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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期间“台湾之战”的论述

时间:2019-11-26 来源:闽台文化研究 作者:盛坤阳 本文字数:15987字

  摘    要: 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军虽曾对台湾进行考察与侦测,但并未将台湾定为攻击与占领的目标。战争期间,英船“纳尔布达”号与“安妮”号先后出现在台湾海面,实为意外,双方也并未正式交战,至于所谓的“草鸟船”事件,实为海盗听闻英军将要攻占台湾之谣言,意图乘机劫掠,中英双方根本没有接触。战争结束后,清廷围绕达、姚二人的功过之争、姚莹的自辩以及主战人士对姚莹的维护等,加上后世学者的进一步阐述,使“台湾事件”渐被构建为战绩辉煌的“台湾之战”。

  关键词: 鸦片战争; 台湾之战; 台湾事件; 姚莹;

  Abstract: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Opium War, although the British army investigated and detected Taiwan, it did not set Taiwan as the target of attack and occupation. During the war, the British ships "Nerbudda" and "Anne" appeared one after another on the sea of Taiwan. It was an accident, and the two sides were not formally at war. As for the so-called "grass bird ship" incident, the pirates heard that the British army was about to seize Taiwan and intended to loot, but no conflict between two sides. After the war, the Qing Dynasty's fighting over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Da and Yao, Yao Ying's self-defense and the support of Yao Ying by the chief combatants, as well as the further exposition by later scholars turned the "Taiwan incident" into the “Battle of Taiwan”, with a brilliant record.

  Keyword: First Opium War; Taiwan War; Taiwan Event; Yao Ying;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沿海战情四起,东南四省成为英军重点侵袭对象,战局日渐吃紧。而台湾作为四省之门户,却鲜有英舰到台。直到两艘英船在台湾海面触礁搁浅,船上英人被俘,台湾才渐被卷入鸦片战争的漩涡中。“台湾之狱”事件、姚莹、达洪阿在“台湾之战”中的事功,以及英军对台的多次“侵袭”等问题是学界研究的热点。1但以往研究对英军战前的作战计划、中英双方在台湾地区是否有正式交战、以及战后各方人士对台湾事件的态度等问题较少论及。如章瑄文通过分析战前英国各界关于是否占领台湾的讨论,初步判断台湾不是英军攻击的主战场。2姚薇元、李永玉、黄金宏对两艘英船的性质、沉没原因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未涉及英船的赴台动机,以及双方是否交战等问题。3王瑞成、刘海峰在探讨战后英俘问题时,提到了主和派对英方的妥协,以及对台湾事件批驳与诋毁,却未提及主战派及道光帝对台湾事件的颂扬与肯定。4李祖基与陈忠纯的着作对鸦片战争时期“台湾之战”的过程进行了一定的论述,该书对“台湾之战”与姚莹、达洪阿的抗英战绩仍持肯定与颂扬的态度,认为主和派的妥协是姚、达二人获罪的重要原因。5综上,现有的研究尚未就鸦片战争时期台湾事件问题,形成一个完整而又系统的论述,本文试图通过探究鸦片战争前后中英双方有关“台湾之战”的相关记载,6还原鸦片战争期间的台湾事件被构建为“台湾之战”的历史过程,以便我们能更加准确的理解与认识台湾事件在鸦片战争中的地位与影响。

  一、鸦片战争前英人对台湾的侦测与认识

  1832年2月,英国间谍船阿美士德号在船长胡夏米与传教士郭士立的带领下,由澳门出发对中国沿海数省进行“访问”与侦察。阿美士德号先后航行半年,对中国沿海各省主要城市的军事部署、港口优劣等进行了探测,“阿美士德”号曾在澎湖与台湾靠岸停泊,通过数天的侦测与观察,船上的英人对台湾的情况作出了初步的判断。

  胡夏米在《阿美士德号中国北部口岸航行报告》中提到:“台湾被描写为中国东海岸的谷仓是最恰当不过的……当西南季风来临时,商人们在台湾装上蔗糖,到大陆北部口岸,主要是宁波、上海、天津、以及奉天(今辽宁)各城镇出售,并从奉天运回豆类与药材。”7郭士立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中亦曾指出:“台湾素来缺乏良港,甚至在它的首府,大船也只好在距离海岸很远的地方,即赤嵌城炮台(Fort Zelandia)附近停泊。我们所访问的地方叫做五条港……低潮时,水深不到二英尺。”7从胡、郭两人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英国人对台湾的初步认知,即台湾与大陆之间虽存在着较为密切的经济贸易关系,但台湾西部海岸缺乏良港,不利于大型船只的停靠,不是理想的贸易中转地。
 

鸦片战争期间“台湾之战”的论述
 

  1839年,当林则徐在虎门禁烟的消息传回伦敦后,英国的鸦片贩子就积极策动政府发动对华的侵略战争,并秘密谋划对华作战的战略方针,英国内阁最开始制定的战略目标是封锁中国沿海,至少占领一个沿海岛屿,迫使中国尽快屈服。战争开始前,英国政府将中国沿海的所有岛屿视为可占领地区,但在占领哪些岛屿更合适,及是否将台湾作为目标的问题上,英国内部发生了较大的争论。“关于台湾问题,熟悉中国沿海情况的人意见分歧,有人主张占领,有人反对,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说台湾岛太大,并且岛的西部海岸也缺乏优良港口。”7

  从英国商人与政府的往来文件中,我们能看到更多的是鸦片贩子与英国商会更倾向于占领舟山、厦门等地。伦敦东印度公司与中国协会建议:“假若认为台湾占领起来太大,那厦门包括金门岛,可以给我们一个良港,可以控制,并可据此劫取台湾商业。”8英商莫卡·维卡在写给巴麦尊的私人信函中指出:“依我看来,超乎一切的一桩紧要的事情是占有一处居留地……要是我们有权选择地点的话,我喜欢厦门、福州或舟山,因为据我们所知,这些地方拥有安全的港湾,其地位临近中国最为富庶的省区。”9由此看来,英国商人与鸦片贩子,并不倾向于将台湾作为他们在中国沿海进行贸易的居留地。

  此外,配合英军对华作战的印度总督在备忘录里指出台湾在鸦片战争中的地位:“有人曾谈到厦门岛、澎湖群岛、福尔摩沙的台湾和海南。但是,虽然占领这些岛屿中的任何一个将在对临省贸易进行的斗争中带来很大好处,可是由于厦门等地位于南方,不利于健康;同时由于主要目的是要在京城造成一种印象,所以占领一个更偏北的岛屿,例如舟山,对于控制运河与海上之间的交通将更好得多,而且很可能有更大得多的政治影响。”10巴麦尊亦曾提到对占领地的要求:“可提供良好而又安全的停泊船只的岛屿,它能够防御中国人方面的任何袭击,而且,情况变得有利于永久占领它的话,便可能予以永久占领。”11显然,在英国人眼中,台湾并不是合适的占领地。首先,台湾全岛,尤其是西部海岸缺乏适合大型船只停泊的优良港湾。其次,英国更注重运河贸易的发展,而台湾孤悬海外,对运河贸易的开展无益。最后,台湾地处中国东南海疆,距离北京较远,占领台湾难以对清政府造成较大的震慑。总之,无论是从自然条件还是对清政府产生的政治影响考虑,台湾对于英国而言,都不是合适的占领目标。

  经过一番争论后,英国政府制定了最终的对华作战策略。“远征部队离开新加坡之后,应首先开往珠江口,以便在该地建立有效的封锁……在建立和宣布对珠江的封锁后,舰队司令官应该北上,在北上途中采取措施截断厦门和台湾之间的联系。他应该封锁舟山群岛对面通往杭州府的河口……对如舟山群岛这样的地方进行军事占领,这些地方可能更适合长期占领成为一个总指挥部所在地……然后,他将继续前往北直隶湾,以便打通与中国政府的联系。”11在1841年6月,璞鼎查替代义律作为英军远征军指挥官时,巴麦尊致信璞鼎查,其中提到:“印度总督正调遣军队和船只前往支持,以便远征军统帅能够执行他们要对厦门和在扬子江进行的那些进一步的军事行动。”12英军在1840年、1841年两次北犯中,都是将厦门、舟山作为重点攻击与占领的目标,并未打算攻占台湾。总之,英国政府在制定对华作战方针时,虽曾一度将台湾作为占领目标之一,但由于种种限制因素,英军放弃了占领台湾的计划,至多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切断大陆与台湾的联系与贸易。

  二、鸦片战争期间“台湾之战”的过程

  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无意进犯台湾,但因中英双方的主战场在东南四省,而台湾海峡是英军北犯的必经之地,使得台湾在鸦片战争中难以置身事外。英船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台湾海域,在种种巧合下引发了所谓的“台湾之战”。

  (一)“纳尔布达号”事件

  1841年9月29日,英船“纳尔布达”号在基隆海面触礁搁浅,被台湾军民发现,此时船上共有240名船员,其中133人被俘,32人被台湾军民斩杀,约80人溺毙。

  各方关于“纳尔布达”号沉船事件记载大不相同。达洪阿、姚莹的奏折中提到:“该夷船于十五日辰刻移泊近口之万人堆洋面……十六日卯刻,该夷船驶进口门,对二沙湾炮台连发两炮,打坏兵房一间,我兵尚无损伤。邱镇功并手放一炮。惟八千斤、六千斤大炮有准,立见夷船桅折索断,船即随水退出口外,海涌骤起,冲礁击碎。臣等查此次文武义首等前后共计斩获白夷五人,红夷五人,黑夷二十二人,生擒黑夷一百三十三人,同捞获夷炮十门,搜获夷书图册多件。”13

  璞鼎查于1842年11月在厦门的告示中却宣称:“去年八月间,纳尔布达号船只,遭风之时,船内有欧罗巴之白脸人二十九名,小吕宋人两名,属印度国之黑脸人二百四十三名,共二百七十四人。当该船搁礁之际,欧罗巴人二十九名,小吕宋人两名,印度人三名,同下舢板逃生,幸得归粤。船中尚遗印度人二百四十名,其船随风逐浪,漂过礁石,直至基隆湾内,比之外洋稍可安身。船中人等不忍舍船,在彼尚居五日。继则合木成排弃船,手无寸械,分散逃命上岸。彼时被海波溺死者,已有数人,被匪民抢夺乱杀者,亦有数人。”7

  澳门的《中国丛报》则报道:“9月26日,纳尔布达号运输船在开往舟山的航程中,在福尔摩沙岛的北部或者在Piscadore岛附近失事。33名船员在上尉的带领下坐上救生艇逃生,10月6日他们在香港附近被曼恩公司的黑天鹅号救起。”14

  我们若想理清中英双方关于纳尔布达号的是非争论,就得最大程度的还原“纳尔布号”事件的真相。首先,我们应分析纳尔布达号是否为侵台船只。英军官方对外宣称纳尔布达号是民船,船上既无军人,也无军事物资。但根据李永玉的考证,纳尔布达号船只应是军事运输船,15且船上人员多为非军事战斗人员,并不具备单独作战能力。此时,英军的主力已集中在长江沿岸,准备舟山战役,不会贸然派一艘不具备单独作战能力的运输舰来攻打重兵防守且未在作战计划中的台湾。此外,作战状态下,船只遇险,军官带领士兵抛弃船只与船员逃生,是军中之大忌。而船上英军之所以率先撤离,最可能的是纳尔布达号出现在台湾并非为了攻打台湾,只是在台湾海峡附近失事,军官与士兵只得率先弃船寻求救援。

  其次,我们应考虑纳尔布达号是否因遭遇暴风雨天气,在到达台湾海面前已损毁严重失去控制。从目前看来,纳尔布达号遭遇暴风雨天气被毁坏的可能性更大。姚莹在1842年11月的一份奏折中称:“查台湾洋面上年……及(八月)初九日,始有飓风,至十二日申刻,即已止息。”16根据姚莹这段记载,1841年八月初九至十二日(9月23日至9月26日)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确可能存在台风。此外,参加1841年第二次舟山战役的英军军官奥赛隆尼在《对华作战记》也曾提到:“(1841年)9月4日……英国舰队开通了东北的航道,然后英军拟定了进攻舟山群岛的日程,但在牛鼻山附近遭遇暴风和浓雾,许多运输舰都失散了,直到月底,这些船才在舟山附近重新集结起来。”17我们根据姚莹奏折与英军军官的回忆录所载内容,可断定在1841年9月中下旬,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海域,的确出现过恶劣的台风天气,导致英军进攻舟山的很多船只都被吹散。

  根据中英双方及其他记载,可以大致还原“纳尔布达号”事件的始末。纳尔布达号是英军第二次北犯期间的军事运输船。18在1841年8、9月间,多次往来于香港与舟山之间,负责运输军事物资及参战人员。但在9月23日~26日前后,在舟山附近遭遇台风天气,损毁严重失去控制,漂移到基隆海面触礁搁浅19,船上30多位英军乘坐救生艇离开,最后在香港附近被救,大部分船员被困在船上。9月29日纳尔布达号可能被风浪带进港内,台湾军民发现已触礁搁浅的纳尔布达号后,开炮攻击,纳尔布达号被击中,受到重创开始下沉。20船上幸存的士兵与船员,纷纷跳船逃生,除部分溺水身亡,多数被台湾军民斩杀或俘获。因此,“纳尔布达号”事件,既不是英军所说的遭风难民被俘被杀,也不是达洪阿、姚莹的奏折所说双方在经过激烈炮战后,英船被击中沉没,而是遭风“难军”被台湾军民逮捕、斩杀或俘虏。

  (二)“安妮号”事件

  1842年3月11日,英船安妮号在台湾中部淡水厅的大安土地公港触礁搁浅,船上共57人,大部被台湾军民被俘虏。

  各方关于“安妮号”事件详情与经过的记载大相径庭。达洪阿、姚莹的奏折宣称:“(正月)三十日卯刻,果有三桅夷船一只,随带杉板四只,在淡、彰交界之大安港外洋,欲行入口。一面守军在港口迤北之土地公港分兵埋伏……所募渔船粤人周梓等,与夷船上广东汉奸作土音招呼,诱从土地公港驶进,果为暗礁所搁,其船歪侧不能入水,夷人十分惊慌。该处埋伏兵勇齐起,距岸不远,已在水摇簸,不能行驶……兵勇奋力围击,杀毙白夷一人,红黑夷数十人,生擒白夷十八人,红夷一人,黑夷三十人,广东汉奸五名。夺获夷炮十门,又铁炮一门,鸟枪五杆,腰刀十把,均系镇海宁波营中之物。”21

  璞鼎查日后在厦门的告示则坚称:“安纳(安妮)名号船只,原自舟山起椗,意欲驶赴澳门,乃于本年正月间南还之时,风浪大起,将船飘至台湾洋,搁礁破坏,彼时有欧罗巴、米利坚白脸人十四名,西洋及小吕宋人四名,印度黑脸人三十四名,汉人五名,共五十七名在船,而风涛汹涌,将船漂入浅滩。迨至风息潮退,船己搁在旱地,进退两难,无路可出。是以我人先上福建渔船,希图逃出海面,不幸旋见汉军尾至,我人即弃兵械一皆投降,因无抗拒之意,是以不放鸟枪。”7

  澳门的《中国丛报》刊登了的安妮号船长颠林的日记,其中记载:“1842年3月8日,安妮号由舟山开往澳门。10日晚上开始下暴雨,激起风浪。次日上午10时,它触礁后漂流到台湾海域。不久,他看到船已经搁浅,不能再驾驶,遂与其他船员带着各种武器和干粮,乘救生艇登岸。他希望赶紧夺取一两只渔船,来搬运安妮号上的贵重物品。他们顺利上了岸,4人一队沿着海岸寻找可用的渔船。最后,他们找到两只渔船,但3名船员己失去联系。此时,许多百姓和‘恶棍’乘坐小船到安妮号上抢夺船上的贵重物品,另有些人则举着枪、剑、长刀包围了他们,并缴获了他们的武装,甚至连衣服都剥光。后来,一个军官率领一群士兵将他带往淡水厅。”22

  从以上的记录可以看出,双方在安妮号的赴台动机、搁浅原因等方面仍是各执一词。首先,我们需确认安妮号的赴台动机。璞鼎查对外宣称安妮号是一首由舟山返回澳门的民船。而姚莹奏折中称:“璞鼎查在舟山住到十二月间,闻说本朝的兵船到台湾鸡笼被官兵击破,夷人全数拿获,随叫颠林等兵船多只与黄舟前来探听,相机行事。”7根据姚莹所奏,颠林是奉璞鼎查的命令,带领五十多名船员在汉奸黄舟的帮助下,来探听或解救纳尔布达号的船员。但纳尔布达号在台湾北部的基隆海面搁浅沉没,被俘船员此时已被解送台湾南部府城,英方的调查或者解救船只却从台湾中部淡、彰交界处的土地公港附近入港,显得不合情理。因此,安妮号是璞鼎查派到台湾探听或解救纳尔布达号船员的说法应不成立。

  其次,我们应判断安妮号究竟是“遭风搁浅”,还是被台湾军民“设计搁浅”。根据姚莹的《台湾十七口设防图说状》中记载,鸦片战争期间,淡水厅、彰化县设防的港口,只有番仔挖、五叉港、王功港、大安港、中港、香山港、竹堑港、沪尾港、大鸡笼港等九处港口,甚至是在大安港北两处“皆浅狭”的吞霄、后陇两港都有几十名官兵防守,却只字未提土地公港的防守情况。23同治十年的《淡水厅志》亦载:“土地公港及大安港浅而狭,五百担以上商船无有也”,“土地公港……近已泥沙淤塞”。24此外,姚莹曾写信给王得禄介绍台湾中北部港口防守情况,其中曾提到“如盐水港、埭仔挖、吞霄、后陇皆浅水小港。唯本地小船出入,非内地商船之比。”25根据《清代台湾港口分布图》显示,土地公港明显小于吞霄、后陇两港口,大中型商船根本无法通行靠岸。26安妮号是一艘远洋航行的三桅船,颠林作为在中国沿海负责军事运输的船长,又怎会如此疏忽大意,贸然进入几乎肉眼可见的“浅狭”港口。

  安妮号原是在中国沿海进行贸易的英国商船,可能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后或在1841年璞鼎查来华后,被英军临时征用,负责运载兵员及火器等物资。27安妮号应是遭风之后损毁严重,随着大风与洋流漂泊,最后在土地公港附近搁浅,而非被设计搁浅,达洪阿、姚莹的奏折中应有冒功失实之处。此外,姚薇元先生通过考证安妮号船员实际人数明显少于达洪阿、姚莹捷报中斩杀、俘虏人数,认为达、姚确实有诳报邀功的嫌疑。28

  (三)“草鸟船”事件

  1842年4、5月份,数十只草鸟船在台湾近海游弋窥伺,但多数被台湾水师与岸上炮台击沉,并擒获海匪多名。达洪阿、姚莹将此定性为英军勾结海匪对台湾的第五次进犯。

  达洪阿、姚莹的奏折中声称:“伏查夷生性多疑,前既屡次受创,惧我口外有沉汕暗礁,不敢轻进,是以将大帮潜伏在外,仅以三船来往内洋窥伺,冀找奸民内应,彼即乘机而入。复以草鸟匪船为其羽翼,俾于浅水处所探试导引,因内应之奸民先已获诛,购买奸民之夷船复经击破,无从测我虚实。此次各路又将草鸟匪船击沉多只,溺毙无数,生擒奸匪多名,夷见无隙可乘,潜引大帮而去。”29

  印度总督埃伦巴勒在致英军陆军指挥官郭富的信函指出了英军在1842年5、6月份的作战方针,“我相信大约在4月中旬抵达新加坡的援军……应把这支部队用于扬子江;阁下应占有位于运河口的京山岛,尽可能坚固地加强该岛的防务,对它提供一支充足的警卫部队并充分供应食物。”30

  我们应首先判断英军此时有无进犯台湾之时机与理由。根据英军制定的战略方针,英军准备在1842年5、6月份印度援军抵达后,发起上海、镇江、南京的战役,迫使清政府同意谈判。浙江巡抚刘韵珂的奏折中亦提到:“(五月)初十日探得镇海招宝山下泊有逆船二只,定海道头竹山门蟹脐港等洋共泊逆船五十三只,并闻此外尚有续至之船,亦不日可到。各逆称系天竺国借来……是江、浙两省现共有逆船八十四只,较之去年秋船数增至一倍。”31为了发动在长江沿岸的战役,英军调集了大量的军队在江浙集结。所以在4、5月份英军应正在进行积极备战,英军大部分军事力量都集结在长江沿岸,很难再有力量和理由大举侵犯台湾。从印度所调集的援军,由新加坡北上参加长江沿岸的战役,其运输船及战舰频繁调动,多次往来于台湾海峡,自然会给闽台沿海军民造成压力。姚莹的奏折曾提到“嗣接厦门行商信称:有夷船十九只,欲自广东来台等语”32;姚莹亦承认英军攻打台湾之事是从他人口中得知,并不确定实有其事。当时清廷的情报系统非常落后,达洪阿、姚莹很难对英军作战方针做出准确的判断。因此,英军欲犯台湾之说有可能让达洪阿、姚莹作出误判。

  其次,我们应弄清草鸟船出现在台湾的原因。姚莹奏折中的海盗供词指出:“林山,同安县人,自制草鸟船一只……闻有夷船多只到台湾攻打,起意来台乘机抢夺……陈义,同安县人,上年七月初十日夷船攻破厦门,伊同现获之王真乘机抢夺,得赃无多。王真制有八桨白底船一只,因闻夷船来台,该犯纠同王真……约为夷船向导,乘机行劫。”33由此可知,由于英船多次往来于台湾海峡,使英军将要攻打台湾之谣言四起,不仅使沿海军民产生误判,亦使部分海盗也以为英军要攻打台湾。而这些海盗意图在英军攻破台湾之时,趁机劫掠,所以召集同伙游弋于台湾近海。

  综上,我们可大致还原“草鸟船”事件之真相。英军为发动长江沿岸之战役,从印度等地调集大批援军积极备战,英船多次往来台湾海峡,使沿海海盗以为英军要攻打台湾,渐生乘机劫掠台湾之意,并集聚于台湾近海,但达洪阿、姚莹却误将海盗的草鸟船当做英军攻台之“先锋”。因此,所谓的“草鸟船”事件很可能是“祸起萧墙”,并非英军与海匪勾结准备大举进犯台湾。

  总之,鸦片战争期间发生在台湾的“纳尔布达号”“安妮号”事件很可能只是台湾军民对遭风搁浅船员的抓捕行动而已;所谓的“草鸟船”事件,则是中国沿海的海盗听闻英军将要攻占台湾,想趁火打劫而已,中英双方其实未发生接触,亦未在台湾正式交战。

  三、鸦片战争后各方对“台湾之战”的构建

  鸦片战争结束后,璞鼎查向清政府索要在台被俘人员,得知被俘人员多数被杀后,斥责“达洪阿等犯,不顾廉耻,贪婪功劳……应将其刻即(即刻)去官正法,将其家财入官,照数若干,全交英官分济无辜枉死之家属。”7道光帝却晓谕英人,英俘正法乃议和以前之事,姚莹已在奏折中,详述相关事情。且战时互有杀伤乃为常事,不应据此要求赔偿,7派伊里布与璞鼎查交涉。璞鼎查在与伊里布交涉的过程中态度强硬,甚至不惜以重开战端相威胁,道光帝为免英国人寻衅,只得妥协,下令将姚莹、达洪阿革职下狱。

  (一)姚莹对“台湾之战”的讲述与辩解

  身为“台湾之战”的关键人物,姚莹在战后的态度与作为至关重要。姚莹在得知璞鼎查于沿海张贴告示谴责台湾杀俘事件后,乃上奏道光帝极力申辩,称纳尔布达号并非遭风搁浅,实乃被岸上炮台击沉;安妮号乃官民同心,用计诱其搁浅,并指出:“夷人夹板虽多,其中多系派用商船,打仗胜则称为兵船,以耀其武,败则指为商船,以讳其短。此固兵家之常,原无足怪。”34甚至为了自证清白,姚莹请道光帝将其撤职,愿听候钦差大臣到台查办案情。35

  细察姚莹获罪前后及赴任四川时的作为,即可发现姚莹在与家人、师友的集会与信札中多次提到“台湾之战”辉煌战绩。1843年,姚莹致书刘鸿翱称:“夷船前后五犯台湾,草鸟船勾结于外,逆匪巨盗乘机数乱于内,卒得保守严疆,危而获安,未烦内地一兵一卒者,皆赖文武士民之力也。”36姚莹在此强调“台湾之战”的胜利来之不易,皆赖官民同心,共同抗敌。其后,在致方植之函中透露“举世获罪,独台湾屡邀上赏,已犯独醒之戒,镇道受赏,督抚无功,又有以小加大之嫌。况以英夷之强黠,不能得志于台湾,更为肤愬之辞,恫吓诸帅逐镇道,以逞所欲。”姚莹认为自己获罪一案,实乃系独赏招忌,英夷构陷。37在与光律原书中云:“夷五犯台湾,不得一利,两击走,一潜遁,两破其舟,擒其众而斩之,冀以上振国威,下雪众耻……江浙闽粤四省事势已坏,夷不得志于台湾,乃诡辞肤愬恫吓四省大帅……闽帅以台湾功不由己出有嗛言,又恨前索夷囚不予,及奉旨查办之。”38姚莹再次重申破夷功绩,强调英夷因在台湾不得志,遂威吓朝廷要员治罪于己。姚莹在事件结束曾总结自己获罪的原委时指出,“当此之时,夷为原告,大臣靡然从风,断非口舌能争之事,镇道身为大员断无哓哓申辩之理,自当委曲求全,以全大局”39。姚莹认为自己之所以获罪,不只是因为英方的施压与主和派的“落井下石”,而且与自己顾全大局,不愿做无谓的争辩有关。

  姚莹出狱后,至交旧友为庆贺其平安归来,争相设宴款待或邀游共饮。席间谈论内容多围绕于国家当前危难,尤对姚莹在台湾击退英夷之事颇感兴趣。姚莹出狱后不久,梅曾亮、马湘帆、汤海秋、王少鹤、何子贞、陈颂南、苏庚堂、朱伯韩和张际亮等人,邀姚莹于蒹葭阁,在宴席中与姚莹把酒言欢,畅论时事。40此外,在一次冯桂芬发起的聚会中,冯桂芬邀集诸多友人,聚会共饮,席间诸人热切询问姚莹台湾抗夷之事,姚莹对众人详加解说台湾的战守策略与退敌经过。41姚莹通过信札与友人聚会,多次讲述台湾退敌之经过,使“台湾之战”的辉煌战果日益为人所知、所信。

  (二)道光帝对“台湾之战”胜绩的态度

  若想明晰姚莹等人在战后的处境,道光帝对“台湾之战”的态度亦是我们需要着重考察的内容。首先是战争期间,姚莹奏报数次“台湾之战”的胜绩时,道光帝欣喜异常。在姚莹奏折的上谕中,曾提到道光帝“朕嘉悦之怀,笔难罄述……览奏欣悦,大快人心。”42在东南沿海四省战情危急之下,唯有台湾传来“捷报”,可谓是及时之雨。道光帝闻此喜讯,圣心大悦,不吝赏赐,对姚莹、达洪阿等有功人员加官进爵,特旨封赏姚莹二品顶戴荣衔,达洪阿太子太保衔,赐阿克达春巴图鲁称号,其他有功人员各有优厚封赏。43由此可见,道光帝对姚莹、达洪阿在“台湾之战”中的表现是甚为满意,大加赞赏。

  在和议期间,璞鼎查对“台湾之战”与送还俘虏之事提出异议,要求将姚莹、达洪阿治罪时。道光帝极为恼火,令怡良传谕英方,“台湾两次拿获各夷,在郡正法,均在未经抚议以前……即如两军临阵,互有杀伤,事后复责令偿还,断无是理。”44耆英在与璞鼎查交涉英俘事件时,奏请“将台湾镇总兵达洪阿解部审办,以期水落石出。”道光帝批示“自有办理之处,此断不可,该夷诡诈百出,勿堕其术也”,甚至言明即使实有其事,亦当另有处置。45道光帝认为英夷所控绝非事实,对英其要求断难接受,对姚莹、达洪阿在台湾之战功深信不疑,对二人也是尽力维护。此后,怡良、伊里布等闽粤大臣接连上奏英方对“杀俘”之事的不满言状,而道光帝仍强调战争之中互有杀伤,实属正常,且台湾杀俘在和议之前,并无不妥,令耆英等人对英人多加晓谕,以期干戈永息。

  随后,怡良奏报称英军在厦门持械行凶,欲杀台湾官兵,璞鼎查扬言若不为其传递“极诋达洪阿等办理此事之伪”的文书,将“自遣火轮船送至江宁等语。”46璞鼎查以“杀俘”事件未有结果为由,迟迟不肯退兵,甚至不惜以重开战端相威胁。后耆英奏称在调查台湾“杀俘”事件时,浙江提督李廷钰、候补四品经堂臣苏廷玉二人确曾耳闻闽台乡亲传言有夷船在台湾海面遭风搁浅,船员被台湾官府逮捕杀害。至此道光帝对台湾“杀俘”事件的态度方有了微妙的转变,对达、姚二人生出“设或如是,岂非欺君误国而殃民,其罪尚可逭呼”的猜疑。47道光帝在璞鼎查的胁迫与对台湾“杀俘”事件的疑虑下,乃派怡良赴台查清杀俘事件的原委。

  此时,伊里布上奏称,应将达洪阿、姚莹解京讯问,既可全大局,靖海宇,且可借此保全达、姚。48道光帝为了尽早平息英人的怨恨,避免重开战端,心生动摇,希望尽快结案,准备妥协。命在台调查的怡良,即使达洪阿、姚莹所奏属实,未有虚报,“亦当筹及大局,将达洪阿、姚莹撤任,带至省城,候旨办理。”49姚莹与达洪阿于1843年8月中旬抵京入狱,由穆彰阿负责审讯。至此,英方璞鼎查亦可算是获得比较满意的结果,随后中英双方进行了换约及各项善后事宜。

  中英双方交涉事件告一段落后,穆彰阿于1843年8月25日向道光帝奏报审讯结果,认为“夷人五犯台湾,未得一利,反被破舟擒斩,其所诱之奸民匪船,又皆被获,衔恨实深,于受抚后,谲辞控诉,达洪阿、姚莹计虑粗疏,未能事先料及,以致上烦圣虑,实属辜负天恩。”50穆彰阿等人揣测道光帝不欲加罪达、姚二人之圣意,只定二人思虑不周,未能料事于先,辜负圣恩的过错。道光帝当即以二人未能核实战况,奏折过夸,但念其在台有年,且能平定南北匪乱,故仅将二人革职而不加罪,并于当日释放出狱。51两个月后,道光帝或许认为风波已过,重新起用达、姚二人,赏达洪阿三等侍卫,充哈密办事大臣,官职不降反升,随后,姚莹“以同知知州发四川用”52。由此看来,道光帝并非真正认同璞鼎查对达、姚“冒功妄杀”的指控,之所以对其进行惩处,应是想息事宁人,早日解决与英人之善后与纠葛。53

  此外,道光帝不愿否认“台湾之战”功绩亦应有维护朝廷与自身威严之打算,中英双方交战两年有余,败多胜少,闽、粤、江、浙四省损兵失地,唯有台湾捷报频传。若此时再否认“台湾之战”的胜绩,无异于承认鸦片战争中清廷皆是败仗。道光帝作为鸦片战争的最高指挥者将威严扫地,难辞其咎。但在璞鼎查的强硬抗议及战争恫吓下,为了平息英人愤恨,避免重启战端,道光帝只能采取采用“先惩后补”的方法,肯定与默认达、姚等人在“台湾之战”中的功绩。

  (三)主战文人对姚莹的维护与颂扬

  在姚莹获罪下狱之前已有多人为姚莹上书鸣冤,云南道监察御史福珠隆阿、工科掌印给事中萨林等,均上奏表示支持姚莹、达洪阿,将璞鼎查的要求视之为英人反间计。54姚莹获罪的消息传出后,群情哗然,引发主战文人的强烈反弹,纷纷撰文赋诗声援。55鲁一同在《拟论姚莹功罪状》中赞扬姚莹“忠勤文武,守边数年,横塞夷虏之冲”,认为姚莹三挫英夷,有功而无罪,朝廷宜当奖励,以为忠勇楷模,并指陈姚莹之获罪乃敌人构陷,如轻信夷人之言,将使亲痛仇快,自毁士气。56钱赞黄在《论台湾之狱》中认为姚莹、达洪阿实为“能战之臣”,鸡笼、大安之役屡建奇功,两人获罪皆源于英夷与议和之臣构陷。57友人张际亮在诗中称赞姚莹“直看太守臣淮阳,颇惜将军加广利。惊波昼夜奔沧溟,滔滔身世安得平,功名自昔归竖子,壮士何足哀平生?”58张际亮称赞姚莹在众军皆败时,姚莹却能在台湾取得辉煌的胜利,堪比抵挡“安史之乱”叛军的功臣淮阳太守张巡。

  姚莹在押解京城途中,得到各地文人的礼遇与颂扬。1843年3月,姚莹被押解至惠安时,汪雅堂、张竹虚等人陪姚莹游乌石头岩。59后抵福州时,友人谢硕甫、刘芭川等人为姚莹置酒饯行,赋诗相赠。607月初姚莹行抵苏州,与其兄姚朔久别重逢。61七月初七,应鹿春如之邀,与张际亮、张竹虚等人宴集白公祠下。628月上旬姚莹抵北京,30余名公卿大臣争相出迎。63台湾绅民得知姚莹入狱后,甚至已在集资以助其用度。64

  姚莹出狱后声名远扬,不论是否相识,均欲与其相交,其中不乏政要显贵,如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潘世恩,户部尚书、同光宋诗派领袖祁寯藻,吏部尚书汤金钊、兵部尚书许乃普等人。65除了对姚莹等人进行舆论支持外,主战文人多将姚莹获罪视之为冤案,撰书以记其事。《李星沅日记》曾指姚莹、达洪阿获罪与林则徐遣戍,乃莫须有之狱。66《夷艘入寇记》中载:“怡良必欲镇道引诬,以谢夷酋,遂劾奏褫逮至京师。”67夏燮在《中西纪事》中云:“台湾之狱,外则耆相主之,内则穆相主之,怡制使查办此案,竟以莫须有三字定谳。”68文人多认为姚莹获罪,是由耆英与穆彰阿主导之,怡良查办后,以“莫须有”定案。

  主战文人在赞誉姚莹的同时,亦严厉指责朝中主和公卿。尤以力主与英夷媾和的琦善与穆彰阿,为文人主要抨击对象。文人手持春秋之笔,维护颂扬姚莹等主战官员,抨击主和奸臣,文人之间的的信札、诗文酬答早已渐次散布相关言论,逐步形塑出“台湾之战”大胜的舆论氛围。69社会舆论与诗赋文章亦逐渐走向抨击主和、传播奸佞当权、任用非人的论述。主战派势力亦渐趋高涨,姚莹等人作为主战英雄的形象,在当时与后人的诗文中愈加鲜明且崇高,“台湾之战”的辉煌战果在文人的构建中,亦逐渐为世人所认可与熟知。主战文人留下的文章诗赋,不仅主导了当时的社会舆论,而且也成为后人品评与解读“台湾之战”的重要史料依据。

  四、结论

  综上所述,英国自工业革命后,急欲开拓中国市场,19世界初期曾多次派船在中国沿海进行侦查,得出台湾虽与大陆沿海地区贸易密切,但孤悬海外,难以治理,缺乏优良港湾的结论。鸦片战争前,英军在经过数番讨论后,认为台湾不适合作为远征军的攻击目标,只是将其作为监视对象而已。在战争开始后,先后有纳尔布达号、安妮号两艘军事运输船在台湾海面遭风搁浅触礁,船上人员大部分被台湾军民斩杀俘虏,达洪阿、姚莹在俘获英方人员后,为了振奋士气,彰显国威将之斩杀。战后,英人对台湾“杀俘”事件极为不满,强烈要求将清政府治达、姚之罪,道光帝迫于压力只得暂时将达洪阿、姚莹撤职查办。此时,主战人士不甘姚莹等人蒙受冤屈,纷纷通过上书、撰文颂扬“台湾之战”的功绩。道光帝本人亦默认达、姚在“台湾之战”中的功绩,因此,在事件平息后,二人又被道光帝重新起用。

  现下关于鸦片战争期间“台湾之战”的论述,与历史实际过程或有出入,这既与达洪阿、姚莹误信下属的报告有关,也与战后主战主和两派之争及达、姚二人为自保而做的辩解有关,还多少受到近代以来倡扬反侵略历史叙述的影响。依据本文所揭示的鸦片战争期间中英双方在台湾附近海域的冲突情形,笔者以为,与其将英军对台湾的多次“滋扰”称之为“台湾之战”,不如将之定义为“台湾事件”,或更贴合实情。

  注释

  1相关研究成果有:韩子佩:《姚莹在鸦片战争中对保卫台湾的贡献》,《江淮论坛》1983年第5期;陈进忠:《略论“台湾冤狱”》,《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杨彦杰:《第一次鸦片战争与台湾》,《福建论坛》1990年第4期;王生怀:《论姚莹的抗英保台思想及其实践》,《安徽史学》2002年第2期等等。
  2章瑄文:《纪实与虚构---鸦片战争时期台湾杀俘事件研究》,台湾VIP硕士论文,2007年,第76~91页。
  3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5~177页;[韩]李永玉:《鸦片战争期间搁浅台湾英船性质考》,《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黄金宏:《鸦片战争在闽台的重要史实和影响辨析》,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4刘海峰:《穆彰阿、姚莹与“台湾之狱”》,《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王瑞成:《鸦片战争时期的战俘问题》,《安徽史学》2004年第5期。
  5李祖基、陈忠纯:《社会转型、抗击外侮与近代化建设---晚清台湾历史映像(1840~1895)》,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20页。
  6以往文章论述台湾事件时,曾用过《中国丛报》的材料介绍“安妮号”事件时。但在论述“纳尔布达号”事件时,尚未发现有文章用过《中国丛报》的材料。
  7[8][9][17][26][28][40][41]福建地方史研究室、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着:《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3~44页,第101页,第126页,第248~249页,第249页,第95页,第247~248页,第251页。
  8《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致巴麦尊子爵附件》,《英国蓝皮书》,1893年11月2日,转载自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55~657页。
  9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下)》,《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第115~117页。
  10《印度总督提出的备忘录》,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975~976页。
  11[14]《巴麦尊子爵致海军部各长官函》,《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第二册,第526页,第537~538页。
  12[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张汇文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725页。
  13姚莹:《基隆破获夷舟奏》,《东溟奏稿》,《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三辑,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第33~35页。
  14张西平编:《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1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9页。
  15[韩]李永玉:《鸦片战争期间搁浅台湾英船性质考》,《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16姚莹:《夷酋忽生异议奏》,《东溟奏稿》,第174页。
  17奥赛隆尼:《对华作战记》,参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57~558页。
  18姚莹:《基隆破获夷舟奏》,《东溟奏稿》,第34页。
  19姚薇元先生亦认为纳尔布达号是由厦门开往浙江海面参加长江沿岸的战役的军事运输船,途中遭遇强风浪,在台湾海面触礁搁浅,不过姚薇元先生提到的船只遭遇风浪时间与本文的考证略有差别。
  20姚莹奏折中曾提到“方夷船初受炮伤之时,海浪忽起,遂将该夷船冲礁破碎。”由此可见,纳尔布达号触礁确有其事,疑点在于先受炮击而触礁,还是先触礁再受炮击。据目前的资料来看,纳尔布达号应是先触礁再受清军炮击,但参战人员为显战功,在上报时称英船先中炮再触礁。参阅姚莹:《基隆破获夷舟奏》,《东溟奏稿》,第35页。
  21姚莹:《逆奏复犯大安破舟擒俘奏》,《东溟奏稿》,第77页。
  22张西平编:《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1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0~122页。
  23姚莹:《台湾十七口设防图说状》,《中复堂选集》,《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三辑,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第80~83页。
  24(清)陈培桂:《淡水厅志》,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第49页、第191页。
  25姚莹:《与王提督书》,《中复堂选集》,第129页。
  26“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编绘,刘琦扬整理:《清代台湾港口分布图》,参见“台湾历史文化地图”网页:http://thcts.ascc.net/themes/rc09.php,2019年9月17日查询。
  27参阅[韩]李永玉:《鸦片战争期间搁浅台湾英船性质考》,《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28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第176~177页。
  29姚莹:《击破通夷匪船拿获奸民逆夷大帮潜遁奏》,《东溟奏稿》,第103页。
  30《埃伦巴勒勋爵致郭富爵士函》,《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第二册,第1034~1039页。
  31刘韵珂:《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探得浙洋英船增多并有北窜之谣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355页。
  32姚莹:《击破通夷匪船拿获奸民逆夷大帮潜遁奏》,《东溟奏稿》,第106页。
  33姚莹:《击破通夷匪船拿获奸民逆夷大帮潜遁奏》,《东溟奏稿》,第106页。
  34姚莹:《夷酋忽生异议奏》,《东溟奏稿》,第175页。
  35姚莹:《夷酋强贴伪示请旨查办奏》,《东溟奏稿》,第178页。
  36姚莹:《奉逮入都别刘中丞书》,《中复堂全集东溟文后集》,第747页。
  37姚莹:《再与方植之书》,《中复堂全集东溟文后集》,第751~752页。
  38姚莹:《与光律原书》,《中复堂全集东溟文后集》,第756页。
  39姚莹:《再与方植之书》,《中复堂全集东溟文后集》,第752页。
  40姚莹:《中复堂全集后湘诗集·续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第1464~1467页。
  41冯桂芬:《姚石甫观察小象题辞》,《显志堂稿》卷十二,清光绪二年冯氏校邠庐刻本,第239页。
  42姚莹:《逆奏复犯大安破舟擒俘奏》,《东溟奏稿》,第78~80页。
  43姚莹:《逆奏复犯大安破舟擒俘奏》,《东溟奏稿》,第80页。
  44廷寄:《答怡良等折》,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卷六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444页。
  45耆英:《耆英奏英人控诉台湾总兵达洪阿妄杀遭风英民请交部审办折》,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卷六十三,第2485~2486页。
  46怡良:《怡良奏璞鼎查省言台湾所戮之俘均系难民欲求伸冤有照会文件求为分递折》,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卷六十三,第2489~2492页。
  47耆英:《耆英又奏访闻台湾所诛英人实系难民请敕闽浙总督查明片》,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卷六十四,第2512~2513页。
  48伊里布:《伊里布奏璞鼎查所控台湾杀俘事俟到粤后妥办折》,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卷六十四,第2529~2530页。
  49廷寄:《据达洪阿等折着怡良筹及大局将达洪阿等撤任》,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卷六十五,第2569~2570页。
  50穆彰阿:《穆彰阿等奏取具达洪阿姚莹亲供呈览折》,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卷六十八,第2527页。
  51上谕:《据穆彰阿等折达洪阿姚莹加恩免其治罪业已革职着毋庸议》,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卷六十八,第2727~2728页。
  52姚濬昌编:《中复堂全集附录·年谱》,第4316页。
  53姚薇元先生认为达、姚二人只革职,未蒙大冤,且达、姚二人之所以重新起用,与怡良告病,刘鸿翱为二人翻案有关。但姚薇元先生忽略了道光帝对达、姚二人在“台湾之战”功绩中的态度,二人之所以能迅速起用,道光帝对“台湾之战”的态度才是关键。
  54福珠隆阿:《监察御史福珠隆阿奏请拒绝英人无理要求以保全抗英有功之台湾镇道折》;萨林:《工科掌印给事中萨林奏陈应防英人请撤台湾镇道二员之反间计以存国体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1~23、25页。
  55姚莹:《中复堂全集后湘诗集·续集》,第1467~1468页。
  56鲁一同:《拟论姚莹功罪状》,《鲁通甫集》卷四,第34页上~35页下,转引自《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第280~281页。
  57钱赞黄:《论台湾之狱》,参见《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第281~282页。
  58张际亮:《寄姚石甫三丈时将赴台渡海不果》,参见《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第397页。
  59姚莹:《中复堂全集后湘诗集·续集》,第1451页。
  60姚莹:《中复堂全集后湘诗集·续集》,第1455~1456页。
  61姚莹:《中复堂全集后湘诗集·续集》,第1458页
  62姚莹:《中复堂全集后湘诗集·续集》,第1458~1459页。
  63施立业:《姚莹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300~301页。
  64姚莹:《中复堂全集后湘诗集·续集》,第1466页。
  65姚莹:《复廌青一兄书》,《中复堂全集东溟文后集》,第764~765页。
  66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99页。
  67不着撰人:《夷艘入寇记下》,参见《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第270~271页。
  68夏燮:《中西纪事》卷十,第1~8页,参见《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第276页。
  69姚莹,晚晴着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桐城学派创始人姚鼐的侄孙,与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并称为“姚门四杰”,门生故友遍布全国,在晚清文人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晚清文人的诗文中记载这段史实时,多会偏向姚莹等人。

    盛坤阳.鸦片战争期间台湾事件始末探析[J].闽台文化研究,2019(03):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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