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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主要实现途径

时间:2014-09-10 来源:未知 作者:学术堂 本文字数:6359字
论文摘要

  一、当代中国民营资本及其政治诉求的内涵

  中国民营资本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产生的一种新的资本形态,作为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推动了市场化改革进程,同时也成为推动我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民营资本在参与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其主体必将提出一定的政治希望、需求、价值取向或偏好,即民营资本的政治诉求.由于民营资本产生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基础之上,因此从一开始就要面临经营合法性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歧视问题、不平等待遇等方面的困境.所以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破除阻碍,争取相应权利的过程.中国民营资本的政治诉求从基础层面看主要表现为:希望将民营资本发展过程中获得的阶段性成果---生存权、发展权、平等权、参政议政等各种权利通过一定的程序和运作体系,能够最终形成党的决议或者以国家政策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希望实现上述过程的的程序性、合法性和持续性,以保证自身发展需要.由于民营资本在中国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有关中国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相关问题的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

  二、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主要实现途径

  作为民营资本代言人的民营企业家群体是新社会阶层的主要代表,他们希望通过主动参与政治,为企业发展营造较好的政治环境,能使政府注意到他们的利益和要求.此外他们还追求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因为较高的经济地位将决定民营资本的主体具备更多、更好的政治参与条件,比如政治参与所需要的充分信息、良好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等.政治机会在某种程度意味着经济利益,随着民营资本经济地位的提升,其政治诉求日益增强,他们在既定的政策环境条件下,寻求不同的实现途径,将其政治诉求以政府政策、国家立法或执政党政策等不同方式固化下来.当代中国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途径有制度化途径和非制度化途径之分,而这两种途径又可以进一步细化,总的来看呈现一种多元化的趋势.

  (一)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制度化途径

  近年来以民营企业家为主要构成的新阶层人员,正在国家的各种政治通道中不断崛起.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民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比较高,存在政治诉求的制度化渠道,使其建议和要求能够被纳入政府的意见综合过程,甚至已经对中央和地方某些方面的决策与施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体地讲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制度化途径主要体现在:

  1.加入中国共产党

  近年来大量的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成为民营企业,而这些企业的负责人大多是共产党员.在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民营企业家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热情高涨.在 2001 年江泽民"七一"讲话后,民营企业家中的党员人数增长迅速.2002 年第五次民营企业调查显示,"民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比例达 29.9%,民主党派成员为 5.7%.而前几次的比例分别为 1993 年 13.1%,1995 年 17.1%,1997 年16.6%,1999 年 19.8%"[1](P2),2006 年第七次民营企业调查成为中共党员的民营企业主占 32.2%.

  2.在企业内部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

  "民营企业建立了党组织,一方面,党组织能够通过民营企业中的党员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和进行政治监督;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主就可以通过党组织这一正式渠道向上级表达自己的某些要求,还能扩大企业的社会知名度."[2](P91)在企业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典型代表是浙江传化集团,该集团于1995 年申请建立了由 13 名共产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并于 1998 年组建了全省第一家民企党委.这一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重要途径对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促使中国共产党党章的修改."中国共产党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其中多项内容涉及民营企业.引人注目的是,党章在第三十二条中,新增加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主要任务的规定.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领导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3]党章还进一步规定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只要有三名以上共产党员的基层单位,都可以建立一个党的基层组织.

  十八大的民营企业家党代表中的梁稳根是最引人瞩目的,不仅因为三一重工是中国机械制造业唯一一家进入全球企业市值 500 强的上市公司,更因为其掌门人"弃商从政"的诉求.三一重工还将党旗插到了海外,在美国、德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均建立了党支部.在 2012 年 3 月 21 日召开的"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梁稳根受到习近平、李源潮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介绍称三一党委成立于十年前,现设 3 个分级党委、6 个党总支和 53 个党支部,党员人数5186 人,占员工总人数的 9%."党建工作已经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梁稳根提及三一党建工作的一些特点,譬如各事业部、子公司等,"如果行政一把手不是党员的,要配备党员干部担任支部书记兼行政副职."这也与之前三一"干部提拔要先入党"的做法吻合,他曾说:"优秀的党员可以成为优秀的高管,但优秀的高管未必能成为优秀的党员."目前中国多数的民营企业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民营企业中党的活动也逐渐趋于正规化、常态化.以温州民营资本为例",在这些企业中'党支部''、共青团',甚至'妇联'等党团组织应有尽有,在这里,对政策风向观察之敏锐、学习党政文件之细致、参与党团组织活动之热情,令人瞠目"[4].在浙江的传化集团内部结构编制上,党委、团委、工会、妇联一应俱全,党员活动室的墙上还张贴着马、恩、列、斯、毛、邓的画像[5].据新华网报道,红豆集团党建工作于 2011 年 6 月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编撰出版了《党建工作标准》,实现了企业基层党组织活动的制度化.

  3.积极参与基层公选

  当前我国较基层部门领导人或部门工作人员越来越多地通过公选产生,鼓励民营资本的主体参与基层公选,体现了中国执政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决心.通过参与基层公选,一些具有一定的人格魅力、可以代表公众利益的相对资本实力雄厚的民营资本代表纷纷以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身份步入中国的政坛.这可以说是民营资本政治诉求最直接的方式.如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企业重庆力帆轰达实业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2003 年民营企业主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出任了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无锡远东集团董事长蒋锡培是十六大上唯一真正以"民营企业家"身份填表登记的党代表,他担任公司所在县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们都是民营资本主体参与基层公选过程中的具有典型性的代表.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成为党代表的民营企业家从 2007 年的十七大上的十七人增至 24 人.而且在 2011 年 11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中要求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央企的代表中,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所占比例从十七大时的"一般不低于 30%",增至"一般不少于 32%";相应地,党员领导干部所占比例从彼时的"一般不超过 70%",减少到"一般不超过68%",因此当选的民营企业家们,具有典型基层特色的代表(包括五位村镇企业家)占到六成以上的比例.可见,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国家制度设计上普通公民政治参与的空间会得到进一步扩展,未来通过参与基层选举实现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趋势会更加明显.

  4.在社会中介组织中担任职务

  社会中介组织一般是指那些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提供一定市场服务的市场组织[6],如工商联、妇联、青联以及民间协会和社团等."以工商联为例,它是工商业界组织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它实际上是'非公有制经济'方面的工商联,主要代表个体工商业劳动者和民营企业主进行意见表达"[2](P92).

  上文提到的民营企业家尹明善和徐冠巨则分别担任重庆市和浙江省工商联的会长.这些社会中介组织能够真实地反映民营企业家的利益和要求,并可能形成稳定的群体支持和不断增强的影响力.目前工商联、青联、妇联已成为执政党联系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重要媒介,具有一定的官方性质;民营企业成立的一些同业公会或商会则是民间性机构."许多基层商会和同业公会领导人也同样被安排进入了各级人大、政协或有关人民团体任职,成为一支重要的参政议政力量."[2](P92)另外民营资本及其代言人对于公益事业的投入热情很高.正是通过大量的公益活动,企业家赢得了社会的尊重,也成就了他们自己,进而扩大了社会影响力,提高了政治地位.2008 年在抗争救灾捐赠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众多的民营企业的身影,作为中国民营企业代表的加多宝集团(王老吉)捐款高达一亿元的慈善壮举,诠释了这个时代最值得树立的民族企业精神.这种由公益而政治的路径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浓厚"政治情节",可谓是中国民营资本的又一特色,这也是中国特色的改革路程中,民营资本长期同政治博弈的结果.

  上述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制度化途径,也充分体现了国家的党政部门从是否拥护党的领导、经济实力强弱、社会影响力的大小、参政议政能力的高低、是否具有社会责任、热衷公益事业确定相应的标准,对民营资本进行的制度安排,加强对新社会阶层中优秀分子的政治安排等方面的现实体现.这种制度化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政治参与行为和政治诉求的方式已经获得"政治系统的认可,其政治参与实践是在现有政治系统的框架内规范运作,如参加社会团体、加入执政党或经有关党政部门和组织的推荐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在某社会团体中担任一定的职务等"[7],这是一种在现行法律和政策所许可的范围内规范、有序的民营资本政治诉求制度化途径的体现.

  (二)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非制度化途径

  但是由于存在制度不完善的问题,致使部分民营企业家政治诉求产生了一些非制度化的途径,如民营资本凭借经济实力影响基层选举,实现向政治权力的渗透;通过与政府干部之间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靠拉"关系",影响立法和政治决策.民营资本借助官员的权力寻租获得了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实现了资本的经济权力,进而为谋求政治权力奠定经济基础.由于中国政府的大量社会资源都掌握在官员手中,权力寻租成为政府官员腐败的罪魁祸首.面对民营资本政治诉求途径的多元化特点,党和国家应不断进行政策调整,积极疏通民营资本的主体政治诉求的合法途径,减少其非制度化途径,将是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制度不完善的问题,致使部分民营企业家政治诉求实践中,产生了一些非制度化的途径.民营资本或者是由于没有机会通过合法渠道进行政治诉求,或者是由于合法性渠道不能满足其利益诉求,再或者是合法性诉求的成本太高等等,造成了个别民营企业家寻求非制度化的诉求途径,这在某种程度上将可能会对我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相互作用的方面:

  1.民营资本凭借经济实力影响基层选举

  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协调发展的进程中,民营资本的实力日益凸显,政府无论从中央还是到地方,都对其给予了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引进民营资本,给予民营企业许多优惠政策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和提高政绩的重要途径.于是民营资本迎合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观,一些相对社会声望高、资本雄厚的民营资本的代言人通过基层选举在政府取得一定的官职,实现向政治权力的渗透,并利用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源谋取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

  目前基层公选的参选人范围很广,最终中选的人一般还必须具有一些诸如资本实力、权力基础等特殊的参政条件.这些人凭借自身拥有的权力本钱或资本实力的优势,起初以维护公共利益期许选民,以获取选民的选票.而当顺利当选后,这些民营企业家出身的"代表们"却总会利用自己的职务,利用自己在权力场的关系网,为自己的事业发展谋取利益,壮大自己的资本经济实力,而将公共利益置之脑后.一些民营企业家对政治权力的渗透,使得权力结构体系中资本的作用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在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前提下,政治权力结构体系除具备某些原有的体系色彩和特征外,还将具有资本权力化、权力阶层化等新的特征.由于中国相关基层公选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对于那些候选者通过选举获得政治资本、谋取利益、背弃竞选承诺的行为无法形成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方面的弊病亟待通过进一步制度化加以完善,也必将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新课题.

  2.民营企业家与政府干部之间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

  由于我国政治体制还在改革过程中,还存在大量不规范的方面,导致权力寻租现象屡禁不止.由于中国政府的大量社会资源都掌握在官员手中,导致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普遍存在,这为民营资本政治诉求提供了一种非制度化的途径.

  在缺乏正规政治诉求渠道和组织运行机制弱化的条件下,多数民营企业家致力于与政府官员或地方干部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靠拉"关系"就成为民营资本影响立法和政治决策的非正式途径之一.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不存在通过政治捐款等手段对立法和决策施加影响的长效机制,但在较小的范围内和某些特定的问题上,民营资本可以通过提供赞助,实现一些所谓的"公共关系"和"公关政策"目标取得实现自身发展的优势资源,或是在某些方面得到政策性的"照顾"和官员的庇护,从而达到利用私人关系对某些政治决策产生影响的目的.于是权力寻租成为政府官员腐败的罪魁祸首,而民营资本借助官员的权力寻租获得了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实现了资本的经济权力,进而为谋求政治权力奠定经济基础.

  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非公经济快速发展,资本的经济权力实现了迅速扩张.权力资本化现象与资本追求价值增值的最大化是密切相关的,即一旦资本具有向政治领域渗透的机会,资本的经济权力必然产生通过政治权力实现价值增值的要求.在中国政治权力结构不合理、利益表达机制和谈判机制缺乏情况下,资本贪婪的本性往往与政治腐败形影不离,土地批租、金融腐败和公司上市以及企业产权改制过程中的腐败现象,受贿者和行贿者各取所求,是政治权力寻租行为的具体表现.民营企业家与政府干部之间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实际不是市场化发展的结果,而恰恰是市场化不完善、不彻底的结果,即由于我国市场体制还不完善,导致权力寻租行为在市场夹缝中滋长和蔓延,从而形成了上述资本经济权力与政府的政治权力结合的路径.

  三、民营资本的政治诉求的实现途径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无论是制度化的途径还是非制度化的途径民营资本政治诉求不仅仅是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同时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的变量也是推动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这决定民营资本及其政治诉求与政治发展紧密相关.

  一方面民营资本的政治诉求的实现途径对中国政治发展有积极影响.面对民营资本政治诉求途径及方式存在的非制度化的趋势,党和国家应不断进行政策调整,积极疏通民营资本的主体政治诉求的合法途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

  而另一方面如果非制度化的途径过多的发挥作用,容易导致利用制度漏洞和个别官员的腐败,通过贿赂当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国家公务人员,通过拉拢腐蚀政府官员用金钱支配国家权力,干扰政府决策等政治权力资本化的现象,对中国政治发展和民主建设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影响政治稳定,"如果制度准备不足,扩大政治参与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8].

  因此必须加强制度化建设,尤其要加强我国新社会阶层成员政治诉求的制度化建设,规范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途径,把我国迅速发展起来的新社会阶层政治诉求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即在尊重宪法和有关法律对公民政治权利规定的前提下,建立必要的法律制度,用法律规章的形式把政治诉求的内容、范围、途径和方式等方面的内容确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用法律来调整、规范民营资本的政治活动,使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诉求逐渐趋于秩序化和规范化.

  参考文献:

  [1]中国民营企业研究课题组.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报告[J].财经,2003.

  [2]朱光磊,杨立武.中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形式、意义和限度[J].南开学报(哲社版),2004(5).

  [3]党章规定民企党组织任务"[N].解放日报,2002-11-27.

  [4]周永亮,董希华.温州资本[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193.

  [5]唐凯林.从政老板徐冠巨 中国式的富人政治[N].英才,2006-4-29.

  [6]郭国庆,陈凯,焦家良.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新华文摘,2006(06).

  [7]孙岩.政治和谐与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J].理论月刊,2008(4).

  [8][日]蒲岛郁夫.政治参与[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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