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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中官僚士大夫和文人士大夫之间的分歧

来源:史林 作者:许纪霖
发布于:2021-03-31 共24266字

  摘要:在戊戌期间,有两代变法派的士大夫,第一代是体制内部的官僚士大夫,如翁同龢、张之洞等,第二代是以康梁为代表的新崛起的文人士大夫。这两代士大夫在保国、保种、保教的共同趋向背后,有着深刻的分歧。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与其说是反对变法的保守势力强大,不如说是同样致力于改革的这两派士大夫之间有严重的分歧,争夺变法主导权所致。作为政治运动的戊戌变法失败了,但作为文化运动的思想维新却成功了,从此,社会舆论的话语权落入新一代文人士大夫手中,康梁的思想影响了清末民初两代知识分子。

  关键词:戊戌变法; 公共领域; 官僚士大夫; 文人士大夫; 康有为; 梁启超; 张之洞;

  The Alternation of Scholar-Officials and Professional Bureaucrats in Hundred Days' Reform

  XU Ji-lin

  Abstract:Both old professional bureaucrats and new rising intellectuals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Hundred Day's Reform. Nevertheless,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re wer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regarding significant affairs such as the national salvation. The Reform politically failed and intellectually succeeded. The new scholar-officials exerted deep influence on the intelligentsia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晚清有两代变革的士大夫,第一代是主导洋务运动的官僚士大夫: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袁世凯等;第二代是戊戌变法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文人士大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19世纪90年代是这两代士大夫新旧交替的时期。到了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在士大夫群体之中,赞成变法的已经成为主流,原本的洋务派与新崛起的维新派以联手之势,创造了最初的大好局面,促成光绪帝下决心进行戊戌变法。

  然而,为什么这两派都致力于改革的士大夫会分道扬镳,以至于戊戌变法最终失败?康有为与张之洞都要保教、保种、保国,但各自要保的重心究竟是什么?他们所理解的“教”与“国”究竟何指?背后又呈现出两代士大夫什么样的精神世界?新一代的文人士大夫,虽然在戊戌变法中惨败,被杀害或通缉,但所发起的作为民间的文化运动的戊戌维新,却大获全胜,新思想、新名词从此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大潮流,这一胜一败之间,与文人士大夫的代际特征有何关联?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一 文人士大夫以及精神世界

  首先,何谓文人士大夫?晚清的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与官僚士大夫有什么不同呢?

  北宋之后的科举制度,是读书人群体的等级化建制,进士以上为士大夫中的上层社会,他们或为各级官僚,或为翰林院的候补官员,处于体制的核心,与朝廷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也深谙权力的复杂运作与内部网络。秀才和举人属于士大夫中的中下层社会,他们继续奔走在通往京城的仕途中,处于权力体制的边缘。作为地方的士大夫精英,身上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也有着文人的各种浪漫的乌托邦想象。

  到19世纪末,虽然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这些官僚士大夫,与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文人士大夫,都意识到不变革无法度过危机,但因为他们在权力网络的不同位置,其变革观念与介入方式有非常大的不同。

  在道咸同治年间,有两位文人士大夫的先驱性人物:龚自珍和王韬。他们分别塑造了文人士大夫的双种特性:龚自珍的浪漫主义气质和王韬的立足民间舆论。

  龚自珍虽然与魏源并称,但龚魏的身份与文化之差异是非常明显的。魏源是幕僚出身,是经世致用的实践者,他务实而精干,留下的是实实在在的《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和《圣武记》。而龚自珍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外祖父是清学大儒段玉裁。他从小受到一流的文史熏陶,对时政敏感而激愤。最早提出“自改革”的龚自珍,虽然其具体的改革主张无甚高论,自称“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1)但是,他的浪漫主义解放气质,像精神的狂飙,鼓舞了戊戌时期一代文人士大夫。梁启超后来说:“自珍性詄宕,不检细行,颇似法之卢骚……综自珍所学,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又为瑰丽之辞所掩,意不豁达。虽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2) 龚自珍因为在37岁之前,科举之途屡试屡败,好不容易中了进士之后,又与官场格格不入,辞官南归在江浙主持民间书院,与文人友朋吟诗唱和,抨击时政。与传统官僚士大夫不同,他的变革希望不再投射于皇帝和朝廷,而是地方社会的“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3)

  何为龚自珍期待的“山中之民”?显然并非江湖社会的草莽英雄,而是晚清活跃在民间的阳明学士人。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文人士大夫传统,在清朝早中期一度中断,到了道光年间,在江南地区又悄悄聚集出现。经过半个世纪的酝酿,到19世纪末,终于汇合成一代气焰张扬的文人士大夫。

  道光年间的龚自珍还只是一个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只是在私下流传的诗文中发发牢骚,而同光年间的王韬,虽然也有浪漫气质的名士派头,但作为体制内外和中西之学的边缘人,他在香港—上海走廊的租界飞地,找到了自己的恰当位置:近代报人。1874年他在香港主办的《循环日报》虽然影响不大,但作为第一张以公共舆论为主体的华人报纸,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滥觞,梁启超、汪康年后来办《时务报》,显然是承接了王韬民间办报的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活动场域,不再是朝廷与衙门,而转移到体制外的社会空间。

  儒学中有修身和经世两种趋势,到了晚清,经世致用风气渐起,无论是汉学中的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还是宋学中的理学或心学,皆以经世为第一要义。晚清的“自改革”从学术渊源而言,本身就是经世致用的产物,这也是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共同的思想底色。不过,曾国藩、张之洞这些改革派儒臣,与龚自珍以及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文人士大夫,除活动场域有别,精神气质也有明显的不同。

  清朝继承明之传统,以程朱理学为正统意识形态。在理学内部,倭仁强调的是不变之天理,曾国藩发扬了随时势而变的经世致用。在道光同治时期,意识形态的斗争,基本围绕保守派和洋务派之间“理”与“势”展开。到了光绪年间,文人士大夫开始出现,从龚自珍到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在精神气质上继承的是并非是保守的正统理学,而是具有个人意志和思想解放色彩的阳明心学。到了19世纪90年代,逐渐转移到两代改革派士大夫之间“理”与“心”的对峙。洋务派官僚士大夫中的两位儒臣曾国藩、张之洞,虽然主张因“时势”而变,但依然奉理学为正宗,圣人名教为天理,经世之学可变,三纲秩序不可变也,他们的重心在“天理”而非“人心”上,虽然这个“天理”已经随“时势”的变化有部分的调整。

  然而,文人士大夫在精神气质上却与理学家不同,他们在阳明心学的延长线上,试图掀起一轮从思想解放到激进变革的狂澜。从龚自珍到康梁,之前的研究多注意其学术上的今文经学的革命传统,其实,另外还有一条心学的暗线。龚自珍高唱:“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4) 龚自珍这些以“自我”为本体的惊世骇俗之论,已经跨越了阳明心学最后一道“天理”的界限,足足领先了一个时代,到戊戌时期演化为康梁一代文人士大夫致力于“六经注我”、发动儒学的新教革命的内在精神动力。康有为的教主性格当中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既是精神的,又是物欲的,与晚明的精神解放与自然人性思想潮流一脉相传。而谭嗣同激进的仁学,将个人意志中的“心力”作为世界的大本大源,用“心力”对抗“天命”。

  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首先需要改革者有颠覆乾坤的精神本源。显而易见,官僚士大夫墨守于规规矩矩的理学,且不说思想观念,在精神气质上也不具备解放者的基因,因而他们能够想象的远方是有限的。而继承了阳明心学的文人士大夫,具有宏大的浪漫主义乌托邦理想,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与西方的进化论、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无父无君”的佛教相结合,爆发出激进改革的巨大能量。

  谈到浪漫主义传统,文人士大夫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广东人,并非偶然。这背后有地缘文化的因素。洋务派官僚士大夫多湖南人,从曾国藩、左宗棠到刘坤一、郭嵩焘,都受到湖湘文化历史悠久的经世致用传统的浸润。而过去的“南蛮之地”广东,远离政治中心京城,也与理性化、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经济与文化中心江南有别。广东的地域文化当中,民间信仰比较发达,禅宗六祖慧能也是广东人,其内心体验式的心证之法影响了后来的王阳明,也为岭南之学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从明代的岭南大儒陈白沙,到晚清的康有为,都处于神秘主义与浪漫主义交相辉映的同一条思想脉络之中。(5)

  二 两代士大夫的比较

  让文人士大夫崭露头角的,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最初的发起者是官僚系统中的中下层官员,甚至有翁同龢、李鸿藻这样的拒和派大臣的深层背景,(6) 但公车上书这一事件,有两重意义:其一,清廷对士大夫参与政治的空间严防死守,对民间读书人诱导他们不闻天下事,一心奔走于漫漫的科举仕途,或者专注于繁琐的乾嘉考据。公车上书是自明末的东林党运动之后,有清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士大夫运动,此后的一个世纪,读书人前赴后继,掀起一波又一波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狂潮。运动意义上的近代中国,自公车上书开始,自当无疑。其二,公车上书也是体制内外的官僚与布衣士大夫第一次成功的联手。联手的通道是传统的乡缘、亲缘和学缘网络。最初由文廷式、王鹏运这些主战派京官鼓动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同省”上书,随后由康有为发动18省1 300名举人参与“跨省”签名运动。由康有为起草的《上清帝第二书》,尽管没有递入朝廷,但在民间发生了爆炸性影响,康有为以超越同代人一个身位的变革卓见,一夜暴得大名,奠定了其新一代文人士大夫领袖的地位,也让官僚士大夫对他刮目相看。过去官僚士大夫要影响皇帝,主要靠上奏等体制内的权力网络,但公车上书之后,他们开始懂得在体制外“造势”,通过社会舆论形成时代大氛围。而这类“宣传”和“造势”是官僚士大夫们所不擅长的,却正是新崛起的文人士大夫的拿手好戏,改革派官僚不得不借重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本来未必看得起的维新派布衣。

  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说,有两种影响时代的大人物,一种是“应时之人物”,另一种是“先时之人物”,法国的拿破仑、日本的西乡隆盛,纵然伟大,也不过是顺应时势者。“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在梁启超看来,上一代的洋务派官僚曾国藩、李鸿章之辈,只是识时务的英雄,而新一代士大夫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就像法国的卢梭一样,则是造时势的先知,因为他具有“先时之人物”的三大气质:理想、热诚和胆气。(7) 这话虽然有溢美之嫌,但对两代士大夫的历史定位还是颇为准确的。将曾国藩和康有为作比较,曾国藩其长处在识大势,懂应变,善于将捕捉到的大局变化转变为实际的时务,是一流的大政治家,但在思想上并无超越时代的特别出彩之处。而康有为,理想奇丽宏大,富有教主般的魅力,开拓了一个全新的思想年代,但他于政治全然是外行,幻想多于冷静,是一个末流的政治家。官僚士大夫与文人士大夫的短长之处,从这两代领袖身上,昭然若揭。

  甲午一役,马关痛局,震撼了整个士林,也触痛了麻木不仁的清廷,自此人心思变,不变则亡,成为庙堂与江湖上下一致的政治共识。官僚士大夫之中,无论是洋务派的李鸿章、刘坤一、张荫桓、袁世凯,还是清流出身的翁同龢、孙家鼐、张之洞,都有了变法改制的意愿。在权力的最顶层,光绪的变法决心,也得到了慈禧太后有限度的默许。变法真所谓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奕匡、荣禄、刚毅、徐桐这些满人贵族,虽然恐惧变法会危及满人的既得利益,但暂时也在观察风向,不敢公开反对。

  问题在于本来是形势一派大好的变法,为何会中途夭折?过去的结论是光绪与慈禧对权力的掌控不成比例,任何改革都是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当慈禧以及后党意识到光绪的变法会威胁自身的根本利益,自然会出手扼杀百日维新。近年的研究则多指出由康有为设计、光绪主导的变法方案过于激进、密集和急躁,导致各种反对力量集聚,最后功亏一篑。这两种观点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本文将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分析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保守势力太强大,乃是因为体制内外的变法势力,官僚和文人两代士大夫无法携手合作,康有为得罪了几乎所有的体制内变法派,导致悲剧的产生。

  三 保中国,不保大清

  戊戌变法时期上层的权力格局,基本是“两个中心,三分天下”。在前台治理朝政的光绪皇帝和在后台操弄大权的慈禧太后,这是两个权力的中心;三分天下乃是后党保守派、帝党变法派和后党变法派。

  后党保守派主要是在慈禧周围、为太后所信任的的一批满清贵族:奕匡、刚毅、荣禄、文悌等深知变法是一场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唯恐满人的权力因此而削弱,因而对变法的态度是绝对的抵触,而反对变法的方式,不在前台,通常是在慈禧面前说光绪的坏话,说他重用汉人,断送满人的江山。而在前台公开反对变法的,则是一批保守的汉人官僚士大夫,比如屡次上奏折的徐桐、许应骙、杨崇伊等人,他们当然也有权力上的考量,但更多地出自“卫道”的意识形态,顽固地坚信,圣人之道不可改,祖宗之法不可变。这批后党保守派有多大的政治能量,完全取决于慈禧对他们的态度。

  上层权力结构当中赞成变法者,另分两派,一派在光绪周围,另一派为慈禧所信任。帝党变法派以翁同龢为首,还有张荫桓以及文廷式、沈曾植、张元济等一批中层官员。而后党变法派主要是李鸿章和张之洞,以及同样为慈禧和光绪信任的温和变法派王文韶、孙家鼐、张百熙、袁世凯等。事实上,这些赞成变法的汉人官僚士大夫,在思想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变革理念上基本停留在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层次上,在清廷的严密控制当中,并没有形成紧密的朋党之分,说他们是两派人,只是在权力格局中的位置不同,在帝后两个权力中心之间,形成了不同的权力背景光谱。

  《马关条约》使得朝廷上下意识到,不变法是不行的,帝后之间对待变法的态度,差别只是在于如何变,变到什么地步。在这样的背景下,后党保守派在一开始并无什么优势,他们采取的是守势,小心翼翼地寻找变法中的破绽,以便转守为攻,恶参一本,或者在慈禧面前挑拨离间。

  帝后两党的变法派相加起来的实力,是非常壮观的,从军机大臣到封疆大吏,占据了相对的优势。但是,他们内部四分五裂,有共同的变法意愿,却都想排斥对方,掌握变法的主动权。在甲午海战之前,围绕着对日究竟是和还是战,以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与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就形成了水火之势。《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变法派最为重要的三巨头,是帝党的翁同龢、后党的李鸿章以及张之洞。翁同龢如日中天,深得光绪信任;张之洞声誉很高,洋务成绩斐然;而李鸿章虽然暂时失势,依然有不容小觑的实力。

  对于康有为这些新崛起的文人士大夫来说,与变法派结成联盟,就是处理好与这三巨头的关系。简单言之,假如康有为懂得一点京城的权力格局,最好的政治策略,乃是稳住保守派,背靠帝党,与后党搞好关系。也就是说,尽量不刺激荣禄、徐桐等人,牢牢抓住翁同龢、张荫桓,而积极争取张之洞、李鸿章、王文韶、孙家鼐、张百熙、陈宝箴等的支持。可以想见,假如体制内外的变法派携手合作,1898年将是另一个局面,戊戌变法将是另外一个结果,中国历史也会因此而改写。

  然而,康有为不仅刺激了保守派,而且还得罪了后党变法派,连曾经一度支持他的翁同龢,后来也刻意与他保持距离。在整个权力上层,除了光绪一个光杆皇帝的撑腰,康有为几乎与所有的势力包括保守派和变法派为敌。如此局面,戊戌变法焉得不败?

  康有为为保守派所不容毫不奇怪,但是否刺激他们又是另外一回事。正因为康有为的咄咄逼人、口无遮拦,加深了保守派对他的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康有为两次见荣禄,就是明证。第一次,是光绪想召见康有为,被奕䜣所阻拦,于是,包括荣禄在内的五大臣代光绪召见康。荣禄首先画定了变法的红线:“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针锋相对回应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8) 这段对话,见于康有为的《我史》,虽然有事后加工的成分,显示变法立场的坚定,但连支持他变法的翁同龢当天的日记都记载康有为态度“狂甚”,可见康有为将荣禄得罪之深。第二次是戊戌变法拉开序幕后,康有为与荣禄同日受光绪召见,坐在朝房等候,据同时等候召见的张元济事后回忆,荣禄架子十足,摆出一副很尊严的样子,而康有为毫不买账,与他慷慨激昂,大谈变法。(9) 据流传甚广的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荣禄问:“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答曰:“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康有为是否说过这句话,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说法很可能来自荣禄的放风,足见两人之间已经势同水火。(10)

  康有为与荣禄的过节,不是他们个人的,而是变法派文人士大夫和保守派官僚士大夫直接的利益冲突,随着光绪重用康有为,推出各项变法措施,两派的冲突到了白热化,只是康有为不谙上层政治,懵然无知,而他的对手们心知肚明。御史文悌以满族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殊敏感,上折指出康有为“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于度外”,(11) 也就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在所有对康党的攻击之中,这句话最讲到要害,也深深刺激了慈禧。慈禧不是不要变法,只要变法能够挽救大清江山,她愿意让步,但以她为首的满族统治集团,有一条红线绝对不能跨越,那就是不能以牺牲清朝小江山的利益,以成全中国,大清的安危永远在国家之上,如果非要有选择,宁可牺牲国,以守护大清的江山。

  但康有为成立的保国会,他要保的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王朝这个小江山,而是近代的nation state,是土地、人民与主权的集合体,国在大清之上,如果有必要,也可以牺牲大清,保全中国。这是变法派文人士大夫与保守派官僚士大夫的根本区别所在。

  就连洋务派的领袖奕䜣也看出了其中的究竟。他认为康的变法有“废我军机、毁我大清”之嫌疑,在临死前给光绪和慈禧留下的最后嘱托中说:“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也。”(12) 奕䜣在满人亲贵当中是最开明、最有头脑的,连他的内心都有一条变法不可逾越的红线,而康有为在他看来正是要颠覆大清江山的居心叵测的小人。

  唯有年轻的光绪皇帝,对这条红线并不敏感,他虽然也要保祖宗留下的政权江山,但已经多少已经有了一点近代的国家意识,明白国家不保,江山无存。当慈禧指责他破坏祖宗之法时,光绪辩解说:“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13) 祖宗之法,乃是小江山之规矩,但在光绪看来,只要妨碍了近代国民的利益、无法保全国家的领地,祖宗之法,没有不变的道理。

  历史上的任何变法,最后所触及到深层问题,必定是人事,也就是权力的再分配。百日维新之中,慈禧对光绪之前的所有变法措施,都能够默许和容忍,但唯独动了权力的奶酪,光绪罢免了礼部六堂官,任命四章京,接受康有为的建议,在旧制之外设立新的权力机构制度局的时候,帝党保守派终于倾巢而出,全面反击。满族官员聪明地将光绪废弃旧人、自搭班底的用人举措,狡猾地归结为是要尽弃满人,全用汉人。用有清以来最敏感的族群问题来说事,当然触及了慈禧最忌讳的要害。于是,就有了帝后之间上述关于破坏祖宗之法的争辩。不待所谓的袁世凯告密,后党那边已经决定先发制人,夺回本已回归光绪的亲政大权,将变法维新扼杀在摇篮之中。

  虽然已经有不少研究指出康有为与光绪的激进与贸然,触发了慈禧和保守派的反扑,但并非意味着戊戌变法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必然失败的命运,事实上,康有为的真正败笔,主要不在刺激了荣禄这批迂腐的保守派,而是没有与其余两派人:帝党变法派和后党变法派建立基本的同盟关系,不仅没有结盟,而且还与他们在光绪面前争宠,争夺变法的领导权,以至于变法派相互内斗,全盘皆输。

  四 道不同,不相为谋

  现在来讨论康有为与变法派士大夫的关系。

  康有为与变法派士大夫在百日维新拉开序幕之前,曾经有过相互欣赏与合作的蜜月期。康有为的第一次上清帝书,得到了以李鸿藻、翁同龢为首的“后清流”中层官员黄绍箕、沈曾植、屠仁守、盛昱的帮助,康有为不熟悉官场用语与忌讳,沈曾植还一字一句替他改过。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与“后清流”的大将陈炽、沈曾植、文廷式等合作成立强学会,京城大臣、封疆大吏中的李鸿章、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解囊捐助,两大帝师翁同龢与孙家鼐也暗中支持。

  为什么他们如此青睐康有为?这是因为翁同龢、孙家鼐等朝中汉族大臣在甲午惨败之后已经有了变法的意愿,但限于知识与眼光的狭窄,不知从何下手。孙家鼐承认说:“今朝士忠肝而心通时务者,惟康某一人耳。若皇上责我变法,我惟举康某人,我则安能?”(14) 帝党变法派和后党变法派都想借助新崛起的文人士大夫这股新兴力量,因此,在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这段时间,康有为在京城内外变得异常吃香,京城诸多变法派官僚也以结识康有为这颗政治新星为荣。

  不过,他们欣赏的仅仅是康有为的具体变法措施,所谓“器”的层面,但康有为的野心很大,他不仅是一个策士,更想成为儒家的新教主。他不仅有如何变法之“器”,而且有以《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蓝本的“道”。但就是在“道”的层面,他与几乎所有的变法派官僚士大夫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朝廷中的变法派,虽然在权力格局上有帝党、后党之分,但都是处于冯桂芬思想的延长线上,即所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在“器”的层面,可以采纳西学、西法,但在“道”的层面,无论是翁同龢,还是张之洞,孙家鼐、王文韶,都属于儒学的正统派,不是宋明理学,就是古文经学,与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今文经学大相异趣。何况康有为还不是温和的今文经学,而带有强烈的颠覆正统的野狐禅色彩。

  以康有为与翁同龢为例。康有为虽然对翁同龢一往情深,称他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但翁同龢的态度对康有为始终是有保留的。他是清流出身,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是死敌,早年排外,反对曾李对洋人的妥协,1889年以后态度变化,开始影响光绪推动变法。但翁同龢其实是一位权臣,在思想上,他是正统派,甚至比光绪还要保守。早在1894年,他就读到了《新学伪经考》,在日记中评论康说:“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15) 不过,翁同龢为了掌控变法的主导权,与李鸿章、张之洞这些帝党变法竞争,不懂西法的他不得不借助文人士大夫的力量,于是向光绪推荐了康,还放下身段,拜访了新科进士的康有为。但是,翁同龢始终视康为工具,并非可靠的同道人,特别是五大臣见康之后,对康的狂妄更是反感。1898年,当翁同龢读了康的第二本书《孔子改制考》之后,更加印证了对康的狐疑。对光绪说 “此人居心叵测”,“见其孔子变制考知之”。(16)

  不独翁同龢对康有为有此恶感,温和的变法派大臣孙家鼐读了《孔子改制考》之后,也忧心忡忡,上奏折给光绪:“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是学堂之设,本以教育人才,而转以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17) 有类似看法的还有积极主张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他认为康推崇孔子为教主,比同于基督的耶稣,与皇权分庭抗礼,恐怕会招致战祸大乱。(18)

  张之洞最初对康有为、梁启超办强学会、《时务报》也积极支持,但他与翁同龢一样,赞赏康的变法主张,想将他拉入自己的阵营,但对康有为的学问很不以为然。张之洞是古文经派,自然对今文经学有偏见,更重要的是,他也像其他官僚士大夫一样,闻出了康说之中可怕的异端气息。他劝说康有为,假如放弃孔子改制此说,便为强学会提供活动经费。但要做教主的康有为哪里愿意答应,自称:“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19)

  张之洞与康有为皆以保教和为道而自命。但他们的道与教乃是南辕北辙,张之洞的道,是名教,而康有为的道,乃是孔教。艺政教,是变法派士大夫所要处理的三个层面。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在艺(器物技术)的层面有高度的共识,在政(制度变革)的层面也有部分共识,但在“教”的层面则完全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饱读儒家经典的士大夫固然重视利益,但按照圣人的教导,“士志于道”,道是否一致,要比利益是否相同更加重要。意识形态高于一切,而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张之洞、翁同龢、孙家鼐,都将内心各自的圣人之道视为不容妥协出卖的立身之本,于是双方由携手到分裂自然不可避免了。

  康有为之所以在文人士大夫之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代之领袖,乃是有一种魅力。南粤一地,历史上民间出过禅宗大师慧能,到了近代,又最早受到西风之影响,康有为得风气之先,又有浪漫主义的奇思异想,在儒学的边缘之地,康氏掀起了一场马丁·路德式的儒家新教革命。他是慧能、王阳明和路德三位一体的结合,天生具有民间教主之气质,他要成就内圣外王,外王是为拯救中国,但更重要的,是成为内圣,一代士大夫的教主。康有为号为长素,要比孔子还厉害,成为长久的素王,梁启超后来说:“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摇动之。……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慨。”(20) 故梁当年已经是举人,见到还是监生的康有为,听其一席宏论,如受电击一般,立即拜其为师。万木草堂聚集了一批康有为的信徒。

  不过,一代年轻文人士大夫视康有为为慧能之再世、阳明之传人、中国之马丁·路德,但在上一代官僚士大夫看来,他却是一个洪秀全式的异教人物,或者是一个危险的雅各宾党人,翁同龢、张之洞们对他的变法外王之术,尚有赞赏、敬佩之意,但对他的内圣之道,替代朱熹重新解释圣人之学,欲成为一代士大夫的教主,绝对不敢认同。何况他的狂妄表露无遗,让这些军机大臣、封疆大吏们实在无法容忍。康有为的改教,就像洪秀全的上帝会,把整个官僚士大夫都激怒了。

  从保守派对康党的各种参奏来看,针对的除了激进变法主张之外,多是他的异端孔教思想。对于前者,变法派尚能为其开脱一二,而对于后者,无论是变法派,还是保守派,看法与立场都是一致的。一代官僚士大夫赖以安身立命的圣人之道一旦受到挑战,不管他们的权力背景和政治态度有多少差异,都会联合起来,绞杀共同的敌人:具有不同思想理念的新一代文人士大夫。

  或许只有年轻的光绪皇帝,对保教和卫道不敏感,他一心要变法救国,继续对康有为信任有加,但老辣的慈禧太后深知,大清江山的合法性,取决于儒家正统的坚守,一旦意识形态的地基发生了动摇,接下来将是山呼海啸式的地震。她对身边的德龄吐露了心声:“康有为欲令皇帝信仰异教,只要我在一天,任何人都不得入异教。”(21)

  戊戌变法,从一开始就注入了意识形态的深层冲突,这就注定了其短命的结局。虽然两代士大夫的理念差异,迟早会引发冲突,但这么早就表面化,显然与康有为的个人气质有关。他教主般的神魅性成功地将新一代文人士大夫凝聚起来,同时也让老一代官僚士大夫迅速成为了自己的敌人。梁启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颇点中要害:“先生所以效力于国民者,以宗教事业为最伟,其所以得谤于天下者,亦以宗教事业为最多。”(22)

  五 争夺变法的领导权

  假如康有为仅仅满足于在民间当一位教主,做孔子那样的素王,官僚士大夫尚不会感觉切身的威胁,问题在于,康有为像历史上所有的大儒那样,要内圣而外王,进入上层权力中心,付诸政治实践。这就与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发生了直接的利害关系。

  政治与宗教不同,奉行的是不同的伦理标准。宗教家所要遵守的,只是信念伦理,只须对自己的信念负责,结果交给上帝(或天命)。但倘若离开抽象的理念世界,进入具体的政治场域,那么,角色就转化了,宗教家变为了政治家,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就要遵循另一种政治家的伦理:责任伦理,对自己的行动的结果负责,而不能仅仅以自己的信念而自我辩护。

  康有为作为民间的教主,一开始就野心勃勃,七次上皇帝书,为的是进入权力中枢,实现外王之大业。然而,正如梁启超所说,康有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家,不如谓之理想者”。(23) 他不仅是权力场上的素人,而且在政治上非常不成熟,无他也,乃是以自我为中心,极度自信,不懂得妥协二字。而政治,本来就是妥协的艺术。

  在戊戌时期,虽然形成了变法新政的大潮流,但在变法派内部,存在着激进与温和的两条不同的变法路线。温和的变法路线,主要是体制里面的洋务派以及甲午之后转向改革的清流,而激进的变法路线,乃是新崛起的文人士大夫。两条路线的背后,其实是戊戌前后代际更替的两代士大夫。

  1898年,温和的变法派之中,李鸿章75岁,翁同龢68岁,张之洞61岁,孙家鼐71岁,张百熙51岁,张荫桓51岁,陈宝箴67岁。他们的知识结构基本是正统的,对新学的认知,不超过洋务的水准。无论是出身洋务还是清流,在官场已经有几十年的阅历,深知权力系统的运作,与体制也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他们希望通过变法实现富强,但坚持循序渐进,以不引起官场和社会的剧烈震荡为前提。

  同一年,激进的变法派之中,精神领袖康有为最为年长,40岁,其他几位比如梁启超25岁,谭嗣同33岁,刘光第39岁,林旭23岁。这是一批充满朝气和浪漫主义气质的年轻人,思想已经偏离理学的正统,带有强烈的创造性和颠覆性,对西学、西法的认知大大超越了洋务时期的水准。他们的身份或者是民间的文人士大夫,或者是刚刚入官场的政治素人,对权力系统的复杂与诡秘缺乏切身的认知,以为凭一己之勇气和皇上的支持就能推进变法,阻力越大,越激发起亢奋的姿态。而作为他们的靠山,光绪皇帝,也只有27岁,充满了文人的气质,在帝后的双头政治当中,属于弱势的一方,但很想大有作为,通过变法强化皇帝的权威,扩张自己的权力。

  激进的变法派与温和的变法派之间,除了前面所讨论的意识形态冲突之外,在变法路线上,分歧究竟在哪里?假如我们将百日维新期间的变法措施分为两个层次,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第一个是技术性层面,比如修建铁路,筹办商务局、农学会,建立银行制度,创办京师大学堂,按照西式制度练兵等,激进、温和两派完全一致,也是慈禧所默认、保守派也不敢反对的。技术层面的变法,是洋务运动的延伸,从器物层面上升到西法层面,虽然戊戌政变之后,大部分中止了,但到晚清新政时期,得到了制度性的实施。

  第二个层面的变法,涉及权力的再分配,这就是制度局的设置。这是康有为七上皇帝书中的核心内容,试图在旧体制之中,镶嵌入一个新的决策咨询机构,以绕过传统的官僚,推进新政。这自然为保守派官僚所拼命反对,但温和的变法派官僚士大夫对此态度如何呢?可以说制度局的设置来自西方议会的启发,翁同龢等人并非没有兴趣,在此前翁同龢送给光绪阅览的陈炽的《庸言》、汤震的《危言》之中,都有开议院的建议。但是温和变法派的开议会主张,乃是为了解决君民上下之通的问题,而议会中的民,乃是指中央与地方的士大夫官僚,这种议院式的设计基本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之中,并无破局之危险。但激进变法派的制度局主张,其背后有一个令官僚士大夫非常恐惧的民权思想。张之洞对早期支持过的《时务报》中梁启超言论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其对民权思想的鼓吹上。对于体制中人来说,这无疑是不可容忍的洪水猛兽。

  不仅是制度局背后的观念有分歧,更重要是动了既得权力集团的奶酪。光绪在现有体制中变法受阻,便在人事格局上下手,一方面革除礼部六官,另一方面提拔军机处四章京,并且要设置懋勤殿,让康有为这些文人士大夫有机会进入权力的最高层,成为变法的决策中枢,这不仅触动了保守派的现实利益,也让温和变法派感到不满。后者不是反对改革,比较起具体措施,他们更看重的是谁掌握权力中枢,谁拥有变法的主导权。当康党们有可能通过懋勤殿左右皇上,而自己将被边缘化的时候,温和变法派毫不犹豫地站在保守派一边,共同阻击激进派进入权力中枢的企图。正如茅海建分析的:“在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及其党人的许多提议都被接受,惟此一条绝不让步。军机处、总理衙门及其他高官们似乎同此一心,绝不让康有为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24)

  前面提到,朝廷内开明的变法派官僚士大夫是一盘散沙,帝党与后党之间矛盾很深。曾经一度主掌变法大局的翁同龢气度狭窄,不仅与后党的李鸿章结怨很深,对同样是清流出身的张之洞多有提防,对帝党的同僚张荫桓,也在皇帝面前争宠,关系紧张。

  当康有为作为新人进入京城权力圈的时候,面临的是这样的四分五裂格局。在一开始,康有为的处境是非常有利的,各派开明官僚士大夫明白他懂得世界大势,肚子里有变革的锦囊妙计,光绪又非常欣赏其人,纷纷拉他入伙。假如康有为长袖善舞,处理好与各派的关系,大可左右逢源;或者背靠某派势力,也有可能实现变法的宏图。然而,自负的康有为将一切都搞砸了,他得罪了几乎所有的变法派大员。因为他基本不了解两宫的政治格局,以为有了皇帝一头的恩宠,便可以搞定天下。更要命的是,他不是尽可能地去争取更多的开明派官僚的支持,却倒过来,自不量力地与自己的盟友争夺变法的领导权。

  先看康有为与帝党变法派的关系。现在多个研究都发现,真正将康有为引入最高权力体制,推荐给光绪的,并非翁同龢,而是张荫桓。(25)

  张是康的小同乡,同为广东南海人。乡缘关系在传统中国权力网络之中,最为重要,何况张荫桓在外出使多年,了解各国情况与世界大势,与康有许多相似的趣味和立场。两人走得非常之近,康有为还应邀在张宅下榻喝酒夜谈。不过,当张荫桓受到保守派官僚围攻,慈禧对他严加申饬之后,老谋深算的张荫桓便与康有为划清界限,渐行渐远。深得光绪信任的他,还在皇上面前反对康有为以制度局为核心的全面改革方案,只同意建立路矿总局。康有为在朝廷的唯一靠山也失去了,自然无法如愿进入权力顶层。

  同为帝党的变法派重臣,翁同龢与张荫桓早期关系尚可,但随着张荫桓在光绪眼里分量加重,翁同龢便与张荫桓有了争宠的利益冲突,而在翁看来,康有为便是张的夹袋中人。随着光绪对康有为的兴趣增加,翁的猜疑就越深。萧公权认为:“康很明显地不尊重翁的有限改革论,也不尊重其变法领导权,他对翁的威胁变得甚至比李鸿章、张之洞更大。”(26) 具有讽刺之意的是,竭力排斥康有为的翁同龢,最后还是背上了莫须有的康党罪名,最后郁郁而死。

  康有为与第二位开明的变法派重臣李鸿章关系也不佳。李鸿章饱览世界大势,自认为眼界高时人一等,待他发现了康有为之后,感叹自己“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也”,他坦率承认:“康有为吾不如也。”(27)当康有为联合翁同龢的门生陈炽、沈曾植等办强学会时,李鸿章也送来了两千银圆,想入会交好。但陈炽属于翁同龢的帝党,非常排斥后党的李鸿章,而康有为也认为《马关条约》之后的中堂大人也已经失势,不再有利用的价值,为了投翁同龢的所好,于是附和陈炽将银元退回,拒绝李鸿章入会。这不仅伤了中堂的面子,而且也给自己树了一个政敌。后来李的亲家、保守派御史杨崇伊死盯康有为不放,虽未必是李鸿章之指使,但李未加劝阻,在一旁冷看康党受伤、变法失败,显然是事实。

  新崛起的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文人士大夫,骨子里看不起李鸿章这个老一代洋务领袖。梁启超后来在为李鸿章盖棺论定时,口气颇为不屑,认为中堂大人不是造时势之英雄,只是时势所造英雄。其与伊藤博文不同,没有在国外留学,不通世界大势,不知政治本原。徒有小技,不学无术。是补天式人物。总而言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28)

  第三位温和变法派重臣张之洞最初与康有为、梁启超有一段蜜月时期,张资助康梁创立上海强学会、办《时务报》,还与康几天几夜倾心相谈、给梁启超以超规格的礼遇。但一旦张之洞发现康梁要颠覆儒学正统、鼓吹民权,是几经劝说不肯回头的异端分子时,毫不犹豫地与康党斩断了联系。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说,当张发现康党思想当中激进的雅各宾主义之后,“便舍弃他们,折了回去”。(29) 特别是康有为在政治上发迹、舆论上掀起狂澜之后,张之洞更是感到恐惧,惊呼“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30) 他视康有为为圣人之教和大清王朝的最大威胁。张之洞出身于清流,又办洋务有方,清流与洋务当中,是他一生的紧张。这位儒学重臣,有自己的变法理论,为了回击激进派的变法主张,获得改革的意识形态主导权,他推出了“中体西用”的系统理论。自此,激进与温和两大变法派的理论分歧,已经是泾渭分明。

  梁启超虽然对李鸿章颇有微词,但对曾经有过一段携手岁月的张之洞,最为鄙夷,他如此比较两人:“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则张之洞也,虽然张何足望李之肩背!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至其虚忄乔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故常趋巧利。(31) 虽然是事后之言,但也足见戊戌期间康梁与张之洞关系之僵化,远远超过翁同龢、李鸿章。何况曾经有过一度蜜月,如今沦落到形同仇敌,更是由爱生恨,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康梁与孙家鼐围绕着京师大学堂的冲突,最能说明问题。孙与翁同龢同为光绪之帝师,在翁去职之后,是光绪身边最为重要的大臣之一,作为管学大臣,受命筹备京师大学堂。他政治开明,有变法意愿,性情也温和,不似翁同龢,没有强烈的权力欲。而康梁受张荫桓之托,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本来,他们彼此之间应该有良好的合作。但梁启超起草的章程,将学堂权力赋予总教习一人,而总教习的人选,几乎是按照康有为的模样量身打造。被架空了的孙家鼐当然要大光其火。与此同时,又发生了教科书之争。按照梁氏章程,之后全国各地方学堂的统一教材,将由康梁主持的编译局负责编写,如前所述,孙家鼐这些官僚士大夫的革新思路,基本停留在冯桂芬的年代,与康梁对孔教的标新立异,自然“道不相同”,于是孙家鼐提出,必须由他本人负责经、子、史的教材编定,否决了康梁的方案。(32)

  新锐的文人士大夫之崛起,所触动的不仅是上层的官僚士大夫的利益与理念,而且与整个老一代洋务变法派相抵牾。即使是上海滩开明的绅商阶层,也对康梁侧目而视。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如此评论康梁的变法:“康梁如药中生军麝脐,功效在开通闭塞关窍,原非参苓平和之品,全在良相医用之得当耳。吾华民气未醇,偏重效法东邻,日后恐滋流弊,谓其越中和位育笃恭而天下平宗旨,以此责备,众皆诚服。”(33) 由此可见,戊戌变法的失败,其原因不仅在于上层的变法派内部,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之间不和,而且在社会层面,同样致力于变法的两代人,也缺乏必要的共识。

  然而,康梁远未意识到自己的变法基础不稳,文人的浪漫主义气质令他们一旦获得了光绪的支持,便以为不必争取更多的同盟力量,可以一意孤行。不用说与上一代洋务派,即便是与同代的维新派,自以为得宠的康梁一派,也与他们闹翻了。《时务报》改官报就是一个显例。在办《时务报》期间,梁启超与汪康年结下了梁子,梁离开以后,汪康年主持的《时务报》影响一落千丈。待光绪命梁启超主持编译局之后,康梁就筹划将《时务报》从属于编译局,从民间报纸收归为官府,成为一张官报,每期送皇帝御览,然后进入官方流通渠道,令各地文武百官和地方学堂强行订阅。而且,该报还拥有审查各地报刊之权力,若有不实,责令纠禁。(34) 《时务报》改官报之后,汪康年将原《时务报》改为《昌言报》,康有为要求各省大吏禁止发行《昌言报》。康梁们一朝得志便猖狂的行为,引起了士林的普遍反感。严复公开批评说:“梁君平日持论云何?岂不曰:务凭公理以悦服人心,不宜借贵为尊势以劫制天下乎?……乃一旦志得,遂挟天子之诏,以令钱唐一布衣,非所谓变本加厉者耶?”(35)当年轻的改革势力刚刚得势之时,因为四处遍布政敌,其能够想到的,竟然是拾起自己大力反对的传统做法:用官方对付民间,通过行政权力压制异端的声音。

  一个领袖的气质,决定了一场运动的性质。康有为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他的自信和果敢,让原本几乎不可能的变法成为一时之狂澜,将朝廷内外裹挟其中,但他的狂热和鲁莽,又让这场声势浩大的百日维新最终归于失败。连他的弟弟康同仁都承认:康有为“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36) 这几乎是同代人对康有为的一致观感。两位与康有为只有一面之交的英国人戈颁和贝斯福,也异口同声地认为,康有为是“一个狂热的人和空想家”,他“办事太急,不讲章法,以致毫厘潜力,求益反损”。(37)

  六 保国、保种、保教

  晚清的两代士大夫,都将“保种、保国、保教”作为变法的目标。然而,这三者之间,究竟内涵如何,何为优先,很可以看出不同的改革派士大夫之间的细微差别。

  接下去,我们通过两组人物的比较,来看晚清士大夫的政治思想与立场的不同。第一组,是康有为与张之洞,这是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的差异,第二组,是康有为与梁启超,这是文人士大夫内部的分歧。

  先来比较康有为与张之洞。

  康有为与张之洞都提出过保国、保种和保教。康有为在保国会拟定的章程中,开宗明义,提出“保全国地、国民、国教”,此乃康有为之“三保”。(38) 几乎与此同时,张之洞在《劝学篇》里面,也同样是开宗明义提出“三保”:“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39)看起来,似乎两代变法派领袖高度一致,但细细考察,可以发现其中的差别大有讲究。

  首先,是康、张两人对国、教和种的内涵理解不同。关于“国”和“种”,康有为的解读是“国”乃是“国家之政权土地”,“种”是人民种类之自立”。(40)主权、国土和国民,这已经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张之洞虽然没有直接解释何为“国”与“种”,但从其上下文来看,所谓的“国”,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朝廷”,所谓的“种”乃是夷夏之辨意义上的“华种”。(41) 由此可见,两代士大夫的观念之间,有一条近代与传统的鸿沟。虽然都要保国,但各自心中的“国”迥然不同。

  其次,康、张两人心目中的“教”也有天壤之别。辜鸿铭说过一句话:曾国藩大臣也,张之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42) 张之洞作为一个儒臣,的确比曾国藩更关心儒教之存亡,因为儒教之于朝廷之“国”,乃是灵魂之于肉身。正如前述,张氏的儒教的核心,是与现实秩序相关的纲常名教。而康有为的孔教,不仅颠覆了纲常,而且破了理学之正宗,具有极强的杀伤力,在官僚士大夫看来,无异是骇人听闻的异端邪说。

  第三,康、张心目中的“三保”,究竟何为优先?张之洞在《劝学篇》的选择是:“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43) 华种若要生存,首先民族的灵魂圣人之道不能亡;而圣人之道又与其制度肉身王权互为结合,所以,保教必保大清。没有了儒教的灵魂,即使保住了民族的生存,也等于被异族同化,亡国灭种。而儒家的纲纪伦理,最终要落实到王权的制度层面,大清的核心体制不容动摇。

  假如只是到了这里,张之洞与之前的老传统主义者倭仁没有什么区别,但他毕竟是一个新时代的新传统主义者,不仅要守“理”,还要重“势”,势变了,也要与时俱进。“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44) 保江山也好,保民族也好,保圣教也好,最终还是要有力量,这力量就是富国强兵。19世纪末进化论席卷神州,以力为中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为严复、梁启超等文人士大夫所鼓吹,也深刻影响了张之洞这样的官僚士大夫。圣人之道是空泛的,只有最终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国家实力中,才能保住大清江山,守护儒家伦理。不过,富强并非张之洞的终极关怀,“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45) 富国强兵只是手段,最终目的乃是守住大清江山。在他看来,江山与儒教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舍保国之外,安有所谓保教、保种之术哉?” (46)张之洞之所以会与康梁决裂,杀自己的学生唐才常,至死对朝廷忠心耿耿,因为保江山,就是保自己,保江山,才能保住心中的圣教。

  如果说张之洞在“三保”之中的重心在“保国”的话,那么,康有为真正关心的,是“保教”。他发起的儒家新教改革,动机无他,那是以改教而保教,且以保教带动保国与保种。在“教”与“国”的关系上,张之洞的“教”(纲常名教)与“国”(清廷)无法剥离,诚如辜鸿铭所说,张之洞“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47) 但康有为的“教”,是作为国教的孔教,像西方的基督教一样,具有独立的建制,可以与具体的“国”(小朝廷)剥离,而且与“国”形成了相互抗衡的双重权威。

  从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出康有为与张之洞的分歧。在两人的蜜月时期,康在上海办《强学报》,创刊号上大书“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改光绪纪年为孔子纪年。这立即引起赞助人张之洞的强烈不满,正如茅海建所分析的,“以当时的政治观念而言,奉正朔用纪年当属政治表态,立教会更有谋反之嫌。康此时虽绝无与清朝决裂之意,但此举必引来许多不利议论。此在康似尚理念,在张则是政治”。(48) 康是观念人物,毫无政治意识,而张久经官场,政治嗅觉较旁人敏感十倍。从此事开始,康、张之间有了不可消弭之裂痕,后来越演越烈,终于水火不容,成为了政敌。

  康、张之间,是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差异,但在同代文人士大夫之间,在“三保”之间,也是有不小的分歧,以康有为与梁启超为例,最大的分歧在于是否要“保教”上。

  最初,当梁启超心智未完全成熟之际,追随乃师,鼓吹保教。在他看来,“夫天下无不教而治之民,故天下无无教而立之国”,“居今日而不以保国保教为事者,必其人于危亡之故”。(49) 不过,梁启超的保教与其老师还是有微妙的差别。在康有为心中,“教”之价值在“国”之上,“国”可以亡,但孔教不能亡;“教”在,“国”也在,孔教之灵魂,决定了“国”之肉身存亡。所以,康后来可以诀别清朝,接纳民国,但在建立孔教上,是一以贯之的。

  但梁启超就不同了。在不断的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梁启超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无国”感。(50) 这种“无国”感,指的是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51) 梁启超所说这个“国”,与张之洞心目中的“国”(王朝)不同,也比康有为要更清晰地意识到乃是欧洲那样的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内部凝聚力的现代民族国家。在晚清,梁启超是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引入中国的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启蒙者,(52) 对于他而言,保教只是工具,而保国才是目的本身。

  在1902年之前,梁启超认为,为了保国,保教是有工具性价值的。他比较了宗教家与哲学家的区别,说“言论理宗教家不如哲学家,言治事则哲学家不如宗教家”。显然,梁启超自认是哲学家,而康有为是宗教家。他承认,“历史上英雄豪杰能成大业,轰轰一世者,殆有宗教思想之人多,而有哲学思想之人少”。何以如此?因为“哲学贵疑,宗教贵信……大人物所以能为惊天动地之事业者,亦常赖宗教”。(53) 这就是梁启超敬仰康有为的缘故,康有为有宗教般的神魅性,虽然梁启超未必喜欢宗教,但维新变法大业却需要有这样一位可以掀起狂潮的教主,而作为哲学家的梁启超却做不到这一点。他说:“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有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去治学也亦有然。”(54) “太有成见”,是一方教主的心态,相信万物皆备于我,真理握在手中,而“太无成见”,则是一个知识启蒙者的姿态,面对各种新知,皆有开放、接纳和包容,自然无法皈依于某个教派。

  在这里,可以看到戊戌维新运动之中,即使在文人士大夫当中,也有两种不同的动员取向。康有为诉诸的是信仰,他将人文的儒学,改造为启示性的孔教;而梁启超诉诸的是理性,到了日本以后,他对儒学的新教改革逐渐失去了兴趣,开始从事与康有为不同的知识启蒙,于是,必然要与保教分道扬镳。1902年,梁启超致函康有为:“先生谓各国皆以保教,而教强国强。以弟子观之,则正相反。”“至于保教一事,弟亦实见保之之无谓。”保教既然无为,那么何等事情最为重要?梁启超说:“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弟子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55)梁启超公开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与康有为划清界限,明确表示:“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前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他历数不必尊孔保教八大理由,朗然宣布:在保国、保种与保教之间,“以今日之脑力眼力,观察大局,窃以为我非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若种与教,非所亟亟也”。(56)

  在保国、保种、保教之间,康有为志在保教,张之洞和梁启超重在保国,但张之“国”,乃是大清小王朝而已,而梁的“国”,则是超越了一家一姓之私的共同体:现代民族国家。在晚清官僚士大夫与文人士大夫之间,以及文人士大夫内部的不同价值取向,后来发展为迥异的政治路线:康有为的保教,之后延伸为包括新儒家在内的各种文化保守主义;张之洞的保王朝,乃是各种政治保守主义的滥觞,而梁启超的保国,则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开山鼻祖。

  得到光绪支持的百日维新最后以流产而告终,但革命的遗嘱总是由刽子手来实行的。在戊戌变法之中,官僚士大夫击败了新兴的文人士大夫,重新夺回了政治上的变法主导权,但到几年后的晚清新政,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官僚士大夫所实践的具体变法措施,基本在康有为划定的范围之内,虽然在保教和保国这两个关键点上,前后两代士大夫依然是水火不相容。

  七 政治上的失败与文化上的成功

  文人士大夫领导的戊戌维新究竟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

  可以这样说,作为政治运动的戊戌变法失败了,但作为启蒙运动的戊戌维新却大大成功了。这一成功的标志,是自戊戌之后,社会层面的话语权已经转移,从官僚士大夫转移到文人士大夫手中。

  康梁这些文人士大夫搞政治,不是翁同龢、张荫桓、张之洞、袁世凯那些官僚士大夫的对手,但要论舆论宣传、鼓动社会,高高在上的官僚,远远不及靠舆论起家的文人士大夫。以张之洞为例,他在与康梁决裂之后,筹办了《正学报》,试图与“素王改制”的康有为分庭抗礼,夺回话语主导权。主持《正学报》的梁鼎芬,虽然比康有为小一岁,但其思想做派与官僚士大夫同路,如茅海建所说,“其对学术精神的追求,可能会过于雅致而细碎,这作为学者当属极其自然与正当;而主持定期出版的刊物,字字处处计较,将大大不利于各位撰述的自由写作”。(57) 再加上后台老板张之洞自视甚高,对言论和文字也多有苛求,最后《正学报》竟然夭折,不了了之。变法派官僚士大夫在整个戊戌维新前后,始终办不了一份哪怕可以勉强与文人士大夫竞争的报纸杂志,只能眼睁睁看着康梁之辈垄断了舆论阵地。

  而继承了龚自珍、王韬文人传统的康梁们,与传统的官僚士大夫不同,他们自下而上、从地方到中央走入政治舞台,从一开始最重视的就是制造舆论、宣传鼓动,占领话语的制高点。康有为发起的联省公车上书,即《上清帝第二书》,虽然没有经都察院上递,对上层决策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影响,但康醉翁之意不在酒,作为文人士大夫,他所在意的,是舆论造势,旋即在上海刊行《公车上书记》,将这一事件公之于世。通过体制外的舆论声势,倒逼体制内走向变法改革,并一夜暴得大名,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维新运动的精神领袖。之后的《上清帝第四书》,为保守派官僚士大夫所阻拦,也无法抵达天听,康梁亦如法炮制,在广东、上海刊行刻本,影响与声势同样胜过体制内的上书。

  康梁这些文人士大夫,很多人有在广州、香港、上海等口岸城市生活经验。晚清的口岸城市,已经出现了一场印刷术的革命,为近代的启蒙奠定了物质与技术的基础。中国的印刷术虽然出现很早,但在晚清之前基本是手工雕版印刷,传播的能力有限。到了晚清,从西方传入的石板印刷和活字铅印技术,大大提升了出版印刷的效率,以上海为中心,由印刷术革命所带来的,是一场知识启蒙运动,而启蒙的核心人物,正是刚刚诞生的文人士大夫。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借助石印技术,每期发行量,从最初的4 000份,攀升到后来的17 000份,那是倭仁、曾国藩之辈官僚士大夫无法想象的影响力。(58)

  如果说,在这之前,中国只有官方的邸报和士林中的清议的话,那么,到了19世纪90年代,则出现了中国式的公共领域。正如笔者之前所研究的那样,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结社、学校和报纸。(59) 在变法派官僚士大夫的时代,在上海、广州等地,一些报纸和书院部分具有讨论公共政治问题的性质,比如上海的格致书院,从1886年起,进行季考,请洋务派的官员和着名士大夫出题,由学生自由回答。题目除了科学之外,多是一些与政治变革、国家致富、法律设置等公共问题有关的大题目,比如:《中国近日讲求求富之术当以何者为先论》《中国创行铁路利弊论》《中国大宪选派办理洋务人员应以何者为称职论》《议院论》《中西律例异同得失安在》等等。从目前所存的答卷来看,学生们畅所欲言,放言无忌,每次季考,等于一场内部范围的公共时务大讨论。(60) 但是,格致书院的讨论并非是公开的,也没有直接面对公共大众。而且,作为主持者的洋务士大夫本身也依然属于体制的一部分,缺乏真正的民间身份。而按照公共领域的规范定义,其具有公开性、民间性和批判性三大特点。显然,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由官僚士大夫主持的学校,都不具有这些特点。

  然而,新崛起的一代文人士大夫,就有了十足的民间性,1896年《时务报》的创办,是中国公共领域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时务报》不是一份孤立的报纸,其背后还有一个维新派组织:强学会。强学会的性质,按照梁启超的自我理解,是“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61) 四马路上的时务报馆,成为当时维新人士的聚集地。《时务报》及其创办者康、梁、汪(康年)等人,虽然与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基本的活动方式已经从体制内部转移到了民间,往下诉诸于舆论的教化,向上对朝廷施加变革压力,开始具有了现实的批评性格。《时务报》虽然办在上海,但影响在全国,如梁启超所说,“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62) 这表明,《时务报》已经具有了公众舆论那种公开的、覆盖全社会的影响。

  较之官僚士大夫,文人士大夫最大的优势在于办报纸,掌握舆论。从《时务报》开始,其后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等,虽然都办在日本,但传回国内之后,几年以后,依然被反复刻印,传播全国。在报纸这种新媒介之中,梁启超的风头已经压过其师康有为。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晚清的舆论界骄子,除了其借助日文引进了大量西方的新知之外,最重要的,乃是创造了一种半文半白、“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文体,为清末民初的两代读书人(晚清文人士大夫和民初新知识分子)所喜闻乐见。文体的革命,有时候往往比思想的革命更有吸引力,也更具颠覆性,梁任公的新文体,在清末民初风靡了二十年,无人匹敌,直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兴起,才拱手让出了话语的霸主地位,由更年轻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来接任。

  报纸之外,文人士大夫所重视的还有学校和结社。康梁办的学校,从广州的万木草堂到长沙的时务学堂,此处不赘述,以结社而言,本来中国士大夫的传统是“君子群而不党”,党派之争被视为国家之祸害。但到了晚明,江南的士林社会,因为对朝廷宦官不满,出现了诸如东林书院、复社等士大夫结社。有清一代,对士大夫结社严加防范,待康有为力志变法,首先要做的,便是通过结社,联合士大夫。他认为:“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在外省开会,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非合士夫开之于京师不可,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而举之辇众着之地,尤可自白嫌疑”。(63) 这段话,应可注意的,其一,欲成大事,必合大群。康梁这些文人士大夫与曾国藩、张之洞等官僚士大夫不同,走的是体制外自下而上的造声势、拉队伍路线,建立南学会、强学会、保国会就是基于这样的策略考虑。其二,合大群在地方不行,必在京城形成登高望远之势。康有为虽然不谙朝廷内部的权力格局,但对全国的政治布局还是清晰有知,各省督抚一统天下,除非遇上陈宝箴这样开明的封疆大吏,一般很难在地方突破。但在京城,上层权力多元抗衡,反而有空隙可图发展。公车上书凭借的是帝党的反议和势力,强学会的成立,更是借助了帝党和后党变法派各怀心思的支持。不过,康有为有一点高估了北京的重要性,京城的上层虽然有变法派,同样也有反对变法的保守势力,强学会、保国会开办不久就为后者所纠弹而夭折,足见在中国要实现“首都革命”谈何容易。倒是在上海这个既有租界飞地、又有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和现代传媒的现代都会,康梁们成功实现了公共领域的突破性发展,为舆论的造势找到了最合适的土壤和空间。

  政治上的百日变法失败了,但文化上的戊戌维新却成功了。属于帝党变法派的张元济在政变之后写信给汪康年,公允地说:“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64) 与康同代人的宋恕,也客观地评论说:“自中日战后,能转移天下之人心风俗者,赖有长素焉。何也?梁卓如以《时务报》震天下,使士夫舆论一变,卓如之功,而亲为长素弟子,亦长素功也。”(65) 时代人未必在学问上看得上康有为这位野狐禅,但他们不得不承认,正是康梁改变了一代人的风气,从此掌控了清末的话语领导权。

  梁启超在总结康有为一生时,如此说:“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66) 这一维新的精神,像火炬一般,照亮了清末民初两代知识分子。究竟是一时的政治变法重要,还是更长久的观念革新更有影响力?答案显然不言而喻。

  注释

  1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3页。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

  3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第88页。

  4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一》,《龚自珍全集》,第12页。

  5关于岭南儒学、湖湘儒学与江浙儒学的区域差异,参见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第1—4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6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3—30页。

  7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1页。

  8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29页。

  9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429页。

  10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429—430页。

  11转引自张健:《戊戌悲歌:康有为传》,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197页。

  12转引自张健:《戊戌悲歌:康有为传》,第155页。

  13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2《康有为构乱始末》,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6页。

  14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7页。

  15转引自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第71页。

  16转引自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第91页。

  17孙家鼐:《清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2册,第431页。

  18陈宝箴:《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析》,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2册,第357—358页。

  19康有为:《我史》,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43页。

  20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497页。

  21参见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第49页。

  22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488页。

  23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496—497页。

  24茅海建:《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戊戌变法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3页。

  25马忠文:《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

  26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第109页。

  27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7—198页。

  28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512、527、531、554页。

  29辜鸿铭:《中国牛津运动故事》,《辜鸿铭文集》上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318页。

  30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36页。

  31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550页。

  32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第207—283页。

  33经元善:《答原口闻一君问》,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9页。

  34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552—553页。

  35严复:《〈时务报〉各告白书后》,王栻编《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4页。

  3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22页。

  37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791、840页。

  38康有为:《保国会章程》,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3页。

  39张之洞:《劝学篇》,吴剑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5页。

  40康有为:《保国会章程》,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33页。

  41张之洞:《劝学篇》,吴剑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第285页。

  42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辜鸿铭文集》上册,第418页。

  43张之洞《劝学篇》,吴剑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第285页。

  44张之洞《劝学篇》,吴剑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第285页。

  45张之洞《劝学篇》,吴剑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第285页。

  46张之洞《劝学篇》,吴剑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第285页。

  47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辜鸿铭文集》上册,第419页。

  48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第18页。

  49梁启超:《复友人论保教书》,《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150—151页。

  50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台湾)《政治学报》第1期,1971年9月。

  51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65页。

  52关于梁启超的国家思想,详见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3—85、89—93页。

  53梁启超:《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762—764页。

  5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73页。

  55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7—278页。

  56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765—770页。

  57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第49页。

  58详细参见雷启立:《印刷现代性与上海启蒙文化》,许纪霖、罗岗等编《城市的记忆: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64—85页。

  59详细参见许纪霖:《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5—103页。

  60参见郝秉键、李志军:《19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1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梁启超全集》第4册,第2527页。

  62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477页。

  63康有为:《我史》,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集》,第841页。

  64张元济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8页。

  65孙宝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0页。

  66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484页。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原文出处:许纪霖.戊戌期间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的世代交替[J].史林,2019(06):111-126+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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