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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时期西方知识在天津的传播面貌

时间:2020-11-18 来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本文字数:11960字
作者:田涛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 洋务运动的兴起,为西学在晚清天津的传播提供了条件。除学堂使用洋文西书外,上海机器局等编译的西学书籍,在天津洋务机构中普遍流通。官员与洋务幕僚、学堂师生及技术人士,是此类书籍主要的阅读者。在洋务文化氛围中,天津西学书籍市场逐渐形成,以官书局、格致书室和文美斋为代表,官方、教会和民间书肆、书坊共同构成了天津的西书流通网络。西书在天津的扩散,体现了当地士人读书风气的变动,是晚清沿海都市知识变迁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 西学书籍; 流通; 天津; 洋务运动;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Westernization Movement,western learning books spread in Tianji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esides the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adopted in the new style schools, western knowledge books translated by Shanghai Machinery Bureau were circulated in Tianjin foreign affairs institutions. Officials,staff,teachers,students and technicians were the main readers of these books. Under the atmosphere of westernization,the new learning books market in Tianjin gradually formed. With the Guanshuju(Official Book Institution),Gezhi Shushi(The Chinese Scientific Book Depot)and Wenmeizhai Bookstore as representatives,the book shops run by the officials,missionaries and businessmen constituted a network for these books circulation in Tianjin. The spread of new books reflected the change of local scholars' reading interesting,which was a microcosm of the knowledge change of coastal cit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 western learning book; circulation; Tianjin;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西学的兴起与传播,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知识变迁的主要象征。有关西学在晚清社会的传播进程,学界已有相当丰富的探究,但从书籍流通角度进行的考察似仍尚欠充分。天津开埠之后,作为北方最大的沿海通商口岸、紧邻京师的军政中心与洋务基地,是西学传播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本文以西学书籍的流通状况为主,就此作尝试性的考察,以揭示洋务时期西方知识在天津的传播面貌,进而丰富对这一时期沿海都市知识变迁的了解。
 

洋务时期西方知识在天津的传播面貌
 

  

  晚清西学东渐始于鸦片战争前后。作为运河航运在北方最重要的节点,天津既是南北贸易交汇之地,也是东南官绅进出京师频繁经行之地,一般而言,早期出现在东南沿海口岸的西学书籍应该有机会流传到当地。但在其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即使西书在天津已有流传,影响亦有限。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辟为通商口岸,洋务事业亦开始起步。特别是1870年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天津政治、军事及经济地位不断上升。“自与海外列国通商以后,于此为往来出入之门户。轮楫交驰,冠裳骈集,遂蔚然成一巨埠。”[1](下册,P5)天津相继开设了机器局、大沽船坞、开平煤矿等一批洋务厂矿,在国内率先兴办铁路、电报等事业,创建了水雷学堂、电报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医学馆等一批洋务教育机构,从而初步构筑出西学传播的空间。19世纪70、80年代,此类洋务机构特别是洋务学堂是西书在天津的一个主要流通场所。

  洋务学堂教学以西学为主,所用书籍多为购自国外的洋文西书。李鸿章在奏报1876年、1877年天津机器局收支情形时,开列电气水雷局亦即水雷学堂华洋教习、司事薪水和学生、局役等月费、工食银等共13,560余两,其中即包括“购买西书、电器”费用。[2](P1071)1878年、1879年和1880年、1881年水雷电器局费用中,也均列有该项内容。[3](P259-260,269)1885年武备学堂成立时,预算中包括“购买西洋兵事书籍、图画、测量仪器各种”,由北洋海防经费内开支。[2](P1611)设于1893年的北洋医学堂,“专学外洋医书”[4],按照该校的学规,“在外购买外国书籍、纸张、笔墨,皆须趸办。或一年一次,或每届一次,另行单请示核办。其中外国书籍为数无多,应于学生齐集后,问明已读未读开单购办,约计四年书价二千余两,纸张、笔墨价约九百余两”[5](P560),等等。

  从历年北洋海防经费收支清单中可见,购买洋文西书是一项经常性内容。如1881年、1882年列有“大沽水雷学堂购买西书并印字盘及器具等项,价银五百两二钱一分七毫四丝”[2](P1727)。1883年、1884年列有“购天地球、化学、格致入门器具,航海图洋书等项,价银四百四十一两一钱三分七厘七毫”;“购驾驶学生应用各种洋书,价银七百二十六两一钱四分八厘”;“购水师应用洋书画具,价银二百七十二两四钱七分六厘二毫六丝”。[2](P1814-1815)1885年列有“水师购用海道图等项,价银一千八百九十九两七钱”;“购毛瑟枪图说等项,价银七百八两五钱”;武备学堂“购测量机器、西洋书籍、图画、笔墨纸张并置备家具等项,价银二千二百八十三两九钱”;“水师购办练船学生需用书籍、纸笔,并机器厂需用料物等件,价银八百九十二两七钱”等。[2](P1871)1886年列有“水师学堂教习洋员霍克尔经购各学生需用仪器、书籍、画具、图纸等项,价银二千九两”等。[2](P1891)1887年则开列北洋海军购“算法书籍、画图器具”,水师学堂购“仪器书籍图纸”等项费用。[2](P2043)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天津机器局被八国联军侵占后,随俄军进占北洋水师学堂的一位俄国记者写道:“这里还有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里面收藏有英国人和德国人写的关于数学、物理、化学和其他精确科学的重要着作。”“房间里和小庭院里,到处乱扔着学生制服、各种中文、英文、德文书籍以及一些画满了制图、写满了各种习作和英语笔记的学生练习簿,还有一些用中文为学生编写的外国科学书籍”。[6](P206-207)可见在这些洋务学堂中,洋文西学书籍为必备的收藏。

  在天津机器局等洋务机构中,则有各种西书中译本的流通。朝鲜官员金允植1882年居留天津期间,在日记中记有机器局南局(西局)赠送朝鲜国王的书单,计53种,涉及航海、制造、数学、军事、矿务、时事以及声、光、化、电诸学,绝大多数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本。[7](P276-277)金允植本人也获得过中方官员的赠书,如机器局南局龚照玙赠送金及其从事官李泰骏《星轺指章》《公法便览》《地球全图》各一部。[7](P320)金氏回国时,南局王德均和徐建寅赠送西书19种74本,涉及水师、航海、汽机、化学、声学、火药、轮船、炮弹、煤矿等方面。[7](P390)另外,金氏在天津期间,还借阅过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丁韪良所译《富国策》以及丁氏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等[7](P155,194,259),可知此类书刊在天津洋务机构中都有流通。

  除了洋文西书和上海等地的中译西书外,天津洋务学堂与企业也从事西书译印。除水雷学堂曾购买“印字盘”外,1883年、1884年北洋海防支出款目中有“购印字小机器全副,价银一百九十二两一钱三分九厘”的记录。[2](P1814)天津武备学堂也设有印书机构。1885年北洋海防经费清单中,列有“武备学堂购印石印铜器具料物等件价银一百五十二两”“购印字机器价银一千二十一两九钱”等[2](P1871),可知该堂成立之初即购置了印刷设施,并聘有一位名为“来歆克”的“印书洋匠”[2](P1914)。1886年夏,醇亲王奕讠睘视察武备学堂时,曾“赴印书房看机器,并问学生测绘功课”[8](P293)。王尔敏在《清季兵工业的兴起》中称:北洋水师学堂“自身兼事译书工作,惟无书目流传,只能散见数种,无法揣其详细内容”[9](P154)。该书所附“清季译着兵工学书目表”中,录有天津机器局、北洋水师学堂译印西书共约近20种。[9](P206-222)加上其他散见的西学译着和撰着,天津机器局等出版的西书,目前可知者约有二三十种。

  天津的洋务人士中,不少人曾从事西学翻译与时务着述。如湖北沔阳人卢靖(木斋)1886年任教北洋武备学堂,其间撰有多篇数学着述。曾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工作的华衡芳应聘来津后,先在机器局任职,后到武备学堂任教。华在上海曾与傅兰雅等人合作翻译多种西学着述,在津期间仍着有《抛物浅淡》《开方别术》等书,其所辑《算法须知》即在1882年出版于天津。天津洋务机构译印的西书,内容上偏重于陆海战法和枪炮制造,其去向大致有二:一是北洋水师及天津的淮、练各军。李鸿章在1878年曾称:“上海机器局译刻《克鹿卜后膛炮法》、天津军械所译刻《克鹿卜小炮简本操法》均已印发各营,令将弁兵勇日事讲习。其已译未刻之《德国炮队马操法》及续译各书,应饬令各营各局人员随时择要妥细办理,俾将弁人等于外洋兵法用器一律通晓,以昭慎密而利军行。”[2](P1037)二是天津机器局等制造企业。天津机器局以制造火药、枪子、炮弹、水雷等军工产品为主,已知出版于天津的译书中不少即以此为内容,显然是军火制造的技术参考用书。不过,这些有特定用途的西学专书,也会面向社会发售。1891年天津石印书局售书告白中就包括部分此类西书:《测量释例》每部六本,价银四两;《鱼雷图说》每部二本,价银四钱六分一厘二毫;《子药图说》每部二本(克鹿卜),价银三钱八分;《子药图说》每部二本(阿墨士庄),价银四钱二分五厘。[10]

  洋务事业对西方知识的需求,带来了洋文西书和中译西书在天津的流通。洋务官员与幕僚、新式学堂师生以及洋务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士,是此类书籍早期主要的阅读者和应用者。在这一意义上,机器局、学堂及其他洋务事业的创建,也可视为新知识空间在天津兴起的象征。

  二

  洋务运动的兴起带动了天津士人知识风气的变动。从19世纪80年代起,西学书籍在天津的流通已不限于洋务机构,而开始面向当地社会传播,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洋务运动兴起之初,地处北方的天津尚属风气闭塞之区。1870年李鸿章主政直隶后,以提倡文教、培养实学人才为要务,1881年设立直隶官书局,分为保定、天津两处,“购运各省新刊书籍,设局照本发售,俾北方寒士增广学识”[1](上册,P993)。天津官书局最初设于城内问津书院,后来移于水月庵,专事购运南方各书局如金陵书局、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江西书局、浙江书局、湖北书局、上海制造局、上海千顷堂、南京李氏光明庄以及福建、广东等地所刻印书籍。通过上海招商局以轮船海运天津,其经销的书籍包括大量的新译西学着述,以及报纸、仪器等。[11](P83)其运书发售章程云:“西学亦为当务之急,应行文上海制造局,将译刻书籍书目随时送直,由省局酌定数目买运。”1光绪七年(1881年)刊刻的《直隶运售各省官刻书籍总目》中,“史部”书列入了《海道图说》《四裔编年表》《平圆地球图》《西国近事汇编》《列国岁计政要》等西学着述;“子部”书目中则有算学、天文、航海、制造、格致各类新书,如《算学启蒙》《勾股六术》《开方表》《对数表》《恒星图表》《运规指约》《制火药法》《开煤要法》《地学浅释》《金石识别》《化学鉴原》《化学分原》《防海新论》《克虏伯炮说》《代数术》《轮船布阵》《行军测绘》《声学》《攻守炮法》《微积溯源》《绘地法原》《炮准新法》《测候丛谈》《格致启蒙》《重学》《谈天》等。另外还有畿辅志书局刊刻的《通商各国条约类编》等。该总目还附有上海千顷堂书坊书目,其中可见《星轺指掌》《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瀛环志略》以及《皇朝经世文编》等书目。

  大致而言,官书局发售的西书以江南制造局译本为主,也包括少量国人自着的西学、时务和经世类书籍,如《瀛环志略》《皇朝经世文编》等,其种类之丰富,堪称天津最重要的西书发售机构。《申报》1882年一则报道称:“津门虽为通商马头,百货骈集,然书坊甚少,藏书之家亦不多睹。目下当道诸公,深念经籍为士类必需之物,特就鼓楼南问津书院设一官书局,由南购运各书,平价发售”,津人往购者十分踊跃,“趾踵相接”[12],可见天津士子对官书局各类书籍的欢迎。

  除官书局外,天津格致书室也是当地重要的西书集散地。格致书室1885年正式成立于上海,1886年即在天津设立分部,为上海之外第一处分部,最初设于租界,后迁移到宫北大街。格致书室发售上海等处出版的西学着述,其创办者傅兰雅称,天津分部自开初即“可以负担自身的运转费用”[13](P314),可见其经营状况良好。当年该书室在天津《时报》刊登的广告称:“本书室现分设天津城外马家口福音堂隔壁,办售制造总局、益智书会、同文馆、博济局等处所着天文、地理、机艺、算法、医、化、地、矿、光、热、声、电、动、植各学之书,并格致图画以及石印、铅版等书均有出售。”[14]光绪十三年(1887年)七月二十三日,时在翰林院任职的严修由京回津期间,曾到过这家书室。其日记称:“到格致书室买次等‘天地球’四张、《格致须知》一部。”[15](P455)光绪十七年(1891年)七月二十七日,陶保廉随父至天津时,也曾到这里购书:“至文美斋购书籍,又至格致书室购算学、舆地、时务各书数十种。”[16](P71)1896年,时为保定莲池书院山长的吴汝纶在一封信中提到当时所译西书,列举了《防海新论》《富国策》《自西徂东》《泰西新史揽要》《西国学校》《万国岁计》等,称“其书则天津格致书室皆可购也”[17](P130-131)。可见吴氏对天津格致书室颇为熟悉。1895年,该书室曾刊登广告称:“本书室新到梅氏丛书、算学笔谈启蒙书,格致入门须知,代数备旨,八线备旨,数学启蒙,格致启蒙,时事新论,几何三种,格致课艺,九数通考,中外通商吉书(附中日议和通商章程),每本津钱一百五十文,如蒙光顾,价值格外从廉,其余各书多不及载。”[18]从这则告白看,这批新到书籍价格划一,多为算学和格致类的启蒙与入门书,其发售对象显然是对西学有兴趣的普通士人。

  除格致书室外,陶保廉到访过的文美斋,是天津兼营书籍的一处南纸局。文美斋创办于道光、咸丰年间,同治末年由焦书卿任总司,营业大兴。光绪中叶,文美斋兼营版刻和石印书籍,并增售书籍,是天津书坊中影响最大的一家。[11](P77)文美斋发售西书始于何时,难以考证确实,但在19世纪80年代,文美斋已是天津一处重要的西书流通场所。

  官书局、格致书室、文美斋实际上分别代表了晚清推广西学的三个不同的系统,即官方、教会和民间。与官方和教会推广西学的动机不同,类似于文美斋这样的民间书肆的西书发售,显然是迎合市场之需的商业举措。事实上,在19世纪80年代,除了格致书室外,另外一些上海书庄也在天津开设了分局或分部,反映出这一时期天津书籍市场的扩大。上海申昌书局是申报馆设立的出版机构,又称申昌书画室。至晚到1886年,该局已经在天津宫北街设立分局,发售包括点石斋地图、画报、英文图说等在内的各种书籍。[19]徐润等人1881年创办的上海同文书局也在天津设有分局。从1886年该局推售《佩文韵府》的告白中可知,该分局设于天津北门东的一家笔墨店,其寄售处则包括“东城根四宝斋、宝文堂,北门内李文魁、北门外文德堂,估衣街杜经魁,鼓楼东汲古斋”等多处。[20]在上海颇有影响的抱芳阁当年在天津《时报》也曾刊登告白,在天津官书局和文美斋招股发售《佩文韵府》[21],可知其在天津也有售书活动。上海、天津均为沿海通商口岸,借助于轮船航线,两地往来较为便捷,故在北方而言,天津最先受到上海的辐射和影响。上海为晚清出版业的中心,天津则是其在北方的重要市场,两地书业自然形成了较为密切的关系。

  书肆以发售书籍为主,兼营刻印,书坊以刻印为主,兼带售书。除了文美斋之外,天津还有其他多处书肆和书坊。1876年11月1日严修日记有“到文美、四宝斋、文聚、艺文堂、联珍斋”的记录[15](P23),1880年7月25日则记有“宝文书坊”之名[15](P47),1884年7月8日严修记“到栖古斋”,此后不久又数次到“宝琳堂”,并有“到宝琳堂还账”的记述。[15](P153、163、169、170、178)当年10月,严修日记中还有“锦盛祥看画报”的记述。[15](P179)这里的四宝、文聚、艺文、联珍、宝文、栖古、宝琳等处都是售卖书籍的所在,其中不少系南纸局兼营书籍,其中也包括各类新学和时务书籍。如1888年四宝斋曾发布出售算学着述的告白。[22]另一家名为“锦盛祥”的南纸铺则发售记载伊犁交涉的《金轺筹笔》等书,称其“诚洋务之津梁,经济之士所宜先睹为快也”[23]。此外,当地一些货栈和商铺也利用其运销网络传递书籍。严修1880年7月下旬,就曾委托一家名为“千祥号”的货栈捎书数种。[15](P46)上海等地出版的新书,通过沿海航线或运河北运天津,十分便利。这些货栈参与新书的贩售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天津着名的商业街针市街上,也有货栈发售上海点石斋书籍。[24]

  除了运销上海等地的书籍外,天津官书局、天津《时报》馆等也从事时务新书的印售。1886年天津官书局曾编印《通商条约类纂》,在官书局和文美斋两处发售。[25]1886年天津《时报》馆成立后,次年石印徐建寅所译《德国扩充海军条议》,1888年印《海国妙喻》(为《伊索寓言》中译本之一,系张焘改写的汇辑本)。1888年又印郭嵩焘《罪言存略》2,000余部,其告白称:“海禁之开数十年矣,而措置洋务不卑不亢,斟理酌情,悉归至当,缙绅先生难言之。挟意气之私者好为大言,存畏葸之见者希图粉饰。究之见闻未确,中情无主,刚操柔纵,无一是处,群以洋务不为膻地即为畏途者,以此。郭筠仙侍郎负经济才,充英法使,不动声色,措之裕如……所着《罪言存略》,援古证今,归乎至当……本馆购得善本,排印二千余部……收取工价银一角五分,月底出书,留心时事诸君定以先睹为快也。”[26]该报1891年刊登的告白则称,该书由文美斋代售。[27]根据1891年天津《时报》的告白,其时天津还设有石印书局,除兵学各书外,所售各书还有《中西度量权衡表》《宝星图说》《中俄交界图》《八省沿海图》《不定方程解法》等。其发售地点则包括官书局、文美斋、艺兰堂、文德堂、宝森堂等。[28]

  总体而言,19世纪80、90年代,天津西书流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除运销上海出版的各种新书外,本地也有西学和时务着述的印售。市场可见的西书既包括天文地理、算学格致、声光化电等各类专书,也有较为浅显的西学入门书,大致体现了洋务时期西学译述的内容格局。以官书局、格致书室和文美斋为代表,官方、教会和民间书肆、书坊共同构成了19世纪80、90年代天津的西书流通网络,为西学在当地的传播提供了支持。特别是一批民间书肆与书坊兼营西书,一定意义上表明在天津这样的通商口岸城市,西学书籍的市场已经形成,其影响已及于普通官绅士民。

  

  西学书籍规模化和市场化的流通,意味着19世纪80年代的天津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西书阅读人群。这一人群大体上由两类人士组成:一类是洋务人士,一类是具有西学兴趣的本地士人。

  对天津的洋务士人(包括官员与幕僚、学堂师生、技术人员等)而言,西学与时务书籍为其常备之书。朝鲜官员金允植在天津招商局唐廷枢处,见“壁上挂亚西亚地图”,系从上海购来者。[7](P227)1882年6月15日,金允植拜访马建忠斋,称“东偏房贮洋书数千本。左右列置椅桌,皆洋物也。”并称“眉叔久游西国,故书册、椅桌多洋物也”。[7](P281)6月29日,金允植访津海关道周馥,在周的书房看到“左右贮书数千本,皆经籍典故及时务关切之书也”[7](P307)。薛福成1875年8月抵津入李鸿章幕府后,日记中提到的阅读内容有王韬的《普法战纪》、何如璋的《使东述略》、日人竹添光鸣游历中国所着的《栈云峡雨日记》、浪穹王崧的《矿厂采炼篇》,以及何如璋的《通商说》、马建忠的《铁路论》等。薛氏日记中常见对报刊消息与言论的摘录,提到的报刊在20种左右,除上海出版的《申报》等之外,还有香港、英国、美国、日本等处出版者[29],可见其时天津洋务人士的西学书报阅读已颇为广泛。

  洋务人士成为西学与时务书籍的受众当属自然,更值得关注的是本地士人对西书的反应。在洋务时期输入的西书中,引发当地士人兴趣的,首先是算学书籍。地方文献中提到一位名为杨承烈的人,其“幼时读书衙署,即喜演算,积一生心力博览冥思,悠然有合于古畴人之恉,遂成独造”,所着《开方粹》一书,由其门下付诸石印,“乡人治此学者,实以承烈为先导”。[1](中册,P798)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科举人高炳辰也对算学颇有研究。高撰有《代数便记》5卷,其自序中略谓:“自各书以华文译西语,文义不免艰涩,则算理反为文理所掩,因就所演习者,既布列其式,复申明其法,各以七言括之,但期理之易解,不嫌词之不文,题曰‘便记’,盖以校算书难读之弊也。”[1](中册,P973)鉴于算学译本过于晦涩难读,高炳辰撰写了这部着作,可见高氏本人对当时的算学类译书应有过广泛的研读。涉足算学的天津士人还有不少。曾主持天津问津书院的李慈铭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一月的日记中提到,其时肄业该书院的张大仕、陶喆甡“俱通算学”。[30](P11238)李曾为学海堂命题“今鲁方百里者五”,其日记称:应课的陈鸿寿、赵士琛两人“皆能以算法和较数考鲁之方百里者五,陈生更为开方、长方两图以明之,极有心思”[30](P11322-11323),可知二人也颇有算学修养。在京供职的天津进士王文锦、华学澜对算学也颇有研究。光绪八年十二月初三日(1883年1月11日),张佩纶在《敬举人才折》中推荐4人,首位即翰林院编修王文锦,称其“习于兵家之言,测候星文,讲求形势,皆今可施行而不拟于古”[31](P265)。至于华学澜,地方文献中称他“生平嗜算,所演细草率由冥思而得”,并完成了数种算书。[1](中册,P805,937)1936年,陶喆甡之子陶孟和为华学澜《辛丑日记》作序称:“华瑞安先生自己对于西学如何研究、提倡,虽不可知,然其对于天算则热心的追求,天算乃当时一般士大夫所认为西学的。”[32](P457)

  19世纪80年代,天津已经出现了一个对算学和西学充满兴趣的小型知识群体,除王文锦、华学澜、陶喆甡等人外,其成员至少还有陈奉周、严修、陈骧等多位。陶孟和称,“就我记忆所及的,天津在甲午之前即起始讲求西学的有三个人”,即陈奉周、陈骧和陶喆甡。陈奉周“是一个秀才,钻研‘格致’之学,在大家都不知医学为何物,相信西医都是割去儿童眼睛的时候,他便会开西医的方剂,而且诊治有效。这位先生曾在严范孙先生家里,教过他的长子,他好像是在戊戌年前后故去的”[32](P454)。陶孟和提到的陈骧,在天津士人中很有名气,“生平最精格致之学”[33](P212)。陶孟和称,陈骧“常专门研究化学。他不特将《化学鉴原》这部书读得熟透,还叫他的儿子读英文,买英文的化学书,研究化学制造”[32](P454)。甲午战争后,陈骧曾建议在天津设立时中书院,专课西学。陶孟和之父陶喆甡,也对西书有广泛的研读。陶喆甡去世后,严修挽联有云:“经籍史乘、金石文字、训诂词章、医方算术、列朝掌故,旁逮海外国书,学博矣哉”[34](P304),可见严修对其博学的肯定。关于甲午前陶喆甡研读西书的情形,陶孟和回忆说:

  我的父亲除了帖括以外,致力于经史及地理之学问,同时更讲求西学,我记得在我极小的时候,我的父亲便订阅傅兰雅所主编的《格致汇编》,此外如《天文须知》《地理须知》一类当时英国专家所写的科学入门书而译成汉文的小册子,也不断的购买。关于地理及数学的书籍,如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几何原本,代数备旨,八线备旨(八线就是现在的三角)等书,他也常诵读、记忆、练习。在我八九岁的时候,他便用小纸条写出世界各洲各国的名字,或七十二种化学原质(当时还只有七十二种),叫我努力记忆。他读书认真从他圈阅所读之书可以看出,如《算学笔谈》《梅氏丛书》以及其他许多现在所谓国学,全写满了他的极齐整的朱笔的标点。[32](P455)

  对西书与西学抱有兴趣的天津士人当然不止上述数人。清末成为天津知识界领袖的严修,也在这一时期开始研读算学与西书。严修接触天文算学,始于1880年。1883年严修中进士后,次年大部分时间在天津自修,其时日记中多见“看算书”“演数学”之类的记述,以及勾股、弦率、积、率等算学知识,并与陈奉周等数位天津士子多次共同研习算学。如二月二十七日:“奉丈来,谈兵及韵学,并示炮操演算法一则”[15](P85);三月初七日:“月波来谈《算法统宗》内‘开方带和纵’一条”[15](P96)。三月十七日:“借少南《城隍庙碑》一本、《勿庵算书》三本。”[15](P107)五月二十一日:“继璞来谈算术”,次日:“与继璞试重测法”;五月二十四日:“奉周谈算术”。[15](P141,142)闰五月初十日:“与继璞试笔算。”[15](P150)闰五月二十七日:“借仲铭《白芙堂算术》一部。”[15](P157)这里提到的“奉丈”“奉周”即陈奉周,“继璞”即陈继璞,事迹待考。“月波”即尹溎,1873年举人,与严修有数十年之交,曾随严修赴贵州。“少南”即宋少南,严修表兄。“仲铭”即陶喆甡。从严氏日记中可见,1884年严修还阅读过《海道图说》等书籍。从1886年到1894年出任贵州学政前,严修大部分时间在北京供职。其间,颇致力于算学及各类西学着述。从中可见,严修的西书阅读已颇为广泛。

  就上述天津的西书阅读者而言,多为功名在身的士人。严修、王文锦、华学澜均为进士,陈骧为1888年举人,后于1898年中进士,陶喆甡则是1893年举人。严修、华学澜、陈骧、陶喆甡以及王春瀛等,且都曾肄业于当地的问津书院,其生活与求学方式并未脱离出一般士人的轨辙。作为科举之士,其对西书与西学的热衷,或受到天津洋务氛围的影响,但大体上应视为个人兴趣以及彼此感染与影响所致。但无论如何,他们开创了当地士人新的知识风气。陈宝泉追忆其早年读书情形时称:“予二十五岁以前,为时势所囿,不得不习时文,然殊非所好……十六岁从王菊舫师(讳廷瑜,天津人,己丑举人)学,与陶逸甫(善璐)、李湘琴(金藻)二君同学,相友善,始从事算学及古文学。”[33](P220-221)陈宝泉生于1874年,少年时期购书已以史学为重,1890年前后开始从事算学和古文学,可见其读书程式与一般士子已有区别。

  在天津洋务文化的氛围下,西书与西学不仅得到了类似严修这样的科举之士的认同,民间人士中也不乏接受者。一位名为殷仲深的,“人已残疾而深明勾股之法”[1](下册,P727)。殷氏曾致信主持上海《教会新报》和中西书院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就该报刊登的京师同文馆岁考中的两个数学问题求教。他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西学与西书的热衷:“惟天文算法重学格物诸书,夙所嗜好,亟欲先睹为快”,并自称“尝于八线三角勾股对数诸术,极意参究”,且着有“勾股正负术八卷,专发明立天元一法”。[35]另外一位名为“唐锡五”的天津人,也曾致书林乐知,询问“西国用铅笔作字,其字迹可用一物拭去。此物何名,何物制成,更有何用”。林乐知作书六千余言进行解答,以《答天津唐锡五先生问橡皮书》为名,分多期刊登在其主办的《教会新报》,内容涉及到橡胶的生产制造、特性、用途、橡胶贸易等,实则是一篇有关橡胶的科普长文。[36]《津门杂记》的作者张焘也是一位留心西学的人士,张“博学多才,工书善绘,知岐黄,识洋字,诵读之余,每每留心时事”[37](P6)。在《津门杂记》中,张焘对欧美传教士的译书活动颇有赞誉,“如讲究理学格致诸书,多半出于传教者,精益求精,有俾实用,凡利人之举,莫不乐为之”[37](P248),可见张焘对其时的西书、西学应有相当的了解。在天津这一通商口岸,这些对西洋语言、西洋事物颇有兴趣甚至知识特长的人士获得了生存空间,表明了西学在民间社会的渗透。

  书籍的流通状况,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知识风气。洋务时期的天津,既是迅速发展的通商口岸城市,也是各类新式事业的汇集之地,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为西学书籍的扩散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也促成了当地西书阅读风气的形成。从天津的西书发售情形看,官方、教会和民间均有参与,大致可见这一时期沿海都市西学书籍流通的基本格局。官方和教会的西书推广有其主观的引导意图,而民间书肆的西书发售,则是市场需求的直接体现,更反映出普通士人读书风气的变动状况。西学书籍的流通特别是民间书肆的西书发售,与西书阅读市场相互作用,表明西学在天津士大夫阶层和民间社会的扩散和渗透,已大致具有规模化和市场化的特征。在一定意义上,洋务时期天津的西书流通与阅读不仅象征着当地士人读书风气的变动,也可视为晚清沿海都市知识变迁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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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天津殷君考求西法来书[J].中国教会新报,1872(199).
  [36] 答天津唐锡五先生问橡皮书[J].中国教会新报,1872(188-196、198).
  [37] 张焘.津门杂记[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注释

  1参见畿辅通志局:《直隶运售各省官刻书籍总目·篇首》,光绪七年(1881年)刻本。

  原文出处:田涛.洋务时期天津的西书流通[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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