拥有无限的权力。在代议制民主下,多数的民意往往是被伪装的、虚假的,议会在多数民意的授权之下成为拥有最高权力且不受限制的权力机构。议会在获取不受限制的权力后,不再依照进化理性制定法律,而是根据人或机构自身的意图制定法律。

  议会民主的危害不仅仅在于议会权力是不受限制的,还在于议会并不能真正成为多数民意的代表,谋求取得政权的政党必须拉拢各个利益集团,并制定有利于各个利益集团的法律和政策。“正如我们所见的那样,代议机构因拥有无限权力而具有上述悖论性结果,根本就无法使代议机构在它自身的行动中一以贯之地实施它所赞同的一般性原则,因为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代议机构的多数为了继续成为多数,就必定会尽其所能向不同的利益群体提供特殊的好处以换取它们的支持。”

  当然,哈氏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他彻底否定民主,他所否定的只是代议制民主下虚假的多数民意。他认为“严格地说,民主所指涉的乃是确定政府决策的一种方法或一种程序,因此,它既不指称实质性的善或政府的某个目的,也不是一种能够被确当地适用于非政府组织的方法”。从哈氏对民主的理解来看,民主是程序性的、工具性的政治过程,“虽说民主本身不是自由,但是它却是保障自由的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作为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惟一能够以和平方式更替政府的方法,民主乃是 一 种 极 其 重 要 但 却 具 有 否 定 性 的 价 值……”赫尔德在《民主的模式》一书中将哈耶克主张的民主模式称为“合法民主”,它是对于传统的保护型民主的历史传承。这种民主模式对大众民主持否定态度,认为大众民主存在两种危险:“其一,一种武断的、压迫性的多数统治的倾向;其二,多数统治逐渐被多数的代理人的统治所替代。”

  哈耶克主张扩大宪政和法治来保护个人自由,只有宪政和法治得到尊重时,强制性权力才会受到有效的约束。在宪政与法治框架下,“民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实用手段,人 们借助 它有效地保障最高政治目的:自由”。

  五、哈耶克“二元主义”观的利弊与启示

  毫无疑问,哈耶克的二元主义视角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有助于人们获取真知灼见。个人自由、市场经济和宪政法治等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根本原则。上个世纪前半段,全世界之所以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就在于不论是在自由国家还是极权国家,人们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的认知产生了偏差,甚至将一些根本原则彻底抛弃了,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对社会动一次脱胎换骨的大手术。当人类面临智识上的混乱时,就必须正本清源,将人们的思维重新拉上正确的轨道。哈氏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坚定地扞卫了在历史长河中累积下来的智慧,这种智慧直到今天仍有其重大价值,而他的贡献与其非此即彼的二元主义观是密不可分的。

  二元主义观的弊端在于它给予其他学说争论的余地过于狭小。古典自由主义之所以在19世纪走向衰落,在于它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弊病。如它过于强调市场经济和个人的财产权利,而忽视了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的不公平现象。尽管哈耶克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程序上平等了,结果上的不平等并不能称作不公平。但是,在市场经济下,结果的不公平往往就是由过程的不平等造成的,在占有资源极度不平等的前提下,富人和穷人达至成功的机会和手段如何可能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给予适度的干预就是正当的。哈氏咬住国家干预的缺陷不放,忽视了现代社会日益复杂的现实,从而妨碍了国家发挥其正面的作用。因此,没有一种学说能够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一种学说的缺陷往往需要另外一种学说加以弥补。

  因此,在评价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时,必须秉持一种公平、辩证的思维,对其所倡导的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观念予以接纳,对于其偏执的思维模式则应当予以摒弃,切勿陷入非此即彼的泥潭。

  对仍处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中国而言,哈耶克所倡导的一些根本价值仍是我们应当孜孜追求的,个人自由、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全面实现仍然处于进行时。

  另一方面,在改革的深水期,就中国社会的庞大和复杂而言,国家在很多问题上———如贫富差距、利益阶层固化、环境污染、社会安全与稳定等———必然要扮演核心角色,否则,国家将不是在自生自发中走向繁荣,而是衰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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