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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英华人的人权状况与维权思考

时间:2015-01-12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本文字数:4564字
论文摘要

  中国对于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神秘而又神奇的存在。西方媒体中大肆渲染中国的崛起及其学术界中煞有介事的中国威胁论,令许多西方人恐慌不已。继美国 9. 11 恐怖袭击事件和英国伦敦 7. 7 地铁爆炸案之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文明的过激反应点燃了公众的“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 ,使得白人公民对穆斯林的种族仇恨不断激增,导致了如今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Christen-dom and the Islamic world) 阵营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相比之下,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恐惧”从未上升到如此激烈的程度,然而这并不能说明旅英华人享受同白人一样的社会待遇。回顾历史,虽然《人权宣言》使得种族歧视不再合法,但西方世界骨子里的优越感及这种优越感带来的严重偏见,从未真正灭绝。正是由于这种优越感,大多数白人公民不愿意去深入了解中国,而当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让西方世界无法忽视的角色的时候,他们忽然意识到,这个遥远的文明古国逐渐脱离了西方的控制。这种强烈的失控感也许是西方国家“恐惧”中国的原因之一。这种失控感和恐惧感,作为一种集体的潜意识,深刻地影响着英国的白人与华人之间的关系。西方人的优越感让他们误以为只有西方经历了现代化、工业化、理性化、世俗化的社会才是“现代的”(参见关于 modernity 的学术讨论) ,与之不同的则被笼统地贴上“落后”的标签。

  一、
  
  在国际社会中,“存异”本应是一项基本权利,而西方社会却以全球化为载体,以自己带有基督教色彩的文化系统作为普世价值的标准,以其强势文化做后盾支持着他们的话语权,在享受着“救赎”“落后者”的同时不断同化其他民族。这种同化的欲望,在英国社会中主要有两种表达形式。

  第一种情况表达为针对中、上层阶级的同化。

  这种同化的对象主要是以在英求学的留学生、交流学者、文化交流者和商人为主,西方通过媒体的刻意渲染与学术所谓“客观理性”的评论,不断强化“中国人民需要西方的人道主义组织来拯救”这样的观念。

  我们需要反省,西方这样的洗脑之所以成功,一是由于国内媒体长期以来宣传方式的单一化、程式化,以及遇到突发事件时不适当的处理方式,使得民众对其失去了信任; 二是国内的学术缺乏自己的价值体系的构架,在照搬西方知识理论的同时,没有吸取到其逻辑思辨,以理服人,重实证、重检验的精华,而是一味用西方的知识来解释自己的发展,就如同穿着不合脚的鞋走路,一方面硌自己的脚,另一方面贻笑大方。对中国国情的解释被认为是“袒护”、“五毛”,相比之下,有些人更愿意相信看似合理的西方的“解释”,尽管一些西方学者通过有选择地使用“证据”来表达他们的偏见。在国家发展的进程中,简单地要求学术和政治的“隔离”是不现实的,我们也应看清,西方的学术界难道只因为披了一层“理性”“实证”的外衣,就能全然撇清与政治的利益关系吗? 一些西方学者通过拼凑证据、歪曲事实,满足了西方政治宣传的需求,也满足了一部分无知民众的猎奇心理。一旦形成这样的路径依赖,学者们甚至颇有影响力的学术大儒,都在无意识地遵从这一路径,以至于无意识地成为被他人利用的扩音器。

  于是民众道听途说,人云亦云。

  从众是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弊病,而这一弊病乘以十三亿人就足以形成毁灭性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如果不加控制,反而冠以“革命”的美名,社会必定动乱。笔者在“民权”组织工作的时候,曾看到一个案例,福建的溫某在申请政治避难的时候,故意捏造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实,还硬是把自己的名字加在反共杂志的编辑之中,以迎合西方的好感,殊不知在西方人看来,这种人无异于跳梁小丑,受到一点煽动就攻击自己的祖国,这样的人,在被西方人利用的同时照样被他们鄙视。

  缺乏自己的文化体系构架的表现,是大规模无意识的盲目从众。2012 年,恰逢伦敦奥运会,一条未经证实的微博短短几天之内被转发超过 10 万次:“同样两名中国选手,易思玲得了金牌,喻丹得了铜牌,但得到的待遇却天壤之别,国务院发的贺电上没有喻丹的名字,CCTV 连一个喻丹的特写镜头都没有,当记者采访完易思玲想起喻丹的时候,她已经悄然离开,在这个不懂得尊重的国度里,除了金牌本身,没有任何伟大”,这只是无数毫无根据的微博的其中之一。由这条微博引发的网络骂战可谓来势汹涌、滔滔不绝,甚至引申出“这个国家没救了”,“中国没有普世价值观”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言论,少数理性网民“不要相信传言”的呼吁根本无力阻挡谩骂的大潮。这种骂战的本质不在乎真实性,甚至已经不关乎爱国、不关乎政治倾向,因为无论替哪边说话都会被骂,这些与伦敦奥运会相关的骂战从中国的体育精神延伸到政治制度,更令人不解的是甚至涉及了教育体制。正是由于一些民众缺乏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导致这种网络骂战成为每个个体对生活不满的发泄窗口,网民自己成为这种语言暴力的受害者,而他们又通过同样的宣泄手段把这种病态的集体无意识传染给更多的网民。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网络环境下,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政客根本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去“策反”中国的学者,只需要雇佣几个网络推手制造几条谣言,就足以通过网络“成就”一场惊天动地的蝴蝶效应。

  第二种情况表达为对底层移民更加直接、赤裸的种族暴力。虽然西方国家经常打着“保护人权”的旗号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指指点点,但在英国本土却也存在着极其恶劣的对华种族侵害现象。据英国犯罪调查(British Crime Survey ) 2005 - 2006 年的报告,有 31%混血和亚洲背景的人比 26%的白人更容易成为犯罪的受害者。英国几次主要的华人移民潮开始于“二战”之后、1967 年的香港“六七暴动”之后,以及一些人所谓的“政治避难”。早期移民的以农民和打工者为主,他们大多数不懂英语,来英之后大多从事最底层的工作,对华人社区有强烈的依赖感,除工作之外极少与外界接触,孤独和抑郁的现象非常普遍。由于很多人在英国并没有注册合法身份(undocumented) ,因此他们在受到袭击的时候不愿意去报案。依照英国法律,偷渡者受到的任何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一律责任自负,所以通常的情况是许多华人报案之后首先被调查的却是他们自己。另外,英国警察系统长期存在制度性种族歧视(Institutional racism) ,这样的种族歧视受到穆斯林的猛烈批评。在华人与白人发生冲突时,白人那一方经常会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合理防范,而本是受害者的华人却遭到拘留。在此背景下,早期的华人移民逐渐养成了“隐藏自己”的习惯。

  英国华人第一代移民以个体户为主,1991 年至2001 年这一比例逐渐下降,第二代移民倾向于在劳务市场寻找就业机会,在英国除白人外的少数民族中,华人的失业率最低,从经济能力上来说一直是一个较稳定的移民族群。直到 21 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又推动了留学移民潮,到 2001 年为止英国华人人口约占其总人口的 0. 5%,其中三分之一是留学生。然而,移民成分的改变并没有对制约英国的种族歧视起到太大的作用。

  二、
  
  从民族性格上来讲,大多数华人本质谦恭,尤其身处他乡,怕惹事、怕麻烦,遇到事情总是愿意息事宁人。这种低调、妥协的态度在他人看来也许就是一种民族自卑感,想要隐藏自己,不想被人关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焦虑和忧郁并不被看做是心理健康问题,即使真的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也会碍于“面子”不去求助于专业机构。《伯明翰华人移民的心理健康》的抽样调查问卷显示 60% 的华人移民遭受心理问题的困扰。同样,根据曼彻斯特华人社区中心的统计,有 61. 1%的受访者承认遭到过恶性袭击,但其中四分之三的人称从未报警。这种长期的压抑心里也导致了种族间的积怨不断加深。

  2005 年 4 月 23 日华人餐馆老板米高黄陈(音译) 被多名年仅十几岁的少年持铁铲、金属管等凶器恶意伤害致死,事后警方拘捕了 19 名英国少年,其中 6 人被指控谋杀罪。这是反华暴力事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次事件,此后,“民权”组织建立了华人报案热线,之后不断接到各地打来的求助电话。据“民权”组织关于旅英华人遭受歧视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在英滞留的合法身份,靠贩卖 DVD、外卖生意赚取收入,很多人没有固定的居住地点,只能住在工作的地方。

  种族侵害的方式从歧视性的称谓(chinky) 到人身攻击、纵火、严重致残及谋杀等。2000 年由“民权”组织发起的共有 30 个华人商铺参与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华人遭受了种族仇视的间接伤害,包括受害者周围的家人、同事等受到的伤害,可见种族歧视影响之广。由于非法身份的原因和华人社区的集体性格及有关数据的严重缺失,导致了英国政府针对华人制定的政策缺失。基于警察和华人社区间相互的不信任使得华人在遇到袭击的时候更愿意从华人志愿机构寻求支持,这就更加疏远了与政府的距离。曾有一名受访者说: “有时报警一点用也没有,他们不能理解少数民族是种族侵害的目标,我宁愿找社会工作者解决问题也不愿意找警察帮忙”。

  2012 年 4 月,在伦敦 1 区,DVD 商贩陈某(女)被一名白人出租车司机殴打,导至其颅骨骨折,由于创伤后的应激反应,对事发当天的情况她完全没有记忆。笔者在为其做档案时,她头部太阳穴上方的一块颅骨刚被手术取出,这一颅骨要在一周之后才能重新放回她的头部,可想而知当时两人的冲突是多么激烈。笔者看她身高不足一米五,体型瘦小,很难想象以她的力量怎能与一名白人男子相抗衡。而据白人司机称,当天陈某上了他的车,在向他兜售DVD 时两人发生了口角,并发生肢体冲突,白人司机是在自卫中误伤了陈某(有几名人证证明当时陈某手中拿有一块砖头) 。而“民权”组织依据警方的调查分析认为,一是事发地位于该白人司机的居住地附近,几名证人都是他的邻居,因此证人的证词可信度并不高; 二是陈某称因为知道白人对华人有种族歧视,所以自己“绝对不可能上白人的车去卖DVD”,而且也“绝对不可能先动手打人”。因为这一冲突没有监控资料等有力证据,陈某的证词就至关重要,但陈某因为当时丧失记忆,无法提供有效证词,最终警察局结案,白人司机无罪释放。陈某在几次与警察的交涉过程中,因为不通英语,警方也没有积极为她提供翻译,在陈某没有完全明白警察意图的情况下,警察局以英语告知陈某因为没有证据需要结案。2012 年 7 月,陈某委托“民权”组织给警察局写信,说明自己并非永久性失忆,据医疗诊断有恢复记忆的可能性,因此要求警方不要急于结案。

  “民权”组织认为,从人权角度上来讲,即便英国法律不为偷渡者提供保护,非法移民也应享有最低限度的人身安全的权利。在英国的移民受到此类恶性种族侵害时,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政府应优先考虑对其人身伤害的适当补偿,而不是先因其非法身份而拘留她。直至笔者发稿之日此案还在与英国警方的进一步交涉之中。

  三、
  
  从文化的发展去推动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以留学生、学者、商人为主的中上层阶级接触到更多的是西方媒体的刻意渲染,以及学术上对中国国情和政治的扭曲和诋毁,进而附和西方的媒体和学术,只顾着对中国进行责难,一味向还在发展中的中国无标准地索要人权和民主,而忽略了英国阳光下的阴谋和暴力。而以非法移民为主的弱势群体受到严重的种族歧视却不愿意、不敢,也没有能力去维护自己的基本人权。究其根本,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要注重做强本体文化,改变海外华人的“弱势”状态,才能在与西方的交涉中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和更多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 庄庆鸿. 国务院奥运首金贺电遭遇网络暴力[N]. 中国青年报,2012-07-31(8) .
  [2] Shu Ling Huang & Anne Spurgeon. The Mental Health ofChinese Immigrants in Birmingham[J]. UK Ethnicity &Health,2006,11(4) : 365-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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