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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回汉民族关系谈加强伊斯兰文化研究的意义

时间:2014-12-05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本文字数:8720字
论文摘要

  由于回族居住的分散性,回族社会对外关系的主要对象是汉族。从历史上看,和睦、交融、相互依存是这种关系的主流。然而由于历史上民族压迫社会根源的存在,误解和冲突也曾给回汉关系蒙上阴影。社会发展到今天,在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引导下,回汉族人民和睦相处,共同为中华民族大业贡献力量。然而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回汉民族关系中仍然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即从回汉族民关系中所反映出的“文化误解”现象出发,主要探讨在当前形势下加强伊斯兰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

  回族形成于中国,但回族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有其特殊性,即她不是由中国古代的某个民族、部落的融合、发展而形成的民族,而基本上是以来自域内域外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为主,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吸收、融合了多种民族成分逐渐形成的。回族形成过程的时间跨度(经历了从唐代至明代几百年)、族源的多元化(包括西亚、中亚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及突厥语族各族人,南亚穆斯林,中国的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回族先民初期入华时所从事主要活动的流动性(经商、参加蒙古军统一中国的战争等)等方面的特点造成这个形成于中国的民族注定不会固着于某一地域,而是适应环境及不同时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需要散居于中华大地,其分布的广泛性在中国仅次于汉族而居于中国少数民族之首。这种“大分散”决定了回族要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并与生存的空间融为一体,也决定了回族必须要与分布全国、且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发生密切的关系。

  由于长期处于大分散的状态,回族文化在与周围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表现出“汉文化”的色彩。他们穿汉服、操汉语、取汉名、读汉文,既从外表及社会交往中没有明显的与汉族人区别的特征。正因为如此,“汉装回”、“汉回”的称呼在历史上早已有之。在与汉民族的相处中,回族人从一开始就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主体文化,主动学习和吸收汉文化,不少人成为有名望的学者、诗人,如李贽、萨都剌、高克恭、丁鹤年等。回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仅接受汉文化教育,而且积极提倡之。如元代着名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当他入滇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时,看到处于边疆的云南还没有学校、“子弟不知读书”的状况,乃“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经过他的倡导和实行有力的措施,使云南“文风稍兴”。赛典赤去世后,他的儿子忽辛继续倡导教育,在云南各地普遍设立庙学,选有学问之人当教师;他的孙子乌马儿在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任上,也兴建了泉州、兴化两处学校,并各为之设置了学田,从历史上看,回族人为适应主流文化而做了极大的努力,从而把民族间的文化反差降到最低程度,藉此营造了有利于族群生存与社会和谐的文化氛围。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回族人的政治意识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认同和奉行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支持和维护国家政权的统一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但逢外敌入侵,他们总能与各族人民一道“共御外侮”。历史上,回族尽管多次揭竿而起以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宗教歧视与民族压迫,但都只是争取民族生存的权利,决无谋求民族特权或分裂祖国的企图。这不仅仅是因为回族相对人少、居住分散,不具备与国家抗衡的客观条件,其根本原因是回族人民的爱国主义传统。中国和回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它熔铸了回回民族的深厚感情,也寄托着回族人民的希望。回族人民深深地热爱它,不断地发展它,为中华文明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人类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统一性建立在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之上。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不同民族文化间在不断适应、彼此协调的同时,也必然会在交往过程中产生矛盾和冲突。我们在积极肯定、宣传回汉民族之间友好、和睦、共同发展的主流关系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中存在的问题。从回族文化的构成因素来看,她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结合的结果,其中伊斯兰文化自始至终是回族文化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特征。尽管自回族形成之日起就在中国多元文化互动的历史长流中适应着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使得回族文化的宗教内涵明显地具备中国伊斯兰文化。然而回族这种将汉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结合为一体的文化模式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始终被界定为“异质”文化而找不到合理的定位。特别是随着清中叶以后回族大规模抗清事件的发生,及其悲剧性的收场,统治者对回族的防范与歧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许多着述中,将“汉回仇杀”视为清代回民起义的起因与特征。但严格说来,在清代几次重要的回民起义运动中,云南与陕西起义在事前酝酿与最初事变发生的过程里汉回仇杀虽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如果将接踵不断的清代回民起义事件做一整体性观察,而以“回汉矛盾”作为贯穿整个历史发展的主轴,则会明显出现历史解释顾此失彼的窘境。因为起义最终所予打击的对象是清朝统治阶层,回汉冲突有时只是这一过程中的导火索,或是在统治阶层人为激化下而遭扭曲的民族关系。即使是在因回汉仇杀而蔓延的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中,起事者的身份往往也不能只以“回、汉”而作为界分。史料中一再出现的“但分良莠,不分汉回”、“分别曲直,其顽梗不遵教化者,毋论是汉是回,即着督兵进剿”等,都说明不能只从回汉冲突这个过于简化的事例,来做为总结历史发展特色的唯一标准。从历史上看,清代回民起义发生的根源,应为统治阶级反动的民族歧视政策使然。按清代的律法,一般回民均纳入普通的法律实施范围内。但清朝在法律上对于回民的防范与压制,比汉族更为严厉,其施刑也比汉民更重。例如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所订的窃盗律:“回民行窃,结伙三人以上,执绳鞭器械,不分首从,不计赃数、次数,改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但一般汉民犯案,则“凡窃盗已行而不得财,笞五十,免刺。但得财,以一主为重,并赃论罪。为从者,各减一等”。

  二者相比,实为悬殊,其中所反映的民族压制与歧视显而易见。的确,回族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中,千百年来其文化与血缘关系不断地与中土社会产生密切的互动,但惟有伊斯兰信仰未曾放弃,使得回族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始终保持其文化的特殊性。“到了清代,回民这种在民族上与汉族融而未合、在文化上与儒教文化同而未化的现象,随着统治政策的失当与社会环境的压迫,便不断经由汉回关系的磨擦而激化成大规模的反清事变”。然而统治者并没有从民族歧视所造成的流血悲剧中总结教训,而是进一步将伊斯兰教信仰视为回民之所以“不服教化”的主因之一。即使到了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汉族还误认为回民“性情粗暴,头脑简单,最易受人之挑拨利用,且迷信印象甚深,而竟视杀汉人成上天堂之阶梯矣。”或“回匪作乱之原因,大非他匪之专求解决生活问题者可比,其中含有一种妙不可测之怪异政治意味。因平日受愚鲁阿訇用一种误解教义之辞,谓有回无汉,有汉无回,杀汉人愈多者,愈有功于教主,死后即上天堂等宣传之麻醉,逐渐造成仇视汉人、消灭汉人、与汉人不共戴天之心理,及好杀轻死之性情”。由此可见,对于回族伊斯兰文化缺少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为西北地区回汉关系蒙上了阴影。

  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五族共和”主张和民族平等政策并没有得到真正实现,而是在实质上继续贯彻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歧视政策,因此引导了历史上已经存在的矛盾日益激化,致使各地回汉纠纷不断发生,有的甚至演变成流血惨剧。这种情况所以发生,很明显地是受大汉族主义者以及回族上层中狭隘民族主义者所挑起教唆有关。但对伊斯兰教及穆斯林文化习俗所形成的一些偏见与误解,由于历史的原因,也长期的存在于中国普通民众的意识中。如对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的解释以及对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看法等,有些人往往不去认真了解,而是听信一些歪曲事实的传闻,并从猎奇心理出发加以传播,加之个别心怀恶意者明显出于挑衅所为,导致歧视、侮辱穆斯林的事件屡有发生,甚至当时的国民党要员戴季陶、曾仲鸣等主办的刊物也曾登载恶意诬蔑穆斯林信仰和习俗的文章,而统治阶层也没有努力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与误解,从而导致了民国年间回族群众为抗议侮教案发起了一系列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为各民族团结创造了条件,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因素已不断得到正确处理。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由来已久的问题仍然没有能够得到彻底解决,回汉民族关系由于缺少文化上的沟通而造成误解,甚至引发事端。

  而引发事端的“导火索”在一般人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一些人也正因此认为“回回多事”、“不好惹”。那么为什么就是这样一些“小事情”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引发事端并直接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与民族之间的团结呢?

  我们是否因为面对的是“小事情”就可以任之发展而不去探求解决的办法吗?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事件并不是只发生在偏僻闭塞的小镇村庄,而其中许多事件,如《性风俗》风波及《中国气象报》、《中国海洋报》、《襄樊晚报》、《杭州日报》、《昆明日报》等多家报纸相继刊登“猪年话猪”文章而引起回族抗议的事件,是发生在经济发达、视野开阔、信息灵通的大都市,其撰写者多为文化素养较高的知识分子,又有懂政策、业务的编辑把关,但仍然将一些伤害民族感情的内容编辑出来,从而激起了轩然大波。应该承认,引发事端的责任者绝大多数都没有故意伤害民族感情的心理,更不愿意看到由此造成的流血冲突,但事实是他们“不经意”间发出的言论恰恰是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民俗文化中重要内容,而这些内容由于大多数人缺乏应有的了解造成了不堪设想的后果。所以为了促进民族友好和睦,应该加强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并向全社会宣传民俗方面的知识,做到各民族在彼此了解的基础上相互尊重,从而减少伤害,增进团结。

  二

  不同民族共同体的存续是以民族特征(语言、文化及生活方式等)的存在及其在民族心理上的积淀为前提的。

  这些民族特征彼此密切交织而组合为稳定的整体。它的稳定性,使不同的民族类型或各个具体的民族得以独立存续并与其他民族类型相区别。

  回族由于长期主要与汉族杂居并使用汉语,两个民族之间的差别在很多方面都消失了。正因为如此,历史上历代中央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都曾制定和采取多种政策处理民族关系,如和亲会盟、藩属制度、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盟旗制度、伯克制度等,但对回族没有专门制定和采取这类政策,而是基本上采用直接政治统治;此外,历史上回族社会成员在国家事务管理中的政治参与也具有直接性,而历代中央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常实行“因俗而治”式的自我管理,地方官吏由本民族统治者担任,中央王朝授予其封号或某种正统官职,如都督、刺史、宣慰史、招讨史、大将军等,确定其等级、品秩和俸禄,但这些地方统治者一般不直接参与中央事务的管理工作。回族在国家事务管理和政治参与方面完全从属于统一的政治结构体系,回族个体成员的政治追求和行为模式融汇于传统的士绅社会结构中,通过读书入仕的方式跻身于官僚阶层,参与从中央到地方不同层次的事务管理。从唐宋到元明清,不论中央王朝是由哪个民族建立的,回族社会成员都是通过与汉族社会成员类似的方式进入官僚阶层。

  但回族毕竟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其民族成员强烈的民族意识使得他们必然不可能面对文化传统的湮没而无动于衷。所以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回族成员一方面加强与主流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当作为其民族文化重要象征的伊斯兰教在中国走入低谷时,面对“经文匮乏,学入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日”的现状,回族学人开始寻求既能适应中国的文化氛围,又能固守伊斯兰教的出路,于是出现了以学习阿伯文及伊斯兰教知识为目的的“经堂教育”及用儒家思想诠释伊斯兰教以保证伊斯兰教在中国正常发展的“以儒诠经”运动。从历史上看,回族选择了最能代表其文化个性的伊斯兰文化作为其认同的标准及与其他民族文化相区别的象征。

  历史上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回回先民所以能在历史的偶然中聚合在一起,形成回族这个民族共同体,很大程度上是伊斯兰教“发挥效力”的结果。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不仅是回族共同体相互联结的纽带,而且也是回族产生共同感情的源泉。历史上回族的民族意识带有浓厚的宗教特征,在回族形成的过程中,伊斯兰教构成回族心理意识中极其重要的一面;在以后的发展中,它一直是民族共识的文化基础。对回族来说,其宗教感情和民族感情难解难分,因为伊斯兰教不仅在回族的精神世界占统治地位,是一种沟通回族成员之间社会关系的主要渠道,而且已成为回族世俗生活的准则,形成回族特殊的风俗习惯。这种特殊的风俗习惯也是回族与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文化差异的重要内容。对民族传统习俗的保持,反映着民族成员的共同认识,从这一点来讲,回族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一方面是由其特殊的风俗习惯所促成,另一方面又是维护其特殊风俗习惯的需要。对于融入回族的其他民族成员,他们原来也有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但一经改信伊斯兰教或与回族通婚后,由于伊斯兰教有严格的约束力,就得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教律行事,重新建立一种符合伊斯兰教的风俗习惯。因此历史上伊斯兰教使原来一些汉、蒙等民族成分改变了其信仰、风俗习惯,融入回族,形成了对回族文化的认同意识。另外,封建统治阶级的“同化”政策和一系列挑动、助长和扩大民族偏见的做法,也常常从回族生活习俗的特殊性入手,对此进行渲染和丑化,严重地伤害了回回民族的感情,这一切,都使回族人民从心理上要求把伊斯兰教的礼俗加以特别的重视,将其作为保持民族个性的重要标志。

  在伊斯兰教影响下形成了回族的风俗习惯包括日常生活及人生礼仪等许多方面,然而其中最引人注目并常被视为回族文化特点的是禁食猪肉的习惯。当你问及“汉族和回族的区别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常常会得到这样的答复,即回族不吃猪肉,而你再进一步问及“回族为什么不吃猪肉”时,通常很少有人能够说出正确的答案。

  其实,除了禁食猪肉外,伊斯兰教还禁止吃血液、自死的动物及禁止饮酒。由于在中国猪肉一直是中国汉族社会宗教仪式和饮食基本结构的重要部分,而杂居在汉族社会之中的回族居然将猪肉视为“不洁”而拒绝使用之,保守的回族甚至不愿说“猪”这个词,并制造了多种委婉的说法如“黑虫子”,以避免提及“猪”字。一些姓“朱”的回族,因与“猪”同音,而改变了姓氏,通常改为“黑”。这些做法无疑会招来他民族的好奇、甚至猜忌。从民族学的角度看,“禁忌”是民族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中国其他地区由此引发的纠纷似乎要少一些,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民族与其他民族从居住格局方面交往相对较少、彼此不了解有一定关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证明。如在新疆有六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即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他们相对聚居,其生存环境与世界其他一些穆斯林地区较接近,所以对这些民族而言,生活习俗问题并不是影响他们与周围民族关系的焦点,不但如此,当地民族在生活习俗上还有与之“趋同”以适应生存环境的情形。而回族则不然,在回族与汉族拥挤地居住在一起的地区,与“猪肉”纠缠在一起是经常的事。汉族通常难以理解回族为什么如此关注于猪肉问题。对汉族来说,猪肉是肉食,是每个人所必需的基本的蛋白质。这种误解就是产生许多有关回族为何不吃猪肉的谣言和嘲笑的原因。而对回族成员而言,这种文化差异恰恰成为他们坚守民族信仰及民族意识的标志,甚至许多人将是否破除“猪肉禁忌”作为民族认同的标准。尽管在很多地区,保持回族的生活方式是艰难的,但回族还是将“清真”的传统带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遍及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清真餐厅”即是回族对自己文化的一种表白:“清净”和“真实”,明确地解释了伊斯兰教的道德纯洁性和族群世系、生活方式及传统的真实性。

  三

  在中国,伊斯兰教似乎从来没有跻身于中国社会的主流,也没有深入到知识界、文化界的视野,而是在中华大地上,始终依附于信仰者群体,默默地书写着自己特有的发展历程。综观历史,伊斯兰教没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其他宗教发生过正面的论战和激烈冲突,但也没有像其他文化一样受到广泛关注。如同为外来文化的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在南北朝时期逐步进入中上流士大夫阶层的知识视野,与中国的诗歌、建筑、绘画、哲学等文化艺术领域交融合流,对中国后来的传统文化的走向和建设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基督教在唐代景教东来以后,曾经一度消匿,后经元代的中兴,特别是明清以来,基督教经过“文化披戴”、“文化融入”的多方面努力,在近现代中国完成了本土化的历程,其影响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而伊斯兰教的影响似乎一直局限于其载体中国十个穆斯林中间,这种情形与伊斯兰文化的博大精深及在中国拥有近两千万信仰者的实际是不相符的。可以毫不含混地说,对伊斯兰文化的“封闭”,正是造成“文化误解”的根本原因。如笔者曾经对某政法干部管理学院两个班43名大学生做了问卷调查。当问及“回族为什么不吃猪肉”这一问题时,有3人回答“不知道”,17人回答非常离谱,16人回答是由于回族的“宗教信仰”, 5人回答是源于回族的风俗习惯,只有1人回答是“宗教禁忌”。其中惟一的一名回族学生做了如下答案:回族为什么不吃猪肉,并没有太准确的回答。有人说这是神话传说中的故事,是说穆罕默德与一别的民族的“圣人”争斗,那个人用猪肉侮辱穆罕默德,所以以后穆斯林不吃猪肉;还有人说猪是肮脏的东西,代表了邪恶,所以回族才不吃猪肉。我们那儿整个村子都是回族,就连老辈子人也有说不出来这个问题的。

  以上“个案”调查范围很小,但却有一定代表性。对于被视为回族民族重要特征并曾经引发过无数次冲突的“禁猪”习俗仍然不为大多数民众所了解,虽然一次次的“侮教案”后也出现过报馆关闭、当事人道歉等结果,但人们所记住的似乎仍然是引发事端的“原因”,这说明每次“事端”后缺乏“以正视听”的努力,无怪乎此类事情屡禁不止。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回族学生的答案向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回族群众对“禁猪”习俗的由来也不是十分清楚(这种情况笔者在西北地区做调查时也有体会),但他们却将其作为保持文化个性的重要前提。从这个角度讲,在回族内部也应该加强民族知识教育,使每一个民族成员了解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从而避免将正常的民族传统习俗神秘化而带来的“文化误解”现象。

  伊斯兰文化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是伊斯兰教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吸取了人类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精华而形成的。中国伊斯兰教优秀传统文化,是伊斯兰教传进中国后在吸收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培植并形成自己特色的。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伊斯兰教不断适应着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国穆斯林民族也为中华民族的经济与社会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伊斯兰教优秀的传统文化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也十分密切。从经济思想文化上看,中国伊斯兰教传统文化中鼓励有条件、有能力的人勤劳致富,鄙视有条件有能力的人不劳而获,提倡人们在经济贸易中必须诚实、公平、不得损害他人利益;禁止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财富,诸如偷窃、抢劫、赌博、受贿等;反对把财产无限制地闲置起来,使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主张财富的拥有者扶危济困,施舍贫困者等等。对学习文化知识,提高人的素质,伊斯兰教认为,教育与知识和智能是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不可缺少的动力资源,伊斯兰教经典中对穆斯林在知识方面的教诲与引导至今仍广为流传。《圣训》中说:“求学,在一切男女是主命”,将追求知识与尊奉主命相提并论,从根本上奠定了伊斯兰教重视学习的思想基础;“学者的墨汁,贵于殉教者的血”,把学者的品级升高到令穆斯林敬仰的瞩目地位,突出了伊斯兰教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强烈意识;“求知,从摇篮到坟墓”,揭示了人生的有限与知识的无限,确立了伊斯兰教的终身学习观和终身教育观;“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充分体现了伊斯兰教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华所采取的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对外开放观。中国伊斯兰教传统文化伦理道德中反对饮酒、赌博、拜像、求签等不良的行为,主张做人要勤劳、诚实、与人为善、讲卫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孝敬老人、禁止近亲结婚等,对稳定社会秩序,增进团结友爱,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发展生产,无论从个人动机或社会效果上,都是有益的。所以我们应该从正面宣传伊斯兰文化的优良传统,使人们在了解的基础上积极促进伊斯兰文化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而不应该以“愚昧”、“落后”等先入为主的概念全盘否定伊斯兰教对于穆斯林民族社会发展的意义。这一点,对于研究工作者尤为重要。

  研究民族文化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正确地了解每个民族的习俗礼仪并以予尊重,从而减少伤害、增进团结。但事实上,许多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缺乏全面正确的了解,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缺乏真切的认知,所以他们对80年代以来由于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之后所出现的宗教文化“复兴”现象深感不安,认为这是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危险”。特别是面对当今世界个别穆斯林地区所连续发生的争端及西方“文明冲突”理论的影响,一些人即不加分析地将穆斯林民族视为当今世界的不安定因素,从而极大地伤害了中国广大穆斯林的感情,更不利于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如今我国正在执行开发大西北的战略决策,而西北地区是中国穆斯林各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建设西北和开发西北需要一个和平宽松的人文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穆斯林民族和非穆斯林民族的和睦共处是一个关键因素。为了让不同信仰的民族和睦共处,我们必须推动各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和相互理解以便促成各民族的团结和友爱。开发大西北的运动中,除了加强对西部的人才引进和加大资金投入以外,更重要的是发扬民族团结和宗教理解、宽容的人文精神。

  当今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日益得到广泛的承认,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等现代交流手段的普及而日益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展开。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的伊斯兰文化研究领域,就更应该责无旁贷地积极响应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和与其它文明开放交流的时代呼唤,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客观、公正的调查研究工作,为中华文明和人类文化的和谐发展,尽一份自己应有的力量,做出时代性的贡献。中国穆斯林学者以儒、释、道学理的词汇和语言来阐述和解释伊斯兰教的教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的思想之间有着相通的东西,只有求同存异、包容相让才能使不同的宗教信仰者、民族人士情同手足地生活在一起。

  研究的意义在于促进不同宗教、不同民族间的对话和理解,弥合具有不同信仰、不同习俗的民族之间的分歧,最终保障和平。我们应当认识本民族文化与全人类文化之间的关系,克服本民族文化中心主义的束缚,对外部世界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吸收更多的外来文化滋养我们的民族文化,从而极大地丰富她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并对全人类的文化繁荣(亦即各民族的文化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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