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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澳门财政体制改革探析

时间:2017-03-13 来源:学术堂 所属分类: 鸦片战争论文 本文字数:11333字

  原标题:鸦片战争后澳门财政管理制度的若干变化(1844-1849)。
  
  【摘 要】鸦片战争后,葡萄牙在澳门推行殖民管治,澳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澳葡政府对财政管理制度也进行变革,内容包括公物会的建立、财政收入制度的扩大、财政支出制度的规范、财政预决算制度的确立等多方面。财政管理制度变革同政治变化、经济转型紧密关联,既是澳葡政府推行殖民管治的重要内容,也是殖民管治的体现。客观来看,澳门财政管理制度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
  
  【关键词】澳门 鸦片战争 财政制度 变化 公物会。
  
  1840年代是澳门社会剧变的时代。政治上,葡国政府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逐步取得澳门的事实管治权; 经济上,澳葡政府大力推行承充专营制度,殖民经济取代传统的海上贸易经济; 财政上,经济转型背景下,澳葡政府推行财政变革,确立起一套新的财政体系和财政制度。澳葡政府这一时期所建立的政治、经济、财政运作模式贯穿了澳门整个殖民管治时期,对澳门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由于有关澳门财政的资料多为葡文文献,且零散繁杂,各种着作、论文言及澳门财政问题时,或略而不提,或语焉不详。时至今日,学界对于转型时期澳门财政演变历史尤其是财政管理制度的变化尚无清晰认识。
  
  那么,澳葡殖民政府为何要对财政管理制度进行变革? 从哪些方面进行变革? 财政管理制度变革与我们经常言及的近代经济转型有何关联? 在财政收入高度依赖一枝独秀的博彩业、财政支出规模扩大、经济发展需要适度多元发展的现实中,从财政变革和经济发展关系的角度,深入、细化地探讨1844-1849年间澳门财政管理制度的变革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依据相关档案、报刊等文献资料,对1844-1849年间的政府财政报告和财政收支记录等进行解析,以深入研究此一澳门社会剧变时期财政管理制度变化的若干问题,疏漏和纰误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政治局势的变化与澳门管治结构。
  
  鸦片战争前,澳门一直处于明清政府的严密管治之下。1783年,里斯本政府颁布《王室制诰》,试图在澳门推行殖民管治。尽管议事会权力受到极大限制,但是由于中国康乾盛世的余威尚在,加之议事会权力被削弱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故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澳督才最终取代议事会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导影响。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葡萄牙政府趁火打劫,澳门从中葡共管的中国领土变为葡管的中国领土。原由自治机构议事会管理的财政,变为澳葡殖民政府管理下的财政。
  
  ( 一) 议事会自治向澳葡政府殖民管治的过渡。
  
  自1554年澳门开埠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近三个世纪中,明清政府一直对澳门施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特别是到清代,广东政府向澳门派驻香山县丞,在澳门设立关部行台及大码头、关闸、南湾和娘妈阁四个税馆,形成一套完善的行政、军事、司法和税务管理体制,加强对澳门的管理。居澳葡人须按时向中国政府交纳地租,服从中国政府的管理。在中国政府的管理体系之外,澳门还存在一套居澳葡人的自治体系。自16世纪中期澳门成为葡萄牙商人东方贸易航线重要的中转站和居留地后,澳门葡人开始组建议事会,又有澳督、法官等职务,共同管理澳门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事务。
  
  1783年,葡萄牙王室颁布《王室制诰》,在澳门实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澳门政治格局发生变化。议事会权力被削弱,澳督开始强势介入澳门一切管理事务,且配备了一支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葡萄牙政府希望借此改变议事会在同中国政府交往过程中的从属地位,以最终达到使中国政府尊重葡萄牙对澳门的主权的目的。
  
  尽管这只是“葡国政府改变澳门原有地位的愿望”,但此举还是加强了葡萄牙中央对澳门的政治影响力,澳门政治开始染上殖民色彩。1820年代开始,主张殖民统治应施行政治集中和归一管理的国家主义成为主政者的主导思想。葡王室先后于1822年、1826年和1838年颁布的三部宪法,都提到“澳门聚居地为葡萄牙领土的组成部分”.
  
  其区别在于,《1822年宪法》未对海外属地作出特殊规定,海外属地和宗主国一样,立法权限保留予议院,政府无权立法;《1826年宪章》亦没有对海外属地制定针对性条文;《1838年宪法》才对海外属地有了具体规定。
  
  但《1838年宪法》生效时间甚短,未及推广便遭夭折。1842年2月10日,贾伯乐(Costa Carbal) 恢复强调中央集权的《1826年宪章》。在此背景下,澳葡政府进行变革: 宣布澳门为葡之领土; 改组议事会,总督在与议事会的权力争夺中占得上风; 王室大法官在1836年被取消。变革措施体现出里斯本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图,澳门葡人的自治也因王权的侵入逐渐丧失。
  
  1847年议事公局在备忘录中抱怨道:“以前在管理问题上的冲突是结束了,但是城市开始受到军管而此前是由其居民根据( 本居留地) 创始人遗留下来的模式温和、和平地治理的……那些致命的圣谕( 作者按: 指《王室制诰》) 削弱了政治财产的精神而这些财产之前是由市民拥有的。暴政横行,将一个纯商业城市变为一块耀武之地,军人尽吸公共财政收入,但并没有敌人可战斗; 散尽市政财产,欠下巨额债务而无力偿还……澳门沦落至所有海外属地同声悲哀的不幸命运中。”鸦片战争前后,议事会权力被削弱,逐渐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市政厅;代表王室利益的澳督一步步攫取了对澳门的事实管治权。
  
  ( 二) 中英鸦片战争的冲击中国政局的变化对澳门历史进程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数次试图派兵占领澳门,在清政府采取的军事和中断贸易措施的压力下,加之澳门葡人的周旋,英国人的目标并未实现。中英战争爆发后,由于战争形势变化,英军封锁广州,澳门被占领的危机才暂告解除。但是,中英战争的结局又给澳门带来了新的生存危机。
  
  中英《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为英国的殖民地,这对澳门未来的发展造成了致命冲击。一方面,澳门没有香港优良港口的自然条件; 另一方面,葡萄牙人缺乏类似英国以强大武力为后盾、借殖民扩张强势进行所谓自由平等贸易的条件,更不具备管理这类贸易的经验。开埠后的香港逐渐取代澳门成为世界贸易港口,澳门赖以生存的传统海上贸易彻底衰落。澳督席尔维拉·边度( Adrio Acácio daSilveira Pinto) 认为香港开埠“对于澳门来讲无疑是‘致命一击’”; 法官罗德里格斯·巴斯托斯( Ro-drigues de Bastos) 称: “香港开埠,对澳门来讲,无异于致命一击。对葡萄牙人而言,澳门的贸易、公共收入、海关等的结束指日可待。”认识到澳门所处的不利地位后,边度和彼亚度( José Gregório Pega-do) 展开长达三年的努力,试图为澳门谋求和香港相同的地位,最终以清政府拒绝议事会“九请”宣告失败。在香港的竞争下,澳门贸易在鸦片战争后的几年内迅速衰退,经济一落千丈,财政运转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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