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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发展毛泽东干部观具有重要意义研究

时间:2020-03-10 来源: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刘挺 本文字数:9400字

  摘要: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毛泽东干部观完美地实现了唯物论、辩证法与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干部理论的重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科学的干部理论形态。习近平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是对毛泽东德才兼备干部标准的继承和发展,当前,干部工作应该坚持好干部的标准,正确回答和解决好干部的成长以及如何管好用好干部问题,更多地激发出广大干部的聪明才智,更高质量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关键词:毛泽东干部观; 历史地位; 时代价值;

  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China's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Mao Zedong's views on cadres perfectly realized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materialism and dialectics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and realized th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eory of cadres. It is the first scientific form of cadre theory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i Jinping's good cadre standard in the new era ha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standard of Mao Zedong's cadres with both ability and integrity. Currently,the cadre work shall stick to the standards of cadres,correctly answer and solve the growth path of cadres,and manage well the problems of cadres,so as to stimulate the wisdom of the vast number of cadres,and practise the purpose of serving the people with high quality.

  Keyword:

  Mao Zedong's views on cadres; historical position; times value;

毛泽东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历史就把共产党推上了中国革命领导者的位置。中国共产党要完成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客观上必须要有一支坚强有力的干部队伍来履行领导职能。要建设一支坚强有力的干部队伍,离不开科学的干部理论的指导。毛泽东干部观广泛吸收古今中外干部理论优秀成果,围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心,形成了包括干部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等内容的干部理论体系,这些基本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相互联系,互为补充,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科学的干部理论形态,科学地揭示了中国条件下开展干部工作的基本规律,系统地回答了党的干部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学习运用毛泽东在解决干部问题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在此过程中展现出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对于在新时期发展毛泽东干部观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干部理论的重要发展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毛泽东完美地实现了唯物论、辩证法与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理论体系。这一方法体现在党的干部工作中,就是毛泽东的干部观,其在多个重要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干部理论。

  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干部工作的根本宗旨。干部工作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领导干部是在社会实践中涌现和被选定的,社会实践是干部工作的源泉、动力和目的,干部工作的效能最终要接受社会实践检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领导干部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领导干部就是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群众意志的执行者。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将干部开展领导工作的本质精辟概括为"领导就是服务",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1.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而不是凭财富、等级、血统占有的。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手段,而不是谋取私利的工具。在"出主意"和"用干部"这两个领导干部工作的职责之中,"出主意"即是制定目标决策,没有目标是无所谓领导的。领导干部应该是群众的朋友和教师,而不是群众的上级,也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思想政治工作是领导工作的中心,是领导者的重要职责。有效的领导活动,首先有赖于领导干部,同时也包括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性。检验领导工作的根本标准是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的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2在今天,则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统一。领导干部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和一定阶级的代表,是事业的组织者,但不是历史的主宰。中国共产党承认领导干部的作用,维护领导干部的威信,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始终坚持人民主体思想3.

  科学地分析了干部工作的基本矛盾。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其中,实事求是解决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的矛盾,群众路线解决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独立自主解决领导活动的内力和外力的矛盾。毛泽东批评了否认矛盾的观点,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他对其中的几种主要情况进行了分析:如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与集中的矛盾,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与群众之间的矛盾,领导制度中的某些环节的缺陷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产生的矛盾,以及其他种种正确的与错误的矛盾等等。毛泽东指出,一般情况下,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4.由此,他提出了正确处理领导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在政治上、思想上用民主的方法,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经济工作中实行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等等。可以说,毛泽东关于干部工作基本矛盾的科学分析是辩证唯物主义矛盾分析方法的生动运用,其思想精髓和基本方法都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提出并探索了干部工作科学化的课题。列宁提出了民主集中制这个社会主义领导体制的根本原则,但是斯大林在领导工作实践中严重破坏了这一原则。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领导体制的历史课题,提出了统一性和独立性统一以及两个积极性等原则。在社会主义领导体制方面,他还主张营造一个兼具民主与集中、纪律与自由并存,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政治局面。

  二成功地将辩证法和唯物论运用于干部工作实践

  在毛泽东的干部观中,人们看到的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适性原理,更有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思想原则和领导方式。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工作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用武之地。

  中国共产党干部工作实践的独特理论总结。王明等教条主义者曾经下结论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用以否定毛泽东的思想。这恰恰从反面证明,毛泽东科学著作的确来源于中国革命实践。生动的实践性和高度的自觉能动性,是毛泽东干部观的一大特征。毛泽东非常鲜明地用"实践论"来概括认识论,用实践的观点观察和总结干部工作活动。《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领导干部工作实践方法的高度哲学概括和总结。他曾经说过:"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5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发挥能动性的生动写照和理论概括。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把劣势转化为优势,把困难挫折转化为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从事革命实践中的经常性课题,是党的干部工作取得胜利的坚强保证。

  实现了对主观主义方法和路线的科学批判。毛泽东对于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方法和路线深恶痛绝,将其看作是"共产党的大敌,工人阶级的大敌,人民的大敌,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6.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要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在毛泽东看来,主观主义指的是同实事求是相对立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它虽不像作为哲学理论的主观唯心主义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却是干部工作实践中的唯心主义倾向。它具有主观和客观相分离,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基本特征,具体表现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态度,对待客观事物时的冒险主义和保守主义,对待群众态度上的命令主义或官僚主义等等。毛泽东认为主观主义既有其社会历史根源,又有其认识根源,因此只要人类存在,就会存在主观主义弊病。毛泽东把这一问题作为干部工作中的一项重要问题提出来,包含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完整理论和政策,以及克服主观主义的一整套方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全党把反对主观主义同解放思想相结合,从而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路线和政策。

  无产阶级党性的鲜明体现。毛泽东干部观的无产阶级党性首先表现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其次表现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7在毛泽东看来,党的干部工作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干部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具体落实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要做到不另搞一套,应该服从党的各级组织,而不搞独立王国;要维护党的核心地位,而不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要依靠党的各级组织,而不能强调个人英雄主义。简而言之,毛泽东干部观是科学性、实践性和阶级性的统一,其基本特征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其落脚点在实践;主观和客观相统一,落脚点在于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干部和群众相统一,落脚点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集体与领导者个人相统一,最终通过民主集中制来体现。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毛泽东干部观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包括关于干部选拔任用、干部教育、干部监督等一系列思想,这些思想之间的连接,构成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干部理论形态。这个理论形态,尽管在现在看来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的地方,但是它所建立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正确的,它所阐述的基本原理、原则有着普遍的和长久的指导意义。随着中国共产党干部工作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干部观在毛泽东之后也取得了很大发展,但是它所具有的原创性和奠基性地位却是不可替代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对毛泽东的干部观不理解和掌握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对其后党的干部理论有科学的和准确的理解和掌握,因为它们都是毛泽东干部观在新的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一般来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前天和昨天发展而来的,我们今天所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从以往所从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一步步发展而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为我们创造了大量基础性物质条件,而且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干部工作经验,毛泽东干部观正是这种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经过这种概括和总结后的理论,并不会因为历史的发展就失去它的一般指导意义。

  从特殊的意义上来讲,毛泽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拓做了很多奠基性工作。1956年初,为了探寻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写出了《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在他亲自主持下,党的"八大"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在这条道路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就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经济并不像许多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以'蜗牛速度'向前发展。尽管有着这些失误和挫折,人们还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时代"8.虽然在此过程中他也曾经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以至于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这毕竟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向前探索中的失误,由这些失误造成的教训对于后人来说同样也是宝贵财富9.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干部观中不仅包含了毛泽东对党的干部工作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同时也有毛泽东对已经觉察到的失误教训的深刻认识,是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概括。

  在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沿着毛泽东所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蓝图。一方面,邓小平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他也参与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性探索,在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干部观的形成和发展中也有邓小平的一份功绩。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对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怎样进行经济建设等问题上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更为重要的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承担着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的领导责任。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各方面困难,邓小平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他从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这一实际出发,敏锐把握时代发展契机,始终依靠实践、依靠群众,积极吸收有益经验,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勇于创新,表现出了巨大的政治勇气,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创立了邓小平的干部理论。

  从总体上讲,邓小平的干部理论与毛泽东干部观是相通的,是毛泽东干部观的运用和发展。邓小平曾经这样概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工作与毛泽东的思想之间的关系:"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0这一说法客观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后两段时期的内在联系。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在新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它向党的干部理论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也为党的干部理论获得新的发展创造了新条件。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了毛泽东干部观的科学性,其中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也是在大量具体的干部工作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共性的东西。我们今天所进行的事业是昨天开始的事业的继续,无法设想,我们在进行今天这个事业时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探索。我们要纠正前人的错误,但是不能同时把前人的正确方面也否定掉。即使是纠正前人的错误,最重要的工作也不在于追究个人责任,而在于分析错误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

  四传承发展德才兼备标准培养选拔新时期好干部

  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四个全面"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党和政府面临的形势复杂多变,任务艰巨繁重。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全面审视和判断国内国际两个发展大局和发展大势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要进行好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党中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党,指的就是党在发展建设进程中具有核心作用。关键在人,就是指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自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就非常重视选贤任能,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干部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努力,目前党的干部选拔任用体系已经日臻完善,选出来的干部大多都能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较好地履行了自身所肩负的职责,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同时,也要看到,围绕培养党和人民需要的新时期好干部这一重大命题,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正确回答和解决,以便把我们党的干部工作做得更好。

  首先,好干部的标准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德才兼备"干部标准在今天仍然适用。然而,受各种歪风邪气和各种因素影响制约,一些地方和部门在这个标准和尺度把握上却存在明显问题。徇私舞弊、带病提拔,选出来的干部能力素质明显不符合岗位要求,使得不少人对我们党的干部选拔标准产生了怀疑。这个问题需要引起党的各级组织和政府的注意。应该说,好干部要求"德才兼备"的标准是一贯的、统一的。还要看到,这个标准在不同的历史时空条件下又具有不同的内涵。比如,在革命战争年代,好干部要有为了实现革命目标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气概,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好干部除了政治上过硬之外,还应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好干部还要有敢闯敢干,勇于试错的精神。而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习近平同志提出,好干部的时代内涵是"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11.概括而言,党的干部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信念坚定,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二是要为民服务,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做好人民公仆。三是要勤政务实,对待工作要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务实进取,为群众做出实实在在贡献。四是要敢于担当,工作中要敢于坚持原则,面对困难和矛盾时要勇于担责。五是要清正廉洁,严格遵守领导干部各项准则,谨慎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

  在以上几条中,特别要注意党员干部理想信念问题。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好干部的首要标准。当前的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成长于和平时期,他们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有开阔的眼界,但是比较普遍的是缺乏党性锻炼,对人民群众感情不够深厚。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一些领导干部忘记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拒腐防变能力变弱了,有些人在思想上甚至已经开始腐化变质,行为上已经开始脱离人民群众,使得我们党面临了巨大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曾形象地将理想信念看作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告诫党员干部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防止得精神上的"软骨病".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在全党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制定"八项规定"狠抓"四风"突出问题,敢于顶真碰硬,"老虎""苍蝇"一起打,取得了令人民群众满意的实在成效,这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宝贵经验,是对毛泽东干部观的重大发展。

  其次,好干部的成长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内因是发展的根据,外因是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干部的德才素质和能力不是先天就有的,好干部也不是自然就有的。好干部的产生也是干部自身努力和组织外在培养的结果。其中,干部自身努力是内因和根据。一名干部要想成为好干部,首先要加强学习,努力改造自身主观世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在这方面,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可以说,毛泽东的一生都在努力学习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其中找到了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指导思想。领导干部还要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心血。领导干部要学习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提升自身认识能力和思维水平。其次,领导干部还要注重在服务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学习。让自身在投身改革生产发展的一线,在解决困难矛盾的过程中得到锤炼,不断提升自身本领。

  好干部的产生还离不开组织的关心和培养。随着当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速度的加快,党的执政面临着更为复杂多变的内外局势。中国共产党要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水平,对于党政领导干部也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可以说,单靠干部个人努力,如果没有外在条件支持,党的干部是不可能胜任其领导职能的。因此,组织必须要加强对于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为干部成长成才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首先,要把党性教育放在核心地位。使党员干部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其次,要加强干部的实践锻炼,为干部搭建平台,使干部在服务人民群众,引领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增长才干。再次,要加强对于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开拓符合中国公共管理实际的干部管理体系1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近年来,不少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违法违纪案件被查处,暴露出干部监督管理工作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从典型腐败案件来看,违法乱纪行为大都有一个从小到大、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我们的干部监督工作要注意把工作做细做实,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多采用谈心谈话等方式,深入了解干部所思所想,还要通过干部身边的群众了解干部,力求实现对干部的全方位了解。对于干部的缺点错误要及时指出,发现严重的问题要严厉查处。要充分发挥人民监督的作用,完善和畅通各类监督渠道,确保干部监督不留死角。

  再次,如何管好用好干部问题。干部选拔培养的最终目的还是要用起来。必须看到,当前有的地方和部门并没有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一些工作踏实、能力突出、真正做事的干部得不到重用,而那些能力平平、逢迎拍马、投机取巧的人却被提拔,在群众中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毛泽东提出"任人唯贤"的选人用人导向,做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党和人民事业出发选用干部,都为我们指明了干部选拔任用的正确方向。要坚持用全面、历史、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干部。评价干部时不能求全责备,要看到干部的长处和短处,用其所长。对于干部的缺点,也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因其而对干部全盘否定。要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发挥好《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的作用,进一步细化考核内容,侧重于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进步和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加强考核;进一步改进考核方法,要近距离、多渠道、全方位了解干部;进一步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要完善问责追责机制,丰富激励约束手段,实行干部能上能下制度,杜绝领导干部在制定决策时的拍脑袋、拍胸脯现象,最大限度调动党政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好干部的产生要加强正向激励。为了激励干部担当作为,2018年5月,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为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对于那些认真干事,勇于担当作为、成绩突出的干部,应该大胆使用,为广大干部想做事、能干事、干成事创造良好的外部氛围。通过合理的激励机制,促进广大干部把理想抱负转化为现实,通过给干部加油鼓劲,真正使干部把想干的事干完,把会干的事干好。只有这样,才能更多地培养和选拔出更多的好干部,更多地激发出广大干部的聪明才智,更高质量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 094-1 095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 079页。
  3代红凯:《毛泽东人民主体话语表达的历史嬗变》,《求索》2019年第2期。
  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4页。
  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2页。
  8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50页。
  9张明:《新时代深化毛泽东研究的三重理论维度》,《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11《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89页。
  12盛明科,李悦鸣:《改革开放四十年干部问责制度:历史图景与发展逻辑》,《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刘挺.毛泽东干部观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3(01):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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