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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犍为出土战国古蜀铜印上的字符考证

时间:2018-04-19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作者:沙马拉毅,钱玉趾 本文字数:6179字
  摘要:彝族早就进入犍为地区, 与当地土着濮人融为一体。在古蜀国开明王朝前, 从朱提 (云南昭通) 到郫邑称帝的杜宇早已统治犍为地区。1997年, 四川犍为出土战国时代的古蜀铜印3枚, 有多个字符。本文认为, 犍为印字符是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的彝文字符, 并用彝文字符考释了铜印字符, 译成了汉文。出土巴蜀土坑印字与古彝文的考释印证, 将对彝族与古蜀族的历史文化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犍为铜印; 古蜀印; 彝文字符; 印文考释; 重大影响;
  
  1977年10~11月, 四川省博物馆考古队在犍为县东部的金井、五联公社发掘11座墓葬, 出土文物130余件, 主要是陶器, 有少量的铜器和其他器物。其中有铜印章3枚 (见图1、2、3)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犍为县巴蜀土坑墓》说:“可以确定这是一批战国晚期的巴蜀墓群”, “公元前316年, 秦灭巴蜀, 蜀王败死武阳 (今四川彭山县) 后, 大批蜀人很可能顺着岷江南徙,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他们仍保持着相当大的势力, 尤其在川南山丘一带地区……这批墓葬, 很可能就是这些蜀人及其后代所遗留下来的。”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说:犍为墓的陶器年代为“西周后期和春秋时期”.
  
  四川芦山清仁乡出土战国时代古蜀印章2枚, 其中一枚附图于此 (见图4) [1](P.194), 以便对比考析。钱玉趾《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再探》说:“犍为王文印上的上述四个字符, 具有浓重的彝文笔意……与彝文字符的相近相似, 究竟是互不相关的现象, 还是有内在的联系, 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
  
  《史记·三代世表·正义》称:“蚕从国破, 子孙居姚巂等处。”姚, 即云南姚安;巂, 即四川西昌一带。方国瑜《彝族史稿》说:“彝族祖先居住在这个区域的年代已经很早了, 在初期, 主要在安宁河流域的邛都 (今西昌) 和普渡河流域的滇池两个地区。[2](P.2)”《蜀王本纪》说:“后有一男子名杜宇, 从天堕, 止朱提, 有一女子名利, 从江源出, 为宇妻。”朱提 (shi) , 在今云南昭通。《华阳国志·蜀志》说, 杜宇“自以功德高诸王, 乃以褒斜为前门, 熊耳、灵关为后户, 玉垒、峨眉为城廓, 江、潜、绵、洛为池泽, 以汶山为畜牧, 南中为园苑。”南中, 即今云南、贵州西部及四川的凉山州和宜宾以南地区。犍为县恰好处于峨眉与宜宾的中间, 应属杜宇的管辖范围之内。《爨文丛刻·彝族远祖及罗甸水西世系表》载:“《且兰考》记载从希慕遮到隆穆31代‘世居于蜀’……周之叔世, 杜宇称帝于蜀, 蜀有洪水, 隆穆避居南方, 诸夷奉以为君。”彝族的隆穆, 就是蜀族的杜宇。上述文献可以看出, 在云、贵、川的上述地区, 蜀族彝族似乎难分彼此。
  
  屈小强等编《三星堆文化》将古蜀族的三角戈、郫县张家碾和新都出土的铜戈铭文加以对照考析, 说“上述三戈上的铭文为古蜀文字, 这种文字和彝文一样都是音节文字。[3](P.444)”现在考析犍为印的字符。图1有4个字符, 呈菱形分布, 按上左下右顺序排列, 分别用代号Z1、Z2、Z3、Z4表示。图2有3个字符, 呈中左右排列, 分别用代号Z5、Z6、Z7表示;图3中间有1个字符, 用Z8表示;图4 (芦山印盖印图) 有3个字符, 按左下右顺序排列, 分别用Z9、Z10、Z11表示。以上11个字符见表1.11个字符之外的, 应是图形及符号。印章的图形与文字, 有印面图 (反面) 和盖印图 (正面) 之分。顺便说明, 在《四川犍为县巴蜀土坑墓》中, 图1是盖印图 (正面) ;图2是印面图 (反面) ;图3是印面图 (反面) .《巴蜀青铜器》中, 图1是印面图 (反面) , 而且放倒了;图2是盖印图 (正面) ;图3是盖印图 (正面) .本文皆采用盖印图 (正面) .
  
  
  芦山印Z11是“王”字, 此字应是从中原甲骨文一汉字系统借用的字符。Z9与Z11呈左、右对衬排列, 因此, 可确定Z9是个字符。Z9与Z10一起, 构成“王”的称号或名字。《彝文字集》有与Z9相似的字符 (见表1.Y91) , 其读音为a, 字义之一为“父亲”[4](P.295)。《汉彝词典》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9) 中, 与“王霸”对应的彝文词中有相似的字符 (见表1.Y92) , 与“酋长”对应的彝文词中有相似的字符 (见表1.Y93) .还有, “祖本”的彝文词是 (表1.Y94) , “先驱”的彝文词是 (表1.Y95) , 都与Z9相似。古彝文的异形别体很多, 一个字符常有正写、倒写、反写与笔画多少弯曲不同的现象。因此, 我们认为, 字符Z9有“父亲”、“酋长”、“祖本”的含义。如果上部的方块 (Z12) 也是字符, 在古彝文中有相似的方框形字符 (Y121) , 《彝文字集》云南卷、贵州卷、四川卷都有 (87, 292, 599, 779, 952, 1203页) , 读音为tu或to;含义有:宇宙、乾坤、苍穹等。图4印章应该是天授的开国君王的印章, 此君王相当于汉高祖、宋太祖一类君王。当然, 这个古蜀族 (或古彝族) 的方国, 应该是个中小型的酋邦。图4 (芦山印) 应是这个方国国王的印章。
  
  再说图2 (犍为印) Z5字符, 在印章中部, 比Z6、Z7字符大而醒目, 它与Z9字符相似, 最大的区别是一正一倒。因此, 它应该也是方国国王称号或名字的字符 (参看Z9考析) .再后说重要印章图1 (犍为印) 的字符。Z4是“王”字, 与图4 (芦山印) 的“王” (Z11) 、图2的“王” (Z7) 完全一样, 应作“方国国王”解。Z1字符在印的上部, 应是首字符。《彝文字集·四川卷》1315页有两个相似字符 (见表1.Y11、Y12) , Z1与Y11的构形基本相同, 只是一正一倒。Y12与Z1方向相同, 只是竖画顶端多一横画。此外, Y11竖画的端部呈弯曲形。三者应该是同一字符。Y11、Y12的释义有“分开、离开”、“叉”、“懂”等。这三个字符的构形理念应该是:由一个竖画延伸、演变成两个笔画, 用以表达分离、分叉、分支等概念。作为植物, 在成长中由一个主根或主干, 分叉成两个或多个枝条, 这个主根或主干在下, 枝条在上, Y11应该是主要表达植物的分叉。作为人类种族, 一个祖先繁衍后代, 变成两个或多个支系, 这个祖先在上 (前) , 支系在下 (后) , Z1与Y12字符应该主要表达的是种族繁衍的概念。
  
  图1.Z2字符, 在彝文中有许多相似字符。《彝文字集》102页有 (属云南禄勒, 见Y21、Y22) 、357页有 (属云南宣威, 见Y23) , 793页有 (属云南弥勒, 见Y24) 、1051页有 (属贵州, 见Y25) .在《古史通鉴·笃慕源流》中有许多类似Z2的字符, 且与《彝文字集》中上述字符完全一样 (见表1.Y26、Y27) .其读音为“雅”, 都作人名使用。
  
  《笃慕源流》记述彝族远祖以希慕遮开始, 繁衍至笃慕有31代。笃慕后裔分六个支系, 传至阿格君长有85代历史。在笃慕之前的君长中, 有:诗雅立、立雅密……赤雅德等8位;在笃慕之后的君长有:慕雅考、齐雅洪……纪雅德、德雅堵等16位。上述24位君长名字中都有一个“雅”字, 而且都处在第二字位。这也是将犍为印的Z2字符排在第二字位的依据。这个“雅”字对应于彝文字符是Y21、Y22等。因此, 我们确定犍为印图1.Z2字符处在方国国王名字的第二位, 用《笃慕源流》的“雅”对译, 应该比较合理。《彝文字集·贵州卷》的字符 (1051页Y24) 释义之一有“和”的意思。Z2字符中间是长竖画, 两侧各有一短竖画;三竖画略有不同, 但有一横画连成一体。可谓和而不同, 不同又能紧密相连, 和谐相处。
  
  图1.Z3字符, 在彝文中也有较多相似字符。《彝文字集》202页有 (属云南禄劝, 见表1.Y31、Y32) 、266页有 (属云南宣威, 见表1.Y33、Y34) 、639页有 (属云南石林, 见表1.Y35、Y36) 、1326页有 (属四川, 见表1.Y37) ) .上述字符都与S相像, 但有正向和反向, 横放和竖置的不同。在《爨文丛刻·君代母系》中, 与图1.Z3相似的字符有23个之多 (见表1.Y38、Y39、Y310) , 这些字符全是竖置, 书写笔画与S相反;其读音接近“斋”, 译为汉字作“舍”.这23个“舍”都作人名使用, 如:迫娄舍节、娄额舍主……阿享舍鲁、本局舍纽等。这些名字都由4字 (4音节) 组成, “舍”字 (音节) 都处在第三位。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 上述由“舍”组成的人名都是女性, 都是君长的母亲。在汉文史书中, “舍”有时译作“奢” (如“奢香”) .本文据《君代母系》译为“舍”.《彝文字集》 (云南宣威) 的字符 (Y33、Y34) 有“发布政令”的词义。按此词义, 译成“摄”似乎更好, “统摄”与“发布政令”词义相近。S (或反S) 横放或竖放, 那弯钩形态可分别表示能挽住或掌控上下或左右的一切, 寓意能发布政令、统摄臣民。
  
  周有光《世界字母简史》说:“拉丁字母形成于公元前7世纪, 在最初六百年间, 在意大利以外地区还是影响不大。”拉丁字母的S, 是借鉴一个希腊字母Σ (左转90°的Μ) 改造而成[5](P.286)。古蜀字符 (彝文字符) S是独立创造, 应早于拉丁字母S, 并有特定含义, 说明古蜀人 (古彝人) 具有高度智慧和创造力。
  
  现将犍为印图1的4个字符综合考析。字符Z1, 与彝字Y11、Y12相似, Y11、Y12读音为斋 (支) .图1印4个字符用汉字注音可写为:支雅舍王。“支”有分离、分支的意思, “雅”有和的意思, “舍”有发布政令的意思。合起来的意思应是:分支的、推崇“和”的、能发布政令的王。这个犍为印就是这个王的印章。其他印字分别用汉字注音, 图2印是:阿舍王;图3印是:舍 (王) ;图4 (芦山印) 是:阿舍王 (或“妥阿舍王”, 天授的开国君王) .
  
  犍为土坑墓出土了3个印章, 图1的印面直径是3.7厘米, 图2的印面直径是4.2厘米, 图3的印面直径是4.5厘米。图3中部的字符 (Z8) 与图1的第3个字符 (Z3) 相同, 都读“舍”, 都是发布政令的意思。那么, 这个印就是能在方国的分封国内“发布政令”的国王的印章。图2印有3个字符, 其中, Z5与Z9有父亲、祖本、先驱的意思, Z6与Z3、Z8、Z10相同, 也读“舍”, 有“发布政令”的意思。这个印应是能发布政令的先驱王的印章。这个先驱王相当于汉族的秦始王、汉高祖、宋太宗般的君王。当然地处南方的古蜀族 (或彝族) 的君王的方国应该较小, 但是, 这个君王应是这个小方国的大王, 所以, 印章也大。
  
  在3个印章中, 图1印要小一号, 这可能意味着这个方国要小一等、国王要低一等。唐朝的唐睿宗曾将五个儿子封王, 李隆基被封为楚王。图1印中的王, 考虑到他是分离出来的崇尚“和”的国王, 可能是大方国国王的子嗣或大臣, 被分封为王 (封国之王) 之后, 必须忠于大方国之王, 与其他分封之王和睦相处。这就需要尊崇“和”的理念。
  
  古代的犍为一带是僰人的居住地。蒙默《楚为僚说》说:“除了南中八郡, 古代巴蜀地区也是濮人的一个重要居住区。”又说“古代僰人和濮人、僚人一样, 它是一个较大的族系, 它的内部包括着不同的支系。”“秦汉时的僰人就是魏晋时期所称的濮人。[6](P.15)”又在《试论古代巴蜀民族及其与西南民族的关系》中说:“我们认为杜宇就是僰人。[6](P.45)”许慎《说文解字》载:“僰, 犍为蛮夷, 从人, 僰声。”《水经注·江水》说:“ (僰道) 县本僰人居之, 《地理风俗记》曰:‘夷中最仁, 有仁道故字从人。《秦记》所谓僰僮之富也。’”古代犍为的民众最讲仁道, 方国国王印章含有“和”意义的字符, 应易被理解了。
  
  蒙默《试论彝族的起源问题》说:“彝族是大约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从旄牛徼外南迁至云南的昆明夷, 与以濮人为主的土着居民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且萨乌牛《彝族古代文明史》说:“今云南彝人中多有濮夷---即原住彝人, 六祖是古蜀国彝人南下后在云南的回家、叠加和重合……”又说:“曲涅、古侯渡江后有三次大的分徙……一支顺江而下, 往东进入雷波、屏山、宜宾、泸州;一支往北, 进入凉山腹心地……古侯仍往东, 进入美姑, 越雟、甘洛、峨边、马边、汉源、雅安、乐山等地乃至更远。[7](P.127-139)”犍为地处乐山、宜宾之间, 应该包含其内。
  
  杜宇“从天降, 至朱提”, 朱提就是云南昭通。后来, 杜宇来到成都平原称帝, 应是从昭通到宜宾 (较近) , 由宜宾沿岷江北上成都平原, 途经犍为。因为岷江南流到乐山, 经犍为到宜宾注入长江。《蜀王本纪》载“望帝治汶山下, 邑曰郫”.刘琳注:“杜宇的时代约在春秋中期。[8](P.182)”杜宇之后是鳖灵, 建立了开明王朝。《华阳国志校注》说:“开明立, 号曰丛帝。从帝生卢帝。卢帝……生保子帝。帝攻青衣, 雄张僚僰。九世有开明帝, 始立宗庙……[8](P.185)”青衣在今四川芦山县, 图4芦山印字与犍为印字一样与彝文有关, 当在情理中。九世开明帝约在公元前400年左右, 开明王朝共传12世, 在公元前316年灭亡。开明王朝时期, 犍为地区应该是濮 (僰) 人、彝人、蜀人融为一体的族属了。
  
  巴蜀古代文字发现后, 早期的学者用解读甲骨文的方法解读。童恩正、龚廷万《从四川两件铜戈上的铭文看秦灭巴蜀统一文字的进步措施》说:“ (戈的文字) 是方块字而非拼音字, 是直行而非横行。它与汉字一样, 属于表意文字的范围。”李学勤《试论余杭南湖良渚文化黑陶罐的刻划符号》说:“中国境内存在的古文字, 绝非都是汉字, 或与汉字有关。比如巴蜀文字, 不少论作以之当作汉字来释读, 就是不成功的。[9]”2010年, 凉山州彝族文化研究所承担“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对比研究课题”, 四年来形成对比图片122张 (刊于《诺苏》18、19期) .阿巴乌呷嫫《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对比图片展览获得中外学者的好评》说:“中央民族大学朱文旭教授……说:‘从对比图片上看, 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 确实有历史渊源关系。’”戈隆阿弘《彝学研究文集》说:“三星堆遗址, 肯定是彝族先民古夷人的遗存无疑。[10](P.143)”.
  
  犍为出土印章的年代被定为战国时代 (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晚期, 可能处在开明王朝保子帝之后的10世、11世或12世时期。此时的犍为应是彝族的居地, 也是蜀族的辖区。考虑到犍为所处的特定地域、特定时代以及种族的特殊关系, 彝族与蜀族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因此, 我们用彝族文字考释犍为出土的古蜀印章文字, 应该说具有合理的元素。多数彝族学者比较赞尝这种考释, 但有较多汉族人士一时难以接受。
  
  本文上述考释方法与结果若能成立, 有较多的古蜀印和铜器铭文皆可如此考释, 将对巴蜀历史文化、彝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对古代巴蜀文字的研究, 产生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四川省博物馆。巴蜀青铜器[M].成都:成都出版社, 2005.
  [2]方国瑜。彝族史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3]屈小强, 李殿元, 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4]滇川黔贵彝文协作组。彝文字集[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4.
  [5]周有光。世界字母简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
  [6]蒙默。南方民族史论集[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3.
  [7]且萨乌牛。彝族古代文明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
  [8]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 1984.
  [9]李学勤。试论余杭南湖良渚文化黑陶罐的刻划符号[J].浙江学刊, 1992 (4) .
  [10]戈隆阿弘。彝学研究文集[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5.
  
  注释
  
  (1) (1) 四川省博物馆 (王有鹏执笔) :《四川犍为县巴蜀土坑墓》, 《考古》1983年9期第779页。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 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同一墓中的器物的年代可能不同, 犍为印的年代尚可探究。
  (2) (2) 钱玉趾:《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再探》, 《四川文物》1989年第6期;又见屈小强等主编《三星堆文化》,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页。
  (3) (3) 马学良主编:《爨文丛刻》 (上册) ,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此书用彝文原文、国际音标 (注音) 、汉语词 (对译) , 汉语句 (对译) 四对照的方式印行。
  (4) (4) 童恩正、龚廷万:《从四川两件铜戈上的铭文看秦灭巴蜀统一文字的进步措施》, 《文物》1976年第7期;童恩正:《古代的巴蜀》, 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
  (5) (5) 阿巴乌呷嫫:《彝族文化与在星堆文化对比图片展览获得中外学者好评》, 《诺苏》 (吉克曲日主编) , 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沙马拉毅,钱玉趾.四川犍为出土巴蜀土坑印字是古彝文字符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39(04):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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