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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怒江地区的族际共生关系认知及其启示

时间:2016-10-19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本文字数:9818字

  第三章 近代社会变迁中怒江地区的族际共生关系认知及其启示

  在内外作用下,近代怒江地区社会环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这种变化也引起了怒江地区族际关系的变化。总体来说,主要表现在族际共生认同的增强和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发展。面对怒江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各民族相互帮助相互借鉴,共同突破,共同发展;随着族际经济交流的深入,族际之间的依赖感增强,紧密了族际利益共生链;文化上的交流成为族际共生认同产生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

  第一节 怒江地区的民族对族际共生关系的认知

  怒江地区在近代之后,随着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交流的逐渐深入和扩展,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怒江地区的各民族逐渐在心理上形成了族际共生认同。各民族为了求得发展,在经济发展上相互借鉴相互帮助;在面对外来侵略者的过程中结成联盟和统一体,共同抗击敌人;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基督教的生活方式逐渐渗透到怒江地区的各个民族中,使得在生活方式上有差异的不同民族能统一在基督教的生活方式下。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和宗教活动为族际之间的相互交流客观上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由于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教徒的心理上更加能够容纳、接受和包容不同的民族;经济上的互补互惠,增强了民族之间的依赖感;国家在怒江地区控制力的加强和边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强化了民众的国家意识。在以上种种因素的影响下,怒江地区的各民族深刻的认识到为了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境内的民族应该互惠和相互帮助,谁也离不开谁,这些在心理上表现为族际共生认同。

  一、互帮互助,共同发展。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社会环境,怒江地区近代之前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虽然存在,但是在范围和深度上有着一定的局限性,而在近代之后随着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传统的阻力逐渐被消除,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各民族之间相互帮助和在生产方面的相互借鉴的特点更为突出,在相互帮助和相互借鉴的过程中,加深了民族之间的感情,促进了族际共生认同。

  由于怒江地区自然条件的限制,缺少大面积的平原,形成了怒江地区以种植玉米、荞麦等为主的农作物,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兼具少数畜牧业的生产方式,这种粗放型的农业生产方式长期存在。民国时期殖边队进入怒江后,曾动员邻近怒江地区大理、剑川、兰坪一带的白族农民移居怒江地区,从事水田作业,帮助当地民族开垦水田,推广牛耕,在农业生产方式上形成了从人力到畜力的转变。当地的民众在这些人的带动和帮助之下,也逐渐的学会了种植水稻。这样怒江地区的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传统的粗放型的农业生产模式有了转变,同时汉族和内地一些民族的移入,把先进的生产理念和生产工具和耕作方式也带入了怒江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产品的单位生产量。"汉族、白族、纳西族的手工工人如铁匠、木匠等也来到怒江,帮助傈僳族、怒族等人民学会使用铁制农具,修建房舍,改变了过去长期使用竹木农具的原始状态。"除了生产技术方面的相互借鉴外,在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在生产中形成的雇工,换工等方式也是互帮互助的重要体现。例如在丙中洛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丙中洛地区的怒族、傈僳族、藏族就有帮工的习俗。生产生活上中除了存在着共耕制外,还有借地、换工、共养家畜、协作建房等许多形式上的共同劳动".民族之间生产活动中的互帮互助和生产技术方面的相互借鉴,在相互学习和帮助的过程中加深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感情。在相互帮助和相互借鉴的过程中,不同的民族看到彼此的优势和长处,逐渐的形成了生产生活上相互依赖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现象,在心理上形成了族际共生认同。

  二、族际经济交流的加深,促进了族际间的凝聚力。

  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和交通的不便,近代之前怒江地区的贸易途径主要是以物易物的方式,并且在交往的面上较为狭窄,一般仅仅只存在于本民族之间,而民族之间的族际贸易则较少存在。近代之后这种局面得到了扭转,族际之间的贸易范围和深度在不断的扩宽和加深。

  我们通过分析近代怒江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轨迹会发现,怒江地区族际经济交流的主要推动来自外部力量。近代之后怒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族际商贸往来离不开内地少数民族商人的贡献,其中尤以滇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商人为主。

  一方面由于内地市场的竞争较为激烈,这些商人试图寻找新的市场和利润空间;另一方面怒江地区近代之前,怒江地区较为封闭与外界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较少,这正好为内地商人提供了市场,成为滇西北商人的目标之地。从 1908 年以后有大批白族、纳西族和汉族商入进入怒江地区,大量收购当地上特产品如黄连、贝母、生漆、蜂蜡、兽皮、木材等,运到大理、保山、丽江一带销售;同时又将内地日用百货如盐巴、布匹、针线铁制农具、耕牛运入怒江地区,对当地的原始经济起到了一定刺激作用。

  往返于怒江地区高山峡谷之中的民族商人,一方面满足了高山峡谷之中各个民族对日常生活物资的基本需求,活跃了怒江地区商品经济的市场;同时商人作为族际之间经济交流的主要载体和纽带,通过族际经济之间的交流,不仅加强了与怒江地区傈僳族、独龙族、怒族及其他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同时也体现出多民族间的团结互助,这种和谐之音在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传颂,促进了多民族聚居区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发展了各民族之间友好和睦的民族关系,使近代怒江地区呈现区域间共同发展、民族间和睦相处的局面。

  怒江地区在近代之后,经济上和资源上的互补互惠往来频繁,故而形成共同的利益生境,这是族际认同形成和延续的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族际之间在互补、互惠、互利的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趋向紧密,对于进一步强化交往双方的亲和力和动机及其亲近态度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必然促进族际共生认同和民族的团结。

  三、族际文化互识的加深。

  怒江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互识离不开民族文化上的互动交流,历史上区域内的各个民族文化交流频繁。近代之后,怒江地区文化相互认识的程度更加深入面也更加宽广,除了历史上藏传佛教文化、傈僳族文化等文化之间的交流不断加深外,随着汉族移民的进入和基督教的传播,给近代怒江地区注入了新的文化因子。并且各种不同文化在怒江地区得以和谐共存,共同发展。之所以各种文化能在怒江地区和谐共存,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于,各种文化的包容性。但这种包容性的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种文化经历了相互冲突、排斥、磨合直至被彼此接受的过程。

  怒江近代之后,在很多少数民族中出现了"汉化"和"傈僳化"的趋势。

  这些趋势的出现,无疑是族际之间文化互识加深的表现和结果。随着殖边队进入怒江地区,怒江地区与内地封闭隔绝的状态被逐步打破,大量的汉族商人和汉族官员进入到怒江地区,特别是国民政府在怒江地区开展的边民教育,加强了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了解,同时少数民族的文化也被越来越多的汉人所了解。

  随着近代之后怒江地区汉族商人的不断涌入,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汉文化因素也在逐渐的增多。例如:"贡山这一带做生意的人,多为汉人……汉人到贡山不过是七八十年的事".从这段记载中不难看出,在贡山一带的汉人大都是近代之后才进入到该地区的,且大多数都是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同时,近代之后,汉人把内地的生产生活方式带入了该地区,大一统的思想也在该地区传播开来,使得当地的少数民族中逐渐的出现了"汉化"的趋势。怒江地区少数民族中出现的"汉化"趋势,一方面是由于汉文化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则是汉文化背后的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和经济资源上的互通有无的结果。汉商将怒江地区的土特产外销的同时,也向当地的民众学习他们的文化知识,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近代之后,怒江地区汉人数量的增加,一方面改变了当时少数民族的民族结构,另一方面加强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文化上的互识和交流,加强了怒江地区的汉化趋势。

  语言和文字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近代之后怒江地区的基督教的传播基本上都是利用傈僳语进行的,而传播过程中所使用的圣经也是通过傈僳文书写的。使傈僳语在怒江少数民族地区得以广泛传播,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傈僳文化、傈僳族人的思维方式等在潜移默化中被传入到其他的少数民族中,并逐渐被其他的少数民族所接受。正如前文所谈到的在怒江的一些地方近代之后由于基督教的传播使得怒江的一些地区和一些民族逐渐出现了"傈僳化"的趋势。

  历史上怒江地区各民族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出现了"汉化"和"傈僳化"的趋势,表现在文化上则是怒江地区的各族民众对于汉文化的认可和对区域内傈僳文化的认同。近代之后,怒江地区的各族民众对汉文化的认同,加强了汉族和傈僳族、怒族、独龙族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怒江地区傈僳族和怒族等民族的傈僳化趋势,可以说是怒族和独龙族的文化适应或者是文化重构的过程。正如罗康隆在《民族。文化与生境》一书认为的那样"文化重构的实质乃是族际互动中的正常产物,也是经常遇到的事实".

  从文化在适应和重构的结果上看,其无疑能减少民族之间文化上的冲突,而从其构建的过程来看,则是族际文化互识加深的突出表现形式。

  四、边疆危机中各民族的共同应对。

  共同的历史命运和共同的历史经历对于锻造族际共生认同感有及其重要的意义。共同的历史经历和共同的历史命运作为民族历史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存和维系族际共生认同的重要工具。近代之后,怒江地区的各民族在饱受封建压迫的情况下,纷纷拿起手中的武器反抗压迫;在面对外来侵略的时候,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辱,在共同抵御外来侵略者的过程中,强化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地处边疆地区的怒江,近代之后首先受到外来帝国主义的冲击。怒江地区的各族民众在生存家园遭到入侵的情况下,纷纷拿起手中的武器反抗殖民渗透和殖民侵略。1907 年,天主教传教士任安守在贡山的白汉罗等村寨因为修建教堂,在当地强派民工,强占当地民众的土地,还阻挠当地民众信仰藏传佛教,这极大的激怒了当地的民众。傈僳族、怒族和藏族民众忍无可忍,烧毁了教堂,赶走了传教士和神职人员,这就是怒江地区着名的"白汉罗"教案。1911 年,英国侵略者武装进占片马地区。片马事件中发生之后,生活在片马地区的傈僳族、景颇族等民族配合当地驻军共同抗击英军,在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下,英国政府不得不承认片马、古浪、岗房各村寨是中国的领土。

  抗战爆发之后,滇西战场作为重要的抗日战场之一,怒江地区的各族人民在滇西抗战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42 年,日军在占领了缅甸的仰光、曼德勒和八莫等地之后,开始向中国边境线推进,当日军抵达怒江西岸的时候,傈僳族、怒族等民族根据战时的需要,共同组织起来,组成了民众自卫队,开展游击战争,协助中国军队打击和消灭敌人,固守了怒江东岸防线,为滇西大反攻的胜利提供了重要条件。"驻守泸水的江防部队在反攻的前两年中进行了多次的对敌游击战,这些游击战的自卫队官兵和农民为部队侦察、带路、送情报,有力的支援了江防游击斗争。"在这些保卫家园的反抗事件中,我们仔细分析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事件都不是单一的任何一个民族组织完成的,都是有众多的民族共同参与的。

  近代怒江地区之所以呈现出各民族共同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显着特征,我们也许可以从怒江近代之前的历史中寻找答案。历史上怒江地区的各个民族在族源上具有渊源关系。这我们可以从生活在怒江地区的各个民族的少数民族的神话中寻找相关的依据,同时怒江地区的主要的民族也都是来自氐羌系统。历史上怒江地区的傈僳族、独龙族和怒族白族等民族,均是来源于氐羌系统的民族,在族源上有着渊源关系,而这些有着相同渊源关系的民族存在着众多的相似之处,他们在一些历史记忆及其行为方式方面都存在着颜渊关系和相似之处。有着共同历史记忆,在行为方式和态度上有相似之处,这些民族共同生活在怒江地区,使得各个民族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更容易接纳和相互理解对方,因为有着"同根""同祖"的思想意识,在交往的过程中更容易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

  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时候这种思想意识可能还表现的不够突出,但是当遭受到外来侵略者的时候,这种共同的族源产生的"同根""同祖"的思想意识变得尤为突出。近代之后怒江地区遭受外来侵略者的入侵,各个民族共同抵抗保卫自己的家园,在抗击侵略者的过程中各个民族认识到只有不同民族精诚合作,共同参与,才能确实维护彼此的利益。近代之后怒江地区的这种历史上形成的同根同祖的思潮,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各民族经济文化上交流的加强的和彼此之间了解程度的加深,建立在同根同祖的思想意识基础之上的观念逐渐演变为族际共生认同;另一方随着国民政府在怒江地区统治力量和控制力量的增强及其边疆民族教育的推行,促使族际共生认同的范围不断扩大,逐渐演变为超越了民族认同和族际认同的国家认同。

  总之,近代之后怒江地区的各民族对于族际共生的认知是在逐渐深入的。

  从单纯的民族认同发展到族际共生认同,直至超越了民族认同和族际共生认同的国家认同。而族际共生认同的产生既来自于日常生活中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加强和频繁,同时又有外部力量的作用力;既有历史上形成的惯性又有近代之后怒江地区出现的新因素的影响。族际共生认同来源于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由于日常生活上的交往是频繁的、生活化的,它贯穿在每个民族成员的日常生活之中。族际文化的共享和族际共生认同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族际文化共享即是族际共生认同形成的原因,同时也是族际共生认同发展的结果。怒江地区的各民族在族源上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在处事文化上和处事态度等方面也具有相似之处,甚至在日常生活上生活方式也趋于一致。而这种族源上的渊源关系,在近代之后成为族际共生认同产生的基础,同时也强化着各个怒江地区的族际共生认同。当面临外来侵略的时候,为了维护自身民族利益,各个民族联合起来抗击侵略者。基督教传入怒江地区后,不同民族的信教徒在宗教生活上共同分享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加强了民族之间的感情,提高了民族之间的信任感。区际之间和族际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交往、互通有无,均有较大发展,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利益上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为族际共生认同的产生提供的经济上的基础。

  第二节 怒江社会环境变迁与族际共生关系发展的历史启示

  怒江近代之后,族际共生关系的发展,首先得益于族际文化共享、族际经济、资源互补互惠等自然形成的因素,同时也有近代之后人为注入的族际政治整合的因素。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传统的自然生成的族际共生认同仍然在起作用,但人为的国家主导的因素作用将会更加明显。故而应该充分发挥国家在族际共生关系中的主导作用,利用人为的因素,积极推进族际共生关系的建设。具体来说政府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促进族际共生关系的发展和增强。

  一、加强族际之间、区际之间经济上的互动、交流,有利于密切族际共生利益链。

  近代之后,怒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怒江地区的族际之间、区际之间经济上联系的加强不无关系。近代之后,怒江和内地之间的区际交流主要呈现出以民间经济上的交往和以民族商人为载体的主要特点。随着外来商人的进入,怒江地区的各民族之间,怒江境内和外界之间经济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发展,同时政府为了加强族际之间和区际之间的交流设立了一系列的交易场所,街子的设立对于促进族际之间的交往,满足不同民族之间的物资需求起到了积极作用。族际之间物质上的互通有无、相互交流,是族际共生认同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是族际关系存在和维系的物质条件,族际之间经济上的交往越频繁,民族之间的依赖感越强,历史上独龙族产生的"盐来自东方,心向东方"正是一种基于经济上的互通有无、相互交流和依赖而产生的认同感。

  怒江地区有着丰富的文化景观和自然景观。怒江是全国 30 个民族自治州中少数民族比例最高和独有民族最多的自治州,其中 92%的人口是少数民族,民族种类多。怒江地区地处云南藏区、邻国缅甸,内地大理的交界地带,各种文化在这里汇集,文化多样性丰富,民族文化和多元文化特色突出。同时,怒江境内的怒江等河流横贯怒江地区,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自然景观。这些得天独厚的人文、自然景观本应成为怒江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发展引擎,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地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本地区与外界的互动交流,离不开地区之间的资源互补互惠。加强与外界之间的经济上的交流,打破地区之间的限制,促进区际之间的联系和产业分工的合作,充分利用怒江地区和外界资源上的优势和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形成优势资源的互补,增强整体实力,从而加快怒江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区际之间的交流互动离不开便利的交通条件,交通的便利程度成为了直接关系到地区之间互补交流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怒江地区交通条件极为不便,至今很多地方仍没有通上公路,这成为怒江地区与外界交流的一大障碍和阻力,无疑解决交通问题成为怒江地区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可喜的是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怒江地区交通道路的建设,例如通往独龙族聚居区的独龙公里正在紧张建设中,并且有望在近年通车。

  怒江地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境内的粮食作物主要以谷物类的农作物为主,且粮食的产量不高,工业也不发达,大部分的生产生活物资急需要从内地输入,交通条件的改善,将为怒江地区的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物资提供极大的方便和便利,传统大宗商品靠人背马驼的运输方式也将渐渐的淡出历史舞台。怒江地区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将随着怒江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成为怒江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大新增长点,充分利用好本身的区位优势积极开发区域内的特色产品,发展旅游业,加强与外界之间的经济互动和交流,必将改善怒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现状。

  二、加强族际共生认同教育,有助于促进族际和谐共生。

  怒江地区民族种类众多,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少数民族,民族间的团结与否直接关系到怒江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族际共生认同直接关系到民族的团结。族际共生认同在民族关系中是族际关系和谐发展的心理基础和驱动力。

  近代之后,怒江地区的族际和谐关系得以发展,我们通过分析会发现,怒江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族际共生认同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怒江地区的各个民族族源上的渊源关系和同根同祖的意识成为怒江地区族际共生认同产生的思想基础,同时地理分布格局上的差异和不同民族之间物质文化上的互补互惠为族际共生认同的产生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近代之后,建立在怒江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族际共生认同基础上的族际和谐关系得以发展。随着民族间经济文化上交流的增强,族际之间相互依赖感也在逐步增强,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成为族际共生认同产生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国家行政体制的变更为族际共生认同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安定良好的政治环境,边疆民族教育政策的贯彻实施,加深了族际之间相互了解的程度,推动了族际共生认同的发展。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近代怒江地区各民族之间谁也离不开谁的休戚相关的共同体意识。

  教育在构建和加强族际共生认同的建设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教育为提高地区的经济发展培养了专门的人才;另一方面,介绍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宗教、社会等方面的知识,有意识的培养学生世界之间相互依存的道理,逐步构筑起在各个民族内部的"共生"意识和民族之间相互包容意识。怒江地区处于藏彝走廊的西部边缘地带,历史上是滇西北地区各民族繁衍、迁徙和生活的乐园。怒江地区的民族除了怒族等少数民族是土着民族,其他民族大都是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迁入境内的。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情境中,铸就了怒江地区各民族的开放和包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地域特征。近代之后,怒江地区落后的面貌得到了逐步和相对的改善,其中很大一部分因素是来自于外来民族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观念的传入,在此历史情境下,怒江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包容心态和互利共生认同更加突出。通过国家教育,加强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的宣传、学习和教育,培养各民族在民族观上的平等团结思想意识和相互包容的开放心态和意识,建立族际共享的历史记忆,促进族际文化的共享和和谐交流。

  怒江地区民族众多,历史上族际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民族之间的不平等。故而,族际之间的和谐离不开民族之间的平等,在教育方面只有加强民族平等观的教育,族际之间的交往才是正真平等、和谐的。近代之后,发生在各少数民族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现象颇为突出,各民族之间文化上的交流,增进了族际文化的共享,而族际文化的共享是族际共生关系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文化上的相互交流离不开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加强对多元文化观的教育对于族际共生认同的产生显得格外重要。特别是在文化观方面,让人们认识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进而在承认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基础之上,学会尊重不同的民族文化,并且在相互交流和了解的过程中增加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深度和广度。"加强文化观的教育,让各民族的成员真确认识自己的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在珍视和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尊重并积极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怒江地区文化多元,且各具特色,只有在尊重民族文化多元观的指导之下,族际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才是健康的。

  三、加强宗教管理,平衡好民族身份认同和基督徒身份认同的关系,促进族际关系和谐发展。

  怒江地区宗教信仰类型多样,境内的主要宗教形式有基督教、天主教、藏传佛教及其各民族的本土原始宗教,同时境内信教人数众多,信教群众 12 万左右,占到了区域内总人口数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除此之外,怒江地区民族众多,不同民族信仰不同宗教的特点突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采取宗教信仰自由,充分尊重公民的信教自由,虽然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打压,但是进入到改革开放之后,怒江地区的信教人数在不断攀升,这给政府的宗教事务的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

  随着基督教在怒江地区的传播的发展,少数民族除了传统的民族身份之外还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即基督徒的身份,在这两种身份之间既存在着矛盾的方面,又存在着统一的方面。基督教的传播客观上给少数民族社会都来了不少积极方面的作用,强化了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族际认同。游斌等的《多元民族文化中的基督教:"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调查报告》的调查报告中"多数受访者都认为:如果一个敌对民族的人是基督教,他们在感情上不会有隔阂,甚至比本民族的同胞在感情上还要轻一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教在沟通民族关系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单纯的认为基督教仅仅只是为了宣扬其所谓的"普世"价值观而进入怒江地区的,我们不能忘记近代基督教的传播是伴随着殖民入侵的背景下进入怒江地区的,也就是我们不能忽视基督教宗教传播本身的政治色彩和殖民性。近代历史上传教士进入中国大陆境内进行种种破坏民族团结、挑唆民族关系的事例屡见不鲜,正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近代传教士就是"右手拿着剑,左手拿着十字架,而他们的道袍里藏着武士的全部盔甲的圣徒".近年来宗教问题日渐凸显,少数破坏分子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破坏活动,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众被少数别有用心的破坏分子利用,参与破坏活动,给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加强对宗教活动和宗教信仰的积极引导和管理成为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一些少数民族信仰基督教集中的地区,有着同一宗教信仰的基督徒在感情上逐渐超越了民族之间的恩怨,甚至在情感上与民族情感相比,他们更加看重宗教情感"在云南信仰基督教的主要八个少数民族的实际生活中,宗教身份比民族身份更加重要,基督徒的身份普遍成为他们最重要的身份标志。在他们调查的傈僳族、佤族、景颇族和哈尼族等少数民族中,他们几乎全部认为他们的基督教身份比少数民族的身份更加重要。他们对节日的看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普遍认为最重要的节日是圣诞节与复活节,而属于本民族的木脑节、阔时节甚至是春节都是次要的。他们认为,如果一个敌对民族的人是基督徒,他们会在感情上不会有隔膜,甚至比本民族的同胞在感情上还要亲一点".同时基督教是一神论的宗教,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在一些信仰虔诚的少数民族中,少数民族在交往对象上甚至出现基督教徒只和基督教徒进行交往的现象,这对于族际之间和族内之间的交往起到阻碍作用。

  面对着基督徒身份认同、民族身份认同和族际关系所呈现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政府应当正确引导少数民族的信教徒对宗教身份和民族身份的看法和观念,平衡和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让他们认识到宗教身份和民族身份之间不能对立起来,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应该既是一个能够认同本民族传统文化,又能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添砖加瓦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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