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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院校建立师德清单的原因、基础及方法

时间:2016-03-08 来源:未知 作者:学术堂 本文字数:4493字
摘要

  近年来,教育部对职业院校师德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措施。2013年,教育部印发了《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明确要求中职教师以“师德为先”.①2015年,《中等职业学校校长专业标准》中要求校长“落实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和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扎实开展师德师风教育,建立健全教育、宣传、考核、监督与奖惩相结合的师德建设工作机制,引导支持教师坚定理想信念、提高道德情操、掌握扎实学识、秉持仁爱之心,不断提升教师的精神境界。”②师德状况直接关系着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予以重视。从目前师德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建立职业院校师德清单制度可以使师德建设取得良好效果,满足职业教育的需要。

  一、建立师德清单的原因

  简单来说,师德清单就是列举出教师应该遵循的职业道德规范。第一,职业院校师德建设的实际决定了要编制师德清单。不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角度讲,开展师德建设的前提都是明确其具体内容,即职业院校教师应该遵循哪些职业道德要求。在中职层面,教育部、全国教育工会2000年出台《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试行)》,明确了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应该遵守六项师德规范:坚持正确方向、热爱职业教育、关心爱护学生、刻苦钻研业务、善于团结协作和自觉为人师表。2013年,教育部出台《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教学标准(试行)》,也提出了若干师德要求。在高职层面,教育部和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发布了《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提出了包括高职院校教师在内的全体高校教师应遵循的师德规范,即爱国守法、敬业爱生、教书育人、严谨治学、服务社会和为人师表。

  但这些规定不够清晰,较为混乱,一是因为各师德规范本身存在交叉重复的现象,例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试行)》在“热爱职业教育”维度下,要求教师“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在“刻苦钻研业务”维度下也有类似要求。二是因为师德规范规定泛化,太过抽象,表述较为笼统,不明晰,例如“热爱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公正对待维度下学生……深入了解学生,严格要求学生……”③。师德规范不清晰意味着师德建设的内容不清楚,这将导致学校的师德建设工作存在一定程度的空心化现象,影响师德建设效果的提升;也不利于家长和学生对教师道德行为进行监督;还将导致教师缺乏对自身应承担的道德义务的明确认识,进而制约教师责任感的提升和自我师德教育主动性的发挥。

  第二,公共管理清单给师德清单的编制提供了可靠经验。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各级政府建立政府权力清单制度;2014年3月,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汇总清单公布;同年6月,浙江省发布了全国首张省级政府权力清单;此后,安徽、江苏等省政府也发布了各自的权力清单;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2015年和2016年年底前,要分别完成省级政府和市县政府的权力清单发布工作。

  “通过建立权力清单和相应责任清单制度,进一步明确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职责权限,大力推动简政放权,加快形成边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依法保障的政府职能体系和科学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协调机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④建立权力清单一方面是方便社会对政府实施监督,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政府及其组成部门能够照单履职,这与师德清单制度的意义是一致的。

  二、建立师德清单的基础

  建立师德清单的前提是要有“顶层设计”,即要描述师德清单的基本样态,以便为师德清单的编制提供指引。师德清单的样态与师德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师德的理解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师德清单。因此,建立师德清单的基础是界定师德的概念。

  所谓师德就是教师的职业道德,即教师在职业活动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或者说师德就是用以调节或规范教师在职业活动中与相对主体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职业院校教师的职业活动中,至少应与学生及其家长、同事、企事业单位(雇主或合作者)等主体打交道。此外,教师是以培养人为主要任务的职业,理应承担一定的社会或公众道德责任。由此,职业院校教师的师德清单在结构上至少应该包括五个维度:对学生的责任、对家长的责任、对同事的责任、对企事业单位(雇主或合作者)的责任以及对公众的责任。

  师德不仅可以从横向的角度划分,还可以从纵向的角度区分为不同的层次。我国的学者们广泛认为师德可分为理想层次、原则层次和规则层次。理想层次是理想状态下的师德,是最高要求的师德,是师德的发展方向。规则层次则是对教师职业道德的底线要求,是教师必须达到的基本道德要求,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原则层次则介于两者之间,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既考虑到现实对教师道德的基本要求,又考虑到师德发展的可能。纵向的师德层次划分是以师德对教师要求的高低为标准的,最高要求是理想层次的师德,底线要求是规则层次的师德,在最高要求与底线要求之间的是原则层次的师德,这样的划分对师德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但这种以要求高低为标准来划分师德层次的做法可能会引发教师的不满,进而降低教师参与师德建设的主动性,因此我们应该对师德层次划分进行更多的探索。我们先来看一个“借分”的故事:某学生某门课程差点就及格,于是请求教师“手下留情”,给60分,老师则建议先把分数借给学生,然后在下一次考试中扣除先前借给学生的分数,学生同意了老师的提议,借分得以实现。后来,学生努力学习,下一次考试取得了好成绩。人们通常认为这种做法体现了教师高超的教育艺术,但从道德角度讲,教师的行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教师通过给学生及格分,欺骗了学生及其家长。非常有意思的是,尽管教师欺骗了家长,但似乎没有人认为教师不对,并支持教师的做法。教师欺骗了家长,却被大家肯定的原因在于:教师的行为符合“促进学生发展”的师德价值观。

  “借分”的故事生动地表明,师德本身在纵向上不仅包括师德价值观和师德规则两个层次,还包括存在于两者之间的原则层面的师德。三个层面的师德不是要求高低的区别,而是抽象性和操作性强弱的区别,是根据与具体表现的区别。

  首先,从价值观层面到原则层面再到规则层面,师德的抽象性逐渐减弱,操作性逐渐变强。其次,价值观是原则和规则的根据,原则和规则是价值观的体现。例如,“促进学生发展”是价值观层面的师德,“不帮助学生欺骗家长”则是规则层面的师德,前者抽象,后者具体,前者是后者的根据,后者是前者的具体体现。具体层面的师德应该让位于抽象层面的师德,即违背具体层面师德的要求,以遵循抽象层面师德的要求。

  总而言之,职业院校教师师德在横向上可以分为对学生、对家长、对同事、对企事业单位、对社会公众等的道德责任。在纵向上分为价值观层面的师德、原则层面的师德和规则层面的师德。纵横交叉,师德清单的大致结构应该包括三个层面五个维度,即价值观层面、原则层面和规则层面三个层面,每个层面都应该分为五个维度,具体如表所示。

  三、建立师德清单的方法

  建立师德清单一要考虑建立师德清单的目的,二要考虑师德清单本身的特点,三要考虑师德规范建设的现有成果。根据这三点,我们认为师德清单的建立应该采取协商与对话的方法,即相关各方围绕着师德清单的具体内容,展开理性的交流协商。

  建立师德清单的目的是让教师遵循清单中的师德规范,让家长、学生、同事等监督教师行为,使职业学校师德建设的内容更为充实。要想实现这一目的,不仅要让各方都知道师德清单的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各方在师德规范的具体内容上要达成共识。

  达成共识虽然可以通过不同观点之间的竞争或者借助外在权威力量来实现,但最好的方法还是对话沟通,即与职业教育活动有关的各方都应参与拟定师德清单的过程,通过各方积极、平等、真诚、有序、理性的协商和对话,获得一致意见,形成师德清单。师德清单包含教师对学生、家长、同事、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公众的道德责任,师德调整的是教师与各主体的关系,所以这些道德规范理所当然就应该由双方共同商议来确定,否则,即使形成了清单,也难以对教师的道德实践发挥作用。

  采取商谈的方式建立师德清单应该具有一定的基础,这个基础包括我国已经出台的中职和高职院校教师应该遵循的师德规范、普通中小学师德规范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出台的师德规范。正是因为这些师德规范的存在,才使得在短期内通过对话协商建立师德清单成为可能。

  如果以协商的方式确定师德清单,那么应该如何协商呢?价值观层面和原则层面的师德清单应该在教育部或者全国性的教师专业机构的主持之下,邀请专家学者、各界人士代表、优秀教师代表(如师德楷模)等,通过在线或者面谈的方式,把经过长时间沉淀下来的师德价值观和原则作为基础,最终形成师德价值观和师德原则清单。之所以要由教育部或者全国性的教师专业组织主持此项工作,是因为价值观层面和原则层面的师德比较抽象,具有较强的普遍适应性,对全国所有职业院校教师都具有约束和引导作用。而规则层面的师德具有操作性,是价值观层面和原则层面师德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而且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职业教育现实情况和职校教师的实际状况不尽相同,所以相同的价值观层面和原则层面师德,在不同地区和时期对教师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建立规则层面师德清单的权力应该下放,由各地方根据价值观层面和原则层面师德清单的内容,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邀请各方代表参与协商,并随时间的变迁加以适当修订。

  在协商过程中,各方应该遵循哪些要求呢?首先,各方都应该正确认识到师德的意义。现在,人们大多把师德看成是对教师行为的约束,在这种理解下,澄清师德清单的过程就容易变成教师与其他群体围绕着“自由”进行辩论的过程,协商对话的过程必定充满波折,因此,更为全面地理解师德就显得尤为重要。师德固然有限制教师行为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师德是教师获得教育幸福感的重要保障。有了对师德的全面认识,各方就能更为理性地进行协商,协商就能更顺利地进行,从而为师德清单的形成奠定基础。

  其次,协商的各方是平等的,应彼此以诚相待。哈贝马斯认为对话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对话的环境,只有处于“理想的话语环境”,对话才是有效的。“理想话语环境”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对话参与者都是平等的主体,在对话过程中具有同等的话语权。但仅有“理想的话语环境”并不必然保证对话的有效性,在“理想话语环境”中,各方还应该彼此真诚对待,即对话参与者在对话过程中要真诚地表达自己的心声。在师德清单编制过程中,各方应该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真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意见或愿望。

  综上所述,在职业院校师德建设过程中,建立师德清单不仅有其必要性,也有可能性。师德清单的确立不仅可以为师德建设中的其他各项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对话式的编订过程也是师德建设和师德教育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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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周冬梅。师德考核问题及策略--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J].当代教育科学,2014(3)。

  [4]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解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5](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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