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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姚鼐的史学观与方法论

时间:2020-09-18 来源:史学史研究 本文字数:14555字
作者:郑素燕 单位: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摘    要: 姚鼐是清代桐城派的集大成者。虽以诗文名天下,却在所作笔记、传记以及文集中,蕴含了丰富的史学思想。纵观姚鼐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讲天命、更重人事的天人观;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直书观;为人物立传“当以贤能”的史传原则;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史学方法论。

  关键词: 姚鼐; 史学思想; 天人观; 史传原则; 史学方法论;

  Abstract: Yao Nai was a prestigious scholar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in Qing Dynasty. Although he is famous for his poems and articles, abundant historical thoughts can be found in his notes, biographies and collected works. Yao Nai's historical thoughts are mainly present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he view on Heaven and man, which emphasizes more human affairs than the fate regulated by the Heaven; the authentic writing style, in which what is believed true and what is considered doubtful are reported directly; the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biography, where the figures in it are described as “the virtuous”;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ography, which combines argumentation, textual criticism and rhetoric.

  Keyword: Yao Nai; historical thoughts; View on Heaven and Man; the writing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biography; methodology of historiography;

  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安徽桐城人。姚鼐着有《惜抱轩文集》《惜抱轩文后集》《惜抱轩诗集》《惜抱轩九经说》《春秋三传补注》《惜抱轩笔记》等着作,被誉为桐城派集大成者。他虽以诗文名天下,却在所作笔记、传记以及文集中,蕴含了丰富的史学思想。姚鼐对自己在史学上的造诣是很自信的,“近时史学,无过钱莘楣,然吾有所辨论,殆足俪之。”1学术界对姚鼐的学术思想和文学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而对其史学思想的研究比较少。2综观姚鼐的史学思想,他既讲天命,又重人事,具有二重性特征;追求史学之真,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人物立传“当以贤能”,以正人心为目的;提倡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史学方法论。姚鼐的史学思想,对后世桐城派史学与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讲天命、更重人事的天人观

  中国古代史学具有二重性特征,“天命与人事往往交织在一起,成为史学二重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3从先秦《周易》的天人合一思维,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到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再到宋明强调天理与人欲之分,都体现了传统史学的这一二重性特征。姚鼐的史学思想即讲天命,又重人事,具有二重性特征。

  姚鼐宣扬天命王权思想,他认为商汤、周武讨伐夏桀、商纣,乃是奉天命行事,“汤武奉天命而诛其王。”4周王天下,亦是天命,“天以道予文武,文武没,斯道在周公。”也正是因为天道在周公,周公才能平武庚叛乱,“维天予公斯道,岂忍不使以有为。天既使公殳子相继,治安斯民,岂中道而舍之,而滋殷之乱畧?天必不然,周公东征知其足以必胜武庚也。”5

  姚鼐认为人的命运也由天来支配,“夫生而富贵及死而声名,其得失大小,皆天所与也。纪载者,人名声所由得之所托也。故天欲其成乃成,天欲其传乃传,不然则废。”6在姚鼐看来,人的荣华富贵、寿命、成就都是由天来决定的。如袁枚的长寿及成就是天所予,“独先生放志泉石三四十年,以文章诏后学于此,夫岂非得天之至厚。”7而严冬友57岁去世,不能长寿的原因亦是天命,“得年非夭,而不为寿。天命若是,夫孰可多有?”8在写给陈用光的信中,姚鼐提到方东树因病不能全力做学问,也是天所限之,“植之颇苦善病,不能极力于学问,此天限之也。”9
 

清代姚鼐的史学观与方法论
 

  姚鼐重视灾祥报应说,认为君王要顺应天命,行仁政,不然会招天罚,“失者疏则天灾亦疏,失者密则天灾亦密。”10如周厉王“禁诽监谤而恶言起”,秦始皇“销锋铸簴而揭竿者兴”,原因就在于“不知听于天,而谓小民可以人力智术驭之。”11姚鼐认为人之为善,就会得到好报,为恶就会有祸报。在《李斯论》中,姚鼐论述了李斯舍去他老师荀卿的学说,而行商鞅之学,“扫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为治,焚《诗》、《书》,禁学士,灭三代法而尚督责。”认为李斯助纣为虐,最终没有好的结果,“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诛恶人,亦有时而信也邪?”12在《邹母包太夫人家传》中,他写包太夫人“自三十二岁守节至年八十二,以五世同堂之庆,蒙天书降匾于其家。自封太恭人晋三品,又加赠至二品夫人,虽其始终未及旌,而终乃有逾于常旌之荣者,岂非天之所以葆行义哉?”13在姚鼐看来,天之所以如此庇佑包太夫人,是因为夫人心存制行之善。在《吴伯知八十寿序》中,姚鼐写吴伯知得天之厚而长寿,是因为他“存心慈仁而持躬戒敬”,做了很多善事,“君于乡党有急无不应。于高淳公事:修学宫、治道路、拯灾患、恤孤寡,无不尽其力,乡人皆戴而德之。”14

  姚鼐虽讲天命,但却更重人事。在论朝代更替时,姚鼐作如是说:“继世以有天下,前王之德犹存,后王虽失德,天下臣民,犹当奉之,此事理之常,固天命也。至其失道之极,为天人所恶,天乃更求贤圣以为民主,此又天命之大者。”15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君命天授,姚鼐以天命来说明天下臣民侍奉一个君王是合理的,又以天命来说明一个失德的君王被更换也是合理的;二是朝代更替最重要的因素是君王的德行,君王失德到了一定的程度,被天人所恶,天就会收回对他的授命,重新换一个君王。由此可见,姚鼐在宣扬天命的同时,更强调人事的作用。

  纵观姚鼐的重人事思想,首先是肯定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夏朝灭亡的原因在于夏桀暴虐,引起民怨沸腾,“汤必割正夏者,迫于夏民怨桀之甚,而欲丧之,丧之非商以自为也。”16殷国灭亡的原因在于殷民随武庚叛乱,“妹土当天下既定之后,不惟自息,乃逸助武庚为乱,以取灭亡之祸,岂不痛哉。”17与此相反,明朝“佚君乱政屡作”,却“久而后亡”,原因在于“士大夫维持纲纪,明守节义。”18

  其次是重视德政。具体来讲,有以下二点:一是行仁政。姚鼐说:“得国容有之,天下必以仁。”19认为君王要仁民、爱民,才是治国之道,“必王先自能仁民而时忧,其曷以养恬之,而后邦君御事效焉。自古王皆若兹,能若兹矣,则监国者不必刑辟人,而固已治矣。”20姚鼐以周公怀柔商故民的例子来说明仁政的重要性。周朝灭商之后,怎么统治商朝的遗民成了周初的一件大事,召公主张“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而周公则主张“惟仁是亲”的怀柔政策,周武王采纳了周公的意见,对此,姚鼐评论道:“固周之至仁,而其所以动天下而久无患之道,正在此也。”21姚鼐认为周朝统治时间比较长的原因是行仁政,而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则是舍弃仁政,用商鞅之法,“秦之甘于刻薄而便于严法久矣!”22不管是行仁政,还是行苛政,都是人为,而非天意。

  二是知人专任。姚鼐在考证《尚书周书立政》中说:“立政之要,知人也,专任也。”认为周公作《立政》,目的是告诫子孙要知人专任,且要用常人。姚鼐对常人是这样解释的:“夫小人亦有为善之时,其为善以要名希宠而已,得所欲,则其人变矣。惟君子有常,惟克知灼见其心,乃能用常人。”常人即是君子,只要君王能用常人,“人君之道尽矣。”23人君要知人善任,而为官者则要尽忠职守,顺应天道,“夫君子乘天王德意,以屏万邦,惕惕焉唯恐不尽其任。”24姚鼐最欣赏的是明朝的翰林,“明之翰林,皆知其职也,谏争之人接踵,谏争之辞运筴而时书。”25在姚鼐看来,人君用人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到天下治乱。

  当然,姚鼐认为天命与人事是统一的,他讲天命而更重人事,旨在强调天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他在《礼运说》中说:“故人君达天道顺人情以为礼,而天下治矣。然而天道固不出乎人情之外者也。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秀气也。故圣人以人情为田,天道达而人情顺,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6姚鼐认为,天道与人情是相统一的,天道不出人情之外,只有达天道顺人情,天人合一,才能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

  二、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直书观

  秉笔直书,追求史实之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孔子《春秋》之义,即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27汉朝司马迁继承了这一撰史原则,在《史记·三代世表》中说:“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28这不仅是司马迁对孔子修《春秋》治史原则的认识,也正是因为他自己秉行这一撰史原则,从而使《史记》成为一部实录之作。班固着《汉书》,同样追求实录精神,敢于秉笔直书。唐朝的刘知几认为史书应当具有“实录”的精神,他说:“善恶必书,斯为实录”29,“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30

  姚鼐继承了中国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他推崇孔子的《春秋》,“夫史之为道,莫贵乎信。君子于疑事不敢质。春秋之法,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后世史氏所宗,惟春秋为正。”31姚鼐认为史学之道即是求真,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姚鼐认为很多经书、史书都有错误。一是有些典籍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人加了不少自己的见解。如《左传》,“左氏之书,非出于一人所成,自左氏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正是因为后人屡有附言,导致《左传》之言不能尽信,“余考其书,于魏氏事,造饰尤甚,窃以为吴起为之者盖尤多。”32所以,姚鼐断言:“太史公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吾谓不然。今《左氏传》非尽丘明所录,吾固论之矣。”33其余如《庄子》《列子》等书都有后人所附益。二是有些典籍已经失传,流传在世的乃是伪书。如《贾谊新书》,姚鼐认为贾生书已经失传很久了,现世流传的《贾谊新书》是别人伪造的,“班氏所载贾生之文,条理通贯,其辞甚伟,及为伪作者分晰,不复成文,而以陋辞联厕其间,是诚由妄人所谬,非传写之误也。”34三是有些地志、方志编撰者不去实地考察,而妄引古书,导致书中所载与事实不符。姚鼐在《泰山道里记序》中说:“余尝病天下地志谬误,非特妄引古记,至纪今时山川道里远近方向,率与实舛,令人愤叹。设每邑有笃学好古能游览者,各考纪其地土之实迹,以参相校订,则天下地志,何患不善。”35四是史学家有“爱奇”的嗜好。姚鼐说:“爱奇,史氏通病,岂独子长哉?故审理论世,核实去伪,而不为古人所愚,善读史者也。”36

  正是因为很多书有错误,所以姚鼐认为要重视考证,去伪存真,讲求信史。对于姚鼐的考据成就,刘季高在《惜抱轩诗文集前言》中说:“《惜抱轩文前后集》,共三百十篇,属于考证性质者,有四十一篇。另有《笔记》八卷,《法帖题跋》三卷,《九经说》十七卷,几乎全部是考证。其考据文之佳者,如《笔记四史部一史记》,证据确凿,断语下得干净利落,并未繁征博引,却解决了历史上的疑团,堪称考据文典范之作。”37在《九经说》《笔记》中,姚鼐对《尚书》《春秋》《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隋书》《五代史》《宋史》《辽金元史》等史书进行了考证。姚鼐融经史于一体,擅于用文字、训诂等方面的知识去考证历史,考证范围涉及地理、典章、制度、经济等,指出了这些史书中存在的错误。

  第一,考订文句。

  姚鼐对史书上文字、语句有误或有疑惑之处进行考证解释,这在《笔记》中俯首皆是。如裴骃注《秦本纪》里的“欲为官者五千石”,姚鼐认为应该是“五十石”,“今汉书百官表中,脱欲为官者句,又按韩非子,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然则裴注千字,十之误也。”38除了文字的考证,姚鼐还对一些后世解释不够清晰的地方重新做了解释,如对《史记·平准书》中“缗”的解释,姚鼐认为“按此处为史汉解者,皆不甚明晰。”姚鼐指出缗不是指钱,而是指物,“然则缗者,犹今商贾之言货本,以钱准之耳。而手力所作者无本钱,则以其手作直四千乃一算。其匿不自占,占不悉者,没入缗钱,其实物而非钱。故后言得民财物以亿计,奴仆以千万数,及田宅,此皆非钱,特以钱计耳。”39

  第二,考证史实。

  姚鼐对史书中一些历史事件进行考证,如《史记·卫世家》中记载卫厘公死后传位于太子共伯余,余的弟弟和用钱收买武士袭击余,余自杀,和继位为武公。姚鼐以《国风·墉风·柏舟》中“髧彼两髦”,说明余死于卫厘公之前,他并没有继承过王位,姚鼐指出:“武公卫之贤君,而太史公平杂家之说,诬以篡弑,可谓考之至疏矣。”40《后汉书·张王种陈列传》中记载的张皓、张纲父子的事迹,姚鼐认为不符合史实。汉安帝时赵腾因上言灾变获重罪,牵连八十余人,《后汉书》记载是张皓上书汉安帝,安帝悟,给赵腾等人减刑,姚鼐则认为当时汉安帝年龄小,是大臣主政,张皓上书劝谏一事乃是“附会造此虚言耳。”《后汉书》中记载的张纲降张婴事,在姚鼐看来,尤为谬妄,“盖伪造此说者,不知永嘉元年,有张婴攻杀堂邑江都长事。在纲死后,而妄云南州晏然,蔚宗依旧纪书汉安二年,扬徐盗贼攻烧城守,杀掠吏民。及永嘉元年,张婴明有攻城杀吏之事矣。”姚鼐感叹道:“大抵东汉多乡曲伪饰之事,华阳为甚,如张楷等传,皆多谬诞。蔚宗不能裁削,以诬后世,为可叹也。”41

  第三,明晰官制。

  姚鼐很重视官制的考证,《笔记·史部》中考证的每一部史书,都涉及官制的考证,如《史部一·汉书》中对郎中、外郎、中大夫、大中大夫等的考证,《史部二·晋书》对前军将军、后军将军、左军将军、右军将军、三部司马等的考证等。姚鼐尤其重视官制的变化,在考证西汉官制的时候,姚鼐指出:“西汉二百年,官制前后不同,孟坚不能尽纪其改变也。读史者,当以推考其时事,而知其制之变。”42在考证“左右前后将军”时,姚鼐说:“官制名同而前后事势不同,读史者不可不辩。”43对“左右前后将军”自汉朝至晋朝的变化作了细致考证。在对官制进行考证的同时,姚鼐指出史书记载中的错误,如“王羲之桓尹皆是右将军,而本传乃误作右军将军”。44

  第四,考辨地理。

  姚鼐很关注舆地之学,除了在《笔记》中对一些朝代的地理志进行考订以外,还专门写了《郡县考》《汉庐江九江二郡沿革考》《项羽王九郡考》及《地舆附》,纠正了史书及方志中的一些记载舛误。如《汉书·地理志》载:“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姚鼐认为,王莽所置的西海郡不是改金城郡之名,“何义门云,平帝元始四年冬,置西海郡,乃王莽遣中郎平宪等,持金帛诱羌豪献地为之,非改金城旧名也。”45他认为:“自汉以后,江北淮南,遭六朝兵争之祸,城郭空虚者数矣,而侨置州郡在其间,更移故名,废兴迁徙,稽之尤为难详。”46在《五岳说》一文中,姚鼐对“前儒异说”的五岳论进行了系统的考辨,他认为“夫岳者,以会诸侯,使望走其山下者也。”“昔皇帝尝合符釜山,釜山为北岳,而非必恒山也。及禹合诸侯于涂山,涂山近霍,则霍山为南岳矣。”47霍山即今天柱山。

  姚鼐的信史观除了表现在对史事和史书的考证外,他在为人物作传记时,同样认为要依据传主真实的生平事迹加以记录,不可以夸大其词。姚鼐在《左传补注序》中说道:“魏献子合诸侯,干位之人,而述其为政之美,词不恤其夸。此岂信史所为‘论本事而为之传’者耶?”48“论本事而为之传”就是就要按照传主真实的生平事迹去记录。姚鼐自己在为人物作传记时,就秉持着这一宗旨,如实的反映传主的功过是非,力求真实可信,无愧于信史。姚鼐在为周梅圃作传时说:“其为人明晓事理,敢任烦剧,耐勤苦”,“君卒后,家贫甚”,“梅圃,乾隆间循吏也。夫《偱吏传》,史臣之职,其法当严。不居史职,为相知之家作家传,容有泛滥辞焉。余嘉梅圃之治,为之传,取事简,以为后有良史,取吾文以登之列传,当无愧云。”49

  三、为人物立传“当以贤能”的史传原则

  人物传记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传记史学的起源,王成军在《中西传记史学的产生及趋向之比较》一文中认为,由于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交互作用,形成了传记史学。而司马迁的《史记》最早用“列传”这一类型来记述历史人物,故而人们把《史记》视为中国史传着述的滥觞。50人物传记自《史记》之后开始繁荣,除正史外,碑志、家传、传状等也大量涌现。桐城派继承了这一史学传统,撰写了大量的人物传记。“方苞的传记文有218篇,约占其文集的一半以上。”51刘大櫆“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传记作品,占其文集的一半以上。”52马其昶的《桐城耆旧传》“是清末重要的史学着作,全书 12 卷,记叙上起明初、下迄清末桐城地方人物900 余。”53作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撰写了不少传记、寿序、墓表及墓志铭,约占其文集的三分之一。

  史传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哪些人物才能立传,这是史书撰写的一个重要问题。唐朝的刘知几认为人物立传的标准是“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那些罪不以诫世的群小和那些仅有片善微功之人,即使具有较高的官职,都不值得收录。“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阴情丑行,或素餐尸禄,其恶不足以曝扬,其罪不足以惩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为录,不其秽乎?抑又闻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何足算也。若《汉传》之有傅宽、靳歙,《蜀志》之有许慈,《宋书》之虞丘进,《魏史》之王幰,若斯数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见识,阙之不足为少,书之唯益其累。而史臣皆责其谱状,征其爵里,课虚成有,裁为列传,不亦烦乎?”54 而姚鼐为人物立传的标准则是贤能,“按史之立传,当以贤能,岂论名位。”55

  桐城派重视道德,“作为清代理学的坚定拥护者,伦理道德自然也就成为其学派学说的一个核心。”56姚鼐将程朱视为道德的楷模,“其生平修己立德,又足以践行其所言,而为后世所之所向慕。”57他认为程朱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是永恒的,“天地无终穷也,人生其间,视之犹须臾耳。虽国家存亡,始终数百年,其逾于须臾无几也,而道德仁义忠孝名节,凡人所以为人者,则贯天地而无终敝,故不得以彼暂夺此之常。”58因此,姚鼐所说的贤能之人,就是有道德之人,即恪守程朱所宣扬的仁义、忠孝、名节之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立传。他对陈寿的《三国志》为周鲂、马超立传表示不满,认为他们一个是市井小人,一个是乱臣贼子,不应该为之立传,“吴志载周鲂谲曹休之辞,并市井小人之行,而为之立传,以为美谈,则史家之无识矣。至马超乃乱臣贼子,在蜀又无纤毫功绩,而为立传,列关张之次,尤为谬甚。”59

  在姚鼐笔下,贤能有多种。有以身殉国之贤。如北宋不肯投降、以死守城的江都城制置使李公、副都统姜公,姚鼐赞他们“立身甚伟”60。另外,还有明朝为伐元遗孽而身死沙漠的孙忠愍公、清朝为破锡箔而战死的何道深。

  有为官恪尽职守之贤。如写中宪大夫开归陈许兵备道彭如干,“公皆在工所,相视形势之便,筹思导塞之宜,指麾畚局之事,不避风雨昏夜,故功每易成。卒以督办衡工引河,劳瘁致疾,犹勤不辍,以至于没。”姚鼐赞其为“其功在民,其道可循,子孙振振。”61写江南河督任徐端,“公于是每遇要工,必以身先众。次年冬,以治砀山李家楼决口,旁开引河,公任其事,严寒积劳,遂至病甚。”62姚鼐称其为国之劳臣。另外,还有“治官事勤甚,累日夜废寝食不疲”63的通奉大夫广东布政使许祖京、积劳成疾不可愈的浮梁知县黄绳先等。

  有安贫有守之贤。如写歙人吴殿麟,“家本贫,至老贫甚,然廉正有守。”64写昌平陈伯思,“其行不羁,绝去矫饰,远荣利,安贫素,有君子之介。”65写泸溪县教谕杨芳,“故其处家尽孝第之诚,虽贫不较于财,虽劳不表于众。其持身能极俭约,故能介然无求,而室家安之。”66

  有慈善仁义之贤。如好施予的高淳邢复诚,姚鼐写他在高淳大水时,“多所赈施,以济民困。又为设医药葬埋。”大旱时,“君尽出藏榖千余石以食众,又假贷数百金以佐施。”67大善人陈谨齐“自奉甚简陋,而济人则无所惜”。姚鼐感叹道:“夫使乡里多善人,则天下之治无可忧矣。如谨齐者,曷可少哉!曷可少哉!”68另外,还有乐善好施的中宪大夫陈守诒、出千金赈乡里岁饥的孔信夫等。

  有廉孝之贤。如写石屏维,“君,乾隆戊子科举人也,吏部选为安宁州学正,君不忍离母,竟不就官。其两执丧,皆能如礼。”69另外,还有割肝为母治病而死的萧孝子、割臂和药治父病的蒋知廉及割股以愈母疾的潘孝子等。

  有女子守贞节之贤。如写《张贞女传》《记江宁李氏五节妇事》等,对妇女守贞节之事进行赞美。

  刘知几在《史通》曲笔篇中提到史学具有彰善瘅恶的作用,“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70姚鼐为时人立传,其目的就是褒善贬恶,以正世道人心。他在《复汪进士辉祖书》中说:“夫古人之文,岂第文焉而已,明道义、维风俗以诏世者,君子之志。”71姚鼐在传记中不止一次提到他的这一用意,如为郑大纯做墓表,就是因为“大纯学行皆卓然,虽生不遇,表其墓宜可以劝后人。”72毛岳生也认为姚鼐的文章可以正人心、学术,“先生之学,不务表襮,根极性命,穷于道奥。昔儒研究明德业,末流舛歧,乃益烦妄暗鄙。学者厌薄窥隙,掊击援据浩博,日哗众追诟。先生惄然引以为忧,综贯奥頣,隐推角距,体履诚笃,守危导微。为文章深醇精洁,达于古今通变,用舍务黜,险诐釽乱,正人心、学术。”73

  四、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史学方法论

  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清代中叶学坛的焦点问题。王达敏指出:“汉学诸家立足考据,强调考据的明道功能,将其与义理合一,以自占地步;除了一如既往轻蔑宋学外,竭力贬斥辞章。袁枚立足辞章,尊辞章而贬考据,对义理则存而不论,章学诚立足史学,斥辞章、贬考据、重义理,主张在义理统率下三者合一。”74在辞章与考据之辩的背景下,姚鼐尊崇宋学,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思想。

  最早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之说的是戴震,“在乾隆时代,正式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之三分法,东原似为最早,其后姚姬传与章实斋皆各有发挥。”75戴震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然自子长、孟坚、退之、子厚诸君子之为之,曰‘是道也,非艺也。’以云道,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诸君子之文,亦恶睹其非艺欤?夫以艺为末,以道为本。”76戴震一生是以义理为首,考证次之,辞章排在最末。戴震所说的义理,在他的早年指程朱理学,中晚年则指属于他自己的有别于程朱的义理。戴震的义理之学,是在对程朱理学的批判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他一方面指出程朱理学不合六经、孔孟的原意,“自宋儒杂荀子及老、庄、释氏以入六经、孔、孟、之书,学者莫知其非,而六经、孔、孟之道亡矣。”77另一方面, “他则重据经传古训,赋予‘理’字以新的涵义,建立自己的义理系统。他的最终目的是要用他自得之义理来取代程、朱理学在儒学中的正统地位。”78

  而姚鼐和戴震的观点不同,他认为要三者合一才能做好学问。他在《述庵文钞序》中说:“鼐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79在《复秦小岘书》中又说:“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一途之中,歧分而为众家,遂至于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胜,所取之径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执其所能为,而呲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80

  姚鼐所说的义理,指的是程朱理学。这是他与戴震在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之说上最本质的区别,他对戴震欲以自己的义理取代程朱理学很是不满,“戴东原言考证岂不佳?而欲言义理,以夺洛、闽之席,可谓愚妄不自量之甚矣。”81戴震将辞章列入艺,将其排在最末,而姚鼐则将辞章的地位提高,认为文可以载道,“自圣有道,道存乎文。”82义理之学只有通过辞章才能更好地进行阐发,“明于理,当于义矣,不能以辞文之,一人之善也,能以辞文之,天下之善也。”83

  关于考据与辞章,姚鼐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他对于当时一些汉学家专考据而贬抑辞章、古文家只重视文辞而忽视考据均表示不满,“世之士能文章者,略于考证;讲经疏者,拙于为文。”84“矜考据者每窒于文词,美才藻者或疏于稽古,士之病是久矣。”85他认为只有兼具考据和辞章,才能阐发义理,做到文以载道。

  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说是其治学的基本方法,也是其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他在《尚书辨伪序》中说:“学问之事有三:义理、考证、文章是也。夫以考证论断者,利以应敌,使护之者不能出一辞。然使学者有意会神得,觉犁然当乎人心者,反更在义理、文章之事也。昔阎百诗之斥伪古文,专在考证,其言良为明切;而长沙唐石岭先生,作尚书辨伪,其辨多以义理、文章断之。先生生远,不得见阎氏之书,而能自断于此,可谓真有识矣。”86他认为对于史学而言,考据固然重要,义理和辞章也很重要。

  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史学方法论,贯彻于他的史学着作之中,最显着的体现在《九经说》中,姚莹在为姚鼐撰写的《行状》中写到:“先生以为:国家方盛,时书籍之富,远轶前代,而先儒洛、闽以来,义理之学,尤为维持世道人心之大,不可诬也。顾学不博不可以述古,言无文不足以行远。世之孤生,徒抱俗儒讲说,举汉唐以来传注屏弃不观,斯固可厌。漏而矫之者,乃专以考据、训诂、制度为实学,于身心性命之说,则斥为空疏无据。其文章之士,又喜逞才气,放蔑礼法,以讲学为迂拙。是皆不免于偏蔽。思所以正之,则必破门户,敦实践,昌明道义,维持雅正。乃着《九经说》,以通义理、考订之邮。”87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姚鼐写《九经说》采用的正是义理、考据、辞章合一的方法论,他的目的是要维持洛闽以来的义理之学,并通义理考订之邮,以维持世道人心。梅曾亮在《九经说书后》中也说:“昔侍坐于姚姬传先生,言及于颜息斋、李刚主之非薄宋儒,先生曰‘息斋犹能豀刻自处者也。若近世之士,乃以所得之训诂文字讪笑宋儒。夫程朱之称为儒者,岂以训诂文字载?今无其躬行之难,而执其末以讥之,视息斋又何如也? ’因出九经说相授,曰‘吾固不敢背宋儒,亦未尝薄汉儒。吾之经说,如是而已。’”88这段文字说明姚鼐的《九经说》是以汉儒文字训诂的方法,去阐述宋儒之义理的。

  《九经说》既是经学着作,亦是史学着作,非常重视文献的考证。如《尚书说》对古文《尚书》的考证,姚鼐认为其为伪古文,“世或谓今所传之古文尚书虽非真本,而所言理当,则亦何恶?吾谓不然。伪古文所采其具有精理者数语而已,其余义虽无谬,然不免廓落而不切,碎细而无统,安得谓之当理哉?且非圣贤而为圣贤之言,苟深求之终有大背理。”89 他从义理着手,指出古文《尚书》有七处背理,如“大禹谟言益赞于禹,以舜事父母之道比之格苗顽,可谓不伦之甚,此背理一也。”90《左邱明耻之说》对《左传》的考证,姚鼐认为《左传》是左邱明所着,但后世所传之《左传》,不当之处十有三四,“非邱明之过也。”他指出,“左传之文非一人所能备也,自曾申而降,盖累增焉。以吴起之伦,而附会私意以说春秋,何怪其与圣人谬哉。”91《周礼说》对《周礼》的考证,姚鼐认为《周礼》非周公之书,“吾谓撰周礼者,第以存一代之制,杂收东西周所记载,不计其事之前后本,未尝云是尽周公之法也,以为皆出于周公者,后儒欲过尊其书,强为之说而不免失之诬矣。”92

  细读《九经说》,我们可以看到姚鼐对《尚书》《春秋》《论语》等九经中的文化礼仪、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历史事件等进行综合性概括,体现了其对历史盛衰兴亡的看法。如在《汤誓说》中,姚鼐指出“桀罪之浮于纣也。”他认为武王伐纣不灭殷国而封禄,而汤取桀邑的主要原因在于“夏民怨桀深于殷民之怨纣,虽欲复存于夏而不可得焉。”93姚鼐认为历史盛衰的关键在于民心,“人君能择民所利,与民政修而治成。”94

  除了《九经说》,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方法论也贯穿于《惜抱轩笔记》《春秋三传补注》等着作中。《惜抱轩笔记》为考据性质的着作,分经史子集四部,其中史部共有三卷。在义理方面,姚鼐发扬儒家义理,传达了君要爱民、个人要重视道德修养的理念。他批评汉朝统治者让百姓买武功爵之事,使老百姓深受其害,为“欺诈其民之术,为国若此,良可悲哉。”95 从伦理道德出发,他认为《晋书·郗超传》中所记载王献之兄弟在郗超死后怠慢郗愔一事不符合史实,“子敬佳士,岂慢舅若此。”96 在辞章方面,姚鼐的文字简洁干练,逻辑清晰,正如刘季高所说:“又如笔记六史部三地舆考证金陵地名建置,如抽茧丝,牵引而出;如剥蕉卷,层出不穷,而语言温雅,笔带感情,几使人忘其为考据文。”97

  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说被后世桐城派学人继承、发展。陈用光在《与鲁宾之书》中说:“是姬传先生尝谓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缺一。义理、考据,其实也;辞章,其声也。用光比致力于三者,而愧未有以聚之也。足下专志锐力,其于义理得其正矣,宜求其精焉者;于考据得其要矣,宜求其确焉者;于辞章得其清矣,宜求其恢奇而典则焉者。”98方东树也认为“夫义理考证文章,本是一事,合之则一贯,离之则偏蔽。”99 龚敏在《论方东树的学术渊源》一文中指出,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一书,“力破汉学之门户, 倡导程朱理学, 致力于恢复通经致用之风气, 而所运用之理论, 实即姚鼐之‘义理、考据、辞章合一’之教。”100 曾国藩进一步发展创新,提出学问有四端,“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101

  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说对后世桐城派史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像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等人修史,就持守这一家法,非常重视将‘辞章、考据、义理’与‘才、学、识’相结合。”102从马其昶的《庄子故》一书,“我们可以看到,马其昶为学始终坚持桐城派家法和汉宋兼采的治学思路,以义理为主,考据、辞章为辅,力求三者的有机结合。”103而姚永朴治学亦是如此,“‘义理、考据、词章’之学可以说是姚永朴史学研究方面的主导理论,这在他的史学着作中多有体现,最显着地体现在《尚书谊略》中。”104因此,姚鼐不仅是桐城派文学领域的集大成者,对桐城派学人的史学研究也有深远的影响。

  注释

  1 姚鼐:《与陈硕士》,载《惜抱轩尺牍》,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页。
  2 目前仅见俞樟华、郭玲玉的《论姚鼐的传记理论》(《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10期)一文涉及姚鼐的史学思想。
  3 白云:《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编撰学思想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页。
  4 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16,《弗扰佛肸召子欲往说》,光绪三十三年校经山房刻本。
  5(1)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5,《大诰说》。
  6(2)姚鼐:《复姚春木书》,载《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92页。
  7(3)姚鼐:《随园雅集图后记》,载《惜抱轩诗文集》,第226页。
  8(4)姚鼐:《严冬友墓志铭并序》,载《惜抱轩诗文集》,第190页。
  9(5)姚鼐:《与陈硕士》,载《惜抱轩尺牍》,第102页。
  10(6)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5,《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说》。
  11(7)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1,《姤九五爻辞说》。
  12(8)姚鼐:《李斯论》,载《惜抱轩诗文集》,第5-6页。
  13(9)姚鼐:《邹母包太夫人家传》,载《惜抱轩诗文集》,第314页。
  14(10)姚鼐:《吴伯知八十寿序》,载《惜抱轩诗文集》,第127页。
  15(11)姚鼐:《笔记》卷1,《书》,载《惜抱轩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521页。
  16(12)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4,《汤誓说》。
  17(13)姚鼐:《笔记》卷1,《书》,载《惜抱轩全集》,第519页。
  18(14)姚鼐:《赠钱献之序》,载《惜抱轩诗文集》,第110-111页。
  19(15)姚鼐:《漫咏三首》,载《惜抱轩诗文集》,第419页。
  20(16)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5,《梓材说》。
  21(17)姚鼐:《笔记》卷1,《书》,载《惜抱轩全集》,第522页。
  22(18)姚鼐:《李斯论》,载《惜抱轩诗文集》,第5页。
  23(19)姚鼐:《笔记》卷1,《书》,载《惜抱轩全集》,第522-523页。
  24(20)姚鼐:《江上攀辕图记》,载《惜抱轩诗文集》,第230页。
  25(21)姚鼐:《翰林论》,载《惜抱轩诗文集》,第5页。
  26(22)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12,《礼运说》。
  27(23)《春秋谷梁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0页。
  28(24)《史记》卷13,《三代世表》,中华书局2011年版。
  29(25)刘知几着,浦起龙通释:《史通》卷14,《惑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30(26)刘知几着,浦起龙通释:《史通》卷14,《惑经》。
  31(27)姚鼐:《新修宿迁县志序》,载《惜抱轩诗文集》,第273页。
  32(28)姚鼐:《左传补注序》,载《惜抱轩诗文集》,第34页。
  33(29)姚鼐:《辨郑语》,载《惜抱轩诗文集》,第73页。
  34(30)姚鼐:《辩贾谊新书》,载《惜抱轩诗文集》,第71页。
  35(31)姚鼐:《泰山道里记序》,载《惜抱轩诗文集》,第253页。
  36(32)姚鼐:《乾隆戊子科山东乡试策问五首》,载《惜抱轩诗文集》,第131页。
  37(33)刘季高:《前言》,载《惜抱轩诗文集》,第3页。
  38(34)姚鼐:《笔记》卷4,《史记》,载《惜抱轩全集》,第559-560页。
  39(35)姚鼐:《笔记》卷4,《史记》,载《惜抱轩全集》,第561页。
  40(36)姚鼐:《笔记》卷4,《史记》,载《惜抱轩全集》,第562页。
  41(37)姚鼐:《笔记》卷5,《后汉书》,载《惜抱轩全集》,第578-579页。
  42(38)姚鼐:《笔记》卷4,《汉书》,载《惜抱轩全集》,第566页
  43(39)姚鼐:《笔记》卷5,《晋书》,载《惜抱轩全集》,第585页。
  44(40)姚鼐:《笔记》卷5,《晋书》,载《惜抱轩全集》,第584页。
  45(41)姚鼐:《笔记》卷4,《汉书》,载《惜抱轩全集》,第569页。
  46(42)姚鼐:《汉庐江九江二郡沿革考》,载《惜抱轩诗文集》,第25页。
  47(43)姚鼐:《五岳说》,载《惜抱轩诗文集》,第248—249页。
  48(44)姚鼐:《左传补注序》,载《惜抱轩诗文集》,第34页。
  49(45)姚鼐:《周梅圃君家传》,载《惜抱轩诗文集》,第317页。
  50(46)王成军:《中西传记史学的产生及趋向之比较》,《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
  51(47)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48页。
  52(48)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第353页。
  53(49)徐希军:《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的史学价值》,《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2期。
  54(50)刘知几着,浦起龙通释:《史通》卷8,《人物》。
  55(51)姚鼐:《笔记》卷5,《三国志》,载《惜抱轩全集》,第582页。
  56(52)曾光光:《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9页。
  57(53)姚鼐:《复蒋松如书》,载《惜抱轩诗文集》,第95页。
  58(54)姚鼐:《方正学祠重修建记》,载《惜抱轩诗文集》,第234-235页。
  59(55)姚鼐:《笔记》卷5,《三国志》,载《惜抱轩全集》,第582页。
  60(56)姚鼐:《宋双忠祠碑文并序》,载《惜抱轩诗文集》,第157页。
  61(57)姚鼐:《中宪大夫开归陈许兵备道加按察使衔彭公墓志铭并序》,载《惜抱轩诗文集》,第373页。
  62(58)姚鼐:《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总督江南河道提督军务兼右副都御史徐公墓》,载《惜抱轩诗文集》,第382页。
  63(59)姚鼐:《通奉大夫广东布政使许公墓志铭并序》,载《惜抱轩诗文集》,第340页。
  64(60)姚鼐:《吴殿麟传》,载《惜抱轩诗文集》,第309页。
  65(61)姚鼐:《陈伯思序》,载《惜抱轩诗文集》,第113页。
  66(62)姚鼐:《诰赠中宪大夫刑部员外郎加三级泸溪县教谕杨府君墓志铭并序》,载《惜抱轩诗文集》,第362页。
  67(63)姚鼐:《高淳邢君墓志铭》,载《惜抱轩诗文集》,第211页。
  68(64)姚鼐:《陈谨齐家传》,载《惜抱轩诗文集》,第153页。
  69(65)姚鼐:《石屏维君墓表》,载《惜抱轩诗文集》,第326页。
  70(66)刘知己着,浦起龙通释:《史通》卷7,《曲笔》。
  71(67)姚鼐:《复汪进士辉祖书》,载《惜抱轩诗文集》,第89页。
  72(68)姚鼐:《郑大纯墓表》,载《惜抱轩诗文集》,第162页。
  73(69)毛岳生:《休复居诗文集》卷5,《姚先生墓志铭》,民国二十五年宝山滕氏据嘉定黄氏道光本景印。
  74(70)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
  75(71)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28页。
  76(72)戴震:《与方希原书》,载《戴震全书》第六册,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75页。
  77(73)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载《戴震全书》第六册,第172页。
  78(74)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第123页。
  79(75)姚鼐:《述庵文钞序》,载《惜抱轩诗文集》,第61页。
  80(76)姚鼐:《复秦小岘书》,载《惜抱轩诗文集》,第104-105页。
  81(77)姚鼐:《与陈硕士》,载《惜抱轩尺牍》,第104页。
  82(78)姚鼐:《祭刘海峰先生文》,载《惜抱轩诗文集》,第246页。
  83(79)姚鼐:《郑太孺人六十寿序》,载《惜抱轩诗文集》,第121页。
  84(80)姚鼐:《疏生墓碣》,载《惜抱轩诗文集》,第167页。
  85(81)姚鼐:《谢蕴山诗集序》,载《惜抱轩诗文集》,第55页。
  86(82)姚鼐:《尚书辨伪序》,载《惜抱诗文集》,第251页。
  87(83)姚莹:《朝议大夫刑部郎中加四品衔从祖惜抱先生行状》,载《东溟文外集》,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261页。
  88(84)梅曾亮:《九经说书后》,载严云绶、施立业、江小角主编《桐城派名家文集》十三,《刘大櫆选集姚鼐选集梅曾亮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483-484页。
  89(85)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3,《尚书说》。
  90(86)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3,《尚书说》。
  91(87)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16,《左邱明耻之说》。
  92(88)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8,《周礼说》。
  93(89)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4,《汤誓说》。
  94(90)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4,《盘庚迁殷说》。
  95(91)姚鼐:《笔记》卷4,《史记》,载《惜抱轩全集》,第561页。
  96(92)姚鼐:《笔记》卷5,《晋书》,载《惜抱轩全集》,第587页。
  97(93)刘季高:《前言》,《惜抱轩诗文集》,第3页。
  98(94)陈用光:《与鲁宾之书》,载严云绶、施立业、江小角主编:《桐城派名家文集》三,《陈用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64页。
  99(95)方东树:《汉学商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21页。
  100(96)龚敏:《论方东树的学术渊源》,《江淮论坛》2007年第5期。
  101(97)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载《曾国藩全集》卷14,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86页。
  102(98)汪高鑫、尚晨蕊:《近年来桐城派史学研究述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8年下卷。
  103(99)李波:《马其昶稀见稿本〈庄子故〉考述及其价值》,《历史文献研究》 2015年第2期。
  104(100)王林博:《论姚永朴的史学成就》,淮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原文出处:郑素燕.试论姚鼐的史学思想[J].史学史研究,2020(03):9-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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