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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境界

时间:2018-08-14 来源:许昌学院学报 作者:张小稳 本文字数:12950字

  摘要: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建立近百年来, 在著作编纂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著作各有特色、各有优长, 但也存在一些共同的缺憾。为顺应学科发展的趋势, 必须转换编纂思路, 构建新的内容体系。首先, 要从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相结合的角度来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分期;其次, 要对政治思想进行结构性研究;再次, 不能只注重思想的内涵, 更要注重思想的外延, 注重政治思想的功能分析;最后, 要吸收学界已有的研究方法, 适当引入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新的编纂思路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期模式、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提倡多学科的交叉、多维度的审视, 将大大提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境界, 使之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达到新的高度。

  关键词:中国政治思想史编纂; 政治学专业本科; 现状; 问题; 新思路;

政治思想史

  The Status, Problem and New Thinking of 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s

  ZHANG Xiao-we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nan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scipline, Chines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history has gained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in the compilation of its writings over the century. Each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strengths,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common shortcomings. In view of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trend, we must transform our thinking and construct a new content system. First, it is necessary to stag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bination of political thought, political system and social structure. Second, a structural study on political thought must be conducted. Thir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should be valued, but more importance needs to be given to its extension and function analysis. Finally, othe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should be properly introduced. The new idea of compilation provides a new staging model and research paradigm and advocates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all of which will greatly promote the history research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s to a new level.

  Keyword:

  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on politics specialty; the status; problem; new thinking;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编纂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的基础学科, 是晚清至民国期间, 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 随着政治学学科的创建而出现的一门现代学科, 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 由梁启超等人开创。1922年春天, 梁启超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开设先秦政治思想史课程;秋季, 又在东南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 由于中途患病, “所讲仍至先秦而止”[1]自序1。1924年梁启超将讲稿整理后以《先秦政治思想史》为名在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第一本专著, 虽然此书仅限于先秦时期, 但在书的《序论》部分, 梁启超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特点、研究的内容、资料来源以及研究方法等, 做了详细的论述, 具有鲜明的学科意识, 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出现在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之中。

  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20世纪40年代, 多所大学相继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南开大学于1928年、中央大学 (现南京大学) 于1929年、北京大学于1931年、清华大学于1932年分别在政治系开设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 主讲者也纷纷以讲义为基础, 出版了以《中国政治思想史》命名的著作, 主要有陈安仁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纲》 (商务印书馆1932年) 、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上海新生命书局1932—1935年) 、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上海絮明书店1937年) 、杨幼炯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商务印书馆1937年) 和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国立编译馆1946—1947年) 等。这些著作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之作, 其中有些观点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 这些著作毕竟产生于民国时期, 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其侧重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半文言化的表达方式都已经不太适合今天教学的需要, 只能作为教师教学科研的参考用书或学生课外延展性的阅读用书。

  新中国成立后, 于1952年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院系调整, 在这次调整中, 全国几十所高校的政治学学科被取消, 中国政治思想史由政治学的基础学科转而蜗居于历史学中国思想史的分支之中, 研究也几乎陷于停滞状态。20世纪80年代, 随着政治学学科的恢复,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编纂又被提上议事日程。1981年天津师范学院 (今天津师范大学) 的徐大同先生率先组织编写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 , 接着吉林大学的朱日耀先生也组织编写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 和《中国政治思想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 , 缓解了当时中国政治思想史教学之需。由于这些著作编纂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 还带有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痕迹, 而且, 30年来, 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飞速发展, 这些著作已经略显陈旧, 而今已很少使用。

  南开大学的刘泽华先生也是改革开放后较早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者, 开创了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的“王权主义学派”[2]。出于教学的需要, 从1984年开始, 刘先生撰写或组织编写出版了《先秦政治思想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 、《中国政治思想史》 (三卷本,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 (九卷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等著作, 为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注入了新鲜血液, 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 特别是其主编的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专著。但是, 或者由于是断代著作, 或者由于卷帙浩繁, 或者由于适合研究生之用, 它们都不太适合本科的教学, 而没有在政治学本科教学中普及开来。

  目前, 在政治学专业本科中较为通用的是曹德本先生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简称曹编本) , 该书199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4年修改后再版。最新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是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小组编写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简称工程本) , 由5位首席专家与12位主要成员组成的课题组共同完成, 2012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较具个性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汪荣海教授编写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九讲》 (简称汪编本) , 该书201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拟通过对这三种著作进行分析, 提出新的编纂思路。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代表性著作特色分析

  曹编本是曹德本先生和孙晓春、葛荃、郑维东、刘中建、黄国满、李锋七位学者共同完成的。该书在编写体例上体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 提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六期发展说”。即把从商代开始至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分为六个发展阶段:思想形成期、思想发展期、思想完善期、思想反思期、思想转型期和思想变革期, 分别对应历史上的先秦、秦汉隋唐、宋明、明末清初、步入近代社会的历史时期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是一种思想本位分期法, 即从中国政治思想本身的发展角度进行分期, “实现了政治思想家、思想流派、思想发展阶段三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统一”[3]6, 在每一个发展时期, 注重对当时社会状况的介绍, 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

  第二, 注重揭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文化底蕴。该书没有停留在对政治思想的简单介绍上, 而是把它放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更深层次地揭示政治思想的实质。如谈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天人关系, 该书将殷周时期的天命观、春秋战国时期的自然天道观和宋明时期的理学天理观联系起来, 总结道:“讲天命、天道、天理是为人世间的人命、人道、人理寻求哲学上的理论依据, 从而为人道服从天道、人命服从天命、人理服从天理进行论证”[3]10, 这就是贯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天人关系的本质。高屋建瓴, 一览众山小。

  第三, 在体例编排上, 按照历史分期, 采取社会思潮与人物思想传记相结合的方式。由远及近, 由面及点, 读者远能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历程, 对每个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有概观性认识, 近能对每个重要思想家的具体思想有清晰的了解。条分缕析, 多而不乱。

  第四, 注重对政治思想的评价。在对每一社会思潮、每个思想家的思想做了具体介绍之后, 都会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对其进行评价, 正如作者所主张的那样,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 不仅要揭示其理论基础、主要内容、历史背景, 更要关注其社会作用、发展规律、思想联系、价值趋向、历史局限等问题。读者可以从这些评价中对某一政治思想有全貌性的认识。

  工程本是以曹德本、宝成关、孙晓春、葛荃、游洛屏为首席专家, 联合国内12位中青年学者和工程咨询委员、工程办公室共同完成的集体著作。显然, 这部著作的主干人员与曹编本相同, 在历史分期、编写体例等方面与之多有相似, 但作为国家工程, 规模更大, 理论、内容都有所创新。与曹编本相比, 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特色更加浓厚和鲜明。主要体现:一是唯物史观。该书指出“坚持唯物史观是学习、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最根本的方法”[4]11。在编写上, 对各时期社会背景介绍的内容明显增加, 且更有条理, 涉及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二是阶级分析方法。该书明确指出“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人类社会的科学方法……中国传统的思想家、政论家、政治人物或帝王, 无不具有其特定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运用阶级分析方法, 深入考察其思想背后的社会经济根源, 透过政治现象观察其阶级本质, 否则便难以揭示其政治思想实质, 做出科学判断”[4]11-12。

  第二, 对中国政治思想的特点和优秀传统进行了归纳和概括, 这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编纂上尚属首次。该书将中国政治思想的特点概括为六个方面———鲜明的“人文”精神、注重经世致用、政治伦理化、朴素的辩证思维、历史的连续性、思想的整体性, 将中国政治思想的优秀传统归纳为八个方面———德治、民本、和谐、“天下为公”、义利统一、变革、重贤才、国家统一, 并做了辩证分析, 便于读者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政治思想, 为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启示。

  第三, 在编写体例上, 增加了小结、结语和思考题部分, 更加契合教学的需要。小结设在每一章的最后, 系统阐述每个时期政治思想发展的背景、线索、主题、特点, 代表性思想的要点、不同政治思想之间的联系及其地位, 对正文中没有涉及的思想家和政治思想作简明扼要的介绍, 有助于读者总体把握该时期政治思想的全貌。结语设在全书的最后, 对上下3000多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系统的回顾和认真梳理;点面结合, 详略得当, 便于读者从总体上学习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走向[5]。思考题设在每一章的最后, 以问题的形式点出每章内容重点, 有利于读者复习思考, 契合学生复习考试的需求。

  第四, 时间下限由辛亥革命延伸至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近代的发展演变及其最终的历史命运, 更加清晰和完整。吸收了近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教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在语言表述上较少文言文的引用, 将古人思想内化为自己的思想, 用现代语言简洁明快地表述出来, 可读性更强。

  汪编本是目前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以专题的形式编纂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与上面两部著作不同的是, 这部著作是由个人编纂的具有个性化的著作。编纂的由头是作者有感于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课时的不断缩减, 由20世纪80年代的160个学时减少到目前的54个课时, 在如此之短的时间之内要想对中国古代与近代思想家的政治思想进行全面介绍, 是不可能的事。作者由此想到以专题的形式介绍, 于是在作者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之下, 便有了这部著作的诞生。

  这部著作把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政治思想分为九个专题, 分别是:中国的神权政治思想、儒家的政治思想、法家的政治思想、道家的政治思想、佛学与政治、宋明理学与政治、明清之际的社会批判思想、近代中国的改良思潮、中国的革命思想。对于每一个专题, 在编纂的过程中, 力争写出“问题的源流、实际内容、演变脉络、历史上的影响或现今意义, 当然, 还有评说”[6]1。把以往对于政治思想的零散的介绍, 集合成一个个主题, 抽象出思想的共同点, 使读者获得对某一政治思想的整体性认识, 在认识深度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如中国古代的神权政治思想, 往往被按照时代、思想流派和思想层次割裂成若干个碎片, 而作者以之为主线, 将夏商周的神权政治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孔子知天命言论与墨子天志说、董仲舒天人相应思想、汉代谶纬神学和民间的宗教神学等众多的思想材料贯穿起来, 揭示出其本质为“神权政治思想是借用神意的名义论说政治统治正当与否的思想”[6]36, “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对于封建制度的巩固和维护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6]37, 而这恰恰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根本。再如对儒家政治思想的介绍, 作者没有一个个去介绍孔孟荀董朱等代表人物的思想, 而是将其归纳为王道仁政、民本、大一统、大同、中庸5个方面, 而这就是贯串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如果说前两部著作提供的是中国政治思想历时性的认识, 那么这部著作所提供的是中国政治思想共性的认识。

  三、已有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存在的缺憾和不足

  近百年来, 尽管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编纂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适合时代和教学需要的著作不断推出, 但至今仍然存在某种缺憾, 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

  首先, 在学科意识上, 重历史学而轻政治学。由于学科的限制, 我们注意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编纂者多为历史学出身, 而少有政治学出身。形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分科所造成的局限性。我国现代高等学校学术分科界限分明, 不同学科之间缺乏足够的交流, 隔行如隔山的现象非常明显, 政治学专业的不具备历史学的学术涵养, 历史学专业的不具备政治学专业的学术涵养。中国政治思想史纵跨3000多年, 缺乏历史学涵养是很难完成的, 导致编纂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大多是出身于历史学, 体现的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模式, 这就很难适合政治学专业本科学生的需求。

  唯一一种有政治学学科意识的著作是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萧氏先后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获得政治哲学硕士、博士学位, 回国后, 1929年在南开大学同时开设“西洋政治思想”和“中国政治思想”两门课程, 他以西方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观察、整理中国政治思想史, 写就一部70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他在书的《凡例》中说:“本书采政治学之观点, 用历史之方法, 略叙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间政治思想之大概, 以供各大学政治系学生参考之用。”[7]但其政治学的方法也仅限于用西方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学术语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进行评判, 如他论孔子说“孔子政治思想之出发点为从周, 其实行之具体主张则为正名。以今语释之, 正名者按盛周封建天下之制度, 而调整君臣上下之权力与义务之谓”[7]40等等;而在编纂方式上仍然是历史学的, 正如萧氏著《凡例》言“本书体例以时代为经, 以思想派别为纬”[7]。这是由于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名称的核心词“史”潜在地规定了人们的思维, 认为这门课程的任务就是要按照时间顺序介绍历史上存在过的政治思想, 不如此, 便不合格。

  其次, 缺乏政治学本土化的意识。自中国睁眼看世界以来, 中国的政治改革实践已经进行了100多年, 政治学学科也走过了百年的历程, 理论和实践的结果告诉我们, 任何西方的理论都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照搬进中国的政治环境中。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只有经过中国化, 也就是本土化, 才能够为我所用, 才能为我们的政治改革注入正能量, 而不致走弯走偏。所以在世纪之交, 学界掀起了政治学本土化的热烈讨论。王沪宁先生指出“中国政治学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模式”[8];赵宝煦先生认为“政治学研究要想得到社会认同, 就必须能回答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问题, 提供解决当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最佳方案”[9];王邦佐先生也指出, “本土化”研究强调以中国的本土特色来应用和修正西方的理论体系, 但更应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 创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10]。在此思想指导下, 政治学领域出现了大量以本土问题为对象的研究, 如村民自治、基层民主等等。

  但在理论资源的挖掘和开发上, 还存在明显的欠缺, 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绵延数千年的政治传统, 缺乏和传统整合的政治学理论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本土化, 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也犹如隔靴搔痒, 不得要领。有鉴于此, 关于传统政治学资源开发和利用开始被关注, 有学者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尊重历史才是尊重现实, 懂得如何自觉探询历史的民族才会真正懂得如何理性地探索未来”[11]序3, 杨海蛟、李猛两位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学资源的研究发挥着支撑整座政治学大厦的支柱作用, 政治学在未来的发展中必须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学资源的挖掘与创新”[12]。现实也告诉我们, 传统并没有离我们远去, 而是鲜活地存在于我们的政治生活之中, 并且发挥着巨大的惯性作用, 影响着我们的道路选择与前行的方向与速度。

  但是这些思想和声音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编纂上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回应。现有的著作中, 普遍缺乏问题意识, 缺乏与现实对话的意识, 缺乏回应西方政治理论的意识, 因而显得现实感薄弱、活力不足。

  再次, 重思想内涵而轻思想外延, 对于政治思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怎么形成的, 着力较多, 而对某种政治思想在当时的政治、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 并不十分清晰;注重历史上思想家政治思想的介绍, 而对于在实际统治中起作用的政治思想则关注较少;注重从思想文献中寻找资料, 不注重从历史资料、社会资料中寻找思想的踪迹。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如阎步克先生将社会学中的社会分层理论运用于战国秦汉之际士大夫政治形态形成的研究 (1) ;金观涛先生将现代科技手段引入政治思想史研究, 运用数据库和关键词检索分析的方式来研究近代以来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李振宏先生将之用于汉代社会观念的研究 (2) ;雷戈先生注重从历史资料中发现思想的历史—思想研究法;等等 (3) 。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大大丰富了政治思想的研究内容, 拓宽了研究视野, 但在政治思想史的编纂上, 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

  最后, 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本质、结构及其近代转型的认识都是非常模糊的, 对于这些思想是如何形成传统, 又如何在我们当今的政治社会生活中起作用、起什么作用, 如何影响着我们当下的政治价值与政治思维, 都是不甚清晰的, 而这恰恰是学习和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最终目的。例如在中国古代占据支配地位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思想, 虽然大家耳熟能详, 可是更多的是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 而缺乏根源上的挖掘和内在运行机理的分析。后者的缺乏, 导致我们盲目批判传统, 却找不到转型的道路。虽然汪荣海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专题性的认识, 但仍然没有上升到本质和有机结构的层次。

  四、中国政治思想史编纂的新思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政治学学科的恢复和发展, 中国政治思想史在政治学学科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日益上升, 与之同时, 政治学学科体系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分支学科所提出的要求也日益提升。中国政治学的最终目的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这就要求中国政治思想史提供相应的传统政治思想资源。政治学中国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将西方先进的政治学理论同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 而中国最大的国情, 就是3000年来积淀下来的深厚传统。只有了解、掌握了传统, 我们才会在转型的道路上多一些理性, 少一些盲目。对中国政治思想传统的解剖, 就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中心任务。这就要求我们摆脱单纯的历史学思维模式, 从现实出发, 从现代政治学和政治学本土化的角度去审视、解剖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在此学科发展的趋势之下, 笔者根据多年来的教学实践, 提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编纂的新思路, 要点如下:

  首先, 在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分期上, 不能仅从思想的角度, 而要从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相结合的角度来提出分期。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认为, 从殷商时期开始,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三种结构性的政治思想, 可以分成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 也就是第一种结构, 是殷商时期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这种政治思想是与当时松散的方国联盟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第二个时期, 也是第二种结构, 是周代以尊祖敬宗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这种思想是与当时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宗法分封相结合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的。第三个时期, 是第三种结构, 即以天人合一、王权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思想结构, 是与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以官僚制和郡县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以君臣民为主要元素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相适应的。这种思想在秦汉时期定型, 直到清末随着清王朝的解体而结束。这是在中国古代存在时间最长, 影响最为持久的政治思想, 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最主要的部分。第四个时期, 是第三种政治思想结构的转型, 从辛亥革命开始至今。

  其次, 注重对政治思想进行结构性研究, 特别是第三种结构, 不仅持续时间最长, 也是影响其近代转型、深刻影响着当下政治社会生活的传统力量, 我们只有对之进行结构性的解析, 才能正确认识和理解当下的政治社会生活, 才能更好地为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提供资源。目前学界已经为这一结构性的认识提供了很多专深的研究, 如刘泽华先生对中国王权主义的研究, 指出王权主义“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 并进一步揭示出中国古代“王权支配社会”[13]总序2的特点。这种研究, 不仅关乎古代, 更关乎现代, 正如作者所说:“研究中国的政治思想与政治精神是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重要门径之一。”[13]总序1另外, 还有张分田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帝王观念和民本思想 (1) 、张荣明先生对于政治宗教[14]、葛荃先生对于士人与权力[15]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阎步克先生对士大夫政治形态、雷戈先生对秦汉之际皇权主义的研究都为这一结构性认识的建立提供了非常丰富而深刻的思想维度。但还有很多方面的认识至今不甚清晰, 如天人合一的思想框架和思维模式、君臣关系和臣民关系、政权合法性、墨家与下层民众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思维、夷夏之辨与宗藩关系等, 都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 提炼核心思想、构建有机框架, 形成结构性的认识。对其他两种结构, 特别是第三种结构的转型也要进行结构性的研究。

  再次, 不能只注重思想的内涵, 更要注重思想的外延。长期以来, 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从思想到思想的研究模式一直占据主流, 在外延上多注重考察思想的来源, 很少有人关注某种政治思想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而要认识传统政治思想的实质和结构、理解当下的生活, 恰恰需要了解思想的功能。为了认识政治思想的功能, 就需要把思想与制度、与政治、与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 因为任何一种能够反映传统政治思想实质的思想都渗透到政治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 体现在思想家的思想中、体现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体现在制度中、体现在政策中, 甚至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殷商时期的祖先崇拜思想, 体现在政治生活中, 就是每逢大事都要卜问祖先, 体现在制度中, 就是繁琐的祭祀制度;再如在秦汉时期形成的天人合一政治思想, 在思想和制度上的体现是尊天祭天, 在政治生活中的体现是因灾异策免三公等, 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整合。

  最后, 在研究方法上, 要做到上述三点, 就必须摆脱单纯的传统的历史学的研究模式, 用整体思维的方法、结构功能的方法, 吸收学界已有的研究方法, 并适当引入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五、新的编纂思路之特点分析

  与已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相比, 新的编纂思路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 提供了中国政治思想史新的分期模式。以往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分期模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自然分期法, 即按照历史朝代的发展顺序自然分期, 刘泽华先生三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就采此方法。第二种是社会性质分期法, 即按照社会性质来为思想史进行分期, 典型代表是吕振羽, 他按照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将中国政治思想史分为奴隶制度时代、封建制度时代和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第三种方法是思想演变趋势分期法, 按照政治思想自身发展演变的脉络进行分期, 萧公权的创造、因袭、转变、成熟四期说和曹编本的六期说都是采此方法。新思路提出的是一种政治思想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相适应的分期方式, 依据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社会转型———殷周之际、战国秦汉之际和1840年代之后———将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划分为四个时期———殷商、两周、秦汉至清、晚清以来, 殷商时期的政治思想以祖先崇拜为核心, 两周时期以宗法观念为核心, 秦汉至清以天人合一为核心, 晚清以来是转型时期。这样的划分方式, 更符合中国历史、政治、社会发展的实际。

  第二, 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结构功能研究范式。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 目前主要存在有三种范式:第一种是“政术”或“治道”的范式, 重点关注思想家对于统治方式、方法问题的论述, 梁启超对于先秦思想家人治、礼治、无治和法治四种主义的划分, 萧公权的人治派、法治派和无治派的划分, 依据的都是先秦思想家在政术和治道方面的主张与理念。第二种是民本主义或“民学”的范式, 重点关注思想家对于统治正当性的依据与目的问题的论述, 如台湾学者谢扶雅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平天下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民本主义的伦理政治, 可以称之为“民学”, 其最能体现中国政治思想之特征。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纲》 (中正书局1994年) 就是以民学为主线将中国政治思想的演进历程分为原始、创建、继承和再造四个时期。第三种是王权主义范式, 重点关注思想家关于君主统治或旨在维护君主统治的思想论述, 此种范式乃刘泽华先生提出, 多年来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围绕着王权主义, 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在学界形成了王权主义学派[16]。

  新思路提出, 在每一个时期之内, 要注重政治思想的结构性分析。如西周时期围绕着尊祖敬宗的政治思想核心, 有分封制、宗法制和丰富的礼制思想, 外围还有天命思想和天下思想等等。秦汉至清的政治思想围绕着天人合一展开, 有天地人关系、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君臣之道、内圣外王之道、仁政思想、刑德思想等等。对于每个时期政治思想的核心与结构的分析, 有助于我们把握每一时期政治思想的本质、社会结构的特征、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和展开形式;更为重要的是, 对于政治思想的结构性分析, 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政治思想、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性征, 即穿越变化的结构而依然不变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所要追寻的东西———传统。无数思想家的论述汇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河流, 每个思想家都是奔涌中的浪花, 而框架和结构则是河床, 它规定着河流的方向和奔流的速度, 用索绪尔的话来讲, 前者是“言语”, 而后者是“语言”, 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语法”[17], 也就是支配着古人乃至现代人政治思维的内在规则, 日用而不知。如果不对此有所觉察, 中国风格的政治学构建便多少有些盲目。

  第三, 多学科的交叉、多维度的审视。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历史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学科, 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新思路提出政治思想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实现社会的整合, 因而它必须和当时的社会结构相适应, 并且能够完成整合社会的历史任务, 所以社会整合的理论就必须介入。新思路强调不仅注重思想的内涵, 还要注重思想的外延, 也即思想的功能展现,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关注政体的结构、制度的设计、社会观念等方面。关于政治思想和制度之间的关系, 研究者多强调西方以制度为中心, 而中国以主体性为特征, 强调修身治国平天下[16];这是仅就政治思想史而言。如果放眼观察中国的政治制度史、政治观念与社会观念的变迁, 它们又何尝不是和政治思想史紧密相连呢?纵观中国古代中央体制和地方体制的变迁, 围绕的一个核心思想便是中央集权、强干弱枝, 这不恰恰是历代的政治思想家们所强调的吗?因此, 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与政治观念、精英思想与社会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们必须加以深思和考察, 这就需要多角度的审视、多学科的交叉。正如杨海蛟先生所说, “时至今日, 政治思想史不但成为政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而且日益成为一个综合性学术领域”[18]。在此思路指导下编纂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富有现实感、问题感, 具有学科针对性、适用性, 丰满而健硕。

  第四, 将提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境界。求真与经世致用是历史研究的两个主要目的, 新思路旨在为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提供传统资源, 旨在揭示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强大惯性力量, 这就要求突出经世致用的功能。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引下去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而不是钻进故纸堆中寻找别人未曾关注的角落, 也不是挖空心思、故作高深, 发别人所未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只有在强烈现实关怀的关照下, 中国政治思想史才会成为一棵常青树, 才会达到研究的最高境界。

  六、余论

  在政治学基础课程体系中, 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构成了中国维度的双翼, 二者面临着同样的学科任务。由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基础深厚、成果丰富, 在向政治学转向方面, 中国政治制度史已经走在了前面。200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复旦大学刘建军先生编写的《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 此书“旨在提炼古代中国治国方略的基本法则, 概括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总体特征与构成要素……揭示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变与不变, 体悟古代中国治国方略的现代影响, 深思中西政治制度差异的历史根源”[19]封底。这样的制度史, 才是“活”的制度史, 才是负有历史使命感、契合时代需要和政治学本科教学需求的制度史。而同类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还处于空白状态。不过, 近些年来,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蓬勃发展, 为这样的编纂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呼唤与中国政治制度史比翼的“活”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早日出现, 它的出现, 必将使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建设与研究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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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4]中国政治思想史编写组.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2.
  [5]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编写课题组.《中国政治思想史》:一本框架新颖特色鲜明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N].光明日报, 2012-04-16 (4) .
  [6]汪荣海.中国政治思想史九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7]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5.
  [8]王沪宁.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J].瞭望新闻周刊, 1994 (20)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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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王邦佐.政治学的繁荣和发展需要理论创新[J].政治学研究, 2001 (1)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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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杨海蛟, 李猛.试论推动中国政治学繁荣发展的着力点[J].学习与探索, 2011 (3) :34-43.
  [13]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14]张荣明.中国的国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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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林存光.重读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兼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诸范式[J].政治思想史, 2011 (1) :15-36.
  [17]萧延中.“知识论”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意义---为什么需要对中国政治传统做“知识的拷问”[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5) :53-58.
  [18]杨海蛟, 亓光.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政治思想史研究透视[J].政治思想史, 2010 (4) :39-59.
  [19]刘建军.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注释
  1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苏镇:《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力作--读〈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年第1期。
  2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研究和数据库方法》, 《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李振宏:《两汉社会观念研究--一种基于数据统计的考察》, 《史学月刊》2014年第1期。
  3 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李振宏:《“天高皇帝近”:一个重要的中国思想史命题--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评介》, 《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
  4 张分田:《中国的帝王观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张小稳.中国政治思想史编纂的现状、问题及新思路[J].许昌学院学报,2018,37(01):5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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