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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学视域探讨西路军失败的原因

时间:2014-07-11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本文字数:3014字
论文摘要

  一、敌强我弱的实力对比
  
  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之初,只有 2.1 万余人。部队所面临的主要敌人是马步芳、马步青部 3 个骑兵旅,4 个步兵旅,2 个警备旅,共 3 万人。另有一定战斗力的民团 9 万人,总共是西路军的 6 倍。如果再加上尾随西路军跟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杨德亮补充旅,毛炳文的 37 军和多次助战的第 15 航空队,敌方多兵种协同作战,敌我力量就更加悬殊了。

  且河西地区为二马经营多年,受反动思想的影响,当地百姓的反共情绪异常强烈,作战甚猛。在我军的 2.18 万人中,非战斗人员 (机关人员、伤病员、残废、妇女、小孩) 占总人数的40%.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兵员有减无增。2·16 命令不适合于他们,作战失败,在所难免。

  二、战略任务的变化多端
  
  作为一支承担战略任务的方面军而言,由于不清楚河东形势,如何积极主动策应好,只能听命于中央军委,无法取得战场主动权是必然的。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偷渡黄河成功后,由于战局发生变化,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宁夏战役的部署作了重大改变:先是将全力攻宁夏,打通国际通道改为分兵攻打南敌和以一个军攻打定远营,接着又改为先打胡 (宗南部) 敌,后打宁夏。西路军对河东主力红军的策应有多次。当西路军进至古浪、大靖、凉州地区时,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于 11月 8 日致电陈徐,要求西路军:在现地区留驻一个时期.为此,西路军不得不于 11 月 21 日开始在永昌、山丹地区停下来,与敌血战,一直坚持到西安事变发生的 12 月 12 日。到永昌时,西路军指战员已减员 3 000 千余人,且困难重重。

  由于河东形势变化的需要,中央给西路军的任务变来变去:先是停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后又命令东返策应西安事变;蒋介石回南京后,又让西路军西进打通国际路线;到临泽、高台地区后,军委主席团又致电西路军决定创造肃、甘、安根据地.这种任务和方向的变化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远远超过了西路军的承受力,也耽误了西进的时间,消耗了军事力量。在西路军西征途中,来自中央军委频繁变化的任务,使得这支曾使国民党中央军和各路军阀部队闻风而逃的劲旅,几乎全军覆没。

  三、无根据地做依托
  
  在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之际,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并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徐向前对中央的意图很不理解。不论从地形、给养、民情来说,都不容他们持久立足,与敌周旋。河西走廊是一条弄堂,永凉一线地处走廊蜂腰部,走廊平川无回旋余地,无可依屏障,二马借助凶悍的骑兵和招之即来的地方民团,得地利之便,可以肆无忌惮地不时袭扰红军。而西路军由于无后方,无弹药补给,无兵员补充,且有伤病员之累。

  每打一仗,等于兵力减弱一次。加之时逢严冬,食无隔夜粮,身无御寒衣,又使战斗力大减。不占天时地利,又要终日与优势敌人拼搏,不进不退,只有被动挨打。

  即使在当时那样的险恶环境中,同样还是完成了两项任务,如果按照红军一贯机动灵活的打法,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结果。徐向前元帅后来讲到:

  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的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们很难猜测,如果 1936 年红军得到了苏联的武器援助,是不是就一定能够从根本上改写中国革命的历史。据西路军在永昌截获的电报获悉二马对西路军的态度是:如果红军不停留地走,可以不打;若停下来不走,就打!

  长征路上许多地方军阀对路过的红军都采取这种态度,二马也是如此。河西走廊被封建军阀马步芳、马步康兄弟统治多年,把地盘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有了地盘就可以征兵,收税、派粮,夺其地盘无疑是夺其性命。这是当时二马和地方民团拼力追杀西路军的根本原因。因此,徐帅当时的战略构想确实不是事后诸葛亮.

  四、指挥员缺乏机断专行的权力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由于背负着南下分裂的沉重十字架,在西征途中已是战战兢兢的待罪之身了。他曾向四方面军的另一位统帅,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红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他想以此向中央示忠,结果铸成了二返倪家营子彻底断送西路军的大错。他所能取的态度,只能唯上级是从。西路军失败后中央并没有为此做出过任何决定决议,对西路军最高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无任何说法,实在是一件令人寻味的事。

  五、西安事变的严重影响
  
  除上述原因,西安事变的发生,也加速了西路军失败的进程。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爆发,12 月 15 日军委主席团遂即电示徐、陈: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一面争取二马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以一部接通安西地区。

  于是西路军开始准备二次西进。此时,何应钦派讨伐军进抵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为保证西安侧后方安全,提议西路军以一部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击胡 (宗南) 敌。这样党中央又改变了西路军西移的决定,命令部队东返。西路军刚调动部队准备东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彭德怀、任弼时: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然而,蒋介石回到南京,又调集四五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根据形势的变化,军委主席团再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此后,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寡不敌众的绝境。

  为策应西安事变,中央几次要西路军东进或原地待命策应。西安事变使共产国际的援助计划屡有改变,准备给中国红军送一批枪炮弹药的陈云、滕代远等奉命在苏联边境待命 4 个月。这对已经日渐被动的西路军的负面影响,无疑是致命的。

  同世界其他活动一样,在战争中组成整体的一切都是彼此联系着的,因此每一个原因,即使是很小的原因,它的结果也会对整个行动的结局发生影响,都会使最后的结果有所改变,尽管改变的很小。同样,每一个手段也必然会影响最终的目的。

  正如徐帅晚年所指出的: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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