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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必振国情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启迪

时间:2020-10-14 来源: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本文字数:7766字
作者:王鑫,霍修勇 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摘    要: 赵必振是近代以来翻译、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着名人物,他对中国国情拥有独到的认识,其国情观的形成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先进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社会主要矛盾、文化思想现状的认识和看法,这是赵必振学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和动力。研究赵必振的国情观对新时代准确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赵必振; 国情观; 变革; 矛盾; 传统文化;

  Abstract: Zhao Bizhen, a famous figure in translating and publicizing Marxism-Leninism and socialism since modern times, has a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his attitude towardsnational conditions wasformed ou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Marxist theory and western advanced ideas,and its main contents include the understanding and views of Chinese social development trend, soci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ultural thought, which are the foundations and driving forces for Zhao Bi-zhen to study and introduce Marxist theory. And investigation into Zhao Bi-zhen's attitude towardsnational conditions can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learn and master Chinese conditions in the new era.

  Keyword: Zhao Bizhen; attitude toward national conditions; changes; contradic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赵必振被誉为“中国翻译社会主义专着第一人”,他在参与爱国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国情观。分析赵必振的国情观,对准确认识当前中国国情具有重要意义,对丰富和深化赵必振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

  一、赵必振国情观的理论来源

  赵必振国情观的形成与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他曾是清朝武陵县学的秀才,维新运动期间醉心于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随后参与自立军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东渡日本,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赵必振国情观的理论渊源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外先进思想文化三个方面。

  (一)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源头活水

  赵必振早年求学时深入研究史学和百家学说,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孔学的研究造诣颇深,他的国情观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是赵必振国情观形成的来源。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以儒家、道家、佛教的文化价值观念为主体,包含了天人合一、中庸之道、克己修身、阴阳五行等为核心的众多价值观念。赵必振充分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对中国国情进行基本定位。例如,他提出失败“非人败之,自败之而已”,强调团结自身力量对抗外敌,体现了自强不息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又如,赵必振分析胜败实质,认为“夫胜败之关,抑难以耳目之观听决之矣,外形似败而实胜,外形似胜而实败者,往往有之”,[1]P393-394“故败不足畏也,胜不足恃也”,[1]P395体现了道法自然的道家文化价值观念。再如,赵必振在《新党党派述略》中称:“吾愿举我南瞻部洲之大众,一入涅盘而度灭之。”[1]P416体现了普度众生的佛家文化价值观念。
 

赵必振国情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启迪
 

  传统思维方式是赵必振国情观形成的基础:一方面,整体性思维方式决定了赵必振对中国革命的综合分析态度。对于中国革命的现状,他跳出维新运动失败的单方视角,综合考虑其社会影响等因素,认为维新运动虽受挫于西太后,但“维新之气焰不少减,反有挟浪乘风披靡中原之势”,[1]P394后在《说动力》一文中分析了社会变革的必然性,对中国革命持有肯定和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形象的思维方式为赵必振正确认识国情指明了方向。形象性思维具有生动性、直观性的特点。二十世纪初,国民对中国国情尚未有清晰的认识,赵必振运用形象思维,用“实力”指代军事实力、“虚力”指代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力量、“动力”来统一概括中国社会发展的国内外因素,可以跳过具体分析直接把握国情基本特点,为正确认识国情提供了方向。

  (二)马列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

  赵必振东渡日本期间,接触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赵必振分析国情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首先,唯物辩证法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是唯物辩证法的主要内容。赵必振对于国情的分析突破了国家的界限,从世界的整体性、动力的发展和传播的角度阐述了中国社会变革具有必然性,是全球各国相互影响产生的、顺应发展趋势的,非“一国一洲一种之兴衰成败之事”。[1]P409其次,唯物史观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其中,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对其影响尤为明显。例如,赵必振在《说动力》中提出,动力是客观存在的,“自开辟以来,将长此雎雎盱盱于世,历千万劫而不移,又安有此二十世纪新世界之幸福乎?”[1]P409初步显示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性原理。赵必振在《说败》中论述的中国社会的两种社会矛盾,也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论的运用。最后,多党合作的论述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之初,就提出了关于多党合作的论述。《共产党宣言》云:“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P307针对中国多党林立的局面,赵必振在关于中国党派的论述中表达了对中国各政党的批判和对多党合作的向往。他在《新党党派述略》一文中,对中国各党派进行了分析,感慨党派“各树一帜,各辟一门,吾亦不暇论列其是非,要而论之,与吾向之所谓新党者,则大迥异。”[1]P417,提出希望各党派团结起来应对复杂形势。

  (三)国外思想文化开阔了理论视野

  赵必振国情观与国外先进思想文化的渊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赵必振受到了国外政治思想的影响。1897年,赵必振加入广西维新派组织的圣学会,深受立宪、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他以之批判封建专制,感慨“自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之日,即为我受病之源”,[1]P401希望可以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1900年,赵必振参加自立军武装起义,旨在推翻清朝封建顽固派政权,恢复戊戌新政。起义失败后被迫东渡日本,他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和“自由”“平权平等”等词语依然多次出现在其国情观的论述中;另一方面,赵必振擅于借鉴国外历史经验。他自日本回国后,翻译了大量图书,包括系列亡国史和英雄人物传记。其分析国情时,多采用中西对比的方法,以西方国家的历史典故为依据论证中国社会状况。例如,在《说败》一文中,赵必振将拿破仑缔造法兰西第一帝国、玛志尼完成意大利独立与统一等事例和中国的维新运动做对比,分析胜败的实质:“夫事之失败,固决无可怪,惟败而不自败,则犹可以复振。”[1]P396同时,以波兰、埃及等大量西方国家亡国史类比中国现状,更直观地描述国情,唤醒国民的危机意识。

  二、赵必振国情观的主要内容

  国情观是对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情况的综合认识,是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赵必振国情观的内容比较丰富,笔者主要从三方面进行论述。

  (一)国家变革观:中国已有社会变革之动力

  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先进的仁人志士都在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途径,赵必振将中国的变革看成是一种必然趋势,把变革的“动力”归结为中国国民革命意识的觉醒和西方国家的侵略两方面。

  中国国民革命意识的觉醒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内生动力。赵必振认为,国民革命意识的觉醒为中国带来一线生机。近代中国内忧外患,西方列强的侵略极大地“刺激我国民之脑气筋,举国震骇,汲汲焉,皇皇焉,相与震慑于破屋漏舟之内,此我中国一线之生机也”。[1]P406之后,中国开始步入社会变革之路。赵必振将中国国民革命意识的觉醒过程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旧中国国民缺乏革命意识,社会变革处于停滞状态。中国国民长期受到封建制度和文化的影响,已具有“永静之性质”,处于封建制度压迫之下而不自知,“群病夫而一室之面面相觑,视为固然,而不自知其为病夫也。灯烛无光,鹖旦不鸣,群居阒寂,但闻鼾声,动力乎无震之者,无憾之者,无激之者,无博之者。”[1]P401第二阶段,国民革命意识在西方国家的侵略下开始输入和萌芽,社会变革逐渐兴起。进入十九世纪,世界各国风潮突起,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相继传入中国,为中国社会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甲午中日战争犹如当头一棒,使国民意识到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脱离了“如隔岸之火也,酣嬉自若”的状态。尤其是维新运动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先进仁人志士“开强学会于京师,开时务报于上海”[1]406,中国内生动力由此开始萌芽。第三阶段,国民革命意识稳固,社会变革达到极点。赵必振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国民革命意识得到巩固,唐才常“攘臂一呼,应者云集。东南半壁,无不仰首伸眉”“日本尊王覆幕之伟业,庶几望其后尘也”,中国国民“一洗上古中古近古之永静性质而振作之”。[1]P407

  西方国家的侵略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外在动力。赵必振认为,西方国家用强制性的手段打开中国大门,推动中国融入世界变革的潮流之中,弥补了内生动力的不足。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加强对起义军的压制和防范。国民惧于清政府的血腥镇压,革命氛围骤然冷却,内生动力的不足显现出来。“内之动力将穷,而自外之动力,有从而输入”,[1]P408此时西方国家的侵略为中国社会变革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直接破坏了清政府的统治机构,“部例焚矣,胥吏裁矣,八股废矣,科武停矣,捐纳止矣”,[1]P408为中国革命创造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侵略无疑为中国国民意识注入了一针强化剂,促进了中国国民爱国意识和革命意识的恢复和膨胀。“吾中国之动力,吾知自此欲膨胀,欲发达,而决不能遏止者矣!”[1]p408

  由此可见,赵必振认识到中国社会变革的条件已经成熟,但他对社会变革方向还没有清晰的认识,“我国将来之动力,将若之何?……来日方长,竞争未已。登高邱而四顾,企予望之。”[1]p409

  (二)主要矛盾观:国争急于党争

  认识主要矛盾是实现历史使命的重要基础。赵必振认为,近代中国社会主要存在两种矛盾:一是“国争”,即中国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断受到西方国家的侵略,矛盾不断升级,达到“竞争最剧之时”“胜败之界,不过一发之微”。[1]p393此时,为挽救中国于危亡,需要举全国之力共御外敌。二是“党争”,即中国近代党派之间的矛盾。近代中国党争剧烈,赵必振将原因归结为党派种类繁多,各自信奉不同的宗旨。自1867年开始,中国逐渐出现各种党派,国民称之为“新党”。赵必振将“新党”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而营其私,而罔其利,而腼然号于人”[1]P415,主要包括民贼派、利禄派、名誉派、制造派、科举派、风气派、无耻派七种党派。这些党派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宗旨,望风而动;另一类是忧国忧时之士组成的党派,主要包括以勤王为宗旨、以革命为宗旨、以爱国救民为宗旨的三种党派,这些党派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宗旨,不计个人得失。在这两大分类之下,“一派之中,又有歧焉。分之又分,其微已甚。”[1]P417

  赵必振将“国争”作为主要矛盾,认为“国争急于党争”。[1]P397近代中国面临帝国主义的侵略,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国败剧于党败,“国争”是主要矛盾。同时,相较于党争日趋剧烈,国争“渐由实力争竞时代而进虚力争竞时代”,[1]P397,即西方国家逐渐由军事征服转为政治控制。赵必振分析波兰亡国的过程,认为波兰国内党派竞争是其亡国的一项重要原因。苏联扶植一方党派攻击另一方党派,趁虚而入,最终占领整个波兰。与此类似,近代中国面临着“党争”与“国争”孰轻孰重的问题。以史为鉴,赵必振认为“爱国之深者,其必不以党争而害国争也”,呼吁忧国忧民之士组成的各党派团结一致,“同德同心,群策群力”“共矢血诚,捐其故技,善自择术”。[1]P417

  (三)文化发展观:世之醉于欧化而忘国粹

  “世之醉于欧化而忘国粹”[1]P368是赵必振对近代中国文化领域状态的理论思考。西方文化的传入带给中国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中国文化起到促进作用。《辛丑条约》签订后,爱国志士认识到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先进于中国,进而掀起向西方学习的热潮,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抛弃了中国文化中腐朽落后的一面。例如,在思想领域,“国民之思想日进步”[1]P428;在史学领域,“一洗其旧日君史之陋习,而纪其有关于社会之大者”[1]P429;在文学领域,中国学者“一洗旧日之习,以震动国民之脑筋为宗旨”[1]P431,开化民智,极大地鼓舞国民士气等。总之,“学术上、政治上、军政上、外交上、财政上、司法上、宗教上、教育上、文学上、交通上、产业上、风俗上,一切关于社会者,莫不受其影响而进步。”[1]P429

  另一方面,国民开始盲目推崇西方文化,一概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例如,在史学领域,出现了新史旧史之说。一些史学家称西方的法制史、文学史、商业史、工业史等所记载的内容是中国史书中没有的,并称其为新史,贬低中国史书。在教育学领域,“爱国者鉴于泰西之所以强,翻然而悟,尽弃其前三十年变法之所言”[1]P425。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方面,“吾国忧时之士,日日好求新法,以谋救国之方,而忘其国自有一大政治家,乃竟忽焉而不一道。何其爱野鹫而贱家鸡欤!”[1]P421总之,“而适时欧化东渐,凡中国一切之学说,几尽被摧残,以至酿成赤祸横流,不可收拾。”[1]P335对此,赵必振客观分析中西方文化的区别,旗帜鲜明地维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例如,他批判史学界盲目吹捧新史,指出新史的实质是专门史,类似于中国的食货志、考工记、八书十志等,在中国史书中皆已具备。“彼则仅有独立而单行者,我则合之则统于正史,分之则各纪其事,道并行而不悖。我国之史,已得其全;彼国之史,仅各得其一体而已。”[1]P367-368同时,赵必振在《<教育丛书>序》、《<王安石新法论>序》等杂文散文中提出要注重继承中国学者的思想。

  三、赵必振国情观的现实启示

  赵必振的国情观是其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对唤醒国民革命意识和确定正确革命方向具有重要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赵必振国情观中的部分内容及分析方法对现实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准确认识中国国情

  正确国情观的形成需要科学方法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赵必振准确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他主动运用马列主义的部分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现状,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现阶段,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和交流日益增多,要准确认识中国国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一方面要用联系的眼光认识国情。赵必振分析中国问题,既有政治的视角,又有文化的视角,还关注到了经济问题,可谓综合认识和阐释,符合马列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总结唯物辩证法的要素时,列宁也曾经提出:“每个事物的关系不仅仅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3]这要求我们把握国情要有全局视野,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各方面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量,全面分析国家变革的基本特点,在推进国家变革中善于统筹兼顾各种要素,注重顶层设计,要将中国国情同世界形势联系起来。赵必振关注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军事、政治、文化的侵略和控制,要求人们积极应对。目前,全球一体化发展趋势明显,世界发展形势对中国的影响之大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在充分利用有利因素的同时,也应该像赵必振一样,保持应有的警惕,对国外的一些不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思想和做法进行积极批判和抵制。另一方面,要用发展的眼光认识中国国情。赵必振经历了近代、现代,乃至当代中国的发展,他一直注重运用发展变化的眼光认识国情、分析国情。这充分表明,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深入研究历史,总结历史发展规律,就能更好把握当下的中国国情。为此,研究国情要重视其动态性和发展性,认识到国情是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发展的,着重研究新条件、新特征,这是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必要条件。我们要在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总体国情观基础上,深刻预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状态,做到未雨绸缪。

  (二)准确把握社会矛盾,制定正确方针策略

  准确把握社会矛盾是制定正确方针策略的基础。赵必振国情观中关于“党争”与“国争”的认识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赵必振对社会矛盾的思考,对当今我们把握社会矛盾,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方面,分析社会矛盾要立足于社会发展现状。赵必振基于对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实际、综合国内外因素,提出了民族矛盾与国内矛盾的观点,这是作出社会矛盾判断的基本立足点。这要求我们对社会矛盾的分析应与时俱进,全面考量已有基础、发展成就、生产力状况、人民消费水平等因素,以更好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正确处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赵必振对于国内矛盾的判断是准确的,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趋势,他将民族矛盾作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作为次要矛盾,为近代以来国家发展问题进行了先期探索。当前,要将主要矛盾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善于抓主要矛盾,进而促进次要矛盾的解决。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4]。我们要着力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统筹把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时,正确处理如人民内部矛盾等次要矛盾,不忽视也不能夸大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采用正确的方法和手段加以解决。

  (三)加强传统文化保护力度,增强文化自信

  赵必振认为,国民“醉于欧化而忘国粹”,这是具有战略高度的思想,主要在于提醒国人重视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树立传统文化自信,其现实意义更加明显。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丧失了文化自信,洋火、洋布、洋元、洋车等词语在中国相继出现,受到人们的追捧并被视为潮流。近些年,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加剧,各国加强了文化输出的力度。在中国,美国电影、西方节日、日韩偶像等受到追捧,而我国传统文化,如诸子百家学说、京剧、皮影戏等逐渐丧失其影响力。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文化自信,就是力图改变赵必振等一批先进仁人志士所担忧的“醉于欧化而忘国粹”的状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4]为此,第一,大力保护本国历史文化。“灭人之国者,先灭其史”,中国历史长达五千年,加强对本国历史人物思想的挖掘、宣传和教育,是丰富我国历史文化、对抗外国文化渗透的重要方法之一。第二,促进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文化传承需要顺应时代发展。我们要坚持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生产生活,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创造性,同时加强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打造一个适应当代文化、符合现代潮流的充满生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第三,注重传统文化的运用。“国学能见于实用,方为有用之学”,[1]P335赵必振强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传统文化中蕴含了大量解决现实国内、国际问题的方法。注重对儒家学说、道家学说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运用,可以为中国,尤其是世界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对此我们应该拥有充分的自觉和自信。

  参考文献

  [1]赵必振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1).

  原文出处:王鑫,霍修勇.赵必振的国情观及其现实启示[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0,22(04):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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