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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变文中的多样教化思想研究绪言

时间:2016-08-05 来源:未知 作者:学术堂 本文字数:754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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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敦煌变文中的儒佛道教化思想探析
【绪言】敦煌变文中的多样教化思想研究绪言
【第一章】敦煌变文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2.1】敦煌变文中的孝道思想
【2.2】敦煌变文中的忠君思想
【2.3】敦煌变文中的节烈思想
【3.1】敦煌变文中的业报轮回
【3.2】敦煌变文中的地狱审判
【4.1】敦煌变文中的修仙成道观念
【4.2】敦煌变文中的符箓神功
【5.1】敦煌变文中教化思想的特点
【5.2】敦煌变文中教化理论的意义
【结语/参考文献】敦煌变文中蕴含的教化思想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绪言

  (一)选题意义

  本文是以敦煌变文为探讨方向,以变文中所蕴含的教化思想为研究主题,期待能够藉由目前已经发掘和整理出来的变文资料,深入探讨隋唐五代时期,敦煌变文中所呈现教化思想的内容、特点及意义。意大利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有这样的名言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①敦煌变文也不例外,这种融合了作者和当时民众的伦理道德思想的文学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教化状况。

  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五月二十六日(公元 1900 年 6 月 22 日),在敦煌千佛洞的藏经洞里,大批的敦煌遗书被发现。

  ②洞内藏有约两万个卷子和一部分画幡,为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以至宋代这一时期的宗教思想、文学艺术与社会经济等方面提供了珍贵而丰富的资料。敦煌遗书的发掘引起了当时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敦煌遗书的大部分渐渐流落到世界各地。其中,收藏最多的是巴黎国家图书馆、大英博物馆、俄罗斯科学院,日本的一些大学中也有藏品。

  敦煌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关于敦煌文学的研究,学界对其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敦煌遗书包含了许多通俗文学作品,诸如变文、白话诗、曲子词等等,这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文学史的原貌,也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点。一些书卷记载的内容与大众所熟悉的作品大不相同,很多出土的书卷甚至填补了古代历史发展的某些重要缺失环节。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变文”的历史价值最高,它的出现引起了中外专家学者的瞩目,从专家们历年的研究成果就可看出其受重视的程度日益加深。“在莫高窟藏经洞发掘之前,中国说唱文学的历史发展,一般只能追溯到宋代,更早的情况却由于史料缺乏而难做进一步探究”③,但之后由于敦煌遗书的重见天日,使得从六朝的志怪小说,到唐代传奇乃至诸宫调、宋元话本、弹词等之间文学作品相当大的空白,找出了承上启下的衔接关系,而这一流行于隋唐五代民间与佛寺的讲唱文学作品,无论在思想还是内容形式上,都具有独特的地位与价值,不仅反映当时当地的文化思想特色,也对隋唐五代的民间社会生活面貌有了多元化的展示。

  在阅读了一些与变文相关的文献资料和论文后,笔者发现研究敦煌变文的专家学者,常常把焦点集中于文献的考证与探讨,忽略了变文这一“俗文学”所呈现的教化意义。敦煌变文内容广泛,故而笔者希望通过研究现有的变文资料,揭示其蕴含的教化思想,为中国传统教化思想的研究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

  (二)概念界定

  1.变文

  (1)变文的命名

  敦煌石窟的藏书中最多的是讲唱类文学作品。如何为这些讲唱文学作品命名,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将其称为:“通俗诗”、“通俗小说”、“佛曲”、“变文”、“俗文学”、“民间文学”、“敦煌文学”等等。随着更多敦煌写本的发掘、搜集和整理,在较为完整的卷子上出现了一些原有的标题:变、缘、赋、书、论、话、缘起、变文、词文、讲经文  ,结合隋唐五代诗文杂记中记载的“变”、“话”、“俗讲”、“俗讲僧”,学界对于这类讲唱类文学作品的命名有了新的看法。郑振铎先生首先采用“变文”这一名称,并得到学术界公认。“变文”一名,沿用至今,其表演形式称为“俗讲”.

  (2)变文的分类

  随着学者对“变文”进行深入研究,逐渐发现这些讲唱类作品的形式、体裁等有着许多细微的差异,有的是纯散文,有的是纯韵文,有的则是散韵结合,还有的是介于散韵之间的韵诵体。因此,学者们又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类型。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通过研究敦煌变文来发掘隋唐五代时期的教化思想,因此对变文的形制、体裁差异不做深入的说明及分析,而是将“变文”视为敦煌文书中讲唱类文学作品的总称。

  (3)变文的定义

  “变文”的定义在学术界历来就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争议,以下用表格方式进行说明。

  学界关于变文的定义及来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观点,即“外来说”和“本土说”(见下图)综合上述学者关于变文的定义及来源的观点,变文即是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普通民众介绍和宣传佛经教义,所使用的一种较为口语化的表达方式,且配合相关图画(变相)进行辅助说明。这种表演形式适应了唐代繁荣的社会经济,满足了大众娱乐的需求。僧侣或民间艺人在表演时,考虑到社会风俗及民众喜好,在吸收大量中国民间文化的同时,不断“革故鼎新”,使讲唱的内容已不再局限于佛经故事,而扩及中国历史、文学和民间信仰。

  2.教化

  “教化”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常有被提及,《战国策》中记载,卫嗣君时,胥靡逃到魏国,卫赎以百金被拒,卫嗣君以左氏城交换,引发群臣进谏。卫嗣君说:“治无小,乱无大。教化喻于民,三百之城,足以为治;民无廉耻,虽有十左氏,将何以用之?”

  ①此言表达了教化百姓的重要性,是关于“教化”一词最早的记载。《说文解字》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②,“化,教行也。从匕,从人。”

  ③教化是明确的“上对下”,具有阶级区别关系,上层有所指示,而下层效仿,使被指导者的思想和行为有所改变。这里体现了“教化”的一个特征,即教化是存在于不平等阶层关系,自上而下的情况下进行的各种思想上和行为上的指导,使下层有所改变。

  “教化”一词出现较晚,但与教化相关的史实在很早就出现了。《尚书·舜典》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①舜认为“五教”,即父、母、兄、弟、子,五种伦理关系的德行之教,是治国的要务之一,因此任命契为司徒,以“五教”教化子民。由此可见“教化”

  是需要实际政策相配合才能完成的。荀子认为教化包含了让人民富足,以及设立学校,推行六礼七教改变百姓的言行举止,从而达到国家安定的目标。西汉董仲舒认为古代圣王所立的“礼乐教化”是安邦治国的良方,“礼乐”就是教化的核心,统治者由道德之心化为具体的礼仪、乐曲,并借此传达给百姓,逐渐影响、改变民众的行为习惯,乃至人生观、价值观,从而使国家安宁、社会和谐。

  当代学者对“教化”做了归纳,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将教化看成一种集合了政治、教育和道德的统治术,并概括成几点:第一,着重强调作为社会上层的君王以及各级的管理者和统治者自身的道德典范作用;第二,将学校作为进行教化的核心;第三,注重培养优良的民俗民风,认为优良的民风民俗对民众有耳濡目染的功用;第四,要求当权者在实施政策时要考虑对当时社会能否产生好的影响;第五,强调民间组织对人们的影响。②中国古代教化理论的基本特征有“政教合一”,“德性中心”,“外在规训与内在修养相结合”,“家族教化、社会教化与学校教化紧密结合”,“教化方法选择与人性认识相结合”.③中国古代教化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基调融合其他民间伦理、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旨在“移风易俗”,规范民众的思想和行为,使之成为统治者需要的“顺民”,从而达到维护社会安定,建立统治秩序的目的。

  (三)研究现状和趋势

  目前,前人对于敦煌遗书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敦煌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综合性学科。然而当前史学界对于敦煌变文中的教化思想尚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

  1.着作

  目前,史学界与敦煌变文相关的着述颇多,其中对变文的搜集和整理主要有:周绍良先生编撰的《敦煌变文汇录》(上海出版公司 1954 年),共收录变文三十八篇,每篇卷首都注明卷号及出处,是最早收录敦煌变文的作品;王重民、王庆菽、周一良、曾毅公、向达、启功几位先生辑录的《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全书共分上下两卷,该书收录变文作品三十八篇(增订本篇目),是搜集、整理、校对敦煌变文资料的开山之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又陆续的出版了潘重规先生编录的《敦煌变文集新书》(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 1983 年);周绍良、白化文、李鼎霞共同辑录的《敦煌变文集补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本书在对敦煌变文的整理和校勘方面较前又有所进展。

  研究变文材料的着述也有很多:

  罗宗涛先生的《敦煌变文社会风俗事物考》(文史哲出版社 1974 年),以王庆菽等人编辑整理的敦煌变文为根据,选取其中有关社会风俗事物的资料,加以归纳整理,分为十四类:建筑、衣饰、婚姻、饮食、行旅、信仰、丧记、娱乐、经济、狱讼、社交礼仪、俗谚俗典、家族与奴婢,该书是通过变文探究唐代敦煌社会风貌的创新型作品。

  李骞先生的《敦煌变文话本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7 年),从唐朝俗讲和唐代民间叙事文学的关系入手,考察唐代讲唱艺术和话本的源流,并对《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伍子胥变文》、《庐山远公话》和《汉将王陵变》等多篇敦煌变文进行了重点解析。

  项楚先生的《敦煌变文研究》(巴蜀书社 1990 年),从变文的体裁、内涵和生成背景为出发点,从宗教和世俗两个方面出发,探究敦煌变文的宗教内涵和民间属性,着重分析了变文的影响和意义。其中第十章第一节的第三部分“社会学、历史学意义”,对研究变文中的教化思想,有一定参考价值。

  李小荣先生的《变文讲唱与华梵宗教艺术》(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在界定、剖析现有的敦煌变文材料的基础上,探究变相的使用,运用宗教学方面的知识,重点分析敦煌变文与华梵音乐、华梵戏剧之间的关系,同时深入挖掘了变文中蕴含的儒释道三教思想。

  诸如此类以敦煌变文为研究对象的专着不胜枚举,例如:孙楷第《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作家出版社 1956 年);杨公骥《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吉林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罗宗涛《敦煌变文社会风俗事物考》(文史哲出版社 1974 年);罗宗涛《石窟里的老传说 敦煌变文》(三环出版社 1992年);陆永峰《敦煌变文研究》(巴蜀书社 2000 年)等。

  涉及中国古代教化研究的着作主要有:

  黄书光主编的《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5 年),主要叙述了中国古代社会教化思想的产生、包含的内容以及社会教化政策的导向,并深入分析了学校教化、乡约家规与教化、地方士绅的教化作用、宗教与教化以及传统教化的近代嬗变七个方面。特别是书中第六章第一节“变文讲唱与社会教化”,从三教论衡与变文讲唱的兴起、变文的内容(宣传佛教教义)、变文讲唱中的儒教思想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变文中蕴含的教化思想。其中对于儒家思想以及变文与三教论衡关系的分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敦煌变文中的教化思想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张惠芬主编的《中国古代教化史》(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9 年),本书以探求教化的内涵为根据,以时间为顺序,以揭示教化思想和行为为基础,分别对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及明清实施的教化政策、思想和活动进行了较为透彻的解析,并着重分析了教化与人性、政治、经济、风俗之间的内在联系,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教化发展史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书中第六章第三节“佛教的中国儒学化以及其对教化活动影响的加强”,为探究“儒释融合”对中国古代教化的影响提供了详细的参考资料。冯秀军《教化·规约·生成 古代中华民族精神化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该书共分为五个章节,重点探究古代中华民族精神化育道德内涵、特征、理论支撑及制度保障等内容,具有创新性的是,书中的“化育”

  概念不仅包含了主观和客观两种共同的教化内涵,而且还强调了外在因素内化为教化对象的内在因素这一特点。该书以教育学为理论支撑,系统分析了古代中华民族精神化育的内涵、理论、保障、实践和转变。

  2.论文

  目前,从文献学角度考察研究敦煌变文的论文主要有:

  冯宇《漫谈变文的名称、形式、渊源及影响》(《哈尔滨师院学报》1960年第 1 期),重点考证了变文的定义、分类及源流,依据变文的内容特点和艺术形式将其分为押座文、缘起和变文,并认为散韵杂糅的赋是变文的源头。

  蒋礼鸿《敦煌变文集校记录略》(《杭州大学学报》1962 年第 1 期),综合了向达先生和徐震堮先生对敦煌变文校读的成果,填补了变文校对工作的一些疏漏,重点列举其中晦涩难懂的条目,以便后世研究者参阅。

  程毅中《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文学遗产》1962 第 10 期),进一步阐述了“变文”和“变相”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认为变文就是变相的文字说明;变文古已有之,是在中国传统的诗赋骈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被佛教徒吸收改造为讲唱经文。文中还首次提出了“俗赋”的概念,并将其从敦煌变文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文体概念。

  王庆菽《宋代“话本”和唐代“说话”、“俗讲”、“变文”、“传奇小说”的关系》(《社会科学》1982 年第 1 期),探讨了宋代话本形成的社会基础和文学渊源,认为话本上承唐代说话、变文和传奇小说,下启明清白话小说,并侧重于阐释唐代俗讲、变文等文学作品与后世话本在内容、形式和体裁上的关系。

  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其类型初探 兼谈几部文学史的有关提法》(《文学遗产》1982 年第 2 期),对敦煌讲唱文学作品定义、分类以及来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词文、故事赋、话本、变文、讲经文五种分类法,并通过列举表格,分析其源流、体制、内容和表演形式。

  曲金良《变文的讲唱艺术 转变考略》(《敦煌学辑刊》1989 年第 2 期),将变文作为一种立体的艺术进行论证,着重考察“转变”技艺,并认为“变文”

  既是独立的文学读物,又是“转变”的底本,但并非所有的“变文”都可以用作“转变”表演;“变文”与“转变”皆是佛教吸收、改造汉代音律的成果,其“变”有“神奇变异”之义;“变相”之“变”则并不专指故事,推断“变文”与“变相”二者无必然的联系。

  着重分析变文内容的文章主要有:

  俞陶来《〈李陵变文〉初探》(《敦煌研究》1988 年第 4 期),通过对比文史典籍中李陵的事迹和《李陵变文》中李陵的艺术形象,发掘其中的思想内涵和审美意象,认为变文中带有强烈的情感倾向和创作者个人对历史的理解;变文中突出了特异性人物性格的描写方式,体现了唐代繁荣、稳定和开放的时代特征;此类演绎历史故事开拓了人们的思想境界和审美视野,体现了艺术创造的精神,为后世学者从历史、文学、社会学和文学角度研究古代文学作品提供了新颖的材料。

  高国藩《敦煌本王昭君故事研究》(《敦煌学辑刊》1989 年第 2 期),从敦煌文献的角度出发分析敦煌遗书中与王昭君故事相关的四篇文学作品:《王昭君变文》、《王昭君(安雅词)》、《王昭君怨诸词人连句》和《昭君怨》。

  高先生认为敦煌本王昭君故事,皆产生流传于唐代前期,其共同点是凸显爱国情操,表现封建社会中妇女的悲惨命运和描写塞外风情。文中认为敦煌本王昭君故事对后世王昭君传说和文艺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类似考证变文内容、涵义、源流及影响的文章还有郭在贻、张涌泉、黄征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校译》(《安徽师范大学报》1989 年第 1 期),李润强的《<降魔变文>、<破魔变文>与<西游记>──谈敦煌变文和古代神话小说的渊源关系》(《社科纵横》1994 年第 4 期)。

  张跃生《佛教文化与敦煌变文》(《华中理工大学学报》1999 年第 4 期),分析梳理变文与佛教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认为散韵相间的变文来源于佛经,而后世流行的白话小说则源于变文,变文即是唐代民间的佛教文学,白话小说继承了变文中的“地狱”和“因果报应”观念。与此相似的论文还有尤翔的《敦煌讲史类变文的流变》(浙江大学 2007 年硕士学位论文)、闫春娟的《敦煌讲史变文叙事艺术再探》(中国海洋大学 2008 年硕士学位论文)都是从文学角度出发,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对敦煌讲史类变文追根溯源,考辨传说与史实的关系。文章的重点都在于考察变文的文体、创作方式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与本文主题相关,考证敦煌变文中涉及教化思想的文章有:郑阿财《敦煌孝道文学研究》(中国文化大学 1982 年博士学位论文),通过对敦煌孝道文学作品的考察探索,叙述敦煌遗书的发现、散布、时代、内容和价值;分析唐代孝道教化、佛教与孝道的关系;探讨敦煌孝道文学形成的原因和旨趣。文中第四章第二节“敦煌孝道变文析论”,辑录涉及孝道思想的敦煌变文,并探讨其起源、写作与传抄等问题,对研究敦煌变文中蕴含的教化思想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姜岳斌《〈神曲〉与敦煌变文故事中的地狱观念》(《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 1 期),将但丁《神曲》中有关地狱的描写与敦煌变文《唐太宗入冥记》和《目连变文》中地狱情景的描绘相对比,反映了东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和文化心理方面的差异,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中独有的忠孝观念、官本位思想和源自佛教的轮回理念。

  李小荣的《略论敦煌变文中的孝亲思想》(盐城师范学院学报 2000 年第 2期),从儒家经典《孝经》入手详细分析了敦煌地区流传的孝道思想及其对讲唱变文的影响,揭示了孝亲文化和佛教孝道观对变文中孝亲思想形成的影响。

  陈慧宇的《敦煌变文中的佛教“果报观念”》(湘潭大学 2008 年硕士学位论文),认为敦煌变文是对佛教因果报应的继承和演变,变文中涉及的果报观可以分为三种,业报轮回示现众生、善恶因果孝亲为重、惩恶扬善快意恩仇,并从地域、时代和文化背景三个方面分析这种传承和变异产生的原因。

  由以上资料可知,前人研究敦煌变文的范围广泛,专着与单篇论文较多,对于其中教化思想的研究集中于孝道和因果地狱之说。变文是为了传播佛教思想应运而生的,自然不可避开历史因素和社会影响,而传播地域的政治环境和伦理思想的差异,也必然造成了佛教教义的改变。因此,在研究敦煌学的过程中,若仅局限于变文内容单一方面的理解,则会忽略其中蕴含的丰富历史和社会价值。

  (四)论文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1.重点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依托向达、周一良、启功、王庆淑、曾毅和王重民编写的《敦煌变文集》,潘重规先生的《敦煌变文集新书》,黄征、张涌泉先生的《敦煌变文集校议》,结合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以及项楚先生的《敦煌变文选注》等着作,从敦煌的历史、地理和社会文化等角度出发,立足于儒释道三教学说细致梳理现有敦煌变文资料中所蕴含的教化思想,进而分析这些教化思想的特点及意义。

  2.难点

  首先需要阅读大量的原始资料,其中包括大量难以理解的佛经。此外,敦煌写本数量庞大且卷帙繁多,这些写本分散于世界各地,本人难以亲见真迹原文。同时加上本人学力有限,无法获得和阅读许多外国学者发表的专着论文。

  因此,搜集到的研究资料十分有限。

  3.创新点

  目前,国内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敦煌变文成果不是很多,而对于敦煌变文中教化思想的研究成果更是少之又少。故本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取数个具有代表性的变文故事,立足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观点,发掘敦煌变文中的教化思想及其内涵。

  4.研究方法

  本论文在整理、探究的过程中,普遍运用文本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细读变文,厘清其人物、情节等叙事内涵,以求精确掌握敦煌变文的本义。同时运用教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观点,对变文中的教化思想进行较综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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