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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中陕甘地区的县政举措与县长作为

来源:安徽史学 作者:杨东 窦琦珺
发布于:2021-02-22 共14032字

  摘要:西安事变的起承转合既关联高层也牵涉基层,县长作为关联各方的重要节点,作用当不容低估。事变之前,陕甘地区县长的人事更迭已凸显着西北政局的变化。事变期间,不仅县政措施及时跟进,县长们的作为亦可圈可点。他们一方面发表通电拥护张、杨八项主张,另一方面竭力营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舆论氛围,更有一些县长全程参与,为西安事变的发展演变提供充分便利的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多数县长虽延续着“官随人转”的政治逻辑,但民国时期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也使得县长的思想倾向发生变化。地理上与中共接壤的国民党县长,在西安事变与中共统一战线的激荡和影响之下,转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出人意料之处或许就在于此。

  关键词:西安事变; 县长; 政治生态; 西北政局;

  Kuomintang County Govern in Shanxi-Gansu Region and Xi’an Incident

  YANG Dong DOU Qi-jun

  School of Maxism,Nankai University School of Marxism,Commerce of TianJin University

  Abstract:Xi'an Incident transformation was related with the high level and the grass-roots level.County magistrate as an important node,their role could be underestimated.Before the incident,the county magistrate in Shanxi-Gansu Region personnel alternation have highlighted the Northwest political situation dramatic change.During Xi'an Incident,county government measures timely follow-up,the county magistrate action were remarkable.They on the one hand posted energized to support Zhang Yang eight-point;on the other hand tried to create a“stop the civil war and unite against Japan”public opinion atmosphere.And some county magistrate full participated for the Xi'an Incident and provided sufficient convenient conditions.After the Xi'an Incident peaceful settlement,the majority of the county magistrate although continued “official with the people turn” political logic,but because of speci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county magistrate thought also made change.County magistrate geographically bordering the CPC,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Front and the Xi'an Incident,they in turn join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It maybe was this for history singularity.

  西安事变是中华民族濒临沦亡之际,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在蒋介石“忠言不得接纳,斥责反以丛集”1的情况下,通过“兵谏”的方式以武力扣留蒋介石的重大事件。由于这是一次极为重大的事件,一时间国内外出现了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有鉴于此,张学良与杨虎城在事变当日一方面发表时局宣言,另一方面电讯南京中央及各地方实力派,阐释自己的主张。引人注意的是,在甘肃静宁县档案馆留存一份张、杨专致国民党静宁县长并转庄浪、隆德县长的电报。主要内容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权凌夷,疆土日减”,国情“豹变”,战事既起。值此危局之际,中枢领袖理应“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然前方将士“浴血杀敌”,后方当局却“立谋妥协”。蒋委员长“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责”。我等“不忍坐视”,对介公做“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提议“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望诸公“开诚采纳”,“涤已往误国之愆”,“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2

  西安事变事出非常,紧张局势自不待言。何以在如此紧张的局势下,张、杨会专门致电远离西安的静宁县长?此举虽可理解为张、杨为争取各地的同情与支持,但同时也表明县长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能够说明这一问题的另一份档案资料,是12月29日杨虎城就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六项诺言致各县长的函。该信函详述了张、杨八项主张及蒋介石的六项承诺,并明确指出在非常紧急时期,“各县施政方针当以如何增加民众爱国意识、如何维护民众爱国运动为前提。但民众爱国运动时有逾越常轨情事,反起滋扰,不可不加以注意。务望本其职权,尊扬法治,如有紊乱社会秩序任意妄为者,亦应依法制裁,纳诸轨范,仍将该县最近情形从速具报,并希益树荩猷,为地方树长治久安之基础,作救亡争存之准备,是为至要。”3

  与前份电报相比,这份信函不仅详陈了蒋介石的八项主张,而且也向县长公布了蒋介石承诺的六项条件,同时还对县长的具体工作提出了要求。关于杨虎城的这份信函,一般认为只是向县长宣布了蒋介石答应的六项条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实际事实并非如此。有人就认为,“那时西安的形势非常严峻,外有中央军大军压境,内有主和主战的意见分歧,特别在东北军内部,由于张将军被扣,无人统帅得了,意见纷纭,人心惶惶。在这样的形势下,他(指杨虎城——引者注)给各县长写信,说明蒋介石答应了六项条件,十年内战的局面得以停止,就是巨大的胜利。这表明他在困难中能看到光明,看到成绩,也是一个辩证的观点。”4实际上如果再从西安事变的前后转承观之,即在事变之前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关县长的人事安排已然展开。西安事变期间,县长不仅是张、杨的重要依赖,而且一些县长的确在关键时刻力尽职责,成为这一重大事件不可或缺的力量。

  西安事变因其重大的转折意义,向来都是人们忆述和研究的重大话题。不过既有的忆述和研究往往聚焦的是重要节点和关键人物。相比较而言,针对国民党县长与西安事变的论述,却多少显得有些孤寂不彰。实际上,国民党县长尽管在其官僚层级中是一个“小”人物,但就学术研究理路而言,却是一个“大”问题。5细致爬梳相关文献,在西安事变期间,不少国民党县长不仅参与其中,甚至在关键时刻凸显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县长虽为基层政府官员,却是国民党军政大员的重要依赖。西安事变的起承转合,既关联着高层也牵涉着基层。县长作为高层与基层之间的关键节点,其作用自当凸显。职是之故,以国民党县长为切入点探究西安事变,当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取径。鉴于此,本文拟以陕甘地区的县长为例,就这一问题做一探索。

  一、事变前陕甘地区的县政变动

  自1930年以来,冯玉祥在西北的统治渐趋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以杨虎城为首的地方实力派。与此同时,随着红军长征入陕,中共开始在陕北立脚。而一心“剿共”的蒋介石也将军事力量移至西北,并在西安成立了自任总司令、张学良兼任副司令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这样一来国民党中央藉“剿共”之机进入西北。如此复杂的西北政局,势必会对国民党县长产生重要影响。

  按照国民党的县政规章,县长主持全县政事,实际职责却巨细靡遗。1935年至1936年间的国民党,主要精力在于“剿共”。按照蒋介石的部署,此时的县长“职在守土,负与城共存亡之责,平时应认真编组保甲,训练团队,筑碉储粮,预为戒备”。6对于“匪区”之县长,尤须“选委精干县长限期改善县政,与民更始为要”。7实际却是不少县长“年龄过老、暮气太深、及体格懦弱、精神萎靡者主持县政”者“屡见不鲜”,有的“虽有良法善政,亦恐以执行不当督率失宜,以致精益尽失”。鉴于此,蒋介石要求各省对于县长人选,应尽力注意“体格健全、耳目聪明、通明治理、知忠职守之人”。8国民党虽三令五申注重县长的择选委派,但繁重的任务毕竟已使县长疲于应付。不少县长要么是在孤城难悬的情况下弃城而逃,要么即遭被枪决的厄运。据《剿匪区内文武官佐士兵剿匪惩奖条例》规定,仅执行枪决的条款就有11项。对于“剿匪”区内县长“遇有匪警,即应督率团队固守待援;万一守御力尽,则与城俱亡,不得支[只]身潜遁;倘陷失城镇,糜烂地方,则军法具[俱]在,决不姑宽”,要“枪决及提解本行营讯办”,举凡“失陷县城之县长,既经予以重惩”。9

  繁重的战备任务疲于应对,日军的大规模入侵亦难以为安。不少县长“因公务进行困难,多已自动离职”。10稍具民族意识的县长则苦闷不堪,甚至最终以自杀了断。宁夏省宁朔县长牟凤鸣,曾“以矢志革命”、“勤政爱民,成绩卓着”而颇负时誉,然因“痛心国难深受刺激”,竟愤不欲生,“脱去衣帽纵身入河”。遗留绝命辞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鸣不忍视吾黄帝子孙沦为他人之奴隶牛马,甘愿投河殉国,唤醒国人,宁为刀头鬼不做亡国奴,庶有力图挽救收复山河之一日。”11宁朔县长绝命于世,多数县长则“大都采取自保主义,缺乏为国为民之主义”。他们“只求一身一官,小集团之欲望解决,其他事情,一国地谁属,可以不问”,即便“有一部分人尚能顾全大体图得自勉,而又均处于被压迫下层,无米难炊,英雄无用武之地。”12

  正是面对如此政局,张学良呼吁:“吾侪应如何埋头苦干,追随迈进,庶不负最高长官之苦心孤诣,而完成吾人最大任务,诚是今日之公务员所应身体力行者。尤以本行营诸同人,在最高长官亲自领导之下,更应竞竞[兢兢]业业,各自努力,以作他人之楷模。”13张学良有此见地,杨虎城则从主持陕政以来即已采取相应措施。他甫一上任即提出“建设西北新省”的主张,并特别提出“澄清吏治”的举措,实行“广拔真才,勤加考课,贪污则严惩以示儆,清廉则保障以励能,务期造成廉洁政府,实现清明政治”的建设思路。14他一方面将“所设骈枝机构入民众联合处、军事裁判处裁撤,以节靡费”15,另一方面特别重视任用开明人士担任重要职务。如委任南汉宸、杜斌丞先后担任陕西省省政府秘书长;委任蒋听松、宋绮云担任陕西省府机关报的社长和编辑;委任共产党员张介廉(张默夫)、刘亚民和共青团员郭慕平为印刷局长、宣传处科长、长安县公安局长等。在县长的任用方面,杨虎城同样高度重视。

  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之后,就开始考虑县长的选任问题。尤值得一提的是他对长安县县长的选任。长安县是直属于西安市的重要县份。杨虎城甫一上任,就委派与其关系莫逆、曾是共产党员的陈子坚担任长安县长一职。此后更有米暂沉(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申伯纯(1934年参加革命)、韩兆鹗(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负责人之一)等重要人物担任长安县长。对于其他县份的任用,杨虎城同样慎重委派人选。有人曾向杨建议:“民政厅管县长,县长领导各县公安局、民团等武装力量,共产党干这些事是有经验的。”杨虽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大部分都调到江西去反抗蒋介石的‘围剿’”,“他们都不愿干县长”16,但他选任的不少县长,多数都是由爱国分子、“救国会”成员和地下党员来担任。特别是从西安到陕北的一些重要县份的县长,他都进行了更换调整。杜斌丞在谈到陕西基层县政的情况时说:“杨先生很重视各县县长的人选,我在这方面还能够起些作用,安插一些进步爱国人士,现在已安插了10多名进步县长和中学校长,都是拥护杨先生的,如常汉三、韩兆鹗、党伯弧、王德安、高协和、刘春园等。”17

  杨虎城一方面选派开明人士担任县长,另一方面大力整顿吏治。他通令县政机关工作人员要“一体淬砺精神,延长时间,加紧工作,共矢勤慎,以期政治修明,国家早臻郅邦治之域。”在县政建设工作方面,他要求“各县长切实引导人民多植树木,期成茂林,以调雨量而防旱灾。同时面令各地驻军及县长除保护已成路面勿得损坏,并须及时加修未成及被损之路面,俾民便利,运输敏捷。”各县长要厉行禁烟政策,凡有烟苗者须“立即铲除净尽,永远不得再种。如敢藐玩不遵,凡驻在该地之最高军官及县长均按照军法从事”。对于那些“盗卖军粮、侵吞库款、残民肥私”的县长则坚决执行枪决,对于“关怀民瘼”的县长则予以嘉奖。18在新政的推动下,不少县长一改往日作风。新任澄城县长叶舟履任之后,旋即改革以往里长催征钱粮的积弊陋规,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颇受群众欢迎。”经杨虎城同意并由杜斌丞委任的长武县长党伯弧则极力禁赌,告示赌徒“切勿观望,痛下决心,洗手从良。若有故犯,严惩妄狂”。19经过严厉查禁,制定村规民约,形成社会舆论,赌博活动渐次消失。

  行文至此,尚需交代杨虎城与邵力子共同主陕期间的县长委任问题。自1933年4月起,邵力子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并负责陕西行政工作,杨虎城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两人军政分治,各司其责。期间毛泽东曾专电邵力子,希望他能“重振《觉悟》旗帜,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20事实上邵力子确也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其中在县长的委任方面就凸显着较开明的一面。还在1935年11月15日,邵力子即派自己的学生向心堂担任陕西淳化县长一职。履任前夕邵力子亲召向心堂,告诫他在任期间“要考虑当地的特殊情况,在国难当头之时,要和中共方面互相团结,和睦相处,以增强合作,共同对付敌人为首要任务。”向心堂就任淳化县长期间,“坚决执行邵先生指示,大胆工作”,与驻淳化县的陕西绥靖公署直属警备第三旅旅长孙辅臣反复协商,“顺利地做到与苏区和平共处”。向心堂认为自己在陕西淳化县长任期内之所以能不顾风险,在当时的环境下做了一些对人民有益的工作,“这都是由于邵先生启发、教导的结果。”21还有一些县长,在西安事变前夕已为反蒋活动做必要地准备工作。如陕西省洛南县在事变前夕,经由西安绥靖公署派副官赵化民与县长欧阳英、保安大队副尤振歧等人接头联系,由县长派县府庶务潘树民购置好举事时应用的红旗等物,在该县组织反蒋活动。22

  由上可知,自杨虎城主持陕西军政以来,在用人行政方面的确有别于其他地方。担任杨虎城机要秘书的米暂沉就说,杨虎城主陕期间的西安“比之国民党其他地方的黑暗统治要开明一些。那里有中共的地下工作同志,有不少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与开明士绅。”杨虎城委任开明人士担任要职,他们的施政措施自然别有一些特点。由此一些国民党特务也认为陕政中的公务人员虽不是共产党,“但他们绝不是国民党。这些人实际做的是共产党所做不到的事。他们随时可以去陕北,或参与共产党组织下的活动,他们比共产党更危险”,这些人虽在国民党内任职却“精神北向”,即“人在西安,而精神却向着陕北”。CC特务头目宋志先就此说,过去“江西是共产党集中的所在,但那里红是红,白是白,红白分明,工作比较好办。西安这个鬼地方是红白不分。不少人坐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却说的是共产党的话,甚至做的是共产党的事。”但即便如此,特务对这些人也毫无办法,“只能进行攻击谩骂”。23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在西安事变之前,陕西政局即悄然发生改变,其中县长的更调委任就为随后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二、事变中的县政举措与县长作为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驻跸临潼华清池。此时的蒋介石大概尚未预料到几天之后即将上演惊天一幕,更未料想到就在一年前,国民党长武县长党伯弧已将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谈判代表汪锋秘密“押送”到西安与杨虎城谈判,最终达成了四项协议,并密令十七路军在西安设立了三个交通站。241936年12月12日,震骇莫名的西安事变爆发。

  事变发生后,陕西省政府旋即“撤销原来邵力子委派的亲蒋的县长以上的人员,更换为亲共至少是不反共的人员”。在陕北地区,除八十四师高桂滋、八十六师高双成防区外,“其他地区概由共产党派人接充县长,但仍受陕西省政府的节制,对共产党和红军要以友党友军看待”。25在与红军接壤地区的县长,“与友军(指红军)联合,是为抗日。地方一切组织仍须保持原状。友军入境以后,与友军高级人员妥为接洽,并切实向地方人士说明,毋须惊恐。对友军需要,须由县府统筹办理。”26与此同时,新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通令全省各区行政专员、各县县长,详述张、杨兵谏经过及八项政治主张意义,要求他们广为宣传。并以王一山的名义发布《告各县长书》,要求各地“凯切晓渝各界民众,务必随分报国之精诚,各安生业,勿听谰言。”同时训令调整专署、县政府人员,广泛宣传张、杨的八项主张。27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也专致属县县长,阐释张、杨发动“兵谏”之因,要求“地方官吏应即善体此意”,“妥切维持治安”。28

  西安事变发生后,当全国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挞伐张、杨的“叛国”行径,甘肃庆阳县长刘国政、泾川县长张东野、灵口县长何世英、环县县长郑执中、合水县长李石憎、镇原县长郑介民、正宁县长朱门、宁县县长王序宾等人却一致发表如下通电:

  吾国自被日寇无理进攻近五年来,丧权失地,至足悲痛。方令绥宁鲁晋冀察平津沪闽陕甘,尤□不在危机笼罩之下,极其蹂躏侵略,非至灭亡中国不止。我中央当局,慑于帝国主义淫威,惧病常习,甘心事外,敦邻之令于先,辱国签约于后。斯和平交涉,既早失望;敦睦亲善,适以自欺。故现欲我神圣民族解放生存,惟有出诸死地而后生之一途而已。年来全国民众,热望于政府之抗日救国,久已如潮流所趋,不可遏止。顷读通电,欣悉西安抗日联军委员会,业经应时成立,从此共同奋斗,恢复平等自由,引见宏我中华主张国际正义,群情感激,万众欢腾。国政等职司守土,责无旁贷。除已督率所属保卫治安,严防奸人乘机扰乱以维秩序,并一面领导各级民众,一体动员健全机构,藉增抗日力量,静待钧命外,谨电抒忱,伏维昭鉴,并祈训示。29

  面对全国上下一致声讨张、杨的舆论,甘肃八县县长能有如此措辞的通电,的确是众多舆论中的不同声音。放眼全国各地县长,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要么商讨良策建议中央“拯救领袖脱离险境”30,要么明哲保身、静观风尘。而陕甘地区的不少县长则积极参与到事变中来。就在事变发生当日,渭南县长强云程坚守岗位,积极组织进步人士负责军需筹备供给,并由开明人士闵醒亚任宣传队长,负责宣传张、杨的“抗日八大主张”。同时在短期内动员万名群众协助军队运粮、运草,并开挖了东原沿边数十里长的战壕。31陇县县长黄照临,更是释放了具有爱国思想的政治犯七人及因抗粮抗款和因小过小故白白坐监的十二人,并在县府召开扩大的县政会议上,宣布了张、杨的八项主张和如何动员全民共同对敌等施政方针。32西安事变后,陕西省政府委派常汉三为三原县县长,他来到三原后通过采取积极措施,“改变了三原县从1927年以后沉寂恐怖的局面”,常汉三治下的三原县到处都能看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巨幅标语,“随时都可听到抗战救亡歌曲,使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高潮。”为了宣传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三原县还公开出刊了《战友报》,报道的主要内容是“宣传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内战,赞同张、杨两将军的八项主张;发动党外人士对南京政府进行正义谴责。”33

  西安事变期间,长安县长韩兆鹗的作为尤值得一提。韩兆鹗是杨虎城亲自委任的长安县县长。他不仅直接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而且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供了充分便利的条件。

  西安事变发生后,韩兆鹗积极支持由“西救”和“东救”、西安学联、西安教职员联合会、陕西战地请愿服务团、《文史》周刊社、东北大学校友联合会等救亡团体和群众组织发起,在西安革命公园召开的庆祝捉蒋胜利和拥护张、杨救国的民众大会,同时作为十三人主席团之一出席会议。周恩来到达西安不久,通过“西北特支”徐彬如组织的二十余位救亡团体负责人座谈会,也是在韩兆鹗刚刚接任的长安县政府办公室举行。正是在这次座谈会之后,中共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在整个事变过程中,韩兆鹗署理下的长安县政府事实上已然成为中共广泛联系进步人士的接待站。周恩来和博古数次都是在长安县政府集众讲演。韩兆鹗曾回忆说,当时“不仅徐彬如等中共党员朋友经常往来县政府,是我的座上客,而且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等也多次在县府和我们谈心宣传党的政策,他们视我为可靠的朋友,当时亲昵地称我‘胖县长’”。正是这样的关系,西北各界救国会的许多会议,有关文件的起草以及中共在此期间对社会各界各阶层所做的很多工作,都是在长安县政府的掩护下进行的。事变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蒋介石的分化瓦解,西安的抗日群众运动被迫处于低潮,许多进步人士处境困难,韩兆鹗仍以最大的努力在长安县安置了不少进步人士,这些人名义上为县政府职员,实际上专做抗日救亡工作。在长安任县长期间,韩兆鹗还帮助李敷仁创办《老百姓报》《孩子报》等报刊,在经济上、人事联络上也都起了很大作用。韩兆鹗甚至卖掉自己的房子,用以维持西救会及办报的经费开支。34

  西安事变期间,对于全国多数县长而言,维持地方秩序是基本职责。正所谓“注重地方治安,弭患未形计”。35除此之外,即是印制“快邮代电”发表声明,做一些“应声虫”的举动,静观事态发展演变,寻求自身的进身利益。相比较而言,西北地区的不少县长却积极行动参与到事变中来,并努力营造热烈的抗战气氛。更有不少县长与红军主动接近,开展革命运动。

  国民党淳化县长向心堂就积极响应陕西省政府号召,与红军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及时主动召开全县联保主任会议,向各乡人民征借粮秣若干石支援红军。1936年12月30日,红军第一军团长左权和聂荣臻等人率部抵达淳化,向心堂县长立即召集全县民众列队欢迎,并邀请他们进驻城内高等小学。当晚设宴为红军首长洗尘,“席间畅谈西安动荡局势”。1937年1月7日,彭德怀和杨尚昆亲到淳化县府,与向心堂县长作长夜谈,以研究西北局势。向心堂“将详情如实汇报”。36无独有偶,1936年12月25日,国民党宁县县长王序宾,在彭德怀和左权率前敌总指挥部及所属部队途径宁县之际,宁县县城贴满抗日标语,高喊抗日口号。王序宾亲笔书写“欢迎赴陕与张、杨两将军助力的千辛万苦的彭总指挥”等标语,组织人员夹道欢迎。随后不久又将宁县自卫队改为“西北抗日联军第一支队三营八连”,并在训话中称彭德怀率领的部队是“抗日的部队”。37国民党宜君县长李志洁,在西安事变期间,不仅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而且还为八路军筹集粮秣军饷,邀请中共代表参政议政,并多方设法制止国共摩擦事件。如此情形,正是西安事变期间西北地区不少国民党县长的真实写照。

  三、事变后陕甘地区的县长境遇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改变了国民党上层的政策轨迹,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民党县长的人生轨迹。“官随人转”的政治生态,势必在西安事变之后展开新一轮的变换。处于国共接壤之地的县长,却在夹缝中演绎着他们的政治命运。

  西安事变后,随着国民党新一轮的人事调整,县长的人事变动实不可免。马步芳在西安事变之后,即将河西、临夏所有专员、县长、局长驱逐,并以“清共”名义将与东北军有关系之酒泉保安司令徐络文、临泽县长樊万令等杀害,并另派专员、县长。陕西陇县县长黄照临,在西安事变期间上任,原本“满怀要干点事业的信心”,孰料时局的变幻,当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之后,国民党中央第一师胡宗南部即由陇南压境而东下,矛头指向驻陕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部队。黄县长为形势所迫,不得不离职。38甘肃政局亦是如此。据成县县长马廷秀回忆,西安事变之后朱绍良任省主席,前主席于学忠的势力被驱除,相应的“陇南原有十一个县长中,十个都被撤换了”。1940年,谷正伦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又将“陇南11个县长全部撤掉,名义是‘调省另有任用’,实际上是公开搞‘一朝天子一朝臣’”。39西安事变之后的陕西政局由蒋鼎文主持,但县长的委任却几乎为CC系安排。据相关人士回忆称,蒋鼎文主陕时期民政厅长经过了两个:一个是彭昭贤,一个是王德溥,二者皆是CC分子。其时不仅民政厅里的科长都与CC有关,而且各区专员和各县县长,“如果与CC没有关系的很难立足”。当时陕西全省90个县,“除去陕北外,较好的县地方都是CC所注目的地方。”40

  西安事变虽已结束,但国民党仍认为“目前急切问题,莫如恢复交通、安靖地方,肃清反动,继续剿匪”,并要求各地立即服从命令。41于是蒋鼎文主陕时期,成立专门机构搜集陕北边区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其情报材料皆由陕北各县县长供给。同时指示各县县长“尽量与共产党发生摩擦,如果发生事件,作为地方事件处理。”国民党县长与陕北苏区的摩擦不断,势必会引起中共对国民党县长的有力回击。这样一来,处于夹缝中的国民党县长轻则被驱赶出境,重则丢掉性命。如此政治环境,使得不少国民党县长精神颓废、无可适从。据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观察,“甘泉县不及内地中等村庄之富厚,城内房屋凋零,人家无几,县长无多少事可做。盖鄜县以北,已成苏区,田地皆经分过,另有苏维埃政府管理,县府连钱粮等亦收不到,县府经费,全恃省府津贴维持。”42即便是对陕北持有异议的国民党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说,甘泉县县城虽小却有两个县政府和两位县太爷:一个属于西安省府,一个属于边区政府。属于西安省府的叫做“国民党政府”,属于边区的叫作“民主政府”。国民党县政府设在山坡上一个大庙里,薄暮入内,既无门岗又无人踪,阴森萧索如到鬼域。县长虽练达精干,“维在甘泉丝毫不能施展,所以言谈中,时常气愤动怒”,认为自己的权力只及于县城,“但据老百姓说他的权力连县政府都管不了。”他所差用的人员中,还有民主县政府的密探在内,送封信都得受检查。所以他在甘泉“除了替中央放赈款,拿省府发给的经费,办几个学校以外,几乎无可事事!我曾把他比作大庙里的和尚,只能烧香不能做事。”43国民党县长有此实态,多半是缘于中共在此时所开展的革命斗争。

  西安事变之后,鉴于国民党县长在陕甘宁边区不断制造摩擦,中共和边区政府决定采取强硬措施,将专事“磨擦”的国民党县长全部驱逐出边区。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以萧劲光的名义给程潜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迅速将边区境内国民党县长撤走。毛泽东说:“国共合作已历三年之久,边区行政尚未确定,一县而有两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且陕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等专以制造摩擦,扰乱后方为能事。在边区已忍让三年,在彼辈益肆无忌惮”,“故请钧座令知陕省府自动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鉴于此,国民党不得不同意边区各县县长由边区政府委派。国民党县长离开时,“有的地区开了欢送会,表示了我方希望两党以继续团结抗日为重的真诚愿望。”即便一些赖着不走的县长,最后也“灰溜溜地走了”。44中共一方面通过“护送出境”的形式赶走国民党县长,另一方面又以统战的形式建立自己的政权。其时,关中地区包括新设的新宁、新正、赤水、淳耀等县,通过恢复各种秘密组织,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关系,与国民党县长接洽、协商、谈判,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他们建立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这样“虽然国民党的政权仍存在,但我们的政权组织也秘密地建立起来了,公开的名义叫做‘抗日救国会’”。45在一些较开明的县份如鄜(富)县,更是直接开放城门,张贴告示“欢迎红军将士进城共商抗日大计”,公布实施“停止武装冲突,实行和平共处”“开放城门,允许群众自由进出”“工商户开门营业,恢复正常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秩序”“城内设立红军接待站”等政策。46

  西安事变是“因祸得福”的转折点,也被认为是“中国新生”的机运。47对于部分国民党县长而言亦是如此。一些国民党县长在西安事变的冲击之下,不少人径直加入共产党。

  实际上就在西安事变期间,何应钦就发现“西安市上共产党陕西支部宣言及反动标语触目皆是。各处检查行人均由赤匪担任,着蓝制服红臂章。”48相关资料显示,就在西安事变期间,杜斌丞委任一些人到边区和接近边区担任县长之时,即告知他们“在那里当县长,要听延安的,不能听西安的。”因此,有些县长还亲自赴延安“拜会了毛泽东主席”。49国民党柞水县长贾志璞,看到红军战士“衣服都穿得很烂,有的补了再补,住群众的地方、屋场、院落、街道打扫得很干净,给群众打水、干活,纪律特别好”,而且红军战士“无事都是三个两个围着一堆沙子,学习写字、绘地图,这了不得!”他就是从这些战士身上“看到共产党能成功”。50西安事变期间,毛泽东致阎锡山的电报中,专门提及国民党吉县县长璩象咸,在边区“教育部工作者数月。璩先生诚笃君子,对敝方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知之颇悉”。51璩象咸在延安期间,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还用心把《八一宣言》译成新文字印发国内外。

  正是在西安事变的汹涌激荡之下,一些国民党县长的政治态度越来越倾向于共产党。据李志民回忆称,抗大第四期第四大队第十队中就有六名国民党县长,还有一名国民党团长。“他们自愿放弃优裕的官场生活,到抗大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表现都不错,毕业后,有的回原地做统战工作,有的留在抗日根据地”。52原国民党肤施县长,出生于米脂县杨家沟马氏地主家庭的马豫章,1938年经中共党组织批准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后来,毛泽东在公开场合称他是“我们抗日的马县长”,在有的场合则诙谐地说他是“白皮裹红瓤”。53历史的吊诡之处莫过于此。

  结 语

  民国以来,在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幻中,县长的地位愈益凸显。蒋介石曾说,县长比省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都重要,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主要“在于县长”,县长的地位“应积极提高也”。54中共也认为“县长很重要”,他们“不仅是行政成绩的实施者,且应是各种具体政治规律的创造者”,故而要让“大批好干部去当县长”。55既如此,也就不难理解西安事变期间,张、杨何以会专门致电国民党县长阐释西安事变的原委。

  平心而论,国民党县长尽管呈现着贪腐无为的具象表征,但是从西安事变中的实际作为来看,依然含括着他们顺应历史潮流的客观事实。在纷繁复杂的政局纷争中,他们亦能清晰地认识到:“张学良和杨虎城逮捕蒋介石是兵谏,要是蒋介石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以安然无事回到南京,否则不堪设想。在此吉凶关头,最好是国民党内部不要出事,使问题更加严重。”56但是无论如何,在国民党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下,举凡尽职尽责的县长,其人生轨迹往往跌宕起伏、沉浮不定,甚或夹杂在派系斗争中罢官丢命。结果往往造成他们在思想上和生活上,要么松懈颓废,要么转而倾向于中共。尤其是与中共接壤地区的县长更是如此。据中共相关资料显示,国民党在接近边区地带配备的公务人员,“在思想上生活上较易和我们接近,因而政府工作的机会愈是下层愈多”。57而愈是接近战区地带,“我们在政府工作的机会愈多”。在西安事变以后的两年中,中共在西北国民党地区组织与工作的发展,由于前述原因,“在地区上的普遍性及工作中的广泛性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58故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民党县长不仅参与了西安事变,而且也在客观上助推了中共在陕北的不断发展与壮大。历史的出人意料之处或许就在于此。

  注释

  1《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十三余团体为拥护张杨义举致全国将领及全体武装同志电》,《西北文化日报》1936年12月13日。

  2《张学良、杨虎城发给静宁刘县长的电报》,甘肃省静宁县档案馆藏,卷宗号:48。

  3米鹤都:《关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六项诺言及杨虎城的致各县长函》,《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11期。

  4杨拯民:《关于杨虎城将军之研究的几点意见》,西安事变研究会编:《杨虎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5近年来,学界针对国民党县长已做过一些卓有成效地研究。如王奇生:《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嬗递——以1927年至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等。

  6《蒋介石关于各县县长应与城共存亡的电令》,1935年12月28日,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7《蒋介石关于陕北应选委精干县长致邵力子电》,1935年7月18日,陕西省档案馆编:《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陕西部分)》,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479页。

  8《蒋院长令各省慎选县长》,《申报》1936年4月25日。

  9《甘肃省政府为转饬办理施行〈“剿匪”惩奖条例〉事给省民政厅训令》,1934年11月10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8-4-644。

  10《冀东各县长多已自动离职》,《申报》1936年1月5日。

  11《宁夏一县长自杀》,1935年7月16日,张黎等选编:《老新闻—— 民国旧事1935—1937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12《抗日理论与实践》,《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2—1003页。

  13张学良:《在行营纪念周上谈出行感想天津》,《大公报》1935年5月7日。

  14贾自新编:《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153页。

  15《户县建设局代局长刘励三私人日记》,户县档案馆藏,档案号:8-200。

  16连瑞琦:《与杨虎城共同反蒋的片断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2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17汪峰:《回忆和杜斌丞先生的几次谈话》,民盟中央文史委员会等编:《杜斌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版,第192页。

  18贾自新编:《杨虎城年谱》,第242、366、293、231、229页;《一月来陕西之大事记》,《新陕西月刊》1931年第4期,第103页。

  19孙次青:《响应西安事变领导澄城保安大队起义的张绍安同志》,《澄城文史资料》1987年第2辑,第28页;《长武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97页。

  20《毛泽东致邵力子信》,1936年9月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

  21向心堂:《邵力老主陕时的嘉言懿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和平老人邵力子》,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129页。

  22杨希震:《“西安事变”在洛南的余波》,《上洛文史》1985年第2辑,第7页。

  23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0页。

  24汪锋:《回忆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一段谈判经过》,《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1978年编印,第289—290页。

  25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西安事变资料选编》1980年第1集,第112—113页。

  26杨中州:《西安事变大事记》,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页。

  27《训令》,《陕西省政府公报》1936年12月16日,陕西省图书馆藏。

  28《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给静宁刘县长的电报》,甘肃省静宁县档案馆藏,卷宗号:48。

  29《甘肃庆阳县长刘国政等致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委会电》,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0日。

  30帅学富:《五车书室见闻录》,台湾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页。

  31《渭南县志》,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9页。

  32张竞生:《“双十二事变”在陇县引起的震动》,《陇县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6辑,第71页。

  33史凌云:《在西安事变的日子里》,《三原文史资料》1986年第2辑,第39—40页。

  34韩家骥:《我的父亲韩兆鹗》,《户县文史资料》2000年第15辑,第47—49页。

  35《龙云饬令所属注重地方治安密电》,1936年12月15日,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页。

  36向心堂:《邵力老主陕时的嘉言懿行》,《和平老人邵力子》,第128、129页。

  37《宁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2页。

  38张竞生:《“双十二事变”在陇县引起的震动》,《陇县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6辑,第72页。

  39马廷秀:《百年闻见录》,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40朱在勤:《蒋鼎文主陕时期的陕西省政》,《陕西文史资料》1990年第23辑,第35页。

  41《今后之陕甘》,《中央日报》1937年1月6日。

  42长江:《塞上行》,大公报馆1937年版,第329页。

  43原景信:《陕北剪影》,新中国出版社 1938年版,第11—12页。

  44《萧劲光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115页。

  45《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1978年12月20日,《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430页。

  46《富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

  47《汪精卫的求和运动及其他》,导报馆图书部1938年编印,第76页。

  48《何应钦致余汉谋黄慕松通报本日陕情电》,1936年12月15日,《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436页。

  49陈志凌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第10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页。

  50贾志璞:《我任柞水伪县长时与红七十四四师的交往》,《柞水文史资料》1984年第1辑,第41—42页。

  51《毛泽东致阎锡山信》,1936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56页。

  52《李志民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页。

  53《榆林人物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54焦如桥编:《县政资料汇编》上册,中央政治学校1939年编印,第48、49页。

  55《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7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85年编印,第263页。

  56胡次威:《我在兰溪自治实验县当县长》,《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70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57《陕西省委统战关于对国民党陕西地方政府进行统战工作的经验总结》,1939年2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一),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2年编印,第323页。

  58《贾拓夫关于抗战中党在西北局国民党区工作的总结》,1941年6月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年》,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编印,第63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出处:杨东,窦琦珺.陕甘地区的国民党县长与西安事变[J].安徽史学,2020(01):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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