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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在西安事变后的宣传善后

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作者:王春林
发布于:2021-02-22 共14403字

  摘要:西安事变损害了蒋介石的领袖形象与国家权威。为维护政府纲纪,蒋介石延续了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叛变”认定,并策划了对张学良的军法审判。同时,蒋介石还发表了《对张杨训词》《西安半月记》以及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试图垄断对事变的话语权。但这些官方动作和宣传存在不少争议和矛盾之处,虽然在形式上完成了对领袖形象与国家权威的修复,然而社会各界对这些善后作为并不完全认同,他们多报以怀疑、否定等态度。在其后的民国政治中,关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说辞已趋于标签化,但这种宣传善后是得失参半的,国民党的官方话语在迁台后方渐趋松动。

  关键词:西安事变; 蒋介石; 张学良; 国民政府; 宣传善后;

  西安事变期间的国内舆论因为国民政府的操控而呈一边倒的态势。1但事实上民众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远不止报纸报道的挞伐或劝说两种调子。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个人与国民政府都要为事件向国民有所说明,同时又要对涉事人员有所处置。此种“善后”事关领袖尊严、政府纲纪,也牵涉到陕甘特殊局面的消除乃至对日政策的转变等内外问题,其意义重大而深远。既往学界对国民政府善后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陕甘的善后问题上,尤其是对张学良、杨虎城个人以及军事善后上,而对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对该事变的定性、宣传以及后续影响则用力较少。2事实上,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为此进行了一整套的善后、建构与宣传工作,旨在维护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形象与权威,消除负面影响,统一政府官员与国民对事变的认识。3本文拟对这一善后工作作一系统梳理,从中透视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纲纪观念与意识形态考量,探析历史事实与官方说辞的微妙差异,进而展现各界人士对官方话语的体认,以及这种话语对民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刻影响。

  一、国民政府的定性与社会舆论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就将其定性为“叛变”。12月12日深夜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认定张学良“背叛党国”,决定“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13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又推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并“由国民政府即下讨伐令”。4蒋介石对事变最早的公开定性是《对张杨训词》中的“毁法荡纪”“蔑法坏纪”“毁坏纲纪”。5该训词系陈布雷经蒋介石授意而作,当能反映彼时蒋介石对事变的定位。国民政府定性的依据是张学良“劫持统帅”,张对此并无异议:“那等于我叛变,那就是叛变呐。”6作为友军的中共对事变的定性虽相对委婉,但也指出了可能引发内战的前途。7

  多数官员对事变的看法与政府是一致的。宋子文判断:“这是场政变。起义者的要求很含糊。”8郑洞国认为张、杨的“做法是一种‘犯上作乱’的行为,是作为部下所不应取的”。9但也有部分官员对张、杨持同情或理解态度,邹鲁“以为张氏虽悖逆万分,然稍有理智,当不至置国家的安危与前途于不顾”。10邵力子认为张、杨“不能说没有错误;但要求抗日御侮,还是出于爱国的动机,是未可厚非的”,“不宜看作乱贼或土匪”。11曾有“反蒋”背景的人亦多以国家利益为考量重点。冯玉祥“以为国家民族之安危甚重,希介石之早归也”。12陈公博得知消息后流下泪来:“起了同情和可怜之感,不觉把一向不满意于蒋先生的反感消失了。”13在蒋介石获释后,冯玉祥等官员“均都狂喜,有的振足,有的鼓掌,有的乐的前仰后合”。(1)白坚武亦指出:“此实于国有益。”14

  一般民众对“祸首”张学良的观感呈现两极分化。与国民政府较接近的人自然支持政府的应对,朱希祖在日记中称张学良为“叛将”“张逆”。15傅斯年更挖苦道:“张贼的办法,那里配说甚么政变,简直是绑票。”16马相伯也嘲讽道:“真辣真辣,其家传为绑票老手。”17而与张学良较亲近的人对西安方面则持理解态度。颜惠庆注意到“有相当一部分人同情张学良的行动”。18曹汝霖也认为,张学良“不忘国恨家仇,同情抗日,应表同情”。19

  在张学良送蒋返京后,国民政府面临如何处置他的问题,此问题在国府高层争议甚大。12月26日,冯玉祥表示:“国法不可不重视”,“张之叛逆应交军法严办,如罪已定后可设法减等”。孙科、邹鲁都赞成冯的观点。2028日,关于张学良的去留“有二说:去、回。朱、程均主张回去。吴、张、孙、我均不主张回去”。2131日,何应钦表示:“为国家计,汉卿不必回去。”22徐永昌则注意到“石曾、子文对张汉卿事热心极”。23蒋介石对如何处置张学良是颇伤脑筋的。在私交方面,蒋介石与张学良原本交谊匪浅,事变中张学良对蒋的生活也很关照。在张学良决定送蒋时,蒋“再三阻之”。(12)到洛阳和南京时,蒋介石都叮嘱下属“好好照顾副司令”。24但从为公的角度,国民政府不能不对张学良有所处置。12月28日,蒋介石“接见各部长,征求对张学良如何处置之意。中央谈话人多主张不能令张再回西北”。29日,蒋权衡后决定“不准其再回西北,而保全其生命”。25

  因此,军法审判确实不过是走个过场。王子壮听闻“手续业已决定,即由军委会照法审决,然后再予以特赦”。26陈布雷在庭审前已准备好相关材料,30日“为委员长起草请求特赦之呈文”。31日开庭前“改定蒋先生请特赦张学良呈文”,会审后陈又到各部门奔走商议特赦事。27受命主持审判的李烈钧则直接面对着两种不同意见。28

  张学良在审判时表现得很强硬,他大义凛然地接受审判,并宣扬西安做法的正当性。张学良表示:我们“都是爱国的人”,“现在的要求,是极端的抗日贯彻,至于我个人的生死毁誉,早已置之度外”,“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29张学良“并指明何应钦、张群、吴达铨、张公权、杨永泰、陈仪、熊式辉七人为亲日份子”。30张学良的言论根本不是“悔悟”,而是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批评国民政府过去的“不抗日”做法。因此,军法审判并未起到“惩恶扬善”的效果,反而成了张学良宣传“兵谏”的舞台。李烈钧写道:“张汉卿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他几乎把我问倒了。我无可奈何,只得不让他再讲下去。”31审判官鹿钟麟也见证了张学良的强硬:张“不满意政府”,“如不抗日,出去还要革命。”32军法审判的后续影响甚大,因为张学良的态度令国民政府颇为难堪,很多官员倾向于将其留在南京。张继“不赞成张学良再带军队”,“其他同意之人甚多,然皆不说”。33蒋介石也愤慨道:“张有不承认政府与做百姓亦要革命之语,是其尚无悔祸之心也,可痛之至。”34

  综上所述,国民政府与社会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定性以及如何处置张学良始终存在争议。这主要源于各自的立场以及与张的亲疏关系,同时也决定了他们此后对事变的态度以及作为。

  二、官方说辞的炮制

  除了对西安事变的定性以及对张的军法审判,蒋介石还苦心构建了关于事变的官方说辞,主要表现为《对张杨训词》与《西安半月记》。而陈布雷几乎承担了所有文字工作。

  1、《对张杨训词》

  根据国民政府官方说法,该训词由蒋介石发表于离开西安前。当事人张学良澄清道:“蒋先生就说了几句话,很简单的几句话就走了,我们就上飞机了。他跟杨虎城说:‘我回去要是对不起你,我不能再给人当长官。’”35陈公博也怀疑训话是事后补写的,蒋百里婉转地表示认可:“蒋先生夫妇在西安起飞时还很狼狈,大概他没有时间训话罢。”36

  但该训词并非完全虚构,它应当是根据蒋介石在事变中的表态增扩而成。刚回官邸的蒋介石即“口述在陕对张杨训话要旨,另授余草稿一纸,嘱即修改补充”。陈布雷与张群等人“互商要点后,即至侍从室着手起草”,当日改定。(10)何廉证实道:获悉蒋介石脱险的消息后,“陈布雷对翁文灏和我说,我们该为委员长起草一份文告,就这次事变向公众有所说明”。而蒋抵达南京后也“交了份文告给陈布雷,这是他在飞机上亲自用自来水笔起草的”。37可见,蒋介石与陈布雷合作多年,对如何善后是有相当默契的。而蒋介石与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对蒋在西安的最后表态都有记述,其中宋子文的记述最为可信。“委员长召张、杨训话,告诉彼等,尽管他们的做法系叛变行为,但他原谅他们。他所允诺之一切均会履行。”38宋的记述与前述张学良的说法颇为接近。

  《训词》虽然有很多修饰加工的成分,但其所依据的草稿却是真实的,因而它向公众传递的信息都是有的放矢的。《训词》开篇即提到“不再勉强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后面又作大段阐述,将“签字”或“下令”与蒋的人格乃至国家存亡捆绑在一起。(3)这是首先向外界表明蒋介石绝无有损领袖尊严之言行。其次,蒋介石表示其出险源于张杨“悔祸”,而事变之起因则归之于中共的鼓动。(4)关于责任追究,《训词》传递了两层意思,其一,张、杨应负责任,甚至蒋亦应负“上官”责任。(5)其二,中央会宽大处理。最后,他表示会遵守同西安方面的诺言。“凡与国家民族有利益者,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6)

  对蒋介石而言,此文又确实有文过饰非、修复形象的用意,其内容自然虚实参半。邵力子认为“一方面他要表示没有为武力威胁所屈服”,“另一方面又要表示他会履行对张、杨所做的口头诺言”。(7)毛泽东即嘲讽该文“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39通过这篇训词,蒋介石的领袖形象与张杨的“叛变”形象得以初步确立。

  2、《西安半月记》

  《西安半月记》也是蒋介石授意陈布雷撰写的,它一定程度上是“训词”的扩展。该书根据蒋介石的日记修改而成,其内容真伪是一问题(9),想传达什么是另一问题。后者亦很重要。

  陈布雷记述了《西安半月记》初稿的撰写过程:在杭州“辟室新新旅馆,撰西安半月记。时适阴历元旦,寓中寂无他人,望弟来助余缮写,既成乃赴沪”。40汪日章也见证了该书的撰写和修改:“这个《西安半月记》,是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要陈布雷写的。蒋来溪口休养,陈布雷也随同前来,住在蒋母坟庄附近,继续闭门编凑这个《西安半月记》。这篇东西写了好几次,蒋看了好几次,陈又修改了好几次,最后才付印发表的。”41

  《西安半月记》最初仅系蒋介石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此一小册并非公开刊物,系三中全会之报告书。余从罗秘书处得来。”42此报告在五届三中全会上也并未受到太多注意,在众多议程中,“蒋先生提出之西安事件之报告及请辞职,前者决定不理西安之八项主张,后者加以慰留。”43

  《西安半月记》描绘了蒋介石面对兵谏、拘押、胁迫的大义凛然形象,他义正言辞地斥责张学良,张在其面前唯唯诺诺,时而哭泣,时而悔悟,时而发出幼稚的论调。关于事变,蒋自始即认定为“叛变”,叱张学良等人为“叛逆”“敌人”,张学良则自称“革命”。44但蒋介石的强硬态度并非完全是粉饰。张学良证实:“他态度很强硬啊”,“还是军人气概”。45这也与蒋自己的记述相契合:“决以正气与精神力量与之斗争。”46但蒋介石的态度也是有变化的。蒋百里指出:“当时态度的确很强硬,但到蒋鼎文离西安时,态度反而软了。”(7)

  《西安半月记》关于蒋介石被扣后生活之记述相当正面,但却与事实有些出入。例如,该书中蒋介石12、13日两天未进任何食物。47但据负责关押的宋文梅回忆,蒋12日在他的劝说下同意吃了些麦片粥和桔汁;当事人孙鸣九也提供了更多的细节。48

  《西安半月记》对西安事变十分痛心:“八年剿匪之功”,“几全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10)蒋介石曾就此向张钫抱怨:“现在我们的力量尚不充实,外交还没有得到援助,怎么能同日本打仗呢?共产党退到西北,汉卿若能努力围剿,抗日就能免去内顾之忧。如今我的计划”“都叫这场事闹坏了”。49该书对张学良的评价也很低,这为国民政府处置张学良营造了合法的氛围。蒋介石原本很相信张学良,“此来仅携便衣卫士及卫兵二十人,而行辕大门外之司警戒者,即张之卫队营也。”事变初起,蒋怀疑“为一部之兵变,必系赤匪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事变后,蒋介石对张学良甚为失望:“彼之所为,实与我所预期者完全相反。”50蒋介石对宋氏兄妹的冒险斡旋也甚为感动。宋子文来时,蒋与之相见,“悲感交集,几不能作一语。”及宋子文次日离去,“百感交集”。至宋美龄前来,“感动悲咽,不可言状”。51

  3、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西安半月记》与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是以合订本的形式出版的。因为地位关系,一般读者对《回忆录》评价不高。陈克文认为“回忆录文字甚佳,文字上之价值当较史实上之价值为多也”。52事实上该书可视为宋美龄眼中的西安事变,《西安半月记》官方意味明显,而《回忆录》更倾向于个人的认识。《回忆录》也保留了很多与《半月记》不同的说法,邵力子的解释是:“蒋夫人一定要这样,不肯改。”(2)张学良也较赞赏宋着:“比较起来,蒋夫人写的,我可以说比较相当的诚实,蒋先生写的完全是———”53

  因为与“讨伐派”主张不同,宋美龄《回忆录》难免有抨击对方之处,“余殊觉其措置太骤”,“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同时,该书也可视为“主和派”的自白书。宋氏兄妹与张学良相互信任,宋美龄“自觉能想象张之心理”,“倘能与张当面商谈,必能以余信心感其迷瞢”。宋美龄也确实扮演了调和者的角色。《回忆录》还显示:张学良对“兵谏”自知不当,但绝无所谓“悔祸”之意:“我等所欲为者,确为造福国家之计划。”(4)

  宋美龄《回忆录》的出版引起了部分国府官员的不满。王子壮完全不赞同宋美龄的说法,并批评了蒋介石任其出版的做法。“正中书局系党有关之书局,今所奉命刊布宋氏之此类与国策不相容之着作,实不能不显蒋先生溺爱不明,将为盛德之累,独不思中央如不讨伐,而与张说和,则政府之立场尽失,国家危难将有旦夕倾覆之祸,尚能容汝辈与张折冲乎。再苟无军事上之威力以迫使就范,张学良未必即能放弃其谬误之主张,而俯首南来也。”(5)陈布雷阅读英文版后亦指出:该书“措辞有太激直处,对西安事变中军政当局采取严峻政策,不无指责过当,是其疵病耳”。54“讨伐派”因而趋于消极:“戴先生请假赴汤山,不问事者月余矣。”“丁先生赴日照已去数日”,“对于蒋之溺爱不明,亦颇不慊。居先生亦云,如此胡来,只有不干而已。何应钦求出洋而未得许可”。55

  王子壮与“讨伐派’仅看到宋美龄泄私愤以及蒋介石溺爱宋的一面。事实上,宋氏兄妹凭借与张学良的私人友谊促成事变和平解决,但张学良被扣的结果使他们颇为愧疚,因而乃有宋美龄《回忆录》之出版。蒋介石对此即便不赞成,当亦自知有愧。12月31日,蒋介石“致书子文慰之,使其为难,于心不安也”。在出版前,蒋介石与陈布雷也曾力图修改宋美龄《回忆录》,但最后似乎改动不大。(8)

  三、社会各界的体认

  经国民政府推广,《对张杨训词》与《西安半月记》很快在全国传播开来。负责宣传工作的潘公展很早就提出将《训词》选入教科书。561937年3月10日,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通饬全国采为教材”,57教育部很快就通令各省市学校实行。58《西安半月记》也以类似的方式被推广,广东省政府“通饬所属各级机关及公务人员一律购读”,并要求各种短期训练“一律以本书为精神教育必读书籍”。59《西安半月记》合订本“行销极速,数日间出售逾十万,开出版界之新纪元”。60

  有些官员对官方论调深信不疑。王子壮读过《训词》后,“知张学良、杨虎城对蒋先生表示悔悟。”并认为“张之冒然来京,正所以待罪也”。61甚至读过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一文后,王子壮仍“甚不以为然”。(7)很多读者对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印象也趋于两极。陈克文读毕《西安半月记》,对蒋佩服得五体投地:“蒋先生魄力之伟,胆量之大,眼光之远,处事之镇定精细,当世真无与匹。”62有读者读毕“成功成仁”一段后,“一方面只觉张汉卿之被迷于浅薄之唯物论,他方面又觉蒋委员长之不特为军事家,政治家,而且为哲学家与宗教家也”。63部分东北流亡人士也附和政府之说辞。沈鸿烈“说张之为人,即委座半月记内所谓张小事精明,大事糊涂”。(10)王铁汉在多年后仍表示:“委员长的《西安半月记》写得很清楚、很详细。”64但东北人士的言论应当是政府强势论调下的产物,未必发自真心。65

  但在国民政府的话语垄断下,社会各界对西安事变的认识仍很丰富。部分官员对国府的严厉处置并不赞同。“蒋百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杨,认为情况尚未判明,为时未免过早。”(13)翁文灏对此的反应是“沧桑之变,其速如此”。(14)驻陕官员张玉荪则委婉地肯定了兵谏做法:“张的所谓‘兵谏’,尚非虚言,而不准伤害委员长,也属事实。”66

  朝野上下也都在议论蒋介石是否在西安有所妥协。张钫直接向蒋介石求证:“允许了什么条件?”(16)陈公博怀疑道:“除了参加西安谈话的几个人之外,谁也始终蒙在鼓里。”(17)甚至陈诚也认为必有妥协。67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傅斯年认为蒋虽未签字,但一定会有所许诺:“此亦expediency(权宜之计)”。(1)

  时人对于事变其实有他们自己的见解,陈公博就称《西安半月记》为“官书”,认为该书“有不少自己隐晦的地方”。他还“发现半月记和回忆录很矛盾”。他“以为既有半月记,就不出回忆录也罢,如果回忆录一定要发刊,非大加改削不可”。(2)斯诺也认为《半月记》和《回忆录》合订本官方色彩甚重:“由于必须保持所处职位的尊严,他们不得不把许多有价值的材料略而不提。”68陈诚也有所保留地指出:“委员长《西安半月记》亦有看的必要。”(4)

  有的官员还指出了国府方面引发事变的一些弊端。陈诚认为:“中央对于西安事变应负大部分责任,如党部人员之对于张汉卿,政训人员之对于各级将领,处处予以难堪。”69徐永昌写道:“张汉卿在西安向蒋先生历数中央政府之黑暗与贪贿,亦一快事。”70南京政界很多人也意识到国策即将改变。颜惠庆写道:“有消息说,宋子文将接替蒋,梁诚为外交部长。”71周佛海与邵力子“谈西安事变经过,并及容共问题”,稍后“谈今后国策问题”。72

  部分中外人士甚至对事变表达了肯定态度。司徒雷登表示:“凡是了解少帅的人都感到,除了出于爱国的动机之外,他采取这一行动不可能有别的原因。”“尽管他所采取的手段是笨拙的、不合适的,但他的本意是要结束一场给人们带来灾难,而且关系到整个民族存亡的国内冲突。”73林语堂也指出:我们“必须给予那位湮没无闻的张学良将军以充分的赞扬,因为他导致了这次事件的发生,在整个处理过程中,都完全出于爱国的而非个人的动机。”“统一战线是中国形势的逻辑发展,然而,没有西安事变它就不可能产生,中国也就不会作好抗战的准备。”74斯诺还观察到,“大多数中国人评断西安事变基本上不涉及伦理道德观念”,“张学良对独裁政权头子采取直接行动,是选择了最人道的、最直接的办法”,“今天一般人都认为,这一行动的客观历史效果是进步的”。(11)

  四、结语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需要重树领袖形象与国家权威,他们因而完全垄断了对事变的话语权,张杨的“叛逆”形象在政治高压下逐渐定型。尽管蒋介石所炮制的《对张杨训词》与《西安半月记》中多有不实或歪曲之词,但当事之张学良、杨虎城一方迫于政治压迫无法公开驳斥,中共则因为国共合作与抗日兴起对此用力有限。而蒋介石则利用国家机器推广他的论调,事变两周年时他竟将张学良与日本相提并论:“张学良想威胁我的精神,现在日本也想威(胁)我们的精神,现在的日本便是当年的张学良。”(1)张学良的“悔祸”程度也是蒋介石的主要关注点,“汉卿思想与心理至今仍未改变”,“俟至适当时机,与其思想及心理转变后,当可恢复自由也”。(2)

  但是蒋介石主导的国民政府关于西安事变的宣传善后显然是得失参半的。一方面,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权威得以修复,而张学良则被钉上了“叛逆”的标签。在陈克文笔下,张学良成为官场中被嘲弄和诋毁的对象。(3)而胡宗南在与中央军校学生讨论时竟也提出:张学良与汪精卫、李自成等人有何不同?(4)但另一方面,包括国民政府官员在内的社会各界对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有他们自己的判断。国民政府的话语垄断虽然使持不同意见者无从发声,但却并不能使他们完全接受。他们在私人圈子里可以自由地讨论和表达他们的看法,这是国民政府的官方话语难以进入和占领的空间。同时,国民政府的话语垄断也使东北流亡势力在其后的民国政治和社会中颇感压抑与被边缘化。(5)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很多官员在解说失败时都会追溯到西安事变,认为中共乘机做大。(6)但将国民党的失败都归之于西安事变未免失之简单,事实上主要原因自然是其自身的问题。(7)这些论调很大程度上仍是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官方说辞的延续。迁台后,国民党关于西安事变的官方话语渐趋松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事人黄仁霖、蒋鼎文提出蒋、张之间不过是对于“攘外”与“安内”次序的分歧(8),这变相否定了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定性以及对张的处置。而张学良的旧部在谈及西安事变时则多采取“捧蒋保张”的方式,他们或者强调张学良在“放蒋”问题上的关键作用,或者在批评张学良时兼有维护之语,或者直言旧时论调之片面。(9)在官方话语褪去后,蒋介石和张学良逐渐回归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注:拙文修改中承蒙汪朝光老师指教,谨致谢忱!)

  注释

  1参阅《〈大公报〉与“西安事变”》,《新闻大学》2005年第2期;何扬鸣:《试论西安事变中新闻舆论的作用和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2期。

  2参阅Tien-wei Wu.The Sian Incident: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6;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1986年版;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王海晨、胥波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罗玉明:《西安事变新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3(1)关于20世纪20到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建设,参阅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王士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3-163页。这一时期,蒋介石在体制和社会心理上逐渐确立了领袖地位,参阅邓正兵、张均:《蒋介石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塑造与对日外交(1931-1936)》,《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4期(下);申晓云:《蒋介石“领袖集权”制下的外交用人方式转换透视》,《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罗敏:《从军事领袖向政治领袖的转型---以1930年代蒋介石对“西南问题”的处置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第4期。

  4(2)《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纪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纪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纪录》,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308-310、313页。

  5(3)《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1936年12月25日),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5辑“西安事变史料”下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2、4页。

  6(4)张学良口述,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第1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

  7(5)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合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7页。

  8(6)哈雷特·阿班:《民国采访战---〈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额阿班回忆录》,杨植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

  9(7)郑洞国:《郑洞国回忆录:我的戎马生涯》,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页。

  10(8)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379页。

  11(9)邵力子:《西安事变追忆》,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93页。

  12(10)冯玉祥:《冯玉祥日记》第4册,1936年12月19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56页。

  13(11)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242页。

  14(1)冯玉祥:《冯玉祥日记》第4册,1936年12月25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62页。

  15(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杜春和、耿来金整理:《白坚武日记》第2册,1936年12月26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9页。

  16(3)朱希祖着,朱元曙整理:《朱希祖日记》中册,1936年12月13、19、20日,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26-727页。

  17(4)傅斯年:《论张贼叛变》(1936年12月16日),傅斯年着、陈盘等校:《傅斯年全集》第5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755页。

  18(5)《冯玉祥日记》第4册,1936年12月14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50页。

  19(6)颜惠庆:《颜惠庆日记》第2卷,上海市档案馆译,1936年12月16日,中国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5页。

  20(7)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香港)春秋出版社1966年版,第293页。

  21(8)《冯玉祥日记》第4册,1936年12月14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63-864页。

  22(9)《冯玉祥日记》第4册,1936年12月28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66页。“朱、程、吴、张、孙”依次为朱培德、程潜、吴稚晖、张静江、孙科。

  23(10)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3册,1936年12月31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518页。

  24(11)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7年1月7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4页。“石曾、子文”指李石曾、宋子文。

  25(12)蒋中正:《西安半月记》,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24页。

  26(13)张学良口述,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第2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375页。张学良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

  27(14)《蒋介石日记》(未刊本),1936年12月28、29日,转引自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第215页,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版。

  28(15)《王子壮日记》第3册,1936年12月30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365页。

  29(16)陈布雷:《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1936年12月30、31日,(香港)东南印务出版社,年份不详,第183页。

  30(1)参见鹿钟麟:《张学良南京受审纪实》,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页。

  31(2)《张学良审判笔录》(1937年1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14-00014-003。

  32(3)翁文灏着,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翁文灏日记》,1937年1月4日,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05页。吴鼎昌,字达铨;张嘉璈,字公权。

  33(4)李烈钧:《南京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张学良的经过》,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68页。张学良,字汉卿。

  34(5)《冯玉祥日记》第4册,1936年12月31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70页。

  35(6)《冯玉祥日记》第5册,1937年1月2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36(7)《蒋介石日记》(未刊本),1937年1月1日,转引自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版,第5册,第217页。

  37(8)《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第2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553页。

  38(9)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253页。

  39(10)陈布雷:《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1936年12月26日,(香港)东南印务出版社,年份不详,第182页。

  40(1)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

  41(2)张俊义译:《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1936年12月25日,见《百年潮》2004年第7期。

  42(3)《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1936年12月25日),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5辑“西安事变史料”下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1-3页。

  43(4)《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1936年12月25日),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5辑“西安事变史料”下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1页。多年后,蒋介石终于认识到:“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参见蒋中正:《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1年版,第75-76页。

  44(5)参见《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1936年12月25日),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5辑“西安事变史料”下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2页。蒋介石在抵京后曾有此表示,翁文灏在座并有记述。参见翁文灏着,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翁文灏日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01页。

  45(6)《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1936年12月25日),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5辑“西安事变史料”下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2-4页。

  46(7)邵力子:《西安事变追忆》,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页。

  47(8)《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1936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页。

  48(9)刘维开考证了陈布雷依据《日记》及邵力子的信函撰写《西安半月记》的经过,还考证了《西安半月记》与《西安事变日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的差异,进而指出《西安半月记》虽然是作宣传之用的,但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仅部分内容因政治环境关系而有所隐晦。参见刘维开:《蒋中正先生西安事变日记》,《近代中国》第153期,2003年3月;刘维开:《蒋中正〈西安半月记〉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0期,2003年5月。

  49(10)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页。“望弟”指陈的妹夫翁祖望。

  50(1)汪日章:《蒋介石被扣经过》,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页。

  51(2)陈克文着,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1937年2月21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39页。

  52(3)《王子壮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4册,1937年2月19日,第50页。

  53(4)《西安半月记》,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4-7页。

  54(5)《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第2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374页。

  55(6)《西安半月记》,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11页。

  56(7)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253页。

  57(8)《西安半月记》,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8-9页。

  58(9)参见孙铭九:《临潼扣蒋》,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23-225、251-255页。

  59(10)《西安半月记》,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2页。

  60(11)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页。

  61(12)《西安半月记》,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3、17页。

  62(13)《西安半月记》,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20-22页。

  63(1)陈克文着,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1937年6月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75页。

  64(2)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255页。

  65(3)《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第2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549页。原文即以破折号结尾,张学良显然不愿明言《西安半月记》虚假。

  66(4)《西安事变回忆录》,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27、38、41页。

  67(5)《王子壮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4册,1937年4月21日,第111页。

  68(6)《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1937年6月12日,(香港)东南印务出版社,年份不详,第220页。此书英文版先出版于国外。

  69(7)《王子壮日记》,第4册,1937年5月1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135页。“戴、丁、居”指戴季陶、丁惟汾、居正。

  70(8)《蒋介石日记》(未刊本),1936年12月31日,1937年3月24日,转引自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版,第5册,第216、262页;《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香港)东南印务出版社,年份不详,第205、211、214、216页。

  71(1)参见潘公展:《最伟大最切实的公民教育---读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话的感想》,《读书青年》第2卷第1期第3页,1937年1月。

  72(2)《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采作教材》,天津《大公报》1937年3月12日,第3版。

  73(3)《蒋对张杨训词教部通令采取教材》,《新运导报》1937年第3期,第95页。

  74(4)《令饬属推广购读西安半月记暨西安事变回忆录》(1937年7月15日),《公报》第373期,第108页。

  75(5)《王子壮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4册,1937年6月11日,第162页。

  76(6)《王子壮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3册,1936年12月28日,第363页。

  77(7)《王子壮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4册,1937年5月13日,第133页。

  78(8)《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1937年2月21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39页。

  79(9)权时:《读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感言》,《银行周报》,第4页,(10)陈诚着,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日记》第1册,1937年2月28日,台北“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版,第120页。

  80(11)沈云龙访问,林泉纪录:《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第70页。

  81(12)参阅王春林:《大义抑或利害:西安事变中东北流亡势力的反应》,《史学月刊》2010年第8期。

  82(13)萧赞育:《谈西安事变》,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5辑“西安事变史料”下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205页。

  83(14)翁文灏着,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翁文灏日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1936年12月16日,第98页。

  84(15)张玉荪:《华清池之旅---追忆西安事变前后的经历与见闻》,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5辑“西安事变史料”下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322页。

  85(16)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页。

  86(17)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241页。

  87(18)参见《致夫人函》(1937年1月24日),陈诚着,何智霖、高明芳、周美华编辑:《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册,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第419页。

  88(1)《致蒋梦麟、胡适、周炳琳》(1937年1月4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161页。

  89(2)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241、254页。

  90(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425页。

  91(4)《致夫人函》(1937年2月23日),陈诚着,何智霖、高明芳、周美华编辑:《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册,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第436页。

  92(5)陈诚着,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日记》第1册,1937年2月6日,台北“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2015年版,第110页。

  93(6)徐永昌:《徐永昌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册,1936年12月30日,第517页。

  94(7)颜惠庆:《颜惠庆日记》第2卷,上海市档案馆译,1936年12月27日,中国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6页。

  95(8)周佛海:《周佛海日记全编》,1937年1月2、9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2、6-7页。

  96(9)约翰·司徒雷登着,程宗家译:《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107页。

  97(10)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369-371页。

  98(1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425-426页。

  99(1)《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1938年12月12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330页。

  100(2)《蒋介石复宋子文电》(1941年12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14-00014-017。

  101(3)参见《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1937年5月17日,1940年9月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68、655页。

  102(4)参见胡宗南着,蔡盛琦、陈世局编辑校订:《胡宗南日记》上册,1943年6月2日,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第216页。

  103(5)参见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262页。

  104(6)参见李毓澍访问,周道瞻纪录:《蒋鼎文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1999年第9期,第53-54页;李云汉校阅,蒋京访问:《萧赞育先生访问纪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7-48页。

  105(7)参见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1937-1949)》,王建朗、王贤知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106(8)参见李毓澍访问,周道瞻纪录:《蒋鼎文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1999年第9期,第48页;黄仁霖:《黄仁霖回忆录》第103页。两人与张学良的看法不谋而合,参见《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2册第354页,第3册第785页。

  107(9)参见莫德惠:《民国莫柳忱先生德惠自订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3页;沈云龙访问,林泉纪录:《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第78页;郭廷以校阅,李毓澍访问,陈存恭纪录:《戢翼翘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第100-101页;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
原文出处:王春林.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宣传善后——以蒋介石、张学良为中心[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08):12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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