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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革后北京各阶层群体社会追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来源:兰台世界 作者:刘玉琪
发布于:2021-03-31 共6550字

  摘要:戊戌变法的内容集中在政治变革上,虽然失败,但是对社会后续的变革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为近代中国的一次大型变革,它同样也是波及社会大众各个方面的运动。本文从维新人士对社会改良的条令、底层民众和精英群体的相互影响中加以讨论,进而阐释:北京上层社会群体与底层大众在历经变革后基于其生存状况而形成的社会追求;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与整个社会形态改变和文化观念转变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晚清; 戊戌变法; 北京; 社会变革; 生活方式;

  The Wuxu(1898) Reform and Social Life in Beijing

  Liu Yuqi

  Abstract:The content of the Wuxu Reform focused on political reform, though failed, it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ubsequent changes of the society. As a large change in modern China, it was also spread to various social aspect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octrines of social reform by reformists and the mutual influence of elite groups and common people, and then illustrates the social pursuit of upper social groups and lower-class people in Beijing after the change based on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and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 of the way of social life and the change of social form and cultural conception.

  一、维新人士对改变社会大众生活方式的构思

  自1897年康有为到达北京后,次年1月24日与李鸿章、荣禄以及翁同龢等高级官员进行会晤时,康氏即大胆宣称,“祖宗之法”需要改变,中国的“法律官制”应予废除。康有为在《物质救国论》中提到:“国民的风气,侈居为上,侈衣次之,侈食为下。这亦是我国民不可不猛醒也。”[1]在康有为看来,出现奢侈之风最严重的三个部分:房屋、衣服、宴饮,最应是在大众生活中所改革的重点内容。

  为了尽快肃清旧势力对变法的阻碍,康氏上奏光绪皇帝,奏请在全国推行断发易服制度。他明确提出:“自古大有为之君,必善审时势之宜,非变通不足以宜民,非更新不足以救国,且非改视易听,不足以一国民之趋向,振国民之精神。今时今日,世局变化已迫人不得不变易发服: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以一国衣服读异,则情意不亲,邦交不结矣。且今物质修明,尤尚机器,辫发长垂,行动摇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者也。……且垂辫既易污衣,而蓄发尤增多垢,衣污则观瞻不美,沐难则卫生非宜,梳刮则费时甚多,若在国外,为外人指笑,儿童牵弄,既缘国弱,尤遭戏辱,斥为豚尾,出入不便,去之无损,留之反劳。”[2]

  康有为认为:“夫五帝不沿礼,三王不袭乐,但在通时变以宜民耳。”“且夫立国之得失,在乎治法,在乎人心,诚不在乎服制也。”光绪帝如若要重振清廷,必当效法中外明君之行为,“发尚武之风,跃跃欲振,更新之气,光彻大新”[3]。

  此外,康氏又一关注点在妇女的身体解放,焦点集中在与妇女身体解放密切相关的缠足现象上。他认为“缠足”是破损肌肤的一种行为,其伤身犹如剜足的刑法。在《请禁妇女裹足折》中,他指出:“女子何罪,而自童幼加以剜刑,终身痛楚,一成不变,此真万国所无,而尤为圣王所不容也。”[4]同时,缠足会使“血气不流,气息污秽,足疾易作,上传身体,或流传子孙”[5]。在这里,康氏将缠足和现代文明中的卫生相联系,这种观念的引申是戊戌时期的首创。将缠足的过程和结果直接引申到现代卫生观念,是戊戌知识分子的首创。康有为还借此将中西方人体身体情况进行对比,他说:“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故传种易强也。今当举国征兵之世,与万国竞,而留此弱种,尤可忧危矣。”[6]

  他强调“女子与男子衣服装饰当同”,是女子独立的先决条件。女子与男子异服是因为:“女子为男子私有之物,但供男子玩弄,故穿耳、裹足、细腰、黑齿、剃眉、敷黛、施脂、抹粉、诡髻、步摇,不惜损坏身体以供男子一日之娱,况于衣服,其安得不别有体制以供玩弄耶?”结论当然是:“故男子尚素朴而女子尚华采,皆以着玩弄议。”[7]

  其次,在对时间的认识上,维新人士有了对时空观新的审视。这表现在熊希龄创办的“延年会”上。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群体中,人们对于时间的流逝并没无具体把控,对时间的崇拜也仅限于极少数的士大夫群体。熊希龄在开办的延年会上,表明其宗旨:“天无年,无可延也;人有年,可自人延之也。”[8]也就是倡导在个人有限的生命里自我进行时间的安排,做更多有益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或芝菌导印,熊经鸟伸,或丹饵服食,玉浆甘露”[9]的延年之术。戊戌领导者们对这一概念的新定义在具体执行上体现在之后梁启超《新民议》中的《禁早婚议》,梁氏指出:“社会学公理,凡生物应于进化之度,而成熟之期,久暂各异。进化者之达于成熟,其所历岁月必多,以人与鸟兽较,其迟速彰然矣。虽同为人类,亦莫不然,劣者速熟,优者晚成,而优劣之数,常与婚媾之迟早成比例。”[10]梁氏认为婚姻的时间应在人们学成之后,成为“优者”,对于婚嫁时间的考量也成为现代文明的较量。

  最后,是维新人士对全国教育改革的构想。清代早期,全国各大书院受到政府控制,且严令禁止社会政治性质的学习和议论,至此保有中国几千年思想活力的书院就失去了在国家政治上的重要性。而之后,到了19世纪初期开设的书院,如广州的学海堂和杭州的诂经精舍,可以从中看到儒家学术某些复兴的迹象[11]。即使是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在通商口岸刮得很猛烈的改革之风,也并没有触及多数书院中长期不变的学习生活。这种情况在19世纪90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士大夫们开始改组书院并创办新学堂,倡导者是一些省级官员,如张之洞、盛宣怀、廖寿丰和江标。之后1896—1898年,教育改革之风席卷全国,最后体现在百日维新期间修改考试制度和建立全国学校体系的全面努力中[12]。即使维新运动结果是以失败告终,但对已经有所变动的教育改革并无更改,从这一点上,可以说之后废除科举以及教育制度的根本变革皆与维新运动有关联。

  二、维新变法对大众生活的作用体现

  西方文化对中国等级秩序的冲击表现在日渐拥有巨额财富的商人终于可以僭越几千年来各种“祖宗之法”。竞奢之风即盛行开来,魏源《都中吟》:“缠头金帛如云堆,人海锱尘无处浣。聊凭歌舞恣消遣,始笑西湖风月游。”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很多商铺为了躲避战乱关门停业,但是“饭庄戏园依然逐日常开,嬉游佚乐之徒,犹是满堂满室”,议和之后“仍复恬嬉”[13]。奢侈享乐的娱乐活动皆需要大量金钱支撑,这些背后又进一步加剧了官商勾结,贿赂公行。戊戌变法在上层社会掀起了巨大的思想浪潮,但是北京作为清王朝的政治中心,和沿海通商城市相比,社会大众在生活方式上的改变较小。

  首先在服饰上,中国本就是等级制度特别严明的国家,中国的服饰礼制不仅高度细密,还是高度“数字化”的。服饰上面充分运用数列手段,对服饰要素——如尺寸、质料、色泽、图样、饰物等———做等级安排。“数字化”也是很早在中国礼制中有记载,以大量采用十二、九、七、五、三、一或八、六、四、二之类的数列来安排礼文,是所谓礼数[14]。布罗代尔说:“在西方,社会地位最细微的上升都要反映在服装上。”[15]清晚期,来华的西方人士,都得花费力气弄清各种服饰的不同等级意义[16]。清代统治者制定的舆服制度处处体现着严格的等级内涵,但是其烦琐精细程度也超越了以往任何朝代,顺治九年(1652)定制《服色肩舆永例》之后,乾隆十三年(1748)十月,皇帝亲谕:“服色品章,昭一代之典则,朝祭所御,礼法攸关,所系尤重,既已定为成宪,遵守百有余年。”[17]并通过这一规定,将各式官服上至皇帝、后妃,下至王公大臣、各级文武官员,一律按吉服、礼服、行服、常服并包括甲胄在内,绘制成图,载入《会典》,且告诫子孙、臣属不可轻革旧俗,不可逾矩。

  在满族所统治的大清王朝中,北京地区上至王侯将相,下至普通民众的服饰都与前朝有很大不同。晚清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记载:“里面走出一个客来,生得粗眉大目,身上穿了一件灰色大布的长衫,罩上一件天青羽毛的对襟马褂。”[18]文中所指的对襟马褂是一种短上衣,是清代男子较为普遍的一种装束,由于这种款式适合骑马而得名。清代赵毅《陔余丛考》记载:“凡扈从及出使者皆服短褂、缺襟袍子及战裙。短褂亦曰马褂,马上所服也。”《清稗类钞》记:“马褂较外褂为短,仅及脐。国初,惟营兵布之。至康熙末,富家子为此服者,众以为奇……雍正时,服者渐众。后则无人不服,游行街市,应接宾客,不烦更衣矣。”从这里的记载可以看出在雍正之后,马褂逐渐普及开来,成为满汉官员都可穿着的一种服装。同时,在女性群体中,旗袍是清代女子的主要装束。这种在满族群体中盛行的袍服最初是为了自己能够适应东北地区的生活方式和气候特点,早期紧窄合体也是为了方便骑射打猎。在满人自己的族群中,妇女的服饰的基本式样为:大拉翅、长至脚踝的宽松旗袍、马甲、花盆底鞋,基本造型为直身、平袖、大襟、右衽。这种独具满族特色的女性服饰在汉人群体中是很少能够见到的,一是因为身份象征,二是汉人并不习惯头戴大拉翅且脚穿高底鞋。

  几百年在男女服饰上本应是严格规定的各级式样,但随着近代西方文化带来的冲击,一些等级观念逐渐模糊。北京地区由于一直处于传统风尚的框架内,加之顽固派和维新派之间的不断斗争,在北京地区并没有呈现出诸如东南沿海地区大肆效仿西洋文明之风。特别是在19世纪末的前几十年,很少有人敢公然数典忘祖,穿用西人服装。有一些贫穷的洋人家仆、马车夫、乞丐之流,才会捡拾外人扔掉的旧衣服穿用,为人所不齿。即便是在通商城市街角处看到一两个居留外洋回国的华人穿着西装,也同样不被人看好[19]。康有为在1898年向光绪皇帝上书《请断发易服改元折》,其中认为“西服衣制严肃,领袖白洁”,改穿西服短衣可“发尚武之风,趋尚同之俗”[20]。但是在维新运动当年,无论是前文提到的身体解放还是关于剪辫易服,慈禧太后的反应则是,“小子为左右萤惑,使祖宗之法自汝坏之,如祖宗何?”[21]在光绪帝欲真正实施断发易服制度的诏令一传出,旗人的反应极其强烈,对他们来讲,剪掉辫子就是否定了满族人在中国的统治,终止了满人征服汉人的这一事实[22],让女子效仿男子走出家门,就等于将女性的贞操隔离[23]这一千古事实打破。之后在康有为回忆录中提及,“德宗神武,决欲举行(断发易服—引者注),大臣刚毅等力争,太后不悦,未几而政变事起[24]。以慈禧为代表保守势力的反对最终在这一次维新运动中没能使这一措施得以实施。也是在1900年新政实施、留日学生渐增后,服饰变革的呼声才再次高涨起来,并以此作为重建文明的标志。

  维新人士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要维新,维新就必须大力倡导“西学”。强调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来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社会学在维新运动期间传播也加速了这一目的实现。1897年谭嗣同在《仁学》中说:“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谭嗣同口中的“社会学”在当时经常使用的是“群学”,用以代替“社会学”[25]。其中所说的“群”,实际意义即指的是有组织形成的“会”,并由众多的“会”构成的社会、国家,其宗旨是把封建统治下零散的小农经济社会改造成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并通过这种形式以加强中国人民的凝聚力一致对外。在戊戌时期,北京地区所成立的学会如下表。

  维新人士通过“会”的形式培养变法人才,提高民族素质,在京师的学会虽然在变法失败后被禁止,但是活跃了社会风气,社会大众开始认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大量产业除了是一部分商贾、士绅、地主为贪图利益去不断侵占的地盘,同时还有大量在之前拥有特权、且鄙视商人的官僚士大夫群体。到了19世纪80年代,官宦士大夫经商在北京并不罕见,如有文献记载:“本(光绪)朝士大夫无不经营生计,其风自闽、粤、江、浙沿海各省开之,浸及于京师。”[26]虽然戊戌变法很多内容被废除,但是鼓励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一措施在社会中一直处于增长的态势,一些官宦士绅投资于工商业,兼营实业,买办、商人、工商业者、工厂主、企业家、商家店主等人数日益增多,城市工商阶层日益壮大。这种情况的普遍,在清末农村土地资源短缺、自然灾害频发和外国势力侵略的大环境中也为更多的中下层人提供了谋生的机会。这就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的互动,使沿袭小农经济生活方式的农村地区,开始出现以城市为中心向外缘农村扩展的状态。战乱灾害之年为了自身生存的农民并不会关注社会变革的各种新思想,但是会考虑获利谋生的手段,以此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农民的观念得以启蒙,城乡地区的互动也逐渐去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

  三、戊戌失败对社会大众影响

  从维新运动的参与人士来划分,可以将这个群体划分为三个部分:由士大夫过渡的知识分子;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官僚阶层;上层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这三个群体之间又有着相互紧密的联系,知识分子提供思想导向,资产阶级供给财产支撑,官僚阶层联系军队组织。而在维新运动中最主要的改革集中在官制上,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旧官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进行了一些尝试,这些尝试是最能够触动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根基的,所以引来了他们的拼死抵抗。

  戊戌变法是在“民智未开”的条件下进行,虽然戊戌变法在京师是一次失败,但是也绝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失败。这次运动带来了思想的激荡,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变革新方向的主要工具即新学堂的产生对之后的影响极为深远,尤其是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尽管这场运动并没有完成它的政治目标,但是它所带来的思想变化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有着广泛且深远的影响,最主要的就是在维新运动时期,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篇章。维新时代大量西方思想的涌入,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探索西方文明与传统儒家思想体系的异同,且不断从中寻求可以改变现状的新方向,在这一过程中引起人们社会态度的变化,加深了社会大众对帝国主义和清政府本质的认识,进而对社会也产生了新的情感,僵化闭塞的社会心理模式在戊戌时期得以打破并推动社会下一步的变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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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变迁录(第二卷上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6]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4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作者单位:北京服装学院
原文出处:刘玉琪.戊戌变法与北京地区社会生活[J].兰台世界,2019(11):11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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