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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时期的城市国家观

时间:2017-03-29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本文字数:11059字

  一、古代国家观念:一种整体论的国家观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家观念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表现出了一种极具特色的国家观念,即整体论国家观念,这是一种具有伦理、道德色彩的国家观。

  它主张国家运转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成为一种维护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追求正义、塑造灵魂、达到至善的最高道德联合体,公民生活的目的则以国家的根本目的为最高目的。国家利益是紧紧围绕这一根本目的所在的,公民利益则以实现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正如约瑟夫·R.斯特雷耶这样评价古代社会的公民和国家,"对国家的忠诚度是强烈的,它常常拥有现代民族主义的张力。"荷兰学者克拉勃也指出,统治者是国家的命令者,臣民则是服从的人。"他们(统治者)具有一种'自然的'命令的权利,而社会成员则负一种'自然的'服从义务。"当然并不是说公民只关注国家利益,而不顾自身利益,整体论国家观只是强调国家利益优先于公民利益,在两者发生冲突时,应当以国家利益为重。公民只有融入到国家这个集合体中去,把国家利益和奋斗目标放到优先地位,才能实现自身价值,过上更好的生活。国家好,个人才会更好,因此称这种国家观为整体论国家观。从国家与公民的关系视角来描述,则可以说公民作为一个个小的分子,镶嵌在国家这个大结构中。用大圆代表国家,小圆代表公民。

  整体论的国家观念包括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国家观、古罗马时期的城市国家观和中世纪时期的神学国家观。虽然学术界有些学者认为中世纪时期的神学国家观是与整体论国家观并列的,但本文将神学国家观纳入到整体论国家观是因为中世纪神学国家观的核心是以宗教信仰作为世俗生活的依据,肉体服从于更高的精神存在,所以将其一并列入整体论国家观念之中。

  (一)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国家观。

  在古希腊时期,地中海沿岸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城邦,城邦成为当时国家存在的主要形式,对城邦的研究就是对国家的研究。国家地域范围不大,仅限于城邦,政治生活的研究对象也几乎就是国家,公民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形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可以说,公民以讨论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为主要生活内容,并以此为乐。

  1.柏拉图的"正义"国家观。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所著的《理想国》一书,以对话形式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正义"国家观。

  (1)城邦的定义。

  在柏拉图眼中,城邦是为了满足不同人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共同体。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我们每个人能力有限,而需求又是各种各样的,是无限的。

  每一个人不能只靠自己就能达到自给自足的状态,为了使每个人的需求和利益都达到最大化满足,就需要建立这样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里面有会各种技能的人和从事不同工作的人。正如柏拉图对城邦做出的定义:"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作城邦。"这就是柏拉图眼中对于国家起源的解释,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这是整体论国家观得以衍生的基础,也是城邦运作和发展的基本目标。

  (2)城邦的目标。

  建立城邦的目标不是只满足部分人的需求,而是满足城邦全体公民的需求,追求全体公民的利益最大化,使城邦团结统一地发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柏拉图讲述了自己的策略,他将城邦中公民分为不同的阶级。身上加入了黄金的是统治者--哲学王,身上加入了白银的是护国者--军人,而身上加入了铁和铜的是农民以及其他技工。

  可以说每个等级的公民都有自己在这个城邦中的角色和地位,而虽然存在着阶级的差别,并且每个阶级都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只有做好自己分内之事,才有可能使城邦保持良好秩序,和谐发展,使城邦的整体利益最大化,这样每个阶级才是为国家整体利益着想。

  柏拉图用人的整体美来比喻城邦的整体幸福,这个比喻恰到好处。他说,我们不可能将最美的紫色画到身体最美的眼睛上去,因为如果这样,眼睛就不像是眼睛了,只有把眼睛画成黑色的,而且其他的器官也各自遵从各自的颜色,这样这个人整体上看上去才是最和谐的,最美的。城邦中的公民也是一样,只有每个阶级各司其职,各自负责好各自的工作,这个城邦各部分才能良好地运行。"须知,我们也可以给我们的农民穿上礼袍戴上金冠,地里的活,他们爱干多少就干多少;让我们的陶工也斜倚卧榻,炉边焰火,吃喝玩乐,至于制作陶器的事,爱干多少就干多少;所有其他的人我们也都可以这样使他们幸福;这样一来就全国人民都幸福啦。但是我们不这样认为。因为,如果我们信了你的话,农民将不成其为农民,陶工将不成其为陶工,其他各种人也将不再是组成国家一个部分的他们那种人了。这种现象出现在别种人身上问题还不大,例如一个皮匠,他腐败了,不愿干皮匠活儿,问题还不大。但是,如果作为法律和国家保卫者的那种人不成其为护卫者了,或仅仅似乎是护卫者,那么你可以看到他们将使整个国家完全毁灭,反之,只要护卫者成其为护卫者就能使国家有良好的秩序和幸福。我们是要我们的护卫者成为真正的护国者而不是覆国者。而那些和我们主张相反的人,他们心里所想的只是正在宴席上饮酒作乐的农民,并不是正在履行对国家职责的农民。若是这样,我们说的就是两码事了,而他们所说的不是一个国家。因此,在任用我们的护国者时,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是否应该割裂开来单独注意他们的最大幸福,或者说,是否能把这个幸福原则不放在国家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必须劝导护卫者及其辅导者,竭力尽责,做好自己的工作。也劝导其他的人,大家和他们一样。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将得到非常和谐的发展,各个阶级将得到自然赋予他们的那一份幸福。"每个阶级的公民做属于自己阶级范围内的事情,做好本职工作,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这样首先使国家能够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态势,在稳定的环境中发展比在一个秩序混乱、你争我夺的境况中要更有优势;而且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让每个人各司其职,在这一个工作方向上钻研起码能保证将其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上面,正所谓"术业有专攻".

  (3)城邦正义。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描绘了正义城邦的形象,即一个正义的城邦要具备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的品质。这是其整体论国家观中关于国家道德性表现最突出的地方,也是国家的精神财富。

  智慧。柏拉图认为,智慧应该是护国者也就是统治者应该有的品质,他们应该拥有一种用来考虑国家大事,改进城邦的对内对外关系,统治者的智慧应该是深谋远虑的,而不是拥有诸如木器制造知识、铜器制造知识、农业生产知识,这些知识虽然也很重要,但对于统治者统治城邦来说却不足以称得上是深谋远虑的。"个人和国家都有一种善,而认识这个善,了解善究竟是什么,以及用什么方法才能使人乐于从善,这是一个知识问题。"统治者的知识应该是那种足以高屋建瓴的,能在某种高度上对各种具体知识进行驾驭的一种抽象知识,也就是智慧。乔治·霍兰·萨拜因认为"政治家还必须了解国家是什么,不是了解它偶然变换的种种形式,而是了解它内在的或固有的实质。""《理想国》的着眼点不是去论述一般的国家,而是去发现这些国家所具有的实质性的典型性的东西--一些普遍的社会原则,即目的在于追求完善生活的任何人类社会所依靠的原则。"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才具有这种智慧,因此只有哲学家才有资格作为国家统治者。只有哲学家才会思考形而上的知识,关心国家政治问题,以追求良善生活。

  勇敢。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勇敢这样定义,勇敢就是一种保持,就是保持住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即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害怕--的信念。不论在苦恼还是快乐的时候,亦或是处于欲望还是害怕中,都永远保持住这种信念而不抛弃它。这种品质主要是护卫者--战士所应当具备的品质。

  一个城邦的护卫者只有具备了勇敢的品质,这个城邦公民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护卫者对外警惕着敌人,内部注意朋友,以致朋友不愿,敌人不敢危害城邦,这样的城邦对外才是强大的。这是柏拉图对有关国家军事防御方面的论述,军事防御是国家追求良善生活的基本保障。

  节制。柏拉图说节制是一种好秩序或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节制"贯穿于全体公民,把最强的、最弱的和中间的都结合起来,造成和谐,就像贯穿整个音阶,把各种强弱的音符结合起来".

  节制就是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在谁应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强调的是统治与被统治,每一个阶层的人都应该自觉地控制自己的欲望,在自己活动的时候不能影响到他人,各阶层的活动处于一种有序运转的状态,社会协调保持一种较高的程度。

  正义。柏拉图认为,"当城邦里的这三种自然人各做各的事时,城邦被认为是正义的。"柏拉图将城邦里分为的三个等级的公民就是这里所指的三种自然人,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每个人在国家内做他自己份内的事就是正义的。城邦中的智慧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因素,勇敢和节制服从智慧的指导。具有智慧的哲学家成为统治者,以勇敢作为主要特征的护卫者以及必须节制克制其欲望的劳动者完全服从前者的统治。同时,这三者各安其分,各尽其责。柏拉图认为,这三种美德以及城邦中的三个等级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正义之所在。柏拉图用个人正义比喻城邦正义,当人的灵魂里的各个部分秩序井然,互相协调,对自身友善,使身体器官各自发挥自己的机能,理智、激情和欲望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整个人的各个部分处于和谐状态,这就是柏拉图讲的个人正义,类似于城邦正义中各个阶层的人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的状态。柏拉图认为正义是让各阶层的人安守本分,各司其职,这样才能为整个城邦的利益谋福祉。

  从这方面看有利于城邦秩序的稳定与和谐发展,对于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相当有利,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城邦各个方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经济基础对于其存在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政治品质,就是美德,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如果每个公民都具备这些品质,那么这个国家就具有美德。正因为美德的存在,柏拉图所言的共产共妻、教育共享等方面内容就很容易理解了。个人放弃自己的私有权利并不代表不想过上幸福生活,相反,要想全体公民都能过上幸福生活,并且保证幸福的长久性,牺牲一些个人权利是必要的,是利大于弊的,也是光荣的。

  2.亚里士多德的"善"国家观。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突出强调了自己的"善"国家观,他指出国家存在的目的就是寻求最高的善。"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1)城邦的目的。

  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的定义中找到国家的目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卷一中开篇即给出了国家的定义:"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种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追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的含义包括:

  首先,国家是最高最广涵的社会团体。其次,社会团体的目的是追求某种善业。

  再次,国家的目的是追求最高最广的善业。

  亚里士多德通过分析国家起源来研究国家目的。国家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社会经过一系列的发展而来的。"等到由若干村坊组合而为'城市(城邦)',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早期各级社会团体都是自然地生长起来的,一切城邦既然都是这一生长过程的完成,也该是自然的产物。这又是社会团体发展的终点。无论是一个人或一匹马或一个家庭,当它生长完成以后,我们就见到了它的自然本性;每一自然事物生长的目的就在显明其本性[我们在城邦这个终点也见到了社会的本性].又事物的终点,或其极因,必然达到至善,那么,现在这个完全自足的城邦正该是[自然所趋向的]至善的社会团体了。"也就是说,在国家起源方面,城邦是由家庭到村坊,再由村坊发展而来的。虽然顺序上城邦是后于家庭和村坊发展而来,但是就本性上来说,城邦却是先于个人和家庭的,就像身体上的器官,只有长在人身上时才能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器官,一旦脱离了身体这个整体,就只能是模糊意义上的器官了。所以个人也是城邦的组成部分,其生存和发展都要依赖集体。如果没有城邦这个集体,每一个人都不足以使生活自给自足,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由此可以明白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即使人们在生活上不互相依赖,由于其具有天生的合群性,也会自然而然地趋向于城邦,来分享优良的生活。因此,国家实质上就像是家庭一样,是一种自然而然地存在,只不过是较大意义上的社会团体。国家作为最高最广意义上的社会团体,家庭和村坊就是国家的某些部分,整体的利益高于部分,因此家庭和村坊要服从国家利益,而个人属于家庭,自然而然也应服从于国家利益。个人属于城邦,每个人都是城邦的一个小的分子,脱离了城邦的庇佑,离开了这个集体,个人则无法正常生活。因此,"每一家庭是城邦的一个部分,而夫妇和父子的组合则为家庭的各个部分。每个部分的善德必须同整体的善德相符。"沃尔特·厄尔曼也指出:"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充满着以自然为动力的观念,它是以目的论的方式来理解的:'自然之行事皆有必要',或者说'自然之行事仿佛能预见未来'和'自然从不徒劳行事',这是一些在他的论述中反复出现的说法。它们具有强烈的目的论色彩,读者是不可能注意不到的。"在城邦中存在很多社会活动,诸如婚姻关系、氏族伺坛、宗教仪式、社会文化活动等,这些社会活动只是调剂城邦社会生活的手段,其最终目的还是城邦的优良生活。"城邦为若干家庭和[若干家庭所集成的]村坊的组合,由此结合,全城邦可以得到自足而至善的生活,这些就是我们所谓人类真正的美满幸福。"(2)城邦的公民。

  "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倘使以'单一'为归趋,即它将先成为一个家庭,继而成为一个个人;就单一论,则显然家庭胜于城邦,个人又胜于家庭。这样的划一化既然就是城邦本质的消亡,那么,即使这是可能的,我们也不应该求其实现。又,城邦不仅是许多人的[数量的]组合;组合在它里面的许多人又该是不同的品类,完全类似的人们是组织不成一个城邦的。城邦不同于军事联盟。为了相互支援,城邦因形势所趋而订结的联盟就是以数量取胜的;加盟各邦在本质上相类似,但一邦加上另一邦,就像在天秤上的这一边加了另一重物,势必压倒那另一边了。[组成一个城邦的分子却必须是品类相异的人们,各以所能和所得,通工易事,互相不义,这才能使全邦的人过渡到较高级的生活。]就这方面说,城邦也不同于民族(部落);一个民族要是不使它的族人散居各村而像阿卡地亚那样[结为联盟],这就好像一个战斗团体,由于人数增多而加强。正因为它是由不同品类的要素组织起来的,所以城邦确实成为'一'整体[不同于民族或军事联盟的成为同类事物的'一'积聚].[不同品类的人们各尽自己的功能来有所贡献于社会,也从别人对社会的贡献中取得应有的报偿,]我曾经在《伦理学》中说明的这种通工等偿的原则,正是城邦增进福利的基础。"就城邦的组成来看,城邦必须由品类不同的公民组成,这样才能互相补益,互通有无。一个社会只由单一品类的人组成,所有人几乎只会同一种技能,那么这个社会将得不到多大程度的发展。只有不同品类的人各尽所能向城邦贡献一份力量,城邦各方面才可能会有所发展,才可能使全邦人过上高级生活,才可能使全邦的生活达到高度自给。

  每个人不可能拥有所有技能,不可能单独生活,只有在一个拥有不同品类的公民的城邦中生活才可能得到保障。在亚里士多德眼中,哪怕这个人是一个贤良之人,众人的力量也大于一个贤良之人的智能,也就是说人们合为一个集体的智慧比他们单独时的智慧要大得多。

  "作为一个团体中的一员,公民[之于城邦]恰恰好像水手[之于船舶]".

  "各司其事的全船水手实际上齐心合力于一个共同目的,即航行的安全。与此相似,公民的职司固然各有分别,而保证社会团体的安全恰好是大家一致的目的。现在这个社会已经组成为一个政治体系,那么,公民既各为他所属政治体系中的一员,它的品德就应该符合这个政治体系。"就每一个公民的品德而言,因为不同政体中公民种类也不同,所以不同公民的品德各异,但是只要这个公民的品德符合自身职位和城邦整体需要,这种公民的品德就是良好的。如果公民只顾自身利益,哪怕他技能再高,地位再高,而不管别人或者说不关心国家发展,那么这个公民也不具备良好的品德,也不是一个好公民。一般而言,人人有责于政治事务,公民只要积极参与城邦的政治事务,那么这个公民就是良善的,而城邦的公民是良善的,那这个城邦也就是良善的。

  (3)城邦的政体。

  亚里士多德的"善"国家观念渗透到对政体的设计上,其政体分类准则并不是以阶级和权力分配为中心,而是立足于城邦整体利益和"善"的目的,如何能更好地实现善业,政体就如何选择。就政体种类而言,他的分类标准也是是否符合城邦公共利益。他断言,只要是这种政体能够顾及到全邦人民的公共利益,就可以称之为正当或正宗政体;如果只顾及统治者而不顾及被统治者的利益的政体就是错误或变态政体。而就在此种依据下得出的正宗政体主要有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变态政体相应地分作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君主政体中,整体的力量也是超过部分的。君主作为一个卓绝人物,其他人只是类似于他的部分,大家只要服从他的统治,让他无限期地掌权就可以。这种政体下的国家以城邦整体幸福为目的,而僭主政体则是君主政体的变态政体,因为它的统治目的发生了变化,即以私人利益为目的了。贵族政体要想实现需要才德极高的人进行统治,但这不现实。寡头政体则是少数财富巨头以利己为目的实行的统治,平民政体虽说是为穷人的政体,但这种政体下穷人太过于自由,甚至不受限制和约束,过分谋求自身利益的实现,而且只注重追求穷人的利益。相比之下,共和政体则是一种照顾城邦共同利益的政体,是一种值得推行的政体,并且在共和制政体下,亚里士多德推行以中产阶级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由于中产阶级的财富居于贫者和富者之间,地位较为稳定,最能协调贫富两阶级的矛盾,而且不具有军事野心,对于城邦内部和外部来说都能保持一个较为稳定的治理状态,能够最大程度地谋求城邦公共利益。

  (二)古罗马时期的城市国家观。

  地中海地区不断发展,早在公元前 4 世纪开始,希腊的一些城邦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罗马。罗马原来也是意大利台伯河边的一个小城邦,但由于罗马人强烈的爱国热情以及勤奋好学的精神等因素,大约在公元前 220~公元前 146 年间,罗马一跃成为地中海沿岸最大的国家。这种大不仅体现在地域上,更体现在公民的政治心理上,人们逐渐从城邦国家公民心理过渡到城市国家公民心理。

  1.波利比阿的权力制约国家观。

  波利比阿作为希腊人,被罗马人以人质身份带入其境内,他亲眼目睹了希腊化时期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兴衰。其著作《历史》一书主要记载了从公元前 220~公元前 146 年间地中海沿岸各国尤其是罗马的政治、军事等状况。出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初衷,他主张国家应该实行混合政体,以达到国家各个阶级分权与制衡的效果,我们可以从他对于政体的论述中感受到其国家观念中道德因素的存在。

  (1)循环政体论:权力制约的必要性。

  波利比阿作为希腊学者,虽长期居于罗马,却深受希腊思想影响。受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启发,他也认为政体有好坏之分,但是不同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是,他认为政体发展是循环的。

  他认为政体循环是这样的:暴君制→君主制→僭主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暴民制→暴君制。最初,人们处于野蛮状态,其中最强壮、最勇敢的人成为君王,统治着人们,这就是暴君制。后来在长期共同生活中逐渐衍生出了平等、公平等正义理念,这时君王的统治就需要依靠其良好德性才能服众,而不能只依靠强力了,这就是君主制。可是君主制这种好政体会逐渐发展,君主慢慢地变成世袭制,善良的君主逐渐变得无节制,生活糜烂,这就演变成了僭主制。其中贵族人士无法忍受这种恶君统治,他们便连同民众推翻了这种坏君主制,建立了贵族制统治。同样,贵族制统治了一段时期后,很多贵族的权力欲望毫无节制,政体就成了寡头制,人民便起来反抗,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这就是民主制。民主制中人们对平等和自由等正义理念习以为常,一部分人就开始无视这些理念的价值,而开始过度谋求权力,这就是暴民制。在这种暴民制下,国家陷入混乱之中,政体就又循环到最初状态之下。

  在波利比阿的单纯政体循环理论中,政体由好变坏,由坏变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就像是自然规律一样。他指出,要想遏制住政体由好变坏,就应该设置出一种混合政体,就像实际当中,斯巴达和罗马政体一样,混合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优点,使君主、贵族和民众互相制约,防止其中一方过度集权,滥用手中权力,这样就能够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使这个政体保持稳定。

  (2)分权与制衡:权力制约的实施。

  波利比阿指出罗马共和国实际的政治制度中,使执政官、元老院、人民三者各自拥有权力,但却又使权力相互制约,使他们的权力不至于过度膨胀,三者权力平衡,这就是其分权与制衡理念下的权力制约国家观。

  就执政官而言,他拥有军事权力,率军出征要受到元老院和人民授权,因为战争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人民手中,而且元老院享有提供大米、衣物等军需物资的决定权;执政官在任期结束时,元老院有权决定其是否继续担任官职,如果执政官被元老院决定卸任,那么他必须向人民述职。对于元老院来说,虽然位高权重,但它也必须要受到人民制约,比如只有人民同意后,它才能调查叛国罪和处以死刑,对于涉及到自身利益的提案,也要经过人民同意才能通过;如果维护人民利益的保民官站出来反对元老院,那么元老院的决定也不能通过或执行,甚至元老院会议也不能顺利举行。对于人民来说,虽然享有以上权力,但也受到元老院和执政官的约束。比如对于一般经济事务,由元老院决定,而且有些处理市民案件的法官也来自于元老院,人民要受他们支配;由于执政官享有军事权力,所以在战争中,人民由执政官控制。

  亚里士多德也主张混合政体,但是波利比阿的混合政体思想却与之相区别。

  储建国在《调和与制衡》中明确了波利比阿与亚里士多德在混合政体方面的不同之处:"波利比阿至少在三个方面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的混合政体思想:(1)在阶级力量平衡之处强调了权力制衡;(2)强调不同阶级占据不同的政治机构,以达到更好的制衡效果;(3)对政体目标的正义性转向了功利性关注,重点强调混合政体的稳定性;(4)对人性的信任转向对人性的不信任。"储建国沿着亚里士多德和波利比阿混合政体的不同思想路径写成本书,从《调和与制衡》的书名我们便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注重调和,而波利比阿注重制衡。

  虽然,波利比阿的混合政体观较亚里士多德在分权与制衡的权力制约方面进行了突破性发展,但两者目的其实都是为了维护国家整体秩序之良善,利益之发展,只不过是手段不同而已。储建国说到"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波利比阿欣赏莱克古式建立的斯巴达混合政体。他认为混合政体'将最好政体的所有优点和特点结合起来,每个部分都不应该不适当地占有优势,从而不会堕落成他们的邪恶政体;而且,每一种权力都被别的权力所制约,每个部分都不应该改变均势或决定性地超过别的部分;但是,通过准确地调整到恰当的均衡状态,整体就会长期保持稳定,就像一艘船顺风而行。王室权力由于害怕人民而不至于过分傲慢,因为人民在政体中也有足够的份额。人民也不会公然蔑视国王,因为害怕元老院。'这种表述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显著的不同,因为这里面表达了明确的分权与制衡的观念。"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波利比阿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国家这艘航船的整体发展,希望其保持长期稳定,顺利向前航行,只不过他看到罗马混合政治体制的成功,认为权力制约的混合政体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方式。

  当然,虽然波利比阿强调分权与制衡的权力制约理念,但因为罗马共和国在最繁荣的时候贵族占主导力量,所以他多多少少还是倾向于贵族在混合政体各阶级中占相对优势。

  2.西塞罗的公民国家观。

  罗马政治思想家西塞罗身处于罗马从共和国向帝制转换的时代,他属于罗马贵族阶级。其公民国家观强调国家的产生是公民遵循共同利益的结果,作为国家的一员应该为国家利益着想,活动范围和目的都要紧紧围绕国家整体利益这一中心。

  (1)国家的产生。

  西塞罗认为,人类的前政治状态是一种分散居住,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都特别低、相互争斗、社会混乱的状况,后来才逐渐过渡到有序文明的政治社会。

  在西塞罗《论国家》里他将国家定义为基于法的利益和共同利益集合在一起的人民的联合体,认为国家就是人民的事业。这里"法的利益和共同利益"由两种观念组合而成,一种是自然法思想,一种是公民基于共同利益的协议理念。西塞罗认为在这两种观念作用下,国家就产生了。受斯多噶派影响,西塞罗非常强调自然法思想,即为了维护宇宙的稳定秩序,人们应当保持正义、理性的本性,遵守秩序,注重共同利益的实现。从国家产生的原因来看,公民基于共同利益达成一致协议对于建立国家具有重要作用,这一点体现了西塞罗注重公民权利的作用,但他依然特别强调正义和共同利益,其国家观念的基调仍是整体国家观。

  (2)国家的公民。

  西塞罗眼中的公民具有两种身份。古希腊政治思想家将城邦中奴隶、妇女、儿童和外邦人都不视为公民,而西塞罗却有所进步。随着罗马地域的扩大,很多城邦都成了罗马的一个城市,在此基础上,西塞罗认为外邦公民和自由民就被吸收进来成为罗马国家的正式公民了。他认为罗马国家所有公民就都具备两重身份:城市的公民和国家的公民。城市的公民强调其地理意义,即公民出生和成长的城市是公民故乡,他就是这个地域上的公民;国家的公民则强调其政治意义,罗马的每一个城市都隶属于这个国家,那么这些城市的居民也都是罗马国家的公民,在政治上,罗马是他们的祖国,对他们进行政治管辖。

  西塞罗认为公民应对国家尽义务。他主张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都拥有自己的权利,那就是公民都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但是这些私有财产在必要的时候是可以公用的。当然公民更负有对国家的义务,既然国家是人们基于共同利益达成协议而建立起来的,那么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之后就应该为共同利益着想,也就是为国家整体利益着想。他认为公民应当为国家利益奋斗终身,这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

  公民和国家应该在法律范围内行事。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中对西塞罗描述的国家这样看待:"国家乃是一个法人团体,这个团体的成员身份是他的全体公民的共同财产;国家的存在可以把相互帮助的利益和公正的政府提供给其成员。这样便产生了三个后果:第一,由于国家和它的法律是人民的共同财产,因此它的权威来自人民的集体力量。一个民族是一个自治的组织,这个组织必须有能够保存自己和继续生存的力量。第二,正当而合法的行使的政治权力才真正是人民的共同的权力。行使这一权力的长官就通过他的职位来做这件事。法律是他的依据,他是法律的产物。第三,国家本身和它的法律永远要服从上帝的法律,或道德的或自然的法律----即超越人的选择和人的制度的更高一级的正义统治。"既然国家和法律是人民的财产,那么人民就应该保护好国家和法律的利益。公民被看成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具有美德和理性的爱国的人民,所以国家还被认为是道德共同体,正义和共同利益还是国家和全体公民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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