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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尊孔保教”思想的质疑

时间:2015-01-12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本文字数:3307字
论文摘要

  一、“尊孔保教”源于对康有为的学术师承

  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教一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成为封建社会的思想统治基础。与传统意义上的“尊孔”不同的是,康有为“尊孔”的目的是为了变革封建政治制度,他将孔子塑造为托古改制的先师,将维新变法的主张贴上孔子的标签,以“新孔子”对抗守旧派的“旧孔子”,从而减轻变法的压力。

  1901年,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评价康有为是中国真正的宗教家,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世诸多学者的认同,他们认为,在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构建了将儒家学说由哲学转化为宗教,进而抵御西方宗教侵略的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近代的中国人中,康有为是对西方利用宗教控制人心、侵略中国认识较早的人物之一。早在1896年中法战争之后,他就曾上书光绪皇帝,指出法国在中越边境设立教堂从事宗教侵略活动的危害性,但这封上书没能送达给光绪。1898年6月戊戌变法开始以后,康有为将《孔子改制考》进呈给光绪的同时,再次以奏折的方式陈述宗教侵略的危害:“顷闻山东知县赴任,须先谒教士,州县见教民畏之如虎;有讼狱一从彼教,则曲亦得直,奸民多托而自庇者,气压乡曲;小民无知,益复风从,裹胁益众,广东东莞县,有一夜半城从之者。故畏之愈甚,媚之愈至,从之愈多,莠民多从,教案愈起,若是者于今五十年,而仰天束手,卒无一策,以善其后者,亦可异也”。

  康有为清楚地看到教案问题对中国的危害性,那么如何抵制西方的宗教入侵?康有为的方案是建立能够与西方宗教相抗衡的、中国自己的宗教。康有为早年曾经受到佛教和基督教的很大影响,他不仅接受他所喜爱的宗教学说,并始终试图将宗教融入于儒学之中,因为他发现佛教、基督教中的仁爱理念与儒家学说中“仁”的思想极为接近,因而他得出结论:中国需要孔教。鉴于这一思路,康有为提出“保国、保种、保教”三位一体的政治主张,将保教置于同保国同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康有为一直在用“尊孔保教”的思想为他理想中的政治体制模式构建理论体系,那就是“教化之与政治,如车之双轮而并驰”的政教双轨体制,只要对这种政治体制的信仰不变,他的“尊孔保教”的观念就不会发生改变,这也是使他在思想上表现出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特征一个原因。

  作为康有为的得意弟子、维新变法最有力的宣传家,梁启超最初是康门中尊孔保教的中坚人物,他称赞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是“极大胆之论,对于数千年经籍谋一突飞的大解放”,在他的第一部政论《变法通议》中,梁启超深入阐述了康有为的保教理论,宣称“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几乎是原文照搬了康有为的说法。在公开场合,梁启超也极力维护师说,甚至屡次与其他维新人士产生争执。戊戌维新期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并担任主笔,汪康年任报馆总理,因为宣传维新改良言论,《时务报》很快就从所有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社会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就发表在上面。由于梁启超在报刊上始终坚持宣传师说,汪康年对此不能赞同,二人曾公开产生冲突,梁启超宣称:“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前者变法之议,未能征引,已极不安。日为掠美之事,弟其何以为人?

  弟子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见一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矣。闻南海而恶之,亦不过无识之人耳。”同为报馆撰述的章太炎也曾因不能赞同康有为的经学见解,逐条驳斥《新学伪经考》中的谬误,引起梁启超的恼怒,最后二人大打出手,章太炎一气之下离开了时务报。1898年梁启超在湖南主持时务学堂时,撰写《春秋界说》和《孟子界说》两篇文章宣传保教,他宣称“《春秋》为孔子改定制度以教万世之书”,孔子作《春秋》“垂制立法,以教万世”,是行天子之责任,“知后世必有执布衣不当改制之说,而疑孔子之僭妄者”,故而作《春秋》。梁启超还推举孟子为孔子学说的继承人,与荀子继承孔子学术相比,孟子之学“在经世”,是“孔门政事之科”,“其所得力在《春秋》”。“孟子于《春秋》之中,其所传为大同之义”,“仁义”二字是孟子一切学问的宗旨,“保民”是孟子的经世宗旨,孟子对“大同思想”的解释是:“无义战”是大同的起点,“井田”是大同的纲领,“性善”是大同的极效,尧、舜、文王是大同的称号,“王霸”是大同、小康之辨。总而言之,“孟子之言即孔子之言”。在《饮冰室合集》中保存着一份写于1898年梁启超给友人的回信,题目为《复友人论保教书》,信中梁启超大谈孔子创教立法,极言保教的必要性,声称“天下无不教而治之民”,“天下无无教而立之国”,他说今日孔教有日渐消亡之势,呼吁有志之士成立保教公会,断言“居今日而不以保国保教为事者,必其人于危亡之故讲之未莹、念之未熟也”。

  二、对“尊孔保教”提出质疑但未能突破

  以上梁启超的种种言行,似乎都能表明,在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不遗余力地捍卫康有为的尊孔保教理论,是一名保教理论的忠实拥护者。然笔者认为,梁启超提倡和宣传康有为的保教思想,并不意味着他对这一理论的深信不疑,只是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实现改良目标的最佳思想武器。1896年,严复就保教和托古改制问题连续致信梁启超,他驳斥康有为将西学与西教相混淆,他说“‘教’者所以事天下神,致民以不可知者也。致民以不可知,故无是非之可争,亦无异同之足验,信斯奉之而已矣。‘学’者所以务民义,明民以所可知者也。明民以所可知,故求之吾心而有是非,考之外物而有离合,无所苟焉而已矣。”正因为西学与西教是相反的两个事物,会使民智走向两个极端,因而结论是:“‘教’崇‘学’卑,‘教’幽‘学’显”。

  梁启超在给严复的回信中对严复的观点拍案叫绝,他说:“来书之谓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又曰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矣。读至此则据案狂叫,语人早,不意数千年闷胡芦,被此老一言揭破,不服先生之能言,而服先生之敢言也。”继而梁启超提出自己对保教的看法:“教之一尊未定,百家并作,天下多学术。既已立教,则士人之心思才力皆为教旨所束缚,不敢作他想,窒闭无新学矣”,他认为不惟独孔教、将任何教派定为国教都将会致使国人才智被教条束缚而致思想僵化,国家的强弱,不在于是否有国教,而在于是否有民主。显然,梁启超对于将孔教定为国教的主张是否真正适合中国,是有所保留的,但他保留的只是对“中国是否应该长期存在国教”这个问题持否定态度,而对其在当下变法中的重要作用丝毫不疑,他为康有为的保教主张极力辩解说:“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既合之矣,然后因而旁及于所举之的之外,以渐而大,则人易信,而事易成”,这段话的含义显而易见,他赞同现阶段将“尊孔保教”主张作为减少改革阻力的有效方式,从而在以后间接地过渡到真正的民主阶段。尽管如此,严复的这封信无疑触动了梁启超,并成功地引起梁启超对保教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遗憾的是,这种思考是无果的,他急欲向康有为寻求解答,在其后写给康有为的信中如是说到:“严幼陵有书来,相规甚至,其所规者,皆超所知也。然此人之学实精深,彼书中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筯者。欲质之先生,其词太长,今夕不能罄之,下次续陈”。

  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讲学时,曾仿照《长兴学记》设立学规,强调“爱国类及异类,推孔教以仁万国”,并将孔教理论定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今设学之意,以宗法孔子为主义”,“堂中所课,一切皆以昌明圣教为主义,则皆传教之课也”。梁启超的这些保教举动,不仅招致湖南保守乡绅的抨击,也遭到了友人黄遵宪的批评,黄遵宪屡次致信向梁启超言明保教的危害,并对康有为的保教思想进行批驳。严复和黄遵宪都是梁启超极为敬重的维新思想家,他们的规劝引起了梁启超对于尊孔保教理论的怀疑,但出于对时局的审度和对康有为的信服,梁启超也只是将这种疑惑与“同志数人私言之,而未敢昌言之”,一直到流亡日本后,才逐渐流露出公开辩驳的言论。

  梁启超对“尊孔保教”思想的质疑,是其冲出康有为的学术思想藩蓠、在政治思想上不断反思的尝试,尽管维新变法时期他尚未能够实现突破,但为其以后冲出康氏孔子思想窠臼、最终走向学术独立奠定了基础,这也直接导致了日后他与康有为学术上的对立。

  参考文献:
  [1]张荣华.康有为全集(第四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孙应祥.严复年谱[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3]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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