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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日本舆论视野中的西安事变---以《盛京时报》为例

来源:未知 作者:李玉敏 李莉英
发布于:2021-02-22 共8925字

  摘要:《盛京时报》作为日本在华的舆论宣传工具,其对于西安事变的关注与报道以服务日本对华政策为核心。该报在关注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无论是对事变起因的报道分析,还是对相关人物张学良、蒋介石的评价,以及对事变影响和结局的预测,都十分明显地呈现出站在日本当局立场之上的倾向,而且其一直力图将事变引发的不稳政局进一步搅乱,以期在中国内部动荡的状态下谋取渔翁之利,但最终事与愿违。

  关键词:《盛京时报》; 西安事变; 报道;

  An Analysis on the Report of Sheng Jing Times about the Xi’an Incident

  LI Yu-min LI Li-ying

  Department of Marxism,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Abstract:As a public propaganda tool of Japan in China,Sheng Jing Times focuses on and reports the Xi’an Incident to serve Japan’s policy to China.The newspaper focused on the process of the Xi’an Incident,whether on the reports of the cause of the incident,or the evaluation of related characters,Zhang Xueliang and Chiang Kai-shek,or the impact of the incident and the predictions to its end,the newspaper are clearly presented with the tendency of the pits on the Japanese position.And it tried to use the incident to lead the unstable political situation to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 upset,to seek benefits from under the internal unrest of China,but eventually bankrupted.

  西安事变发生于中日矛盾极度激化的情况之下,这一历史事件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而日本对事变本身及事变发动者张学良也予以高度关注。在当时的历史态势下,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日本政府和国家态度风向标的《盛京时报》,更是对西安事变问题着力进行了报道和分析。

  作为由日本人在中国创办的一份中文报纸,《盛京时报》是日本在中国东北重要的舆论媒介,其对中国相关新闻报道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此种特点在其有关西安事变的报道中明显呈现出来。在多方面关注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可以显见其相关报道分析,在着力配合日本军国主义者推行的侵华政策。本文以日本在中国创办的最早且影响力最大的报纸《盛京时报》的相关报道为核心,来考察和分析日本舆论视野中的西安事变。

  一、瞩目事变起因,因时转换说辞

  突然发生的西安事变不仅令中国政坛各方措手不及,也引发各方舆论极为关注该事件发生的起因。在九一八事变后已经开始公开为日本代言的《盛京时报》对相关问题也是极为关注,尤其是自报道西安事变问题之始,就一直关注并着力分析事变发生的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报在不断变化着一些说法,综合该报分析原因的各种说法,概括起来可以有这样几种内容。

  第一,着力强调西安事变性质仍然是中国军阀内部之间的争战。1936年12月14日,《盛京时报》首次开始报道西安事变问题,就在头版的位置以《张学良军在西安哗变》为标题,将事变定性为“叛乱”[1],并且在接下来的报道中称张学良背后有广西派的支持等[2]。此种分析,无疑是认定,西安事变的发生实际上仍属于军阀之间的争夺。在接下来的报道中,为证明军阀“叛乱”之定性,该报还极力强调,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时提出的各种主张,如“指责国民政府之优柔不断之态度、并极力主张对日即刻开战、改造国民政府内部”等等,不过是为其实行“叛乱”寻找的理由,而这些主张实际上不过是“表面之口实而已”。真正的原因则认定是张学良因为被蒋介石追赶到西北边境,其心中存有不满,“仇视蒋介石之政策”,所以现在趁蒋介石不注意“而爆发”[2]。紧接着,又强调张发动兵变是其对蒋介石将其“移驻边境”的报复,称张对蒋的不满有财政经济方面因素,因为张学良已经投资一千万元大力经营西安,其中包括总司令楼等不动产,可见张学良力图将西安作为第二个奉天,但是蒋介石却命令张学良军“移驻福建省”,这无疑是宣布张学良财政层面的问题严重,甚至是等同于“破产”。正因如此,才引发张学良思想意识由“抗日”转变为“反蒋叛变”。[3]

  第二,力图将视线引向苏联,一再渲染其是西安事变背后的推动者。很长时期以来,日本和苏联之间为争夺在华权益有着深刻的利益冲突,因此双方在西安事变发生后,都力图划清自己与事变的关系,并极力指责对方是该事变的背后支持者。由此,作为日本在华舆论喉舌的《盛京时报》把攻击矛头对准苏联,以此来配合日本政府的政策。

  在12月15日《盛京时报》的第2版中,有一组题为《对西安兵变之外国见解》的报道,其中称意大利“断定”西安事变为“苏联策划”,是苏联政府的“新策动”。文中宣称张学良军所使用的武器及军费等“由苏联提供”是确信不疑的,而且断言由于“苏联政府最近在上海结成策划排日行动之共产主义秘密结社”,虽然“张学良今日尚非共产主义者”,但是为了强化反蒋介石的势力,张学良可能会“变成共产主义者”。[4]这显然是在借用他国口吻攻击苏联。时隔一天之后,《盛京时报》就以所谓“苏联消息灵通者”的观测,称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不全是“偶然事件”,因为它恰逢苏联政府“对日德协定”成立之际,而联系此前苏联曾对日本政府签订日德协定提出过警告,所以认为西安事变似乎“为对日本之某种反抗的行为”[5]。直至12月20日,《盛京时报》仍在其相关报道中渲染苏联在西安事变中的影响,称西安事变的解决关键在于莫斯科,并附有小标题“苏联丑态暴露”[6]。

  然而,苏联政府方面不断通过各种方式来澄清其与西安事变没有关系,尤其是在12月22日苏联驻华代理大使明确表明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毫无关系的情况下,无奈之下的《盛京时报》不得不表态,将苏联驻华代理大使的相关表达刊登在该报之上[7]。至此,对苏联的攻击告一段落。

  第三,是将矛头指向共产党,不断宣扬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与中共密不可分。事变发生之初,《盛京时报》即在12月15日第二版头条显着位置以鲜明的字号标出“西安叛乱有共党魔手”,认为“张学良发动兵变背后,明白察知有共产党魔手活跃”[8]。而分析有关如何解救蒋介石的问题上,该报社论中曾提出蒋夫人宋美龄可去求助其姐姐宋庆龄,“向学良背后共产军极力运动”,或许能早日将蒋介石释放,“亦未可知”[9]。言下之意即张学良之所以发动西安事变囚禁蒋介石,有共产党的作用在其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盛京时报》则开始明确断言“张学良之兵谏与赤寇有关系”[10],以模棱两可的言辞称周恩来“似与张学良等有联络密商”,张学良具有浓厚的“联共色彩”,进而言之凿凿地称中共与张学良之间显然已经“缔结攻守同盟”[11]。

  可以看到,《盛京时报》在分析张学良发动事变动因的过程中,先是以既有思路即“军阀内争”为分析的切入点,认为张有“报复”之嫌疑,但同时又不断渲染和强调,在张的背后还有苏联和中共的推动因素。何以会如此?究其原因与日本政府方面的外交政策具有紧密关系。对日本而言,极为担心苏联和中共参与策划西安事变,因为张学良如果联苏联共,则会给中国政局带来一些不利于日本的变化,这是其不想看到的。正因如此,作为日本在华的舆论工具,《盛京时报》充当了急先锋,在事变发生之初,才会大力渲染苏联和中共在事变中的影响问题,其目的显见是要通过此种攻击进一步孤立张学良,进而避免在中国政局问题上出现其所不愿意见到的后果。

  二、关注事变影响,多层面着力报道

  西安事变发生之际正是日本在中国华北侵略加剧之时,张学良的这一举动不仅影响中国内政,而其也会牵及日本对外政策。日本方面对此曾预测,因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会使得蒋介石政权因之崩溃,而且断言,在这样一个已经确定发生的事实后,此后的中日之间的关系“似为有一个大变化”,因而日本方面“非常紧张”,“集合各方面情报,而严重监视将来事态之推移”。[12]在《盛京时报》相关报道中所呈现出来的,则是对于事变引发中国政局的变动着力进行预测分析和报道。

  《盛京时报》首先着眼于中国中央政权变化层面。在12月14日,《盛京时报》刊发西安事变后的第一篇报道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首先以超大字号标题明确《蒋介石被监禁 张学良发出通电》,接着以小一号的标题说《谓对日宣战改造国府》,在具体文中简单引用南京方面的电文,对标题予以说明。紧接着在正文里面详尽分析事变的发生对中国内政会产生的影响:蒋介石的政权“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必将完全崩坏”,“对中国今后内政上将行一大改革”。并由此引发出中日关系“似为有一个大变化”的结论[12]。在第二天的报道中则直接称“国府将呈崩坏”[13]。然而,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让日本方面极为意外,因为事态并没有按照日本的预估演变,不仅中国的中央政权并没有弱化,而且在张学良陪同蒋介石抵达南京后,西安事变以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由此证明,《盛京时报》在14日的报道分析是完全错误的,最终不得不承认从国民政府的现状来看,蒋介石“依然成为南京政权之中心,毫无变化。对内政外交,踏袭从来既定方针”。[14]

  与关注国民政府中央政权层面相比,《盛京时报》对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有关西安事变的态度更为关注。一方面,事变发生后不久已开始对西安事变引发各派力量的变化进行预测和分析。其中,认为张学良毫无疑问地和中共军队“联络一气”,而“共产军背后有苏俄之后盾,亦略可断言”;但是对于张学良与山西、与华北冯玉祥旧部、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之间,是否已经“造成共同阵线”,“现在不无疑问”。然而今后随着形势变化,“或现出此种局势,亦未可知”[15]。

  另一方面,大力报道宣传中国国内各派力量对西安事变的反应。12月15日《盛京时报》第二版整版新闻都与西安事变有关。其中,有诸多内容涉及到各派力量态度的问题:称“因西安张军兵变 李(宗仁)白(崇禧)动向颇堪注目”;“主张妥协”的冯玉祥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会被“国民政府监禁”;而宋哲元则坚持“反共安民之态度”,“静观事态之推移”[16]。12月16日《盛京时报》同样也是如此,其报道称宋哲元表明态度“率兵候中央命令”,万福麟“誓拥护中央”;桂系联名通电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实行对日宣战,统一抗日战线。[5]在接下来几天的新闻中,对地方势力的关注仍在持续,尤其是18至20日间连续报道有关西南方面李宗仁、白崇禧的相关动向。其中,18日的报道称因西安事变引发不稳定,“桂省在梧州宣布戒严令”,以“防止共产党反动分子之潜入策动”;突出显示对于西安事变西南方面的对策问题,指出李宗仁、白崇禧派遣李(李品仙)赴南京,与中央联系紧密化,观事态发展。[17]12月19日,又有报道称李、白二人正在等待时机,逼迫中央。[18]12月20日,有报道为“桂通电反对讨张 请实行对日宣战 何应钦命罗(罗卓英)监视广西军”。除了西南之外,《盛京时报》还对华北山东方面予以关注,报道称在西安事变的问题上“冀鲁取共同动作”[19],而到12月25日,该报则将23日宋哲元和韩复榘对西安事变发出的联名通电报道出来,该通电要求国民政府采取政治妥协的办法解决西安事变。[20]

  综合以上信息总体上可以看到,在相关分析中,日本方面对地方实力派极为看重,对地方势力的崛起抱有极大希望,甚至认为中国目前的政局是中央“大权旁落”,中国很有可能“不久或复归军阀割据之故态”[17]。但是,上述所有的分析与预期,伴随蒋介石回到南京而落空,使其感到极为遗憾,以至于在12月29日该报发表文章,题为“因蒋氏生还,桂派计划归画饼”[21],该文的核心思想是表达日本方面的失落,只不过是借他人之口转达出来。

  三、“关心”当事者,大力负面渲染

  《盛京时报》对西安事变中涉及的核心人物张学良和蒋介石都给予了高度关注。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当局的核心人物,其个人政治生命关系到日本当局将来的对华政策问题。而张学良是东北曾经的主政者,1928年他以一场“易帜”影响了中国的政局,而1936年他在中国的西北又因一场“事变”引起世人关注。无论是“易帜”还是“事变”,其背后直接或间接的有着日本的因素和影响。由此,《盛京时报》作为日本在华的舆论喉舌,其相关报道对张学良和蒋介石都极为关注,而对二者的相关新闻总体上都给人以负面渲染以诱发中国内部矛盾激化之印象。

  《盛京时报》有关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的相关新闻,对其政治命运的可能衰落以及个人命运的悲观预测充斥着嘲弄及造谣;而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死了”亦或“还没死了”直至“他回来了”,则在《盛京时报》的报道中成为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22]

  一方面,强调蒋介石的政治命运会因事变就此衰败,并且不断渲染其个人命运的悲观前景。12月14日,《盛京时报》的报道中表明,尽管消息不明确,但是通过分析事变的规模,可判定蒋介石无生命之忧,但“其命运已被绝望”[12]。接着,12月15日头版头条的论说中对蒋介石的被扣予以嘲讽:如果蒋介石“自此永远失脚”,那就和袁世凯称帝后的“遽逝”“同出一辙”,并且还对蒋介石是否生存表达“极为悲观”的预测:即使将蒋介石“尚存于世”,但是要从“已赤化”的张学良部队手中救出蒋介石也是“颇为困难”。[15]

  同样是在12月15日的《盛京时报》第二版有文章题为《张致电宋美龄谓以责任保护蒋介石》,但同时又加上副标题“观测蒋之生命难保全”。既然当事人已经做出保证,要保护蒋介石,又何来“生命难保全”?文中给出的证据仅仅是“据华方某方面”的消息,在事发当时,“张学良军一个团约一千人”与蒋介石护卫“百八十人”有肉搏战发生,据此认为,蒋介石的生命“有百分之九十九不能保全”,所以“悲观的预测极为有力”[23]。

  仅仅一天之后的报道中,以《蒋介石仍在人间?》为标题,仍然是以相关的信息为素材予以分析,言辞之间仍是对蒋介石是否仍在人间存有怀疑。文中提到,张学良致电宋美龄,说蒋介石“无恙”,并且负责保护安全,“由此观之,蒋似仍在人间”。但是,作为“天字第一号的超等绑票”,涉及的人物蒋介石其“价值极贵”,“无由赎回”。[9]

  另一方面,不断造谣宣称蒋介石已经被张学良杀害,“据说”、据“某方面”信息等含糊用语时常见诸报端。为了配合此等言论,刊登题为《据户外人之消息 蒋业被枪毙?》的新闻,称蒋介石已经在12月14日被“执行枪决矣”,同时还有报道称据宋哲元方面接到可靠情报,“蒋介石在西安于十二日已被杀害”[5]。12月17日,《盛京时报》第二版头条位置以醒目标题刊登消息《张学良广播杀蒋理由 “拒绝实行抗日” 国府接该报愕然失色》,文中宣称张学良“公言杀害蒋介石之事实”,而且发表所谓杀害理由,为“促进即时实行抗日”,“而蒋竟完全拒绝”等。而该报道中所说时间是12月15日张学良讲话内容,但事实上该日张并未发表相关讲话;即使是14日的广播内容也没有文中所引用的内容,该报道明显在有意篡改和歪曲张学良的讲话。在这样歪曲事实的基础上,该文判断蒋介石“确定”已“遭毒手”,并且还“确定”地认为陈诚、蒋鼎文、蒋作宾、钱大钧等“亦即被害”[24]。为证明该报道的确凿性,紧接着该报道刊登《平津等地盛传蒋遭毒手》的文章,甚至明确指明潭海是“杀害蒋介石下手人”,用一个传播中不确定的消息作为证据。

  尽管《盛京时报》一再渲染蒋介石个人命运问题,但在中国政府已经正式发布蒋介石仍然安全这一消息的背景下,该报也因有所顾忌而暂时收敛。然而,随着各方有关谈判的发展,谣言再次被制造出来。12月24日,该报报道称蒋介石受重伤,不能再复归到政坛。文中称:在12月12日当天蒋介石遭到叛乱部队的狙击,还明确说“身受三弹”,而且言之凿凿的说其中因一枚子弹打在左头部伤害其神经,所以尽管“生命无异状”,但被释放后“亦可为到底不能复归政界”[25]。但仅仅一天之后的12月25日蒋介石从西安安全到达洛阳,该报此前的谣言不攻自破。紧接着,《盛京时报》无奈地承认“蒋介石之命运胜天矣”,“实可谓命运最强之汉子”,[26]字里行间仍满满是嘲弄之意味。

  对于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盛京时报》对其评价多是在分析事变起因和关注蒋介石命运的新闻中。而自始至终,该报对张学良始终以负面的讽刺语言来渲染。

  1936年12月15号,在西安事变发生的仅仅几天后,《盛京时报》头版头条上刊登“论说”文章,题为《蒋介石作阶下囚》,称“中国独裁王蒋介石突然被拘作阶下囚之秋也,帝王美人之千古浪漫故事,可以诗话,亦足以惊讶全世界矣”。而在分析蒋介石何以成为阶下囚这一问题上,则认为是因为“中国军阀之阴险陷害”上面,进而开始“在兴味上论一二三番”。接下来,则是如此言说:张学良作为土匪的儿子,“阴鹜粗犷,在意料之外”,甚至在此问题上大做文章,对张的性格予以极力贬斥,评论其因为“貌如妇人”,所以“凶暴残忍之真面目,动辄不为人所看破,乃是极危险之人物尔”。[15]

  由于将张学良定性为“胡匪之子”,所以在有关分析蒋介石命运的新闻中则是一再指称由于张学良是“胡匪”,而且受到陕北中共军队的影响,已经“赤化”,“将红胡子的真面目,光大发挥”,所以其发动西安事变,囚禁蒋介石“真是中国第一之超等绑票也”。即便是张学良“无论如何摩登话,如何考察欧洲,依然为胡匪之子”,而“蒋介石则为摩登将军麾下之绑票”,“且为天字第一号的超等绑票”[9]。

  综上可见,《盛京时报》与其说是在关注蒋介石政治命运,莫如说是在挑拨离间,以损毁中国政府核心人物之形象,同时在力图鼓励地方势力崛起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发中国内部的动荡,进而谋取渔翁之利。而在此过程中,日本方面又不希望曾经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势力发展,所以对张的评论是在以“胡匪之子”定位的基础上来分析,并且不遗余力地以负面语言进行分析推测和各种渲染。而所有这些分析也好,预测也罢,无不暴露出该报为日本当局服务之实质。

  四、重视事变的结局,力图以舆论进行干预

  不在日本当局预料之内的西安事变,其发生对日本而言是一个挑战。因为事变的走向尤其是结局,事关日本在华利益问题。如果,最终的结局不利于日本在华利益,那将是日本当局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自事变发生之始,日本就开始关注着事变的走向和结局问题。

  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解决事变的态度在武力进攻和谈判妥协间徘徊,对此日本方面极为关注。但囿于西安事变毕竟属于中国内政问题,日本当局难以直接出面干预,所以作为日本喉舌的舆论媒介《盛京时报》充当起此种角色,在中国各方关注和努力推动事变解决过程中,极力以舆论诱导参与和干预着事变的解决。

  一方面,表面宣称不干预,但实际上却力图拉拢国民政府,以免国民政府和西安方面妥协。自12月14日《盛京时报》开始报道西安事变,立即宣称日本要“严重监视将来事态之推移”[1];而紧接着第二天的报道中,则强调日本政府会对事态予以“重大关心”,但会“静观事态推移”,并且要“回避易招误解之行动”。[27]在接下来的报道中,也是一再传达出类似信息:对于中国发生的西安事变,日本方面会大力关注,而且“必极力帮忙,以尽亲邻之谊”;强调日本不会趁火打劫,为了“顾全中国”、“维持亚东和平”,其会“持光明正大之态度”。与此同时劝告中国政府,一定要“尽量自制,务免分裂”[28]。其拉拢之意初步显现。而之后,日本方面为了不让国民政府与西安妥协,甚至是在绥远问题上通过让步来拉拢国民政府。与此配合,《盛京时报》发表论说《须调停绥远战事》,认为日本和“满洲国”应当从中调停使双方停战,并且这种调停“愈快愈好”,以便中国方面“迅速入陇,讨伐张逆,以奠大局”[29]。

  另一方面,不断煽风点火,鼓动南京政府以武力去面对西安。随着事态的发展,尤其是当宋美龄准备前往西安营救蒋介石的时候,《盛京时报》发表评论,一再地煽风点火。先是评价宋美龄的举动尽管是“其情可怜,其志可嘉”,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无济于事的,“不啻赍盗以粮”。那么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一定要“由空陆两方面节节进逼,包围陕西”,否则会“中竖子之计”,而“坐失时机”,前途“不堪设想”[30]。紧接着,对宋美龄到达西安后斡旋活动极尽挖苦,称之为“石榴裙下之政治”,而且使用中国古代之典故,认为如果在非常重大之时机及事件中,允许女人干预,很少有不误国的,所谓“母鸡司辰,动辄家亡国衰”。与此同时,还对南京国民政府进行讽刺,指其在营救蒋介石的过程中,只有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在活动,“裙带脂粉之气,充塞政界”;而军政及中央党部对此“均不以为然”,“政府失计,莫此为甚”。如此评论的目的不外乎是力图鼓动南京政府不要和西安方面妥协,所以在相关分析之后,该报奉劝南京方面一定要“有决断力”,以便能够粉碎张学良的计谋。[31]

  尽管日本方面极力在进行着各种舆论宣传,力图鼓动南京放弃与西安方面的谈判,转而以武力来解决,由此可使得中国内部纷争再起,而日本则可从中谋利。但是,随着蒋介石的被释放,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是日本未能预料到的。此种结局日本不愿意看到。当然,日本方面仍不死心,仍在期望中国政治态势按照他们的预期发展。《盛京时报》在评价西安事变过程时曾如此说:中国的所谓统一,尽管表面上冠冕堂皇,但内里“裂痕丛集,危机四伏”,不过是“同床异梦之拟装暂局”,真正的统一“前途不免辽远”[22]。此种评说是日本方面真实心愿的一种表达,并不代表中国实际的政治前途。事实证明,这种评论只是其一厢情愿而已,而日本最终也因此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付出了代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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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张学良哗变原因对蒋含有愤懑[N].盛京时报,1936-12-14(1).

  [3] 张学良叛乱原因反对移驻福建令[N].盛京时报,1936-12-18(2).

  [4] 对西安兵变之外国见解[N].盛京时报,1936-12-1(2).

  [5] 盛京时报,1936-12-16(2).

  [6] 解决西安案关键仍在苏联莫斯科附小标题:苏联暴露丑态[N].盛京时报,1936-12-20(2).

  [7] 苏联与西安事变毫无何等关联-驻华苏联代理大使释明[N].盛京时报,1936-12-22(2).

  [8] 西安叛乱有共党魔手[N].盛京时报,1936-12-15(2).

  [9] 傲霜庵.蒋介石仍在人间?[N].盛京时报,1936-12-16(1).

  [10] 张学良之兵谏与赤寇有关系[N].盛京时报,1936-12-22(2).

  [11] 张与共军结缔同盟?与共党首领有密商[N].盛京时报,1936-12-24(2).

  [12] 蒋介石被监禁学良发出通电谓对日宣战改造国府[N].盛京时报,1936-12-14(1).

  [13] 国府将呈崩坏日陆军当局观测[N].盛京时报,1936-12-15(2).

  [14] 国民政府之现状似仍以蒋为中心[N].盛京时报,1936-12-27(2).

  [15] 傲霜庵.蒋介石做阶下囚[N].盛京时报,1936-12-15(1).

  [16] 宋哲元坚持反共安民之态度[N].盛京时报,1936-12-15(2).

  [17] 桂省在梧州宣布戒严令[N].盛京时报,1936-12-18(2).

  [18] 李、白拟进出中央态度慎重伺机会[N].盛京时报,1936-12-19(2).

  [19] 关于西安事变冀鲁取共同动作[N].盛京时报,1936-12-20(2).

  [20] 宋哲元韩复榘对陕变发出联名通电[N].盛京时报,1936-12-25(2).

  [21] 因蒋氏生还,桂派计划归画饼[N].盛京时报,1936-12-29(2).

  [22] 傲霜庵.蒋介石安抵洛阳[N].盛京时报,1936-12-27(1).

  [23] 张致电宋美龄谓以责任保护蒋介石观测蒋之生命难保全[N].盛京时报,1936-12-15(2).

  [24] 盛京时报,1936-12-17(2).

  [25] 蒋负重伤被监禁似不能复归政界[N].盛京时报,1936-12-24(2).

  [26] 西安事变告段落事件之发端与厥结束蒋介石之命运胜天矣[N].盛京时报,1936-12-29(1).

  [27] 日政府以重大关心静观事态推移回避易招误解之行动[N].盛京时报,1936-12-15(2).

  [28] 傲霜庵.此时不宜趁火打劫[N].盛京时报,1936-12-18(1).

  [29] 傲霜庵.须调停绥远事变[N].盛京时报,1936-12-19(1).

  [30] 傲霜庵.学良之巧妙操纵[N].盛京时报,1936-12-25(1).

  [31] 傲霜庵.讨逆与非讨逆[N].盛京时报,1936-12-26(1).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出处:李玉敏,李莉英.《盛京时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评析[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0,40(04):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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