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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历史学隐喻的合法性基础

时间:2018-11-08 来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依依 本文字数:8685字

  摘要: 对于历史学而言,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或语言现象,它还是史学研究的逻辑骨架,属于理论建构性隐喻。与科学隐喻一样,历史学隐喻也具有共识性、参与性、完整性和统一性,这是它区别于文学隐喻的重要特征。把隐喻运用于史学研究之中,这种做法不仅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还具有必然性。这是因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作为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它能够与史学证据保持一种内在的合理关系。

  关键词: 历史学; 隐喻; 历史学研究;

历史学论文

  一隐喻之于历史学

  一般而言,隐喻(Metaphor)被认为是比喻修辞格的一种,它“通过把属于别的事物的词给予另一个事物而构成……即隐喻是以缩短了的明喻为基础的替换。其功能是一种‘附加的’‘装饰’,就其结构和形式来看,隐喻是正常语言规则的一种偏离”[1]。所谓“附加的装饰”,即隐喻对于知识本身来说是可有可无的,知识被发现之后,用隐喻来表达更为生动;而且,隐喻把属于别的事物的词给予另一个事物这种做法的合法性基础非常模糊,往往是因人而异的,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中更是如此,只要研究者觉得两个事物之间具有相似性或类推行就行。因此,隐喻在长时间内通常被认为与科学是相悖的。直到20世纪中后期,随着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和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等着作的发表,人们认识到,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性策略或语言现象,它们还是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方式,并且“科学隐喻在科学理论文本中的广泛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

  在历史学着作中,隐喻随处可见,这丝毫不足为怪,文史原本就是一家。不过,人们对隐喻在历史学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古今则大为不同。20世纪中后期,由于人们对隐喻的认识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对隐喻和历史学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也因此更加深刻。1973年,海登·怀特所发表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着作,该书对隐喻在历史学中的作用的看法与之前相比出现了天壤之别。可以说,对隐喻、科学隐喻和历史学隐喻这三者,人们在认识上的变化节奏是基本同步的。

  在1970年代之前,历史学研究的主调是追求科学客观,在研究过程中要排斥研究者的个人情感和主观意见,达到“如实直书”的效果。从古希腊的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开始,直到1970年代,这都是历史学家为学的最高目标(1)。如其中杰出的代表兰克所言:“历史学家‘只是要表明,过去究竟是怎样的’。”当然,兰克同时也强调:“修辞严谨和文笔优美的历史着作对于认识和研究历史十分重要。”[2编者导言,9,10]很显然,科学性即客观真实地描述过去是首要的,艺术性即优美的辞藻则是其次的,后者是服务于前者的工具。所以,隐喻对于历史学而言,仅仅是“附加的”“装饰”而已,仅仅体现在历史学研究的终端即文本层面,即在用文字把研究结果加以表述的时候,加些隐喻性修辞手法会显得更加生动。

  而在海登·怀特的思想谱系中,以其着作《元史学》为代表,观点就截然不同于前了,认为隐喻在历史学研究中起着总览全局的决定性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安克斯密特(F.R.Ankersmit)曾指出,史学研究活动分为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两个部分(2),其中历史研究是要通过研究史料考究清楚事实的来龙去脉,而历史写作即选择作者认为最恰当的言辞模型把事实表现出来。那么,隐喻在这两方面分别起什么作用呢?怀特认为:“为了说明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史学家首先必须将文献中记载的整组事件,预构成一个可能的知识客体。这种预构行为是诗性的,……这种结构以后会在史学家提供的言辞模型中,被想象成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的一种表现和解释。”[3]35可以说,这段话反映了怀特思想的主旨,它包括预构知识客体和选择言辞模型两个方面,这大致对应于安克斯密特所说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这段话表明:(1)知识客体是作者诗性预构出来的,言辞模型是作者精心选择出来的;(2)知识客体被某个言辞模型表现出来,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着作,既然该知识客体是诗性预构的,那么历史着作也就不是历史真相的还原,而是其表现或解释,换言之,历史着作整体上就是关于历史的一个隐喻;(3)每一部历史着作其言辞模型都包括五个层面,即编年史、故事、情节化模式(喜剧、悲剧、浪漫剧和讽刺剧)、论证模式(形式论、机械论、有机论和情境论)和意识形态蕴含模式(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由于本质上的预设性,这种预构的语言学规则,其特征也可以根据塑造它的主导性修辞方式来进行表述”[3]35。换言之,因为知识客体整体表现为一则隐喻,这注定了其言辞结构的每一个层面本质上都是隐喻。因此,怀特会直言:“没有隐喻,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简单的陈述句中得到表述,并没有非隐喻性的语言这么一种东西。”[4]29如此说来,隐喻在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中都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国内学者刘大椿指出,隐喻在科学中发挥着命名、解释和理论建构三大功能[1]。综观怀特的理论,隐喻在历史学中也起着大体类似的作用。命名功能表现在历史学家对知识客体的诗性预构方面,解释和理论建构功能则主要表现在历史着作的情节化、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蕴含模式三个解释模式之中,解释和理论建构往往是一体的。显然,在怀特的笔下,隐喻对于历史学而言就不仅仅是附加的装饰,而是其不可或缺的逻辑骨架。

  如此说来,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着作与文学家创作小说的路数就没有本质的不同。所以,自怀特开始,历史学界出现了一股新的且冲击力颇强的思潮,大谈虚构、修辞、历史学家的想象等等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更有甚者,如安克斯密特鲜明地提出了从艺术的观点看历史着作,认为历史着作是历史的表现(representation)。必然地,历史学与文学艺术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传统历史学所强调的真实客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历史学隐喻独有的特性,以期在历史学隐喻与文学隐喻之间作出区分。

  二历史学隐喻的特性

  理查德·博伊德(Richard Boyd)曾指出,隐喻性表达是科学理论的语言装置中不可替代的构成部分;换言之,科学隐喻属于理论建构性隐喻(theory-constitutive metaphor)[5]486,它们是科学理论的逻辑骨架。如前所述,历史学隐喻也属同类。就这一点看,科学、历史学与文学都离不开隐喻。但博伊德同时指出,尽管如此,也不能抹煞科学隐喻与文学隐喻之间的重大区别,这些区别表现在共识性、参与性、统一性和完整性四个方面(3)。我们也可以此作为参照系,来定位历史学隐喻,并进而确定历史学隐喻是更接近文学隐喻还是科学隐喻。

  (一)共识性

  所谓共识性,指的是科学隐喻的这种特性,即它们“有着公开表达与发展的特点,一经产生就成了整个科学界的共同财产,并将贯穿于一代或几代科学家的研究之中”[1]。换言之,科学隐喻一旦成功了,它就变成了一种科学范式,继而它会被反反复复地运用到各种相关科学研究之中,这是科学隐喻的重要特点。而文学隐喻则不同。按照博伊德的说法,文学隐喻有一个特定的“家”,即属于某个特定作者的某部特定作品;若是被反复运用,它们要么变成陈词滥调,要么就变成一种新的修辞方式或新的字面表达[5]487。这就是说,科学追求范式,文学排斥范式。这也不难理解。文学艺术追求的是新颖性,自然地,文学隐喻的美感、内涵、品质和其被运用的频度广度是成反比的。

  对照史学实践,历史学隐喻的共识性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历史学中也存在“范式”,如“革命史学”、“阶级斗争史学”、“现代化史学”、“新史学”、“大众史学”等等。不过,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的分支,和文学艺术亦有相通之处,即它也要追求新颖性、独创性。正因为这一点,安克斯密特才会提议从“表现”的观点看历史叙述。在他看来,“最好的历史叙述即是最具隐喻的历史叙述,具有最大视域的历史叙述。它也是最‘冒险的’或最‘勇敢的’历史叙述”[6]48。所谓“最冒险”、“最勇敢”指的就是其新颖性、独创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还强调:“最好的历史表现是最具有独创性、最挑战人们的惯常思维,是看上去最不像是真的———然而却不可能根据现存历史证据加以反驳的那一个表现。”[7]22这里的“不可能根据现存历史证据加以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好的历史学家不仅要追求思想的新颖性、独创性,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尽力把这种具有新颖性、独创性的隐喻建立在坚实的历史证据之上。换言之,历史学家的目的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确立新的更加合理、更具启发性的范式。

  如此说来,在历史学中,成功了的隐喻会变成历史学的范式;不成功的、不断出现的新的隐喻,会尽力使自己变成新的范式。所以,共识性是历史学隐喻的内在本质特征之一。

  (二)参与性

  博伊德指出,科学隐喻具有纲领性定向研究(programmatic research-orienting)特征,它要引导读者去研究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特征相似性,包括那些尚未被发现、被认识的特征。比如“大脑是一台计算机”,可以说人类迄今为止对“大脑”和“计算机”之间的特征相似性尚未完全认识清楚,为了理解该隐喻,就有赖于科学家不断地去探索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另外,如前所述,科学隐喻具有共识性,即它会被运用到各种相关的科学研究之中,从而衍生出各类变体,而且它们被运用得越广泛越深刻,其变体越多,其美感、内涵、品质就越丰富越成熟。就这两点而言,科学隐喻表现出“归纳的开放性”(inductive open-endedness)[]。也就是说,科学隐喻的内涵不仅来自于其创立者,还来源于后继者的研究。与此不同的是,文学隐喻表现出“概念的开放性”(conceptual open-endedness),即对文学隐喻的恰当理解,依赖于读者对喻体的日常概念所具有的联想意义,它不要求读者去从事专门研究(如科学隐喻那样),但如果读者对喻体没有一般性的了解,那么该隐喻就失去了其应有之义[5]488。如“爱人是一朵玫瑰花”,就要求读者对玫瑰花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有所了解。科学隐喻和文学隐喻具有不同的开放性。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学隐喻一般都是专业性的术语,它们的真实含义往往和隐喻的字面意思截然不同,如“黑洞”,非专业人士或没有相关专业研究便无法把握它;而文学隐喻往往源自日常话语,和日常生活联系密切,只要具备一些生活阅历的人便可有所感悟。如此说来,科学隐喻与文学隐喻都具有参与性特点,但其具体内涵则大相径庭。

  对照史学实践,我们发现,历史学隐喻兼具这两种开放性。首先,众所周知,所谓历史即过去的生活,历史源自生活,所以和文学隐喻一样,历史学隐喻绝大多数都是来源于日常生活话语,自然地,它们的意义也依赖读者对喻体的常识性理解。比如说“毛主席是红太阳”,就需要读者结合生活实践去想象“红太阳”的寓意,以此来理解“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与此同时,历史学隐喻又具有归纳的开放性。一般的读者(更别说专业历史学家了)都可以根据自己或多或少的阅读量,乃至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提供新的素材,以充实、完善乃至修正它们的内涵。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开放性对于历史学隐喻来说其重要性的等级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试想某个隐喻具有归纳开放性,但不具有概念的开放性,它依然可以是历史学隐喻;反之,只具有概念开放性,但不具有归纳开放性的,就很难说是历史学隐喻了。理由很简单,因为历史学是一门经验性的学问,尽管历史学家在创造该隐喻的时候已经给出了历史证据,但绝非完备,可以说任何历史学家所给出的论证论据都是挂一漏万的,都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这就是归纳开放性存在的学理依据。

  (三)统一性

  博伊德指出,在文学中,隐喻的创造与解释是两种不同的任务,创造者与解释者是不同的两类人,前者一般是小说家,后者一般是文学理论家;而在科学中,这两者是合二为一的,科学隐喻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其解释者,因为科学一般而言都是自我反思性的,对理论概念的解释是科学研究的核心工作[5]488。对照史学实践,显然,隐喻的创造与解释也是合二为一的,历史学家提出某个隐喻,就要对其进行解释,这是他们应有的责任。

  (四)完整性

  博伊德认为,文学隐喻的认知内容是永远不可能通过字面表达而穷尽的,但科学隐喻则可以,对其作出完整的精确的解释是科学家的核心工作,也是科学研究的终端成果[5]488。换言之,文学隐喻的内涵和外延永远是模糊的,科学隐喻的内涵和外延则要清晰明确而不容模棱两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两类隐喻的指称是不一样的。文学隐喻的指称很模糊,如鲁迅笔下的“阿Q”,表面上指称的是《狂人日记》中的那个叫“阿Q”的人,其实指则是永远没法得到清晰明确界定的“国民性”。科学隐喻的指称则非常明确,尽管有时候科学家对其指称了解不多,比如“黑洞”,科学家至今对其所指称的现象缺乏明确认识,但“黑洞”所指还是明确的,与此相一致的是,“科学隐喻最终是可以得到较为精确的解释的。解释的过程就是理论或原理得到实践验证或检测的过程,也就是得到科学共同体承认的过程”[1]。

  对照史学实践,不难发现,历史学隐喻的指称不如科学隐喻那般清晰明确,但也不像文学隐喻那般模棱两可。比如“法国大革命”,既可以被理解成一幕“悲剧”(像托克维尔那样),也可以被理解成一幕“喜剧”(如米什莱那样),而且都言之成理。这说明它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但不论怎么说,“法国大革命”所指的历史时段、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等还是相对清晰明确的。而且,如前文所述,与科学家一样,历史学家在创立隐喻之时就应当对该隐喻做出统一完整的解释。这决定了历史学隐喻具有完整性,而成功了的历史学隐喻则一定具有完整性。

  综上所述,历史学隐喻与文学隐喻共通的地方在于它们都具有参与性,但前者更侧重归纳的开放性,而后者只在意概念的开放性。再者,历史学隐喻在本质上具有明显的共识性、统一性和完整性,而这并非是文学隐喻的本质要义。所以,总体而言,历史学隐喻本质上更接近科学隐喻。

  三历史学隐喻的合法性基础

  隐喻作为一种比喻修辞格,被用来认识历史,会因此而遮蔽历史吗?如果会遮蔽历史,那么历史学隐喻就不具有合法性。在此,我们首先会遭遇到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相对主义思潮的冲击,它们总是以此为借口而否认历史研究能够还原历史,我们需要对此加以反驳。

  现代隐喻研究大家莱考夫等早已发现:“大多数人认为没有隐喻的存在,他们依然可以自如地生活,而我们发现事实恰恰相反。不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和行动中,日常生活中隐喻无所不在,我们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本身是以隐喻为基础。”[8]1这话表明两层意思。其一,人类的日常生活离不开隐喻,而且和其他语言一样,“大多数的隐喻是经过漫长的岁月在我们的文化中发展起来的”[8]145,它们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而是世代累积之结果。既然如此,我们大可以说隐喻伴随着人类的始终。作如是观,过去的人类也是在运用隐喻进行思想、行动和交往。也就是说,历史本身就是由隐喻所构成的。合乎逻辑地,历史学家运用隐喻去研究历史,不仅不会遮蔽历史,反而恰恰更能够准确地发现历史。其二,与此相一致,这表明隐喻源于经验,或者说隐喻是否恰当在于其经验基础,“实际上,我们觉得没有一种隐喻可以在完全脱离经验基础的情况下得到理解或者甚至得到充分的呈现”[8]18。当然,其经验基础是极其复杂的。有的是物理性的。如“His health is declining”(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His health is way up there”(他的身体正慢慢好起来),用“declining”表示“身体不好”,用“up”表示“身体正在康复”,其经验基础就是:“严重的疾病强迫我们的身体躺下来。死的时候,身体就完全是躺倒的。”有的是因果性的。如我们讲“尼克松轰炸了河内”,是因为尼克松是导致这个事件的主要负责人。有的是文化或宗教性的,如“鸽子代表和平或圣灵”[813,36]。尽管“我们并不是很了解隐喻的经验基础”[8]18,但它源自于经验,它的合法性在于其经验基础,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按照这样的分析思路,那么我们可以说,隐喻被用于历史学研究是可能的,因为历史学就是一门经验学科。那么这种可能性能否变成现实呢?换言之,在史学实践中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如前所述,和科学隐喻一样,历史学隐喻也具有共识性、统一性、完整性和参与性。我们先来看看这四个特性的共同点是什么。统一性,即隐喻的创造与解释的统一,而解释就是拿历史学证据说话;完整性,只有拥有了完整的历史学证据,才能提供完整的解释;参与性,即归纳的开放性,只有掌握了历史学证据的读者,才有能力参与隐喻意义的建构;而共识,即获得了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它与历史学证据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如此说来,它们都是以历史学证据为基础的,因为“历史是‘真实的’,它必须与证据即历史涉及的事实相一致,否则它就必须标明为什么这些‘事实’是错误的,需要修正”[9]14。这表明,隐喻被用于历史学研究之中,不仅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

  再往下追问,这种现实性是否只是偶然的现象而不具有必然性呢?也就是说,隐喻在揭示历史真相这一方面,是否仅仅是偶然的成功?我们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说历史真相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历史学隐喻的现实性便具有必然性。反之,如果历史真相是不存在的,谈论隐喻揭示历史真相就没有意义,隐喻与史学证据、材料、经验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无所谓真假。换言之,现实性的必然性基础在于历史真相的客观存在。这就涉及到根本议题即历史学本体论方面了。

  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历史学证据之所以如此重要,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其研究对象即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学证据即是历史存在的证明。不过,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相对主义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一,就存在与认识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常说,不能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某个客体,就否认其存在的客观性,但是,若它湮灭无存而无法被人们所感知,那它的客观存在性从何谈起呢?历史学就是如此,“历史出场每当历史不再”[10]52,“真实并非我们所可以直接触及的”[11]42。其二,即便人们对某个客体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即获得了关于这个客体存在的一些证据,但是,“整体而言,过去就像生活一样无序、混乱、复杂”[9]14。用叙述主义的话来说,即“生活本身是没有开始、中段或结尾的”,只存在于“我们在事后向自己讲述的故事中”[12]135,“我们不会‘生活’在故事中,尽管我们事后以故事的形式来讲述我们生活的意义”[13]169。在他们看来,“历史过程本身不具有任何结构,在历史着作中出现的结构是历史学家自己添加的”[14]63。其三,历史学的选择性,“历史学家主观性之无可避免地渗透到历史学家的工作流程,并构成为历史学认知过去的一个条件”[11]32,这导致人们关于历史学证据的理解和解释总是难以达成一致。把这三条论据兑换成本体论观点,那就是历史本身是一片混沌之地,由此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相对主义否认历史的客观存在之论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历史当然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一个不依赖于任何历史学知识的直观的事实。就如即便某人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他也能够清晰地意识到中国有一个真实的过去。并且,“就直接经验而言,被我们看作历史过程的东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结构和连续性的特征”[14]64,即不能把历史本身荒谬化(4)。其次,由于证据的不完整,所以谁也无法评判依据现有证据建构出来的历史是否和本真的历史一致,即“历史的真实”确实是一去不复返了,就此而言,相对主义有其合理性。但“历史学的真实”———即利用现有的历史学证据而合理地建构出来的历史(这就是前文所言隐喻与历史学证据之间的合理关系)则是可能的。因为历史学研究并不追求对历史的全面认识,它总是关于其对象的某个方面的认识,“一个对象可能具有许多我们现在不知晓的而且将来也绝不可能知晓的特征,这个事实并没有改变我们的这样一个信念,即通过我们已经采取的步骤,我们已经获得一些确实可靠的关于这个对象的性质的知识”[14]62。在此基础上,以历史学证据和历史学方法为依托展开论辩,最终是有可能达成历史学真实的(5)。当然,“历史学的真实”是动态的,需要随着新的历史学证据的发现而不断地修正它。第三,即便考虑到历史学家主观因素的干预,这种“历史学的真实”依然是可能的。只要我们不把这种主观因素神秘化,而把它置换成具体的历史学观点,并以历史学证据为依据参与历史学论辩,当达到了这种地步之时,即历史学家都对某个历史叙述无可挑剔时,“历史学真实”就达成了。而相对主义出于其特有的理论逻辑,连“历史学的真实”也不予承认,这是其逻辑的悖谬之处。如果我们把时光轴再往前拉长几百年,这一点就更清楚了。众所周知,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类完全可以全程记录自己走过的历程。如此,几百年之后回过头来看现在,会怎么样呢?“历史的真实”历历在目,谁能否认呢?到那时,依赖于大数据技术,史料、历史证据的获取与整理都将变得极为便利,历史学研究的核心就不再是挖掘、整理史料,而在于创造一个能够驾驭浩如烟海的史料和历史证据的具有启发性的隐喻,即取决于历史学家的眼界、思想创造性。到那时,“历史学的真实”极有可能与“历史的真实”重合。

  综合起来看,隐喻被用于历史学研究,具有可能性、现实性和必然性,即“历史学隐喻”这一术语是合法的。其合法性基础在于:隐喻要与历史学证据保持一种合理的关系。这种合理的关系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历史学家所筛选出的历史学证据要能够支撑得住隐喻所代表的意义;第二,未被历史学家入选的历史学证据不会弱化,至少是无法解构掉隐喻所代表的意义;第三,极具有启发性、新颖性。满足第一、二条是历史学最低要求,这样的历史学隐喻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但可能是平淡无奇、毫无启发性的隐喻,理论上也具有参与性特征,这取决于历史学家的意愿(毫无启发性的隐喻激发不起历史学家的参与热情)。同时满足这三条,便有可能成为历史学的新范式。与此相一致的是,合乎逻辑的历史学本体论立场应该是这样的:承认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有其自身的结构和连续性;“历史学的真实”是可能的,获知“历史学的真实”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所在。我们相信,随着历史学研究的进展,“历史学的真实”会不断接近“历史的真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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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学中的隐喻及其特性[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3(03):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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