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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时期的神学国家观

时间:2017-03-29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本文字数:4607字

  (三)中世纪时期的神学国家观。

  大约从公元 5 世纪到 15 世纪,被称为中世纪。政治思想被神学所笼罩,蒙上了鲜明的神学色彩,政治家们对政治的研究几乎都围绕宗教与世俗权力关系展开,但国家观念也是整体论的。我们可以用沃尔特·厄尔曼评价圣保罗的话来感受一下,"在好几封书信里,圣保罗都以人体的比喻来解释他的观念。这个比喻说明,人体各部分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都是在'我主之灵'的引导下的。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有特殊的功能,但每个部分都不是为自我,而是为整个身体而存在的。这种整体性的功能主义体现了分工的原则,它是以统一的目标为基础的,只能以目的论的方式来解释。"1.奥古斯丁教权至上的国家观。

  奥古斯丁(公元 354~公元 430 年)生活于罗马帝国走向衰败,中世纪逐渐开始的时代。他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堪称为中世纪伟大的基督教神学政治家,整体论国家观念在基督教理论的外壳下发挥得淋漓尽致,教权至上是其国家观的一大特点。

  (1)国家的起源。

  奥古斯丁的著作《上帝之城》给我们展示了国家起源过程。首先上帝建立了伊甸园,又创造出了亚当,然后在亚当身上取了一根肋骨,制造出了夏娃,让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生活。但是由于亚当和夏娃听信了毒蛇的诱骗,吃了禁果,繁衍出了后代,犯下了原罪。后来有的后代生活在上帝之城,有的后代生活在地上之城。地上之城的人存在个体差异性,并且在面临自然灾害和战争时,个体手足无措,为了使人类更好地生活,国家就产生了。国家就是地上之城的一部分,它是维护地上之城社会稳定和促进发展的政治共同体。从这一国家起源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奥古斯丁认为人具有合群性和社会性。因为上帝制造出亚当之后,又制造出了夏娃,后来又有了更多后代,这就充分说明了人不可能独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具有合群性和社会性。因此,人们参加政治活动是出于自然本性的。

  (2)国家的目的。

  由于亚当和夏娃犯下了原罪,进而产生了地上之城,产生了国家。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救赎自己的公民,为了防止公民欲望过大,出现社会动乱。在基督教世界里,基督教是上帝在人世间对人们精神的良善指导,国家是对人们世俗生活方面的指导。这样国家的产生就有了合法性。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指出,上帝是最有智慧的,具有最高的善,然后上帝制造出亚当和夏娃,进而出现了人类。亚当和夏娃的善次之,人类的善更次之,人类的善又高于动物的善,动物的善高于花草的善,因此,宇宙万物有等级,善也有等级,高级的善统治低级的善。

  在地上之城,人类统治低级的动物、花草。

  国家目的就是让人们服从于上帝,服从教会,保持善根,才能赎罪,过上优良生活。国家就是上帝在世俗社会维持人类秩序的一种良好附庸,防止人类欲望的无止境扩大和恶果的产生,为上帝在地上之城保持善的局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国家要满足人类生活发展的需要,并且促进人类完成自己的善。按照这种道德性具有基督教教义的国家目的,国家的公民就应该遵守上帝指示,遵守自己所应该具有的善德。人们要按照善的标准进行社会活动,听从国家统治,遵守国家规定,保持稳定良好的秩序,最终才能获得上帝青睐,获得幸福生活。

  很明显,在奥古斯丁的国家观中,依然保持着道德的思想因子,只不过因为奥古斯丁是一位基督教教主,他的主张直接目的就是扩大基督教在世间的统治。

  因此,他的国家观念中的"善",具有浓烈的神学味道。

  2.阿奎那的神学国家观。

  托马斯?阿奎那(1227 年-1274 年)是中世纪由盛转衰的神学政治思想家,其思想深受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影响。他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同中世纪天主教教义结合起来,主张神法具有最高正义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神学国家观念。

  (1)国家起源论。

  受到亚里士多德的深刻影响,托马斯?阿奎那也赋予国家起源以道德性。他的很多话就如同亚里士多德的翻版,"每逢圣托马斯谈到政治问题时,他一再重复使用的话语是:人天生是政治的和社会的动物。""圣托马斯永远不倦地强调人的政治性的重要意义。在一处地方,他说人是受神法、理性和政治权威这三重秩序的支配的。如果人天生是个离群索居的动物,那只要有理性的秩序和天启法的秩序就够了。单人是个政治动物。如果他想达到他的适当目的以及人生与德行的最高形式,他就必须参加政治生活,锻炼政治道德。"阿奎那同亚里士多德观点基本一致,认为人天生就要过群居生活,而且天生要过政治生活,所以参加政治生活属于人的本性,不参加政治生活就是违背本性,是不道德的。

  (2)国家目的论。

  阿奎那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追求公共幸福,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正义的。他说:

  "如果一个自由人的社会是在为公众谋幸福的统治者的治理之下,这种政治就是正义的,适合于自由人的。相反的,如果那个社会的一切设施服从于统治者的私人利益而不是服从于公共福利,这就是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也就不再是正义的了。"国家目的是追求公共幸福,追求有德行的生活,它以国家整体利益为出发点,个人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如果说德性是使一个人做出善行的条件,那么较大的善行似乎就需要有较大的德性。社会的利益大于个人的利益,并且更为神圣。""一个社会之所以聚集在一起,目的在于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人们结合起来,以便由此享受一种个人在单独生活是不可能得到的生活的美满;而美满的生活则是按照道德原则过的生活。这样看来,人类社会的目的就是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至于此,阿奎那论证了人类共同体的德性目的,追求有德行的生活,追求公共幸福和正义。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政治社会中幸福生活的目的呢?阿奎那也给出了答案,"认识一个自然单位,但体现为和平的一个社会的统一却必须靠统治者的手腕才能产生。因此,有三件事情是为保证社会安宁所必需的。首先,社会必须融洽无间地团结一致。第二,这样地团结起来的社会必须以行善为目标。因为,正如一个人假使不是整体就无法修德行善一样,由人们组成的一个社会如果分崩离析,发生内讧,在行善的方面也就要受妨碍。第三同时也是最后的条件是,必须依靠统治者的智慧保有那种为幸福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物质福利的充裕。"阿奎那的意思其实就是遵守统治者的智慧统治,所有民众团结起来一起行善,这样就能够达到政治生活的正义目的。

  (3)神法的最高性。

  阿奎那将各种类型的法分为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和神法。神法集中了神的智慧,具有最高正义性,是最善的,它指导人类生活,追求公共幸福。法律制定和存在的目的就是使人们追求德行。"神由于实施管理和引导,把各人应得的东西归于各人;因为像《伦理学》中所说的,'神是正义的体现'以及'统治者是正义的保管人'."阿奎那认为"世俗权力之服从宗教权力,犹肉体之服从灵魂",而"服从是神法和自然法的一条箴规,是一项宗教的义务"这就是阿奎那认为的神法具有最高地位的合法性,所以人服从宗教、神法是正确的,是应当的。因为宗教代表神,而神追求人类灵魂深处最向往的公共幸福,服从神的指示,就是追求国家整体利益,追求人类共同幸福。

  (四)本章小结。

  从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国家观,到古罗马时期的城市国家观,再到中世纪时期的神学国家观,无不紧紧围绕着整体论国家观这条线索发展,并且用道德和善念的内核来支撑。整体论国家观的主要观点是公民从属于国家之中,公民要时时刻刻为国家利益着想,国家利益是公民行为的出发点,公民个人没有独立价值,必要时公民甚至要为国献身。

  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国家观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他们都在明确的道德框架内审视城邦。柏拉图突出强调城邦正义,即智慧、勇敢、节制、正义,主张每个人都要各司其职,才能保证城邦整体利益的实现。亚里士多德则在城邦定义和城邦目的上明确展现了整体国家观,即城邦是由家庭、村坊发展而来追求最高最广的善业的社会团体。之所以会有城邦国家观,离不开社会历史的影响。古希腊时期虽然已经摆脱了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时期,但经济水平依旧低下,人们的衣食住行在很大程度上除了依靠自然界以外,就需要团结起来各取所长,所以要有整体意识。因此在政治上国家观念也是整体论的。除了受经济影响,文化也是影响整体论国家观形成的重要因素。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荷马史诗》便是希腊政治思想的萌芽,由于荷马所处的时代尚处于原始社会,血缘关系是维系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基础,所以史诗中强调正义和神。古代原始社会解体,国家产生。梭伦改革和早期自然哲学家的政治思想都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念产生了影响。梭伦改革的指导思想便是中庸观念,这一点使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念深受裨益。而早期自然哲学家崇拜宇宙,认为宇宙统一世界万物,强调和谐理念。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受到远古时代史诗文明的影响,梭伦改革深入人心,又受到早期自然哲学家政治思想的熏陶,而且亚里士多德师从于柏拉图,其国家观念虽在细节上不同于柏拉图的国家观念,但他们的思想核心仍是一致的,即都强调整体论的国家观念。

  古罗马时期传承和发展了古希腊时期的国家观,形成独具特色的城市国家观。波利比阿沿着一条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路径,用分权与制衡方式来达到约束国家各个机构的权力,以此达到国家整体利益的平衡。然而西塞罗从公民角度切入,认为公民应当遵循共同利益,作为国家成员要为国家利益着想。何以会出现这种城市国家观呢?希腊各城邦经过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元气大伤,直至公元前334 年,逐渐强大起来的马其顿国国王亚历山大建立帝国,罗马帝国一度兴盛。

  在这个时期,虽然开始注重个人权利意识的罗马法盛行,但整个罗马帝国仍受到希腊文化的强大影响,人们的爱国意识强烈。国家地域辽阔,从形态上来说已经不是各自独立为国的城邦了,而是由大小不同的城市组成,这些城市都是国家的行政单位。国家地域的辽阔使得个人意识开始兴起,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已经不如希腊时期那样紧密。但为了维护帝国统治,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政治家们依然主张整体论的国家观,只是波利比阿强调分权与制衡,而生于罗马的一个岛屿城市的公民--西塞罗,则强调公民对国家利益的维护。虽然他们两个切入点不同,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整体论的国家观在古罗马时期得以延续和发挥作用。

  中世纪时期的国家观我们将其称之为神学国家观,其基本论调仍然是整体论的,只是在那个特殊时期,政治家们将其置于神学外衣的包裹下进行阐释。起初统治于中世纪的日耳曼人尚处于蒙昧时期,又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基督教成了他们统治的强大武器。虽然已经远离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但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庇佑着中世纪。一些神学家受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影响以及维护政治统治的初衷,在宗教外衣下承继着整体论国家观。奥古斯丁认为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是为了救赎,所以人们要服从教会意志,保持善念,国家整体上才能保持良好的秩序。阿奎那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认为国家起源也是人类发展的自然结果,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国家要遵从神法才能获得整体幸福。

  世纪后期,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在经济中占据重要作用。城市的崛起使市民阶级壮大起来,其最大特征就是自由。罗马法的复兴又使得人们对个人权利重新重视起来,市民自我意识逐渐增强。久而久之,神学国家观中强调的上帝至上观念已经在市民阶层动摇,比起宗教和神学,他们更加注重自身的肉体欲望是否能得到现实满足。这也就导致了中世纪时期的国家观弥漫着神学色彩,虽然强调肉体要服从于上帝,服从于精神,但也意味着肉体和精神开始相对分离,国家观念从强调精神信仰到注重人的现实需求,这种肉体和精神的二分为现代的理性国家观念打下了缺口,埋下了国家观念走向现代性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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