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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台的认知和对台政策的演变探究

时间:2019-01-08 来源:日本学刊 作者:张云 本文字数:20420字

  摘    要: 台湾问题是涉及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近年来随着中日关系的动荡, 日台关系的敏感性进一步提高。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小动作不断, 对中日建立互信构成很大困难, 严重干扰了中日关系的大局。日台关系和日本对台政策作为台湾问题的外部因素中仅次于美国的变量, 成了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关注的热点。现有研究多囿于日本是否“亲台”或者“反中”的双边框架内进行分析, 对于日本在国际体系中如何认知台湾问题的演变过程缺乏关注。日本对台政策的知识基础主要建立在日本从对国际体系认知中派生出的对台战略认知上, 考察日本对台战略认知和政策的历史变迁, 探索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超越原有认知框架并创新研究视角, 或将有助于更加有效地在对日外交中处理好台湾问题。

  关键词: 日台关系; 台湾问题; 日美关系; 日美同盟; 中日关系;
 

日本对台的认知和对台政策的演变探究
 

  Abstract: The Taiwan issue concerns China's core national interest of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Due to the Japanese colonialization in history and Japan-U. S. alliance, that issue has been a long-standing factor affecting Sino-Japanese relations. With the deteriorat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recent years, the sensitivity of Japan-Taiwan relations is on the rise accordingly. Japan's activities in Taiwan have become an obstacle for the building of mutual trus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stabilizing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circle of academic and policy research, the Japan-Taiwan relations and Japan's policy toward Taiwan have also drawn large attention, being considered as one of most important external factors ( probably only next to the U. S. factor) in the Taiwan issue. However,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f Japan-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Japanese policy toward Taiwan is mainly within the frameworks of pro-Taiwan or anti-China motivation, blaming Japanese right-wing political force for playing “the Taiwan card”to contain China and damag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lacking in a broader perspective of Japanese understanding of Taiwan in the context of its percep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intellectual basis of Japanese policy toward Taiwan is derived from its perception towar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y reviewing the evolution of Japanese strategic perception toward Taiwan and the history of Japan's policy toward Taiwan,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linkage between Japan's strategy perception and its policy, in order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China's diplomacy toward Japan on the Taiwan issue.

  二战后, 台湾问题始终是严重干扰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政治障碍。在中日复交过程中, 中国提出的“发展中日关系三原则”和“中日复交三原则”, 都与台湾问题直接有关。1日本对于台湾问题的承诺在中日之间几个重要政治文件中也都有明确提及。然而, 日本在对台关系〗2上一直小动作不断, 打擦边球现象时有发生, 给中日之间建立互信制造了巨大困难。2017年8月, 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就台湾问题忠告日本“重信守诺, 按规矩办事”。3

  一般认为,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建立在其对目标国家 (地区) 的认知 (perception) 基础上。4但认知如何形成, 特别是意向 (preference) 和战略环境 (strategic setting) 两大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孰轻孰重, 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争论的焦点。5有学者认为认知和政策为直线关系, 一个国家对目标国家 (地区) 的意向或者偏好是决定其认知的基础。6也有人认为一个国家所处的战略环境和国际体系更能影响其对目标国家 (地区) 的认知。但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 由战略环境因素派生出来的对目标国家 (地区) 的间接认知 (战略认知) 的重要性有被忽视的倾向。7

  截至目前, 对日台关系、日本对台认知和政策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 8“国内政治右倾论”, 认为日本对台关系的发展主要源于其国内政治走向整体保守化和右倾化、民族主义高涨、亲台反华势力抬头。9 (2) 10“以台制华论”, 认为中国的崛起对日本国际地位造成威胁, 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和政治大国的障碍, 而日台关系将是日本联美遏华战略的重要棋子。11 (3) “日台特殊情结论”, 认为日本对台湾地区的殖民统治造成了日本的亲台势力以及台湾岛内的亲日势力。12 (4) 13“日台共同价值观论”, 认为台湾“两蒋”时代结束后进入“民主化”阶段, “反日气氛”淡化, 日台民间亲近感迅速提升。14

  上述研究对日台关系做出了深刻解读, 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此同时, 我们也不难发现上述四类研究基本上都属于以日本的意向 (偏好) 为基础的认知范畴, 用战略环境 (国际体系) 的框架来解读日本如何认知台湾的研究成果比较欠缺。另外, 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还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过度依存对日本“特性的解释” (trait explanation) 15, 事实上采用了“亲台”对“反中”的简单分析框架。第二, 缺乏理论视角, 以动向性的短期追踪分析为主, 缺少学理性、系统性和长时段的研究。16

  本文认为, 日本的对台政策首先是日本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的一部分, 过度地从日本政治或者知识精英是否“亲台”或者“反中”的框架考察日台关系容易陷入感情化的分析陷阱, 从而可能导致知识创造和政策创新的停滞。因此笔者认为需要超越原有的思维范式, 从“日本国际战略中的台湾”的新视角来解决研究中的不平衡状态, 通过创新分析框架, 为政策分析提供更加全面的智力支持。日本对台政策的知识基础主要建立在从日本对国际体系认知中派生出的对台战略认知上, 通过围绕日本对台战略认知的演变和日本对台政策的历史变迁的考察, 探索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在研究和分析上超越原有认知框架, 将有助于更加有效地在对日外交中处理好台湾问题。

  一、战后传统的日本对台战略认知谱系与对台政策逻辑

  日本不会仅局限于日台或者中日框架, 而是基于日本外交战略全局来看待台湾问题。美国学者理查德·萨缪尔森在研究日本战略过程中, 将制定日本战略的政治精英分成四大类。17

  第一类, 新和平主义者 (neo-pacifists) 。18该群体的主张源于冷战时期日本社会党与自民党长期对峙的“1955年体制”, 当时以社会党为首的日本左翼政党奉行完全反对日本重新武装、反对美国驻军的非武装中立 (unarmed neutrality) 政策。19在台湾问题上, 这些日本左翼常常被称作“北京派”, 主张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立场以换取发展日中关系。但冷战结束后, 上述“绝对和平主义”的思想在日本影响力式微。首先, 1994年日本社会党党首村山富市当选首相后, 该党放弃了坚持近40年的不承认自卫队、不承认日美同盟的立场, 日本国内政坛在安保问题上立场尖锐对立的“国内小冷战”情况消失。其次, 冷战后日本周边安全形势的变化, 特别是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的快速发展, 以及日本国内关于日本参与国际贡献的诉求增加, 使得“绝对和平主义”不再具有现实吸引力。目前, 日本社民党、共产党以及一些和平团体仍坚持带有一定程度“绝对和平主义”色彩的主张, 但是在日本知识界和政策界已很难找到有影响力的支持者, 在台湾问题上无条件支持中国立场、完全放弃日台关系的主张影响力有限。

  第二类, 新自主主义者 (neo-autonomists) 。该群体可以被看成是日本二战前和战时的“国粹主义者” (nativists) 的继承人。20新自主主义者主张日本应当走自主防卫的路线, 他们主张放弃日美同盟或者对日美同盟持较强的怀疑态度, 认为日本“追随”美国使得日本“国体”受损, 主张修改宪法并对历史问题持“修正主义”态度, 甚至主张日本应当拥有核武装。新自主主义者也常常被视为“极右翼”。21他们认为中国是日本国家安全的全面且巨大的威胁, 并认为日美同盟在应对中国威胁上是不可靠的。西部迈从美国的意愿角度出发分析, 认为“美国不会同日本一道去应对正在崛起的中国”。22中西辉政虽然不完全反对日美同盟, 但是从美国实力下降角度出发主张:“日本应当发展核武器以应对中国军事特别是海军力量发展的威胁”。23除上述两位学术界代表人物外, 东京都原知事石原慎太郎、自卫队原航空幕僚长田母神俊雄和评论家樱井良子则是活跃于日本右翼媒体和集会上的新自主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在台湾问题上, 新自主主义者们积极支持台湾独立, 主张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 日台关系要发展成为国与国的外交关系, 强化日台军事关系来对抗中国崛起。尽管新自主主义者的极右言论容易吸引媒体的注目, 但他们的主张并不代表日本国民和知识界的主流认识。

  第三类, “正常国家论”者。他们代表了日本政治精英对于战略和安保的主流意见。从思想源流来说, 该群体的观点是战后日本“重经济, 轻军备”的“吉田主义”与战败前“大日本主义”思想的混合物。24日本战败后进入美国占领时期, 美国指导下制定的“和平宪法”事实上决定了战后日本已无重新成为战前那种军事强国的可能。20世纪50年代初, 冷战降临东亚, 《旧金山和约》拉开了日本全面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序幕, 也使日本失去了与中国、朝鲜半岛及时和解的机会, 令其外交自主性受到很大限制。面对现实, 日本的政治精英们清晰地认识到日本已不再具有传统的国际政治大国 (great power) 的行为能力, 决定走“彻底的经济优先”路线, 即“吉田主义”。佐藤诚三郎认为:“日本也 (由于选择了‘吉田路线’) 因此失去了左右国际政治基本框架的大国地位。”25

  虽然日本经济恢复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战后日本国民对于大国地位国家认同 (national identity) 的需要, 但是不可否认“吉田主义”也为战后日本政治和社会“带来深刻的认同分裂和混乱”26。无论日本政治精英还是普通国民的潜意识中, 仍然强烈地具有希望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心理诉求。特别是冷战结束后, 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高涨, 日本开始关注和讨论“国际贡献”, 并在此背景下产生了“正常国家论”。政治家中最早明确主张“正常国家论”的代表人物是小泽一郎。27“正常国家论”的主要内容是, 在政治安全上日本应该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加强自身的努力, 并在国际安全贡献上更加积极能动。此后, 日本的政治精英围绕着国家认同, 始终在追求“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地位” (即正常国家) 还是保持“现有的经济大国地位”之间摇摆。28近些年来, 东亚安全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增加了“正常国家论”的吸引力。

  在台湾问题上, 这一流派认为, 既然日本在国际战略上做出了依附美国的国家选择, 就意味着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日本的战略自主空间受到日美同盟的左右。绪方贞子、田中明彦等人都认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没有独立进行战略决定的能力, 需要在日美同盟和日中关系的夹缝中谨慎处理这个复杂问题。29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对日本构成挑战和潜在的威胁, 并有可能引发军事冲突, 但只要日美同盟牢固, 中国崛起对日本的安全挑战 (威胁) 是有限的、局部的和可控的。30因此, 日本主流的战略安保专家中没有关于如何通过强化日台战略和军事关系来应对中国崛起的系统性论述。

  第四类, 中等国家国际主义者 (middle power internationalists) 。萨缪尔森将这一群体的思想根源追溯到战前的“小日本主义”。31这一群体认为战后日本应当将自身定位为中等国家, 而中等国家最理想的外交途径应当是多边主义和国际主义。他们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同“正常国家论”者相近, 即中国的安全“挑战 (威胁) 有限和可控”。他们承认日本面临一定的安全挑战 (威胁) , 也不反对日美同盟 (但是有保留的支持) , 但认为实现“可控”的方式应是努力走多边主义道路, 特别是在亚洲地区推进地区主义政策, 这样既符合日本和平国家的形象, 又能够不让周边国家对日本产生不必要的戒备心, 从而有效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在台湾问题上, 中等国家国际主义者认为日本战后的台湾政策并非基于自身偏好的主动选择, 而是一种非战略性的安全导向 (non-strategic security orientation) 。32该群体目前是日本国际战略思维中的重要流派, 在推动日本参与东亚地区合作过程中发挥了一些作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日本战后国际战略的核心就是管理日美同盟。与所有的同盟关系一样, 日美同盟也不能摆脱“同盟困境” (alliance dilemma) , 即“被抛弃”的恐惧 (the fear of abandonment) 和“被卷入”的恐惧 (the fear of entrapment) 。33特别是作为同盟中较弱一方的日本, 从日美同盟建立那一刻开始就始终在这两种恐惧中寻找平衡。20世纪70年代初, 中美关系缓和给日本造成的“尼克松冲击”是其担心“被抛弃”的体现;日本对越南战争的态度以及对美国要求其加强自身军备建设的消极态度则是日本不愿意“被卷入”冲突的明证。战后很长时间里, 主导日本对台政策的核心逻辑同样是如何一方面配合美国的对台政策以规避被抛弃的风险, 另一方面又避免被卷入中美因为台湾问题发生对立甚至战争的危险。作为日本主流战略思想的两大流派, 无论是正常国家论者还是中等国家国际主义者, 都清醒地认识到日本自身没有单独影响台湾问题战略格局的能力, 其对台政策受制于日美同盟的大框架。

  二、日本传统的对台政策逻辑与美国对日四次考验

  提及日美同盟与台湾问题, 人们往往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日美联合威慑中国甚至军事干预台湾危机的情景。这种习惯性思维实际上只聚焦于日美同盟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而忽视了日美关系动态 (dynamics) 中的台湾问题。事实上台湾问题从一开始就是美国考验日本对同盟忠诚度 (loyalty) 的一个战略指标。

  (一) 第一次战略考验:“日台建交”

  从历史上来说, 日台关系是由美国塑造的。美国主导下的旧金山和会没有邀请海峡两岸的任何一方参加, 和约也仅笼统地说“日本与中国和约之事须等到日本恢复主权后由日本自身选择”。这个和约表面上恢复了日本主权, 但本质上是将日本紧紧地捆绑到美国的全球和亚洲战略之中。作为美国在本地区新建军事同盟网络的基石, 日本根本不可能有选择如何决定“对华外交”的战略自由。尽管吉田茂首相很清楚, 从日本的国家利益来说, 无疑需要同北京政府建立关系 (正如英国那样) , 但美国完全没有给予日本这种可能。美国以如果日本在对华外交上不选择“国府”, 那么国会就不会批准《旧金山和约》来威胁日本, 而这意味着日本将无法恢复主权和重返国际社会。结果日本以“吉田书简”的形式向美国保证将选择“国府”来换取美国批准和约34, 阻断了日本对华外交, 也从一开始就注定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没有战略自主。

  1952年4月, 《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后, 日台签订《日华和平条约》。日本原外务次官栗山尚一非常直接地承认:“吉田茂受到美国的压力最终不得不选择同台湾签订和平条约。”35吉田茂的这个决定从本质上说与他“亲台湾”还是“亲大陆”没有太大的联系, 承认“国府”并完全放弃大陆是日本配合美国大战略做出的选择。36据栗山回忆, 在日中邦交恢复前, 日本国内政界和官界 (外务省) 基于意识形态分歧存在“亲中”还是“亲台”的派系争论。中曾根康弘也曾提及, 即使是佐藤荣作 (此人一直被认为是反华亲台的政治势力代表) 也在考虑什么时候、需要如何同中国建立关系的问题。37但日本在战略决策过程中并没有参考这两方的意见, 因为“日本的基本利益仍然是维护旧金山体制”。38

  (二) 第二次战略考验:中日邦交正常化

  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中, 美国通过观察日本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来考验日本对同盟的忠诚度, 并为中美建交投石问路。美国长期以来始终担心日本会脱离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走向中立, 这意味着美国在亚洲地区秩序的崩溃。39美国测试日本对美国主导的亚洲秩序忠诚度的最重要指标就是日本的对华外交, 而台湾问题又是这个指标的焦点。

  日本认识到美国正利用台湾问题测试日本的忠诚度, 因此紧跟美国的步伐, 尽量满足美国的需求, 即使牺牲中日关系也要如此。1969年11月21日, 日美首脑联合声明中写入了“美国将坚持对中华民国的条约义务”, 日本则表明“维护台湾地区的和平稳定是日本安全一个最重要的因素”。401972年8月31日—9月1日, 田中角荣首相在访华前夕专程赴美会见尼克松总统, 他向美国保证日中邦交正常化将在重视而且完全履行《日美安全条约》的前提下进行。换言之, 日本是在向美国保证, 即使与台湾断交, 《日美安全条约》中涉及台湾的条款也不会发生变化。41

  栗山尚一在回忆录中提到, 在日中恢复邦交谈判期间, 日本外务省考虑的“基本问题在于如何应对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 以及日本如何将旧金山体制和日中邦交正常化共存的问题, 这是最大的关心点”。42因为从日本的战略逻辑和结构角度来看, 其对于台湾问题没有自主决定和考量的能力。他认为, “中国问题始终是一个非常苦恼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尼克松的政策变化倒是解决了日本长年的烦恼。”43没有“尼克松冲击”, 也不会有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 也就没有中日关系正常化。44

  日本认真地研究了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 注意到美国在台湾问题的表述上使用了“认识到”中国的主张, 而没有用“承认”。处于日美同盟和对华外交夹缝之中的日本敏感地捕捉到美方的模糊态度, 并在美国模糊路线的基础上做一些技术上的修改, 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对于中国的立场用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的说法来代替明确表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日本在台湾地位问题上的模糊立场是从日美同盟中派生出来的, 不改变美国的立场而单纯要求日本改变的想法在当时并不现实, 因此周恩来总理在日本明确承诺不支持“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情况下并没有进一步深究, 实际上是“认识到了台湾问题的本质是中美问题”这个关键核心。45同时, 美国在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谈判中看到了中国实际上没有要求日本完全接受中方立场的务实的外交灵活性, 这也为之后美国同中国谈判提供了一定的心理上的安心感。

  同时, 日本又竭力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对美过度承诺, 以免被卷入可能出现的中美台海冲突。日本一直没有明确表明过日美安保条约的“事先协商”条款中的“远东”究竟是否包含台湾, 因为如果日本明确台湾不适用安保条约, 将危及日美同盟关系, 而如果明确适用的话则意味着一旦发生“有事”状况, 日本就会被卷入中美之争。46

  (三) 第三次战略考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美国在亚洲构建安全同盟网络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作为这个框架支柱的日美同盟也进入“漂流期”47。然而, 台湾问题和朝鲜核危机为美国维护和强化这个框架提供了机会, 1995年美国通过的《东亚战略报告》48决定强化同盟体系并在东亚前沿地区保持10万人规模的驻军。

  台湾问题再次成为美国考验其在东亚最重要盟国———日本的“试金石”。在美国的战略压力下, 日本最终选择同盟至上, 结束了冷战初期短暂的追寻战略自主的努力。1997年日美通过了“新防卫合作指针”, 1999年5月, 日本国会通过了《周边事态法》。尽管关于“周边”是否包括台湾地区仍有争议, 该动向被中国看成日美同盟发生质变的重要标志, 使中国高度怀疑日本与美国一起支持“台独”和日本有走向军事政治大国的意图。

  不过, 日本仍然尽量避免在台湾问题上过分刺激中国。199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 中曾根康弘提出对台关系三原则, 到2000年进一步发展为五原则: (1) 49遵守日美安保条约; (2) 50中国坚持和平统一台湾; (3) 51日本不采取支持台湾独立和加入联合国等刺激中国的行为; (4) 52两岸恢复谈判, 发展关系; (5) 台湾同意“三通”。53这说明了日本的政治家很清楚这个问题对中国的敏感性, 也意识到需要让中国安心。修订防卫合作指针的桥本龙太郎也回忆说, 当时他特别注意中方反应, 派遣其内阁外政审议室负责人 (类似于美国的总统外交顾问) 直接向中国方面说明日本行为的逻辑, 而不是通过外务省转述, 希望以此减少对日中关系的影响。54日本这些行为的目的, 实际上再一次体现了其对台战略逻辑的另一面, 即避免因同盟体系而被卷入与中国的直接对抗中。

  (四) 第四次战略考验:台湾被列入日美共同战略目标

  2005年2月19日, 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首次将“推进台湾海峡问题和平解决”作为“日美共同战略目标”。对于中国来说, 鉴于当时陈水扁“台独”势力活动猖獗, 日美同盟又如此明确提及台湾问题将错误激励“台独”势力, 因此完全不能接受。55这一时段正值日本积极寻求“入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期间, 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 各地出现了涉日游行, 中日关系再次严重受损。从一些当时日本高官的回忆来看, 将台湾列入日美共同战略目标最初很可能是美国的意图。日本原外务次官柳井俊二回忆称, 尽管日本认为台湾海峡问题和平解决符合日本国家利益, 但在当时情形下并不愿意在《联合声明》明示这一点来刺激中国。56他同时指出, 虽然有关两岸发生冲突情况下的日美军事合作问题从1969年就有提及, 但是日本一直避免讨论这种情形。57但美国以支持日本“入常”为诱饵, 最终迫使日本同意了这项要求58。这些证据表明, 日本执政集团内部有不少人认为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模糊立场符合日本的利益。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第一, 日本对外战略中的日美同盟这一结构性因素是战后日本对台认知和政策的首要变量。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极大地受到美国对外战略和对台政策的约束。第二, 日本的对台政策一方面受制于日美同盟, 即需要配合和支持美国立场, 另一方面又需要避免卷入因台湾问题可能引发的中美对抗, 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从战略角度来说, 在台湾问题上, 日本外交始终在维护日美同盟的大前提下如何平衡中日关系的困境中摇摆。第三, 日本政坛中的“亲台派”右翼势力始终存在, 但是他们并非影响政府决策的首要因素。因此, 单纯以“亲台”右翼的框架来认知和考察日本对台政策逻辑可能看不到问题的全貌。第四, 截至2005年,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行动基本为配合美国战略需要做出的被动反应, 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有高度敏感性, 即使是偶尔越界的小动作也很容易使中国产生和强化“日本主动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的认知。

  三、2005年后日本国家认同的再定义及对台认知和政策的影响

  冷战及其结束后一段时间, 国际关系很大程度上由战略环境结构决定。同样, 日本对台湾的战略认知和政策主要从日美同盟的动态中衍生, 日本对台认知和政策主要属于被动应对型。但是进入21世纪后, 日本的国家认同和外交都在经历转型, 非战略环境因素开始进入日本国际战略考量, 中日关系也随之受到影响。59

  日本战败后放弃了战前追求军事大国的国家认同, 20世纪50年代初冷战降临东亚, 《旧金山和约》不仅拉开了日本全面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序幕, 也标志着“美国的盟国”这一战后日本政治层面国家认同的开始。吉田茂敏锐地察觉到在日美同盟的政治框架下专心发展经济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以安全上依靠日美同盟、专心发展经济为核心的“吉田主义” (Yoshida Doctrine) 重新定义了战后日本新的国家认同的两大主要内容, 即“美国的盟国”和“经济大国”。这个新认同在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逐渐被全社会所接受, 7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进一步巩固。在国际上, 日本的新国家认同也被美国默认, 日本的安全政策最初主要建立在日本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以换取美国保障日本安全的承诺上。冷战中, 日本几乎生活在日美同盟的“温室”内, 既不需要认真研究国际形势, 也没有构建自主国际战略的必要性。直到70年代中期, 日本没有发布过防卫计划大纲和防卫白皮书。

  “吉田主义”虽然有效地帮助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其本身却包含着内生的矛盾。一方面, 坚持“吉田主义”为日本战后确立经济大国的国际认同在经济层面提供了支柱, 也部分意味着日本放弃了做传统大国的选择;另一方面, “美国盟国”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位长期以来使日本回避了在政治层面对国家认同进行再定义的关键问题。日本在国际政治中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一“政治认同缺位”始终存在。尽管不希望再次成为军事大国, 但不少日本政治精英和国民的潜意识中仍然保留着希望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心理需求, 并期待经济大国的地位会加速其到来。

  冷战后, “吉田主义”的“政治认同缺位”开始表面化。日本尽管为海湾战争提供了13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 却没有得到美国和国际社会感谢, 这让日本人意识到经济大国不会自然带来国际地位和世界尊重。日本国内开始出现讨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担负起什么样的国际责任的热潮。小泽一郎提出的日本应当担负与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贡献的“正常国家论”, 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日本的安全政策。1992年, 自卫队首次被派遣到海外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朝鲜核危机对日本原有的、不参与军事安全合作的绝对和平主义安全观念构成了现实挑战, 使其进入了所谓的“不情愿的现实主义” (reluctant realism) 或者说“务实现实主义”阶段, 日美制定了新的防卫合作指针。日本对国家认同的再定义拉开了帷幕。

  进入21世纪, 中国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速了日本国家认同的再定义进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上海合作组织建立、2005年中国的涉日游行以及日本“入常”失败等情况, 使日本再次感到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低下, 以及亚洲外交的不成功。换言之, 日美同盟并没有自动带来国际社会对日本政治地位的承认, 这些沮丧让日本开始追寻新的国家认同。 (1) 60

  2005年中日关系恶化对日本进行国家认同再定义起了关键的催化作用。2005年5月安倍晋三作为日本自民党代理干事长访问美国, 曾与美方谈及中国的涉日游行。他认为日本已经就历史问题多次道歉, 指出游行的根源是中国国内的反日爱国主义教育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性问题。此后, 安倍在竞选中又提出“脱离战后体制”, 在其看来, 制造出一个“不民主”“缺法治”的中国形象正好成为日本寻求新的国家认同时最为便利的“反面教材”。以之为基础, 安倍在第一次上台后提出了“价值观外交”。该外交理念让日本自然没有改善对华外交的动力, 而其也表明, 日本开始思考自己需要展示与中国的差异性来获得新的外交支柱。

  2005年后, 日本转向价值观外交的趋势日益明显。安倍曾指出, 日本的魅力在于价值观, 以及同亚洲各国共有的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包括日本与印度、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等具有民主主义价值观和亲近日本的国家的合作。612006年11月, 麻生太郎外务大臣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题为《建设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演讲, 提出需要在现有的日美同盟与亚洲外交基础上给日本外交加上一个新支柱, 即价值观外交和建设“自由与繁荣之弧”。622007年的第166次国会上, 麻生太郎又再次确认了“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支柱作用。学术界也开始积极参与讨论, 有人认为日本战后秉持民主与自由以及基本人权、法治原则, 谦虚地进行国家建设并为世界做出贡献, 战后一次也没有展示过好战的情形。也有政治家开始指出, 即使由于战争原因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出现问题, 日本也是保持低调和沉默, 静静等待风雨过去, 而这样反而给世界造成了日本有错的印象。63

  在日本国家认同的再定义和外交转型过程中, 台湾被视为与中国大陆形成鲜明对比的价值观“正面教材”, 日本的对台认知和对台政策中也从此掺入了意识形态因素, 即“民主自由的台湾”是日本天然的伙伴。2015年7月29日, 安倍晋三在参议院特别委员会上回答有关日台关系的质询时说, “台湾是共有基本价值观的伙伴, 重要的朋友。”64同年8月, 安倍在纪念战争结束70周年的谈话中表示:“我国将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 (中国) 台湾、韩国、中国等亚洲邻居人民走过的苦难历史铭刻在心, 战后一直致力于这些国家的和平与繁荣……我国坚定不移地坚持自由、民主主义、人权这些基本价值, 与共享该价值的国家携手并进, 高举‘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帜, 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较之以前更大的贡献。”65这是日本首相首次在“终战纪念日”讲话中提到台湾, 而且将其与主权国家同列, 甚至名次也在韩国、中国之前。安倍此举可能含有希望利用价值观外交重新定义日本外交格局的意图。

  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因素在近年来开始明显占据日本对台认知的空间, 甚至有可能使将来的日台关系发生质的变化。接下来主要以近年来日本国会中“亲台”议员对政府施压提升日台关系的具体案例来分析。

  2013年11月8日, 众议员中津川博乡向安倍政府提出《对与台湾缔结邦交的质问书》, 指出尖阁 (中方称为“钓鱼岛”) 、竹岛 (韩国称为“独岛”) 以及朝鲜绑架日本人等问题给日本周边外交带来困难, 日本需要认真考虑强化与世界上最为亲日的台湾的友好关系。他进一步要求政府表态是否愿意与同为民主“国家”的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并在安保领域与台湾强化包括集体自卫权在内的伙伴关系。对此, 安倍内阁的回复仍然维持了一贯的立场, 即“台湾是与我国 (日本) 之间保持经济和社会层面紧密交流的重要地区, 与台湾保持非政府间的实务关系, 是政府的基本立场, 对于日台之间发展坚实的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实务关系表示期待”。66

  2014年2月10日, 众议员江口克彦向安倍政府提出质询, 认为安倍的国家安全战略和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中提及的强化外交安保合作举措, 完全没有涉及台湾, 建议政府应该参考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制定《日台关系基本法》。安倍政府回复认为:“我国 (日本) 关于和台湾的关系以《日中联合声明》第三条为基础, 日本与台湾保持非政府的实务性关系。以这一立场为基础, 我国期待与具有紧密经济关系和人员往来的伙伴台湾持续发展实务关系。” (2) 67

  2015年5月11日, 江口克彦再次提出《对日台关系与制定日台关系法的质问书》, 认为在美国不做世界警察, 朝鲜、中国威胁日本安全的情况下, 仅依靠日美安保体制不足以保证日本安全, 因此有必要对日台之间外交关系通过立法来确定。日本政府的回复除了重复原则立场外, 表示迄今为止没有谈论过涉台立法问题。2016年1月16日, 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 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发表谈话称, 日本愿意与共享价值观的重要伙伴台湾发展非政府的实务性关系并深化交流, 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68

  结合上文内容, 笔者认为以下三点值得我们思考。第一, 平衡看待2005年后日本外交向价值观外交转型过程中对台政策变化以及日本右翼保守政治力量在日台关系上的影响力。一方面, 需要看到日本以强调与台湾共享价值观为理由强化双边关系的逻辑今后有可能随着日本政治主流的右倾化而日益明显, 对此有必要提高警觉。另一方面, 也需要看到日本在战略上依靠美国的结构没有本质变化的情况下, 日本国内在台湾问题上的意识形态争论结果很难成为决定其国际战略的关键因素, 换言之, 日本领导人是否“亲台”, 不会超越日美同盟框架成为日本对台政策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 极右政治力量在日本政坛始终存在, 他们亲台反中的政治倾向很难改变, 但同时也要看到他们对日本外交的影响也有限。日本极右政治势力总体在走向衰落, 支持台湾独立、要求制定《日台关系法》的呼声主要集中在几个议员身上。他们一般会在中日交恶、两岸对立的时候找机会对政府施压, 但这些极右政治势力的涉台提案大多属于意识形态“噱头”, 并没有实质内容。例如上文提到的江口克彦做了一届议员就于2016年宣布退出政坛。

  第三, 要分清日本的右倾化主要是政治右倾化而非整个社会右倾化。极右政治势力声音虽响, 但并没有进入权力中枢, 日本社会也并不认同这些政治势力的极端主张。以石原慎太郎为例, 尽管在2012年利用钓鱼岛“国有化”极大地煽动了日本民族主义并导致中日关系跌入谷底, 但他希望借此机会组建新党问鼎首相的计划则以失败告终:他的极右政党在选举中失败, 本人最后也宣布退出政坛。日本极右政治力量以及整体右倾化的日本政坛实际上面对的最大敌人是保守的、很难被政治动员的日本社会。

  四、特朗普执政后日本政府对台政策的变化

  如前所述, 影响日本对台政策主要有两大因素。第一是结构性因素。主要表现为日美关系的动态对于日本对台政策的结构性作用。一方面日本需要配合美国对台政策的整体框架, 不能够超越美国对台政策, 另一方面日本需要避免过度卷入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可能发生的冲突。到目前为止, 这个结构性的因素是影响日本对台政策的首要变量。第二是日本的意向, 特别是意识形态因素, 主要表现在2005年以后日本外交向价值观外交转向过程中将台湾作为意识形态伙伴的定位日益明显。

  2017年上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选战期间以及当选后坚持以“美国第一” (America First) 为口号, 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的政策与传统美国精英的主张大相径庭。美国的变化对日本的国际体系认知产生影响, 从而波及其对台认知和政策。

  特朗普在安全政策上指责欧洲、日本等盟国过度依赖美国保护, 表示当选后要让这些国家为它们自己的安全更多地“买单”。他批评日本利用日美同盟“免费搭车”获得安全保障, 对美国来说是一个不平等条约。69在经济政策上, 特朗普指责日本和中国一样利用不公平贸易“欺负”美国, “安倍经济学”政策诱导日元贬值以操控汇率。他还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抢走了美国的就业, 所以在就任后第一天就宣布退出TPP, 给力推TPP的安倍政府以沉重打击。

  特朗普的举动同样给日本对台政策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如果日本对日美同盟的信心减弱, 意味着日本在对台决策上受到的结构性制约将减少, 日本按照自身意愿进行自主决策的空间扩大, 意愿因素重要度会相应提高。但更为重要的是, 日本也有可能为了“拉住”美国, 在台湾问题上主动挑事, 令美国重新关心东亚事务, 从而对中日关系造成潜在的危险, 这也是对中国对日外交的重大考验。

  2016年底到2017年上半年, 安倍政府的对台政策变化正遵循了这一逻辑。面对特朗普政府, 日本的应对方式是尽快在其执政初期巩固日美同盟, 强化同盟在日本外交中的基轴地位, 竭力“拉住”美国。在日本看来, 尽管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的不确定性的确很大, 但日中、日朝、日韩、日俄关系的不确定性更难把握, 解决与这些国家的外交难题更需依赖日美同盟, 所以抓住日美同盟这个“总开关”在战略上是有保障的。

  基于上述战略判断, 特朗普确认当选总统不久后的2016年11月17日, 安倍晋三专程赴纽约同其进行会谈。这场与未正式就任的总统的不同寻常的会面, 一方面反映了安倍的不安,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日本希望能够尽早与特朗普政府建立沟通渠道的强烈意愿。除此之外, 安倍还于2016年12月同奥巴马共同访问珍珠港, 为总统换届过渡期稳定日美同盟创造条件, 确保美国对日政策的连续性。这也可以看成是其“拉住美国”战略的重要一步。

  由于中日之间缺乏战略互信, 日本为“拉住美国”, 也利用台湾问题来服务于这一战略目标。特朗普当选后不久, 中美关系因为台湾问题也出现了很大不确定性。2016年12月初, 特朗普与蔡英文通电话, 这是中美1979年建交以来的首次。70对于日本来说, 尽管其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台政策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但按照本文提供的解释框架, 日本必须要配合美国的新动向。与此同时, 台海局势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也有利于引发美国新政府对于本地区的关注度, 为日本牵制中国提供了难得机会。因此在特朗普执政后过渡期的2017年上半年, 日台之间提升关系的动作相当活跃。

  2017年3月, 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赴台参加“多彩日本”活动的开幕式, 并致辞称“日台之间关系紧密, 是非常好的伙伴”。这是1972年日台断交后, 日本政府派出的最高规格官员因公访问台湾。台湾“亚东关系协会”会长邱义仁也表示要加深“日台命运共同体”。71不过, 赤间二郎在开幕式结束时重申:“日中关系是最为重要的两国关系之一, 这点没有变化。日本与台湾之间要维持民间的实务性关系。”72这体现了安倍政府试图在日台关系上采取“灰色地带”战术:一方面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立场, 另一方面则实质性提升双边关系的级别。

  同样在3月底, 安倍晋三会见了当月中旬访问台湾的自民党青年局局长铃木馨右, 听取了其同蔡英文会面的情况汇报。安倍表示, 台湾是具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重要伙伴, 希望以青年局为中心强化关系。蔡英文也在其社交媒体上用日语做出回应, 希望台日双方的青年政治家携手进一步加深交流。 (3) 73

  另外, 2017年1月1日, 日本将对台窗口“日本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对此台湾岛内有的舆论认为这是“台日断交后最大的突破”。2017年5月17日, 台湾地区对日窗口“亚东关系协会”也更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 台涉外部门负责人李大维声称, 更名后有助于外界了解“台日关系协会”的实质工作内涵, 也印证了台日关系的发展。 (4) 74

  不过, 随着日美、中美关系的稳定和日本对华关系的改善, 日本对台战略亦走向克制。2017年2月, 安倍晋三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与特朗普政府再次确认了同盟的重要性,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将延续以往的对日同盟战略, 这一点对安倍的内政外交来说至关重要。之后,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访问日本的时候明确指出《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适用钓鱼岛, 并在朝鲜问题上重申“核保护伞”, 这意味着在具体的安保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也将延续往届政府的承诺。通过一系列密集的外交行动, 日美关系在2017年上半年较平稳地度过了过渡期。

  与此同时, 中美两国也重视保持双边关系的稳定。2017年2月10日,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通电话, 特朗普承诺将坚持“一个中国”政策75, 从而大大减少了美台关系的不确定性, 让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得到了基本控制。3月下旬,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华时, 做出了“美方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的承诺76, 这实际上是赞同中国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义。4月,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进行元首会晤, 进一步巩固了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基调。至此, 中美关系也比较顺利地度过了美国政府更替的波动期。

  随着日美和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 中日关系也相应出现改善势头。2017年5月16日, 习近平主席会见了来华参加“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 二阶递交了安倍晋三表达改善关系意愿的亲笔信。5月29日, 国务委员杨洁篪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共同主持中日第四次高级别政治对话。6月5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出席“亚洲的未来”国际会议晚宴发表的演讲中首次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出比较积极的信号。2018年5月, 李克强总理正式访日, 其间提出希望中日关系进一步重回正常轨道, 强调中方愿与日方进一步开展务实合作, 让“一带一路”倡议与日本发展战略对接, 发挥双方互补优势。7710月, 安倍晋三首相作为日本首相时隔七年首次访华, 习近平主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为中日深化互利合作提供了新平台和试验田。双方达成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等不少共识, 安倍晋三首相认为中日关系正在从竞争走向协调。78在这个大背景下, 我们看到日本在处理涉台关系时也相应降温。继5月份安倍在接待李克强总理时明确表示日本将按照《日中联合声明》的规定, 仅同台湾保持民间往来后, 其在访华期间又再次重申了这一立场。79

  五、结语

  通过上述从学理和历史两个方面对日本对台认知和对台政策演变进行的考察, 在充分认识到现有研究中指出的日本国内部分“亲台”右翼政治力量试图利用“台湾牌”牵制中国的危险的同时, 我们会发现过度聚焦“亲台”的认知框架会导致对影响日本对台认知和政策的战略认知因素敏感性减弱, 从而可能局限政策创新的空间。

  其一, 决定日本对台认知和政策的首要变量是日美同盟这一结构性因素。无论从同盟理论还是历史实证的分析来看, 战后日本对台主流战略认知和政策决策从来都没有自主过。正如日本利用钓鱼岛考察美国对同盟忠诚度一样, 台湾问题一直是美国考察日本对日美同盟忠诚度的一个标尺。为了维护和管理日美同盟, 日本既需要配合和支持美国立场、不能越过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表态, 又需要避免卷入中美因为台湾问题而可能发生的冲突。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尽管会不时做出各种各样的小动作, 有时候甚至严重冲击中日关系, 但还没敢走得太远, 这主要是由上述结构性因素决定的。如果中美因为台湾问题发生争端和对立, 日本很可能选择部分牺牲中日关系来实现对美协调。而如果日本认为日美同盟稳定性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也可能会通过利用台湾问题制造一定程度紧张来吸引美国对本地区关注以及提醒美国对于日本战略价值的认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 2016—2017年美国大选和政府换届过渡期中, 日本“拉住美国”的战略优先和台湾民进党蔡英文当局“拉住特朗普”的利益诉求产生了交集, 让日台关系出现了短暂的高密度互动的情况, 对中日关系造成冲击。而随着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走向稳定, 日台关系也相应逐渐回归平静。反过来说, 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的稳定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更加理性的考量。

  其二, 日本国家认同转型与中日关系起伏之间的互动是影响日本对台认知和政策的从变量。前面分析提及的国家认同转型并不意味日本原有的以“吉田主义”为核心的国家认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而是处于重要的变动期。日本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国家, 一方面民众希望日本发挥更大国际作用, 另一方面却反对政府推进安保法案的改革;一方面民众担心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对日挑战, 另一方面对于政府宣传“中国威胁论”并不完全信服;一方面在领土问题上民族主义似乎不断高涨, 但另一方面国民的传统国家观念却在不断弱化。与此同时, 也要看到日本社会在朝着“后现代化”转型中对于外交中的价值观因素的重视倾向在增强, 这客观上造成日台社会之间亲近感增加, 但还不足以在政策上推翻主流政治精英和知识界的对台认知和政策判断。但是, 中日关系波动过大会推动日本对台认知“意向”从原来的消极应对型对台政策向积极主导的方向发展, 例如强调日台之间的共有价值观, 通过走“灰色地带”打擦边球的方式把日台关系作为牵制中国的一个手段。尽管这些行为的后果目前不会超过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作用, 但是双方在公开表态上的激烈对抗会加深双方之间的误解和对立。反过来, 如果中日互信相对改善, 则有助于抑制日本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消极行为。

  因此, 对于中国来说, 努力实现中美关系稳定, 日本对于国际体系的认知确定性就会提高, 日本就会比较有自信和余力来处理包括对华外交在内的其他外交, “战略盲动” (strategic recklessness) 的冲动就会减小, 中日关系从结构来说稳定的可能性就越大, 相应日本可能利用台湾问题来“寻租”的空间和意愿也就会减少。与此同时, 中国需要维持对日持续接触政策, 在中日关系改善的大背景下, 进一步拓展各种沟通渠道, 有助于缩小日本在对台认知和政策上盲动的空间, 削减日本将台湾问题当作“棋子”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的冲动。对于上述日本对台认知和政策中的意向和结构 (战略环境) 两大主要变量的更全面和平衡的理解, 有助于管控好日台关系, 为中日关系和中国整体外交的稳定提供有利条件。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周恩来外交文选》,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年, 第485-488、553页。
  2 本文探讨的问题是日本对台湾的战略认知与政策, 但需要明确的是在中日一系列政治文件中, 日本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基本原则。本文将日本与台湾略称为“日台”, 仅指双方关系, 不能改变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政治原则。
  3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 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36/xgxw_676842/t1476410.shtml[2018-04-07]。
  4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5 David A.Lake and Robert Powell eds., 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9.
  6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
  7 David A.Welch, Painful Choices:A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Change,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7.
  8 孙立祥:《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与“台独”运动》,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杨运忠《日台关系进入重视政治交往的新阶段》, 《日本学刊》1996年第3期, 第34页。
  9 张蕴岭主编《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 第364页;吴寄南《日台军事互动的现状, 背景及未来走向》, 《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9期, 第58页;李广民《美日同盟涉台条款溯源》, 《日本学刊》2005年第6期, 第81页;阎静、王军:《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理论探讨》2003年第2期。
  10 张进山:《日本政界“台湾帮”的动向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日本学刊》2004年第2期;本泽二郎:《日本政界的“台湾帮”》, 吴寄南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年;孙云:《试析两岸关系中的日本因素》,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1年第4期, 第56页;廉德瑰、兰锡《日本亲台派的蜕变》, 《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9期;蔡亮《“断交”后日台沟通渠道的特征及其变化》, 《日本学刊》2010年第6期。
  11 松田康博「萚渲の民主化と新たな日萚阌 (?) の模索」、川岛穞等『日萚阌 (?) 史』、东京大■出版仝、2009年、153-171页。
  12 Arthur A.Stein, Why Nations Cooperate:Circumstance and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78.
  13 王海滨《民主党执政后的日本对台政策动向探析》, 《国际论坛》2010年第2期, 第46—50页;李秀石:《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稳定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及潜在危机》, 《日本学刊》2008年第4期;陈友骏:《安倍政府对台政策思维及日台关系走势》, 《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2期, 第40—41页。
  14 Richard J.Samuels, Securing Japan: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2007, p.112.
  15 目前的和平主义者的主张与冷战时的绝对和平主义者的主张既有继承, 也有区别, 因此笔者主张称其为新和平主义者。萨缪尔森教授在书中仍然沿用和平主义者的提法。
  16 Richard J.Samuels, Securing Japan: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p.112.
  17 同上。
  18 中西辉政「日本瞤核武踄への决鹖」、『诸君』2003年8月吖、22—37页。
  19 #12
  20 中西辉政「日本瞤核武踄への决鹖」、22—37页。
  21 旧式“大日本主义”主要指希望通过军事扩张使日本成为国际政治中的大国的思想。
  22 #12
  23 同上。
  24 小汊一郎『日本改造计 (?) 』、讲谈社、1993年。
  25 #12
  26 绪方贞子『戬後日中·米中阌 (?) 』、东京大■出版仝、1992年。田中明彦『日中阌 (?) 1945—1990、东京大■出版仝、1991年。
  27 #12
  28 Richard J.Samuels, Securing Japan: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p.112.所谓“小日本主义”是指以石桥湛山为代表, 在战前主张日本应当走本土防卫、经济繁荣的小国主义的外交路线, 避免像大英帝国因为管理过多殖民地而发生崩溃危机的情况。该思想是在承认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前提下, 主张不应当不切实际地追求大国地位, 特别是军事大国地位的思想。参见:松尾尊兊『石桥湛山评论集』、岩波文库、1984年。
  29 Soeya Yoshihide “Taiwan in Japan's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No.165, 2001, pp.130-46.
  30 Glenn H.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36, No.4, July1984, pp.461-95.Glenn H.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80-6.
  31 栗山尚一『轨跗と课题—戬後日本外交—』、岩波书店、2016年、102—104页。
  32 栗山尚一『洄々返还·日中瞤交正常化·日米密约』、岩波书店、2010年、108页。
  33 Shigeru Yoshida, “Japan and the Crisis in Asia”,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1951.
  34 中曽根康弘『中曽根康弘が语ゐ戬後日本外交』、新潮社、2012年、163页。
  35 栗山尚一『洄々返还·日中瞤交正常化·日米密约』、110页。
  36 栗山尚一『轨跗と课题—戬後日本外交—』、105页。
  37 Joint Statement of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Eisaku Sato and U.S.President Richard Nixon, November21, 1969, http://worldjpn.grips.ac.jp/[2017-07-20].
  38 绪方贞子『戬後日中·米中阌 (?) 』、87页。
  39 栗山尚一『洄々返还·日中瞤交正常化·日米密约』、101页。
  40 同上书, 第109页。
  41 同上书, 第108页。
  42 栗山尚一『轨跗と课题—戬後日本外交—』、128页。
  43 栗山尚一『轨跗と课题—戬後日本外交—』、117页。
  44 Rust M.Deming:"The Changing American Government Perspectives on the Mission and Strategic Focus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Michael H.Armacost and Daniel I.Okimoto eds., The Future of America's Alliances in Northeast Asia, Stanford: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Publications, 2004, p.62.船桥洋一『同盟漂流』、岩波书店、1997年。
  45 U.S.Department of Defense, East Asia Strategy Report, February 17, 1995, http://www.defense.gov/releases/release.aspx?releaseid=380[2010-12-20].
  46 中曽根康弘『中曽根康弘が语ゐ戬後日本外交』、539页。
  47 五百旗头穞·宫城大葳编集『桥本龙太郎外交回顾录』、岩波书店、2010年、150—151页。
  48 Bonnie S.Glaser, U.S.-China Relations:Rice Seeks to Caution, Cajole, and Cooperate with Beijing,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5, pp.38-42, 36.
  49 五百旗头穞など编集『外交激 (?) —元外务次官柳井俊二—』、朝日新闻社、2007年、235页。
  50 同上书, 第234页。
  51 谷内正太郎『外交の戬略と志』、产绖新闻出版、2009年、154页。Suzuki Toichi"Kitai no Beikoku nimo Uragirare Joninrijikokuiri ni Anun"[Betrayed even by the US A Dark Cloud over the Bid for the UNSC Permanent Seat], Diamond Weekly, April 23, 2005, pp.176-8.
  52 绪方贞子『戬後日中·米中阌 (?) 』、4页。
  53 绪方贞子『戬後日中·米中阌 (?) 』、15页。
  54 #12
  55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8/easo_1130.html[2017-07-20].
  56 安倍晋三『新しい瞤へ—美しい瞤へ完全版—』、154页。
  57 『参议院我が (?) 及び (?) 际社仝の平和安全法制に阌する特别委员仝仝议录第四吖』、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angiin/189/0192/18907290192004.pdf[2018-11-04].
  58 https://www.kantei.go.jp/cn/97_abe/statement/201508/0814kaiken.html[2017-07-20].
  59 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shitsumon.nsf/html/shitsumon/181037.htm[2017-07-20].
  60 外务省「萚渲缏统选搿の结果について (外务大臣谈话) 」、http://www.sangiin.go.jp/japanese/johol/kousei/syuisyo/186/meisai/m186012.htm[2017-07-20]。
  61 馂议院「日萚阌 (?) に阌すゐ质问主意书」、2014年2月10日、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danwa/page3_001538.html[2017-07-20]。
  62 『日本绖泾新闻』2017年3月31日。
  63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5, 2016.
  64 『日本绖泾新闻』2017年3月26日。
  65 『日本绖泾新闻』2017年3月26日。
  66 『日本绖泾新闻』2017年3月30日。
  67 《人民日报》 (海外版) 2017年6月2日。
  68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2/10/c_1120444690.htm[2017-07-20]。
  69 《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3/19/c_1120653939.htm[2017-07-20]。
  70 《李克强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18-05/11/content_5290028.htm[2018-11-04]。
  71 《人民日报》 (海外版) 2018年10月27日。
  72 《安倍晋三访华重申中日联合声明对台立场国台办:希望日方重信守诺》, 中国台湾网, http://www.taiwan.cn/taiwan/jsxw/201810/t20181031_12107737.htm[2018-11-04]。

    张云.日本对台湾战略认知和政策的学理与历史考察[J/OL].日本学刊:1-22[2019-01-08].http://210.41.165.2:9053/kcms/detail/11.2747.d.20190107.0934.0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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