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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政治思想从“洪水说”到“地运说”的演变

来源:清史研究 作者:茅海建
发布于:2021-03-31 共35573字

  摘要: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授中谈到了“洪水说”,即四千年前世界全陷于洪水之中,人类的历史从此开始,中国的历史从夏禹开始;谈到了“地顶说”,即昆仑为地顶,在洪水期间保留了人类的早期文明,昆仑有“四大金龙池”,是额尔齐斯河、阿姆河、印度河、黄河的源头,由此形成了繁荣的亚洲文明。这些奇特的学说究竟有什么政治目的?本文认定,《康子内外篇·地势篇》涉及到“地顶说”,但已发展成为“地势说”,是康有为在戊戌之后的思想。本文说明,康有为弟子徐勤、刘桢麟、梁启超政论文中的“地运说”,即人类文明从印度发生,向西传播到欧洲和美洲,将通过东西两条路线(俄国西伯利亚、美洲经日本)传到中国,才是“洪水说”“地顶说”的最后结论。

  关键词:康有为; 戊戌变法; 康子内外篇; 黎祖健; 万木草堂口说; 徐勤; 刘桢麟; 梁启超;

  Kang Youwei’s “The Theory of the Flood,” “The Theory of the Summit of the Earth” and “Theory of the Earth’s Fate” dur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A Discussion of the Writing and Completion of the “Master Kang’s Private and Public Writings” (Kangzi Neiwai Pian)

  MAO Haiji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cau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Dur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Kang Youwei discussed “The Theory of the Flood,” (Hongshuishuo) in his lectures at the Thatched Hut among Ten Thousand Trees Hall Academy.“The Theory of the Flood,” stated that the whole world was flooded four thousand years ago,and that the history of human society began in this period.The history of China began from the rule of Emperor Yu of the Xia dynasty.Kang also discussed “The Theory of the Summit of the Earth (Didingshuo) which posited that Mount Kunlun was the summit of the earth where early human civilization was preserved.During the flood,there were “four golden dragon lakes” on Mount Kunlun and the lakes were the sources of four rives:Irtysh River,the Amu Darya River,the Indus River and the Yellow River.These rivers were the foundations of the prosperous Asian civilizations.What were the political purposes of these peculiar views?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at the book,“Master Kang’s Private and Public Writing:Topography Chapter” (Kangzi Neiwai Pian:Dishi Pian) discussed the “The Theory of the Summit of the Earth,but the “The Theory of the Summit of the Earth” had developed into “The Theory of Topography” (Dishi Shuo) developed by Kang Youwei after the 1898 reform.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Theory of the Earth’s Fate” (Diyun shuo) in the political essays written by Kang Youwei’s disciples,Xu Qin,Liu Zhenlin,and Liang Qichao,illustrated that human civilization was born in India,spread westward to Europe and the Americas,and eventually spread to China through two routes (Siberia and the Americas via Japan).This was the conclusion of “The Theory of the Flood,” and “The Theory of the Summit of the Earth”.

  仔细观察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可以发现一些非常奇特的学说,即“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这些学说显得非常松散,内部结构不紧密,最初看起来有点荒诞不经,康对此也没有完整的叙说,稍不注意很容易就放过去了。学术界对此尚无专门的研究。但我却以为,这些并未形成完整体系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很能反映康有为的性格特点,反映其学术思想(康学)的形成过程。解读这些学说,对总体了解和理解戊戌时期康有为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颇有助益,亦可为考证《康子内外篇》写作与完成的时间提供线索或依据。由此,我将康有为的这些学说整理于下,以求教于方家。

  为了思维和叙述的准确性,我还须对本文所使用的“戊戌时期”概念下一定义:以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为主,向前延伸到甲午战争之后,即战败后的中国朝野开始倡言“变法”之时。

  一、万木草堂中的口说:“洪水说”“地顶说”

  戊戌时期康有为所创“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大同三世说”,尤其是后两说,最重要的论据是孔子的口说,称《公羊传》、《易》、董仲舒《繁露》、何休《解诂》等着述(甚至纬书)保存了大量孔子当年口说的内容。正因如此,康有为创建其学说时,也非常注重口说,尤其是“大同三世说”,传授给陈千秋、梁启超等人。(1)也因为如此,我对康在万木草堂中的讲授内容极感兴趣。康当年的讲授记录,现存有四种笔记,分别是黎祖健所录《万木草堂口说》、不着录人《万木草堂讲义纲要》和张伯桢所录《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南海师承记》。以下一一叙述之。

  现存康有为讲授记录最详者,当属黎祖健所录《万木草堂口说》。黎祖健,字砚贻,广东番禺人,早年师从于陈荣衮。1894年(光绪二十年),黎随其师陈荣衮同拜康有为为师。(2)黎入康门较晚,在康门弟子中地位不高;但其学习勤奋,颇有着述,曾在康门控制的《知新报》上发表政论文5篇。(3)黎祖健所录《万木草堂口说》,现存两个版本,其一收藏于广东中山图书馆(丙申本,光绪二十二年,1896),其二收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丁酉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楼宇烈称:“现存这两份口说抄本内容及编次基本相同,似系同出一源。”此说若能成立,所录皆是1896年康在万木草堂的讲授内容。目前最方便使用的版本,是楼宇烈整理本。(4)

  《万木草堂口说》大约十万字,语录体,未加修饰,从中可以看出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对众弟子讲授时的汪洋自肆、随性洒脱、不受规限。其中关于康的“洪水说”“地顶说”,黎祖健所录文字为:

  现考地球所生从日出,而月从地生出。

  昆仑有四大金龙池:一条额尔齐斯河,流入俄国;一条阿母新头河,流入波斯;一条印度河,流入印度;一条黄河,流入中国。(见佛书玉合经)

  昆仑者,地顶也。知地顶之说,而后可以知人类之始生。

  现考人类之生,未过五千年,总之去洪水不远。或者,洪水以前之人皆为洪水所灭。以历国史记考之,人皆生于洪水之后。计自洪水至孔子,二千年,自孔子至光绪丙申,二千四百四十七年。印度开国最古,波斯亦开国亦早,盖近昆仑也。

  凡有数千里平原,必能创造政教文字。故地球内四大域皆然……

  中国、印度、波斯、小亚西亚共为四大域,是开辟之始。

  外国之教,以婆罗门为最古,马哈麦、佛氏、耶氏皆从它一转手。马哈麦弟子,名某亚已。老教分两门:一言丹鼎,葛稚川是也;一言符箓,张天师道陵是也。

  自古至今,以地而论,则中国与印度,以人而论,则儒与佛。儒者,孔子之国号也。孔子未改制以前,皆淫佚无度,孔子以布衣整顿之……

  言昆仑之说者,莫精于佛书,以印度近昆仑也。《海国图志·昆仑考》甚谬。

  罗马之政教出于波斯,波斯出于印度,印度语言文字,皆本天竺,音用支歌麻韵。

  古时郁珠即今之阿泽盘木者,经洪水后,在最下最肥之地。自兴安岭外,六千里皆盘木。

  中国在昆仑之南。

  (印度为一域,波斯为一域,小亚细亚为一域,即今土耳其,中国为一域。)亘古开国莫大于波斯。

  何以日主岁功?日为地之主也。

  地之大小从日火迸出时已定。

  洪水者,当时地球水未干尽。

  凡诸星莫不有洪水。(凡诸书莫不言洪水。)

  印度之(即)白折额,为人道(人类)之始。

  洪水以后,人多居昆仑左右。

  日火质爆而为地。

  洪水、流沙、蟠木。

  昆仑为地顶,即今伊犁。

  昆仑既起之后,大雪山离地至二千余丈。

  印度开国甚古,当尧、舜时,义理、政教、文字已可观。

  以风水论,印度开国最先。

  昆仑出天山、杭海山、大金山,走兴安岭、走大加海。

  四川亦近昆仑(地顶)。

  中国向东。

  欧洲离昆仑远,开国迟;中国去昆仑近,开国早。

  蟠木古名郁珠,亦名老林阿泽,古之所谓蟠木。

  印度生在洪水之后。

  山西为中国地顶,面向黄河,左氏所谓“表里山河”。

  山西至今有穴居者。

  洪水以前政教无可考,《禹贡》一篇,洪水既平之文。

  (通地球政教文字不出四大域。)

  地球诸教皆起于春秋时。

  印度、波斯与三代制度相类。

  歌麻为天地元音,人始生落地即曰呀,泰西声音多用歌麻韵。

  白帝额过欧洲开人种。

  亚当、波斯、印度俱被洪水。

  外国七日礼拜出佛,印度开国早故也。

  中国大禹、巴比伦、婆罗门生同时。

  凡地球各国之人物,开在洪水之后,尧、舜年间。

  洪水或以为七年,或以为十年,殆未至此。禹所治者,乃洪水末流耳。

  黄帝至今六千年。

  洪水后方有人,无五千年以上死人骨。

  地球之生约四万年,分三古,曰荒古,曰远古,曰近古。

  大象是洪水以前物。

  各国皆言洪水,洪水后方有今日世界。

  《汉书》诸西国皆在今昆仑山,不止葱岭也。佛之阿弥,即昆仑。

  古之瀚海,即今戈壁。

  波斯、印度、希腊及中国,约分四教。

  地球之聪明大略相仿,印度开国最古,各国政教多从印度出。

  埃及开国文物后,而希腊大盛。(5)

  当时的笔录用毛笔,记录的速度不会很快。黎祖健的这份记录,当然只能是摘记要点,分别散列于《学术源流》之一至之七之中。有些内容,很可能黎自己也不太清楚,记录的文字似有误,如“白折额”“白帝额”。但从这些简洁的文字中,可以大体看出康有为“洪水说”“地顶说”的主要论点:

  一、地球由太阳所产生(“地球所生从日出”,“日火质爆而为地”),距今大约有四万年。早期的地球上有植物(“郁珠”“盘木”)和动物(大象)。

  二、五千年前,地球各处有巨大洪水(“亚当、波斯、印度俱被洪水”),人类文明在洪水中是无法生存的,可能因此而中断;昆仑为“地顶”即地势最高处,可能保留了最早期的人类文明(“洪水之后,人多居昆仑左右”)。

  三、洪水消退之后(大约四五千年前),人类文明从昆仑“地顶”向四周扩展;离昆仑比较近的印度、波斯、小亚细亚(土耳其)和中国有了最初的人类文明(“中国大禹、巴比伦、婆罗门生同时”,“印度、波斯与三代制度相类”,“义理、政教、文字已可观”);发源于昆仑“四大金龙池”的四条河流(额尔齐斯河、阿母新头河即阿姆河、印度河、黄河)是文明伸展的路线,从上游而下游,逾行逾远。

  四、大约在两千多年前,地球以印度和中国为中心,分别发展出高等的思想与政教体系,即中国的儒学与印度的佛教或早期的婆罗门教(“自古至今,以地而论,则中国与印度,以人而论,则儒与佛”);而伊斯兰教(“马哈麦”即穆罕默德)、佛教、基督教(“耶氏”)都是从婆罗门教转变而来。

  五、欧洲离昆仑远,文明发生晚,且其文明来源或受益于印度文明和波斯文明。

  六、从语音来看,地球各地的文明有同源性(“歌麻为天地元音”),而罗马帝国的文明来源于波斯文明,波斯文明来源于印度(古天竺)文明(“音用支歌麻韵”)。

  从今天可以获得的自然历史与地理知识来看,康有为的观点是荒诞的。“洪水说”见于《圣经·创世纪》,近于神话;《尚书·禹贡》说的是九州地貌及其山川河流分布,康称之为“洪水既平之文”,即说明洪水消退后情况的文献。然而,对照中东地区的自然历史,没有出现《圣经·创世纪》所称的巨大洪水;对照中国的自然历史,仅可说明当时中原及附近地区有着大面积的沼泽,治水可能是先民们的河道修治或疏浚工程。康称“波斯、印度俱被洪水”,似没有相应的文献史料,也得不到地质学方面的证据。康称“日火质爆而为地”,即有可能接触到太阳系形成的假说,然地球产生的原因现在仍难以确定,其产生的时间绝不止康称的四五万年,很可能是四五十亿年。康称“昆仑”,应指帕米尔高原及其周边地区,是很大的区域,但还不是真正的地顶(地顶为喜玛拉雅山脉),四条河流的源头虽与帕米尔高原及其周边地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与文明的发生并无关系,且额尔齐斯河流域(其下游汇入鄂毕河)并没有产生人类早期文明。

  从今天可以获得的人类文明史的知识来看,康有为的观点仍是荒诞的。人类早期文明在埃及、两河流域、波斯、印度、中国、希腊、中美洲等处,皆与昆仑无涉,而昆仑即帕米尔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并无早期人类文明的遗存。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各处文明,虽然有交互影响的作用力,但各有其源头,自我生长的力量仍是其生存发展的主要因素。希腊、罗马帝国的文明并不来源于波斯文明或印度文明;恰恰相反的是,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很可能受到其他地区文明的影响,即雅利安人(高加索人种)进入伊朗高原和南亚次大陆。早期犹太教、印度教是独自发展的。

  然而,在1896年,在戊戌时期,在康有为时代的清帝国,能够思考地球、人类、文明起源的学者并不多,能够引发学者去思考地球、人类、文明起源的文献资料,特别是科学的实地考察或考古资料并不多。康有为正是以其过人的联想力与思辨力,将有限的文献资料和新获得的地理知识相结合,拼凑成新颖的“洪水说”“地顶说”。相对于中国原有的文献记载,如光怪陆离的《山海经》、难寻确证的《史记·五帝本纪》和人神相会的《穆天子传》等书,这些具有全球性知识并稍显体系性的学说,当时对万木草堂众弟子们应有很大冲击力且具说服力。

  尽管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将欧洲(西方)文明说成是次生级的,而此时欧洲考古学、地理学、生物学等学科正进入发展最快的时期。欧洲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已经初步完成对世界各地早期文明的考察,做出全新的解释;欧洲地理学家已经初步完成对全球自然地理的考察,写出详细的报告;而生物学的发现更是革命性的,那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种与人类发生发展的历史被改写。这些欧洲的新学说与康提出的“洪水说”“地顶说”之格格不入,恰恰说明康对此时欧洲各种新学说也相当隔膜。

  《万木草堂讲义纲要》是康有为第四子康同凝(1909—1978)的家藏,封面署“大人丁酉夏在万木草堂之讲义抄录”。(6)“大人”,指康有为。“丁酉”,即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讲义”,是康本人所写或听讲者的笔记,从文字内容来看,当属听讲者的笔记。(7)由此可见,该讲义由康弟子“抄录”以送康审阅。至于康本人是否看过,则是无从知晓了。《万木草堂讲义纲要》之“七月初三日夜讲源流”,亦有“洪水说”的内容:

  地从日、火星出。

  洪水者受天地之湿而成,非忽然而有。

  地之出约五万岁。

  洪水之后,人、物生焉。

  至禹而定天下之始。

  通考地球自禹时始。

  地球由昆仑大初起而定。

  泰西三代,巴比伦、希腊、埃及。

  种族、言语俱从印度出。

  这一份记录显然要比黎祖健所录简单得多,说到了“洪水”,说到了“昆仑”,说到了“印度”,但没有说“地顶”,没有说明人类文明从昆仑通过四条河流而传播。值得注意的是,《万木草堂讲义纲要》虽称“种族、言语俱从印度出”,即讲西方的人种和语言出自印度;然又录:“欧洲风俗之变从希腊始”,“欧洲之政皆自希腊始。泰西文学、冶术、技艺诸门,皆自希腊始,与诸教无关,不关各国”,“泰西诸教到希腊时并出”。(8)似乎是称欧洲文明是独立发展的,不那么强调其来源或受益于印度或波斯文明了。这种让人看起来比较困惑的说法,说明该记录很可能事后有所整理而删减。

  张伯桢(1877—1949),广东东莞人,1896年正式入康有为门下,学习勤奋,对康极为忠诚,着有《南海康先生传》。《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前有张伯桢序言,称“迨及(1896年——引者注)秋季,先生归来,昕夕讲述,放言高论”,“……余从学之余,辄为笔录,积久成帙”,即是1896年秋季的听讲笔记。《康南海先生讲学记》亦有“洪水说”“地顶说”的内容:

  孔子以前,皆讲“三世”。洪水时,人与水争;周公时,人与兽争;孔子时,人与人争。

  地球自洪水以前一大劫。溯洪水之初,或为日所摄,或为他行星所触,人类几绝。禹之治洪水,不过因势利导。是时日力之摄息,地球之轨平,洪水必退,禹不过疏其未退者耳。洪水之劫,通地球皆同,可知不独中国为然。观西人所考俱断于洪水后,便知。

  ……日之黑点发出来十四万里。地约五万岁。人之生约在五千年前。以地中之物质考之,地绕日一次,地长皮约一寸。

  上三千年,兽与兽争。中三千年,兽与人争。下三千年,人与人争。

  葱岭四大金龙池,一口流入中国黄河,一口流入印度河,一口流入波斯,一口流入额尔齐斯河。

  新疆居昆仑之顶。昆仑圆而大,落机大而长。

  印度以母为姓。

  满洲、蒙古字出于唐古忒,唐古忒出于天竺。(9)

  谈到了“洪水”,谈到了“葱岭”和“昆仑”,谈到“四大金龙池”和四条河流,也谈到了“印度”,但没有具体说明人类文明在昆仑“地顶”的保存及洪水退后从昆仑向四周的发展。如果不对照黎祖健录本,而仅仅看到这些文字,很难理解康说的旨意。根据原编者的按语,今存张伯桢《康南海先生讲学记》是其子张次溪的抄本,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送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0)从所录内容来看,比较有条理,很可能经过事后的整理,即有记录者自我理解而作增删。

  张伯桢另着有《南海师承记》,称将其1896、1897两年在万木草堂的听讲笔记整理而成,共两卷,于1916年寄上海,“乞南海先生审定,仍付梨枣,以广其传”。看来康有为没有同意发表,存放在上海康家即康同凝处。《南海师承记》中完全没有“洪水说”“地顶说”的内容。(11)

  今存康有为弟子在万木草堂的听讲笔记,以黎祖健所录《万木草堂口说》(中山图书馆藏本,丙申本)最为原始且完整,《万木草堂讲义纲要》《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很可能经事后整理而有所增删,不那么原始,《南海师承记》事后整理的痕迹极重;但将前三部记录合起来看,可以坐实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提出了“洪水说”“地顶说”。然而,康的这些学说最终用意是什么?我在前三部记录中都看不出明确的旨意,即便是最为完整的黎祖健所录本,可以看出来的指向,仍是“孔子改制说”:中国早期文明从夏禹开始,更早的尧、舜文教之治,因为洪水而没有留存下来,即康在《万木草堂口说》中称“尧、舜如今(之滇、黔)土司头人”,其事迹皆是孔子创造出来的。(12)而我个人又以为,康的这些学说即“洪水说”“地顶说”不会就那么简单,这里面似还有文章可以去做。

  二、《康子内外篇》中的说法:“地势说”

  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前有两部关于其讲学内容的着作《长兴学记》与《桂学问答》,内中没有“洪水说”“地顶说”;康在戊戌政变前出版的所有着作,内中也没有相关的内容;由此再扩大到康生前出版的所有着作,曾简单地提到过“洪水”,没有与“洪水说”“地顶说”相关的实质性内容。由此可见,康生前还不想公开这些学说,或者反过来说,想隐匿这些学说。

  康有为去世后,其未刊着作陆续被发现,与“地顶说”相关的内容也开始出现,见载于《康子内外篇·地势篇》。

  《康子内外篇》的写作与完成时间,我以为,还难以确定。

  1889年(光绪十五年),康有为写信给沈曾植称:“如吾子□中通理,广大精微,仆岂可复隐?所着《内外篇》,说天人之故,行且次之呈览。”(13)1890年,康有为又将《阖辟篇》送给主持广雅书院的朱一新。(14)1898年底,康有为在日本东京写《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在光绪十三年(1887)之下记:

  ……作《内外篇》,兼涉西学,以经与诸子,推明太古洪水折木之事,中国始于夏禹之理,诸侯犹今土司,帝霸乘权,皆有天下。三代旧事旧制,犹未文明之故……

  据《我史》手稿本,这段话虽稍有改动,但主要部分是康当时所写。(15)康又在光绪十二年之下记:

  是岁作《内外康子篇》,内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艺乐之事。又作公理书,依几何为之者。

  从手稿本来看,这段话为康的添加,添在页眉上。(16)康何时所添加,则不清楚。1899年,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在《支那哲学》栏发表了康的《阖辟篇》《未济篇》《理学篇》《爱恶篇》《性学篇》《不忍篇》《知言篇》《湿热篇》《觉识篇》,共计九篇,仅在《阖辟篇》之首加了一行小字“南海先生二十岁前旧稿”,即1877年之前的作品,没有说明此九篇属《康子内外篇》。(17)(此可称“《清议报》本”)康有为去世后,相当多的文稿由其次女康同璧保管。1947年,芮沃寿(Arthur F. Wright)在康同璧家中将这些文稿拍成四个胶卷。(18)其中有《康子内外篇》的抄本,封面写明“康子内外篇抄本,拾伍篇全”;除了《清议报》已刊出的九篇外,该抄本另有《人我篇》《仁智篇》《势祖篇》《地势篇》《理气篇》《肇域篇》六篇。(此可称“康同璧家藏本”)该胶卷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后又复制多份,分藏于世界各大图书馆。

  1975年,李三宝发表论文《〈康子内外篇〉初步分析——康南海现存最早作品》,点校该胶卷中的《康子内外篇》共十五篇,即“康同璧家藏本”。(19)1978年,蒋贵麟出版《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亦是点校胶卷中的《康子内外篇》“康同璧家藏本”,并与“《清议报》本”的九篇互校。(20)1980年,北京新创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发表《康有为遗着:内外篇》。(21)此后,《康子内外篇》有多个版本,点校亦有不同,追其原本都是“《清议报》本”和“康同璧家藏本”。(22)所有这些版本的点校者皆据康有为《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称《康子内外篇》作于1886—1887年。

  然而,所有《康子内外篇》“康同璧家藏本”点校者(以及引用者)应当注意而注意甚少者是,数量达十五篇之多的《康子内外篇》真正完稿时间:一、1889年,康有为给沈曾植信中称《内外篇》的内容为“说天人之故”。以当时人的思维概念而言,“天”指“天命”、“天道”,有神明的意思,也有可能指“自然”(即今天的概念),“人”的指向是清楚的,指人的知觉、情感、理念和事功,包括“圣人”与“俗人”。“说天人之故”,即两者之间的关联及其原由。现存《康子内外篇》十五篇,虽说也有许多这方面的内容,但不是最主要的命题,如第一篇《阖辟篇》就不怎么言“天”而多言君权之运作。即康有可能在1889年所言之后又增加了许多内容。二、1898年,康在《我史》中说“推明太古洪水之事”,“内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政教艺乐之事”。而现存《康子内外篇》十五篇中,没有“推明太古洪水之事”,也不分“内篇”“外篇”,与康在《我史》中所述不符。而“太古洪水”又牵涉到“洪水说”,我在后面还会再叙述。三、1890年康送《阖辟篇》给朱一新时,没有说明此为《内外篇》中的一篇。由此,我以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康子内外篇》,包括“《清议报》本”和“康同璧家藏本”,康都有可能进行修改或重写。

  1898年9月20日,即戊戌政变的前一天,康有为离开北京,经天津搭船去上海。行前和途中,康对政变的消息是不知情的。9月24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派人在吴淞口接走了康,送至香港。据英方记载,康随身的行李并不多。戊戌政变后,康在北京和广州的家都被抄过。也就是说,康若有手稿随身,应是他于10月19日从香港到日本东京时所带,随行者有梁铁君、康同照、何树龄、叶湘南和两名仆人(他们有可能从广州康家中取走手稿)。但这些人(如叶湘南)都没有说明,曾在康家中取走过手稿;已在东京的梁启超也没有说明,康到达时有大量手稿随身。正因为如此,现存戊戌政变前康有为手稿资料数量极少,我对之是极其谨慎的。也因为如此,戊戌时期康、梁(尤其是梁)所宣称的康许多早期着作今天无法找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康有为手稿,大多是戊戌之后的,尤其是1900—1903年康在南洋槟榔屿、印度大吉岭期间所写的。

  康有为指责刘歆造假,称赞孔子“改制”(亦是造假),而他自己的纪录也不佳——《戊戌奏稿》作伪,《大同书》写作时间提前,《我史》制造前半部被抄后再获的谎言且准备修改。(23)《清议报》上“南海先生二十岁前旧稿”之语,当属出自或经过康有为之手,梁启超必不会自行添加。康将《阖辟篇》等九篇稿本交给梁启超的时间,当在1899年3月22日康乘船离开日本赴北美之前。然《阖辟篇》等九篇是康随身带来日本的“旧稿”吗?此时离“二十岁前”已经过了二十二年,若如果按《我史》的说法写于1886—1887年的话,也已经过了十二年!

  以我研究康有为思想的经验来看,康称“二十岁前旧稿”,未必完全说谎,很可能康在二十岁前已经有了最初的想法或作品,以后不断地修改。这也是大多数思想家的写作方式。康个人独特的性格是将其创制各种思想或学说的时间尽量提前,以说明他的领悟能力,以证明他的天才气质。这是有心“创制立教”的“新圣人”所必需具备的能力与气质。从《阖辟篇》等九篇的内容来看,从康有为所能获取知识的时间段来看,不太可能是二十岁前(即1877年前)的作品原样。1899年,《清议报》发表《阖辟篇》等九篇时,有着两个可能性:一是康随身带有二十二年前或十二年前的“旧稿”,发表前有所修改;二是康随身未带“旧稿”,根据其记忆而重写。无论是修改或重写,说的都是康在1899年的思想。

  既然我们可以推断康《阖辟篇》等九篇发表时有所修改,那么,剩下的六篇是否为1877年前即“二十岁前”或《我史》所称1886—1887年的原样?我以为,也是不可能的。我最重要的依据是:除了北京“康同璧家藏本”外,另有上海“康同凝家藏本”,存有“爱恶篇”“地势篇”“性学篇”“知言篇”“湿热篇”,计五篇,亦未注明属《康子内外篇》;且“康同璧家藏本”属他人的抄本,而“康同凝家藏本”则是康有为的亲笔手稿。(24)两个版本之间有异文。我以《地势篇》来说明。

  《地势篇》未刊于《清议报》,其中谈到了“昆仑”,谈到了“北龙”、“中龙”和“西龙”(阿姆河),谈到了“泰西之学所由出于印度”。这些正是“地顶说”的内容。故详细开列该篇康有为亲笔之件,即“康同凝家藏本”,并试作解读:

  中国之学,义学也,私学也。自尊君卑臣,重男轻女,分良别贱,尊中国而称夷狄,皆是也。诸圣人所传如此。虽然,非圣人能为之也,天为之也。

  此段所言为“圣人”与“天”的关系。康有为称之“中国”,与印度、伊斯兰教、欧洲相对(后将说明);称之“义”,与“仁”相对;称之“私”,与“公”相对;称之“圣人”,与“天”相对。而“尊”“卑”等义项,与“平等”相对(后将说明)。

  天之营中国也,自昆仑发脉以来,地势东趋,江、河东流。北自天山分脉,南行为祁连、太行,东走医巫闾,内绕而为泰山;南自岷山、川、黔、闽、粤,而环抱于江、浙。前则高丽、日本横为案焉;后则藏地、重岭作护。雅鲁藏布江分印度、中国之界。龙沙江、槟榔江汇为潞江为一重,澜沧为第二重,鸦礲、金沙为第三重,皆万数千里,横亘南北,独流无支,在川、藏千里内横水横岭重重护之。崇山树其域,大海面其前,逼隘褊促于数千里间,欲稍舒张而无地矣。太行以界大塞,五岭以界闽、粤,其山水之向已有不同,故久而后得之。若滇南、交趾,则沦于边夷为多,由其地间于藏江及潞江、澜沧江之间,非尽源于中国,故其君属于中国、印度之间,其师在儒、佛之际。

  此段所言为“天”作“地势”,由昆仑发端向东发展的一路,即中国文明。山岭与河流的走向,决定其发展路线、地域及其规模限制。康有为的这段话,与《万木草堂口说》中的内容极其相似:“昆仑有四大金龙池”,“一条黄河,流入中国”;“昆仑出天山、杭海山、大金山,走兴安岭、走大加海”;“四川亦近昆仑(地顶)”;“中国向东”;“中国去昆仑近,开国早”;“山西为中国地顶,面向黄河,左氏所谓‘表里山河’”。尤其是“中国向东”一句,若未看到康的上引言论,还真不解其意。康没有直接说“黄河”,而是统称“江、河”,指长江与黄河及其上游支流。康又特别指出了雅鲁藏布江(指中下游的一段,即印度所称布拉马普特拉河)分开了中国与印度;潞江(即今怒江,下游为萨尔温江)、澜沧江(下游为湄公河)、鸦礲即雅砻江、金沙江因横断山脉而形成南北流向(着名的“三江并流”即在此地);太行山所分开的大塞(要塞,指塞北地区)、五岭所分开的闽、粤,因地势的走向而较晚才归属于中国。“滇南”(似指云南之南部及今印度西北部、缅甸、老挝等广大区域)、“交趾”(指今越南北部)因处在藏江(即雅鲁藏布江)、潞江(怒江)、澜沧江之三江地区(康主要指三江中下游地区),政治属于中国与印度之间、文化上属于佛教与儒学之间。康的这段话,即以“天”造成的“地势”最终决定中国文明命运,自然是荒诞的,“地势”不是由“天”造成的;但从地理形势来谈中国文明的发展趋势与限制,颇有新意,尽管对照中外历史是不精准的。至于最后一点,即康对云南之南、越南北部(东南亚北部地区)的政治与文明的归属,从地理形势到政治历史皆有误,由此可知康对这些地区的地理与历史知识也是不准确的。

  朝鲜则山脉同出而水不同,故隶属之也,而不能同为内地。若日本、暹罗及南洋诸岛,则不过禀气于昆仑,绝非中国山川之支属,但以中国为东地之宗子,故来相朝宗、时奉其教而已。大漠以外山川皆为北龙,故中国亦不能服之,不宜为雄长焉。故曰:非圣人能为之也,天也。以环境皆山,气无自出,故孔子之教未尝远行。数千年未闻有如佛之高僧、耶稣之神父、牧师传教于异域者,盖地势使然。人民感其气而生,无以易之也。惟日本、高丽用我孔子之教者,以日本为天山、金山之余气出,既后矣,气既薄矣,不能复生圣人,而江、河二川长驱东驶,有飞渡之势,水流所趋,染荡自致。此日本所以用中学也。

  此段所言为由“天”造成的“地势”,决定了中国文明外传的范围与限制。朝鲜、日本、暹罗(今泰国)和南洋诸岛(康有为可能指苏禄、爪哇等处),因地势而只能成为藩属国,成为汉文化圈之内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北龙”,这应是《万木草堂口说》中“昆仑有四大金龙池:一条额尔齐斯河,流入俄国”之意,康在此处变成了中国文明不可跨越到“大漠以外”的因素。康于此还得出新的结论:“天”造成的“地势”使得“孔子之教未尝远行”(康后面还会继续证明此说)。

  若印度则为昆仑中龙,故能自出圣人,造为文字政教。川原平衍八千里,故其教多仁而平等也。中国地域有截,故古今常一统,少分而旋合焉。印度、泰西山水极散,气不团聚,故古今常为列国。即偶成一统,未几而散为列国焉。其师之教亦祖佛之说,而以平等为教,亦其地气为之也。夫敛者、专者、义者,皆引而入内之意也;散者、辟者、仁者,皆荡而出外之意。故二帝、三王、孔子之教,不能出中国,而佛氏、耶稣、泰西而能肆行于地球也。皆非圣人所能为也,地气为之也,天也。昔尝思西藏、印度与我疆域逾隔不远,而佛法能东来,而儒教不能西行者,何哉?盖印度之为国向南,襟带南海,海水东流,故能至中国也。中国之山川皆奔趋向东,无一向西者,故儒教大行于日本,而无一字飞出于印度,盖亦山川为之也。

  康有为此处的“昆仑中龙”,当为其在《万木草堂口说》中“昆仑有四大金龙池”,“一条印度河,流入印度”。康称印度“能自出圣人,造为文字政教”,但不再说明位于“地顶”的“昆仑”是其文明的来源,不再说明作为“中龙”的“印度河”是文明的传播路线,而是宣称印度的地势造成其教“多仁而平等”。康称之为“仁”,与其开篇中的“义学”相对,称之为“平等”,与开篇中的“尊君卑臣,重男轻女,分良别贱”相对。平散广漫的地势,造成印度(亦包括欧洲)多国并存,难以一统。康再次说明中华文明(“二帝、三王、孔子之教”)不能外传的原因,是超越了“圣人”的“所能”,是“地气”所为,是“天”决定的;而佛教能外传,在于印度地势向南,面对海洋,由印度洋东流而至中国。然康所说海洋传教,与小乘佛教的传播路线相近,与大乘佛教的主要传播路线似有不同。

  马哈墨河(何——引者注)以能立教也?盖昆仑西龙阿母河水西流,山川随之,为一大都会焉。此所以自有君、师,能成一局也。

  至此,康在《万木草堂口说》中“昆仑有四大金龙池”全部出现了,但他没有提到波斯或小亚细亚的早期文明,也不再说明“马哈墨”(穆罕默德)之教从婆罗门教“转手”,而是径称源自“昆仑西龙”的“阿母(姆)河水西流”直接创造了伊斯兰教文明。

  欧洲山川之散极矣,地中海备四方之向,其山亦然,此所以伊古以来诸国并立也。亚非利阿在其南,印度海西流阻于是焉,此泰西之学所由出于印度也。地中海之水怒而欲出红海,近者里息勃斯开苏夷士河,地中海水泻而东来,泰西之政教大行于亚洲必矣。亚墨利加洲山川面向于东,有朝宗欧洲之意,此欧洲之教政所以操柄风行于美洲也。若是者,亦非人为之也,天也。(25)

  康有为最后描写了欧洲的地理形势,指出“泰西之学所由出于印度”,这与《万木草堂口说》是一致的。他又提出了两个新说: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泰西之政教大行于亚洲”;二、美洲的山河向东,位于其西的欧洲政教由此“操柄风行于美洲”。前者与“地势说”似有矛盾,地势是由“天”造成,圣人亦不可为;而人为的苏伊士运河却可以改变地势,使得西方文明传到亚洲来。后者的描绘并不准确,南北美洲虽是西高东低,但其主要河流走向并非全是由西向东,且此类言论不见于《万木草堂口说》《万木草堂讲义纲要》等记载之中。康在万木草堂讲到美洲时,多为奇异之事。

  仔细解读《地势篇》,我的感觉是,此篇决不可能完成于“二十岁前”即1877年,也不可能完成于1886—1887年(即光绪十二三年);应该是完成于1899年之后,即康有为在《清议报》发表《阖辟篇》等九篇之后,即康离开日本前往北美之后。从“康学”的学理来看,“地势说”明显是由“地顶说”发展演变而来,“地顶说”的前提又是“洪水说”。至少在1898年之前,康并没有放弃“地顶说”和“洪水说”。其一是1896年黎祖健所录《万木草堂口说》。这是一个时间的坐标。黎当年录下大量“洪水说”“地顶说”的言说,却丝毫不见“地势说”的痕迹。如果康于1896年已经形成了“地势说”,又为何在万木草堂不说?如果康说过,以黎之手勤笔健,必会留有记录。其二是1898年底康有为在日本所写的《我史》,内称“光绪十三年……推明太古洪水折木之事,中国始于夏禹之理,诸侯犹今土司……三代旧事旧制,犹未文明之故”,这与康在万木草堂所言“洪水说”“地顶说”极其相似;而“折木”又似为黎祖健所录的“郁珠”“盘木”,很可能是“阴沉木”(乌木)。这又是一个时间的坐标。就我研究康有为思想的经验而言,康何年所言,应视作该年的思想;即康1898年言1887年(光绪十三年)之事,应视作1898年的思想来看。《地势篇》中没有“洪水说”,整个《康子内外篇》十五篇中皆没有“洪水说”,说明“洪水说”已被康放弃;而《我史》中又没有“地势说”,说明此期“地势说”尚未成型。两者互校,只能说明“地势说”产生于1899年之后。

  由梁启超主持的湖南时务学堂又可以为此提供佐证。1897年,梁启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康有为弟子韩文举任教习。湖南时务学堂学生陈其殷提问:

  洪水之患,地球皆同。若为金星所吸,则地球不能同时被难。若流质未定,则夏巢冬窟乃逃却也。况地球成质不知几万万年,岂四千年前水尚未干耶?抑地球洪水之患在禹以前耶?

  教习韩文举答曰:

  洪水之患一定在禹以前。洪水平后,人类乃生。论地球之始,是热气一道,运动不已。热气稍减,则凝为地薄皮一层。其后热气喷动,热度又减,其气化为水,观夫水之遇热则化为气,热减则复凝为水,可知其理矣。若论金星过界,乃西人考出,地球同时被其吸力所吸,则地球同时被劫,可知也。安能必其吸某处不吸某处耶?(26)

  康有为弟子在湖南时务学堂传播康的思想,继续讲授“洪水说”,强调了夏禹,强调了洪水之后方有人类。而与地层加厚、水气互换相类似的说法,康在万木草堂亦有讲授。(27)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戴修礼问:

  ……A字泰西元音耶?何二十六字母中带A独多?抑闻习西文须习拉丁文,始能译西书,其说何也?

  总教习梁启超答曰:

  ……a字乃天地之元音,此语极通。a e i o u五字为二十六字母之元音。a又为元音之元音。泰西字母导源于拉丁,拉丁导源于希腊、叙利亚,希腊、叙利亚又导源于印度,故梵文为各国字母之所溢出。叙、希、拉之后,变为今英、法、德、俄之方言,此其一派也。又由梵文变为唐古忒文,又变为蒙古文、满洲文,此又一变也。近日本僧空海所造之和文,亦本梵文,又一派也。大凡各种文,其发端第一字母,皆同此音,或读如“阿”,或读如“呀”,或读如“伊”。要之,为元音之起点同也。其理甚长,《皇朝通志·七音略》亦可略见其源流也。(28)

  这是明显的西方文明来源于印度说。黎祖健录《万木草堂口说》称:“罗马之政教,出于波斯,波斯出自印度,印度语言文字,皆本天竺,音用支歌麻韵。”又称:“歌麻为天地元音,人始生落地即曰呀,泰西声音多用歌麻韵。”这两句话的意思不太清楚,通过梁启超的此番解读,方可明白,康有为将各类表音文字归为一个来源,即从印度发生,经过中东(波斯、叙利亚)传到欧洲。梁启超再继续说明,不仅欧洲表音文字来源于印度,蒙古文、满文、日本的假名体系之类的表音文字也都来源于印度。各类文字以a作为最主要的原音,又说明属于同类同源。这种文字即文明的传播方式,与“地顶说”相关联。而我在《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中没有发现任何“地势说”的痕迹。

  以上所录《地势篇》“康同凝家藏本”与“康同璧家藏本”相校,文字仅小异,不影响基本意思;而最大的差别是,《地势篇》“康同凝家藏本”此后还有两段文字:

  墨西哥当有文字、政教之时,不知当中国何世?想必在五千年前羲、农以上世矣。何以见之?以地球论之,今日昆仑是为地顶,亚、欧二洲占地独多。当墨西哥、秘鲁盛时,其洲地必广大。迨地运过矣,田为沧海,故今日为太平海,陷于彼而突于昆仑。然则昆仑之盛,亚墨之消也。故谓墨西哥、秘鲁政教必先于印度也。

  地球人民之盛,视其绕日之远近。当其始,与日甚近,则热太甚,人不能当之,惟有大草大木盛焉。西人谂石质层,谓地下之煤为大木所化是也。绕日渐远,大禽大兽出焉,西伯利部有巨兽骨是也。若夫人类之生,亦视地球之向日。昔者,蒙古以至西伯利部当赤道温带,时政教、文物必尝一盛。易一亦云金、水星近日,当有草木鸟兽,不当有人类。火星行亦远矣,人物亦当衰。此说似也,然乌知彼星人类不多含热质或冷质,又能生乎?若海王星者,离日甚远,望日若第六七恒星,其光甚微,其热甚少,或难生人类矣。若乾冷至极,不止无人类,殆草木禽兽俱无,其仅有菭乎?(29)

  这两段话,包括的意思甚多。前一段文字称墨西哥、秘鲁的文明早于印度,相当于五千年前中国伏羲氏、神农氏时代,即早于夏禹的“洪水”时代(康前称为四千年)。昆仑只是今日之“地顶”,最早的“地顶”很可能在中、南美洲一带,随着“地运”的变化而消失,当时墨西哥、秘鲁所在大洲的主要部分已经陷于海底,成了太平洋,昆仑由此突起成了新的地顶。后一段文字称地球与太阳的距离和夹角前后有变化,即最初地球离太阳较近,温度太高,以后逐渐变远;最初的赤道在蒙古到西伯利亚一线,以后向南移动。太阳系各星球与太阳的距离不同而温度不同,其生命是否存在及存在形式也因之不同。金星、水星离太近,火星太远,可能有人类,但这些人类可能“多含热质或冷质”,否则无法生存;海王星离太阳太远了,不仅没有人类,可能只有“菭”。康有为此处又有了新说,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地运”两字。

  由此对照“康同璧家藏本”,前引这两段话在《肇域篇》之末尾,即《康子内外篇》的最后一篇的最后两段。而在这两段话前,《肇域篇》还有相应的内容,录之于下:

  ……以地球论之,政教文物之盛,殆莫先于印度矣。印度枕昆仑,中引一脉,敷散平原,周阔万里。欧洲及亚非利加为左翼,中国及南洋诸岛为右翼。印度居中,于昆仑为最近,得地气为最先,宜其先盛也。至于佛,盖其末法矣。中国在昆仑山为东龙,先聚气于中原,自汉以后,然后跨江以至闽、粤,跨海以至日本。盖地球之运固如是也。波斯、犹太于昆仑为西龙,故其文物次于中国。欧洲最远,故最迟,至罗马而乃盛也。印度政教最先,无疑也。

  就西人所引,文学政教多得于印度者。以算法言,得于印度,然则其以借根为东来法。所谓东,即印度也。印度有塔,经文多称廔阁。西人之室,多为楼塔,然则楼塔出自印度也。欧人文字左行,以音成字,与印度同。所谓我家闻根教,清净在音闻,则文字出自印度也。西人礼拜,牧师、神父以不娶行教,称师历而不称君历,出自佛教也。盖佛教不娶,人无妻子,则无所累,然后轻万里,重九译,□以行其教。故其教丕冒,最远几于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无不行矣。达摩挟衣钵而东来,利玛窦挟图器而西至,隋通日本,唐使新罗,咸赖僧人以通国事,其效固然矣。

  以教政文物为莫先于印度,未敢知也。墨西哥、秘鲁近掘得前世城郭、殿宇、文字,其无人通之,盖已经一劫矣。科仑布未至之先,已成狂榛世界,然则又先于印度矣。观其文字,有鸟篆之遗,殿宇有中土之制,当时文物必经累圣制作而成。岂知昔所号称君相者、圣人者、礼乐政乐者、文字者,一举并灭,人民冥冥,至不知舟楫。哀哉!然则灭国为小,灭教为大;灭教为小,灭民类为尤大。然则中国累圣之政教文字,其又可恃以万世耶?印度中弱于汉,罗马中弱于唐。民皆自智而遇,近虽日智,又可恃耶?阳极则阴生,至哉《易》理!周流六虚,莫出范围矣。(30)

  我没有看到《地势篇》“康同凝家藏本”之原件,不知其最后两段是同纸连前文所写,还是另纸所写。若是同纸连前文所写,则《肇域篇》是由《地势篇》最后两段发展出来的新篇;若是另纸所写,则还有一个可能,即中间有缺页,原本就是《肇域篇》之尾页。但不管结论为何,《肇域篇》的内容确实是接续《地势篇》的:一、再次谈到昆仑,但只讲了中龙、东龙、西龙,没有讲北龙;二、再次说明欧洲文明深受印度文明的影响,数学、建筑、文字和宗教教规(禁欲)。其中“欧人文字左行,以音成字,与印度同”一句,说的是表音文字,与黎祖健录《万木草堂口说》、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答问极其相似。三、提出在印度文明之前,中、南美洲已经出现了更早的文明,但该文明被中断了。从康有为对印度地理形势及文明发展的叙述来推断,《地势篇》及《肇域篇》两文可能完成于康1901年到达印度之后。从康言“墨西哥、秘鲁近掘得前世城郭、殿宇、文字,其无人通之”来判断,从康言“观其文字,有鸟篆之遗,殿宇有中土之制”来推断,两文又可能完成于康1905年底或1907年先后两次到达墨西哥之后。(31)而到了这个时候,康已经接触到更多的文明,获得了更多知识,不得不放弃“洪水说”——美洲和印度皆没有洪水,且须注意到中、南美洲可能具有更早的文明,可能是更早的“地顶”。而对于该处文明的消失,康称“田为沧海,故今日为太平海,陷于彼而突于昆仑”,讲的是地壳运动,即原来的美洲大陆下陷为太平洋,而昆仑由此突起。我还真难判断康从何时何处得此说法,但可以肯定,应该是康去了北美之后。值得注意的还有,康提到了“地球之运”。

  我之所以认定《康子内外篇》是完成于戊戌之后的作品,最主要的根据是戊戌时期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康的“大同三世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普世性解说。按照康的说法,这一学说是由孔子创制,口传其弟子,藏于儒家诸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以留待“后圣”之发现;泰西各国的哲人对此学说亦有所体会,有所施行。由此,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强调西方亦在采用“孔子之教”。康称言:

  后世不行“谋及庶人”之制,“与众共之”,“与众弃之”,“国人皆曰可”,皆西人议院之意。(今西人有上议院、下议院,即孔子之制。)

  孟子用贤用杀皆听“国人曰可”,亦“与众共之”义也。西人议院即是。

  外国有十二绅士曰租棃,必俟画押然后定,即“疑狱,泛与众共之”也,知外国亦合孔制。(外国亦何能出孔教耶!)

  外国国用亦由议院年计,亦是“冢宰制国用”之法。(32)

  而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国家政治学”按语中对西方强盛与《六经》经义的关系,说得更加彻底:

  政治之学最美者,莫如吾《六经》也。尝考泰西所以强者,皆暗合吾经义者也。泰西自强之本,在教民、养民、保民、通民气、同民乐,此“《春秋》重人”、《孟子》所谓“与民同欲,乐民乐,忧民忧,保民而王”也……故凡泰西之强,皆吾经义强之也,中国所以弱者,皆与经义相反者也……故中国所以弱者,皆悖经义而致弱者也。吾中囯法古经之治足矣,本非取于泰西,所以可取者,参考其书,以着其治强之故,正以明吾经义之可行。(33)

  梁启超在戊戌时期分别在《时务报》和湖南时务学堂宣传“大同三世说”,特别强调该学说的全球适应性,也说明西方各国采用“孔子之教”。梁称言:

  博矣哉!《春秋》张三世之义也。治天下者有三世……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

  ……行孟子之言者,谁乎?今日欧美诸国是也。美国远在西半球,而欧洲之民襁负归之。瑞士弹丸黑子之国,而西国凡有大政事,皆会议于此焉。所谓“为政于天下”者,非耶?

  故吾常言,以小康之道治一国,以大同之道治天下也。故我辈今日立志,当两义并举。目前则以小康之道先救中国,他日则以大同之道兼救全球。救全球者,仁之极也。救全球而必先从中国起点者,义也……至所谓大同之道与大同之法,五百年以内,必遍行于地球。南海先生穷思极虑,渊渊入微以思之,其条理极详,至纤至悉,大约西人今日所行者十之一二,未行者十之八九。(34)

  梁启超特别指出,康有为“穷思极虑”“条理甚详”的“大同之道与大同之法”,西方所行者不过为“十之一二”;为了达到“大同之道与大同之法”“遍行于地球”,梁为湖南时务学堂制订《学约》,其第十条为“行教”:“他日诸生学成,尚当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35)正是在梁的教导下,时务学堂学生戴修礼作札记称:

  在讲堂听梁先生谈学术宗旨,其大意以保教、保种为志,日后孔教必行于五大洲。窃谓开辟以来,中国尽心于教,泰西竭力于物。迄今中国教亦日明矣,泰西物亦日格矣。泰西格物之学必东行于亚洲,中国孔教亦必西传于泰西……

  梁闻之大加表扬:“高掌远跖,目光如炬。然必深明于教之宗旨,然后可以传也。诸生其勉之!”(36)由此可见康、梁此期对“孔子之教”的绝对自信。而康到达北美、印度之后,发现“孔子之教”在这些地方并没有流传,且难以传播,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地势篇》称:“以环境皆山,气无自出,故孔子之教未尝远行”;又称:“夫敛者、专者、义者,皆引而入内之意也”,“故二帝、三王、孔子之教,不能出中国”;又称:“非圣人所能为也,地气为之也,天也”;即宣布“孔子之教”本身的地域限制,且是“地气”“天”之所为。《肇域篇》称:“中国累圣之政教文字,其又可恃以万世耶?”对中国文明能否长期存在,亦表示怀疑态度。这些说法与康在戊戌时期的“大同三世说”是不相吻合的。

  还需注意的是,《知言篇》“《清议报》本”以“推之泰西文字,亦尚详赘,恐人不解”为结束;(37)然该篇上海“康同凝家藏本”在此之后,又有一大段话:

  盖仁之属也。中国文词素尚裁简,义之属也。盖泰西治教出于印度,其治尚仁,中国之治尚义,故也。凡人有仁慈忠爱悲悯之质者,其言必繁;有廉直劲毅之质者,其言必简,仁义之判也。若知此者,可以知言,可以知人矣。墨子之文繁复,其人兼爱,故言而不能止也。老子之文高简,其人为我,故言而简短也。知此者,可以知言,可以知人矣。(38)

  其中又提到了“泰西治教出于印度”。由此再查胶片即“康同璧家藏本”,其《知言篇》的结尾与“《清议报》本”相同,也没有以上的文字。造成如此异文的原因不详。或是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将《知言篇》交给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之后,又有了增改?若是如此,“康同璧家藏本”为何仍如“《清议报》本”,而不增加此段文字?

  根据以上的考察,我以为,康有为最初写作《康子内外篇》的时间,或是“二十岁前”(即1877年前)或是1886—1887年(即光绪十二三年),都是有可能的;但其篇章与内容决不会是现存的“《清议报》本”、“康同凝家藏本”或“康同璧家藏本”的样子,而是后来又经过多次的修改;《康子内外篇》“康同璧家藏本”最终完成的时间,不会早于1899年康有为从日本到达北美之前,或1905年甚至1907年康两次到达墨西哥之前,很可能会更晚。查“康同璧家藏本”,是抄在“株式会社大阪国文社”稿纸上的,编有页码。封面上“康子内外篇抄本”七字摹仿康有为的字体,“拾伍篇全”四字又说明已是定本。《康子内外篇》是在什么时间成为定本的?这个本子是什么时间抄录的?我的感觉是比较晚的,很可能是康有为1911年春重返日本之后,甚至1913年底回到中国之后。尽管这只是感觉,我还无法找到证据。(39)

  我的研究课题是戊戌变法,我的目标是查明戊戌时期康有为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而《康子内外篇》中的内容,尤其是《地势篇》《肇域篇》,即“地势说”等新说,已不尽是戊戌时期康的想法了,对此需加小心而区别看待之。

  三、康门弟子的解读:“地运说”

  既然《万木草堂口说》因记录过简而不能深探康有为“洪水说”“地顶说”的学理,既然《康子内外篇》中的“地势说”不能代表康在戊戌时期的思想;若要进一步去追索,还有一个办法,也是我近年常用者,去阅读康有为弟子的作品——戊戌时期《时务报》《知新报》刊出了康门弟子的诸多政论文,基本政见都来自于康有为,尤其是梁启超——即可从康门弟子的言说去追寻康本人的思想。

  (一)徐勤的说法

  徐勤(1873—1945),广东三水人,康有为门下大弟子,地位仅次于陈千秋、梁启超。徐勤在《知新报》《时务报》上共发表了8篇政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是《地球大势公论》。(40)

  《地球大势公论》是一篇类似于梁启超《变法通议》那样的大文章,分目分次刊于《知新报》,其中涉及到“洪水说”“地顶说”内容的,为《总序》《总论亚洲》两篇。其一为:

  合百千万亿之星而成天界,合凝流动静之质而成地球,合铁石金土之物而成山岳,合小河巨川之水而成沧海,合古今中外之理而成圣人,合智愚上下之人而成君主,合都邑州县之地而成邦国,合贵贱远近之货而成市肆,合亲疏厚薄之杀而成宗族,合父子夫妇之伦而成家室,合孔佛耶回诸教之异、黄白黑红棕色诸种之民、欧亚非澳南北美洲之土而成一统。此亦理之自然、而势之必至者欤。庄子曰:自其大者视之,则万物皆一也。周子曰:天下,势而已。故天下之势,始于散而终于合,始于塞而终于通,始于争而终于让,始于愚而终于智,始于异而终于同。古今远矣,中外广矣,要而论之,其变有三:

  洪水以前,鸟兽相迫。昆仑地顶,人类自出。黄帝之子孙,散居于中土。亚当之种族,漫衍于欧东。创文字,作衣冠,立君臣,重世爵,由大鸟大兽之世,而变为土司之世。其变一。

  周秦之世,地运顿变,动力大作。争夺相杀而民贼之徒遍于时,兼弱攻昧而强有力者尊于上。嬴政无道,驱黔首以为囚;罗马暴兴,合欧西而一统。由土司之世,而变为君主之世。其变二。

  百余年间,智学竞开,万国杂杳。盛华顿(华盛顿——引者注)出,而民主之义定;拿破仑兴,而君主之运衰;巴力门立,而小民之权重。由君主之世,而变为民主之世。其变三。

  故结地球之旧俗者,亚洲也;开地球之新化者,欧洲也;成地球之美法者,美洲也……(41)

  以上徐勤所言,宣明“大同三世说”。他的叙述方式很像康有为在万木草堂中的讲授,即从地球产生说起,一直说到“合”各种教派、各色人种、各大洲土地,正是说明未来的“世界大同”;其言“土司”“君主”“民主”之“三变”,正是“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变。徐谈到了“洪水”,谈到了“地顶”,仅说明文明之初始,没有展开论说。值得注意的是,徐提到了“地运”。其二为:

  地运之转变也,由混沌而文明。人体之始生也,由童弱而老壮。圣人之立教也,由据乱而太平。士人之为学也,由愚鲁而聪智。地大而人类生,合群而才慧出,历时而教化作,天之理也。环球五大洲,列国五十余。其幅员之辽远、人类之鼻祖、户口之夥繁、教化之绵久,可以迈轶诸国、独绝于天壤者,其惟亚洲乎!

  考古今青史之册、地球万国之志,人类之生,仅四千年。昆仑之山,实为地顶,中有四池,名为金龙:一曰额尔齐斯河,入于俄国;二曰阿母新斯河,入于波斯;三曰印度河,入于印度;四曰黄河,入于中国。凡此四国,号为四域,开辟之始,人类之先,而天下诸国,未有能比者也。此人类之独绝者一也。

  地大物博,氓庶滋生,制作文字,创造政教。上古之时,中国有三代之盛,印度有婆罗门之道,巴勒斯坦有摩西之教,波斯有造乐阿士堆之贤。递夫中古,人智愈开,文教愈盛。周穆王九年,而佛教立于印度矣。周灵王二十一年,而孔教立于中国矣。汉平帝元始元年,而耶教立于犹太矣。唐高祖武德五年,而回救(教——引者注)立于麦加矣。凡地球称为声明文物之国,聪明智慧之地,欧、美、非、澳之洲,英、俄、德、法之强,于万斯年之久,政教风俗之大,语言文字之琐,智愚贤否之民,莫不步趋之,率由之,尊奉之,而罔有违越者也。此教化之独绝者二也。

  土地之广,一千七百三十万方里,为地面四分之一。人民之多,八亿三千四百七十万七千口,居地球人数之半。欧洲之富庶,美洲之广远,皆不足望其肩背,相与比伦者也。此土地人民之独绝者三也。

  有此三绝,立于大地,则以之言政,何政不治?以之言俗,何俗不纯?以之言国,何国不强?以之言教,何教不立?以之言民,何民不智者乎?何图千百年间,今昔不侔,形势顿改。人有黑奴之惨,地沦沙漠之忧。中、印、波、阿之旧,咸作异墟;暹、缅、韩、越之腴,悉成盗粮。古昔之教不足恃,亿兆之民不足多,万里之地不足险,千万年之古国不足贵。呜呼,是天命欤,是地运欤,抑人事之所至欤?

  以上徐勤所言,揭示了“地顶说”意义,人类文明是从昆仑发源的,由此形成了繁荣的亚洲文明。徐提到了“金龙”“四池”,提到了四条河流造成了亚洲四大域,即俄国亚洲部分、波斯、印度与中国,是“开辟之始”“人类之先”。徐继续说明亚洲另具两项优势,即“教化”和“土地人民”,称亚洲有此三项优势即可“政治”“俗纯”“国强”“教立”“民智”。然而,此时亚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局势却非常败坏,受西方列强之控制,徐勤由此提出亚洲复兴的三项决定性因素:“天命”“地运”与“人事”(人的奋斗)。然若以思维逻辑推论到底,“天命”与“地运”具有同一性,即“命定论”,都是超越“人事”(人的奋斗)的神秘力量。三者关系说到底,仍然是“天”“人”之际,只不过“地运”具有其地理形势的特征而已。徐勤由此再推论:

  从上诸说,擅三绝之美无自弱之势,既深切而着明矣。其于富强何有哉?抑吾闻之:治尚麤觕之世,以力胜;治着升平之世,以智胜;治着大同之世,以仁胜。以智胜者强,以仁胜者乐,以力胜者愚而亡。亚洲自洪水以来,四千余年,诸教并起,皆能以智胜者也,至宋元之间,成吉思汗之俗出,而力胜之世复见矣……(《总论亚洲》)(42)

  徐勤再次宣明“大同三世说”,说明“麤觕”(据乱)、“升平”、“大同”(太平)三世的治理方式为“力”“智”“仁”。徐勤称“洪水”之后“四千余年”,亚洲各处皆是以“智”而胜,到了成吉思汗之后,又重新回到“力胜之世”。

  徐勤《地球大势公论》的写作计划甚大,其《总序》称:“今略举斯义,目分为五,所以开民智,保种族,存中国,新地球,五洲之棼乱,得所统宗,亿兆之愚顽,知斯趋化而已。”由此可知其宏大的主旨,且该文将分为“五目”。然徐在《知新报》第2、3、4、5、10、11、12、13、20册上,断断续续地刊出了《总序》《一、总论亚洲》《一之一、中国盛衰关于地球全局》《一之二、论俄国不能混一亚东》《一之三、论日本自强之故》之后,便结束了。即五目中的一目还都没有写完。也因为没有写完,徐的总体性观点即“地球大势”尚未展示,只能看到各章的基本观点:《中国盛衰关于地球全局》提到了英俄互争是有利的国际局势,中国若能“兴学校”“开议院”“改官制”诸项,即可以自立。《论俄国不能混一亚东》称俄国虽有诸多强项,但因其“霸道虐民,威权无限,议院弗立,私利其国”,不可能称霸亚洲。《论日本自强之故》强调了日本明治维新变学术、变学校、变科举(考试)。(日本自强一章似未完)这些内容大约皆属于“人事”(人的奋斗)之类。由此,我们能够从徐勤的文章中再次看到康有为“洪水说”“地顶说”的内容,也可以看到“地运”的概念,但还不能解读内在的意义。

  (二)刘桢麟的说法

  刘桢麟,广东顺德人,康有为弟子。刘在康门的地位虽然不高,但因其在顺德同乡、澳门赌商何连旺(也是《知新报》主要出资人)家中授馆,课其子,是与《知新报》空间距离最近者,也是最主要的撰写人。刘在《知新报》上发表了15篇政论文,其数量是康门弟子最多者。(43)其中涉及“洪水说”“地顶说”者,为《地运趋于亚东论》。

  《地运趋于亚东论》亦是以“星地”“阴阳”“轮回”“世运”等宏大主旨为开篇,由此推导到“天道”“地运”:

  ……庸知强不终强,弱不终弱;泰否相易,六位以之乘除;元黄继兴,三统因之代禅;而今日天道之推移,地运之趋变者哉。传曰:物莫能两大,此衰彼其兴乎。理势然矣。桢麟曰:大地之转机,百年以往,由东而趋于西焉;百年以来,由西而趋于东焉;千年以后,合东西而为一焉。百年以往,吾得观之史氏之言;千年以后,吾惟俟之蓍龟之验。语曰:夏道不亡,殷道不作,周道不亡,《春秋》不作。吾今且谬为之语曰:亚洲不蹶,美洲不兴,欧洲不亡,地球不一。今百年之运,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刘桢麟以上所言,与“大同三世说”相关。其言一百年之前,地运是由东往西;最近的一百年,地运是由西往东;而一千年之后,东西将合为一。这种合一,自然是“世界大同”,即地球合一之后,欧洲也会消亡之意。刘由此说明一百年前地运由东往西的具体进程:

  圆球之肇辟也,昆仑地顶,大域所祖,洪水陆沉,人类以孳。故上古之世,地正赤线,印度为造国之初桄,类衍黄人,有鸿实华氓之鼻祖。其后或为亚当之族,或为亚闪之裔,或为雅理安之遗,或为挪亚之后,或为高加索之种,择土界居,迁宅邦壤。于是波斯、亚述、埃及、巴比伦跗背接踵,兴于中国虞、夏、商之世,域于亚细亚、小亚细(亚)之间。所谓地运由东而西者一也。中古之世,高加索之族,实徙西洲;诺威氏之伦,滨居海峡。其时巴比伦、波斯、犹太诸强国,渐次沦胥,而回回、峨特狄诸种,继兴西北,肆其虎蛆之性,逞其蚕食之凶,蹂躏诸部,纵横欧亚,其回部乃辟地至地中海之滨,峨特狄且雄据于英伦三岛。所谓地运由东而西者二也。近古之世,远则有土耳其灭罗马,以取希猎、地中海南岸之全土;中则有蒙古平印度,以至钦察、俱蓝、马八之境;近则有英、法人越西洋,以扩南北(阿)美利加之大陆。发千年之动力,成两洲之巨观。所谓地运由东而西者三也。抑吾闻之,欧洲教俗,半沿五印之遗;西都文明,率守犹太之旧。且算法借根,绳东来之绪焉;切字拼文,演天竺之籁焉;结室树宅,蹈犹太之轨焉;军械炮铳,获蒙古之余焉。由前而观,其势变之趋之如比;由后而观,其术业之趋之如彼。苍苍两域,如日方欹,滔滔横流,犹水就下,夫岂复知巨浸之忽起回波,大地之骤生转力哉?

  由此可以再见“洪水说”“地顶说”。印度是文明之初始国,其人种后繁衍为“亚当”“亚闪”“雅理安”“挪亚”“高加索”人;欧洲教俗、算法、文字,都受到了印度文明的影响。刘桢麟宣称“地运”在“中古之世”乃至“近古之世”继续由东向西,一直越过欧洲而到达美洲。刘的世界历史知识是不完整、不准确的。且不论亚当、挪亚是《圣经》中的人物,“亚闪”可能指“闪”,即挪亚的长子,“雅理安”(雅利安)人即“高加索之种”;奥斯曼帝国攻占的是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蒙古的军力并没有“平印度”;而“峨特狄”的历史更是无法解读。

  从论题来看,刘桢麟的《地运趋于亚东论》是要说明“地运”已经到达了亚洲的东部;但他叙述了西方势力的东扩后,并没有继续说明“地运”如何“趋”,而是要求“变法”:

  然则中国将何以自立于亚东乎?夫豪杰不拘牵以自敝,智者必乘便以图功。方今世变已新,地力回转,推全球屡变之运,将穹而返之古初,合五洲纵横之机,必萃而归之中土。吾友梁卓如所谓变亦变,不变亦变,与其变之在人,不如变之在己。使其振刮整顿,急起疾趋。尽举其柔愚文饰壅塞箝制之积习而扫除之,贪滑虚妄昏惰骄蹇之性情而湔涤之。力求其通明便利敏疾之新业而张陈之,力陈其俘虏败亡偿割之旧耻而激厉之。扩其智慧,注其精神,鼓其血气,奋其羞愧。五年之内,强国动色而相惊;二十年之间,万国敛手而待命。亚洲之坛,将谁主之?太平洋之枢,将谁扼之?

  “变法”是“人事”(人的奋斗),是“豪杰”“智者”之为。刘桢麟虽然谈到了“地力回转”,称“运”将返之“古初”(印度?),“机”将“归之中土”,但强调的还是“变之在己”,倡言“扫除”“湔涤”“张陈”“激厉”等“人事”。他在文章的最后,继续宣传“大同三世说”,称言:“又何东西之有耶?而又何趋变之有耶?”(44)即不分东西、不再趋变的“世界大同”。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和“地运说”的含义还是看不清楚的。

  (三)梁启超的说法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头号门生,此时在上海主持《时务报》,宣传康的思想。在徐勤、刘桢麟的前引文章发表之后,梁在《时务报》上发表《论中国之将强》,继续宣传变法维新的思想,所言皆是“人事”——兴办各类学堂以造就人才、以勤劳和低薪从事机器加工业加入全球竞争、到南美洲殖民以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以能对抗西方的军事与政治压力,以能挽救中国而不被瓜分。随后,梁笔锋一转,谈到“地运”:

  吾闻师之言地运也:大地之运,起于昆仑。最先兴印度,迤西而波斯,而巴比伦,而埃及。渡地中海而兴希腊,沿海股而兴罗马、意大利。循大西洋海岸迤北,兴西班牙、葡萄牙,又北而兴法兰西,穿海峡而兴英吉利。此千年以内,地运极于欧土,洋溢全洲。其中原之地,若荷兰,若瑞士,若德意志,则咸随其运之所经,而一一浡起。百年以内,运乃分达,一入波罗的海,迤东以兴俄,一渡大西洋,迤西以兴美。三十年来,西行之运,循地球一转,渡大东洋以兴日本。日本与中国接壤,运率甚速,当渡黄海、渤海兴中国。而北有高丽,南有台湾,以为之过脉,今运将及矣。东行之运,经西伯利亚达中国。十年以后,两运并交,于是中国之盛强,将甲于天下。昔终始五德之学,周、秦儒者罔不道之,其几甚微,其理可信。此固非一孔之儒可以持目论而非毁之者也。以人事言之则如彼,以地势言之则如此。(45)

  梁启超的文笔真是清楚明白,用最简单的文字一下子道出了底蕴。原来零散记录、看起来杂乱无章的“洪水说”“地顶说”,一下子具有了“逻辑性”,展现出其条理与意义。“洪水说”“地顶说”的最终结论是“地运说”,就像康学“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的最后结论是“大同三世说”一样。我不知道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授时是否区别听众,向所有人传授“洪水说”“地顶说”,而仅向梁启超、徐勤等人传授“地运说”?就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小康之义,门弟子皆受之”;“大同之学,门弟子受之者盖寡”。(46)

  对照徐勤、刘桢麟对“地运”的描述,梁启超的叙述方法是去掉枝蔓,突出主线——不再提“洪水”,不再提“四大金龙池”,甚至也不说“地顶”;山岭与河流全都省略,只说海洋与海岸;详细的历史进程全都省略,而是在地图上直接画出明确的路线:从昆仑到印度,再到波斯、两河流域、埃及,跨地中海而希腊、罗马、意大利,沿地中海而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至英国,随后进入欧洲大陆即荷兰、瑞士、德国;其后的“地运”路线最为奇特,分为两支,一入波罗的海,向东往俄罗斯,一入大西洋,向西到美洲;向东者经西伯利亚到中国,向西者经太平洋、日本到中国。“十年之后”,即1907年,“两运并交”,“地运”也将到达最终目的地,即“中国之强盛,将甲于天下”。就以上“地运”路线而言,梁的说法虽是简洁版,但说出了徐勤“世界大势”的结论,说出了刘桢麟“地运趋于亚东”的结论。若将徐、刘、梁三人的解读放在一起阅读,可以看出康有为“地运说”的基本轮廓和主要论点。

  康有为的“地运说”虽有地理形势与交通进步的外表,但其核心是“命定论”,具有超越“人事”(人的奋斗)的神秘力量。梁启超将之与“五德终始说”相连接,并称“周、秦儒者罔不道之”。梁援引《易》称“其几甚微”,即其征兆极其微小,并称“其理可信”。(47)既然是一种“命定论”,不免与“人事”(人的奋斗)相冲突,梁自辩称:“以人事言之则如彼,以地势言之则如此”,即“人事”与“地势”(地运)可以彼、此同时存在。

  在戊戌的时代,康有为及其弟子在公开舆论中大力倡导变法维新,所言之主旨,皆是“人事”(人的奋斗)。梁启超的《变法通议》更是万口传颂。康有为作为一名“先知”,可以知天命,可以解地运,以能“创制立教”;但一旦将“地运说”说破,在此类“命定论”的观念之前,“人事”(人的奋斗)将会变得缺乏意义。且以当时人的好恶与知识水准,对多具“命定论”色彩的“地运说”可能会不感兴趣,甚至斥责,梁亦为此而自辩:“此固非一孔之儒可以持目论而非毁之者也”。由此似可以解释,为何黎祖健《万木草堂口说》中未录“地运说”?康可能没有说,或没有多说;为何徐勤、刘桢麟没有说出“地运说”的最后结论?他们或许未能充分理解,或许不便说透。也只有像梁启超这位思想敏锐、年轻气盛者,在《论中国之将强》中打穿后壁,说出了“地运说”的底蕴,就像他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中公开宣传“大同三世说”一样。只不过他那简洁版的言辞,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值得注意的是,列名为康有为弟子的香山举人张寿波亦在《时务报》上发表《欧亚气运转机论》,说的是“气运”,亦谈到“转机”,论点与康门弟子所言“地运说”有较大的不同。该文主要谈航海与铁路,主张利用俄国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与英国争夺远东商路之机,奋起维新,继而能收回权利,并没有“命定论”的色彩。(48)张寿波与康有为的关系较远,思想上也不紧跟,长期住在香山、澳门,可能没有受到康的“地运说”之传授。

  四、结语

  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宣称人类文明起源于昆仑,通过四条河流而分布四域,此即人类文明的同一性、同根性,即康所称的“万国同风”;而印度、波斯文明,沿地中海传播到欧洲,此即否定了西方文明的原生性,即西方文明只是接受了东方文明,而不占据先天性的优势。康有为的“地运说”,将同根流传的世界文明分为若干阶段性:在最初的阶段,东方占优;在最近的阶段,西方占优;在未来的阶段,东方将会复兴;而到了最后的阶段,将会“世界大同”。康否定了西方文明的独创性,实际上也否定了西方文明的基本价值。康认为深受东方影响的西方文明,虽在当时已占先机,仍不可能称霸或超越东方文明。这一说法与康的“大同三世说”相一致。康有为(包括梁启超)认为,孔子所撰《六经》,属经天行地之文,已经包含了西学(西方文明)的全部精义,是适用于全人类的。(49)

  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就学理而言,是松散的,尚未形成完整体系。这是因为康的这些学说是建立在对西方文明不了解甚至误解的基础之上的,建立在众多似是而非、混杂零乱的知识或传言的基础之上的,不可能构建自洽的逻辑关系,也不可能结成严谨的思维模型。正因为如此,当康有为来到日本、来到北美、来到印度、来到欧洲、来到墨西哥之后,获得了新的更可靠的知识,尤其是历史与地理知识,原先的“洪水说”因无法成立而不能不放弃,原来的“地顶说”因无法成立而被修正、演化为“地势说”,且康生前未允之发表,至于多具“命定论”色彩的“地运说”则更显荒谬,康也不再提起了。梁启超到了日本之后,接受了经日本学界转手的西学,虽仍尊康为其师,但在总体上放弃了康的学说。因此,戊戌时期康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就这样悄然无声地消失了,如同当年的流风与流水一般。若非黎祖健《万木草堂口说》被发现,若非《时务报》《知新报》被重印,今人很难得知戊戌时期康还有此等奇特的思想。

  流风空中无痕,流水溪中无痕。然伸手于空中,能感到风过;落脚于溪中,能感到水动。我之所以如此细微地观察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这些已被康后来所放弃、所隐匿、几乎未留痕迹的学说,就是想能置身于1898年戊戌变法的当时,让我感受到或捕捉到那个时段康的知识水准、精神状态与思维方式,以能更加准确地了解与理解那个时段康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思想流动不居,即“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历史学家的真正本事就是能将那些漫延的流质截分为一片片固态化的剖面,以能详加辨识,即“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之意。只有时段的精确性,方可体现出历史的真实性。尽管我也知道,相对此期“康学”最重要的三大学说“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大同三世说”而言,“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只是次层级的、从属性的,不那么重要;恰恰正是通过观察这类不那么显赫的细节,思考这些不那么重要的学说,让我觉得,我离康有为更近。

  参考文献

  []Kong Xiangji.Kang Youwei bianfa zouzhang jikao (Examining collections of Kang Youwei’ s reform memorials).Beijing:Beijingtushuguan chubanshe,2008.

  []Mao Haijian.“Kang Youwei zixie nianpu shougaoben yuedu baogao” (Reading report on Kang Youwei’s manuscript of his own life chronicle).Jindaishi yanjiu(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4(2007).

  []Mao Haijian.“Lun wuxu shiqi Liang Qichao de minzhu sixiang” (Liang Qichao’s democratic ideas in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Xueshu yuekan (Academic Monthly) 4 (2017).

  []Tang Zhijun.“Zailun Datongshu de chengshu niandai jiqi pingjia” (Restudy on Datongshu and its written time).Guangdong shehui kexue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 4(2004).

  注释

  1参见拙文:《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学术月刊》2017年第4期;《戊戌时期康有为“大同三世说”思想的再确认——兼论康有为一派在百日维新前后的政治策略》,《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期。

  2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9页。陈汉才称其名为“砚诒”,字“祖健”,然黎祖健在《知新报》上刊文皆署名“祖健”,似为“祖健”为名,“砚诒”为字或号。

  3黎祖健所着五篇政论文为:《说任篇》刊于《知新报》第25、26册,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七月初一日;《驳龚自珍〈论私〉》刊于《知新报》第26、27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一、十一日;《弱为六极之一说》刊于《知新报》第46、47册,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三月初一日;《论各国当以仁心维持大局》刊于《知新报》第50册,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日;《说通篇》(共三篇),刊于《知新报》第50、58册,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日、五月二十一日。

  4一、吴熙钊、邓中好最先校点出版《南海康先生口说》,所据版本是中山图书馆藏本,见吴熙钊、邓中好校点:《南海康先生口说》(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然目录与楼宇烈整理本有异,并称:“参照《万木草堂口说》(北京大学所藏的复制本和复旦大学的复制本)和其它零散资料互订。”二、楼宇烈此后整理校勘中山图书馆藏本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并作详细说明:“广州(东——引者注)中山图书馆藏本,分装两册,封面中题《南海康先生口说》,右上有‘孔子降生后二千四百四十七年’字一行,左方有‘光绪丙申(一八九六年)恭录’字一行。有朱钤四枚:一为细长形,刻‘万木草堂学徒’六字,一为方形,刻‘黎祖健印’四字,一为方形,刻‘砚贻’二字,一为长方形,刻‘砚贻私印’四字。页后有附白一则:‘诸君借抄借读,切不可转手交与别人,恐有遗失,尤不可涂污摺绉,以昭珍重。砚盦谨白’。下有‘祖健’朱钤一方。正文首页有大方朱钤一枚,刻‘番禺黎祖健印’。由此可见,此抄本原系黎祖健所录存者。”“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分装为三册,字体较中山图书馆藏本为大,全书前后无任何附文,仅在每册封面右侧署有‘丁酉(一八九七年)七月’四字,估计即为抄录之年月。由此可见,中山图书馆藏本早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一年。就内容和篇幅说,丙申本比丁酉本多出约四分之一,在题目节次的分合上,两本也有所不同。”(见《万木草堂口说整理杂谈》,《古籍整理与研究》,总第1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相关的说明,又见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问答·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1988年)之《点校说明》。楼宇烈整理本是最方便使用的版本,且扉页有中山图书馆藏本的照片。三、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亦收录《万木草堂口说》,编者在按语中称:“系康有为1896年于万木草堂讲题时的笔记,原笔记者不详。现由编者对原抄本略作整理……”未说明“原抄本”的收藏处。据楼宇烈校勘记录似为藏于北京大学的“丁酉本”,或是吴熙钊、邓中好所称的“复旦大学的复制本”。

  5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65-67、69-70、75-78、84-93页,括号内文字为丁酉本,标点稍有改动。“阿母新头河”,徐勤称“阿母新斯河”(详见后文),即阿姆河,该河突厥语称Amu-Dar’ya,Dar’ya是“河”的意思。“小亚西亚”,即小亚细亚。“马哈麦”,即先知穆罕默德(571—632),伊斯兰教的创教者。“某亚已”,很可能指穆罕默德的堂弟及女婿阿里,什叶派的最初领袖。“蟠木”,典出于《史记·五帝本纪》:“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址,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册,第11页)《大戴礼记·五帝德第六十二》又称:“(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康有为在《民功篇》中称:“东至于蟠木。蟠木,《吕览》所谓‘抟木’,又曰‘攒木之所’,今吉林、黑龙江之老林窝集也,六朝、隋、唐史所谓‘沃沮’也。其地有太古之木,高万千丈,其林数千里,为人迹所不通,落叶积地,深盈数丈,雨露濡浸,阏不流宣,淤为深淖,人马并没。颛顼承黄帝之威灵,舟车、文字,已能遍服之,其德远矣。国朝自雅克萨定盟之后,以外兴安岭为界,精奇里江、哈滚江之流,及库页岛、费哲等部咸归我有,实抚有蟠木全境……用事者上不念祖宗缔造之艰,下不察天险美材之用,轻以蟠木割与强俄。”(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成文出版社,1978年,上册,第84-85页)由此可知,康称“蟠木”指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郁珠”“盘木”,从记叙内容来看,亦有可能是指阴沉木(乌木);康有为在《我史》中称“洪水折木”,若被折之木长年被水土阴埋,即为阴沉木(后将述之)。“昆仑出天山、杭海山、大金山,走兴安岭、走大加海”一句,“杭海山”,即杭爱山;从叙述次序来看,“大金山”位于杭爱山与兴安岭之间,应在蒙古高原,具体指何山不详,也有可能为肯特山。康有为在《康子内外篇·地势篇》中又有“以日本为天山、金山之余气出”,该处的“金山”与此处“大金山”似为一处。“大加海”,从上下文意思来看,应指鄂霍次克海,为何称“大加海”,不详。“支”“歌”“麻”,是韵目。“表里山河”,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指太行山与黄河。

  6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最初发表该讲义,原件无标题,由编者题名为《万木草堂讲义纲要》(见该书第133-166页)。该书《出版说明》称:“一九六一年,康有为家属康同凝、康保庄、康保娥将所藏康有为遗稿、函札、电稿以及书籍、图片等捐赠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这些材料中有很大一部分为未刊手稿,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现经整理编为一套《康有为遗稿》,分辑出版。”康同凝由何夫人生于香港。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亦录之,改题为《万木草堂堂讲义》,其脚注称:“原抄毛边纸十一行,黑格毛装本。无标题,标题为编者所加。封面署‘大人丁酉在万木草堂之讲义抄录’。原抄录者不详。”(见该书第559页)两书应属同一版本。“七月初三夜讲源流”,应理解为“七月初三夜”起之意,所录内容一夜讲不完。

  7该讲义录有一句“康先生作《万国同风考》。”(《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134页)由此可见其为听讲者笔记。值得注意的是,黎祖健所录《万木草堂口说》亦有相同的记载:“《万国同风考》。先生着。”(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90页)

  8《万木草堂讲义纲要》,《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133-135页。

  9《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10、213、217-219页。标点稍有改动。“落机”似指北美地区的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s)。

  10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09页。

  11《南海师承记》,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437-558页。该篇按语称:“《南海师承记》,系康有为门人张伯桢据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间于万木草堂听讲笔记整理而成,未刊,今据上海市文物管理(保管——引者注)委员会所藏原件整理校点。”由此可知,《南海师承记》为康同凝等人于1961年捐给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其“卷一”各节末注明张伯桢听讲时的年月,颇有参考价值。

  12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88页,括号内文字为丁酉本。康有为亦称:“中国始于黄帝而实开于夏禹,《皋陶》言蛮夷猾夏,诸子传记言华夏、诸夏。”“下有孔子,上有黄帝,故制度一。”“禹将黄帝制度行之九州。”“尧、舜皆孔子创议。”“黄帝至今六千年。”“夏至今四(五)千年。”(同上书,第87、90-91页)值得注意的是,康1898年称《康子内外篇》也有相应的内容,即“诸侯犹今土司”,“三代旧制旧事,尚未文明之故”。后将详述。

  13《与沈刑部子培书》,《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11页。

  14康有为致朱一新(第一札),光绪十六年,《义乌朱氏论学遗札》,光绪乙未年菁华阁刻本,第27页。康有为称:“今进昔年儗上之折及代屠侍御所草折稿已上者四事,又《与沈刑部子培书》一首、《阖辟篇》一首,令憙事小吏讽之,亦足以知其畴昔之所存。其它文稿固多,未敢遽上。”该件是吴仰湘提供的。

  15从《我史》手稿本来看,“作《内外篇》,兼涉西学”后原文是“及诸子”,改为“以经与诸子”,加了“经”;“推明”后为“公羊□□”,删去“公羊”,“□□”改为“太古”,“洪水折木”补在行间;“中国始在夏禹之理”后,删去“三代犹未文”五字。该手稿本今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无法识别的字,以□替代。相关的背景资料,参见拙文《“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16从手稿本来看,原写是“是岁着《教学通议》”,“作《内外康子篇》”一段完全是后补在页眉上;且“内外篇”原写为“内篇外篇”,删去第一个“篇”字,另加“□□□康子”,补在侧边。

  17该九篇刊于《清议报》第11、13、15、17、18册,时间为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一日、二十一日、四月十一日、五月初一日、十一日(1899年4月10日、30日,5月19日,6月8日、18日)。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前言写于1978年),刊出《阖辟篇》等九篇,并称作于1877年前,相信了康有为在《清议报》上的说明,也未注意到台湾已出版的成果。

  18芮沃寿(1913—1976),汉学家,耶鲁大学讲座教授。其妻芮玛丽(Mary C. Wright),亦是耶鲁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学者。

  19(新竹)《清华学报》,第11卷第1、2期合刊(1975年12月)。李三宝称其使用的是刘广京处的“胶片影印本”。

  20《康子内外篇》,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成文出版社,1978年,上册,第3-32页;在该文前,蒋贵麟保留了“南海先生二十岁前旧稿”的字样。蒋又在《印行前记》中称:“《康子内外篇》,稿成于光绪十二三年间。全书十五篇,阐释仁爱与平等之精义,突破儒学传统思想,先师后日变法思想之端倪,于此可见。其中前九篇曾刊布于光绪二十五年《清议报》,顷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先生未刊文稿微卷中获见其未刊之六篇。今谨过录,使成完帙。”(《万木草堂遗稿》,成文出版社,1978年,《印行前记》第3页)两处时间并不一致,应以《印行前记》为准。

  21《中国哲学史研究》1980年第1期。该文编者按称:“康有为《内外篇》为康有为早期着作,成稿于1886—1887年间,全稿共十五篇,前九篇曾刊于1899年《清议报》……”按语中没有说明其资料来源。又据楼宇烈的介绍,该本是转载李三宝的整理本。见楼宇烈:《康子内外篇(外六种)》,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说明》,第2页。

  22比较重要的版本还有:一、姜义华、吴根梁校点:《康子内外篇》,见《康有为全集》第1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该篇据蒋贵麟所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和“《清议报》本”互校;并称:“此外,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藏有《性学篇》《地势篇》《知言篇》《爱恶篇》《湿势篇》等五篇手稿,今一并参校之。”但并未说明该五篇“一并参校”的结果。二、何建安校点:《康子内外篇》,见《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该篇据蒋贵麟本和《中国哲学史研究》刊出本(即李三宝本)互校,何建安并有论文《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变革的开端》。三、楼宇烈校点:《康子内外篇》,见《康子内外篇(外六种)》。该篇据蒋贵麟本、李三宝本和“《清议报》本”互校。

  23康有为的《戊戌奏稿》完全是后来的新作,其原作经黄彰健、孔祥吉的研究,已经大体清楚,最重要的成果是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康有为多次称《大同书》写作时期为1884年,经汤志钧、朱仲岳等人的研究,已经大体清楚,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为汤志钧:《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文史哲》1957年第1期)、《〈大同书〉手稿及其成书年代》(《文物》1980年第7期)、《再论〈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及其评价》(《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康有为晚年准备修改《我史》,曾在一抄本上记:“此书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6)前作,故叙事止于是岁,门人罗孝高不知从何得之,盖戊戌抄没,落于人间,而孝高得之也。更甡年七十记。”经茅海建、马忠文等人的研究,已经查清写作日期就在日本期间,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为茅海建:《“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24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在《编者的话》称:“……《爱恶篇》、《地势篇》、《性学篇》、《知言篇》、《湿热篇》等文,虽刊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出版的《清议报》‘支那哲学’栏,他曾辑入《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但无论在内容或文字上都与康氏手稿有较大的出入。今据手稿重新整理,收入本书。”“凡康氏手稿皆用 ‘*’号……”在该书目录中,《爱恶篇》等五篇后皆用*号。然该书前附康有为手迹照片中无《爱恶篇》等五篇的照片,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亦收录《康子内外篇》,书前附有该五篇手稿的照片(图注有排误)。由此可以认定,该五篇属康本人的手稿。

  25《地势篇》,《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4-25页。标点稍有改动。“医巫闾”,即医无闾,出自《周礼·夏官·职方志》:“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郑玄注:“医无闾,在辽东”。然《周礼》本非可靠之书。“潞江”,即今怒江。“龙沙江、槟榔江”,按上下文应指怒江上游支流,但我不能具体指认为何江。查槟榔江属大盈河的上游,最后汇入伊洛瓦底江。“鸦礲”,即雅砻江。“交趾”,指越南北部,秦朝时即设“交趾郡”。“二帝、三王”,指尧、舜二帝及夏、商、周三朝开创之王禹、汤、文王、武王。“佛氏、耶稣、泰西”分别指佛教、基督教、欧洲文明。“阿非利阿”,为“阿非利加”之误,非洲。“里息勃斯”,今译“雷赛布”,斐迪南·玛利·维孔特·德·雷赛布(1805—1894,Ferdinand Marie Vicomte de Lesseps),法国外交官,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者。“苏夷士”,即苏伊士。“亚墨利加洲”,即康下称之“美洲”,康在如此短文中使用两个不同名称,原因不详。

  26《湖南时务学堂初集》,光绪戊戌刊于长沙,第1册,《问答》,第49-50页。

  27康有为称:“凡物皆始于气,有气然后有理。生人生物者气也,所以能生人生物者理也。人日在气中而不知,犹鱼之日在水中而不知也。”“有气即有阴阳,其热者为阳,冷者为阴。”“地面之水为日力所吸,上而成雨,雨复为水,亦即轮回之义。”“地质每年一层,以地动之故。木亦然,内长外长皆同。”“地有八层,每层五十里。第一层火质宛息士生蚧,二层生苔,三层鼻耳示生草木,四层生炭石,五层百邑示生兽,六层生鸟,七层生泥,八层生人,约每万年生一层。”“天地之未崩驰者,惟其热也。学者亦须有热力。”见黎祖健:《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65、69、75、88、99页。

  28《湖南时务学堂初集》,光绪戊戌刊于长沙,第1册,《问答》,第36页。

  29《地势篇》,《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5-26页,标点有改动。“亚墨”,“亚墨利加”之简称,美洲。“西伯利部”,以“蒙古以至西伯利部”一句分析,为西伯利亚。“易一”,似为康有为的弟子何易一,即何树龄(1868—1908);《肇域篇》“康同璧家藏本”中“易一”改为“昔”。又,《地势篇》上海“康同凝家藏本”与北京“康同璧家藏本”文字稍有异,其中最大的差别是“康同凝家藏本”“太行以界大塞”一句,“康同璧家藏本”作“太川以界大塞”,很可能是抄者的笔误,草体“行”字很容易看成“川”字。而“太”“大”相通,各点校本又误改为“大”。然“大川以界大塞”是读不通的,“界”“塞”应是山而不是河。其余文字之异,似可以看出康有为后来稍有修改。

  30《肇域篇》“康同璧家藏本”,录自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胶片,段落为原抄本所分,标点参考蒋贵麟录本,稍有改动。“借根”,代数。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称:“四曰数。数学举目皆是,至切用矣……阿尔热八达译本东来,不必叱为远夷异学也。”(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558页)“阿尔热八达”,即代数(algebra,源来阿拉伯语);“东来”,似指从阿拉伯传至欧洲。此处康又称代数从印度传到欧洲,不知其所根据。刘桢麟亦作此语。(详见后文)“清静在音闻”,出自《楞严经》卷六,文殊所言:“……此方真教体,清静在音闻。”“科仑布”,今译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1451—1506),新大陆的发现者。“人民冥冥,至不知舟楫”一句,似暗指诺亚方舟的故事。“周流六虚”,见《易·系辞下》:“《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互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康此处强调“变动不居”之必然。

  31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已有墨西哥的历史知识,称言:“墨西哥掘开古城,别有文字。”(黎祖健录《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85页)然未提秘鲁。上引《肇域篇》而论,康有为写此语时似已参观过墨西哥诸多遗址,并有图书照片等资料。1913年,康有为着《保存中国名迹古器说》,称言:“乃若墨西哥之陋,其文部犹专设搜辑古物之司,岁拨百万巨帑,为搜剔古物之用。吾游其古日坛月坛,去京千里,掘地百人,搜求遗器,印之图之。墨之文部,以总统爹亚士命,赠我十册。甚矣!墨之僻陋,而文明乃若此也。”(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集,第97页)案康有为1905年底、1907年中两次到墨西哥。其称“古日坛月坛”,当指太阳金字塔、月亮金字塔,属早期文明,位于特奥蒂瓦坎,距首都墨西哥城并不远。“去京千里”,似另有所指,但不知康所指为何处。康同璧编:《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记:“五月,初至胡克家,墨总统爹亚士即胡克家人……二十二日,游兵营……又游博物院……二十七日,访旧京的根刀亚之地坛神庙,管古迹官沙罗乙罗来访,赠墨古迹书七本。留墨半载,贯其南北,政治风俗考察殆遍。”(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第130-131页)“旧京的根刀亚”,似指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城(西班牙语Tenochtitlan)。“地坛神庙”,似指大神庙(Templo Mayor)。然康同璧此处误记,也未记1907年康第二次墨西哥之行。张启祯、张启礽编:《康有为在海外·美洲辑——补南海康先生年谱1898—1913》(商务印书馆,2018年)称:康有为于1906年4月19日离开墨西哥坦皮科(Tampico)前往纽约。(见该书第105-106页)张启祯等又称:1907年“6月29日,谒墨总统迪亚斯于前墨主避暑行宫。”(同上书,第116页)此可得康有为诗为证《谒墨总统爹亚士于其避暑行宫(丁未夏五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献研究部编:《康有为遗集·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6页)张启祯等又称:康于1907年7月3日至5日参观墨西哥城南的霍奇米尔科地区的水利系统与博物馆,以及阿兹特克遗址。“受到博物馆副馆长赫纳罗·加西亚唐先生和德国考古学家的接待。康有为说阿兹特克人的纪念碑和象形文字像是出自那些由蒙古、西伯利亚和中国来的居民,它们的写法与玛雅人非常相似。”(张启祯等前引书,第117页)这项记录与康言“观其文字,有鸟篆之遗”很相似。康在墨西哥时写诗多首,记录其感受。其中一诗题称言:“游吾(吾游)蔑罅,睹古王宫庙,皆五百年前物,似吾北方庙式,红墙层门,如见故国。”(《康有为遗集·万木草堂诗集》,第222页)这段文字与康言“殿宇有中土之制”很相似。然康游墨西哥各诗,编集时似纷乱,不能判断该诗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到墨西哥时所写。(同上书,第220-223页)

  32黎祖健:《万木草堂口说》,见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116、141、146页,括号内文字为丁酉本。“谋及庶人”,见于《尚书·洪范》。“与众共之”、“与众弃之”,见于《孔子家语·刑政》:“是故爵人必于朝,与众共之也;刑人必于市,与众弃之也。”《礼记·王制》稍异文。“国人皆曰可”,见于《孟子·梁惠王》。“租棃”,即jury,陪审团。“疑狱,泛与众共之”,见于《礼记·王制》:“……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冢宰制国用”,亦见于《礼记·王制》:“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

  33蒋贵麟编:《康南海先生遗着汇刊》,宏业书局,1987年,第11册,《日本书目志》,第181-183页。“《春秋》重人”,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第十七》“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愤怨,或暴虐贼害人,终皆祸及身。’”此处“重人”指的是对人的评价。“与民同欲,乐民乐,忧民忧,保民而王”,见于《孟子·梁惠王》,其中的语辞又见于朱熹的《集注》。

  34《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时务报》第41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3册,第2771页;《湖南时务学堂初集》,光绪戊戌刊于长沙,第1册,《答问》,第32页;第2册,《札记》卷一,第2-3页。“为政于天下”,见于《孟子·离娄》:“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天下。”梁启超此处称美国和欧洲正在实行孟子的治国之经,美国(大国)和瑞士(小国)由此而明见成效,已经在“为政天下”了。

  35《湖南时务学堂初集》,光绪戊戌刊于长沙,第1册,《学约》,第7页。该学约后在《时务报》第49册发表,“行教”改为“传教”,并增加相关内容。《时务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4册,第3326页。

  36《湖南时务学堂初集》,光绪戊戌刊于长沙,第3册,《札记》卷二,第31页。

  37《知言篇》,《清议报》第17号,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1899年6月8日),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1册,第1098页。

  38《知言篇》,《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9-30页,此处不分段,标点有改动。又,《知言篇》此段之前文字与“《清议报》本”互较,亦稍有异,但不影响理解。

  39《康子内外篇》“康同璧家藏本”封面右上角有“甲甲”字样,第二页抄录十五篇的篇名,另有两行字“易杰忧忠心论”“电通”,皆不明其意。此时,康有为正命其弟子在上海办《不忍》杂志,很可能因此命抄录而准备发表。据康同璧称,康后因劳老夫人去世,即“以亲丧不能执笔”而停办该杂志。《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见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167页。

  40除《地球大势公论》外,徐勤政论文为:《〈春秋存中国说〉序》(《知新报》第11册,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二十四朝儒教会党考〉序、例》(《知新报》第20册,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日)、《〈孟子大义述〉自序》(《知新报》第21册,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拟粤东商务公司所宜行各事》(《知新报》第24、25册,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一、二十一日)、《〈丁酉列国岁计政要〉序》(《知新报》第24册)、《复友人论铁路书》(《知新报》第33、34期,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二十一日)、《中国除害义》(《时务报》第42、44、46、48册,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十月十一日、十一月初一、二十一日)。

  41《地球大势公论·总序》,《知新报》第2册,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1897年2月2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上册,第10页。“则万物皆一也”一句,见《庄子·德存符》:“仲尼曰:自其异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视之,万物皆一也。”“天下,势而已”一句,见周敦颐《通书·势二十七》。“巴立门”,parliament,英国议会。

  42《地球大势公论·总论亚洲》,《知新报》第3、4册,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一日、初六日(1897年3月3、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18-19、25-26页。括号为错字之改正。“造乐阿士堆”,指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前583年),是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的创立者。“中、印、波、阿之旧”,“波”指波斯,“阿”难以确定,很可能指阿拉伯地区。“暹、缅、韩、越之腴”之“暹”,暹罗,今泰国。

  43刘桢麟是《知新报》的“撰述”。除了《地运趋于亚东说》之外,刘还发表了《〈地球六大罪案考〉总序》(《知新报》第9、10册,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初六日)、《论暹王出游》(《知新报》第9册)、《中国宜开商会以兴商务》(《知新报》第16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六日)、《论德国寻衅于中国》、《论中国守旧党不始日本》(《知新报》第21、22册,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一、二十一日)、《论今日西学当知急务》(《知新报》第31册,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富强始于卫生论》(第39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复仇说》(《知新报》第40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羊初学问答〉自叙》(《知新报》第42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恭读上谕开经济特科书后》(《知新报》第45期,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论西学与西教无关》(《知新报》第49册,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论变科目宜并变考官》(《知新报》第59册,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译书局末议》(《知新报》第63册,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实事始于空言说》(《知新报》第66册,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44《地运趋于亚东论》,《知新报》第7、8册,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六日(1897年3月23、2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49-50、57-58页。括号内为增补之字。“物莫能两大”一句,见《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指陈国衰败而陈氏后人在齐国兴起之事。“夏道不亡,殷道不作……”一句,见之于刘向《说苑·君道》,文字稍有异。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曾引用之(黎祖健:《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问答·万木草堂口说》,第107页)“有鸿”,不明其意。“诺威”,似指挪威。“回回”,指伊斯兰教民族。“峨特狄”,据康有为《意大利游记》、梁启超《新罗马传奇》,为东哥特人,然刘桢麟又称“雄据于英伦三岛”,大约是泛指蛮族。

  45《论中国之将强》,《时务报》第31册,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1897年7月19日),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3册,第2073-2080页。“大东洋”,即太平洋。

  46《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6册,第6313-6314页。

  47“其几甚微”典出于《易·系辞下》: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梁启超引用“其几甚微”四字,似有“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之意。

  48《欧亚气运转机论》,《时务报》第17、18册,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是(1897年1月13日、2月22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124-1126、1195-1198页。该文在《时务报》刊出时,注明“香山张寿波来稿”,列在较后的版次,与梁启超、章太炎、汪康年、麦孟华等主笔的文章有等差。

  49参见拙文:《中学或西学?——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作者单位:
原文出处: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兼论《康子内外篇》的写作与完成时间[J].清史研究,2020(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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