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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期蒋介石对外蒙古问题的处理

时间:2017-01-09 来源:未知 作者:陈赛楠 本文字数:11149字
  第五节 抗战后期蒋介石对外蒙古问题的处理
  
  一、雅尔塔会议召开之前蒋介石对外蒙古问题的态度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明显地上升,特别是“在 1943 年末,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到了抗战以来的顶点。”
  
  为此,蒋介石还特地制定了这一时期收复中国领土主权的计划,1941 年 12 月 20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要求列强承认西藏、九龙、外蒙、新疆、东四省为中国之领土”,③可见,此时的蒋介石仍坚持视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43 年 11 月22 日,蒋介石出席了开罗会议,这对于蒋介石来说,不仅是莫大的个人荣誉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地位的认可。11 月 23 日,罗斯福还向蒋介石肯定了中国对唐努图瓦(即唐努乌梁海)和外蒙古的主权,这就无形中增强了蒋介石的自信心,他认为“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将得到相当程度上的尊重和保证。”
  
  然而,就在蒋介石感到巨大成就感的同时,苏联却对中国的新疆和外蒙古再次伸出了魔爪,这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
  
  1944 年 3 月,当苏联对德战争进入到全面反攻阶段的时候,遂抽出武装力量,并诱使新疆与外蒙古交界地区的部分民族分立主义者采取武力进攻驻扎在北疆的国民政府,甚至还公开派驻飞机作为掩护,与中国军队展开了激烈的对峙。苏联甚至还对外发布消息污蔑中国军队已大肆“侵入”外蒙古。
  
  依旧笼罩在开罗会议所带来荣耀感之下的蒋介石对苏联的这一行径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所以他是绝对不愿意吞下这口苦水的,遂决定修改之前的外交声明,不仅怒斥苏蒙协定的非法性,还电告罗斯福关于中国在此事件上的强硬态度,并希望英美等国家能对苏联施加压力,电文中蒋介石将问题的严重性告诉罗斯福“本月十一日中国驻新疆省军队正在承化与奇台间,离外蒙边境约七十公里之侯班剿匪,乃二次遭受由外蒙方面飞来飞机之轰炸与机枪之扫射;第一次为二架,第二次为十架,此等飞机均漆有苏联红星徽章。”
  
  但美国方面不仅没有给予蒋介石任何肯定的答复,还不断催促蒋介石尽快与苏联达成谅解并要求蒋介石学会忍耐,这都极大地挫败了蒋介石的自尊心,蒋介石非常愤怒地指斥罗斯福对苏联的纵容实质上是在“卖华”、“侮华”,甚至认为罗斯福这一做法是在“畏强欺弱,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实为其一生政治难涤之污点。”
  
  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于美国纵容苏联的做法是极为不满的。
  
  对于如何处理中苏在外蒙古和新疆问题上的纠纷,冷静下来的蒋介石专门听取了国民党党内成员的看法。但令蒋介石惊讶的是,大部分党内人士均不主张采取强硬方式解决。宋子文和王世杰也在私下建议蒋介石应在外交上“对俄示弱”,“以免抓破苏联面子,事势益难收拾。”
  
  为了避免局势的不可收拾,蒋介石最终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来处理此事。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在开罗会议结束到雅尔塔会议召开之前,蒋介石处理外蒙古问题的心态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开罗会议结束后的蒋介石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充满了自信,也正是这份自信使他不论是在处理外蒙古问题还是新疆问题都表现出较为强势的心理反应,他甚至在日记中咬牙切齿地誓言道“岂止伊犁,外蒙全部亦必将归来于祖国版图之内矣”.
  
  即使是迫于同意了国民党内多数干部所主张的“对俄示弱”,但是蒋介石还是花费了数日去说服自己接受这一事实。和一年前参加开罗会议后自得、兴奋的心情相比,此时蒋介石的内心显然是充满了屈辱、苦闷与沮丧。
  
  1944 年 12 月,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在《关于新疆问题、外蒙古问题、东三省、朝鲜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以外交协商的途径来收复外蒙古,而排除一切可能的强硬措施,这一提议也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认与许可。总之,在战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得到些许改善之时,蒋介石仍然没能很好地处理和解决外蒙古问题。
  
  二、雅尔塔会议中关于外蒙古问题的讨论以及蒋介石的反应

  
  1945 年 2 月上旬,英、美、苏三国首脑齐聚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秘密地商讨并于 2 月 11 日共同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协定中苏联以参战抗日为筹码向美国提出了一系列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外蒙古的现状必须予以维持和承认,也就是说要保持外蒙古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存在于国际舞台上。对于苏联的这一过分要求,罗斯福并没有提出异议,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和减少损失,只要苏联能出兵作战,美国就表示愿意满足苏联提出的诸多要求,甚至自作主张地拿中国的领土主权作交换,这其中必然包括苏联垂涎已久的外蒙古。如此一来,中苏双方争论的焦点--外蒙古问题也就首次在国际会议中被关注和讨论。
  
  雅尔塔会议召开以后,美苏双方于 2 月 12 日纷纷对外发布了关于欧洲问题的公告,但关于苏联对日参战所提出的条件却被视为机密。实际上,英美苏三国并未立即向蒋介石公开协定的内容,这让蒋介石感到非常不安,对此,蒋介石也在日记中表示“苏联在三巨头会议之后,显然对我们表示接近的态度;美英两国也是一样。然则他们在作何打算?”
  
  可以看出此时蒋介石已觉察到美苏在雅尔塔协定中对中国权益的谋算。为了尽快获得事实的真相,蒋介石多次派代表前往美国了解协定的具体内容,最终于 3 月 15 日,驻美大使魏道明才电告蒋介石协定中关于中国的若干问题,4 月 29 日,蒋介石又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那里了解到他个人对“维持现状”的理解,赫尔利的描述与魏道明的电文所表达的观点基本一致,也就是苏联坚持要“维持外蒙古现状”,但美国方面仍承认中国政府对外蒙古的主权。
  
  虽然蒋介石仍认为苏联是不会轻易将外蒙古归还中国的,但美国的“支持”和“袒护”还是在无形中增强了蒋介石在外蒙问题上反抗苏联的信心,他表示“如果外蒙古、新疆或东三省被俄国‘武力占领而不退',那么,中国亦只有’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②这样苏联也就不能在外蒙古问题上得逞,因此目前可不必对此问题过于担忧和顾虑。故蒋介石在得知协定消息初期,对外蒙古的地位问题没有过多地怀疑和关注,而是将注意力全部放在了旅顺港和东北铁路问题上。
  
  因此,在接下来约一个月的时间里,蒋介石与苏联代表就东三省领土主权问题以及旅顺港是否可以使用“租借”一词上进行了多次的协商和谈判。在会谈的过程中,蒋介石一直对“租借地”这一名词耿耿于怀,以至于在收到苏方提出的“先决条件”之后三天的时间里,蒋介石都没有注意到苏联代表所提出要求外蒙古独立的问题。蒋介石和中国政府对外蒙古问题的忽视给苏联公开将“外蒙古维持现状”改为“独立”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正是因为国民政府的疏忽,苏联才有机会一步步将外蒙古推向独立的边缘。
  
  一直在中苏之间扮演着“调节”角色的美国政府此时也极力促使中苏“友好合作”,为此,6 月 15 日,美国方面代表赫尔利就向蒋介石转达了杜鲁门总统所拟定的备忘录--《关于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协定纲要的说明》,其中就特别提到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之条件”.该纲要在总体上与之前苏联大使所提出的“先决条件”相同,但所不同的是,纲要把“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应予维持”排列在了五项先决条件之首。杜鲁门还指示赫尔利“要尽最大的努力得到蒋介石主席的认可。”
  
  显而易见,美国希望蒋介石能与苏联通过谈判并签订条约,当得知美国与苏联的态度一致时,蒋介石除了表示愤怒之外,也表达了他的担忧,“看了备忘录之后,不仅止于悲愤而已;我所耽心的是这个备忘录不未必就是《雅尔塔密约》的全部内容,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问题?然而,就只有这一些问题,已经是足以置我们中华民族万劫不复的境地”,并感叹道“未来的世界形势,又在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或霸道竞争的历史覆辙。呜呼!人类何时才能得到光明和安息?”
  
  但令人颇为惊讶的是,此时的蒋介石仍然没有意识到外蒙古问题的重要性,而国民党其他重要领导人也显然没有认为此项有多大问题,与’租借‘一词产生巨大争议相反的是,党内却一致认为在外蒙古问题上应采取蒋介石之前所提出的“宗主权”这一办法来和平解决。
  
  时值抗战接近尾声,且苏联已对外宣布废止《苏日中立条约》,并作好了出兵中国东北和援助中国抗日的准备。为了能使中苏合作抗日更好地展开,苏联一再催促国民政府派代表前往莫斯科谈判中苏之间的相关问题,并希望与中国能缔结一友好条约。蒋介石也担心若在苏联进入东北之前不能谈妥双方之间的若干事宜,则会不利于国民政府在战后对东北权益的接收。加上继任罗斯福之后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也表示希望蒋介石政府能积极地派代表赴苏联谈判,并催促中国代表接受雅尔塔协定中有关中国的条款内容,以实现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的黑暗交易。因此,为了能实现战后对东北的顺利接收以及巩固战时中苏的同盟关系,蒋介石只得安排宋子文准备赴苏谈判的有关事项。
  
  从实质上来看,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对外蒙古所提出的要求与《苏日中立条约》中所发表的宣言是一脉相承的。而此时蒋介石对外蒙古问题的忽视与冷处理办法,对中国代表争取在外蒙古问题谈判上的主动权非常不利。
  
  三、中苏就外蒙古问题展开的谈判
  
  (一)第一阶段
  
  1945 年 6 月 27 日,蒋介石派宋子文代表团就雅尔塔协定中涉及中国权益的相关内容赴苏联与斯大林进行谈判。一到苏联的宋子文就开始遭受美国施加的巨大压力,7 月 2 日,宋子文与斯大林于正式就有关中国问题展开谈判,而谈判一开始双方就在外蒙古问题上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并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宋子文秉持蒋介石的态度,即认为此时最好不提及外蒙古问题,并坚持维持外蒙古现状这一说法。但斯大林却坚持要求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宋子文也毫不退让,并直截了当地反驳道“吾人无法向人民宣布吾人将放弃任何一部分领土”,宋子文还指出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是若中国政府承认了外蒙古独立地位,则“中国政府将发生动摇。”
  
  但斯大林态度强硬,一筹莫展的宋子文只得以“事逾训令范围”为由,表示此事只能接到政府的指示才能作进一步的讨论。
  
  由于双方在关于外蒙古“维持现状”的理解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而会谈一结束,一筹莫展的宋子文就立即询问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关于美国政府是怎样理解“外蒙古维持现状”?但宋子文的这一合理要求却意外地被美国政府拒之门外,哈里曼向宋子文表示“现在国务院的政策是尽量减少与苏联摩擦”,因而“中苏之间的事无可奉告。”
  
  在宋子文求美无果的情况下,蒋介石只得指派曾在苏联留学和生活过的蒋经国以私人代表的身份去拜见斯大林,期望能在外蒙古问题上有回旋的余地。7 月4 日,会谈一开始,蒋经国先是与斯大林说了一些客套话,谈话显得比较融洽。
  
  但当蒋经国一谈到外蒙古问题时,斯大林的脸色顿时变了下来。面对蒋经国的据理力争,斯大林赤裸裸地回答道“我跟您说实话。我需要蒙古,完全是出于军事战略考虑。”
  
  显然,出于民族利己主义和远东战略安全考虑的斯大林是绝对不会放弃外蒙古的。因而,蒋经国只得放弃交谈,蒋介石寄予希望的私人会谈仍然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效果。对于宋子文和蒋经国与斯大林谈判的结果,美国学者江南认为,“除了发挥一点谈判艺术之外,其他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④而正是这种看似“艺术性”的谈话形式才将苏联掠夺外蒙古的根本目的和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中苏谈判再次破裂后,为了缓和中苏之间的僵持局面,蒋介石权衡再三,决定采取“舍一北(北方外蒙古)保二北(西北和东北)”的方针,蒋介石希望以承认外蒙独立来换取苏联在东北和中共问题上对蒋介石的承诺和保证,这就最终决定了外蒙古的命运。
  
  蒋介石也在日记中表明他最终作出这一决定的是当时的现实形势,蒋介石认为外蒙古自几十年前已经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并早已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苏联也不可能会轻易放弃其在外蒙古已取得的控制权,况且“外蒙独立在公义与道义上论皆无问题”,因此倒不如借此“牺牲外蒙不毛之地,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但蒋介石也再三强调放弃外蒙古是他的最低限度,若苏联不能满足其所提要求,则蒋介石表示要做好停止谈判的准备。另外,蒋介石还在电文中叮嘱宋子文关于外蒙古的疆界问题,“外蒙只能以原疆界我国地图为准,不能以苏联自造之地图作根据。”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的宋子文虽然极不愿意承认外蒙古独立,但无奈还是将蒋介石的态度转达给了斯大林,“今晚见史太林,职首将钧座对外蒙问题指示告史,并说明中国为中苏永久和平与合作,故忍痛牺牲……史甚表满意,并同意于战败日本后,再宣布。对其他问题,史表示……(四)关于外蒙区域:职提出应照旧地图,史询系根据何项地图,职谓因事先未拟讨论外蒙问题,故未带地图,盼由中、苏派员组织勘界委员会,依照旧地图决定疆界,史表示同意。”
  
  至此,“马匹交易”式的谈判最终在外蒙问题上达成了基本一致的意见,而宋子文也在电文告诉蒋介石“大问题也已大致解决。”中苏谈判第一阶段至此告一段落。
  
  其实,蒋介石何尝不清楚“维持外蒙古现状”即是遵守 1924 年中苏协定中规定的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为了获得战后在中国的领导权,蒋介石一改之前对外蒙古主权的坚持,反而选择在这关键的时刻放弃中国对外蒙古所持有的主权,为此,他甚至还在日记中表示“准予外蒙战后独立之决策,实为生平革命史上最重大之一页,于势于理,无不自安也。”
  
  正当中苏谈判接近尾声之时,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国原子弹的成功研制使其对苏联是否参战的需要不那么强烈了。为了防止苏联在中苏谈判过程中向中国索取过多的权益,并避免中国与苏联签订可能会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款项,美国政府一改在外蒙古问题上不干涉的态度,开始逐渐干涉中苏谈判的某些方面。杜鲁门希望蒋介石政府能明白“《雅尔塔协定》中关于外蒙古地位的解释,未经讨论,美国认为虽然在法律上,外蒙古的主权属于中国。”
  
  这也就迫使斯大林在东北权益上向蒋介石作出些许的退让,而在争议较大的“租借”问题上,苏联也顺应了蒋介石的意愿,将其换作为“共同使用”.苏联还表示希望与国民政府签订为期 30 年的友好同盟条约,并承诺在此期间会将道义上和物资上的援助完全供给蒋介石政府。如此一来,蒋介石向苏联提出的几点要求基本上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而蒋介石也必然要兑现他对苏联的承诺即允许外蒙的独立问题。因此,中苏谈判第一阶段的后期,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基本上已经没有多大的争议,也不再是中苏谈判的焦点和障碍,剩下的只是关于外蒙古独立具体问题的商讨。
  
  (二)第二阶段
  
  中苏第一阶段谈判因斯大林因参加波茨坦会议而中断,宋子文也于 7 月 15日飞回重庆向蒋介石详细地汇报了中苏谈判的进程与具体情况。听闻宋子文的汇报后,蒋介石担心苏联不答应他所提出的要求,为此在 7 月 19 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时,蒋介石再一次申明“宋院长启程赴苏以前,我们对外蒙问题未加研讨,外蒙问题的提出,可说出于吾人意料之外”,并坚持认为之前与其谈话中所谈及的外蒙古问题“只曾提到外蒙保持现状的问题”,但彼得罗夫却认为“外蒙保持现状就是成为一独立的国家之意”,对此,蒋介石也反驳道“保持现状就是照目前情状中国有宗主权之谓,而绝非独立之意”,并随后又表示“若外蒙独立则于我国牺牲甚大。我国人民和党内一部分人都会反对的,但为增进中苏友谊,为消除障碍中苏友谊合作的原因,虽然牺牲很大,我可克服一切反对的意见,解决外蒙问题。不过这样的决定,将使中国政府陷于困难的地位……希望史达林元帅了解我国之牺牲重大。”除此之外,蒋介石还要求大使“关于外蒙疆界应根据前清以来民国初年所划定区域之地图为标准,因为这张地图是最公平的,后来的许多地图都有变动,都不正确”,但彼得罗夫却坚持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决定外蒙独立的原则,至于外蒙疆界问题可待日后来解决。”②恰在此时,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杜鲁门政府于 7 月 25 日下达了将原子弹投向了日本的命令,从而“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并“不让俄国人在日本作战前结束战争。”③对于美国所采取的行动,斯大林明白此时若再与蒋介石讨价还价以逼迫其让步,不仅可能会导致美苏雅尔塔会议上已经达成的共识走向破灭,甚至还可能使苏联在中苏第一阶段谈判中所取得成果毁于一旦。为了能分得抗战胜利的一杯羹,在抗战形势已经发生明显转变之时,斯大林也急忙地赶在日本投降之前宣布对日作战。
  
  对于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实质,蒋介石直接地指出“苏俄对日宣战,极尽其投机取巧之能事。”①但为了保证谈判的继续,蒋介石还是指令宋子文再次赴苏谈判,深谋远虑的宋子文不愿承担起出卖外蒙古领土主权的这一历史罪名,遂推荐王世杰为国民政府的代表,自己仍可赴苏,但不负责与苏联签订条约。对于这次任命,8 月 5 日王世杰也在其日记中记述道“真的背负万斤之重担。予一生未感觉责任之重有如此者。此行结果,无论如何,在国人舆论及历史家评断总不免有若干非议。”②事实上,王世杰只是蒋介石处理中苏之间外蒙古问题的一个工具,他的决定并不能左右事态的发展,外蒙古独立已成定局。
  
  8 月 8 日,中苏展开了第二阶段的谈判,双方开始就如何界定外蒙古的疆界问题展开讨论。而此时的蒋介石也是处于不安与恐慌中,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存亡,外蒙同胞的祸福,乃至于东方民族的盛衰强弱,都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不得不满怀戒惧!”
  
  为了争取最后一线希望,蒋介石强烈要求“中方坚持必须以中国出版的外蒙地图为基础,并将此图附于条约之后”,④因为清末民初之际的外蒙古西部以及西北的阿尔泰山山脉和唐努乌梁海等地区均属于中国的统治,自然也就是中国旧版图的一部分。但苏方代表却认为不应该在条约中提及这一问题,因为在苏联的扶植下,阿尔泰山山脉成为了外蒙古的管辖范围,而唐努乌梁海也被苏联纳入本国版图之内。蒋介石希望以同意外蒙古独立为条件来换取中国对阿尔泰山山脉和唐努乌梁海的控制权。但狡猾的斯大林随即又提出可按“现行边界”为准,对此,宋子文也立即指出’现行边界‘模糊不清,并认为可以以外蒙独立之后的中苏联合委员会勘定的边界为准。
  
  围绕着外蒙古的边界问题,中苏双方展开了多次的会谈,最终希望尽快结束外蒙古问题的斯大林表示可以接受蒋介石政府提出的划分界限,但并不愿意作出任何承诺。随后,宋子文也在电文中告之蒋介石“关于外蒙边界问题,苏方接受我方所提地图,亦不愿于换文中作任何关于边界的声明。”为了让国民党政府尽快签订条约,蛮横无理的斯大林向中国代表团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声称若国民政府不尽快签订协议的话,则“内蒙的兄弟将会加入外蒙,组成一个大的蒙古共和国”,而且“共军会进入东北。”
  
  而斯大林之所以敢口出狂言,是因为“他完全吃透了蒋介石等人亟欲控制东北和排斥中共的心理”,因此在整个的谈判过程中,斯大林可谓是“软硬兼施,临之以强力,诱之以私利,即大棒与胡萝卜两手并用,而以大棒为主的策略,终于使国民政府俯首贴耳,就了苏联的范。”
  
  面对苏联的威胁,宋子文根本就束手无策。但随着抗战形势越来越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时,蒋介石在外蒙古边界问题上的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并在 8月 12 日向代表团接连三次致电,其中在给宋子文转交斯大林的电文中说“外蒙如果望独立,而对于疆界此时不先有一基线之协定,则以往外蒙之症结,不惟未能消除,而且反增今后之纠纷,此决非吾人之本意。故外蒙界线,此时必有一基准之图籍,以为将来勘界之依据。”
  
  另外,在电告宋子文与王世杰时,蒋介石更是明确表示“惟外蒙疆界必须此时有一图底,并在承认其独立以前勘定界线,否则外蒙问题之纠纷,仍不能解决,则承认其独立不惟无益,而且有害,虽停止交涉,亦所不恤,务希抱定此决心与态度为要。”对于蒋介石此时在外蒙古问题上所表明的态度,王世杰、宋子文等人一致反对,因为若蒋介石执意坚持这样做的话,则只会使国民党政府在战后接收东北问题上陷入更大的麻烦之中,因此王世杰和宋子文均立即致电蒋介石,“外蒙疆界问题,确已无法照钧示办到,其原因颇多……”
  
  王世杰还在电文中向蒋介石转达了苏联方面的看法,“史谓二五年来,外蒙疆界并无纠纷,现如提出,徒引起外蒙古人之种种要求,我如要求先定界而后承认独立,则为故意延宕,苏方决不能同意云云”,基于苏联方面强硬的态度,王世杰又专门向蒋介石阐述了他自己的看法,“总之,外蒙问题,职等反复谈判,迄无成果,不胜惶恐。但默察苏方态度,似非蓄意与我为难,其欲籍此次缔约,改进中苏关系之心,似属相当诚挚”,若中苏之间能够顺利签约,则“为今后统一及建国所必需”,“倘再停谈判,则形势必立变,前途隐患甚大。权衡至再,职与宋院长拟于接到钧座授权解决之电令时,再向史氏作一度谈判,要求将外蒙疆界以现时疆界为限之字句,列入换文中。
  
  盖有此一语,则在约文上,我固显然不承认民国八年以前属于外蒙之旧疆土为外蒙疆土。”⑤就在中苏双方还未就边界问题展开具体讨论之时,抗战取得胜利已成定局,苏军为了抢争胜利果实,也已宣布对日作战并驻军到东三省境内。在王世杰、宋子文的劝说下,8 月 13 日,蒋介石最终同意继续与苏联谈判,并复电代表团“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准授权兄等权宜处置可也。”①为了尽可能地加快谈判的进程,蒋介石甚至向宋子文、王世杰表示可以不惜再作一些让步。这样一来,外蒙古独立问题已经没有了回旋的余地,在外蒙古问题上,蒋介石政府也只能选择听从苏联的安排。
  
  四、《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在莫斯科签订。《条约》附录的照会(一)指出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条件,如苏联对华援助完全供给国民政府,苏联承认中国(主要是指国民党政权)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苏联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主要指新疆事变)等。照会(二)声明中苏两国政府确认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中苏两国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尊重其政治选择。对此条约,刘志青认为“该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具体化,它将苏美英三国首脑的设想变成了中苏两国必须共同遵守的条文。”②刘喜发也表示“它是雅尔塔协定的翻板,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产物,是一个不平等条约。”③条约签订之后,“蒋介石对国内反对这一条约的人进行了弹压,并实行了舆论管制。”
  
  8 月 24 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生效。至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已经取得了国民党政府的完全认可。而蒋介石计划“以其现在的边界为边界”根本就没有改变苏联自己划定外蒙古边界的打算,苏联甚至还公开将唐努乌梁海划为其第299 个选区。
  
  为了向中国民众宣扬外蒙古独立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条约生效的同时,蒋介石也随即发表了题为《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际和平》的演讲,蒋介石以孙中山和国民党所主张的民族主义原则为他允许外蒙古独立作辩解,蒋介石希望以此来体面地掩盖他在承认外蒙古独立问题上所受的耻辱,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所犯下的历史罪责岂是这寥寥数语就能敷衍过去的,他必须要为外蒙古的独立担负一定的责任。
  
  9 月 9 日,日本对中国战区的受降典礼在南京举行,当中国举国上下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而欢呼的时候,蒋介石却深处担忧与不安之中,因为他明白虽然日本这一劲敌问题暂时解决了,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安全了,可见蒋介石已经对苏联是否能真正解决东北、新疆问题产生了怀疑,“东北失地犹在俄军之手,而且新疆各重要地区亦皆为俄国傀儡哈匪叛乱而丧失,迪化已演成风声鹤唳朝不保夕之局,而且外蒙亦未解决,故人人为荣,而余则万分忧辱。呜呼!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勉乎哉!”
  
  正是因为看出了苏联并没有在东北、新疆和中共问题上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的迹象,蒋介石才充满了不满和忧辱。苏联不仅没有兑现诺言,反而还不断扶植新疆的分裂势力反抗和进攻国民党军队。除此以外,苏联还公开将占领后的秦皇岛、张家口及山海关等战略重地让给中共军队管辖,这极大地激怒了蒋介石,他认为苏联此番行为是公然违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甚至也开始考略要不要取消允许外蒙古独立的承诺,但时势境迁,若在此时与苏联翻脸,则恐怕东北问题会更加难以解决。因此,蒋介石最终还是决定服下这味“苦药”,即按照中苏条约的约定举行外蒙古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事宜。
  
  五、外蒙古公投
  
  1945 年 10 月 20 日,外蒙古举行了“公民投票”,雷法章作为代表前往外蒙古观察“公民投票”的情况,“投票结果显示,共计 49 万选民,98%参加投票,一致赞成外蒙古独立。”
  
  其实,外蒙古公投结束后,蒋介石并没有立即就承认其独立地位,为了使中苏之间在内外蒙古问题、接收东北以及苏联撤军等问题上的意见达成一致,蒋介石于 1945 年底再次派蒋经国访苏,通过与斯大林的会谈,蒋经国了解到苏联不会支持内外蒙古合并和内蒙古的独立运动,并表示不久即会从东北撤军。
  
  得知苏联的“诚意”之后,为了履行对苏联许下的承诺, 1946 年 1 月 5 日,蒋介石也不得不如约对外发表公告宣称承认外蒙古独立。就这样,外蒙古已经完成了国际法上所需要的独立手续并从中国这个大家庭中分离出去了。这一耻辱不仅是蒋介石永生不能忘记的,也是每一位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和遗憾。
  
  六、蒋介石对外蒙古独立的辩解与期盼
  
  1946 年外蒙公投结束以后,外蒙古的独立已然是“生米煮成了熟饭”,虽然蒋介石偶尔也会在日记中表露他对外蒙独立的悲痛之情,但对于外蒙古的独立地位,他一直都没有提出任何地质疑或否定,即使是在国共内战迭起、东北主权仍未收回的时刻,蒋介石也仍坚持为外蒙古的独立作辩解。
  
  1947 年 3 月 21 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报告中蒋介石首先主动承担了他对外蒙古独立应负的责任,“最近听说我们同志间有以外蒙古版图变色,来责备我们外交当局的。这件事完全是本人的主张,也是我一生对国家唯一应负责任的一件大事。外交当局不过是执行了我所决定的政策而已。”
  
  在外蒙古独立责任的问题上,蒋介石自始至终都是主动承担罪责,虽然是“实至名归”,但蒋介石勇于担负历史罪名的勇气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对于当时允许外蒙古独立的考虑,蒋介石也在报告中解释道“这个政策是前年定下的,当时的目的是要以外蒙古的独立来换取我们整个东北的主权,使东北主权的接收,不致遭遇外交的阻碍。”但对于事情出乎预料的发展,蒋介石更是表示“而且当时我们是主张’外蒙独立‘,不是使外蒙古沦为人家的保护国。虽然现在事实的演变不合于我们当时的想象,外蒙在去年一月五日离开中国,陷于似独立非独立的局面,而同时东北主权,尚有北满与旅顺、大连未能收回,然而我一定毕生为此理想--收复东北主权,与促成外蒙独立--而奋斗,而且我确信我这个理想必有实现的一日。”
  
  显然,蒋介石所说的“促成外蒙独立”指的是将外蒙古从苏联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可见,由于苏联没有完全兑现诺言,蒋介石也开始准备以外蒙古问题为突破口与苏联作斗争。这样一来,对于败退到台湾之后的蒋介石在外蒙古问题上开展一系列行动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七、评价
  
  其实早在 1945 年 3 月驻美大使魏道明就向蒋介石汇报了他与罗斯福会谈的内容,其中就涉及到了雅尔塔会议的相关内容。6 月 15 日,赫尔利也正式将《雅尔塔协定》传达给了蒋介石。中国并没有参加雅尔塔会议甚至都没有被告知《雅尔塔协定》牵涉到中国的领土问题,因此,蒋介石本可以对这一协定采取“不认账”、“冷处理”亦或是“诉诸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以争取对中国主权的维护,特别是关于《雅尔塔协定》中涉及到的外蒙古问题。但鉴于斯大林承诺会支持蒋介石政权统一中国,并答应由蒋介石政权来接收东北和内蒙古等,对于中国共产党问题,斯大林更是表示不会再给予任何扶持。这对于视共产党为头号敌人的蒋介石来说,可谓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为此,他选择接受斯大林的“建议”.
  
  因此,在蒋介石得知《雅尔塔协定》的内容中涉及了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后,其态度发生了从愤怒到基本默认的变化。而在中苏谈判期间,就中苏双方在外蒙古问题上产生的分歧与争议,蒋介石的态度从开始时希望在谈判中避免提及此事,逐渐演变为允许外蒙古自治但是宗主权必须属于中国并进一步退让为承认外蒙古独立。在中苏争论如何划定独立后的外蒙古疆界时,蒋介石的态度也从坚持要求先划定外蒙疆界再承认其独立到“准予权宜处置”.
  
  可以看出,二战后期,蒋介石在处理外蒙古问题上的态度一直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也可以看出他对承认外蒙古独立一事也有所纠结与不安,但纵使对外蒙古的主权曾有坚持、努力和斗争,最终还是不得不屈服于苏联的权威之下。无论如何,对于外蒙古的丢失,中国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应负有不可推卸和逃脱的责任。但除此以外,更为深层的原因就是大国强权政治和民族利己主义的作用,因此,外蒙古的独立也就成为了二战后美苏大国之间政治角逐、利益争夺的牺牲品,这样一来,外力作用下的外蒙古走向独立也是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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