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堂首页 | 文献求助论文范文 | 论文题目 | 参考文献 | 开题报告 | 论文格式 | 摘要提纲 | 论文致谢 | 论文查重 | 论文答辩 | 论文发表 | 期刊杂志 | 论文写作 | 论文PPT
学术堂专业论文学习平台您当前的位置:学术堂 > 政治论文 > 政治学论文

从国家主权的视角探讨通用语的确立和选择的必要性

时间:2014-08-30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本文字数:5786字
论文摘要

  通用语的全称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即通行于全国的语言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简称《语言法》) 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用语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使这一语言政策得到宪法的保障,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从国家主权的视角来看,通用语的确立和选择合乎中国的历史及国情,顺应政治和民族发展的需要,对维护国家主权、提升国家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确立国家通用语是维护国家主权的根本保障

  从历史上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经验来看,确立国家通用语,是维护国家主权的一个根本保障。为了构建一体化国家,民族国家在建立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实行统一的行政管理和发展同质的国民文化过程中,必须借助某种共同语作为工具或载体。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会采取立法或行政手段确定一种或几种语言通行全国,这类语言通常被称为该国的“通用语”或“国语”。

  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表明,确立通用于整个国家的统一的语言,是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通用语在国家建构过程中主要发挥以下作用: 第一,实用作用。通用语在国家建构中具有多方面的实际效用。通用语尤其是通用的书面语,是保障主权国家处理政治经济事务的交际媒介,是实现上情下达和民主决议、确保民主制度有效实施的重要载体。通用语对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经济建设、教育普及、科技发展等各项事务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统一的语言,上述目标难以实现。此外,对个人来说,掌握通用语是拓展交际和生活空间的前提,是取得社会认同的必要手段和进入主流社会的必备工具。因此,无论是对主权国家还是对国家内部的个体而言,通用语都具有无可替代的实用功能。第二,凝聚作用。通用语有助于提升主权国家的凝聚力。语言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载体,统一的语言有助于国家形成统一的文化和共同的民族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通用语具有象征国民身份的意义。在多数人的意识里,掌握并使用国家通用语是国民身份的一个重要表现; 如果拒绝掌握或使用国家通用语则可能是拒绝国民身份、拒绝融入国民社会的表现。主权国家确立通用语的一个重要意图,正是希望通过一个共同的语言唤起国民的国家身份意识,产生国家认同感,形成国家的内部凝聚力。第三,标志作用。通用语是主权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一个主权国家拥有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通用语,那么这个国家通常会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标志比国旗、国徽、国歌更能反映主权国家的特性,更能代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区别性特征。

  拥有自己的语言有助于界定一个国家,人们可以因为说某一共同的语言而属于某一国家。这是主权国家建构所需要的重要元素。

  总之,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国家意识、行政管理、市场经济、国民文化的构建都需要共同的语言作为交流工具,语言的统一对于多民族多语言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主权的维护和巩固具有根基作用。因此,许多民族国家在构建过程中都对通用语的确立给予很大程度的关注。许多学者都指出这一点,即“语言是民族建构过程中的共生事件”。

  以前苏联的解体为例。造成前苏联解体的因素有很多,“语言国有化”运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开展了语言立法运动,宣布本国主体民族使用的语言为国语。这就是“语言国有化”运动,即在各个加盟共和国之内推行本国本土通用语。这一语言政策变革的实际目的是通过民族语言的“国有化”实现国家的独立。比如,爱沙尼亚自其语言立法宣布爱沙尼亚语成为国语之后,通晓爱沙尼亚语便成为进入国家权力机构的一个重要条件。颁布《语言法》仅仅两年半,爱沙尼亚就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爱沙尼亚从语言的国有化发展到国家的主权化,再从国家的主权化宣布退出苏联,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从一定意义上说,爱沙尼亚的《语言法》之花结出了爱沙尼亚的国家独立之果”。在前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通过语言立法独立出来的有十二个。

  由于语言具有身份认同的功能,政治家们充分利用这一点,通过确立国语的语言立法或语言政策为民族国家的独立开辟道路。“在语言国有化的运动中,语言被各共和国的精英们作为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借此将共和国从中央的集权体制中解脱出来,最终获得政治上的独立”。

  由此可见,语言的统一或分离与国家的统一或分离之间存在着密切而又复杂的联系。前苏联各加盟国的“语言国有化”运动在促成这些加盟国独立的同时,也加速了苏维埃共和国的解体。我们从这一政治现实中所能看到的是,确立国家通用语是推动国家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一个根本保障。前者与后者即使不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也应该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特别是当国家面临统一或分裂大局时,有关确立通用语的语言政策尤其敏感和重要。

  二、合理选择通用语是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基础

  一般认为,通用语这种特殊地位的获得对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在本国经济和政治体制中获取各种社会利益,对于该民族传统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与弘扬,都有着明显的益处。因此,在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中,通用语的选择变得十分敏感,处理不好就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民族冲突或社会矛盾,对社会稳定和国家主权产生消极不利影响。

  ( 一) 选择通用语的原则和重要性

  对于民族及语言数量单一的主权国家而言,由于国内没有其他语言竞争,所以无须考虑通用语的选择问题,民族共同语可以顺利成章地成为国家通用语。这类国家在制定语言政策时,通常不需要关注语言的地位规划,而是重点关注语言的本体规划,对既有的民族共同语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同时,也适当关注对外语的习得规划,有时还制定本国语言向国外推广的政策。按照通用语的数量来界定,这类国家可称为单语制国家,即确立一种国家通用语。

  然而,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这类国家在选择国家通用语方面会遇到很多困难。从世界范围内多民族国家的建构历史来看,通用语的选择一般要依照该国的民族构成和语言国情而定。根据民族结构和民族语言的强弱对比情况,多民族国家可以分为三类,不同类型的国家有不同做法。

  第一类是民族人口结构为单核心型的多民族国家,即某一民族在该国的人口数量占绝对优势,该民族语言也具有较悠久的历史,成为强势语言。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因使用人数少、社会用途小而被边缘化。对于这类国家来说,核心民族的强势语言被选为该国的通用语,一般不会引起其他少数民族的反对,对该国的民族关系和国家主权一般也不会产生不良影响。这类国家制定语言政策的重点是语言的本体规划,同时也在制定外语习得规划和语言推广政策方面投入一些力量。这类国家也是单语制国家。

  第二类是民族人口结构为双核心或三核心型的多民族国家,即生活在该国的两个或三个民族的力量对比及其所使用语言的功能对比强弱相当,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被边缘化。那么该国选择哪种语言作为通用语的问题就十分敏感,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严重的民族冲突。很多国家的做法是,同时选择这两个或三个民族的强势语言作为通用语,以避免产生民族矛盾。这类国家语言政策的重点主要放在语言的地位规划上,可称为双语制或三语制国家。

  第三类是民族人口结构为多核心型的多民族国家,存在众多地位均势的民族,以及社会功能相当的强势语言,而又没有哪种语言可以被视为民族身份的代表。对这类多个民族、多种语言混合在一起的国家来说,选择哪种语言作为通用语的问题尤其复杂。为了避免民族纷争,通常的做法是选择多种优势语言作为通用语。这类国家语言政策的重点除了语言的地位规划之外,还有语言习得规划,国民需要学习多种通用语。这类国家可称为多语制国家。

  以上是世界范围内主权国家选择通用语的一般原则。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如果没有按照上述原则选择通用语,就可能引发民族矛盾和冲突,对本国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和统一的国家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在原巴基斯坦,孟加拉人当时占全国总人口的56. 4%,他们要求巴基斯坦的语言政策制定者把全国大多数人使用的孟加拉语定为国家通用语,但是这个要求遭到拒绝。语言政策制定者认为,虽然使用孟加拉语的人口最多,但是分布不够广泛,仅仅集中在孟加拉一个省; 而使用乌尔都语的人口数量虽然很少,但是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尤其在伊斯兰教中广为使用,影响力很大。为此,他们选择乌尔都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这一做法导致孟加拉人的强烈抗议,并发动了大规模的“国语运动”。经过长期激烈的斗争,1956 年巴基斯坦宪法被迫宣布孟加拉语和乌尔都语共同作为国家通用语。但与此同时,却又让孟加拉语和乌尔都语采用相同的文字。

  这进一步加深了孟加拉人对中央政府的不满,此后政府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语言政策都被看作是反对孟加拉语的阴谋。1971 年,巴基斯坦分裂。尽管造成分裂的原因很多,但是关于孟加拉语的地位规划问题是公认的一个重要因素。巴基斯坦政府不顾孟加拉人的民族意愿而选择乌尔都语作为唯一通用语的做法,既违反了巴基斯坦语言生活的实际,又伤害了孟加拉人的语言利益和民族感情,导致民族关系出现严重危机,语言纷争逐渐演变成抵制巴基斯坦政府统治、反对霸权主义的运动,最终导致孟加拉民族从巴基斯坦分离出来,建立了独立的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的分裂给多民族国家语言地位规划带来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原巴基斯坦存在两种势均力敌的语言,孟加拉语使用人口众多,乌尔都语使用范围广泛,故而是典型的双核心型多民族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最稳妥的做法是遵循双语制原则,将孟加拉语和乌尔都语共同确立为国家通用语。但遗憾的是,原巴基斯坦的语言政策顽固地采取了“一个国家、一种国语”的模式,为巴基斯坦分裂埋下伏笔。

  在这一事件中我们再次看到语言的双重政治力量,即语言既可以成为促成国家统一的积极力量,也可以成为导致国家分裂的消极力量。

  ( 二) 新中国成立后对通用语的选择

  中国是典型的单核心型多民族国家,汉族自古以来就是主体民族,汉语始终占据着民族共同语的地位。新中国选择汉语为通用语,采取单语制的语言政策,是毋庸置疑的正确选择。

  1. 汉语是唯一的强势语言

  自秦朝以来的两千多年里,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创造和发展了中国的疆域、历史和中华文明。中国的民族同质性非常强,汉族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与此相应,汉语毫无疑问地成为强势语言,不但使用人口最多( 母语是汉语的人口已超过全国总人口的 95%) ,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被优先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比较少,而且主要用于语言社区内部的日常生活领域; 即使有些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使用功能相对较强,但也无法与汉语相比。少数民族在这种不平衡的双语环境中,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自发地学习强势语言,普遍认为掌握汉语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语言国情决定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是理所当然的。

  2. 普通话是唯一的强势方言

  汉语是一种多方言的语言。学术界普遍将汉语分成七大方言,包括官话( 北方话) 、吴语、粤语、闽语、湘方言、赣方言、客家话等。汉语的官话方言( 亦称北方方言) 分布最广,官话区人口占汉语总人口的 67. 75%,彼此通话没有太大的困难。而东南各省的汉语方言差别很大,彼此之间不能有效通话。新中国在确立汉语为通用语之后,选择了汉语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这合乎语言使用的事实和语言发展的历史规律。以北京话为代表的汉语北方方言早在明代就成了中国的“官话”,即“官员使用的语言”,作为全国通用语言的口头形式。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国语运动”的开展,“官话”被叫作“国语”,意为“全国性的语言”。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体现“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国家弃用“国语”一词,改称“普通话”,意即“通用之语言”。

  可见,中国民众早就普遍接受了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官话、国语或普通话。这说明,新中国确立汉语普通话为国家通用语,是顺应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自然选择,并非人为规定。这一选择顺理成章,并未引发其他方言区的不满和冲突。

  3. 新中国成立后通用语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之初,汉语在全国范围内并不普及。从书面语来看,全国 80% 以上的人口是文盲,汉字难学、难认、难写,故而难以在广大群众中通行; 从口语来看,汉语的方言众多,有些方言差异很大,相当一部分方言区之间不能彼此通话。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日常生产、生活的合作与交往,制约了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为合情合理解决好上述问题,国家发挥了各个领域的作用,全方位地开展工作。首先,发挥立法和行政的作用。1954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语言政策,即“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国务院相继成立主管语言政策的直属机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一些省、直辖市也设有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的相应机构。此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统一领导下,主管部门具体负责落实各项工作,优质高效地完成了新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 1956 年 1 月 28 日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6 年 2 月 6 日发出《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 年 2 月 11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确立通用语的过程中,国家充分发挥了立法和行政的权威作用。除此之外,国家还发挥了新闻出版、学术研究、社会团体的作用,以及社会各界着名人士的影响力,同时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大力培养语言和语言政策方面的专业人才。上述措施,可以说集中发挥了全社会的力量,使新中国的语言政策及语言规划工作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

  总之,1950 年代的文字改革政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项重要举措,普通话、规范汉字、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最终确立了新中国的国家通用语,各项建设事业的开展有了统一的语言基础,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有了统一的交际工具,国家对外交往有了统一的语言标志。国家通用语的确立和使用,为建设统一的新中国、巩固和维护国家主权提供了根本保障。

  [参 考 文 献]
  
  [1]苏·赖特.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
  [2]周庆生. 魁北克与爱沙尼亚语言立法比较[J]. 外国法译评,1999( 1) .
  [3]周庆生.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06)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
  [4]何俊芳. 国外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与民族关系[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 4) .
  [5]周庆生. 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的发展[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2) .
  [6]陈章太. 语言规划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相近分类:
    • 成都网络警察报警平台
    • 公共信息安全网络监察
    • 经营性网站备案信息
    • 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 中国文明网传播文明
    • 学术堂_诚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