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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生成逻辑

时间:2018-09-14 来源:兵团党校学报 作者:李莹 本文字数:11431字

  摘   要: 揭示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脉络, 先后出现过两种比较成熟的民主模式——以古代雅典民主为代表的古代民主和近代以来成长成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主义民主。两种民主模式作为相对独立的部分, 表现出截然迥异的特点。古代民主印刻着氏族民主的痕迹, 具有鲜明的直接参与制色彩, 建立在公民自己占有生产资料、自由劳动的基础上;近代民主是在中世纪的禁锢枷锁中夹缝求生的, 具有强烈的间接代议制性质, 建立在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古代民主虽然在实践上“先声夺人”, 却只勾勒了民主理想的蓝图;近代民主在理论上“先闻其声”, 作为推动西方世界近代化的遣先锋, 成为人类继续追求解放的武器。

  关键词: 西方古代民主; 西方近代民主; 比较研究;
 

西方民主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生成逻辑
 

  在人类政治发展史上, 民主作为永恒不懈的价值追求, 先后出现过两种比较成熟的民主模式:以古代雅典民主为代表的古代民主, 近代以来成长成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主义民主。从古代民主迈步到近代民主, 是民主发展的辩证法, 也是民主形式不断丰富、内涵不断展开的演进过程。由于所处环境与具体条件的不同, 二者呈现出鲜明反差的个性特色, 这就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和契机。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试图从二者的发生背景、实现方式、经济基础、影响作用等方面作出比较, 揭示民主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生成逻辑, 从而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的信念和决心。

  一、从民主发生的前夜看, 古代民主印刻着氏族民主的痕迹, 近代民主是在中世纪这一“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 (1) 夹缝求生的

  民主, 最早始于氏族社会的中晚期。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尚未问世之前, 氏族民主的秘密并不为人所知。但“政治的萌芽必须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氏族组织中去寻找” (2) , 揭开氏族民主的面纱, 就了解了古代民主“发生学”的“前史”。根据摩尔根的研究, 氏族民主的发展经历了一权政府 (酋长会议) 、两权分立政府 (酋长会议和最高军事统帅) 和三权并立政府 (酋长会议、最高军事统帅和人民大会) 三大进阶。其中三权并立政府作为“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模范制度” (3) , 与英雄时代雅典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强势的近亲遗传:酋长会议是立法团体, “政府的每一个官职, 从最高级至最低级, 在公务上始终要向酋长会议负责” (4) , 它实际成为后来雅典元老院的前身;人民大会对酋长会议拟定的提案具有最终的决定权, “是一种实际存在的力量, 显然足以保障人民的自由” (5) , 这就为后来雅典的四百人会议、五百人会议奠定了雏形;巴塞勒斯作为一个军帅机构, 享有军事和宗教的职权, 但“由于攫取新权力的倾向而难以驾驭” (1) , 最终被废除。这与雅典人推翻庇亚斯、罗马人废除勒克斯等抗击专权的历史行为如出一辙。由此可见, 古代民主与氏族民主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的亲缘性, 氏族民主成为理解古代民主的一把“钥匙”。古代民主, 是在氏族民主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带有浓厚部落特征的本能民主, 还只是“自然长成的民主制” (2) 。

  罗马帝国崩溃, 西欧社会踏进了漫长黑暗的中世纪, 这是西方近代民主发生的开场白。中世纪推崇君权至上, “君主政体的原则, 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 使人不成为人” (3) 。中世纪迷信等级特权, “权利、自由和社会存在的每一种形式都表现为特权”, “由于出生, 某些个人同国家要职结合在一起” (4) 。中世纪唯从宗教神权, “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由神布排的” (5) , “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 (6) , 人在现世的自由平等只能在天国才能得以寄托。正是这种以君权、特权和神权为特征的封建政治关系, 使得政治强制、等级关系和人身依附无所不在, 严重窒息了民主的生存空间, 让民主的发展举步维艰。尽管自古罗马以降, 人类社会大部分地区笼罩在形形色色的专制统治之中, 但民主的天空依然星火点点。就拿王室法来说, 英国1215年颁布的《自由大宪章》, 通过法律明确重申了契约性封臣关系, 并依此限制了王权的范围;1259年的《人民公约》和《不承认课税法》, 则进一步确认了王权必须受到限制的宪法性原则。这些法律文件“强调一种可以约束统治者的契约观念” (7) , 预示了英国后来的政治走向, 但最重要的结果是初步形成了近代民主法治的渊源, 产生了法律至上、权力有限、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体系。黑暗的中世纪, 民主乍看是断裂的缺位, 事实是艰难的夹缝求生。城市共和国的出现、等级会议的兴起等无一不是人类追求民主的不懈写照。也正因如此, 脱离了对西欧封建时期政治状况的了解, 就很难理解现代民主政治观念何以在西方社会如此根深蒂固了。

  二、从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序次来看, 古代民主是民主的实践“先声夺人”, 近代民主是民主的理论“先闻其声”

  古代民主脱胎于氏族民主的母体, 经过自然、历史和逻辑的发展, 产生了希腊城邦民主与罗马共和民主的典型。但古代民主“是作为一种反常的从属于公社所有制的形式发展起来的” (8) , 因而具有实践先行、理论滞后的特点。早期的西方民主思想就是植根于这种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结晶。在古希腊, 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直接影响着政体的形态, 政体因此具有平民和寡头两种形式, 产生出截然不同的效果。亚里士多德的混合政体思想, “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 (9) , 是立足于现实城邦中两种形式政体优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种政体, 将各种因素混合而达到平衡, “不让任何人在政治方面获得离寻常比例超越的地位” (10) 。在罗马共和国, 国家权力合理地分配于元老院、平民大会和执政官这三个既相互牵制又彼此配合的部门。这种政体内权力均匀混合的现实原型, 又成为波里比阿权力制衡思想、西塞罗制衡政体设计的直接来源, 而其中透显的贵族政治倾向, 又符合了古罗马民主化进程中贵族一直是整个政治权力运转主导力量的实际。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 法治始终与民主并存。亚里士多德“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观念、西塞罗“权力从属于法律”的论断, 无疑都是受到了当时法治实践的影响和启迪。特别是亚里士多德, 作为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最早崇尚法治的先驱, 他的法治观是“在总结了包括雅典在内的100多个希腊城邦的治国经验后” (1) 提出的。由此可见, 古代政治思想家对民主问题的探讨, 不是以头立地的乌托邦构想, 而是立足于现实城邦、以长程的历史镜头回顾反思民主实践而作出的叙述总结, 而这也正是古代民主实践先于理论的贡献和证明所在。

  近代自由主义民主, 源于封建社会等级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冲突和妥协。资产阶级愈是追求个人自由、私有财产, 就愈是会在民主问题上提出构想和假设, “民主准则……成了制度系统的组成部分” (2) , 是“制度化处理阶级斗争问题” (3) 的方式。因此, 近代民主的特点就在于理论先于实践。就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分权制衡体制来说, 从洛克关于行政 (国王) 与立法 (国会) 之间的权力制衡, 到孟德斯鸠关于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种权力之间的制衡, 学说开始在理论上一步步走向成熟。从实践层面而言, 英国受洛克思想的影响, 在经历了王权与议会之间的轮番较量, 最终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 形成了国王“统而不治”、议会权力至上的立宪君主制政治体制。但“政府……的权力不过由于时而必要有大选才受到限制” (4) , 还谈不上是对洛克分权主义的完全运用。只有在美国, 孟德斯鸠完备的分权理论才算得到了最充分的运用。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完全独立, 分别由国会、总统和法院掌握, 彼此牵制、互相配合, 达到权力的平衡。与英美不同, 法国政治的发展, 经历了民主政体到帝国政体再到民主政体的反复交替, 直到19世纪末才基本确立了分权制衡的民主制度。而卢梭的自由主义理论, 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武器, 成为法国人走向民主的一面旗帜。卢梭的思想, “在1789年的法国革命实践中, 直接获得了最深刻的决定性影响” (5) , 拿破仑也多次讲过:没有卢梭, 就没有法国革命。由此可见, 英国的政治体制、美国的权力结构、法国的革命传统是一定程度上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思想的现实兑现, 他们的理论蓝图为现实构建导航了目标和方向, 成为近代民主发展的掌舵者和领路人, 而这也正是近代民主理论先于实践的表现和注解所在。

  三、从民主实现的方式来看, 古代民主具有鲜明的直接参与制色彩, 近代民主具有强烈的间接代议制性质

  城邦是古代民主的摇篮, 古代民主诞生于城邦之中。城邦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 以及为了生活得美好而结合成一个完全的共同体” (6) , 其显着的特征在于小国寡民。正是这种小规模的政治实体和生活共同体, 孕育了作为“最纯粹、最典型的国家形态” (7) 的雅典直接民主制。在雅典, 公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身份重合”, “作为国家的主人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务, 而不是通过中介或代表” (8) 。这种民主政治的直接性, 表现为公民可以通过最高权力机关的公民大会,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亲自裁决城邦一切政事, 如选举政府官员、决定宣战媾和、制定修改法律等, 并且“最后的裁断, 具有最高的权威” (9) 。除此之外, 雅典的官职向全体公民开放, “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 他就会受到提拔, 担任公职” (10) , 不受门第和财产的限制, 从而在理论上都有“轮番而治”的机会, “同等的人交互做统治者也做被统治者” (11) 。在这种氛围下, 雅典社会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文化昌盛, 在几乎所有的领域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 达到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而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束, 雅典民主也开始走向衰落, 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 给后世留下关于民主的无穷遐思, 即民主是“人民的统治”或“人民的权力”。然而, 雅典标榜的公民的民主绝非人民的民主, “只有年过18岁的男性公民才有资格参与政治这一事实, 妇女和奴隶都被排除在外, ‘公民权’严格地限于其生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 (1) ;标榜的公民的民主也绝非全体的民主, 要求所有的公民定期经常地前往公共广场集会决定一切事宜是行不通也是不可能的, “这种制度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得到有效运行, 那简直是对理性信仰的嘲弄” (2) ;标榜的公民的民主更绝非平等的民主, 每个公民都有被要求参与政治的平等权利, 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属于较高的社会经济阶层的少数杰出的公民在讨论中处于支配地位” (3) 。

  “如果说古代民主是城邦的对应物, 那也就是说它是‘直接民主’” (4) , 而“以个人参与为基础的民主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相应的是, 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 那么代议制民主就是唯一可能的形式” (5) 。代议制民主, 作为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联姻的一大成果, 是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和人们对专制王权的反抗而出现的一种新型民主模式, “在这种政体下, 全体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 (6) 。这也就是说, 代议制民主的“主人”与“主事”是分离的。人民在终极意义上作为国家的“主人”通过法定程序委托代表“主事”内政外交的各种事务, 从而国家权力的“名义归属”与“实际行使”分属于不同的“两只手”。而负责“实际行使”的“这只手”, 通过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和政党制度建构起了代议制民主的框架。选举制度作为代议制的基石, 是“将个人意愿汇集成整体意愿的一种程序, 是民主国家反映民意的主要机制” (7) 。通过投票选举, 政府委托给由其余公民选举出来的少数公民, “使公共意见得到锻炼和扩大” (8) 。议会制度是代议制的主要载体, “如果没有代议机构, 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什么民主, 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 (9) 。近代以前, 议会只是王权的咨询机构, 只能“议”不能“决”;近代以来, 议会集“议”与“决”为一身, 更偏重于“决”。举凡国家重大问题, 必须由议会决定。政党制度是代议制的重要内容, 也是国家政治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政治参与机制和利益表达渠道。政党作为其中的政治组织, 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联系权力体系与民间的纽带, 是提高国家政权合法性、维持社会秩序与政治稳定的保证, “政党创造了民主……取消了政党, 民主是不可想象的” (10) 。总之, 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和政党制度构成了近代民主的三大支柱, 表现了民主设计的形式精巧, 但究其本质, 仍然是为资本主义作辩护、为少数有产者服务的:普选制下的一人一票, 让每个人表面上都有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 但“普选权正是一根磁针, 他虽然摆动了几次, 但最后总是指向这个负有统治使命的阶级” (11) ;议会制赋予了选民平等权利以“表达选民意志”, 但这种“议会民主”“议会至上”的漂亮宣传也只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 (12) ;资产阶级政党间的选举竞争“轮流地使政权从一只手中放下, 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抓住” (13) , 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 “更多地代表了特权阶层的利益而不是大众阶层的利益, 从原则上说, 它以牺牲我们的利益为代价, 换取少数人的特权利益” (14) 。综上可见, 近代自由主义民主将“民主的理想和方法变成了现行民主制度的理想和方法” (15) , 是一种“形式民主的制度与程序的安排” (16) , 暗含着将现状合法化的意味, “他们因此并没有将民主定义为‘人民自治’, 而认为民主代表着竞争性的精英通过普选制赢得权力的争夺过程” (17) 、“仅仅是一种选择领袖的方法和领导的手段” (1) 。

  四、从民主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来看, 古代民主建立在公民自己占有生产资料、自由劳动的基础上, 近代民主建立在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上

  “根据唯物史观, 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2) , 而“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及宗教的观念, 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因而, 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 (3) 。民主作为上层建筑的范畴, 同样受制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历史变更, “任何民主, 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 归根结底是为生产服务的, 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 (4) 。

  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 古代民主是奴隶主的民主, 因为作为其典型的雅典民主“是奴隶主阶级的专政……是只供极少人享有的民主” (5) 。这种论断, 直接来源于19世纪人们对雅典公民与奴隶数量的认识。恩格斯认为, 从梭伦时代到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全盛时期, 自由公民总数, 连妇女和儿童在内, 约为9万人, 而男女奴隶则为365000人, 被保护民———外地人和被释放奴隶为45000人” (6) , “一个人口50万但只有3万全权公民, 实际上只由约3000人参加的公民大会统治的国家, 几乎不能说是民主的” (7) 。事实的真相总会在历史资料的不断丰富中展现出来。希腊史学家弗格森指出, 在“伯利克里时代, 自由而拥有公民权者占总人口的一半” (8) 、“对于公元前4世纪晚期奴隶数量的估计……大约占总人口的20%—30%” (9) 。这些数据说明, 雅典民主的主体, 并不是通常认为的只是少数奴隶主, 而是占人口多数的自由民;雅典民主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 也不是奴隶劳动而是自由劳动, 尽管奴隶“被广泛地使用在各个劳动领域” (10) , “构成了‘比家庭大的所有希腊或罗马社团’的永久性劳动力” (11) 。之所以将民主的奴隶制污点等同于民主性质的本身, 一是整个雅典社会的上层阶级, 确实是依附于奴隶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为生的, “如果没有奴隶被迫去干重体力劳动, 以使自由人相聚对决策进行辩论, 在宴饮或郊游时探讨真与美的对话” (12) , 雅典民主就是离地拔起的空中楼阁。二是肇始于柏拉图一直到近代欧洲政治中居主流地位的反民主倾向。早期自由主义者极为珍视个人自由, 恐惧大众力量对个人自由的威慑碾压, 而视雅典民主为多数人的暴政, 不过这也从反面证实了雅典民主是多数人享有的民主的本质。

  近代民主的确立, 伴随着打碎专制王权坚硬堡垒的暴力革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 以英国革命为轴心, 东端由法国、德国、意大利进入俄国;西端由美国横跨太平洋进入日本, 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政治现象和全球性的社会变革, 其间不断交织着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殖民统治与反殖民统治的斗争。尽管“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13) , 在各个国家的表现各有特点, 但“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14) , “经济关系……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 (1) 。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 是一部市民等级发展到资产阶级、王朝国家发展为民族国家的历史。封建社会晚期, 资产阶级已经从被压迫的市民等级中产生并逐渐成为在经济上得势的阶级。但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与经济生活条件的变化并不是亦步同趋的, 封建的国家制度, “意味着一群卑微的人对少数豪强严格的经济从属” (2) 。而商品天生就是平等派, 商业贸易“要求有自由的、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 而“在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地方, 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束缚和各种特权同它对抗……行会特权处处和时时都一再阻挡着工厂手工业发展的道路” (3)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整个没旧的上层建筑必然到了不得不变革的地步, 到了不得不推翻没落贵族政治统治的地步。因此, 从18世纪末开始, 新生资产阶级出于人身平等、商业自由的需要, 加快了革命进程的步伐。这个过程, 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才得以彻底完成。炸毁了封建所有制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的资产阶级, 在政治上建立起“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 (4) , 即自由主义民主制度。这种制度摆脱了封建的超经济剥削和人身依附关系, “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 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 (5) , “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 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6) ;但近代民主依然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 “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种‘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 (7) , “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 (8) 。

  五、从民主的影响来看, 古代民主为人类社会描绘了民主理想的蓝图, 近代民主作为推动西方世界近代化的遣先锋, 成为人类继续追求解放的武器

  古代希腊、罗马的民主制度, 开启了人类社会民主政治的先河。民主这个概念的由来, 就是对当时以公民参与、共同决策来解决公共事务制度的描述。换句话说, 古代民主“全部的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 (9) , 即民主是人民自己统治自己的政治制度。古代民主虽然饱受质疑和争议, 被谴责为暴民统治或奴隶主政治, 但却为后人留下了民主的理想和典范。民主的根据不是物或神, 人是民主价值的核心, “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 (10) ;民主不是君主或资主, 主权在民是民主的本质, “我们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 是因为政权掌握在全国公民手中, 而不是少数人手中” (11) ;民主不是政治强制, 权力制约是民主的重要原则, “在雅典没有总揽执行权力的最高官员” (12) 、“立基于法律之上的城邦, 其最重要的立意是要在最广义上评判并控制其成员的性格” (13) ;民主不是单向度的存在, 是与法治、自由、平等共同结合的多面体, “雅典的法令和祖宗原则:任何人为了达到僭主统治目的而起来作乱者……都应被剥夺公民权利” (14) 、“平民主义政体的精神为自由” (15) 、“我们大家都是大自然所生, 构造全是一样” (16) 。正是这些代表着普遍利益的以“理性的共识为基础的”“规范” (17) , 如直接参与、政治平等、崇尚法治、人民掌权等, 为后世描绘了一幅民主理想的蓝图。也许这也正是古代民主的价值与精髓在两千年后仍然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所在。

  近代民主是封建主义的异端者, 也是资本主义的卫道者, 在“破”与“立”的对立统一中实现了人类社会民主观念和制度的革命性变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先驱们, 高举自由、平等、民主的旗帜, 以人权对抗王权、以人道对抗神道, 对封建特权、君权神授的观念进行了彻底的清算, 实现了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而掌握了思想武器的资产阶级, 利用暴力革命的手段, 以民权代替君权、以分权代替集权、以立宪共和代替封建专制, 建立起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民主政治, 实现了政治制度的深刻革命。在观念和制度的双重影响下, 近代自然科学逐渐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不断催生出技术发明的先后问世, 实现了人类生产方式的根本性革命, 进而促进了工业革命在率先实行民主制的国家崛起, 然后波及欧洲乃至世界, 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和人类社会的面貌。可以说, 民主、科学与工业革命, 构成了西方近代化的三大动力, 而民主作为其中的核心价值和首要特征, 在三位一体的链式动力结构中, 无疑是首要的、排头的, 成为推动西方世界近代化的遣先锋。但是, 民主发展的辩证逻辑绝不会止步于此。近代自由主义民主解决的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阶段问题, 实现的只是人的政治解放, 还“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 (1) ;真正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 是要在获得政治解放的基础上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这个意义上说, 近代民主成为人类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环节, 是人类继续追求解放的武器, “它们总是在促进社会主义革命早日到来, 为它扩展基础, 吸引更多的……群众参加社会主义斗争” (2) 。

  无论是民主的理论或实践、规范或制度, 西方民主作为探索的先行者, 都为人类社会贡献了经验与智慧。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 历史的演进过程也走向完成” (3) 。实践是最公正的裁决。“颜色革命”的花败凋零、“阿拉伯之冬”的寒意袭人、泰国政权的持续交替、伊拉克内战的屡禁不止, 无一不是以不可驳斥的事实昭示我们:民主的历史没有终结, 终结的不过是民主终结论。民主这团永恒的活火, 依然以不可遏止的生命熊灼在世界的东方, “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4) 。民主政治, 尽管是作为列强坚船利炮下的应激反应、作为救亡图存的方法进入中国人视野的, 但经过百余年艰辛曲折的反复探索, 才迎来了真正的机遇和春天。实践也是最有力的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没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这是民主问题上不可移易的基本立场。实践还是最无声的亮剑。今天中国道路的成功, 向世界自信地说明: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历史背景、经济发展状况, 选择适合自己国情和实际的政治发展道路;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 在实践的反复检验中不断完善我们的理念设计和制度安排;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变革与秩序的平衡中,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 为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贡献充满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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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陈永佶.民主的权威[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10]李铁映.论民主[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 ,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346页。
  2 (4) (5) [美]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 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第5、144、24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142页。
  4 [美]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 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第250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101页。
  6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 ,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411、381页。
  7 [意大利]阿奎那:《阿奎那政治着作选》, 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第99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73页。
  9 [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 (下卷) , 李洪增、侯数栋、张绪山译, 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第71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 ,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521页。
  11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 郭斌和、张竹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第310页。
  1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第268页。
  13 安庆征:《古代雅典的民主与法治》, 《世界历史》1989年第3期。
  14 (3)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 张绍宗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第98、262页。
  15 杨春睿:《西方哲学史》, 煤炭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 第369页。
  16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第189页。
  1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颜一、秦典华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4页。
  18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117页。
  19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 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 第200页。
  20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第199页。
  21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第209页。
  2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第167页。
  2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第167页。
  24 (3) (4) [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69、66、71页。
  25 (6) [美]萨托利:《民主新论》, 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第282、286-287页。
  26 [英]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第68页。
  27 牛铭实:《选举制度的类别与特点》, 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第27页。
  28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 程逢如等译, 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第49页。
  29 《列宁选集》 (第三卷) , 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第211页。
  30 Schattschneider, Party Government (New York:Renehart Publisher, 1942) , pp.1.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一卷) , 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第384页。、
  32 《列宁选集》 (第三卷) ,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209页。
  33 [美]迈克尔·帕伦蒂:《少数人的民主》,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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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 刘北成、曹卫东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51页。
  36 [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 张立鹏译, 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18页。
  37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 刘北成、曹卫东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162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695-696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776页。
  40 《列宁选集》 (第四卷) ,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405页。
  41 陈垣:《失落的文明:古希腊》,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33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四卷) ,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136页。
  43 [英]阿克顿:《自由史论》, 胡传胜等译, 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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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加]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刘海霞等译, 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 第183页。
  46 林中泽:《析古希腊奴隶制经济的外向型特征》, 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第105页。
  47 [加]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刘海霞等译, 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 第183页。
  48 [英]M.I.芬利:《希腊的遗产》,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29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456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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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5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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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第103、130页。
  61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14页。
  62 [美]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 彭淮栋译, 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第14页。
  6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第71-72、311页。
  64 (16) 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 (第二卷上册) , 三联出版社1960年版, 第106页。
  65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 刘北成、曹卫东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148页。
  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 , 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第174页。
  67 《列宁选集》 (第二卷) ,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551页。
  68 转引自陈曙光:《论马克思主义民主观》, 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5期。
  69 [美]弗朗西斯·福山:《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 载《中央公论》 (日本) 2009年第9期。

    [1]李莹.西方古代民主与近代民主之比较研究[J].兵团党校学报,2018(04):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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